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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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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1篇

Smith(1776)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Smith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所以,Smith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政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现代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由此可见,Richado更注重Smith增长分析中的劳动量增加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因而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有限的。不过Richado在这所论述的收益递减与现代经济学所讲的收益递减是有区别的。现代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数量取向的,意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随着某一要素(投入)数量上的增加(同时质量保持不变),该要素的边际报酬将逐渐下降。但Richado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质量取向的,他指出收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质量将逐渐降低(而数量是不变的)。这也说明某些资源具有可耗竭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本文将进行一定的讨论。

Malthus(1798)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现有的人口数量为基数不断增长,而其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大。由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来源于土地上的产出,但土地上的产出却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当土地全部被使用时,对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产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所以,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这种不愉快的结果是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受到两个不同规律的作用,任何耕种土地的数量扩大或技术进步都将导致超过产出增长的人口增长,即人口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可见,Malthus的人口增长是内生决定的,即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同时,在经济系统之外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便是自然的事了。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拓扑性机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不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边际分析、一般均衡)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细说的是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以及Shumpeter对创新的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Marshall同样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另外,Marshall还区分了厂商的收益递减与行业的收益递增。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代表性厂商主要表现为收益递减,而行业产出的变动则可以使得代表性厂商出现收益递增。一方面,行业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厂商的内部经济发挥作用,从而使厂商成本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另一方面,行业产出的扩大也产生外部的经济,也使得厂商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便成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渊源。

尽管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他的基本理论分析仍是静态的和局部的。所以,他更强调经济中规模收益递减现象,这与整个新古典理论相一致。直到1928年,A.Young在《收益递增和经济进步》一文中,才进一步论述了Smith和Marshall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解释推广到了全社会,并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解释。

Marshall和A.Young对规模收益递增、分工与经济增长所进行的分析对新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理论模型的综述中作了较多的说明。Shumpeter.J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独辟蹊径,为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Shumpeter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一个简单再生的静态经济中,当所有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经济处于均衡。如果经济中各种投入量能维持给定的数据,这种均衡就会自行重复。不过,在静态均衡中,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积累、也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自于静态均衡的破坏,而打破静态均衡的关键乃在于

超额利润诱发的创新。

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Shumpeter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他们的工作,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什么,但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利润,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中的总收入增加,经济出现增长。

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对创新的模仿。在超额利润的诱使下,许多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厂商,从而使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展开,并使创新厂商的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此时,经济来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在Shumpeter看来,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而企业家的创新往往不能连续出现。由一次创新到另一次创新之间的演进,正是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变动。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S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而出现的。总之,他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及其波动性增长的思想以及创新性垄断的思想是独具匠心的,这给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研究工具上的贡献,其理论思想上的贡献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现代经济学源于Keynes,J.M.(1936)的“有效需求”革命。与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给分析不同,Keynes则倚重于需求分析,从而给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有力的解释。

Keynes本人认为,他的《通论》同传统理论(新古典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非常清楚,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和被动的;第二,传统经济学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萨伊法则识网络深化、组织创新活力,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传统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所以,Keynes的经济分析重心从经典学派(新古典)的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基于此,现代经济学才有了真正的均衡(两种力量的交汇点)分析范式,而不是经典学派的恒等(单种力量的生长线)分析范式。

关于这一点,Keynes说:“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是在对此二函数(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水准,f(N)与φ(N)常相等。故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亦必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经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N取何值,收益D常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变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予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总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与“恒等”的概念差别就是:“均衡”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互交叉的一个点;而“恒等”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处处重合的整个一条线。其实,关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过,只不过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总体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顺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实质上的“恒等意义”,因为它是萨伊法则(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总超额需求价值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观念性原则。

基于Keynes的理论,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尽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关键假定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即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为gw=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

不仅如此,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对稳定增长条件的说明。按Harrod的说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稳定性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率gA、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gw和人口增长率gN三者之间的吻合度,要实现完全稳定增长,必须要求gA=gw=gN。但问题在于,这一条件不能自发实现。按Harrod的解释,gA与gw的差异来自经济现实的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并不能依照经济体系本身自发地加以调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不稳定。如果gA>gw,则实际资本-产出比低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从而投资者会进一步投资,这会进一步提升实际经济增长率,直至受到劳动量的制约才会停止。相反,如果gA<gw,将导致实际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促使经济中出现失业。因此,Harrod-Domar模型结论是经济的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注定了该理论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尽管它建立在Keynes理论之上且出现在大危机过后不久。Robert.Barro在谈及这一点时说:“尽管这些贡献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今天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这些分析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基点模型。

