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蛙范文第1篇

（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饥饿与恐惧历来就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只因伴随而来的沉痛、苦难以及现实的挣扎都是对生命的挽歌或者涅槃，《蛙》就是这样一部内容深厚的作品。作家莫言的小说《蛙》立足于我国计划生育的大环境，立足于高密东北乡的计划生育现实，立足于一村一乡的由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生命变迁。由底层叙事所衍生出的死亡阴影，由乡村记忆所牵出的动物恐惧，最终都回归于人类深重的自我解构之中，从而使主题得到升华。

关键词 ：《蛙》；饥饿；恐惧；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35-02

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平安村，莫言的生命旅程伴随着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计划生育等，经历了种种生死、饥饿、孤独、恐惧等生命体验。这些经历几乎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以及少年。在高密东北乡童年的种种遭遇和记忆也成为了他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蛙》就是莫言把自己的宝藏分享给每个读者的财富。

一、死亡阴影下的底层叙事

莫言的作品给人感触最深的是他用独特的历史观展现底层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用底层还原真实，借底层展现问题。莫言的创作之路与饥饿结下了不解之缘，若说恐惧是对精神的折磨，那么饥饿就是对肉体的直接残害。莫言作品之所以关注饥饿，和他童年时的现实记忆是分不开的。为了吃童年的莫言与姐姐抢地瓜干，同小伙伴将村里能吃的东西几乎都扫荡一光，甚至连树叶、树皮、树干都不放过。上小学时曾争抢着吃掉学校运来的煤球，以期摆脱强烈的饥饿感。当兵之后曾一次吃了八个馒头，让食堂管理员很是惊讶，但是莫言的肚子还有空，只是不好意思再吃了。

荣格曾说：“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1]饥饿留下的创伤形成莫言特殊的记忆与情结，这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甚至影响了莫言的一生。因此在《蛙》中莫言以狂欢色彩描写了孩子们对于煤块的贪婪：“我们不约而同地抽鼻子，因为我们嗅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仿佛是燃烧松香的味儿，又仿佛是烧烤土豆的味儿，我们的嗅觉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一堆亮晶晶的煤块上。”[2]7从这里可以看出煤块集松香与土豆的美味于一体，而松香和土豆也是当时莫言所能接触到的记忆最为深刻的美食：“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2]8一场盛大的饕餮“煤”宴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饥饿与死亡面前，尊严、理想与道德被遗弃甚至践踏。吃的狂欢化行为是人维护生命、确定自身存在的最好手段。正如《丰乳肥臀》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乔其莎，为了果腹，两个馒头就使她放下了高贵与尊严。

除饥饿描写之外，《蛙》将更多的笔墨集中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工作上。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实施的强制性与不可抗性，另一方面是“超生游击队”的顽固反抗与不合作。国家机器的强制性与传统“无后为大”的观念的冲突是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乡村固守宗法制传统，父权制观念深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令人们对于男性的代际传接充满无限期待。《蛙》中借母亲之口表达出这一观念：“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2]173生育在乡村被无限升华、神化，面对这种顽固的封建观念，基层公社采取了男扎女流的近乎暴力的手段，观念与国策的冲突就此展开，斗争、流血甚至牺牲在乡村构成了一幅幅悲壮的画面。可是生命自有它繁衍生息的自然规律，“生命的延续就如同流水，生生不息，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是无法遏制和动摇的。然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却试图想要和这种自然法则相对抗，这必然是无法实现的。”[3]32也因此，莫言在小说《后记》中写道：“他人有罪，我亦有罪。”[2]343忏悔与赎罪的意识被植入到历史与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巴金的《忏悔录》：“不是你主动犯过何种大罪，在历史的灾难面前不作为同样是一种罪恶。”

二、动物恐惧与乡村记忆

莫言对动物有着特殊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与其童年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心理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于生活，生活的创伤应该是这种恐惧的直接原因。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包含三部分：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记忆；青春期后经历的事件记忆；后期经历事件所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所谓的心理创伤就是由一些生活事件有关的天灾人祸所引发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特别是危及生命的事件可导致创伤心理的发生[4]。

莫言的《蛙》经常出现青蛙、癞蛤蟆、安装牛蛙等，它们时常作为一种意象存在。同时在《蛙》中还会经常用孩子“哇”的哭声、“娃”的称谓等与“蛙”的同音字作为主题的一种隐喻。《蛙》有着多重的隐喻，它是婴“娃”、是女“娲”，是高密东北乡的生育图腾。为什么要用“蛙”来命名并代表了书中主要写的“娃”？我们可以根据弗洛伊德对于心理创伤的理解追溯作者的心理动机。在莫言的回忆里饥饿恐慌与死亡的威胁充斥着整个童年，因此对饥饿的恐惧在莫言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种子。莫言也曾说：“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的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5]莫言对青蛙的恐惧，从侧面反映出其对于饥饿的恐惧。书中写道：“青蛙体内有寄生虫，吃青蛙的人会变成白痴……我们家族对吃青蛙的人非常反感。我相信我们家族的人宁愿饿死也不会吃青蛙。”[2]205段文字表明了青蛙在作为食物，作者对它的厌恶和恐惧，但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青蛙还是成了食物。对于青蛙的恐惧心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娃”的一种恐惧。姑姑曾说蛙声就像婴儿的啼哭声，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认为蛙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但是在计划生育后，蛙鸣对于姑姑来说变成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精灵发出的控诉。“姑姑说她跪在了地上，像一只巨大的青蛙，往前爬行……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它们波浪般的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她感觉到了它们坚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皮肤，它们似乎长着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着她的肌肤……千万只青蛙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大军，要对姑姑发起攻击。”[2]292作者通过姑姑完成了一次隐喻，将青蛙的恐惧与婴儿的恐惧内在地对接起来，这是一次深刻的忏悔。

