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帅锋

日伪报刊上，此类言论甚多，比如日伪《晨报》1938年的一篇社论表达了和他为秦桧翻案类似的意思：痛恨于党政当局人才之缺乏，盲动祸国，虽欲求一秦桧式之策士而不可得也。党府当事变前所处境地，外有强邻，内有赤匪，何其神似明末之时势耶？自审贫弱，便应和亲。党府干部重任，稍有明于世事者，外附浮议，内惧覆亡，稍露和平之论，便遭国共党匪之打击，此又何其神似“贾似道主和而旋又讳之”之情景耶？呜呼！千秋是非，岂“少不更事”者所与知？

另外，1938年汪伪立法院长温宗尧在《庸报》上公开表示宣传自己与日本合作不是汉奸傀儡：宗尧不敢曰，有过人之处，然亦不敢曰，无众人之常识也。今日与日本合作，必不免傀儡汉奸之唾骂，此乃众人常识之所及。宗尧岂无此常识？岂不爱七十二之衰年？岂不念闭门十八年之灰心绝望，乃忽出而与日本合作？岂以傀儡汉奸为美号，而乐取之耶？宗尧不若是之愚也，则必有不得不出之故今日之出，自积极言之，则不忍举中国以听之永葬自消极言之，即不能为救国之志士仁人，亦决不至如世人所虑为卖国之汉奸。盖国已为所断送，已为人所占领。昔者国为我有，宗尧居其位操其权，尚不忍卖；今者国为人有，尚何所卖？能卖国斯可尊之曰汉奸，以与日本合作者为秦桧，是认已经断送之地，为南宋偏安尚保存至地也。不惟宗尧一切与日本合作者，皆不敢妄蒙此尊号也。12（标点为引者所加）温宗尧所谓“自命上流无补于实际”，与周作人“道义之事功化”说法逻辑一致，貌似高明，但正如战时一篇批判周作人的文章所指出的，“自古出卖名节的人总有一大篇大道理可说，这就是既能屈身，又何患无辞呢”。13审判汉奸时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辩护道：“许许多多生长或留落在沦陷地区的老百姓，不能不需要自己的同胞来照料，而宁可受敌人的践踏，或者乞怜于狰狞面孔的假慈悲。有了他们，便得有为他们照料的有一群他们。”14据此逻辑，伪方体察百姓之苦，贡献民族良多。但日本人之所以要伪政权，正是因为自身无力控制，所以需要“以华治华”，建立傀儡政权，几乎是大多数侵略者的权宜之计，所以伪政权之实质就是为虎作伥，以“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假相瓦解人民斗志。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还涉及舆论宣传。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声名决定了他不可能置身事外，即就1938年日军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而言，周氏出席与否不仅关涉个人是非，同时也牵涉交战双方的“事功”。对日本侵略军而言，需要维持秩序、粉饰太平，而从抗战一方来说，则要揭露真相、呼呼抵抗。正如郭沫若所说：“日本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15而姚蓬子的文章更清楚地指出：“便是如某博士所说，留在北平可以研究学问这一理由罢。这理由促看也显得冠冕堂皇，实际却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在日本军阀血腥的指挥刀下，能够让中国人有思想的自由，研究学问的自由吗？我们也知道留在北平的这部分教授们，精神上或许是怪痛苦的，但仅仅痛苦并不能避免被日本军阀所无形的利用，那这种痛苦还是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丝毫原谅的。”16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事虽非万恶，但事实上是协助了日伪的宣传。文协给周作人的公开信力陈此中是非：“我们每听到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者青年，便虑及先生的安全。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17周案发生后，后方文化界很多人对周作人的人格多有批评。李金发就用“文人无行”这样一个俗语来评价周作人，他感叹：“但是我以为万一真的日本人会亡中国的话，我不相信不会没有如首阳的伯夷叔齐，食元禄的许衡，赵复，做开国元勋的徐乾学，残杀同胞而成功之曾国藩，左宗棠，以身殉董卓之蔡邕的文人出头在社会上，不过汉奸一多，我们就以为是名士忠臣而不为怪了。我们身为文人，可不戒慎恐惧也乎哉！”18独孤旦则指出：“老中国文士正义感并不是怎样薄弱，薄弱得像抗战以来的一些有体面的文坛知名之士，举个例说吧，在从前的学人（分不开文学合文学以外的界线）到了气节的关头，顺逆正反的表示是丝毫不苟且的，——若是苟且了呢，那就归到‘文人无行’一类里去了，这在他们互相间是有一个共同系维的东西，我们最好用‘知耻近乎勇’做这种系维的解释。