鉴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且不稳定性的结果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实际经济波动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长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该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产技术假定,代之以资本和劳动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Harrod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能自发相等的困难。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而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则因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而被回避掉了。这样便可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不过,Solow模型中的储蓄率仍是外生给定的。Cass-Koopmans(1965)将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储蓄率,这样便建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数学形式来源于Ramsey(1928)的论文。在该论文中,Ramsey构造了一个动态优化的模型,并运用古典的变分法得出了决定储蓄率的Keynes-Ramsey规则,从而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

尽管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与Solow-Swan模型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是相同的,即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基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这在本文的增长模型综述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只作简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类,从模型中对生产函数刻画的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可划分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两大类。凸性模型强调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收益不变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这类模型可以认为是AK模型的推广。

非凸性模型则设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该类模型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

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却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来综述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金融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就供给层面规模收益递增的内部机制探究上,新增长理论没有作特别的论述,只是将内部机制产生的结果体现在生产报酬递增性函数上。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方面:生产报酬递增何以得到出现。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2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供产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3篇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这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没有效率的一个。在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在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就缺少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体现为银行体系的呆坏账上。外国分析家估计,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账比例高达50%(为官方估计的两倍),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由此产生众多分歧。许多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持疑。一些学者指出数据中存在大量相互不符,比如各省加总数字和国家统计数字之间的差异,比如偏低的能源消费数据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成比例,等等。

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经受住了严格的国际审查。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用可以证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在过去20年中真实经济规模确实扩张了5.5倍。这些数据包括快速增长的居民储蓄,以及用中国贸易伙伴进口数据证明的快速增长的中国出口。

如果中国的增长是真实的,这种颠倒了经济学传统逻辑的增长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呢?

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曾经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其效率低下也是众所周知的。前苏联解体后,经济几乎完全崩溃。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1/3。这种增长是真实的么?

我的一个朋友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后经常访问莫斯科。他注意到酒店房间里的电视屏幕前常常有很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看电视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以防电视机爆炸。”

前苏联人只能买这种电视机,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成千上万的前苏联工厂不断生产越来越多的劣质产品,同时,他们还出口这些到东欧各国和中国。前苏联的经济是真实的,并且不断增长。

但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外国商品进入其本土市场,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就急剧下降。俄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索尼电视,难道会选择会爆炸的国产货吗?这些生产性资产多数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回头看来,前苏联经济在封闭的时候是真实的;一旦外来竞争者进入,它就成了虚幻。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是低效率经济体实现高增长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前苏联同时有较高的储蓄率,这是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同样得益于超过40%的高居民储蓄率这一有利条件。不同的是,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国外产品在国内畅行无阻。“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西方市场上随处可见。对外贸易目前占中国GDP的40%还多,这个比例远高于日本。

中国经济中的一部分仍然是封闭的。这就是资本管制。中国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的产品和服务,但不能将手中的人民币转化成外国通货用以对外投资。

没有效率的经济有可能实现真实的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控制。假设公民因为某种原因停止储蓄,银行没有多余资金对企业投放时,增长就会停止。如果允许储蓄流出国境,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增长也会停止。

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那么在一个低效率的经济中,资本的真实回报会比一个更高效率经济中资本的真实回报要低。这一点在那些同时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价格的持续差距中可以看出来。这些公司境内、外平均的价差是2:1。换言之,具有同样风险的投资在中国的回报率仅是海外的回报率的一半。

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具备了一个低效率的经济要取得高速增长所需要的两个必要条件。这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高储蓄率通过银行转变为了高投资率,进而促进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扩张,在国有经济领域尤其如此。这样的大规模投资带来了快速的资本形成,个人收入,储蓄和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总量相应的扩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企业却不必盈利。

