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1篇

一、批判意识: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重要启示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进入后工业社会并在学术思想界萌发和孕育了解构主义的西方,到了八、九十年代又表现出对解构理论的厌倦和拒斥,解构理论的强胜之势开始减退。希利斯•米勒曾具体描述解构文论的这种衰退的状态:自从1979年以来,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的“景观”的修辞阅读方法,不仅没有以系统的严密性开展起来,而且“已经从对‘阅读’的兴趣迁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hermeneu-ticinterpretation)中(即注重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自我等被认为是外在于语言的事物的关系)。

通过其中的一种兴趣的转移(或许是费解的、无疑‘过于确定的’),大大地增强了象拉康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科主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号召力”。①在米勒看来,文学研究与历史、社会与自我等是大有关系的,因为语言的性质会影响到“历史的有形性”,以及我们如何去理解某一种文本是什么?它说了些什么?它又能做什么?显然,类似于米勒这样的当代西方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所作出的反映是走出文学文本的自足封闭,重新建立它与外界即自身得以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他们抵制了解构主义语言观对于文学的意义中心的拆除,而将目光投向文学文本的文化母体,去寻求由此生成的意义结构。正如马萨•努斯鲍姆所指出的:德里达以及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解决文学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学讲述了我们,讲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和情感,讲述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以及一切与我们有关的整体性”。作者认为文学理论需要用伦理观去阐明“文学作品所赋予我们的生活感是什么”,并且应就文本所包含的,但未曾得到探求的价值观提出有关的伦理问题”。①还有学者指出了文学理论在历史写作中所起的那种广泛的作用,用海登•怀特的话说就是“现代文学理论必然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历史意识的理论、历史话语的理论、历史写作的理论”。②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文学理论与人类思想究竟有什么关系,文学理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建构产生相互影响,将成为标志着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转变方向的重要问题。文学理论的目标将指向某种文化的要求、需要和必然性的揭示,以及某种文化的缺陷的诊断。西方学者的突破文学本体论的封闭体系,进而抵制解构文论的消解意义,从而使文学理论沉入时代的深处,在涉及哲学、历史、伦理等的整体观照的人文视域内,去思考文学的地位、命运、前途,同时,又以文学的独特视角观照文化的整体生存,在文化批评中建立起基本的审美尺度。而这一切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文化批评当中注入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以人文理性的思考和观察,去发现和针砭后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表达对社会的完善发展以及人性向善的渴望,更是西方当代人文学者的共同精神导向。而这种文化批判意识也同样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兴起产生了精神的引导作用。在西方,文化批判是与现代市民社会的诞生相关联的,是随着西方文化在现代以来的深刻变革而出现的。文化批判作为一种生存知识体现着人类对历史的感觉模式的改变。在现代以前,历史给予人们以确定的信念和经验的规范,新生的事物总是拥有着永久的合理性的,而旧事物又总是必然地被颠覆。然而,这二者之间的悖论在现代的辩证逻辑当中被揭穿,人们发现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不是永久性的,所谓传统和现代的划分也都是不确定和相对而言的。在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走马灯”似的更迭交替中,人们赖以了解世界的信念和经验规范动摇了,于是开始面对现代的问题,去寻找隐含其中的永久恒定的人类本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创生机制,通过理解文化去理解变化的自身和变化的世界,文化批判便应运而生了。同时,市民社会的诞生也为文化批判的兴起提供了历史语境,它使人类文化第一次获得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的可能,使人的生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获得了愈来愈大的自由度,与此相伴生的文化机构和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更为文化批判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实现孕育了人类的自由精神,而文化批判则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文化拥有了权利和金钱之外的批判性意味,成为现代社会的自我调试和纠正机制的反映,由此产生的文化批判也就具有了人类对自我的立足点和可变性的审视性质。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文化批判实质上是反思和探寻:反思我们经验的前提与条件,探寻新的可能性。文化批判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批判。……文化批判的悖论和困境在于:它不能超越自身的文化———历史语境,又必须批判产生它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要求它不仅要批判对象,而且也要时时审视自己的立足点,承认它的局限性,允许它的可变性。”因此,“文化批判也是一个建设性的事业。它在反思和批判现有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及其前提的同时,也在扩大我们经验与理解的领域;在重新解释我们熟悉的一切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它也在不断重塑自己。”③产生于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批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与之相暗合,它面对世事人生的现实针对性,它面对商品经济张扬人文理性的本土批评话语,无不是在与现实的龈龋中展开和实现的,它对于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审视和批判也都在拿文学“说事儿”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所区别与中国现代的反传统文化批评的一大突出特征,也正在于它的当下性和身处其境的自我批判性质。它不再是站在传统文化之外的怀疑否定和意见表达,而是一个身临充满变化同时充满可能性的文化世界中的批评者对于自身立足点的审视和对于未来发展的探寻。正由于此,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才拥有了在“破”中“立”的观念和方法的重建意义。西方的文化批判不仅为西方本世纪的文化批评实践,而且也为中国的文化批评生成提供了思想依据和方法论借鉴。