姑姑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执行国家政策。而当下的代孕行为则充满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个体经济非法牟利行为。这种行为卑琐而丑陋，姑姑充满了痛苦，而在代孕中牟利的人则坦然无畏。“陈眉”作为代孕妈妈被迫与孩子分离以致精神失常，蝌蚪也常常陷入梦幻：“后来经常在我梦境中再现那种蛙池的景象。……水面上，雄蛙鼓动着洁白的囊泡发出牛叫般的求偶声……一摊摊透明的卵块，从雌蛙的生殖孔中排出……雌蛙每次能排出大约8000到10000粒卵子，这可比人类能干多了。”弗洛伊德曾在梦的解析中提到：“梦是具有意义，并且可以被解释的。梦是愿望的满足。”[6]可以说蝌蚪丧妻失子之痛在巨大的生育意象面前得到了精神抚慰。

三、对于恐惧的自我解构

从小说的整体来看，小说的叙事风格、塑造的氛围是严肃的，如果就这样结尾本无可厚非，但是莫言是不甘平庸的作家，他以后续的剧本形式作为结尾，使作品具有了不同的气质与深度。末尾的剧本既是恐惧心理的一种自我疗伤，一种心灵的一种救赎，同时也是对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体验与反思。它成功地解构了文本严肃的建构姿态。，完成了心灵创伤的精神弥合。

小说的主人公因执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而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最后形成了一种赎罪意识，这是一种自我疗伤的方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中童年的经验在成长后会进入无意识，并演化为人们异常行为的某种症候。症候被视为占据病人内心的“隐意识观念”，它的存在必须有某种精神历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不能引起意识，症候就是这种未完结的历程的代替物[7]。在小说《蛙》中，“姑姑”的形象在天使与魔鬼间不断转换，并渐渐开始害怕青蛙、蛙鸣，甚至会被青蛙吓得昏迷；“万跑”代孕事件迫使“陈眉”与孩子痛苦分离，由此产生对于青蛙、牛蛙的恐惧，多次梦到牛蛙养殖地，产生了心理学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恐惧心理在剧本中被以狂欢化的方式解构。补写“陈眉”与孩子分开后的精神状态及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作者对于代孕这件事的一种反思和内心谴责。弗洛伊德认为:“假如一个人丧失了一个依恋对象，或者被迫加以放弃，他往往就会借着使自己认同它，并再度于个人的自我内重建它，以补偿自己，于是对象选择遂因而退化至认同作用。”[8]第三幕阎官“包大人”审问代孕夺子事件，“陈眉”得以伸冤。这种类似弗洛伊德“移情作用”的暴露疗法，即是以暴露秘密矫正错误的关联和评价的方法。万跑与小狮子极力掩藏的真相是他们的一个心结，终于以这种方式得以解脱。

剧本的第四幕是“姑姑”对于自己曾经作为妇产科医生的经历的自我阐述。在“姑姑”的潜意识中，她就是送子娘娘，为一个个家庭带来了孩子的欢声笑语；但是她也是恶魔，夺走了无数未出生孩子的生命，双手沾满了鲜血，因此夜不能寐，无法生育。她隐去了计划生育作为国家政策的性质，将这一行为私人化。为了弥合这种罪恶心理，小说末尾作为丈夫的“郝大手”捏出2800个泥娃娃以悼念曾经消失的生命。“姑姑”为此曾想以上吊来了结自己的生命，被救下后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新生；“万跑”代孕来的婴儿和没有生育却分泌出乳汁的“小狮子”则成为了新生与希望的象征。

“万跑”、“小狮子”、“姑姑”这些坚决拥护计划生育政策积极分子，却也加入了非法生子的行列中，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隐喻。莫言本身经历过计划生育，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煎熬，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前途和第二个孩子之间只能二选其一，这个在心理埋下了恐惧的阴影。莫言在采访中曾说：“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我起码有两个孩子。独生子女的政策让我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二胎就要放弃自己在部队中的前程，回家种地……”他在这种阴影下将自己的经历以小说的形态真真假假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也是作者在亲身体验了这一政策后所留下的一种恐惧的心理，恐惧过后则是对生命的珍惜，正如《蛙》的扉页上题写的：“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在作者看来生存是一种幸运。

参考文献：

〔1〕[美]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北京：三联书店，1987.37.

〔2〕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李阳.“计划生育”叙事研究——以《蛙》为例[D].海口：海南大学，2014.

〔4〕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93.

〔5〕蒋泥.大师莫言[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220.

〔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899.51.

〔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200.