这种经济增长同时又是不真实的。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比如,国有经济创造了总工业产出的不足30%,但是其固定资产投资却超过总固定资产投资的50%。这种低效率增长的代价就体现在中国银行系统坏账的积累上。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大概需要51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才能完全清理其银行系统的坏账。这个数目,再加上如果不能继续取得银行贷款而会破产的公司所损失的权益价值,相当于中国经济要经历好几年的负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以很高的代价借来的,而中国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可能大量流出,而危及中国的银行和诸多依赖银行生存的企业,也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羽翼。

对资本账户的外汇管制能让中国维持“借来的经济增长”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高储蓄率很可能在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随着中国人口的老化而下降。原因有两个:

首先,在1950年~1960年以后出生的大量中国人将步入退休年龄。而后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未来工作人口对退休人口的比率会大幅度下降。由于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中资金严重不足,所以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的下降和更多的提款用于开支。第二,中国人传统上比其它民族更加节俭,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年轻人消费更多,储蓄更少,并且学会了用借来的钱消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40%以上的储蓄率,中国也不例外。

此外,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WTO框架下,中国承诺在2007年以后准许国外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经营本币业务而不受限制。中国已经立志要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了,因为如果不然,许多经济蓝图就没法实现。比如,上海很久以来就希望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没有跨边境的资本自由流动何以有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是不是说为了偿还“借来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中国经济总有一天会陷入危机呢?是的,若中国的经济政策继续通过其脆弱的银行体系来保护和补贴低效率的企业,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我们同样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不错,中国经济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良好,它需要医治甚至一些大手术。但是中国经济远非病入膏肓。中国经济已经是今非昔比了。25年前,它曾经是一个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甚至生产不出一台像样的电视机;而今天,它生产的产品可以在美国市场和索尼竞争。今天的中国经济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富有活力。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领导层不仅仅实行了许多刺激措施以保持经济增长,同时还大力推进改革。与1978年改革开始的时候相比,中国经济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生产效率方面(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欠缺得多)。相比之下,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成就让日本相形见细。资本外流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没有能力留住资本的情况下,所有那些刺激效率低下的日本经济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上来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真正的改革都是很痛苦的。改革的好处只有在未来才能尝到,而改革的成本,包括用纳税人的钱来清理银行系统,却是即时支付的。领导者必须有远见,并区有决心在不可避免的政治阻力面前坚持改革。在这方面,中国比日本要显得更加有决心和果敢。惟一的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意愿和足够的能力将改革继续进行下去。

银行体系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基本的。如果没有优良的信贷文化和经营方式,银行会继续制造坏账并滋养低效率企业,不管这些企业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表明,脆弱的银行业同样会带来私有经济的低效率。中国大部分私营企业的管理都是很不健全的,有些私人企业的规模不足,很多是投机性的。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中有70%最终变成了坏账。中国的许多银行业的丑闻都涉及到品行不端的私人业主。银行的严格管理才能提升私营企业的质量。

意识到WTO的步伐越来越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对银行系统的清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大量的银行坏账被转移到政府组建的资产管理公司中。这些公司已经成功的将第一批不良资产出售给海外投资者。政府要求银行必须请国际审计公司来审计其账目,并且公开和努力减少不良贷款。

但是,还有许多的问题要解决。所有中国的银行都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给这些银行重新注资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很大压力。虽然银行可以通过发行新的贷款来降低坏账率,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防止新的贷款再次变成坏账。为此,银行必须形成信贷文化;在贷款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是客户的现金流,而不仅是抵押资产、关系或者政策指导。与仅仅采用国际大银行的风险管理程序相比;这一点更加难以做到,因为这需要员工的培训和相应的激励机制。但是如果政府继续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干预银行的人事决定和贷款发放的话,那么所有其它的改革努力都会是徒劳的。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政府愿意放弃干预的做法。

中国的银行监管一直存在许多漏洞。不仅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着近亲相交关系,而且股份制银行的大股东有时从银行的借款额比其在银行中的投资额还要大。这类贷款中的某些最终也变成了坏账。类似的利益冲突带来了道德风险问题并且给银行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许多私营企业强烈要求政府允许成立私营银行。但是在没有严格监管来防止关联交易的情况下,私营银行很可能成为其大股东的私有金库。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禁止非金融企业和银行互相拥有。

