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科研研究

（一）培养理念和目标

“诚信、正直、责任、尊敬、同情、自律”这一教育理念贯穿着美国教育的各个阶段，美国高校也不例外。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做学问最讲究的是“诚信”，极少有人会为了而为之，更不用说去伪造数据、抄袭论文，当然相关机构对学术欺骗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美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较为关注学生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则更关注哲学方法、探索能力、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一般进入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智囊团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二）科研训练

科研注重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鉴于一些大公司和科研机构雄厚的实力，美国高校基本上不承担工程类课题研究，而是注重本学科理论创新和学科交叉研究，鼓励申请专利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学生的选题紧跟相关领域的前沿，文献资料的阅读基本上是最近2年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博士生研究生一入学便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注重培养科研能力和动手能力，往往与学科带头人、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逐步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学术交流

美国各高校之间、高校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在一个研究小组里，往往每周至少有一次Seminar，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介绍其研究组的最新研究成果，每次的主题都不同，大大开阔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促进新的科学研究再选题及学术成果的推陈出新。在美国学术界，更多的学者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功，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和建议，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四）资格考查与淘汰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名博士生一般是在学习两年左右后进行综合考试，考察基础知识和实验能力，可以参加两次，不通过则直接被淘汰，合格则进入博士论文阶段，之后还要通过学校的英语考试，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方可获得博士学位。整个博士研究生阶段，总的淘汰率超过30%，除了上述综合考试不合格，还有一部分是导师直接劝退的和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的。

（五）论文撰写与答辩

导师真正跟踪每个学生的研究进度，学生撰写论文前首先要得到导师准许，必须有足够的创新；论文在投稿前往往要经过约半年的反复修改，在此过程中导师会提出若干问题和建议。学位论文的撰写导师全程负责，完稿后由导师请2~3个评阅人（往往也是答辩委员）进行评阅和修改。答辩委员会由导师指定相关领域的5名左右专家组成，学生答辩过程中主要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专家委员们的中肯建议，答辩过程与课程教学、学术交流相似，答辩委员及其他与会者可以随时提出异议。

思考与建议

（一）教学

在教学方面，我国高校里目前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博士研究生集中学习一年左右的课程学习、修满规定的学分（10左右）后，直接进入实验室从事导师指定的科研工作，之后就不再踏足教室，课程学习与科研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2.课程学习太容易通过，特别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有些课程没有作业、没有课程设计，学生最后提交个“读书报告”即得到学分，有的硕士研究生一学期可以修满20个学分。3.授课教师的水平良莠不齐，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不够，人情关系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有所体现。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如下：1.进一步规范教学制度，使学生做到课程学习与科研并重，博士研究生在资格考查前修满规定的学分，资格考查通过后再规定相应的学分要求，每个学期所选课程不能超过5门。2.加大教学投入力度和教学监督，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研究生教学队伍，并从待遇上使得教师做到专心教学和教学改革，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保证优质课程数量，特别是一些理论基础课程的教学，真正使研究生“愿意”走进教室。3.完善教学大纲和成绩考核机制，加大专业课程教学中作业、课程设计在成绩评定中的比重，约束研究生教学考试制度。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学术论文是一种具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是进行成果推广和交流的手段也是考核科技人员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是人类知识宝库的基本单元，或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并能为科学界有效地利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一、学术论文的分类

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为申请学位而提出的论文。这种论文是考核申请者能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及博士论文等三种，其水平由浅而深。学士要求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博士则要求达到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由字数来看，学士论文约一万字，硕士论文约五万字，博士论文则在五万字以上，有时多达十至廿万字。兹分述如下：(一)学士论文大学本科毕业生运用在校期间学得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分析、解决某一不太复杂的科研课题所写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签辨者，均可授予学士学位。其条件如下：

1.能够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二)硕士论文

硕士所提之硕士论文应为指导教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者，其论文须有自己的新见解，并在过程中有一定的工作量。一般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约一年左右。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

(三)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本学科水平提高有重要的突破。其基本要求如下：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四)一般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论述创新性研究工作成果的书面文件，是某些实验性、或理论性、或观测性的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

学术论文的内容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而不是简单重复、纯属模仿或全盘抄袭前人的成果。学术论文应具有新的信息。

学术论文通常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等。它反映学科最新的前瞻科学技术水准及其发展动向，体现了科技工作者拥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探讨学术论文写作特点和规律，应从内容性质和结构形式的差别方面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和设计型等四大类。理论型论文的重点在于理论证明和分析。依研究对象可分两种：一种以抽象的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重于理论推导和运算；另一种则以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观测数据以及有关的文献数据为对象，其研究方法是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及抽象化，并通过归纳、演绎、模拟等过程，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见解。一般说来，理论型论文正文结构型式灵活，没有固定格式，可将研究的对象或结果划分为若干有联系的层面，按一定逻辑逐层进行论述。

实验型论文的重点在于设计实验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观察和分析。它也可分两种：一种是介绍实验本身为目的，重在说明实验装置、方法和内容；另一种是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从而认识客观规律。实验型论文的正文结构与理论型论者不同，主要是由实验报告的结构演化而来，并已形成一定约定俗成的格式，一般有『材料和方法』、『结果』和『讨论』等三部份。此三部份仍可做适当调整，其重点内容则必须对实验作说明和分析。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与国内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一样，美国的史学研究生也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学位之分。从训练模式来看，两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同的是，在美国，博士训练的过程更长，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将“Ph.D.”戏称为“PiledhigherandDeeper”（“垒得更高、专得更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读学位的时间而言，硕士学位一般在两年内可以完成，博士学位的完成则至少需要5－7年，有时甚至更长。与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时间相比，美国的史学硕士训练时间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训练则要比国内长一倍以上。就训练目的而言，美国的史学硕士学位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进修学位，强调学生在某一领域内史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培养学生从事有限规模的史学研究的能力。博士学位以培养大学教师和专业史学家为目标，课程训练时间更长（如从本科直接读博士，一般要选3年的课），外语要求更高（至少两门），选课结束后，要通过资格考试，然后才能开始写论文。理论上，一个史学博士不仅要系统、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还要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知识面。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具备独立进行原创性史学研究的能力。同是学习美国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在深度和广度上要非常明显地远远超过硕士生。