莫言作品蛙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爱丽丝・门罗 莫言

引言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标志“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除了重视女性主体意识之外，生态女性主义者深入研究女性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提升到精神价值的重要位置。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二元逻辑概念，倡导文化多元性，主张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也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超出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狭隘性，主张在这个社会中， 人类与非人类，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 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爱丽丝・门罗是加拿大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短篇小说家之一。她的文学作品以加拿大安大略的小镇为背景，以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为创作原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平凡女性的爱情，家庭生活以及内心世界。《逃离》是门罗的代表作，借此门罗于2013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逃离》同样描写了加拿大小镇上生活着的普通女性的内心活动与情感，主题还涉及大量自然元素，包括田园、山水、小动物。门罗将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的基础上，把男性和女性在私人、家庭上的关系视为平等， 把人类与自然视为平等。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其文学作品的背景是他的出生地山东省高密县。作品蕴含着浓浓的“乡恋”“乡愁”“乡怨”。这样的 “恋”“愁”“怨”紧紧围绕在他所塑造的真实的、 鲜活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中国农村妇女身上。莫言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蛙》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真实地描绘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境遇，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束缚中，广大农村女性甘心放弃自由，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然而小说女主人公“姑姑”却不甘心沦为男性的依附者， 苦苦挣扎追求主体身份， 肯定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小说寄托了对现代女性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

一、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相似点――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门罗与莫言的经典小说《逃离》和《蛙》。可见，平凡女性的一生就是在男权制社会中反抗男权制文化，回归自然直至融入自然的过程。门罗与莫言在赋予自然和女性以主体性的同时又抒发了对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蕴涵着浓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女性与自然同盟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孕育生命的这一独特生理特征使得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母性意识促使女性善待动物，关爱动物。 正如《逃离》中小母山羊弗洛拉象征了女主人公卡拉（Carla）。小时候的弗洛拉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长大了的弗洛拉宛如成熟而安静的。然而，有一天， 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万分痛苦。她回忆起少女时代。为了嫁克拉克为妻，她是那么坚决地逃离了母亲和继父的家。可如今的克拉克只是每天在家里摆弄电脑，要卡拉出面打点一切。即便这样，他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与卡拉争吵甚至冷战。卡拉的妥协、屈从没有换来丈夫的半点温情，她彻底绝望了。就在此时，小母山羊弗洛拉突然逃离了马棚。弗洛拉的逃离，使得卡拉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瞬间恢复了女性精神独立意识，她决定再次逃离，逃离不幸的婚姻生活。

小说《蛙》中处处见蛙， 蛙与女人们如影随形。莫言写道“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命运多舛的女主人公 “姑姑”人性转换的三次写照都与 “蛙”紧密相连：其一，“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年轻时的姑姑积极地与封建残余接生婆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她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无法忍受对生命的半点亵渎。她以“女娲造娃”的激情构建了自己的事业，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其二，“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遭到成千上万只青蛙的包围、袭击，被青蛙撕扯得赤身。”在姑姑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过程中 ，她选择了屈服于文明社会的主宰，牺牲了自己的道德观，牺牲了女性本体意识，万般无奈地演变成新生命的刽子手。其三，姑姑遭遇到青蛙袭击后，全身起了一层疱疹，痊愈后的“姑姑”嫁给了郝大手。她与郝大手合作捏了两千八百个有名有姓的泥娃娃。“姑姑”试图以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救赎。这表现出女性在心理上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女性倾向于从自然中汲取力量，获得勇气，恢复女性意识。

（二）反抗男权社会文化

《逃离》中的卡拉承受着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忙着擦地板，挖土豆，削土豆，洗衣服，熨烫，烘烤。她的付出非但没能让她拥有“功臣”般的自豪感，反而在生活中需要处处谨小慎微，即便如此仍然换不到丈夫的半点温情。于是，卡拉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选择了逃离。卡拉不再以男性价值观审视自我，不再服务于男性的利益，不再屈服于男性文明社会的主宰，不再为男人牺牲自己的生活，她努力地恢复着女性特有的经验、欲望和生活。她与邻居贾米森太太跳脱出遵循等级秩序，逃离出男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规矩和观念，表达出女性本我思想。卡拉作为女性与小镇上男性的观念不可避免发生冲突，也存在抵抗，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女性意识才不断成长、进步。作品中男性与女性摆脱了对抗为主的关系模式，共生共享，彰显了门罗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思考。

“蛙”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莫言借用《蛙》中蝌蚪母亲的话：“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巧妙地阐述出在男权统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完全由男性来定义，女性被边缘化和符号化仅仅成为男人的女儿、妻子、母亲。《蛙》中的女主人公姑姑却敢于掌控自己的命运，逃离出 “蛙”的宿命。无论在婚姻还是事业上， 她勇敢追求独立与自由，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最终获得了幸福。