但好消息还是有的。随着新的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成立,银行业的监管将变得更加严格。央行行长周小川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都是意志坚定的、正直的监管者。他们都是银行家出身,对国际最佳的银行运作方式和监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们是世界级的银行业监管者,完全可以领导这场改革。

中国的银行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资信良好的客户。零售贷款近年来呈爆炸性增长。虽然在国有企业中效益差的要比效益好的更多,但是中国经济中有很大一块外资企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二元经济。大部分外资企业的管理都很有效并且富有竞争力,它们会是很好的银行客户。

但是很多外国企业会说在中国市场成功是艰难的。在80和90年代,资本充足的欧美企业大都经历了精简和专业化的改革,以发展企业的“核心能力”从而增加竞争优势。而与此同时,债台高筑而又极度分散的日、韩企业反而扩大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日、韩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来自于其本国银行的低成本贷款。同样,在中国不良的银行经营方式会继续滋长低能和无效率,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无效率的企业将好资信的客户拥挤出银行市场。如此对银行和经济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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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4篇

(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税收政策。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必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也要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对现有不够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问题,例如,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货物有关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问题,同破产企业与被兼并企业有关的欠税问题和亏损结转的问题,兼并方或受让方按照国家引导的方向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应给予的企业所得税鼓励问题,以及联营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1、破产清算是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税收在原则上应该给予支持,但在实践中还必须注意防止“假破产,真逃债”,即一方面把债务包袱卸给国家,另一方面破产企业的原班人马和机器设备,却依旧交由别的企业整体接收的非法行为。

2、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中,对国有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将其收入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对铁路、银行、保险部门的各种收入,也仍然沿用旧办法,全部按部门汇总缴纳给中央。这些办法,助长了在长期条块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别人”的资产可以流入,“自己”的资产不得流出的错误思想,阻碍了存量资产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组。

3、税收只有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大力促进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才有不断增长的税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是在于后者会比前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对投资和再投资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我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税收优惠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有以下各点:1、从我国投资状况看,存在着宏观规模过大,微观结构失调,不符合产业政策等问题。从财政状况看,在连年赤字的条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资的税收减免,仍然高达百亿元。因此,今后我国对投资的税收优惠,应该加强总额控制,引导企业增加自身投入。2、在优惠方式上,尽可能减少采用增列所得税税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做法。3、鉴于我国科技还不够发达,中小企业居多的实际情况,在投资税收政策上,不仅要给高新技术企业以积极鼓励,而且还要给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以大力扶持;不仅要给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业以鼓励,还要给从事科技开发的科研单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资方向在地区和结构上存在一些失调,建议对在西部地区并且又是生产中所短缺的资源开发,诸如原油、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等资源开发以及农牧业等的投资,给予应有的税收鼓励。5、消费与投资是关系到社会需求与供给的一对重要经济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对一些税收政策作出调整,以采取引导消费、鼓励投资的政策为佳。6、修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规定,建议以项目优先取代地域性倾斜的政策。7、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投资税收?呕菪问健=ㄒ槌钟械挠呕菟奥屎投ㄆ诩趺馑耙酝猓箍刹慰脊獾乃笆招糯囱悠谀伤埃⑺笆盏置庖约凹铀僬劬傻刃问健?nbsp;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鼓励政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同第一、二、三产业一样,也是一种产业,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因此,税收政策应该积极鼓励科技发展,特别是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专家们建议:1、根据国家有关科技立法,制订财税部门鼓励科技进步条例,使财税支持科技进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道路。2、税收鼓励应该遵守以下原则:服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原则;不使被鼓励者产生依赖性的原则;同等鼓励的原则;财政承受能力的原则。3、凡经财税机关会同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和单位,允许其建立科技准备金,以便专项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的需要。4、中间试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鉴于其投资大,产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产品,因此,应该考虑给予优惠。