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包括这样几个过程：（1）申请与录取；（2）课程训练；（3）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4）论文的写作与答辩；（5）获取就业和出版博士论文的机会。严格地说，最后一项不应算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但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找到称心如意、学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论文能否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与学生、导师、系和学校都有关系，直接关系到系研究生培训项目的质量和名声。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讨论前面四个过程的内容，并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为主。

一、申请与录取

在美国申请读史学研究生，手续和过程要比国内简单。除GRE外，无需经过其他形式的全国性考试。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只要不惜报名费，一个人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按时将要求的材料寄达学校，申请过程就算完成。近年来网络的发展更加简化了申请手续。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本科学历的成绩单、硕士学历证书和成绩单、GRE成绩和推荐信（3封）。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要寄TOEFL成绩。个别学校要求附上写作样本。与国内报考研究生相比，申请材料要多一些，但这些材料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请人的教育经历、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接受深造的潜力。

申请材料到齐后，先经研究生院初审，合格者转至历史系，由历史系的录取委员会来做录取决定。录取委员会由本系教授轮流组成，其职责是负责阅读每位申请人的材料，逐个讨论，决定一个初步录取的名单。录取决定以集体讨论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如遇有争议的人选，则通过投票来裁决。初步录取名单确定之后，有的学校会邀请申请人到学校面试，然后再做出正式录取的决定。接到录取通知后，申请人有2－4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一个系每年招多少研究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决不是“多多益善”。除申请人的质量外，录取人数的多少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本系的教师资源（即本系是否有足够多的称职的教师来指导研究生，或本系是否能够开出足够多的研究生需要上的课）、本系拥有的经济资源（即本系能够提供多少份全额奖学金或助学金，或本系需要多少助教或助研）、系内各专业之间的平衡(即美国史、欧洲国别史、古代史与其他非西方地区和国别史和专题史之间的平衡)、和本校的研究资源（即本校是否能为某一方向的博士论文提供相应的图书资料的支持）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对史学博士的需求量。研究生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直接挂钩，这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果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教职，高教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院系在分配资源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造成在校研究生人口的过度积压，减少师资资源的“浪费”。20世纪90年代史学博士的需求一度处于低潮，俄亥俄州议会一举砍掉了该州一批州立大学的史学博士学位项目。

市场因素自然也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申请到著名大学历史系读研的人数大大增加，使进入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1999年，我的一位学生对军事史很着迷，立志要进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去做内战史专家JamesMcPherson的博士生。他专程到普林斯顿去了一趟，被告知当年申报该系读美国史博士的有400多人，但该系当年只能录取12人。市场对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优势冲击不大，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有名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资金雄厚，能为学生提供的较好的研究和资助条件，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论文出版率也较高，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学校在录取时也格外挑剔，宁缺毋滥，以保证研究生项目的质量和维护学校的名望。

要成功地获得这些学校历史系的录取，申请人除了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和优势之外，还必须非常用心地准备好申请材料。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本科教育的背景、硕士学历的质量、推荐信等对录取决定都有重要的影响。如何写好个人陈述，并无统一的模式，但必须写得诚实可信，如果所有人在读完之后一致觉得该申请人值得花功夫去培养，这份陈述就算是写得成功的。推荐信的重要并不在于写信人是否大名鼎鼎，而在于信是否写得真实和实在。美国学术界很注重和看重“信誉”（credit），一封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推荐信不但帮不了申请人什么忙，反而有损写信人在史学同行中的名声。

二、课程训练

史学研究生的训练包括两个阶段：课程训练和写论文。如果是读博士学位的话，写论文之前还要通过一个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关于课程训练时间的长短，各校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如果从本科直接进入博士生项目，要选3年的课才能参加资格考试，如果事先得了史学硕士再来读博士，则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已有史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生在理论上仍然要求3年的课程，但如果学生在第一年的必修课程中表现出色，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只需选课两年便可参加资格考试。

研究生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多为基础课，如史学史概览、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与材料等，加上外语，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选的。选修课则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自由”选择，但需获得指导教授的同意。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后，系里会事先指定一个导师负责为学生选课提供咨询；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学生可根据论文方向选择主要论文导师，但两个导师完全可能由同一人担任。

专业课有3种类型：知识课（lecture）、研究课（seminar）和阅读课（colloquium），授课方式和训练重点不尽一致。知识课以基础知识训练为目的，在题目和范围的定义上很灵活。就美国史而言，有的以讲断代史为主，如殖民地史、美国革命史、内战与重建、二战后的美国史等，也有的以专题为主，如城市史、美国立宪、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内战前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等。授课方式以教授讲课为主，课堂讨论为辅，教材一般包括5－6本专著和十几篇专业期刊论文。知识课在研究生课程训练中占的比重较小，但对打基础非常有用。这种课的最大优点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教授会提供一个详细的阅读书目，将该专题的重要著作分类列出，有助于深入阅读和准备资格考试。上课时，学生可随时举手要求发言，提问题，与教授讨论。

除考试之外，知识课一般还要求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学生必须客观如实地总结所阅读的专著的内容和观点，分析其对史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评论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知识课也是研究生有机会观摩著名教授教学的最好机会。至今为止，我对哥大历史系EricMcKitrick和JamesP.Shenton两位教授的讲课记忆犹新。McKitrick总是以提问开始，然后缓缓展开叙述，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无论多么复杂的题目，他都会讲得清楚明了。他的语调永远是和缓的，语言富有凝重的诗意，含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Shenton则截然不同，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激情澎湃，听课的人无不感到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两位教授都已经先后去世，但他们那种令人倾倒的讲课风格却令人终身难忘。

