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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学论文:谈论东北文学创作媒介与文学社团考

东北文学论文:谈论东北文学创作媒介与文学社团考

本文作者:叶立群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在进步爱国的文学副刊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大同报》《夜哨》文艺周刊。这个周刊有两大特点。第一,立场鲜明。编者陈华在1933年8月6日的刊词《生命的力》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要“彷徨,踌躇”,要起来“以自己为武器去抗争”。文学史对此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从《夜哨》发表的大量作品来看,体现了编辑的宗旨。最鲜明的特点是:一些进步文学青年所描写的对象,已由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开始转向工农劳苦大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除暴露社会的黑暗外,同时指出斗争的方向,预示着前途的光明”[1]137。第二,以此为阵地的进步作家多,作品的社会反响大。在共出刊的21期《夜哨》上,发表了萧红的短篇小说《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等,萧军的短篇小说《下等人》,罗烽的短篇小说《口供》,金剑啸的短篇小说《星期天》,李文光的短剧《黎明》和中篇小说《路》。这些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激发了饱受凌辱的民众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压迫的信心。“九一八”事变后,尽管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沦陷区文学活动的领导,甚至直接领导创办文学副刊。其中《哈尔滨新报》的《新潮》副刊即为党直接领导的重要副刊之一。“这个副刊是由一些进步文学青年创办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的报纸文艺副刊。报馆地址在哈尔滨道外十三道街。经常为副刊写稿的有:罗烽、舒群等。”[2]14《新潮》发表的作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深刻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的反动和黑暗社会本质。《新潮》共出刊半年,1932年9月,松花江大水冲垮了报馆,副刊也随之停刊。沦陷区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副刊是白朗在《文艺协报》主编的《文艺》周刊。从1934年1月18日到12月17日,共出48期。作品主要有连载小说、诗歌、散文、连载文论,作者包括金剑啸、罗烽、白朗、萧军、萧红、舒群、代生、梁山丁、唐景阳等地下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文学青年。代表作品有萧军、萧红合著的短篇小说《一个雨天》《镀金的学说》《破落之街》《期待》《患难中》,萧红的小说《麦场》《麦场二》,金剑啸的《云姑的母亲》,梁山丁的《黄昏的庄上》《无从考据的消息》,白朗的《逃亡的日记》《四年间》等。这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农村的破败,人民的悲戚生活,也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和抗争精神。

压制与抗争———沦陷期文学期刊的“歌与哭”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的产生,其背景是复杂的,发生发展过程是曲折而艰辛的。最初允许创办文艺期刊,在政策层面仍然是日伪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想借此扩大宣传,美化日伪政权。但推动文学期刊走向繁盛的最重要的动力,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求。沦陷区最早的期刊是1932年创办于沈阳的《大同文化》,后办刊地点又经两次迁移:1935年4月迁长春,1936年3月迁大连。“该期刊内容多系宣传所谓‘满洲建国’的意义与阐述‘王道主义’的文章,以及美化日伪政权的文艺作品。这是敌伪统治者的御用刊物。”[1]1401932年,《淑女之友》在沈阳创刊,该刊发表的文艺作品虽在文艺界产生较大影响,但多属唯艺术而艺术的作品。随着文学创作队伍的成熟,报纸的副刊因其容量有限,已经难以适应丰富的文学内容。于是,那些革命的和带有进步倾向的创作者开始开辟新的阵地,创办大型期刊。1934年底,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凤凰》在沈阳创刊;1935至1936年,《新青年》《兴满文化月报》《满洲新文化月刊》《斯民》《满洲文艺》等先后创刊。“期刊的出现,改变了文学创作完全依附于报纸副刊的局限,篇幅的增大,作品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有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东北文学的发展有了适宜的阵地。”[3]116《凤凰》是带有明显进步倾向的期刊,刊登了大量介绍国内文艺动态和进步作家情况、作品及评价的文章,发表了如萧然的《汉子》、吴瑛的《夜里的变动》、扉子的《老聂的话》、尹鸣的《小三子的命运》等在当时产生较强反响的进步作品。其他几种期刊刊登进步作品,则要策略得多。如《新青年》是协和会奉天省事务局创办的,在发刊词中强调其办刊宗旨是“统一青年思想”“克制外来之思想”“复兴满洲之文艺兵挽救出版局之没落”。尽管如此,进步作家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阵地,他们仍然在压制中发出呐喊。刊于《新青年》的马寻作品《宵行》,秋萤作品《雪地的嫩芽》,都是通过较隐讳的方式,抒发了思乡之情,揭露了敌人的残暴。1937年后出现的较有影响力的期刊有《明明》《艺文志》《文选》《作风》《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等。与上一阶段相同,这一时期期刊的公开办刊宗旨更多为日伪政权服务,如《艺文志》标榜兼收并蓄,鼓励写与印主义,实际上是鼓吹为伪满洲国振兴文艺。《新满洲》提出“以忠爱孝义协和为宗旨”。这些期刊发表了许多为日伪统治涂脂抹粉的文章。《文选》是当时斗争性最强、刊登进步作品最集中的期刊。时任《文选》编辑的进步作家秋萤在创刊号的《刊行缘起》中指出:“现阶段的文学已经不是超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人主义的牢骚泄愤了。现在的文学是教养群众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文选》共发行两期,首期刊载的进步作品有山丁的《狭街》、白桦的《饮血者》、石军的《摆脱》、姜灵非的《三人行》等。第二期刊载了李妹人的中篇小说《镀金的像》、秋萤的中篇小说《矿坑》。这些作品,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出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农民、市民和矿工的悲惨境遇和反抗的心声。沦陷期文学期刊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它们成为文艺论争的重要载体。1938年后,沦陷区文艺界爆发了激烈的文学论争,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文学观,一种是提倡“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文选派观点,一种是倡导“写与印”主义的艺文志派观点。1937年,日本人城岛舟礼创办的《明明》提出了“写印主义”的倡导,在创刊纪念特大号发表了“百枚小说”(即400字原稿纸100页),随后又推出了“城岛文库”丛书,出版了古丁、小松、爵青、石军等人的作品。《明明》停刊后,古丁、小松、爵青等人在《艺文志》的发刊辞上提出“艺文之事,端在写与印,其所写,无嫌天地之大,芝麻之小,倘有真意,自可求传;其所写印,无论沧海之巨,粟粒之细,倘存善根,当能久远。”大力倡导“纯艺术”。文选派观点的明确提出始于山丁发表于《明明》的《乡土文学与〈山丁花〉》,他指出:“不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文艺作品表现的意识和写作的技巧,好像都应当侧重现实”。