(四)关于对外开放与税收政策。

1、关于涉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我国涉外税收政策,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而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如:优惠项目、层次过多,范围过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平衡,向沿海倾斜;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财政收入流失等。但这些可视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成本。专家们认为看问题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税收优惠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来说,广东省的三个特区和众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优惠最多的地区,也是生产力最活跃和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从1993年起,该省的税收连续四年每年以100亿元的速度递增,增速居全国之首。所以,对两者的关系必须作辩证的分析。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对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加强,总结经验,适当调整我国涉外税收政策。具体建议:(1)全面清理、归并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优惠政策更为规范、高效、简明和统一;(2)由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倾斜,转向产业与区域相结合,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3)在优惠方式的选择上,可考虑将现行以直接优惠为主方式改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方式相结?系亩嘀钟呕莘绞剑唬?)逐步理顺流转税的特殊规定,统一进出口税收政策;(5)完善地方税的优惠规定。

2、关于税收国民待遇问题。由于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财税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下同)给予本国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国民待遇原则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矛盾的,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基本含义是对外国人的待遇不应低于本国人,因而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并不矛盾,国民待遇原则不排斥给予外国投资者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与涉外税收优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五)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指一个国家对出口商品退还其已征收的增值税,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转税。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能够使本国货物以不含税价进入市场,既能达到增强竞争能力,促进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强比较利益的透明度,达到互利的目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消除出口商品岐视的经济政策,体现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尽管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们不能“短视”,只盯住矛盾不放,而应积极加以完善。因此,专家们建议:1、遵循“规范、实效、简化、统一”的原则,逐步缩小退税率差异,体现公平待遇;尽可能缩短出口退税时间,减轻企业筹集困难;兼顾手续简便和监控严密,提高征纳效率;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税政策的持久执行。2、按照全社会的增值税平均实际负担率,结合对某些差异的微调,确定一个退税率,定期公布执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业消除顾虑,放手经营。3、为了做到退税的横向公平,建议将现行出口分别外贸与生产企业按照进价与销价(FOB)计算增值税改为一律按照进项金额计算增值税。4、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和统一退税计算方法,建议将企业的增值税负担归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税率减出口退税率)。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负担明确,便于操作管理。5、用税法约束出口退税时间。可以考虑在申请单位办齐出口退税手续后2个月退还税款,逾期由税务机关承诺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予补偿。6、建立职责明确、审核有序的出口退税管理系统。由日常征管机关负责审定出口退税的进项税金;出口退税必须在对企业的进项税金总额、出口收汇等凭征和应征税款额的严密审查以后进行。

二、关于完善税制问题:

(一)关于优化税制结构:

优化税制结构是指,符合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需要的税制结构就是优化的税制结构。从世界各国税制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具有征收面广、收入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基本适用,但目前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影响了双主体的形成。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当前应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逐渐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二)完善税种

1、关于完善增值税问题:

(1)征税范围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优化,关键不是要不要扩大到劳务领域,而是在劳务领域覆盖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操作上主张循序渐进,分步互位。但在具体征税范围的确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征税范围的扩大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增值税管理规范的影响,以及现有征管能力的制约,先期可考虑对增值税扣税链条影响较大。也便于操作实施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纳人征范围。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应尽快将那些与货物交易密切相连,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关联度高,与增值税的规范操作抵触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实施的劳务纳入征税范围。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将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解决现行增值税“链条”中断,混合销售界定不清待难题。

(2)选型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近期仍维持生产型增值税格局,因为它较好地体现了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消费型可视为增值税改革的长期目标。

第二种看法,主张改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作为进项税金分年抵扣。

第三种看法认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力,增值税类型的转换只能逐步过渡。当前,可以考虑将“消费型”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用,实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增值税。具体设想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将抵扣的资本物限定为技术、设备,旨在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并抑制投资扩张。转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予以缓解或弥补。比如,对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别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对前者在规定的购置年限内允许部分抵扣,对后者一般当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递增,直到全额抵扣。

(3)税率优化问题。第一,税率结构模式的选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主张简并税率档次,认为单一税率结构可以有效消除“无税扣税”、“低税高扣”等弊端。一是维持当前的双税率格局,并且,双税率结构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税率的量度调整。同世界上实行增值税国家比较,我国基本税率适度,可继续维持。但优惠税率有偏高之嫌,可考虑向下微调为11%。第三,弱化优惠税率累退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考虑在技术上设定一个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税率与优惠税率的率差),同时在全部纳税环节统一执行一档基本税率。当国家在对适用优惠税率的纳税人征税时,除按照发票扣税外,再补扣一个设定的扣除率,从而保证抵扣和链条的完整,解决因优惠税率的应用而造成税负在纳税人之间转嫁的难题。