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的直接理论参照,是本世纪中期,以马尔库斯、阿尔都赛、阿道尔诺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以及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学派的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着重批评了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本质,及其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复制造成的“艺术的蜕化”,以及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对于其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替代。而英国文化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美学价值的商业文化,指出了它对于艺术的独创性和想象力的消解,和对接受者审美能力的破坏。在西方五、六十年代的大众文化讨论中,就有人提出,西方社会正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苏联的即外部的,二是大众文化即内部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忧虑关切和尖锐的批评,必然引起九十年代那些面对大众文化现实,而坚持美学和文明立场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他们发现:大众文化“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起码的批判尺度,丧失了人们为寻求一个更本真、和谐、自由的世界而努力的超越性力量”;“现代社会商品的中心地位和人的边缘化剥夺了世界的全部诗性”。①更有人认为:“走向消费的当代审美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精神”,“人文品格的丧失不仅仅是政治信念的丧失,而是整个价值世界的迷乱和精神支柱的崩溃,是人本身的崩溃”。②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而捍卫人类的诗意生存及审美精神的共同立场,使九十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萌生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相通的文化批判意识。他们开始自觉以历史的参与者、反思者、批判者的身份,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寻找一种批判的尺度,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尺度。一种文化批判立场由此诞生了。当然,中西方大众文化得以孕生的背景的差异,使得二者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内涵,因而,中国批评家对于西方话语的挪移也出现了“误读”和偏差。而这一点,已在九十年代文化批判的理论生长中逐渐得到中国理论家的察觉和清理。

二、文化批评的生成机制

文化批评的建立是以文学自身的文化本质为前提的。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无论从其出发点还是从其活动方式上看,都是与人类整体的文化创造同质和同构的。文学创造活动作为人显示自我本质,并使其生命形式不断对象化的过程,正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内在本质的最充分和直观的体现。这种文学与文化本质上的同构,决定了文学艺术既构成了一种人类文化的显现形式,成为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定文化世界的意义载体和形式标记;又内在地规定了文学艺术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的位置,作为大文化系统的一个环节而与这个系统中其它文化因素构成复杂和多向的联系。在无可避免地接受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文化氛围及各种文化因素影响的同时,文学作为独特的精神文化活动形式,以独特的深层文化呈现作用于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建立人们在一定文化时空中的精神坐标。可见,文学的文化本质为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的生成提供了对象前提。对解构文论所消解掉的“人”的回复,是九十年代文化批评的哲学出发点。它显示了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生成的内在逻辑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地说,文学批评以人、以批评家对人的生活和人的本质内涵的理解为自己的出发点,是由文学创作以人为出发点所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作为出发点的人,又始终是主体,他并不被动地接受自己所面对的一切,而是在历史可能提供的条件下进行自觉自由地创造。正是这种“自觉自由的活动”使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与此同时,也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将人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懂得如何运用“内在的固有的尺度”进行创造从而使自己得以对象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而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也正是“按照美的规律”所从事的创造活动,它使人的尺度对象化并体现出人的本质内容。确切地讲,文学活动正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将自身审美对象化的创造活动,它以人为出发点,因而包含了丰富的人的内容。所以,文学批评也只有以人为出发点,才能有效地阐释文学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然而,人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在人类不断对象化的文化创造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人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的世界,也在文化的世界的创造中将自身塑造成为文化的人。人与文化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使人们对人的理解包含了对文化的理解,而对文化的理解也必然通过对人类本性及其创生机制的理解来实现。因此文学批评的人的出发点重建,为九十年代文化批评的形成提供了内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前提。

三、文化批评的特征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为文学本体论之封闭性的超越,文学的文化批评以文化作为参照系,使文学批评获得了一个多角度的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它全方位地透视文学现象,由此产生了与其文化哲学相一致的整体、全面、系统的方法论倾向。文化作为一个多维多向的有机整体,也将文学的文化批评纳入到包含着社会、政治、语言、心理诸变量相互联系、相互生成的系统背景中,拥有了超越具体批评方法的纵深感和广博感。周宪的《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①打破了文本批评的单一性视角,以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将文学批评纳入到一种关于人的文化哲学的思考当中。他关注文学本文的语言哲学、历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诸方面的文化意义,由各层面意义的相互关联和独特组合构成一个活生生的功能齐全的理论整体,从中获得了一种全方位透视文学现象的观察视界,展示出一种具有哲学涵概性的整体观、系统观。这种综合、多维的文化审视早在1990年出版的徐岱的《艺术文化论———对人类艺术获得的多维审视》②中便得到了初步的表现。作者分别将文学艺术放置于宗教、科学、符号、心理学和道德伦理的关系当中,揭示出文学艺术作品表层的封闭自足之下隐藏的深层内容上的开放性,并指出当代批评走向综合以及价值判断与发掘的总体趋势。超越单一方法的综合性文学批评观,必然将一种价值评判及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引入批评思维。文化视界得以建立的同时,便获得了一种怀疑性、反观性的批判态度。而理性的批判精神的确立,正是文学批评获得自己的超越性和独立品格的必要条件。在这里,理性已不再是古典传统意义上的连接思维与知性的能力,而是一种开导性、批判性原则。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不断以理性批判精神寻求自我超越的过程,也就是运用理性观照不断对自身命运、生存方式和状态实施自我解剖,并由此获得自我解放的历程。而人类文化的真正价值就存在于这种对自身的不断的批判性超越当中,存在于人类不断对自己现时的历史语境、既定价值和经验前提的清理和质疑中。它不是站在历史之外、超越它所批判的文化之上的判断和批评,而是对于自身的文化立足点的反思,是对自身所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条件的批判。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九十年代的文化批判具有了不同于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文化批判的特点。

