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在自然世界的舞台中演出――当然不一定每一个自然的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受众。只有在“社会”中演出，即在一种相互联络的有机群体中的演出，才是一种具有交流作用和文化性质的演出。“相互联络的有机群体”，不是随机性存在、缺乏社会联络关系的无机群体，它或者就是齐美尔所认定的、意义确定的“社会”。只有有机性存在和组织的社会，才有共同剧场，才有确定的受众，这样的剧场，是表演者激情和才情的施展场所，是任何社会戏剧得以不中断演出的必备条件。从“戏剧论”解释社会活动，社会就是各种戏剧演出的重叠表演过程，一个剧情不中断的过程―――表演中断，意味着“社会”的组织模态将发生变化。这是指社会的共同剧场或者发生了非共同化，或者受众发生了解散等等情况。任何社会的整合者的义务和责任在于，维系共同剧场的存在和保持受众的参与，从而将社会活动有效安排，将剧情不断地展开。

法律刚好是社会戏剧的组成部分。法律的社会戏剧性，乃是特定的社会演员对“法律正义”的集体演出。国家立法者、国家法院的法官、原被告、律师、法学家、鉴定人、证人、法庭的旁听者，或许还有蒙面法警、陪审员这样一些社会角色，集体演出“法律正义”。

一个有机社会，法律戏剧和其他社会大戏一样，应是一种剧情不断发展，表演不中断的过程――这样的演出，名曰“有效的社会演出”。反而观之，如果法律戏剧“剧本”存在问题，表演者技艺低劣，势必导致演出的中断，这就是共同剧场的失败，从严重程度上讲，它会危害到社会的整合过程。从法律术业的语言来说，“剧本”的连贯性，或者就是法律规则本身是自洽的，相互不矛盾和露馅的，是“宪政统一的”，“有唯一解释”的。如果法律规则自身具有不统一的解释意义，那么法律正义的戏剧，就表现出表演者的自我矛盾。同时，法律戏剧的连贯性，也是所谓的法律程序的“自治性”的展现。法律戏剧的连贯性，要求立法和司法制度和习惯这样的“剧本”因素，是一种有意识创作出的文化产品，要求法律程序具有自治质素。如果有这样的演出――

（情景一）：

立法者：公民具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权。

行政官：禁止公民行使地上权，不得在土地上树立广告标牌。

公民：请求法官保护土地使用权。

律师：土地使用权包含着公民享有地上权，公民诉求合法。

法官：维持行政官决定。

“情景一”中立法者和法官，出现了冲突性的演出，证明法律正义的“剧本”写作，存在严重的问题。它会导致社会受众，即与本案无关的社会角色，对立法者和法官角色权威和社会魅力，产生怀疑，甚至不再期待“法律正义演出”的重复性生产。

（情景二）

原告：……

被告：……

律师：……

证人：……

法官：宣告休庭。

（幕后：

法官：请对本案指示。

不明身份者：我意此案如此判决……）

“情景二”中的法官和不明身份者在幕后的演出，损坏了法官在社会戏剧程式中的角色地位，导致法律戏剧的角色出现了混乱。这种情节导致法律正义不是一种连贯性的“演出”，破坏了法律正义是由法官一气呵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成“正义”的内在品质。连贯性演出，产生社会文化产品，如书法家的艺术作品的一挥而就——那种断断续续的描字，写得再好也不叫艺术，法官不能自治的判决，再“公正”也不是法律的社会文化产品，法律正义是法官自为自治的社会表演过程的产物。法律正义是连贯性的“演出”，它发生在会共同剧场，需要必要的受众，接受法律正义的“剧本安排”。如果剧本是杂乱的，演出是非连贯的，必然受众对法律戏剧情节产生哄笑、退场、私议等等“受众反应”。饱受哄笑、退场、私议等等“受众反应”的戏剧，是戏剧安排者的失败。中国足球联赛与许多法律戏剧一样，同样因为缺乏演出的连贯性，受到社会受众的排斥。当足球运动员不能按照竞技原则安排自己的行为，消极比赛，或者随时关心其他场次情况来决定比赛行为，担当其他经济角色，它就丧失了自身角色的正义，最终导致失去比赛自身的正义――社会共同剧场的参与者，必然对失去角色认知的社会戏剧，失去兴趣，进而采取排斥态度。

社会戏剧在社会有机组织中吸引力的下降，是社会共同剧场结构消弭的原因。从剧场效应分析回归到社会学的社会整合视角，我们不得不认为，法律戏剧的演出失败，对“社会”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大于对法律当事人自身的影响――它涉及到社会共同剧场安全问题。关注法律运作的社会影响，是法律制度、文化得以保持社会承认的重要事务，是生成、维系“法统”的必要行为。法统和法律传统总是在法律正义的连贯性演出中形成的，而法统和法律传统的丧失，总是社会演出不断失败的结果累积。

法律正义的戏剧，是“社会”中十分重要的戏剧，此种戏剧和社会中发生的权力支配剧作、经济竞争和成果分配剧作，是社会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戏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可能在规范、简洁、明快的剧本基础上，由较高质素演员，按照固定演出节奏和程式安排，按部就班达到受众的观赏高潮。这本来就是法律戏剧优于其他戏剧的一个特征，克服了权力戏剧和经济戏剧演出中的“结果不确定性”。如果法律剧场能够在一个好的剧本剧本基础上，由好的演员演绎，总是“好戏”不断，断不至于向权力和经济戏剧那样，一不留心就整体演砸。

现代法律戏剧的舞台设计，是现代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果。没有一个社会舞台，有法律舞台那样具有正剧剧场的精巧设计――法官的权威及法庭的肃穆庄严，即社会戏剧的魅力化，是具有保障的，也是不可能轻易破坏的。我们甚至可以用社会图腾徽记、威严的法警、制服、法槌，来保障法律正义产生的加魅背景。但是权力和经济戏剧，时常不具此种优越条件。权力和经济的正剧化表演，一旦被社会受众和同台演员戏虐，它的正剧效果很难保障，于是时常提前收场，演出中断化成为常见现象[1].偶然人物和台词的出现，会巨大性降低政治舞台的正剧效果。然而，在法律舞台上，这种非正规演出是被禁止的，我国一位学者写作的《法庭撷趣》中，记录法庭上法官打鼾垂涎、在脚板挠痒那种情节，是非剧本性的安排，是不合程式的表演，系属法律剧作的“表演意外”。

只有有文化的“社会”，才会产生关于法律的“剧本意识”，同时着力控制演出效果。法律规则的整合，法律程序的自治性赋予，法律表演角色分配的现代化，是演出法律正义的必要安排。一个法律正义戏剧不断上演、重叠上演、滚动上演的“社会”，凝聚的共同剧场，是社会整合成功的标志。人生如戏，社会更如戏——法律正义亦是一种社会戏剧演绎。

「注释」

[1]这些事例笔者不大加枚举，以免引发政治歧义，仅仅举一个必要的学理例子――两岸和平一国化本来是一个严肃话题，社会戏剧安排十分成功，甚至有赠送熊猫的精彩情节出现；但是，一个不可控制的演员，台湾所谓“副总统”这个不请自到的演员，说了下面的台词――“对建交送熊猫，欢迎、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