研究课是史学研究生训练的重头课程，其目的是边学边做，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研究课人不多，通常在10－12人左右，由教授筛选，有基础者方可进入。在课上，大家围绕一个专题进行阅读、讨论和做研究。课程由教授主持，但主角的是学生，教授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课程开始时，教授会指定一些阅读著作或论文，介绍本专题的史学史，指出哪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或继续处于空白状态等。在进行这种“热身”式阅读和讨论的同时，学生围绕专题提出自己的研究题目，写出选题报告，交由全班讨论。选题经教授批准后，学生便开始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但仍然继续参加阅读和讨论，并将研究和思考带到课堂上来，作为讨论的内容。大家在课上交流研究的心得，分享研究的信息，并相互阅读初稿。论文初稿写成之后，一式两份，一份交教授审读，一份交全班讨论。教授的阅读非常仔细，从立论、观点、材料的质量和使用、写作风格、学术规范、直到拼写错误的改正，一处也不会放过。个别严格的教授还会花时间去查对原文，或请学生出示原文。其他的成员也会作类似的审读或质疑。最后学生综合各方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直到教授满意为止。

研究课可以说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演习课，它不光训练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真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使用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对研究生后来做学问乃至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分别从美国十来所不同的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我们所有人在开研究课时，方法、程序和要求非常相似。另外，凡是参加过美国史学界专业会议的人都会注意到，会议的参加者无论是宣读论文还是做评论，他们的学术行为和语言范式相当一致，我想这些与研究生时代受研究课的训练不无关系。

教授虽然不授课，但他的能力与研究课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课上，一个有经验的教授不光能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让学生做一些重复或过时的研究，而且还能以伯乐识马的眼力，点出学生研究中的独到和闪光之处，帮助他们将研究课论文变成博士论文的起点。有经验的教授上研究课，组织熟练，讨论自然流动，在讨论进入死胡同时，提出具有启发的问题，使讨论能够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要求教授必须对选定的研究题目、史学史和资料相当熟悉，并且要有很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听懂学生的问题，能够做到循循善诱。

阅读课的工作主要是读书和讨论，通过以读和讨论为主的方式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为保证讨论质量，参加的人一般也是限定在10人左右，参加者也要被事先“筛选”。上课前，教授根据主题，给出一个阅读书目，全班每周至少共同阅读一本，或几本书的不同章节。学生在上课前完成阅读，然后到课上来讨论，从著作的内容、观点到写作风格等，各抒己见、品头论足。教授则在讨论中穿针引线，保证讨论有序有效地进行。遇到关键的问题，教授也会加入讨论，亮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也不必忌讳与教授观点相左，可以辩论。上这样的课，学生必须做到“有备而来”，不能光带耳朵，不带嘴巴。原则上，大家都要有所贡献，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每次讨论大家轮流担任“首席讨论人”（leadingdiscussant），其任务是综述阅读的要点，提出讨论问题，抛砖引玉。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像在聊天，其实不然，要想在讨论中说出有用有思想的话，事先非得下功夫看书看资料。对外国学生来说，阅读课的讨论是一种挑战，对美国学生来说相对容易，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训练很多。我认为，阅读课对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总结和提炼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特别有帮助。除阅读之外，一般还要写一份综述性的史学史报告。有的教授也会要求学生就某一专题整理出一份专题研究的参考书目，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做准备。

就我本人来说，课程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有时甚至觉得在研究课和阅读课上，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受到的启发多于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东西。

三、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

课程训练结束后，博士研究生须通过资格考试（也称“综合考试”），才能开始写论文。不同学校对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规定。有的采用笔试，有的采用口试，有的既要求笔试又要求口试。哥大历史系的资格考试以口试方式进行的。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考试委员会考核学生对四个领域内的知识的熟练程度。考试委员会由4名教授组成，每人主考一个领域。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四个领域中必须包括美国史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殖民地与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19世纪时期和20世纪时期。第四个领域可以选美国史以外的历史领域或其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考试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后，每位教授各自向学生提供一份阅读书目，主要是本领域的经典和重要著作。每位教授给的书目的长度不同，但每一领域大约要读100部著作左右，这样四个领域加起来一共要读400本书，另加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每个领域内可重点准备四个专题的阅读。譬如，在19世纪美国史领域内，我当时选的4个专题是：立宪与政党政治的兴起、内战与重建、工业化及其后果、19世纪的移民运动与政策。教授一般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但前提是学生必须熟悉该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当然，没有谁能够滴水不漏地记住每一本书的内容，但到考试时至少要做到了解每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熟悉重要的历史发展。知识课和阅读课的优势在此刻就尽现出来了。考试前，同学之间自发组织阅读小组，交换和对照阅读笔记，以防出现大的“漏读”和“误读”。

考试的时候，四位教授轮流分别提问，每人半小时左右。问题五花八门，无章可循。有的要求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有的要求评论史学流派，有的则要求说明非常具体的历史细节。我在口试时，主考殖民地时期史的AldenVaughan教授要我列举至少两名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清教徒之间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思想人物的名字，并比较他们的神学观。EricFoner教授刚刚出版了《重建》（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一书，却要我评价重建宪政的得失。教授们基本上是抽问，并不断转换话题，表面上让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际上只要临阵不乱，沉着应答，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遇到的确不知道的问题，就说“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弄巧成拙。考试结束后，学生被“请出”考场，教授们闭门讨论20分钟，然后宣布结果。通过考试者被授予M.Phil.学位（哲学硕士），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Ph.D.candidate），俗称“ABD”(allbutdissertation)，即距获得博士学位“万事俱备，只欠论文”了。失败者可有一次重考的机会，如再失败，则以获得M.A.学位（文学硕士）终止在哥大历史系的学习。