孟繁华的《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③,敏锐地抓住了九十年代的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心态和心境的“猝不及防”的“裂变”,并以批评贾平凹的《废都》为由头,去表述自己的发现。他指出:“与八十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这就是历史发展渐进与断裂造成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和话语方式。进入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他认为“市场经济从发生那一天起,就预示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必然面临的窘迫”。在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中,“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于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情绪浓云般地笼罩在这个群体的心头”。而《废都》所传达的正是当今人文知识分子无法获得自我确证的悲凉感和文化失败感,“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只有随波逐流于世俗生活之中。在这里,文化批评对于自身的文化立足点的审视与剖析得以比较充分的展示。文化批评本身赖以孕育和生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市场文化中知识分子精神空间的陷落,正是文化批评所力图深入检点的批判对象;而由此派生的文化转机的可能性,也正是文化批评努力探寻的文化重构的新的生长点。在这里,文学作品的文本只是被拿来“说事儿”,充塞于批评者思维空间的是对中国前途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深蒂固的关心,以及对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形式、结构及其前提的反思和批判。文化批评在此逐渐超离文学文本,演化成为对时代转型这一文化文本的批判性思考。这种文化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的文化学审视,不如说是批评家对于当下中国人生存状态、价值规范的文化批判。童庆炳在一次学术沙龙上,给这种文学批评现象冠之以“大文学理论”的称号,指出: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如人文精神问题、终极关怀问题、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等等,已远远超出一般文学理论的范围,是人文知识分子全方位地把握当代文化现实的理论企图,这种企图又多多少少与文艺理论问题相关,因此可称之为“大文艺理论”。这种“大文艺理论”,使文学批评避免了文学本体论批评的单一封闭,从而使其文化视野得以扩展,文化洞察力得到恢复。同时这种“大文学理论”还必然体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指向性,也就是说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还必然生长出一种超前性态势,使自己在对特定的文化时空的剖析、怀疑和否定的同时,也对自己既成的历史文化视野和立足点提出质疑,从而使既定的文化规范和原则受到挑战,导致新的文化视野和原则规范的重建。

四、文化批评之局限性揭示

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化批评在发现和针砭时下重大文化事件,以文学为由头去说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语言学之“事儿”的时候,已在不经意之间丧失了文学批评的诗化品格,在一种类似于“文化考证”的分析和阐释中,文学的本色和个性被消蚀,文学性的审美判断被忽略。与此同时,在批评家对于文学的文化哲学探讨中,文学又一次沦为可怜的工具,又一次承担起文学所不堪承担的文化文本的重负。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批评的挤压,不仅使文学的“文学性”被它的“文化性”吞食殆尽,而且造成了文学的文化能量的严重“透支”,文学中的文化汁液被榨干,只剩下一副单薄干瘪的躯壳。通过文化批评去建立人类精神的诗性维度的初衷,不知什么时候被事与愿违地背叛和瓦解掉了。于是,有人发出了“救救文学批评”的呼声,指出:“我们的文学批评正变异为一种文化批评,心甘情愿地磨蚀着自己的个性。……曾一度指责文学偏离自身,试图帮助文学回归自身的文学批评,在今天自己也开始偏离了自己的航程。如果说,文学当年对自身的偏离是出于无意和被迫,那么,今天文学批评对自身的此种行为则实属自觉和主动,倘若我们袖手旁观,任由这种向度蔓延下去,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将会亲眼目睹到文学批评的消亡。”①这种文化批评的泛化对于文学批评的压抑和损害,提示批评家应该考虑:如何走出文化研究的大而无当,以文学的视角去观照文化的整体生存;应该在文化批评当中重建一种诗性的审美尺度,寻求文化性与诗性之间的和谐统一,形成一个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及融合的过程,将文艺作品视为文化的审美凝结,视为人类生存的诗意空间的开启,从而使文学批评摆脱文化哲学的观念思辨模式,恢复其文学性读解的审美精神和诗性维度。还有的学者检讨了大众文化批判的经验前提。陶东风的《文化批判的批判》②,对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之文化视野和立足点,作了进一步的审视和检点。他在肯定文化批判强烈的现实参与性和对当下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的敏锐批判的同时,又对文化批判者的批判立场和批判规范进行了清理和剖析。在他看来,九十年代大多数文化批判都是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赛义德等的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把矛头指向了大众文化与西方第一世界文化,因此,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批判对象的误置。陶东风在此对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批判的经验前提进行了审视。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在世俗理性和科学精神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解神圣化”的使命,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文化中的绝对主流,并与统治意识形态结合而发展为高度商业化的“文化工业”之后出现的,它所针对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而在中国,世俗化的大众文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解神圣化”的使命,中国社会正处在政治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世俗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还具有着正面的历史意义。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2篇

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女权批评可谓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文学批评思想，而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末，且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众多人的关注，故而笔者以这两个文学批评思想来探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英美作品中的运用。

(一)女权批评理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批评内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连批评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不管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多么的波诡云谲都不能忽视女权主义，因为其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影响最为广泛，活力最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始而开始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将西方的妇女运动分为“自由女权主义”“差异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平等与差异”这样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女权主义的兴起，是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左金梅认为，作为妇女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权主义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抨击男性的性别歧视，揭示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为女权辩护》，1792);将女性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分析其文学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作品(《女性奥秘》，1963);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想碰撞———“后现代女权主义流派(《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就文学领域来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有社会女权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以及后女性主义。可以说女权主义覆盖了西方文学作品的每一个领域。

(二)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理论产生的时间相对于女权主义来说较晚，其出现于20世纪20～60年代，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在20世纪末成为了一套极为系统的理论，不下于任何一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相对于其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内容有着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从“以人为中心”变成了“以自然为中心”，其主要是为了唤醒人的生态意识与保护环境意识，打破了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传统。“生态批评”理论脱胎于“生态伦理”思想，其主要的精神食粮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生态批评”理论以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各种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各种文学文本，以此来探索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种发展过程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得出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的生态系统，以此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生态批评”理论出现的时间较晚，但是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生态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比如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了有格罗费尔蒂与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的里程碑》，1999年洛兰•安德森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这些著作都推进了“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

二、女权批评理论与生态批评理论在英美作品中的运用

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主要是利用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或者文本之中，找出其与文学理论的相应因素，并以此为视野，对文本进行解读。

