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生的情感与宗教情绪现状

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这使得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较九十年代更为严峻，他们的心理状况令人担忧。弥漫在一部分学生中的茫然、无助、焦虑等不良情绪，促使他们向宗教寻求慰藉。就常理而言，人们皈依宗教的初衷就是找寻精神支撑。在学生产生宗教情绪以及倾向宗教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人际交往实践的笨拙稚嫩。独生子女群体已成为当前大学生的主体，独生子女教育失当是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的一大诱因。一些独生子女的任性、自私、不善交际已成为家长、老师及教育界人士倍感棘手的问题。在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常会养成许多不良习性，他们一向受到呵护和关照，从小就缺乏与同龄人相处的经验，很多人任性自私，习惯于为所欲为。家长事无巨细的过分包办使得离开家庭的学生缺乏最起码的独立生活及为人处世的能力，因而他们中很多人不会独立生活，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不懂交往的技巧与原则。有的同学有自闭倾向，不愿与人交往;有的同学为交际而交际，不惜牺牲原则随波逐流。交际困难导致大学生一方面容易产生自闭偏执等心理问题，另一方面因无合适倾诉对象，心理压力加重。有的同学饥不择食地寻求精神依托，此时，校园内如有宗教势力的渗透，学生就很容易偏离精神重心。在实际生活中怯于人际间的直接沟通，很多学生就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寻找心理满足感，网络本身的丰富、精彩深深吸引了他们，因而一些人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有的甚至染上网瘾，沉湎于虚拟世界，自我封闭，与现实生活产生隔阂，不愿与人面对面交往，这样久而久之就影响了正常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定位。现实生活中人际间交流不畅，对于虚拟世界中的所谓“大师”产生迷恋，导致有的学生因痴迷网络世界中的宗教内容而产生精神依赖性，影响了健康性格和人生观的塑造。在大学校园里，学生成双成对已不新鲜，有人说“不谈一场恋爱简直就是白上了大学”，究其根由，上文所述的人际交往困难仍是重要原因。群体相处的受挫，加上异性吸引的因素，使得气味相投的男孩女孩渐渐走近。当事人在相依相偎中得到温暖和慰藉的同时，也往往因为对方身上的“芒刺”而相互伤害。情感方面的问题若不能得到正确认识与及时处理，因恋爱所造成的情感危机往往会导致学生心理变异，一旦感情受挫就宣称要“看破红尘”。

第二，角色转换的沉滞缓慢。大学生在校四年中面临两次角色转换与适应。第一次出现在大一，刚入学的大学生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导致新生心理失衡的原因，一是现实与理想中的大学不统一，由此产生心理落差;二是新生对新的环境、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教学模式不适应，由此产生困惑而造成心理失调。这些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新生便会产生失落、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有些还会因长期不适应而退学。如果这一时期角色转换不当，学生便易沉湎于宿命和虚无，极易接受宗教宣传。第二次角色转换与适应出现在大四，学生面临即将从学生身份向在岗工作人员角色的转换，社会竞争加剧带来的就业压力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又一次心理失衡，又一次对即将身处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不适应，特别容易使他们产生孤独无助感。有的学生因焦虑、自卑而失去安全感，许多心理问题也随之产生，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他们就极易倒向宗教宣传中消极遁世的一面。在校学习期间，学生的学习压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所学专业非己所爱，这使他们长期处于冲突与痛苦之中;有些学生学习方法有问题，导致精神长期过度紧张;另外一部分学生的压力来自于各类证书考试或研究生入学考试。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极可能导致学生出现强迫、焦虑甚至是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学生的生活压力主要来自于其不善于独立生活和为人处世或者生活贫困所造成的心理负担。一部分贫困生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与同学相处敏感而自卑，他们也容易向宗教寻求安慰。

第三，家庭及外界环境的不利影响。家庭及外界环境的不利影响也会成为诱发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因素，比如家教方式、家庭环境及娱乐界人士的影响力等，都能造成学生的惰性心理定势。学生一旦遭遇学校环境的负面影响，如消费攀比、对贫困生的歧视、学习节奏过于紧张等等，很容易丧失奋斗奋进的意志。中学应试阶段无暇暴露的心理问题，在相对宽松的大学生活中潜滋暗长。