采用笔试的学校，也是事先规定几个领域，由教授给出几个题目进行准备。围绕这几个题目，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考试通常是几个领域集中在一个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学生就教授给出的题目现场写作。写作完成后，不同领域的教授分别评卷，然后综合分数。有的学校还将一部分题目用作口试，有的则是在笔试的基础上，进行口试，让学生继续阐述某些在笔试中未有机会讲清楚的问题。无论那种方式，考前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考后如释重负，宁静致远，则像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四、论文的写作

资格考试是对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的一种抽查考试，两个小时显然不可能问遍所有的文题，但这个长达一年的准备过程很重要，它迫使人去读书，写读书笔记，扩大知识面，实际上为写论文作了铺垫。进入写论文阶段后，学生便开始进行独立的史学研究和写作，导师所起的更多的是一个指导、咨询、检查和把关的作用。写论文过程中的基本工作－－从题目的构思、现有成果的检索，材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一直到最后的写作－－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硕士论文一般100－150页，研究题目比较细小，需要使用原始材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博士论文的要求则比较严格，长度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应该在250页以上（我自己的论文最终写了538页）。长度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题目一定要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思路和观点要有新意，方法和材料也要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要能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或修正现有研究的错误。

写论文也有几个阶段，先是提出论文题目报告，然后是收集材料和写作，最后是修改与答辩。论文题目报告必须阐述题目，列举和评论现存的同类研究的不足，还要说明论文的构思、研究方法、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等。报告提出后，还要进行一次答辩，经选题委员会（由本专业内的教授组成）同意后，才可向系里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博士论文题目摘要”（DissertationAbstracts）注册，正式开始研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费神，对史学研究生尤其如此。光是评读现存研究一项就要占去至少半年时间，因为你不能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研究，如果有相关的研究存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读并加以讨论，而不能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审题的教授都是专家，决不会允许这种有意无意的“疏漏”。

论文选题是否得当与能否顺利完成论文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选题要考虑这样的因素：重要性（即考虑所选的题目是否能对本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贡献，是否值得花几年的时间来做）、可行性（即在现有的时间、经费、资料资源和个人能力限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出版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这项研究最终可以达到出版的水平）。

除论文题目之外，学生在写论文阶段要做的第二个关键性决定是选择论文导师。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自然好，但关键是专业要对口和导师要有责任心。如果一篇冷战史的博士论文由一个教殖民地史的教授来指导，其论文水平要大打折扣。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发生。在美国史学界，论文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长久的特殊关系。学生不仅在选题和写作论文时需要导师的指导，在争取研究基金、谋职、出版以及得到教职后晋升等方面也需要导师的长期支持。所以，对于学生和导师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非常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必须带有强烈的信誉感和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研究事业往往成为导师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如果仔细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本专著（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特殊关系的重要和深厚。

我的感觉是，美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与英国和国内采用的导师制是有区别的。据我的观察，英式和国内的导师制强调“一对一”的指导方式，教授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按自己的水平和学术标准，对每个由自己精选的学生进行精雕细刻，而学生也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聆听导师的教诲，按教授的期望和建议来写作论文。美国的导师制有些“批量生产”的味道，一个教授同时指导同一级和同一班的数名研究生是经常的现象，学生与导师的见面都是提前预约，而非随心所欲，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因为导师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有限，学生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事事指望老师的帮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著名大学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设定得很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体制下，同学之间反而有可能形成一个非正式学者同盟，既相互竞争(同一专业的人尤其如此)，又相互提携。我离开丹佛到纽约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当初介绍我到美国留学的RobertD.RichardsonJr.教授送我几句格言式的话，其中一句是：“Makefriendsamongyourpeersbecausetheyaregoingto

beyourcolleaguesfortherestofyourcareer”(在你的同学中结交朋友，因为他们将是伴随你学术生涯的同事)。我后来的感觉正是如此。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有两项，一是资料的收集，二是研究经费的筹集。美国各校的图书馆专业服务的水平很高，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料储存地，馆际互借也会找到本校没有的书籍，但这些仍然无法取代必要的档案研究。美国史的研究如此，非美国史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所以，落实和寻找资料非常重要。研究课的训练在这种时候会派上用场。

研究资金的筹集则更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有三种获取研究基金的途径：一是争取本系和本校的论文研究基金，在这方面，资源充足的学校显然有优势；二是向校外的基金会、史学界专业组织或著名的图书馆等申请。这两种情况都是纯基金，即除了将钱用于论文研究，不含其他义务。第三种方式是从本系获得做助教、助研或开课的机会，一边上课，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可能连在本校教书的机会也没有，则只能去找其他的工作。在后两种情况下写论文，时间上会很紧张，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有效地利用时间，非常辛苦。许多人迟迟不能完成论文乃至最终放弃，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八小时工作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资料研究。我的一位同学用了12年的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写论文时，他在一家社区大学兼职，繁重的教学占去了所有的时间，写作与研究一拖再拖。这种情形在哥大已经开始得到改正，一方面校方尽量为学生提供研究基金，一方面也规定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超过7年。