(一)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视野下的《简•爱》《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著名作品，她因为童年与少年时代在约克郡荒原的生活，所以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生命力，并且将这生命力赋予了她笔下的人物，因而其人物也具有鲜明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成为了他们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理原动力，体现出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因素。《简•爱》之所以具有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其开启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一个新的女性类型，在西方小说史，尤其是英国小说史中，出现过美貌、忠贞、温顺为特征的“淑女”形象，也出现过“倾国倾城”却又淫荡的“娼妇”形象，还出现过“悍妇”和“女巫”这样冷血的形象，可是在这之前却没有出现过简•爱这样追求自我的形象，因而《简•爱》成为典型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简•爱这个形象，具有典型的女权主义因素:

(1)在生活上追求平衡，比如简•爱被里德舅妈关在一个空房子里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受到的虐待，发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喊:“约翰粗暴地打了我，却没有人责备他。而我，为了叫他以后不再干出这么荒唐的暴行，却受到了众多人的责难。”

(2)简•爱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她的情感世界丰富，始终坚持独立，把女性的人格尊严看得高于一切，鄙视金钱、门第、美貌，她所要求的爱情，在于男女彼此真正地相爱，这就是她对于罗切斯特的爱，他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

(3)在经济上独立，这也是当代女性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简•爱从小在里德舅妈家长大，受尽了歧视与虐待，因而她毕业之后，就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做起了家庭教师的职务。

(4)宗教上的反叛。简•爱在西方小说史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她是一个没有经过基督教化的人物，因而没有宗教上的皈依，表现出来的是反叛，比如她为了自己争论，坚决地回击里德表兄与里德舅妈的虐待，她身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与基督教相悖的，比如当劳埃德先生问她是否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换取自由的时候，她毅然地拒绝了，因为她不愿意成为穷人，她当然也不知道，在基督教中，穷人是受人尊敬的。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简•爱》中，可以说是女权主义小说的先河。

(二)生态批评理论视野下的《老人与海》《老人与海》是海明威53岁时创作的作品，它体现出了现代文明给人造成的异化现象，表现出了作者面对两次战争之后，对于人生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思考，他看到了他所经历的人对自然造成的危害，于是决心回归自然，以此来抗争战争的创伤、异化、虚无和绝望。海明威是一名热爱大自然的作家，他的笔下一直表现出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他花了大量的笔墨对大自然的壮丽与美景进行了描绘，如《最后一片净土》中的原始森林，《永别了，武器》中的蒙特尔山林，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以及非洲的青山，《丧钟为谁而鸣》中的青山，《老人与海》中的大海，等等。生态批评理论认为，文学自然观的价值论，是在人们对自然的审美感观中所形成的，它表现于对山水树木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作为审美认识，和道德价值、情感价值、理念价值融于一体。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将这种价值展露无遗，“陆地上空的云块像山冈一般耸立着，海岸上剩下一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灰青色的小山。海水呈深蓝色……它那胶质般的浮囊呈紫色，具有一定的外形，闪现出彩虹般的颜色”，这样美不胜收的景色，其实是老人的心情，也是海明威对自然的热爱，老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过着极为古朴而恬淡的生活。生态批评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生态和谐，而这也表现在《老人与海》之中，在这里，自然环境表现得极为和谐，各自都为自己的生命表现出强大的拼搏状态，展现了自然的力量之美，比如早上来临的时候，老人所听到的飞鸟出水的颤抖之声，军舰上的鸟在空中飞翔、盘旋，俯冲或者从水里跃出，还有大气泡的水母拖着长长的触须在水里游动等，这一切都表现出了大自然的力量之美与和谐之美。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3篇

在人文社科领域，“批评”显然不是取其字面的普通意义，在“吹毛求疵”，而是有着相对比较严格的定义。这种定义的规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批评”术语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形式范畴化”与“意义范畴化”。顺其也就有了“文学批评”，甚至更为细化的分支，“文学修辞批评”。不仅如此，语言学、艺术学等都有相关的“批评”研究，如“批评语言学”等。依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马丁教授的观点，“批评”是种评价(appraisal)。又可称之为“三特”理论，即在特定的视角下，针对特定的对象，依据特定的标准进行评价。特定的视角有诸多选择，如逻辑、美学、文化、伦理等，非一言可以概之;当论及人文领域的“标准”话题，首先它是种规约，这种规约本身又形成于约定俗成，如基于某社团的历史或文化等，因此，本质上的人文“标准”又是相对的。特定的对象，可为人，可为事，也可为媒介。若以文学域为例，可以为作者，也可为读者，更可以只针对作者生产的文本。因此，概述之，文学修辞批评是以修辞为视角而进行的文学批评。类似的观点，高万云(2007)、泓峻(2004)皆撰文阐释过。文章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效果，需通过“语言”媒介生产，以文本研读为基础，最后升格为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这在文学修辞批评中应作以重点强调。若对文学作品批评只是泛泛而谈，则失去其应有之意，甚至丢掉宝贵的学术品质。