二、爱丽丝・门罗与莫言文学的不同点――文化的生态根源

欧美国家的立国历史不是很久，文化积淀也没有亚洲古国那样深厚。因此欧美的生态女性文学作家们致力于观察与描绘现存的社会问题，分析研究社会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应如何相处。这种思想在门罗作品《逃离》的结局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卡拉搭上了开往新生活的大巴车后，心理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与克拉克难以割舍的情感，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迅速变化打破了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人的异化，人与人的疏远和难以沟通的诸多问题使卡拉浑身颤抖。 她突然不知所措。她想起了母亲说过的一句话 “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独立和自由不是女人追求的全部，如果没有爱情与亲情，无人思念，也不思念任何人，女人仍然是寂寞的、凄凉的、痛苦的。熙熙攘攘的街道只是围绕着她，推推拉拉的巴士只能承载着她，没有一处可以与她相亲相爱。卡拉下了车，在车站给克拉克打了电话。紧接着，小母山羊弗洛拉也回来了。她们的回归的确戏剧化了女性抗击文明社会道德准则之后，不得不根据现实生活重新选择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逃离的失败。 她们的逃离是女性与自然欲望的释放与生存意义的证明。卡拉的回归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 她的选择是一个社会命题，指引着时代的走向。在门罗看来，任何性别的差异性都应得到尊重，颠覆两性中的任一性别都不能达到另一性的真正解放。男性和女性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和谐相处才是女性解放的根本目的。

莫言文学是一种家族历史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小说往往追溯两代、三代人的生命形式的变化，关注女性生命力的彰显。其文化根源在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蛙》是以高密乡的民俗文化为背景，以乡村女医生“姑姑”的家族几代人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开的。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传宗接代，女性被教育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尽管世俗道德对妇女个体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中国女性仍然潜在着不可屈服的本能。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着许多自然观思想，例如儒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在自然的感召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超越传统，完善自我的本能终究苏醒了，一种新的生命力量缓缓流出，这是妇女意识追求的原动力――和谐与快乐。

结语

门罗和莫言的作品篇幅及侧重点不尽相同，写作风格与语言也各具特色，可字里行间都抒发出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正因为如此，二者充满典型地域色彩的作品才引起了世界读者的共鸣。《逃离》与《蛙》中神秘的大自然，蕴含丰富意象的小动物，与追求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相互依赖，彼此相容，这种对一切存在相互联系的认识赋予地球上的生命以精神价值。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长期以来人类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无论是反映独具特色的“加拿大小镇”的爱丽丝・门罗，还是从中国山东高密乡走向世界的莫言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同地域的文学既有世界性，又存在着与其他地域交错互融的系统。不同地域的文学只有在交流汇合后方可创造出来充满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换句话说，一个地域的优秀的文学只有在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之后才能继续成熟和发展，呈现出非比寻常的无限魅力。语

参考文献

[1]王恒升.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J].齐鲁学刊，2011.

[2]李建珊，赵媛媛.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

[3]（加拿大）艾丽丝・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莫言作品蛙范文第3篇

莫言其人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祖籍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便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代表作品：《蛙》《红高粱》《生死疲劳》《丰乳肥臀》

《蛙》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 “姑姑”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后来带领徒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反映出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2011年8月，作品《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红高粱家族》

《红高粱家族》属于寻根文学，是莫言1986年向汉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小说通过“我”的叙述，展现了抗日战争年代“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书中洋溢着莫言独有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令人叹服的感觉描写，并以恣肆之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精品。1987年该作品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成为影史经典。

《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

《丰乳肥臀》

莫言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著作，曾因争议被封禁5年。《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也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该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众说云云

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莫言书中所写的故事是我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

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粗俗而的。

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法新社评价

莫言是出版商所偏爱的作家，他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把持的局面。

——纽约时报

莫言的作品非常传统，文字非常乡土，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社会结构，吸引了评委会的眼球。文字的美在于要体现出真善美，体现出了一颗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们追求的高度应该是道德，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所在。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莫言的获奖可以看作是当今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赵俊迈

莫言的获奖是世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肯定，将推动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文学界人士

莫言得的是文学奖，是个人奖，那是肯定他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洞见与刻画。大可不必和国家强盛、文学复兴扯在一起。诺奖很多时候是颁给欠发达国家甚至是身处离乱中作家，可见与国力强盛没什么关系。而中国文学离真正繁荣复兴还远呢。如果众人都要他挟带若干私货，莫言背得动吗？

——杨澜

记者手记

何为莫言？

当得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中国籍作家莫言的时候，国人沸腾了！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领域也再一次大放光芒。

于是，昔日被淹没的《丰乳肥臀》重见天日，曾经红遍荧幕的《红高粱》再次被搬出咀嚼，一部部莫言作品人气大旺，也快速被抢购一空。高粱“红”了，“蛙”声一片，莫言也红了！

与此同时，很多人却犯傻了：谁是莫言？许多网友表示“要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还真不知道莫言是谁”。好似一个意外的人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奖。然真正的“意外”而非仅在于此！

在一个充满着喧嚣浮躁、审丑恶炒、速成慵懒、虚伪浮夸的时代，人们早已习惯地被一系列速成肤浅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熏陶滋养”，娱乐至死；一批批吸人眼球的肥皂剧、偶像剧层出不穷，一步步上天遁地、穿古越今的言情小说铺天盖地。而那些能击人心底、触人心灵的东西却渐渐沉默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莫言是谁。

莫言作品蛙范文第4篇

张乾飞是在网上知道“莫言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的。他是大众书局采购部经理，主要负责为这家书店采购文学、社科等类别以及进口书。那时候是9月下旬，一切还只是流言，但已经足够了。张乾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莫言图书的库存，并定下了南京书城和上海的正大广场店、美罗城店，开始做莫言相关图书展览，摆放在门店里显要位置推荐。