论文初稿写出后，分章交给导师阅读评审。导师的审读因人而异，严格的导师看得很仔细，主要从史料、观点、结构等方面提出意见。这个时期的写作专业性比较强，也非常规范，如果学生交上来的初稿有拼写错误、引用不规范等问题，导师是会非常吃惊的，甚至怀疑你是怎么通过研究课的。导师读完初稿后，提出修改建议。导师看过修改稿并同意答辩后，论文初稿才可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哥大历史系，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3名（包括导师在内）来自本系，其余2人来自外系，如果来自外校，需经系里同意。我的论文讨论重建时期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答辩委员会除历史系的3名教授外，还必须分别从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请两位专家。论文初稿提前一个月送交到各位教授手中，给他们充裕的时间阅读。答辩时，在答辩人扼要综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之后，委员会的每位教授每人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导师不提问，只作简单介绍。教授的提问基本上集中在论文的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观点的说服力等方面。有的时候，答辩人也会被要求对论文的某些观点、章节和历史细节的处理作出说明。在有的情况下，委员会也会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提出强烈的质疑，此刻，答辩人必须坚定地“defend”(捍卫)自己的研究(即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导师在这个时候，也会助一臂之力，帮助学生解围。如果一篇论文是基于扎实的研究之上，具有独创性，是学生多年研究的结果，答辩人一般都会胸有成竹，参加答辩的教授也会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教授虽然都是专家，但他们本人对答辩论文的题目不一定做过如此精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对他们来说，答辩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博士论文不仅代表了博士生专业训练的最高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各个具体的史学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和趋势(因为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成果，而不是对前人和他人研究的一种机械式的总结或重复)，答辩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确认这个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不仅的确是“最新的”，而且其产生的过程也是严格而忠实地遵循了本领域通行的学术规范的(无论本领域内其他人是否接受论文的观点，但他们至少要认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合格的)。对博士学位候选人来说，答辩基本上是一种与同行之间的愉快的专业交流，完全没有考资格考试时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答辩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答辩结束后，学生仍然要离开考场，在外面等待教授们的商议，然后被当面告知是否通过。如通过，委员会的教授会以“某某博士”相称，以示祝贺。如答辩失败，答辩人则需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再次答辩。答辩成功的论文将列入全国博士论文资料库，并由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每年一度出版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系和历史学组织指南”(DirectoryofHistoryDepartmentsand

OrganizationsintheUnitedStatesandCanada)公诸于众。

五、观察与感受

总结而言，我对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和方式有如下一些观察和感受。遗憾的是，近年来我虽然年年回国教学，与史学同行和研究生（尤其是美国史专业的）有频繁的接触，但对国内史学研究生培养的细节仍然知之甚少，在此无法做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比较。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虽然比较长，但训练很扎实。无论是读博士还是硕士，都必须选够相当数量的基本课程，否则不能参加资格考试或得到学位。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很注意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就我所知，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教专题史、通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相对中国的史学博士训练过程，美国的博士学位时间太长，美国博士生刚刚完成课程训练时，同时开始的中国史学博士生已经拿到了学位。

其次，美国大学很注重史学史的训练（也许在美国史领域尤其如此）。从知识课、研究课到阅读课，无一不包含史学史的内容。论文写作的一个起码内容也是评价和分析史学史。这个训练过程非常突出。学生不仅要读史学著作，而且还要了解著作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方法和观点的流派归属、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关系等。这种情形与美国史学繁荣、流派多，偏重解释等不无关系，但过分地强调史学史的训练往往带来对史学研究的生硬划线，阻碍人们利用积极的态度，观察不同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

第三，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注意对学生的专业素质进行培养。除前面提到的史学史训练之外，专业素质还包括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和技巧，按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能力，对专业学术规范的维护和遵守等。在前不久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中，美国史学界使用的《芝加哥手册》（TheChicagoManualofStyle）被频频提及。《芝加哥手册》（或它的简写本KateL.Turabian,AManualforWriters

ofTermPapers,Theses,andDissertations）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写作时人人必备的案头工具书之一。它其实是一本学术规范手册，本科生写作业、研究生写论文、教授写专著，都是以此为准。这种学术规范的训练从本科生开始（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选史学材料与方法的课），在研究生阶段又再度强化，一直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习惯了。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研究生专业课的写作练习非常多，而且很密集，写作训练也是对学术规范使用的强化。教授在评判作业时，也将对学术规范的遵守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内容。我觉得，美国大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学术剽窃的严厉惩罚，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有密切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学术界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完全杜绝剽窃（实际上，随着网络的发展，本科生的剽窃更加猖狂），但是在读研究生时，教授最忌讳的就是出现剽窃。肆无忌惮的剽窃一旦被发现，学生将无法得到学位，也很难谋得大学的教职，他在教授和同学面前的所有信誉都将丧失殆尽。

第四，美国研究生训练注重强调以讨论为主，整个学术气氛相对开放，因为教授来自不同的大学和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研究方式、史学解释、为师风格上给学生一种多元化的感觉，对开拓思路非常有用。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像国内那样亲密和亲近，但它是一种很专业的关系，较少个人因素的纠缠，表面上公事公办，但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够做到平等对话。毫无疑问，美国教授之间也有政治斗争，学生也有可能成为教授政治的牺牲品，但绝大多数教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我感到，教授的专业素质对美国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有很关键的作用。教授的工作质量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体现，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通过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来体现。专业素质也包含了“敬业精神”，如果是2小时的课，决不能只上90分钟；让学生准时交作业，教授必须准时在规定的时间内评改作业；如果因事缺了课，必须抽时间补上；如果自己的研究使用了学生(论文和作业)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公开如实地予以承认；如果自己的研究需要学生的帮助，一定事先做好补偿学生劳动的安排。专业素质的养成一方面是长期的训练和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有关系(这个问题需专文讨论，在此不展开)。我在北大教课时曾经说过，一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美国大学都有两条生命线：一是教授的质量，二是教学的质量。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合于描述美国最好的史学研究生项目。