二、文学修辞批评近当代史的纵观特征

若以微观与宏观的两极化来定义，宏观或广义上的文学批评，个体在文学作品阅读过程，或阅读行为终结后，由阅读的文本而触发的评价，包括感想、判断等，都可视为文学批评。若从微观或狭义上而言，文学作品的评价则要力求客观与精确。这种学术活动，既可以针对某一具体文本，也可为一系列，即与某既定文本有“互文性”的文本。这时，文学理论或观念的选择支撑就变得举足轻重，关键字眼落在了“学术性”。批评理论的选择也就是批评视角与批评手法的选择。论及批评手法，西方近当代文学承受过比较流行的，当属社会批评、意识形态及文化批评。从宏观切入，从宏观着眼，从宏观入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操作，是这些手法的共有之处。坦诚地讲，宏观视野下的文学作品审视，有其过人之处，即透过现象，直取本质，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可以直接由感性而上升为理性。这种审读，留下的，是对原文本折射出来的哲理、现实最佳的评价。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宏观文学批评对原文本内容的脱离，及对原文本渗透出的美学意蕴的漠视，也是其短视之处。美学是个体阅读过程中情感触发的火线，而美学的接收，又离不开语言技术手段及语篇结构的分析，只有以此为保障，文学文本或文学语篇，其概念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等语言表达效果的生成机制，方能为作为读者的个体所捕捉。可以断言的是，文学修辞批评既注重了文本表达的意义与效果，即作为产品的文本效应，也揭示了这种效果与意义生产的过程或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文学修辞批评可视为一种微观近距离下的文学批评。论述至此，有必要对这种文学批评手法的必要性做进一步的阐释。杰姆逊，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倡导者，曾经直言，个体对既定文本的接受，有层次之分。即描述层、分析层和价值判断层。所谓描述层，是指文本以语言为媒介，带给阅读者的经验认知，甚至身临其境般体验作者生产文本时，字里行间的某种快感。分析层面，则意图打开文本构造的神秘，包括了文本生产的理论支撑与手法。这个过程，逻辑思维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最后一层，也是文本分析最为高级的一层，当属对阅读文本的价值评判。如一般意义上的划分，保守抑或激进，有意义与否等。文章认为，修辞批评应属于第二层面，即杰姆逊理论中的“分析层”，也是意识形态、社会批评等第三层面价值评判的根基。这就是文学修辞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不可或缺，也是避免与其他手法冲突的过人之处。可以这样推理，语言解读衍生文本解读，并催生社会及文化解读，程度可谓逐级攀升。确认这个过程，会让文学修辞批评的结论言之凿凿，从而使学术性的文学批评客观性、说服性得以保证。反之，缺乏具体文本分析的文学批评，其主观性可见一斑，更难免落入“形而上”的思辨窠臼之中，或许也可能意味隽永，但总有一种漫无边际之感。

文学批评的最低标准，或通俗地称为合格的前提，在周国平(1999)看来，可从下列几处入手。其一，批评者阐释与评判的动机，首先缘于自身对待评价文本的兴趣。这种愿望是激发的，而非完全自发的，即待评价的文本本身是外界刺激物，是施为者，令批评者产生了进行评判的冲动。这种冲动的迫切，不是出于对某种文学理论的应用。换言之，批评者无可厚非地首先是某个文本的消费者。其二，批评者自身的能力定向。他并非一名普通读者，而应是巴赫金笔下的高级阐释者，具有文学或艺术上的内在修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鉴赏力与判断力。在描述其评判之际，对文本要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与见解，知道自身的评判要把“钢”应用到哪块“刃”上。这个过程，当然要有学术性理论的支撑。概括地讲，周先生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批评家需具备的两大基本素质，首先要为待评价的文本所吸引，并对其有热情感。其二，批评者本身需有审美感、鉴赏力。若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可以想象的是，一个不喜欢阅读文本的“批评者”以何资格去评判文本?文本不仅是评判对象，也是依据，或是批评阐释的发端。道理虽浅显，却又易于忽视。

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时间点，基于这样的考虑，西方文学修辞批评出现了几点显著的特征。其一，批评家理论试验意图明显，即凭借国外某种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理论来评判文学作品。在文中分析阐释的，不是原作者创作的描述，也不是作者自身主观性的思想追求，而是在马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叙事及语言问题，是典型的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作者中心论”。其二，文学修辞批评的视角愈加开拓，方向也更加细化明晰。传统文学修辞批评一直囿于语篇结构、语言特色等分析，但在80年代中期及以后，文本性的修辞评判，以一种新鲜的血液，融入到此行列中来。叙事分析这一修辞视角，是这一先锋代表。变化的对比性在于，新颖的叙事分析不仅出现在新潮的文学创作中，即使采用传统叙事手法的文学文本，也在运用这一先锋理论。

三、文学修辞批评的价值与趋向

先审美，再阐释修辞意义，这种基于修辞学原理的认知过程，常被视为修辞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界比较一致的声音是，文本接受是对作品的逆向还原。但正如谭学纯(2000)教授所言，接受又有程度区分，不仅有等值接受，还有减值、增值和改值接受。因此，事情远未有想当然之简单。正如一款产品，如果只是上市，但却永无消费，与废物无异，产生不了任何价值。因此，文章认为，文学文本的真正创作终点，应以文学批评者的创造性接受为标志。文学文本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应当有某种“预先契约”，即作者生产时会有预设的读者群，而批评者进行文本解读时，又尽可能吻合贴近作者原创主旨，这种“主体间性”就是一种隐性的“契约”约束。修辞，作为一种创作与批评的手法，在这份隐性“契约”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唯有如此，文本才会产生其应有的效果与意义，否则，借助语言媒介的交流，就形同虚设。具体而言，文学文本的修辞解读就是力求文本意义的各种可能，包括了文学文本的实指与虚指、单指与复指、他指与自指等。因此，文学修辞批评的理论或应用价值其中之一，文章认为，应是对修辞本性的哲学反思，将修辞视为话语实践，对真理的认知和体现，更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及文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问题。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4篇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其一，文学史串讲;其二，作者及其创作介绍;其三，作品的阅读体验;其四，运用文学批评方法解读作品。这种传统的程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忽视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直接得到的是“鱼”，而非“渔”，致使作家用灵魂和生命书写的经典作品成为一堆需要死记硬背的基本常识、一串符码、一项智力游戏，文学的趣味和其传递的生命观、自然观、社会价值荡然无存。略萨说:“文学是一个人、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搭建了桥梁，拉近了同其他文化、思想、宗教的距离，我认为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职能之一。一个现代、民主、公正、自由的社会，文学是完全必要的。”由此看来，不是文学无用，而是教的人和学的人需要重新审视文学这门崇高的学科，重新将文学拉回现实轨道，正视社会问题。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自古以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人并非自以为是的主宰者，而是依赖自然而存在并循环往复的。敬畏与禁忌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唯一态度。然而，从笛卡尔时代开始，人类确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之后，便将自然物质化为可以征服并加以利用的对象。于是，人类开始高举理性的大旗，驾驭科技的战车对自然进行无尽蹂躏与索取，企图创造人超越自然的神话。终于，我们的大自然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扩展，淡水资源匮乏，物种加速灭绝……人类行为正在使自身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加速走向灭亡。而于20世纪末渐成显学的生态批评，则试图对处于自杀困境中的人类进行重新探索，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闭樊篱，为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路径和可能性。