二、高校通识课教学内容本身的宗教、情感基础

要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使他们善于情感自我调适，关键在于解决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而我们许多通识教育课的内容，是有助于帮助受教育者树立人生崇高理想的优秀文学作品，教师要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教学内容。具体地说，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赞颂古代人物的爱国精神时，注意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社会政治体制出发，分析其失意或失败的客观原因、主观因素，而不只是停留在空洞的赞美之上。教师尤其不能回避他们的宗教情绪。比如，在充分肯定屈原爱国精神和执著坚持追求理想精神的同时，也要引导学生了解屈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是有着特定时代的社会因素和宗教因素的。《楚辞》中尤其是在《离骚》中，“屈原对祖先的追溯、对自己生辰的崇拜、对大巫觋和神灵的使唤有力地证明了屈原身上所具有的神性和宗教信仰”［1］。屈原人格理想的内外冲突，一个根本性的重要原因是人生悲剧。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一味强调屈原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完美的心志”，是“用理想的人道主义苛求人的价值”，因为这些不符合屈原执著追求的实际情况，这种解释对于认识屈原没有帮助，相反，由于这种赞扬未能具体指出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因此反倒给学生造成屈原服从的儒家道德无限完美的印象，这是很不合适的。同时我们也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任何时候理想的追求都不能脱离主客观实际。在教学以颂扬崇高人格精神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应当注意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中理性化的成分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说过去只是在少数理性主义者身上才会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倾向，还不足以动摇朴素情感的地位的话，那么在更加文明、更加丰裕、更加信息化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则日益普遍地具有这种精神特征，往往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生活中形成成熟人格时，就已经有许多挟带理性成分的信息进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不得不从一开始就面对经过理性加工的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又常常相互矛盾，因此他们的情感产生过程也就带上了浓厚的理性色彩，并自然地产生一种对情感进行理性审视的心理倾向［2］。过去人们可以靠描述爱国情感和树立爱国行为榜样就能达到目的，而如今此类教育则常常受到怀疑甚至质疑。而且，过去此类教育往往回避宗教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有时甚至生硬地将人物情感与宗教情绪、宗教氛围相剥离，现在的学生则会因这种剥离行为而对教育内容本身产生怀疑，从根本上削弱了教育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与崇高人格精神相融并存的宗教因素，正本清源，实施教学。

第二，教师在讲解爱情作品时，要结合作家的生活情境和时代背景。通识教育课中有关爱情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内容往往缠绵悱恻、柔情似水。许多作品将爱情的结局归为宿命。我们的教学对象情感体验较为丰富，校园爱情是他们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人生重要的一课。许多学生在与异性交往中有很多心理困惑，其原因有三个:一是爱情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人感受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失落。他们以为有完美的爱存在，可在现实交往中发现既没有十全十美的对方，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自己。二是影响恋爱能否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年龄、外貌、品行、性格、文化、职业、兴趣、爱好、经济状况、民族、宗教信仰、政治态度等等，可大学生相恋时未必这样综合考虑，他们或许只是因为某方面的相互欣赏和认可，甚至只因为某种偶然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由于某种偶然而分手。很多人交往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考虑到要达成多方面的默契需要时间，要建立一份永久的爱情与幸福的家庭需要相互理解、共同努力。三是由于他们年龄尚小、涉世太浅，因此缺乏深入了解和正确评价一个人的经验。他们习惯于情感外露，而不认同传统恋爱含蓄、深沉的方式;他们年轻、易冲动，情爱的发展极易受性生理与性心理发育的控制。学生恋爱的特征是低龄化、公开化、速热化和爱恋情感的多元化，因此，教师在教学爱情作品时不能一味分析作品描述爱情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而要结合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独特的生活境遇进行讲解。教师还特别要指出，古代有关爱情的描写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爱情悲剧的根源常常是社会制度而不是宿命，有些古代爱情作品其实真正的写作用意是借题发挥，所以教师不能让学生因此沉湎于低沉愁闷的情绪之中。

三、在培养良好的情绪品质方面通识课所必须采取的对策

第一，教师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心理结构。大学生活是学生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的情感体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心智逐渐趋向成熟，但同时他们又有明显的文饰、内隐、曲折的特征，其情感由中学时代的半外露、半隐蔽状态转向“闭锁性”状态，自我意识、自我表达能力明显增强，美感更加丰富，理智感发展较快，但需要教师加以引导。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人生观、悲观厌世人生观、权力意志人生观也在影响着他们。调查表明，学生普遍具有迫切要求发展个性的现代意识，同时国家意识淡化，集体主义精神减弱，凡事讲求实效，缺少人生远大目标和理想;在前途和职业的选择上，不少学生存在“工作要轻松、经济效益好”等想法。相对而言，他们更不愿意接受约束，抗击打能力也较差，在遭遇挫折后，心理易向宗教倾斜。对于宗教信徒所必须经历的修行他们并不认同，他们看重的是遁入空门之后对社会可能的逃避。针对学生的情感现状和心理特征，我们有责任利用教学内容向学生灌输科学的人生观，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提高其对不良影响的抵抗能力。道德情感的培养，特别是加强挫折感的教育，可以为道德信念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产生提供内在动力。如通识课中有的作品传达了作者旷达、恬淡的生活态度，强调了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超脱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的思想，教学中要抓住类似主题深入挖掘，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心理情感结构。