第五，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对新研究成果的跟踪。这个工作一方面通过教授的讲课来进行，一方面通过博士论文来体现。前沿研究转化为研究生教材几乎不存在时间差，转化为大学教材要慢一些，需要几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过快的跟踪也有赶时髦之弊病，而且有的时候会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写作造成不适当的压力，迫使学生去不切实际地“创新”，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重视。此外，新成果的层出不穷，又导致了新出版的专业著作的平均阅读和使用寿命越来越短，随着电子资源的发展和图书馆的经费转向，博士论文的出版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无法得以出版，新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因为难以转化为教材而十分有限。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一、现状与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绝对规模近年不断扩大，由1998年的790人增长到2003年的2591人，增长了2.28倍。整体来说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0年是加速增长时期，1999年比1998年增长20.63％，2000年比1999年增长35.57％。2001－2003年是稳步发展时期，2001比2000年增长33.13％，2002年比2001年增长28.08％，低于2001年比2000年增长比的5个百分点，而2003年与2002年相比仅增长17.61％，低于2002年比2001年增长比的11个百分点，即从2001年起，交大硕士生招生规模由快速发展转入稳步适度发展的阶段。

研究生招生规模由2001前的快速增长转为2001年后的稳步适度发展趋势，这与交大注重研究生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办学思路紧密相关。因为在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普遍出现了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严重滞后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情况。1995年来，交大的博士生人数增加了8倍，博士生导师仅增加3倍；硕士生规人数加了4倍，硕士生导师人数仅增加2倍。全校师生比达1∶20，师生结构矛盾十分突出，而且，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严重短缺，这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

二、改革举措

要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应该配备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匹配的师资队伍，并提升师资队伍的质量，加大高水平、重量级学科带头人引进的力度。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从国内外引进一流的师资，致力于建设一支结构合理、高水平、视野开阔、勇于创新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

但仅靠“扩大师资队伍”应对招生规模的高速扩大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来说，要迅速扩大生源的规模，并不是一件难事，而要在短期内建立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是不现实的。所以在研究生教育规模适度扩大的同时，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上海交大根据自身的特点，实施“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的举措，以保证研究生教育沿着高质量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稳定招生规模，提高生源质量

采取措施稳定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使在校研究生的规模进入稳定发展期，至2004年底，在校研究生总人数控制在15，000人左右，使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为1∶1左右。招生工作的重点从增加数量转变为提高生源质量。引导各学院注重生源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提高生源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重点大学优秀考生来源的比例。充分利用免试直升、本硕连读、直接攻博、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等措施进一步扩大重点大学优秀生源的比例。

（二）重视培养质量，提高创新能力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1.修订培养计划，更新教学内容。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之一是其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各院系、各学科都十分重视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更新。硕士生培养方案按一级学科口径来制定，进一步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夯实基础。加快研究生教材的更新，特别注意采用国际先进的教材，推行双语教学。每个学科至少有二门主要专业学位课采用外语教材，实施双语教学，并大力推进这项改革。

2.完善学位论文工作，继续完善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博士学位论文实行八项制度：开题报告查新制度；论文中期考核制度；论文预答辩制度；创新性一票否决制度；优秀论文评选制度；论文抽查制度；学位申请一次不通过率制度；高水平制度。硕士学位论文抓好选题、开题、中期考核、答辩、论文抽查等各个环节；规范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规格要求，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积极探索MBA学位论文的改革。

逐步完善学位论文的客观评价体系，确立反映学位论文水平的客观评价标准，尽量滤去人为、主观因素。目前普遍存在的对学位论文评价过高现象，不利于形成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和端正研究生精益求精的求学态度。评价体系的客观、公正则有利于倡导研究生严谨务实，发奋图强，撰写出高水平的学位论文。坚持学位论文评议盲审制度，并增加盲审专家的比例。

3.鼓励标新立异，培养创新精神。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本科生更强调宽基础、大平台、通才教育，同时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研究生则更强调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取得。要营造创新氛围，崇尚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允许探索、允许失败、宽容失败、保护偏才、怪才、奇才；在“985”二期中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探索，鼓励创新。

4.端正教风学风，维护科学道德。有极少数研究生在学术论文的投稿和学位论文的撰写方面存在不当应用甚至抄袭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建立了研究生的诚信承诺制度，完善研究生的导师审查和签名制度，坚决杜绝论文的不当引用和抄袭。一经发现，坚决按校纪校规处理，直至终止学业和勒令退学。与学位论文直接有关的，不得授予学位；已授学位的要按照程序取消学位。每个研究生导师都负起管理和监督的责任，把端正学风作为教书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三）优化学科结构，建设高水平学科

高校之间对学科点数量的竞争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级学科和国家重点学科的竞争，对“985”重点建设学校而言，高水平、一流学科成为关注的焦点。交大与清华、北大等高校相比，除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博士点有差距外，在高水平学科结构方面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可招收博士生的学科仅覆盖5个学科门类，主要集中在理、工、管3个学科门类。因此，学科建设采取的措施：一是优化学科结构；二是重点建设高水平学科。按不同层面提出不同的发展目标。如在学校层面上，集中力量建设好16个国家重点学科和18个一级学科，其中特别是工科、医药生命、经济管理三大板块，使之保持或尽快成为国内一流学科或领先学科。同时加强理科建设，理科是一流大学的坚实基础。在院系层面上，各院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学科结构调整和高水平学科建设规划。

（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办学效益

以改革求发展，以发展促改革，这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改革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就研究生招生而言，有命题内容、加强面试、录取政策等改革；就研究生培养而言，有培养模式、培养方案、课程内容、拓宽学科平台、推进双语教学、资源分配等改革；就学科学位工作而言，有学科布局和调整、学科交叉、论文评审、专业学位等改革；就导师队伍建设而言，有遴选标准、政策导向、招生名额分配等改革。

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制度；制度改革；改革模式

大学制度改革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纵观纷繁复杂的大学制度改革，有哪些一般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呢?又有哪些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呢?