这是书店在没有确认时应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常规方案。“原来我想这就是个小小的噱头，如果他没得奖也让读者知道他是诺奖有力竞争者。”张乾飞让助手于磊联系出版社下单，挑了一些莫言的书。其中包括《蛙》、《丰乳肥臀》。《蛙》是莫言的新书，销量还不错，所以出版社没有库存。“我们当时认为村上春树也有可能，他的书我们也加了一些量。”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他当时的预料。10月12日上午，“人们看到莫言的书就买走。就是因为是莫言写的。《檀香刑》两天卖了200本，这还只是一个门店，9个门店就没法预计。”库存全部售罄，于磊再次向出版社补货，“补多少都有可能卖得掉”。

售罄的状态持续到15日。他们在书店收银台上摆着“预订”的告示。3天来，中国绝大部分的书店、网站都面临这一局面：他们一边觉得在“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这件事情上自己也无法预测销量，一边责怪出版社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曹元勇来说，这有点委屈。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和莫言认识已经有十多年了。在9月底，他知道了“莫言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家出版社拥有莫言5部中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权，“这几乎就是莫言已经出版的所有小说了。”

得知消息的时候，印厂里正在印刷莫言的这套全集，原计划是8万套，每本定价36元。计划是在2011年11月定下的，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为2012年上海书展制定的年度计划之一。但“因为封面设计都是手绘，因此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正式下印厂是在9月。”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按照原计划做，反正“无论得不得奖，书还是要印的”。但“我们同时也在做如果得诺贝尔奖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打算。比如封面得调整。以前我们在封面上印刷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但如果他真的获奖了，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预案我们也是做好的，随时可以改封面。”

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的心态，包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版权中心主管毛升说：“我们拥有莫言现有的和即将出版的作品的版权，包括数字版权和延伸版权，包括翻拍电影、电视剧等。”他们在几个月前听公司的人说，莫言获奖的概率很大。但每年都有这样的预测，可能是信号，但更有可能是泡沫。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关注——准备于10月中旬发行的莫言新书《我们的荆轲》是更重要的事。

中国国庆节后，势头就不一样了。“我们加快了节奏，包括纸张，如果得奖，那么下印厂应该是多少；如果不得奖，下印厂应该是多少。”曹元勇和同事们开始通知印厂做准备。

石涛也做好了准备。他是京东图书音像采销副总裁。“十·一假期回来以后，公布的前两三天，先做了一个专题。”他说，“同时根据京东自己的系统中一个专题对销售拉动的测算对相关商品进行了补货。”在京东，莫言的书，销量不错的也就是一些1990年代后的长篇，一周能卖出几十本。但像《红高梁》这种已经基本卖不动了。从莫言被提名时，他们开始统计相关商品的销售情况、品种，库存；在宣布前一周，开始小量备货。

获奖前一天，中午11点左右，精典博维毛升他们开了一个会，讨论如果真的得奖了，应该怎么去应对。那天，莫言看完新书的样稿，挑出了一个小错误。

事情的发展超越这群“做书人”以前的经验。在10月11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元勇的预案中至少有一条立刻起了作用。“11日我们就做好了祝贺的海报。宣布的时候是7点，正好是他们的下午。”消息宣布后没过多久，印着中英文的祝贺海报就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现场。

石涛几乎马上就接到了刘强东的电话，告诉他要在京东的首页上放一个横幅。商城图书音像微博在7：03转发了获奖消息，7：05又了《莫言精品》套装京东热卖的内容，图书频道的专题、焦点图和横幅和两本电子书：《生死疲劳》和《檀香刑》也都上线了。

“我们从国庆节就开始加快莫言图书的数字版权的签约。”盛大文学CEO侯小强说，消息公布前一天，其下属网站云中书城里，《蛙》的电子版开始降价促销，从5.4元降到了0.99元。获奖公布后的一天里，下载量比平时增长了100倍以上。但淘宝网依然是最便宜的，这家网站提供《蛙》的限时免费下载。

购物搜索一淘网的价格监测显示，国庆节后，关于莫言作品的搜索量上升30至50倍以上。消息正式公布一小时时，“莫言”关键词的搜索热度上升幅度超过1000%。莫言作品的网购价格涨幅在10%—20%之间，以新书《蛙》为例，两周前它的平均价格是16.2元，12日，平均价格已经涨到了19元。

精典博维发行部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京东打来的：“得知莫言拿诺奖以后，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京东，当天晚上就打来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订了大概1万册。”第二天上午，亚马逊、当当、苏宁、国美开始订书，亚马逊和当当订的数量和京东差不多，苏宁和国美少一些，几千册。“平时的话，几家大的电商订货大概在两三千册，高一些的三五千册。”

莫言作品蛙范文第5篇

蛙

莫言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一

翻开小说《蛙》,封面勒口的照片上,貌似虔诚的莫言双手合十,身后的书法斗方上是一个笔意拙朴的繁体“梦”字。同样在封面勒口的底部,还写着这样一句话――“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本分的读者,还有职业化的媒体书评人,很快锁定了“计划生育”这个有“轰动效应”的关键词:于是,一部直面和反思“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书、一部展示“中国六十年生育史”的书成为了高度一致的评论口径,一部小说就此被烙下牢不可摧的印记,接受着一遍又一遍重复的解读和阐发。

在中国的当作传统之下,作品被纳入固化的意义格局,对写作者和写作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价值向度的“虚焦”和多元,也不应成为精神性或美学性低劣的托辞。取“中庸”的立场,可以说,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在何种意义框架里展开叙事,都不是作品艺术品质的决定性要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作家用什么方式独特且富有创造性地处理同一性题材,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对既定的意义格局进行了丰富、拓展、掘进,抑或冲击、冒犯与背离?那么,对似乎这样一部被限定了的《蛙》,我们的思考是否就中止了呢?