王诺认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一种和谐的、整体的、多样化、互蕴共生的关系，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定位自己的一种方法论。生态批评作为理论是新兴的，但是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和生态联系在一起的。从神话时代到宗法时代，再到现代时期，人类在世界整体结构中的角色始终是贯穿文学的一个主题。在神话时代，人是渺小的，只不过是宇宙世界最微小的造物而已。而每个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是以神为本，讲述作为自然象征的神的故事，人对于自然世界不可窥知，不可操纵，只有顶礼膜拜。这个时期的文学样式如祈祷词、颂歌，甚至诗歌和戏剧等都讲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在宗法时代，自然只不过化身为圣人、上帝、耶稣甚至真主等，而人与这种最高秩序之间依然延续下与上的关系。即使人类社会过渡到了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现代社会，浪漫主义田园精神依然成为人类的理想家园。在我国有“采菊东篱下”的情怀，在英美有梭罗和华兹华斯对朴素田园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用文学的思想武器来重塑人们的自然观是非常可行，而且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却又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们或许无暇顾及那些与生活相去甚远的诸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但却不得不正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问题已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迫切问题。生态文学可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现状，重新发现自然的崇高与瑰丽，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观念，从而实现人类的长远发展。作为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和引导作用的教师，应该将生态理念贯穿教学的始终。首先，教师要在介绍文学课程的过程中将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学作品的生态内涵灌输给学生，并简要介绍关于这门崭新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如“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文本”“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等概念;其次，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了解生态批评新动态，熟读生态文本，在教学过程中，旁征博引，理论与文本结合，有目的性地培养学生的“绿色”思维。再次，为了使文学适应社会，加之文学课时量的削减，教师可以对传统的内容，如作者简介、小说要素分析、文学理论少讲或省略不讲，而应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生态文本，引导学生品味鉴赏，仔细琢磨，用心感悟，从而启发其智性，陶冶其情操。

二、生态文本的挖掘与重读

1．英美文学作品的重读当前，英美文学课程普遍面临课时削减、内容压缩的现状，而文学课程的性质决定其必须进行外延的扩展。笔者所任教学校英美文学课每周2课时，且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各开设1学期，实际授课中只能挑选其中一部分作品进行讲解，对于其余作品都要求学校以观看电影或课外阅读的方式进行。比如笔者在讲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时，引导学生重点欣赏总纲里的环境描写:“春雨给大地带来了喜悦，送走了土壤干裂的三月，……美丽的自然撩拨万物的心弦，多情的鸟儿歌唱爱情的欣欢。”自然催生万物复苏(包括人)，而万物相互依存，和谐欢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可见，乔叟是一位具有自觉生态整体观的诗人。莎士比亚作品繁多，思想深刻，但一般只重点讲授《哈姆雷特》，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主人公的“独白”是重中之重，以此认识人文主义者宣扬的虚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视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幻象最终只能导致报复和悲剧。弥尔顿《失乐园》中对地狱丑陋不堪、悲苦绝望的描述难道不是人类失去家园后的预言吗?人类岂不是真正需要敬畏上帝、敬畏自然吗?而鲁滨逊的经历却又一次让我们目睹了人类如何占有土地，挖掘自然，利用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神话。及至最亲近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家，“自然崇拜”被“视觉化和原型化”了，读者通过阅读欣赏以自然为主题和意象的诗作，可以真正体悟自然作为人类向导和保姆的功能，体验自然的瑰丽与伟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续被工业文明割断的本真的关系。从奥斯汀以后的文学主要以小说为主，无论是《傲慢与偏见》还是《简爱》，虽然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审美，但依然可以凸显自然之美对故事发展的重要性。现代主义作家基本都具有反现代文明倾向，劳伦斯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自然之子，只有在和自然的交融中人才能流露出其本真完美的状态，而工业文明束缚下的人都是畸形扭曲的。美国文学虽然只有400年历史，却因独特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浓郁的生态或反生态气息。在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笔下，生命与自然、自然与精神合二为一。