(4)增值税的管理问题。汉前增值税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税收流失严重,必须加大增值税规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体办法有,第一,改进和加强发票管理办法。第二,整顿和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并实行增值税税金结算专户管理。第三,赋予税务机关在异常申报方面的核定征税权,制定转让定价和利息、费用分摊的专门规定。第四,改革现行增值税制度简化“三附表”的填报内容。建立税务机关辅导后再申报的纳税辅导制度。

2、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

(1)纳税人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以法人为纳税人。另一种意见认为仅以法人为纳税人是涵盖不全的。所以统一后的所得税应称为“经营所得税”,凡有经营所得的企业、单位和组织,均视为纳税人。

(2)税率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比例税率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所得税率,它具有计算简便、透明度高和可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优点,所以,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仍采用30%的比例税率。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可采用三种形式:一是比例税率,其税率可维持现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档累进税率;三是以比例税率为基本税率,制定三级超额累进的优惠税率,即10%、20%和30%。

(3)应税所得额的确定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管理较乱,税基受侵蚀,税款流失严重。因此,要从多种途径探寻建立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办法,如建立相对独立的由若干计税扣除标准组成的所得税会计制度,彻底消除企业财务制度对计税所得的影响,对实行计税工资办法的人员要有明确的界定,明确汇总纳税企业税前扣除项目的具体标准等。所以应同时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与企业财会制度完全分离的分行业税前扣除标准。

3、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税种之一。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影响着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加以完善。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第5篇

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生产需求较高,使得我国对能源的耗费量也是越来越大,这就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了林业经济的增长。在能源系统中,林业资源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林业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就变得非常有意义。现今林业经济增长理论有很多,但大多都是既费劳力又费财力的方式,而且对于林业促进发展时间也难以保证,这就需要我们对林业增长的理论以及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令林业经济增长得到一定的保障。本文试图通过对关于林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章进行重新梳理,将我国现阶段关于林业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的缺陷以及内在规律发掘出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进而为促进整体的国民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2林业经济增长的意义及内涵

林业产业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仅关乎着环境生态的平衡,更是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发展。林业经济增长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重要内容,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根据国际的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以及内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林业经济增长指的是国家及地区的林业经济所产生的劳务和物质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的实际总产支出的持续增长。随着当前世界经济向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发展,林业产业也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林业经济的增长将对经济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能够把国家的经济带向一个新的高度,将国家林业与地区林业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打破,使林业产业达到统一化、合理化、科学化、规范化和严谨化的产业高度,林业产业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扩大就业、保障生态安全等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林业经济的增长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3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研究探讨

3.1林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总结出影响林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单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主要指的是科技投入、主要投资以及劳动力等单独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个层面,多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有关学者研究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等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配置方式以及投入水平都能够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林业经济增长的多方面影响因素除了这三方面,还包括经济市场、运行制度,以及国家政策等其他影响因素。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分析,普遍存在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学者们一般都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贡献的结果。

3.2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3.2.1稳定性较差根据相关的林业经济增长分析相关文献,总结出我国林业经济现阶段的运行状况良好,总体是呈现着增长的趋势发展,但国民经济增长远低于林业经济波动,造成了林业经济发展稳定性较差的现象发生。

3.2.2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由于我国的林业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地区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就导致有些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虽然有些地区在本土资源拥有量上具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却没有完全对其进行利用,直接影响了发展,造成了全国区域的林业发展难以达到统一的水平线上,进而令各区域的资源拥有量的利用率不高。3.3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对策针对于林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合理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3.3.1调整发展策略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林业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我国应该根据国民经济的运行新机制对现行的林业发展政策加以调整,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因此可以在这个大前提下对林业经济的发展策略进行合理科学的调整,进而推动森林资源的有效性利用,令林业得到快速稳步的发展。

3.3.2加大林权改革的力度如果想要实现林业经济的发展就要加大林权改革的力度,继续推进以林权改革为基本核心的林业改革,大力建立和完善林地使用权的相关制度体系,同时也要相应对林业行政管理机构制定更为严谨的监督管理体制,这样才能在根本上对林业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整治,进一步促进林业发展脚步。

4评述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