回到《蛙》这本小说上来,一个本源性的问题有必要厘清。“计划生育”牵连着作家的创作动机,它也许是小说诞生的缘由,但是不是小说最终的精神归宿?小说从“计划生育”出发,而它的叙述指向了哪里,又抵达了何处?对于一直有着梦幻和“魔术”气质的莫言来说(就像本文开篇提到的照片所喻示的那样),他奇异、诡谲、繁复而又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会停留在对“计划生育”进行一种平面、浅直、低档次的展示或批判吗?真正高尚的写作,即使从“现象”和社会问题出发也必将完成对其的精神超越(写作者至少应该不屈不挠地存有这样一种欲念);对“问题”和“现象”的忠实于小说的价值而言是无足轻重的,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的提醒――“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因为,小说不是社会问题、哲学和理论思潮的衍生物,“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它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至于那些如《蜗居》一类匍匐在“现象”和社会问题表面、以零度摹写民众当下生存境遇为名贩卖一种混乱、面目可疑的价值观的畅销小说,其生命力就如同图书销售排行榜永不可确信的曲线升降图那样,瞬时闪现,又骤然消亡。

莫言,自然划归上文所述的高尚的写作者。所以,看到那句献给“计划生育”云云的推广语时,我保持着自以为是的警觉。小说的叙述不断印证了我的预期。《蛙》在本质上不是一本聚焦“计划生育”的文本,跟评论家热衷于归纳的所谓“书写新中国生育史”也没有明显关联。在敏锐如莫言的作家笔下,“计划生育”被处理成了一个带有高度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它毕竟对应着人类世界中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某种奇特处境;而这种处境在小说中以寓言的方式在场,作家对其潜在启示意义的揭示远胜于对这种处境本身的关切。可以说,“计划生育”并非作家品判的标靶,而仅仅是小说得以展开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家在这一背景下将家族记忆(作家反复强调,自己做了几十年乡村医生的姑姑就是小说中“姑姑”的原型)、个体生命经验和想象虚构熔铸一体,其要旨不是评述这一“国策”的功过是非,而是致力于表现个体人格、人性、情感、生命、灵魂在奇特语境(比如严苛的政治文化禁忌,比如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的矛盾)下的畸变和冲突。

二

“身高一米七五,也许一米七六,白净面皮”的飞行员王小倜,据说被电台里外号“夜空玫瑰”的女播音员娇媚、具有杀伤力的声音所蛊惑,于是驾驶着黑乎乎的“歼-5”战机叛逃去了台湾。而这个让村里人着迷的浙江人王小倜,叛逃前是“我”的“准姑父”。这是小说情节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接生员姑姑是以“出水芙蓉”般的形象登场的,她是踏遍高密东北乡18个村庄宛若仙子的“送子观音”――

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姑姑双眼发亮,心驰神往地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成群的蝴蝶跟着我飞。

在小说的叙述里,中国和姑姑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因为牙齿闪闪发亮的飞行员的外逃。“中了资产阶级流毒”的王小倜之所以舍弃出身、家庭、样貌俱佳,“又是党员”的姑姑,是他觉得姑姑太革命太正派,他甚至在日记里给姑姑起了一个生动的外号――“红色木头”。尽管日记后来帮姑姑洗清了罪名(姑姑认为王小倜是为了保护她故意留下了它),但因为这起事件,姑姑终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从备受信任的党的“红色木头”到沾上叛党叛国嫌疑受到处分,姑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为此,她在医院里切开手腕动脉,写下“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的血书。善良的卫生院长对姑姑语重心长:党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他要姑姑一定要相信组织,争取尽快恢复党籍,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当姑姑“从血泊中站立起来”之后,为证明自己的坚定和忠贞,便“以火一样热情投入了工作”。

60年代初,“国家缺人,国家等着用人,国家珍贵人”,于是广大人民群众为国造人不辞劳苦,高密东北乡于是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姑姑,果然是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姑姑。她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接生事业。她和昔日老冤家黄秋雅捐弃前嫌,两人日以继夜,创造了在五个多月时间里接生880个婴儿的奇迹。很快,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政府的口号变成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此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的姑姑,还是那个听党的话、跟党走、不想歪门邪道的姑姑。她义无反顾,开始了“两手抓”的伟大事业――“对那些计划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姑姑对着虚空猛劈一掌――决不让一个漏网!”从这里开始,小说进入了漫长而纠结的叙述。姑姑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宣讲者和执行者,同她的追随者一道,与高密东北乡横直抵制“结扎”、“引流”的乡亲展开了一场不亚于战争的角逐。