并且强调:“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现实的。”山丁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后,马上遭致艺文志派的批评,嘲讽“乡土文学”作者乱提主义,指责“乡土文学”是地域主义,有偏狭性。随后,山丁、秋萤、梅娘、袁犀、金音、冷歌、李乔等,陆续在《文选》等期刊发表文章,批评写印主义,极力倡导不能逃避客观现实。沉默中的呐喊与屈膝———沦陷期文学社团的“功与罪”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文学社团异常活跃,高峰时有据可查的社团就达二百多个。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态,社团的成因、诉求、形态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最早的文学社团出现在1933年初,它们萌芽于文学爱好者的聚集交流,后依托日渐兴盛的文学副刊而成熟,到了1934年即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期。1934年11月3日《满洲报》载文提到的文学社团就有19个,即:冷雾社、新社、飘零社、白光社、白眼社、白云社、新潮社、红叶社、旭日社、曦虹社、浓雾社、凋叶社、落潮社、野狗社、ABC社、寒光社、寒寂社、凄风社、春冰文学研究社等。其中最有成就的社团是冷雾社、新社、飘零社和白光社。这些社团的重要特点是属于依托副刊自发形成的同人社团,各有鲜明的创作追求,团结和培养了大批作家。其中冷雾社依托沈阳《民报》的《冷雾》周刊,主要成员有成弦、马寻等;飘零社依托《抚顺民报》的《飘零》周刊,主要成员有孟素、秋萤、曼秋、石卒等;新社依托《沈阳民报》的《萝丝》周刊,主要成员有杨萧梅、碧波等;白光社依托自印社刊《白光》和《奉天周报》的《白光》周刊,主要成员有小松、雪萍、梦园、文文等。四大社创作特点鲜明,被研究者评价为:“标榜追求完美的冷雾社;因袭欧洲古典创作的新社;贴近现实的飘零社;讲求纯艺术的白光社。”[4]6东北沦陷后期,随着报纸副刊的凋零和期刊的兴起,出现了依托期刊的文学社团。这些社团的特点是规模较大、审美趣味和艺术主张更为明确的、创作园地更为坚实广阔。其中明明派(艺文志派)依托《明明》和《艺文志》期刊;文选派依托《文选》期刊;文丛派依托《文丛》期刊。这些社团在创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并进行了长期的艺术观念论争。在日伪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沦陷区抗日爱国的文化人士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在这一时期,产生了“L•S(鲁迅)文学研究社”和“马克思主义文学小组”等进步文学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诗人田贲组织的“L•S(鲁迅)文学研究社”。这个文学社1936年创办于辽宁省盖县,主要参加者为田贲曾经的同学、学生和文友。他们秘密传递借阅进步报刊,研读左翼书籍,利用文学创作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并唤醒受压迫的同胞。后又创办了《行行》《星火》等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哈尔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小组”的领导人为共产党员陈紫(关毓华),成员包括关沫南、宿学良、刘焕章、王忠生、佟世铎等。他们积极组织进步青年,以文学创作进行抗日活动。在日伪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下,文艺界的反抗斗争虽如野火般旺盛,但终究还是要在地下奔涌。那些御用文艺组织和反动的日本作家同人文艺团体却大张旗鼓的活动,蒙蔽民众,毒害人民。主要的日人作家同人文艺团体包括“满洲浪漫”“作文发行社”“鹊”“抚顺文学研究会”“满洲短歌会”“北满歌人社”“大连川柳会”“满洲新短歌协会”“关东洲诗人会”“满洲诽句会”等。1941年3月23日,日伪政权出台《艺文指导纲要》,规定文艺团体组织、研究机构,一律由敌伪政权直接领导。

随之,日伪扶植的御用文艺组织“满洲文话会”“满洲艺文家协会”“满日文化协会”“艺文志事务会”等纷纷成立。日伪政权为这些文艺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他们的活动和出版。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汉奸文学和殖民文学,粉饰美化王道乐土,歌颂侵略战争,攻击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