逆反的人是大家羞与为伍的，因为他丧失了人格，毫无羞耻了。”19这里所借用的伦理依据都是传统的道德资源，即“节气”、“道义”，而且这种历史资源的借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周作人显然不以传统的节气观为然。他的“晚明想象”（道义事功化）在逻辑上与五四的历史文化批判相仿。在他看来，晚明文人的抵抗之声，不过是封建的思想。“上边所根据的意见（道义之事功化——引者按）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思想，在庸众看来，似乎有点离经叛道，或是外圣无法，其实这本来还是出于圣与经，一向被封建的尘土与垃圾所盖住了，到近来才清理出来道义之事功化本是小问题，但根底还是在那里，必须把中国思想重新估价，首先勾消君臣主权的伦理观念，改立民主的国家人民的关系，再将礼教名分等旧意义加以修正，这才可以通行。”20简言之，这是和传统的“南渡经验”刚好相反的一种历史理解，南渡经验所包含的“节操”在周作人那里毫无价值，而成为“愚忠”，他以“国家人民”关系来处理，无需对抽象的国家负责，而只需对民众负责，据此逻辑，事伪——即在日本人手里维护人民利益，因此是忠于人民。周作人的论说中含有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立场，因而具备很大的迷惑性。他的逻辑起点是五四的历史文化批判，在事伪期间的一些论题和以前的变化并不大，比如在对妇女儿童等问题上，他坚持并深化了五四的主张。1930年代后期的中国，“救亡”的呼声高起，恐怕不单是左翼宣传、旧思想复活的结果。他附逆后的种种辩说，与其说是骗人不如说是骗己。这里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替秦桧翻案，他的思维过于简单，单从反对愚忠、驳斥节气、情操等旧道德，是很有见地的。但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语境之下，这样的见地却并非“少数的真理”，此时的骂秦桧、颂文天祥其目的不是复活旧道德——而是救国难。五四思想启蒙的进程中，有一条线索就是“公民意识”，陈独秀的《我们究竟该不该爱国》《爱国心与自觉心》等文章，并非是笼统地批判“忠臣”这样的观念，而是进一步明确公民与国家之关系。换句话说，面对当时的政治现状，启蒙者们的思路是把公民的责任从对政府的具体服从中抽离出来，个人主义并非完全超脱民族国家。冯雪峰就认为，“照我们看来，现在是这一种德行——节操，得到了广泛的自觉和辉煌地发光的时代”21。

抗战与五四的差距不仅是在时间上，时代的中心议题也是不相同的，此时向民间、向传统借助资源和五四时期向域外借助资源一样，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相反，无论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将抗日与建国并举还是文协等文化团体将五四传统与时代结合起来，都标示着一种新的时代命题的产生。而对周作人而言，万事如常，甚至为文的方式——读书，写文章——也一如既往，不能不说是极其遗憾的，茅盾等人给他的公开信就指出了这一点，“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南渡诸人对于周案的意见并不一致，主要意见有三种：维护、存疑、批评。朱光潜与左翼文人的争论，已广为人知。简言之，周氏出席日方座谈会的消息传来，何其芳撰文评论：“比如去年秋天，我风闻日本人要弄周出来了，就告诉一位害了多年的肺病的朋友，他说他不会。而且递给我一本《宇宙风》看，那上面刊着周的一些短信，有的说希望南边的人不要把他当李陵看，应该看作苏武表面上看起来那些话是凄惨的，但骨子里却是胡涂。他既不是国家派遣到异域去的使者，而且现代的‘匈奴’又没有扣留他，我们无法把他当作苏武。至于家的问题呢，南边虽说没有舒服的风雅的‘苦雨斋’，却有无数的人在活着，在流亡着，在工作着。宽大的人顶多只能说他是‘被拉下水’。然而他为什么要坐在‘苦雨斋’里等着被拉呀？这是值得找出一个答案来的。长久地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使他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继续过舒服的日子，因此虽说他未必想出卖祖国以求敌人赏赐一官半职，也终于和那些出卖祖国的汉奸们坐在一起了。”27何氏的批驳极为锐利，要害之处在于指出“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看法。朱光潜撰写了文章有所维护，文中援引了俞平伯的来信，认为周氏是上当参加座谈会，实际上并未事伪，并且不要像明末东林党人逼阮大钺事伪一样待周。