一、目前世界范围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大学改革的主旋律

检阅现有高等教育文献，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制度”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在大学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大学制度问题并非一直是大学发展中的重点。相反，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制度本身并不成其为问题。早期对于大学的研究甚至很难上升到组织层面，而是更多地局限于“机构”内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高等教育研究所独有。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制度的关注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以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学为例，其早期的研究通常以为土地、能源等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其后人力资本的盛行，使人们开始重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直到1973年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才郑重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所在。此后，经济学研究才开始重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诺斯之后，以科斯、德姆塞兹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制度分析”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框架。以至于在今天“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主义”，即所谓新制度主义。

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二战以后，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高等教育研究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多学科研究领域。回顾这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史，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注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首先以国内为例，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科“草创”的结束，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意识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制度主义思潮的盛行，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制度的讨论开始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风气。通过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从1994年起(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截止到2005年底，以“大学制度”为检索词检索“篇名”可得相关文献607篇，以“现代大学制度”进行检索可得138篇，以“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相关文献2146篇，以“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检索可得327篇，以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635篇，以“现代学校制度”进行检索可得86篇。如果不以“篇名”而以“关键词”进行相关检索，相关文献还会更多。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几年里还产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与专著。仅博士论文就有很多。如高桂娟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华中科技大学，2003)，张俊宗的博士论文《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回应》(华中科技大学，2003)，马廷奇的博士论文《大学的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华中科技大学，2004)，胡赤弟的博士论文《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造的相关性》(厦门大学，2004)，崔玉平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1997)，王建华的博士论文《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厦门大学，2005)等。与这种研究的热潮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也始终是围绕着大学制度改革在进行。从早期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到后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初步完成；从条块分割的取消到高校大合并的启动；从《高等教育法》的出台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诞生；从早期的“211工程”到今天的“985计划”等等，可以说大学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如果将研究的视野放宽，可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大学制度改革同样是目前大学改革中的主旋律。这方面的案例很多，从早期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所推动的公立大学“私营化”到美国里根总统新联邦主义所引发的高等教育商业化；从早期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到今天的第三部门化；从WTO体制下英语国家高等教育的“服务贸易化”到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从拉丁美洲公立大学的衰退到欧洲传统福利国家私立大学的兴起；从以美国凤凰大学为代表的营利性大学的公开上市到英国政府关于无边界高等教育概念的提出；从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虚拟大学的出现到伯顿·克拉克对于欧洲创新型大学的研究等等。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变革甚至于“革命”无不是围绕着大学制度而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说大学制度的变革已经成为整个大学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为何在今天大学制度的改革会显现如此重要，会变得如此突出呢?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新制度主义的影响，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革对于大学变革的牵引作用，另一方面，它可能更为深刻地体现了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换言之，大学发展到今天，其制度已经出现了某种潜在的“瓶颈”，对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约束。尤其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公立大学制度甚至于可以说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成熟以及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大学制度需要变革的外部动力已基本具备。除此之外，面对外部要求变革的压力，大学本身对于制度危机的反思，也对于大学制度改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历史上的历次大学制度变革相比，近年来的以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大学改革很少遇到来自大学本身的激烈反抗就是一个明证。当然，就目前而言，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一波大学制度改革的浪潮何时才会结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现在还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制度改革的趋势已经日趋明朗，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制度在今天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选择。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哪一个国家最先发展出独特的现代大学制度，哪一个国家就将赢得学术发展的主动权，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学术中心”。

二、大学制度改革模式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与大学制度改革的动因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不同的动因可以决定不同的模式选择；不同的模式选择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同的动因。但这样讲，绝不意味着每一种动因都必然对应着一种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相反，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往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综合作用并不排除在大学制度改革历史过程中，某一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于决定某一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类型。比如在国家主导型改革中，改革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转变，或者“通常由重大危机所激发，并且由正规学校决策系统之外的力量实施”。这种概念曾被北村(Kita-mura)和卡明斯(Cummings)称为大学改革的“猛击”(BigBang)理论。在这种激进的改革模式背后往往就隐藏着政治或经济的主导动因，这种动因的存在直接决定了这种模式的特点。而在大学主导型的制度改革模式中，往往并不存在重大危机或文化传统的全面动摇。这种改革的动因一般主要在于大学系统内部，往往是大学为了适应外界环境变化，逐步积累新的机能而摒弃旧的机能。其改革的动因往往是内部的学科、教授或校长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如19世纪后半期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急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就率先在哈佛大学实行了选修制。实践证明，选修制的实施既满足了学生的多种需要，又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目前而言，大学制度变革的模式选择通常情况下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项改革方案的推行如果具备了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诸如改革者和改革所涉及的人员的积极性和心理准备、资金的充足、社会各界的支持等)，那么这项改革就不妨采取相对的突进的方式，使之一气呵成或一步到位。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则需以渐进方式推进，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创造条件以达到最终目的”。基于大学制度变革的这种多因素的复杂作用，塞里奇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政策实施的难度因系统的内在复杂性和“底部沉重”性质而加剧；诸如“大学是保守的”、“学术界阻止变革”、“适当的财政资源是成功的主要条件”、“高等教育的改革只能渐进地、缓慢地进行”之类的简单答案，不能阐明学术变革的动力学，特别是不能说明改革的有限成功。复杂的系统要求提供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答案，从而有助于形成政策的观点，有助于探索改革和变化的各种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客观而言，即使在理论上我们对于大学制度变革的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对于影响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内外部动因有了清楚的了解，但在实践中，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上，仍然难免出现简单化倾向。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影响大学制度变革动因的复杂性，动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则在于政策本身关于操作性与可执行性的要求。