第二，渗透于通识教育的责任感教学，内容当重在挖掘人类丰富的感情内涵上，即进行感恩教育、孝心教育等。我们现在的教学对象大多为独生子女，他们或多或少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感恩教育，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国的感恩教育源远流长，教师可以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有关孝道的内容，从传统美德“孝”字入手，塑造学生健全的道德品格。梁启超曾说过:“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3］古人还特别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孝心。孝顺的内涵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包含了行为的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孩子如果对长辈的关注程度较低，对长辈的关心停留在表面，就难以体会祖辈父辈为家庭、为后辈所付出的辛劳和心血，就难以理解长辈的一片爱心和一腔希望。而在中学阶段，拘于应试，有些学校也未能予以及时发现和教育，没有把尽孝作为考查学生品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说来，没有孝心就没有爱心，没有爱心就不可能有责任感。对学生的感恩教育，不能好高骛远，孝心教育所提倡的就是一种体验行为，容易让学生产生道德认识，进而演变为道德情感，最后就能变成他们的道德行为。教学中应把对家庭的孝和对同学的关爱、对社会的关爱结合起来，让学生首先能爱父母、爱同学，然后知道爱家乡、爱祖国。在这类内容的教学中要澄清学生对宗教信仰的误读，要让学生懂得宗教不等于逃避，更不是率性而为。

第三，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通识教育课教学内容中有关宗教的描述。被称之为“诗佛”的唐代诗人王维，“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写出了空寂的宗教体验，在宗教体验中蕴含优美的意境”［4］，但事实上王维在表现自然理趣和禅意的诗歌中仍然抒发了不满于现实的愤激之情。宋代苏轼的人生观和文艺创作深深刻有佛禅思想和老庄道家精神印记，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激愤之后的放旷高傲，“佛道思想专注于个人心灵宁静的情怀犹如知识分子心底那一块洁静天地的保护伞，成为中国文士永久的心灵追求”［5］。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剥夺了他们的生活乐趣，因此，王维才会发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感叹。再比如，《十日谈》和“三言”产生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但其中的爱情故事不约而同地歌颂爱情、赞扬妇女，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性解放，反对门第等级，主张婚姻平等。这些作品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便是爱情和婚姻故事，只要是发生在修道院或寺、庙、庵、观之中，就都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情绪。而且，《十日谈》与“三言”等作品中描述的平民看待宗教的态度比较接近，都是将其当成为道德、养生、寻求心理平衡的诸多需求的实现途径。教师要使学生认识到宗教道德倡导利他主义与人们所要求的道德修养不谋而合，它要求人们为人正直、坚持正义、关心社会公共事业、为大众谋福利，反对唯利是图、个人至上。实施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个体主观上便获得自我完善的满足感，这有利于道德修养的提高，可以从积极方面唤起一种神圣的情感，而不是那种纯粹形而上的所谓终极意义，更不是那种所谓“投桃报李”式的实用意义。

四、结语

重视情感调适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点，因为人文素质教育关系到品格的高低。“对人的思想教育、感情陶冶、精神塑造有三个层次;最基层，人格;中层，法纪;最顶层，政治方向。最基础的是人格。”“人文素质教育还具体关系到言行的文野，关系到一个人事业的成败。”［6］8“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人文素质教育可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高等学校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6］7。概括地说，大学培养的人才，一要爱国，二要会创新。国家的兴衰看国力，国力包含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其中的关键是民族凝聚力，而民族凝聚力取决于对人文文化的认同。人文素质教育还关系到社会的进退。忘记人文文化，丢掉精神文明，人就容易物化、异化，就会精神空虚，社会品质就会倒退。就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而言，通识课教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就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而言，通识课教学任重道远。我们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扎扎实实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警惕形形色色的功利化动机和行为，以人的发展为本，让发展目标与孩子的自身条件相适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