虽然两者审美取向不同，爱默生更倾向于借助自然表达思想，而梭罗却是将自然本身视为生活的本质，视为他的亲人和朋友，他的《瓦尔登湖》不单是为在物质文明中迷失方向的人指明道路，也传递着和谐的生态主义整体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只有在森林里、在河边才不需要清教主义的遮羞布，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而代表文明和科学的齐林沃斯却是虚伪、狂妄、灵魂的谋杀犯。《白鲸》和《老人与海》两部小说都可以作为反生态文学中的经典，并且交相呼应，尽管两部作品在最后都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做了毁灭性的预言，但其立场和主旨却基本是反生态的———人类都企图通过征服生养自己的自然的方式来彰显其价值和尊严(亚哈对白鲸的疯狂报复，圣地亚哥老人与马林鱼和鲨鱼的搏斗归根结底都是为弘扬“人”的价值，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企图主宰世界的妄想)。马克•吐温和维拉•凯瑟都映射了人与自然应该相融相契。《荒原》更是将现代文明的荒芜推到极致，人类面临的不单单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丧失，更是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艾略特为现代文明奉上一曲挽歌，更为生态破坏后无处依存的人类进行了预言。“文学和批评的功用绝不仅仅是局限在人类内部，它还可以通过人而作用于非人类，作用于整个世界。”文学就是要通过其语言魅力和思想内涵唤醒人类沉睡的灵魂，启迪人们的智慧，实现文学与社会接轨。

2．生态阅读的误区当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生态审美，对于一些生态或反生态思想突出的作品和作家似乎已经形成诸多的固定模式。比如，《圣经》是奠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根源，是具有反生态倾向的;莎士比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杰出代表;海明威用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虚妄与残暴;《瓦尔登湖》是一部最好的生态文本。这种定式思维固然可以启迪学生，但却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忽略了每一位作家和作品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生态视角的重审和重评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避免孤立化、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片面倾向。”作为课堂的引导者，教师必须以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作品的创作语境，另一方面要全面顾及作者思想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每一部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圣经》和古希腊神话被认为西方文明两大源头，渗透到每一部文学作品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圣经》在宣扬人类中心论的同时也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上帝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诺亚方舟、自然万物有灵论等等不都传递了人应善待彼此、善待土地、善待非人类生物的生态意识吗?古希腊罗马神话通过神和英雄的故事张扬了人的力量，也反映了原始氏族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哈姆雷特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代表的悲惨结局难道不是一个反讽吗?鲁滨逊凸显了人的理性与征服欲望，但鲁滨逊热爱自然，并未以毁灭自然为代价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经典文学作品蕴含丰富的思想，教师在进行生态解读时，不能一叶蔽目，忽视其本身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不能断章取义，将作品孤立化、简单化;更不能被定式思维束缚，片面地看待问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学批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伦理批评；伦理身份

《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唯一一部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也是一部关注黑人社会内部伦理的小说。小说以奶娃的寻根之旅为主导，描述了奶娃的伦理选择。不难看出，黑人文化同白人社会一样遵循着建立以父权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和家庭伦理。“伦理批评着重于分析人与人关系的演变……，反映文本中人与人伦理的演变过程。”[1]《所罗门之歌》围绕家庭关系中的三起事件展开，从文学伦理批评的视角看，叙事性质是伦理的。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聚焦《所罗门之歌》中的露丝与父亲孤寂而虚幻的父女情、奶娃与母亲露丝哀怨而羞愧的母子情以及奶娃与表妹令人窒息的情人关系，分析当事人的伦理混乱、道德困境以及伦理救赎。

一、露丝与父亲：虚幻孤寂中的道德困境

故事发生在北罗莱纳州的小镇上，黑人医生福斯特是位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士，妻子早逝，为了弥补女儿缺失的母爱，十分疼爱年纪尚幼的露丝，父女俩相依为命。他们的生活富有但是孤独，正是因为比其他黑人富有导致露丝没有朋友，因此，对父亲特别依恋，甚至到了16岁，还坚持每天晚上吻别父亲。直到25岁的黑人男青年梅肯·戴德出现。梅肯虽然地位低下，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一些积蓄。福斯特医生虽不情愿，还是把女儿嫁给他。然而，露丝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露丝生了两个女儿，每次都是由父亲福斯特医生接生，这在梅肯看来是叫人极其“恶心”的事情，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是对道德规范的背叛。不久，梅肯开始怀疑黑人医生父女感情是不正当的，渐渐疏远露丝。他曾这样描述岳父死时露丝的反应，“躺在他的身旁。赤裸裸像一条牲畜栏里的狗，在吻他……她把他的手指含在她的嘴里”[2]84。在家人乃至整个社区看来，露丝是一个与死去的父亲终生都保持暧昧关系的罪人，她成了丈夫眼中的污点，丈夫从不愿接触她，甚至仇视她、打她；儿子奶娃在父亲的影响下，把母亲想象成一个自私愚蠢而且有些“怪癖”的女人。倍受感情饥渴折磨的露丝，只能偶尔夜间外出，躺在黑人医生的坟墓前倾诉。丈夫梅肯通过编造、猜测和想象出了妻子与岳父的不正当关系，对妻子露丝施加暴力，有意制造露丝的痛苦，并因为黑人医生没有出资帮他实现发财梦而变本加厉。儿子奶娃的一段独白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层经济关系：“你捉到他们干那种事吗？没有。……如果他给了你那四个支票本让你随便花，……你就可以随便占有她了，对吗?”[2]88事实证明，露丝的伦理道德困境只不过是经济争夺的牺牲品。