三、大学制度改革模式发展的一般趋势

在关于教育改革模式的相关研究中，已有学者指出，目前教育改革模式呈现出以下几种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即从单一化改革模式向多样化改革模式发展；从归纳性改革模式向演绎性改革模式发展；吸收新成果，促进模式现代化。那么，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如何呢?笔者以为，大学制度改革模式在发展趋势方面有与教育改革模式发展趋势一致的地方，也有其特殊之处。未来时期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作为整个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大学制度改革模式呈现出与整个教育改革模式发展相一致的地方，即改革模式开始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大学早期的历史上，往往一种改革模式可以主导大学制度变革几百年，但在今天新的改革模式开始层出不穷。不同国家、不同大学在大学制度改革中都一直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今天的大学已经在面临着“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变革与革新”。比如近代以来在大学制度的变革中政治或行政因素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的大学制度变革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但在今天，由于受到经济、文化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的制度改革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去政治化”倾向。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政府主导也开始被多元化的变革模式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趋势的一种体现，昔日风行于世界各国由政府出面组建的各种“改革指导委员会”或“规划委员会”等已逐渐被以民间方式组成的各种高等教育中介组织所替代。总之，在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上，运用不同的改革模式，进行不同的改革，在今天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今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制度改革的模式也将更加多样化、综合化。

2．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从依附走向自主

历史上，大学的命运、大学制度的变革经常受到两股力量，即政治与经济的左右。其结果，大学制度改革的逻辑经常打上政府改革或企业改革的烙印。这方面，公立大学制度与福利国家、新管理主义与大学企业化等都是很好的案例。在福利国家制度下，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几乎完全控制了大学；而在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大学制度改革则几乎完全被企业的逻辑所俘获。但大学与政府、企业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运作的过程中，它们也理应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与治理系统。既便在最终的目的上，政府、企业与大学都要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但服务的方式、服务的途径也有显著不同。

针对大学制度变革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强烈的依附性，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刻反思。2001年著名学者德里达教授访问中国时便提到了所谓“无条件大学”的重要性。德里达认为：“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不仅仅是谈论工业、商业和由国家确定的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大学有义务象建立权力那样建立独立性”。应该说，德里达关于“无条件大学”的论述极为深刻，某种意义上，它为未来时期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未来时期大学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必须“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绝不能以企业制度为模板来“克隆”大学制度。真正的大学制度必须“注重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而与“利润”无关，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另一方面，大学制度必须摆脱政府制度的消极影响。正如“公共企业即是‘公共的’(政府部门)又是‘企业的’(营利部门)；其结果，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导致了公共企业的效率低下和普遍存在的责任问题”。传统上的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也一样，往往既是“公共的”(政府部门)又是“大学的”(第三部门)。也正是由于“政府制度”与“大学制度”之间的内在冲突，才导致了今天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正如公共企业通过私有化回归“企业”一样；今天的大学也必须通过“第三部门化”回归“大学”。一句话，未来时期大学制度改革模式的发展趋势就是要逐渐摆脱政府与企业制度的消极影响，在制度建设上逐渐从依附走向自主。

3．大学制度改革模式从“消极”走向“积极”

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史上，伊赛亚·伯林首先提出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所谓“积极自由”(freeto或libertyto)，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实在”，是人类应该渴求的自由；所谓“消极自由”(freefrom或libertyform)，意为“免于什么的自由”，属于简单地逃避外界对人的行为限制的自由。历史上，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制度安排。具体表现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本身总是一种消极的自治与自由，即一种免于干预的自治和自由。在这种消极自治与自由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认为，大学会滥用积极的自治与自由。但事实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均有其价值，‘消极自由’为学术活动划定一块不受外界干预的领域，是学术自由的‘底线’；‘积极自由’强调利用自己的权利来实现内在意志，这是学术自由实现的真正标示”。

目前这种“消极”的大学理念已经阻碍了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其负面的影响已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在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中，伯顿·克拉克教授就郑重提出：“新的自治不同于老的自治”，“由赞助者授予大学形式上的自治，并不能保证大学主动自决；自治的大学也许是一些被动的机构。它们可能为过去生活，而不是面向未来。它们也许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而不愿有所前进。它们可能通过非正式的协议，决定和它们地区或国家的同类院校亦步亦趋，一起沉没或者一起游泳。于是它们偏向停滞不前。自治的大学，当它们决心改革，决定对它们如何组成和如何对内部和外部的需求作出反应进行探索和实验时，才能成为主动的大学。它们意识到，在这飞速发展的时代，精明的行动方针是走在前面，对它们所面临的需求的冲击，策划驾驭它们而不是随波逐流”。大学应拥有消极的自治(自由)没有错，这是大学自治(自由)的基石，但并不是最终的目标。未来时期，大学制度的建设可能更需要一种积极的自治(自由)，即独立自主地去做什么的自由。“没有‘积极自由’的填充，‘消极自由’是‘空’的，故学术自由不能仅停留在消极自由之上”，“积极自由是一个比消极自由更崇高的概念，因为只有当积极自由出现的时候，‘消极自由’才有条件处于良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是复合的性质，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组合”。

从长远来看，随着大学在与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相互博弈过程中，谈判能力的增强，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随着大学法人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以及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大学必将拥有积极的自治，即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免于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这时候，大学不但是自治(自由)的而且是自律的。人们无需担心，拥有积极自治(自由)的大学会自我封闭、自甘堕落，“自绝”于国家、“自绝”于社会；相反，这时的大学会更为积极自主地献身于学术事业，服务于国家利益。因为这时的大学已成为公民社会的重镇，成为指引国家与社会健康发展的“智者”，而不再是与事无涉、退居山林的“隐者”。与此同时，随着大学自治从消极自治向积极自治的转变，学术自由也将获得新的内涵，从消极走向积极。传统上，影响学术自由的意识形态、学术堡垒等因素将被逐渐克服，生命伦理将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唯一底线。在此背景下，全球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将成为所有大学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