茅盾则反驳道：“我想提起朱先生的注意，说东林名士逼阮大钺走上附逆之路的明末议论原来是偏袒阮大钺的人们的‘发明’，朱先生既以公正自居，这一史例的引用还待斟酌罢！”并且特意指出：“‘全文协’早就看见后方还有不少的‘周作人气质’和‘周作人主义’的文化人，觉得他们的力量不拿出来帮助抗战，太可惜了。特别他们还是‘青年的指导者’，所以更觉担心——是这样观感的蕴已久，沉痛已甚，这才周作人事件一来，会引起了那样大的刺激，很‘不世故’地发了通电。”28这就进一步点出了当时讨论周作人事伪事件的话外之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涉及到抗战时30年代的左翼与京派、抗战时“与抗战无关论”的讨论等一系列讨论，这些讨论所处理的实际上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并不是皮相的文学是否隶属政治，而是文学能否超离政治，而后者正是“京派”的文学主张之一。沈从文1940年9月在《国文月刊》上发表了总题为“习作举例”的一组文章，其中《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两篇引起了左翼人士的批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沈从文文中对周作人附逆只是轻描淡写：“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所以曹聚仁对于周作人的意见，是‘由孔融到陶潜’。意即从愤激到隐逸，从多言到沉默，从有为到无为。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因之嗜好是非，便常有与一般情绪反应不一致处。二十六年北平沦陷后，尚留故都，即说明年龄在一个思想家所生的影响，如何可怕。”29他对周氏的文章仍很推崇，比如认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谈文艺的宽容，正可代表‘五四’以来自由主义者对于‘文学上的自由’的一种看法”。30又说俞平伯“文章风格实于周作人出。周文可以看出廿年来社会的变，以及个人对于这变迁所有的感慨，贴住‘人’。俞文看不出，只看出低徊于人事小境，与社会俨然脱节”。31其二，在文学上推崇周作人而贬抑鲁迅：“周作人作品和鲁迅作品，从所表现思想观念的方式说似乎不宜相提并论：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诅咒。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预言转见出异常天真。”“对社会去退隐态度，所以在民十六以后，周作人的作品，便走上草木虫鱼路上去，晚明小品文提倡上去。对社会取迎战态度，所以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32左翼人士对此很不满意。前引茅盾的文章已经道出，他们不仅要声讨附逆的“周作人”，还要清算“周作人主义”。姚蓬子指出，“我们需要前仆后继的，踏着同胞们的血冲上前去，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的教授们，岂不是负有领导的责任吗？然而，我们留在北平的一部分教授们的梦想，却是在敌人血腥的屠刀下研究学问”。

某种意义上就把传统的“节操”落实为具体的行为，即在民族危难时刻，个人对于国家有绝对性责任，文人不能超脱于这个责任之外而追求自己的“志业”。孔另境则认为：“从他近来数年来表现给我们看的姿态和他的家庭关系交往关系来看，他决不是一个坚决支持抗战的人，即使他还剩留一些早年的民族思想，对抗战并不持反对的态度，然而也是悲观的。所以最近的曹聚仁先生和前些时的一些对周先生还存着热望的人们，劝他从速南来，和苏武一般的持节南归，我总觉得那是一些废话。即使他果然南来了，甚或至于原本居留在南方的，都一样不能改变他的一种悲观的谬见。（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里就点出了要旨之所在，即左翼文人对周作人附逆的批判，内在蕴涵了对抗战无关论者的批判。认为周作人主义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唐弢则认为周氏的“隐逸”不过是为了“出山”而已，“志士谋国，功败垂成，匿迹以求再逞，这正是积极的斗争，书生遭变，求死不得，高蹈以事播种，这也不失为消极的反抗。即使毫无作为，真能像苏武那样的‘苦住’几年，也不失为自爱的一种。弃家既有所不能，‘苦住’又有所不能，这就自然会掼掉木鱼，拿起钢锣，赶着去开路喝道，撰《中国文艺》之稿，理‘东亚文协’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