二、母亲与奶娃：哀怨羞愧中的道德恐惧

在岳父死后，丈夫梅肯并没有抚慰妻子的伤痛，反而变本加厉仇视她，甚至不与她同床。20岁的露斯像个被抛弃的寡妇，孤独寂寞，需要感情的慰藉。这个时候，梅肯的妹妹彼拉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位神奇的姑妈，出生起就显示非同寻常的超能力，临产的母亲离世后，她依靠自己的力量爬离了母体，天生会使用神秘的巫术。她调制了一些催情的草药放在梅肯的食物里，导致露丝怀孕，生下奶娃。露丝以为儿子的出生会让她的丈夫重新爱她、靠近她。然而，梅肯并不喜欢这个孩子，甚至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强迫露丝打掉他，然而，并没有成功。露丝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一直到孩子6岁了还坚持喂奶。在僻静的房间里，享受着只有母子二人的幸福时光。有一次，因为一位仆人的偶然闯入，变得众人皆知，儿子因此得名“奶娃”。露丝每次听到这个名字就变得羞愧难当，浑身冒汗。露丝得不到丈夫梅肯的爱，在婚姻和家庭伦理关系中找不到归属感，她对奶娃略显畸形的亲昵行为里隐藏着对爱与性的渴望，然而更加剧了丈夫对她的蔑视和冷落。母亲露丝在给孩子喂奶的过程中享受到了身心的快感，然而“在她心中，她的儿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实体”[2]150。作为正常的女性，渴望被爱是基本的家庭人性伦理，然而丈夫梅肯对金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家人的爱，所以梅肯才是这一悲剧的始作俑者。

三、奶娃与表姐：窒息中的伦理困境

因为家庭的关系，尤其父亲对母亲的厌恶和鄙视，导致在奶娃的心中女性形象的扭曲。他不爱待在气氛压抑的家里，最爱去姑妈彼拉多家里。12岁的奶娃对姑妈的女儿哈加尔一见钟情，他想方设法讨好这位年长7岁的表姐。作为生理和心理较为成熟的女性，哈加尔将奶娃玩弄于股掌之间。弗洛伊德在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上，阐释了性别认同的过程是通过不断否认最初的爱欲对象，从而达到性别上的自我认同。可以认为表姐哈加尔是奶娃对于母亲的原始情欲替代，年仅12岁的奶娃对年长女性的情感依恋，与其说是肉体的需求不如说是寻找母亲的影子。奶娃与表姐哈加尔的关系持续了12年，当哈加尔想要进一步的关系时，奶娃渐渐感到厌烦，考虑如何脱身。奶娃与表姐哈加尔的爱恋关系帮助奶娃实现了社会性别认同，当哈加尔想要把这种情爱伦理转化为家庭伦理关系的时候，产生了伦理困境，奶娃提出分手。失去爱人的哈加尔日益疯狂，成了奶娃出走的导火索。四、奶娃出走：道德重建与伦理救赎《所罗门之歌》是一部关注黑人群体内部问题的小说，也是莫里森唯一一部以黑人男性成长为主题的作品。前半生的经历，导致奶娃道德和伦理身份的混乱。奶娃的南方之行，看似寻找父亲心中的“金子”，事实是奶娃的重生之旅，远离纷纷扰扰的家庭环境，来到祖先生活和奋斗的地方，获得了种族的归属感、自豪感，他从狭隘的自我中走了出来，心灵得到了净化，实现道德重建和伦理救赎。对他人对自己都抱着宽容、仁慈的心态，这种伦理救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与自然和解。奶娃的南方寻金之旅实际上是回归自然、回归黑人文化的旅程。由于受到父亲和白人文化的影响，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以及黑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正确认知，奶娃来到南方黑人聚居的地方，看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融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在森林中，奶娃融入到了大自然当中，倾听大地的声音，就像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他甚至变得不跛了。在非洲哲学中，大自然被认为是神灵与人的媒介，人可以在大自然中获得神的启示和力量。奶娃在南方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他感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协调起来，也获得了内心的和谐与宁静。其次，与自己和解。奶娃刚到南方时，养尊处优的模样和优越感激怒了当地年轻人，他们故意惹怒他，嘲笑他没有阳刚之气，于是发生了打架事件。这场打架可以说是象征着奶娃在与自己的旧的种族和道德伦理身份认同时进行的挣扎和摒弃。奶娃还认识了当地恐怖集团“七日集团”的吉他。吉他出生于贫困的黑人家庭，幼年时经历父亲惨死、母亲出走，他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为了复仇，他甚至杀死无辜的白人。他与奶娃一起去偷姑妈彼拉多的“金子”，没有成功，又因为怀疑奶娃独占了金子追杀他。吉他的出现也帮助奶娃进一步认清了自己，进一步认识到黑人民族的生存之道，他认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奶娃不断思考和反省，慢慢融入南方黑人的生活。最后，当甜姐为他洗去身上的血迹、污迹和灰尘时，他摆脱了过去的自己，获得了新生，与自己和解，实现了自身伦理道德身份的重构。最后，与母亲和姑妈和解。奶娃到达南方后经历了对抗、背叛与融合，逐渐认清了自己，实现了自我伦理道德的重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无能和冷漠无情。他认识到他的姑妈彼拉多给予他的关爱和力量，引导他回到南方，重回黑人传统和大自然的怀抱。认识到自己给身边的女性带来的伤害，无意中杀死自己的姑妈彼拉多，逼疯姑妈的女儿哈加尔，鄙视和遗弃母亲露丝。随着南方之行的深入，奶娃开始反省，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母亲和姑妈，奶娃认识到他从来没有给她们泡过一杯茶。奶娃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关爱他人，在内心深处与母亲和姑妈和解。他不再纠结于父亲口中的那袋“金子”，试着去承担作为黑人、作为亲人、作为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重建正常家庭伦理关系，实现伦理救赎。“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线同伦理结是紧密相连的，伦理线可以看成文学文本的纵向伦理结构，伦理结可以看成文学文本的横向伦理结构。”[3]《所罗门之歌》的主线是奶娃确定黑人伦理身份、获得伦理救赎的生命历程。小说中的三起家庭事件可以看作核心伦理结，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自始至终主导着奶娃的思想和行为。奶娃不断陷入伦理困境，也不断寻找出路，实现了道德的升华以及黑人伦理身份的重构。

【参考文献】

[1]修树新.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2]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舒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