这场角逐中,姑姑“思想觉悟”上的“先进”和“正确”无懈可击。这从她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向乡民们进行徒劳的宣讲中可见一斑。从姑姑嘴里说出来的道理,长篇大论或者只语片言,都是那个年代人们异常熟悉的语态――宣讲体或语录体――不仅代表着“真理”,而且自身几乎就要成为“真理”。比如,姑姑动员张拳之妻做人工流产手术,被张拳打了一棍满头鲜血时说道:“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信念相匹配的,是姑姑实践这一信念的决绝行动。无疑,这是小说中最富戏剧性的片段。为了降服东北乡东躲的“超生游击队”,智勇双全的姑姑或围堵追击,或拆房拔树,面对着乡民们的哭泣、哀号、恶毒咒骂和以命相搏,百折不回,无往而不胜。在作家笔下,姑姑打击超计划怀孕的言行被戏剧化地推向了极致:其一,她代言国家意志、执行国家政策时决不姑息、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强悍和偏执;其二,更其令人颤栗的是,她在亲手扼杀一个个娘胎中的新生命之时,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犹豫,反而具有强大的道德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显然来自上文所述的“大道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姑姑语)”。

由此可见,“太听话,太革命,太忠心”的姑姑,俨然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其思想和行为,完全统摄在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律令之下,二者严丝合缝,映证着这根“红色木头”坚如磐石的政治立场。而这种近乎癫狂的执著,是以颠覆普通人的伦理、情感逻辑为代价的;在乡亲们眼里,彼时的“送子观音”已经摇身变作“土匪”、“的连环保甲”和欠下了累累血债的“夺命阎王”。在这里,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已经浮现。作家反思和质疑的对象是“膜拜”――对“理想”、“信仰”及相关事物无节制、无原则、无条件、集体无意识的“膜拜”;小说前大半部分篇幅,讲述的就是逝去的那个膜拜风行的时代里,道德、情感、是非、对错是如何地混淆莫辨,而身处这个时代的人和人性又遭遇了怎样的戕害和扭曲。在小说呈现的一幕幕悲剧面前,该指责谁?谁是无辜者?责任该由谁来负?或者说,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就这样,一堆没有答案的问题被丢在了读者面前。

三

从小说第四部开头姑姑被一只青蛙吓得昏厥开始,小说的意蕴所指悄然发生了位移。如果说,此前的叙事锋芒是袒露“愚忠”年代带有普遍性的人性病症的话,从年迈的姑姑洼地夜行体会到恐惧开始,小说主题一方面指向忏悔和自我救赎,一方面则是对当代都市高度异化的物欲现实进行戏谑化的锐利批判。

姑姑的忏悔,源头是亲手被她流掉的两千八百个孩子。作为产科医师,她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芳香,一种腥臭,是她亲手将那些孩子送进了地狱。洼地里铺天盖地、紧紧追逼的青蛙大军让姑姑魂飞魄散,遍地蛙鸣中夹杂着怨恨和委屈,仿佛是受伤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当计划生育政策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乱象中名存实亡时(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红色木头”也终于陷入了困惑。也许,姑姑很难判断自己过去行为的对错,但她终究无法驱逐内心的负罪感,无法像过去一样将一切“罪责”推卸给某项正义事业。她的反思和忏悔,至少在局部意义上指向了自身。曾经精悍无比的姑姑,此时“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她告诫自己:“是报应的时辰到了,那些讨债鬼们,到了他们跟我算总账的时候了。”为了弥补内心的歉疚,姑姑将她引流过的婴儿通过姑父泥塑大师郝大手一一再现出来,供奉在木格子里,等他们得了灵性,再去该去的地方投胎。为了逃避精神折磨,姑姑也想到过死;而以死赎罪的方式,在姑姑看来依然过于轻飘――“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自我救赎的主题,在“我”(蝌蚪)身上得到了更深层次的体现。前妻王仁美之死,对蝌蚪来说是最沉痛的一块人生疮疤。他的软弱和屈从阻止了自己第二胎孩子的诞生,并且导致妻子在手术台上死亡。而当代孕者陈眉怀上他的孩子时,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较量,蝌蚪在镶嵌着数百张婴儿照片的巨幅广告牌前忽然“顿悟”了:

先生,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给我的赤子!

然而,蝌蚪“顿悟”之后的自我救赎,是建立在陈眉巨大的肉体和灵魂苦痛的基础之上的。从在玩具厂大火中被毁容到秘密代孕,从婴儿出生再到被“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欺诈,陈眉卷入了一场权力、物质、金钱、欲望、谎言编织成的阴谋,成为了裸的牺牲品。“顿悟”后的蝌蚪和妻子小狮子,显然是这场阴谋的参与者和最大受益人。以赎罪的方式酿造了更深的罪恶,以阻止悲剧的方式制造更大的悲剧――小说戏谑化的叙事里,传达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在本质意义上,人的罪恶是无可救赎的,赎罪仅仅是一种徒劳,是一种虚妄的自我慰抚。

陈眉这一形象在小说中分量不重,但意味颇深。在陈眉这里,救赎又被赋予了别样的含义。毁容后的陈眉对人生彻底绝望,只因为肚子里有了小生命,她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丑陋的茧,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在里边孕育,等他破茧而出,我就成了空壳”;而等她真正把孩子生下来后,她不仅没有成为空壳而死去,反而发现自己活得更欢实、更水灵了。陈眉用孕育生命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救赎。是自己的孩子(血脉和生命的延续),让她确认了生命的价值,也找到了赖以活下去的信念。这里隐含的意思似乎是:能够对生命完成救赎的,只有生命本身?

人类任何一种形式的自我救赎,都同自我审视联系在一起。写作者和思考者只有正视自我之丑和人类之恶,才能刻画出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所导致的悲剧,也才能拥有真正的悲悯情怀。

四

我以为,在莫言的创作谱系里,《蛙》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异数”。说它是“异数”,是因为作家在《蛙》的写作里刻意压制着自己磅礴瑰丽的文风和张狂恣肆的想象力,奇谲多端、泥沙俱下的语言流似乎被“过滤”了,我们罕见地看到了一个内敛、松弛、平静的莫言(当然是相对以往的莫言来说的)。读《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常有“如临大敌”般的体验,需调动全部的感性、智性、生活经验和想象,与文本中汹涌而至的意象、语词、民俗符号、文化隐喻进行一场不屈不挠的搏斗。然而,狂言妄语的姿态在《蛙》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莫言对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前所未有地吝啬了起来,舍弃重墨,笔锋轻弹,开始用简洁、明净的方式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

显然,莫言在《蛙》里的自我背叛是很不彻底的。尽管叙述的语态有所“降格”,可莫言式的凌厉文风依然在文本的夹缝里潜滋暗长;每每叙述一进入召唤着诗意和想象力的细部描写,那个被压制的莫言又开始蠢蠢欲动地发声。年轻的姑姑顶风冒雨驾船追赶孕妇、年老的姑姑在洼地里魂飞魄散地听取一片蛙鸣,还有第五部的话剧里陈眉和姑姑大段妙趣横生、澎湃不羁的对白……那个为我们所熟悉的莫言,依然顽强地存活着。倘若掠过语言和文体的层面,《蛙》就几乎谈不上与莫言以往作品的差异了。繁复诡秘的家族传奇、天马行空的叙事链索、立足“民间”的叙事姿态、模糊含混的价值立场,还有戏谑混合反讽的话语修辞……在《蛙》里得到了一如既往的承继。莫言依然在自己的道路上迅速奔跑,依然醉心于营构属于他的文学原乡(高密东北乡),也依然孜孜不倦地将大历史还诸民间,希图在荒野之间构建别一种更深刻、更持久的“现实”。

《蛙》最初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时,最吸引人的是小说的结构。然而,读罢小说之后,我想说的是:全书共五部分,四封书信,外加一部话剧;如此“惊艳”的小说文体,其意义恐怕也只停留在这种奇特的组合方式本身。作为“我”倾诉对象出现的“尊敬的山谷义人先生”,除了充当置身事外的聆听者之外,在叙事中几乎不承担功能。作家在叙事主体之外引入这样一个“他者”,或许是想成就某种有距离的审视,从而有利于从差异性的视角出发对小说中的人和事进行超然观照(对“计划生育”一类社会文化现象的言说,也的确需要有距离的审视);初衷美则美矣,然而实际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山谷义人的存在,对叙述的推进没有施加必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我”并没有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异邦友人的存在,而对姑姑的故事采取不同的书写策略,也没有对自己的情感方式和价值立场进行更进一步的反思。这个神秘的日本作家,除了有可能勾连起莫言本人一些难以被外人索解的私人生活体验之外,其在小说中的功能和任何一名普通读者几乎没有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假想的倾听者便沦为了叙事的冗余物。

严格地说,所谓“书信体”在小说《蛙》中并不成立。小说尽管冠以第一人称,但绝大部分篇幅都是规范的全知型叙述。除了前四部分开篇的一小段“预叙”文字,也除了“我”偶发一些空泛的议论之时(需要“先生”作为倾诉对象),大多数时候,作家好像已经遗忘了小说中的“我”原本是在写信,远方还有一个正在倾听的“亲爱的先生”――请原谅我这样的猜疑。

结尾部分的九幕话剧《蛙》,莫言描出了一幅末世癫狂般的浮世绘,对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展开了尖锐的袒露和酣畅淋漓的讥讽。第八幕对民国知县高梦九当庭判案的戏拟堪称神来之笔,现实与历史、假想与梦境、虚拟与真实浑融一体,彼此激烈冲突的叙述声音构成了多声部的复调效应,而种种高度夸饰的戏剧手法又无不呼应着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情境。话剧《蛙》即使是作为独立的戏剧作品存在,我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它的喜爱。前四部与话剧构成了显见的“互文”关系。前者在小说里以回忆的方式出现,内容是纪实的,叙事姿态是内向的、收敛的,叙事风格是相对质朴的;后者则充满了魔幻色彩,内容是虚构的、超现实的,叙事姿态的是外向的、扩张的,叙事风格是粗砺狂放的。选择高艺术纯度的话剧形式,无异于为主体的想象、思辩和创造力腾出了无尽广阔的施展空间,而这正是莫言尤为擅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