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认知；语境论；语义论

一、语言哲学与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从哲学方面看，认知语言学来源于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它强调体验在认识世界中的积极作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和概念都可以从欧美20实际语言哲学中找到源头。例如，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就来源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由于前期和后期的重大不同而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影响。《逻辑哲学论》是他早期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而后期的哲学思想则以《哲学研究》为代表。从维氏对语言哲学的影响上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则是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其精髓主要体现在他著名的语言游戏理论当中。从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点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学习语言学的人来说，了解语言哲学是一门必修的课程，也许踏着他们曾经的思想印迹，能让你在这些先哲的哲学思想里对语言的问题产生更丰富的联想和思索。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观以“语言图像”理论为代表，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坚持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语言关以“语言游戏”理论为代表，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语言哲学中的隐喻理论也对认知语言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的语言能力依附于人的认知能力。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哲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语言哲学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

1、语境论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对语言学产生的影响19世纪到20世纪的下半叶当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语言的研究也出现了转向，语言学者们已将语言研究的视角从语言的内部转移到了语言的外部，从理想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的研究，从纯语言意义的研究转向了语言意义理解的研究。无论是格赖斯会话含义的理论，还是海尔姆斯的交际民族志学；无论是跨文化交际学，还是交际语言学，学者们都可以搜集到的日常语言为研究语料，并着重研究语言外部各个因素对语义理解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一大特点。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维特根斯坦曾试图借助于自然科学语言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语言。但是到了后期，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转变。他深刻地意识到，对活生生的语言的把握，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才能理解其丰富的含义。

从40年代起，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在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关注日常生活的语言哲学观点，对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斯汀和塞尔等。尤其是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是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奥斯汀的语言三分法，丰富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内容。而在这其中，他主要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影响。总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分为两大部分，而后期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对现代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是它们共同的特点。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学领域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哲学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流派的产生，甚至在许多新兴语言学流派的理论中都能发现他的思想印记。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分析，有助于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更好地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理论，更能启发我们去深思和探索语言的本质。因为上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同时也催化了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而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必能促进和加深对人类自身的认识。

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逻辑原子论的奠基人，20实际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影响深远，并且和认知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两种思想都与语境有关，语境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一时期他的哲学理论的核心是图式说。在他这一时期的理论中，图式作为重点被创造出来的关键在于，图式在与它所对应的对象是具有共同点的，这种共同点和一致性就是一致语境。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是着重实际看中使用的过程，这样对认知学科中主观意识的解释起重要作用。他主要从物理实在方面来解释，加强对人自身的研究，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从逻辑进行的，还从心理角度进行探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境观对认知哲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其从对知识逻辑语言的单纯研究中解放出来，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将知识同环境、心灵、现实存在相结合而进行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对情绪认知影响巨大，使我们知道认知主体要同外界发生交互关系时，必然在一定的情境下亲自涉身感受，这样就强调了环境对知觉的重要性。在认知研究过程中，情境认知和涉身认知是两个主要方面，从表面上看，情境认知是一种以环境为基础的认知，涉身认知是针对人自身的认知，这两种需要相互融合，在环境和事实的基础上，加强对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唯我的世界，而是一个与他人互动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思想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从他后期哲学观点的巨大转变中可以看出，只有将自己融入现实真实的世界中，从能够向真理和确定的知识迈进，否则只会多走弯路，不会有所进步的。

2、语义论

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以来，语言意义的问题成了哲学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意义理论已经替代认识论成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乔治・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语科学的角度发展了意义理论。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发展了一样理论。米勒将语言问题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强调语言意义的作用。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所以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米勒尤其重视对词的意义研究，认为理解词义为理解更大单元的语义现象奠定了基础，是理解语义现象最重要的一部分。米勒在意义问题上持心理内在学说，坚持语言意义的心理内在立场，认为意义是心理建构的结构，而且意义的组织方式也呈现出心理结构特征。认知语义学在哲学领域也显示了特定的优越性。首先，认知语义学更有利于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体现了语义学研究的自然化趋向。其次，认知语义学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在语义分析过程中对言语者双方主体性的坚持，这样可以通过语义分析的过程将“理解的主体”和“被理解的主体”进行有效整合，把语义分析的形式规范性与言语者的心理自然性有效的结合。米勒认为对认知的研究之所以要包括对语言的研究是因为语言不仅是言语使用者的表现，而且还是一种能力，“对心智最好的研究就是研究其言语系统”。因此，这种语义学可以更加确切地合理地反映意义知识的形成与产生，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语义学的新进展。

认知语义学以心理实体来标定一个语言表达的意义。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是心理性的。语义是从语言表达到认知结构的映射。语言本身是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所在的一个实体。认知语义学所强调的重点是词汇的意义而不是句子的意义。一个语言符号不是一个事物和一个名称之间的联结，而是一个观念和一个声音模式之间的联结。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原则有：1、意义是存在于认知模式（不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实条件）中的概念。2、认知模式主要是由直觉决定的（意义并不独立于知觉）。3、语义成分以空间或拓扑客体为基础（不是可以根据某些规则系统而组成的符号）。4、认知模式主要是形象-图式性的。形象-图式通过隐喻和转喻方式而转换。5、语义学基本上是服务于句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由句法决定，句法不能被独立于语义学而描写。最后一个是语义的概念体现原型效应，认知语义学是以概念空间这一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认知的观点，语义学是语言和某一认知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

三、总结

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西方哲学的语言研究为认知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认知语言学的独立及其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对于认知语言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的发展与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继续为之努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商务印书馆，1996.

[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6.

[4]胡壮麟.语境研究的多元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

[5]萨皮尔.语言论[M].商务出版社，1985.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SOS后语言哲学主体间性

1. 前言

哲学主要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要探究客观世界与人(主体)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及语言论(或语言哲学)三个阶段。

2. 后语言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尽相同。本体论阶段的哲学研究完全抛开人的因素,从主体的视域之外探讨客观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认识论阶段,哲学家们尝试让人出场,以主体的视角看待整个客观世界,试图统一主客二分的世界,但囿于主体自身的局限性,仍不能解决哲学老问题。到了语言论即语言哲学阶段,哲学家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语言来透析概念结构,进而认识客观世界。这样,主体所操持的语言使得主体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成为可能。由于语言和世界同构,对语言的考察就成了了解人类生存状态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钱冠连,2005)。主体通过分析语言来认识客观世界,语言也就成为了主体与客观世界联系的纽带。主体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语言描述的世界,客观世界势必会打上主体的烙印。因此,为了确保语言描述的客观世界尽可能客观,主体间性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钱冠连教授提出了“后语言哲学”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当代中国哲学可能的发展之路。钱教授(2007)在《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中分析了西语哲在西方和中国的近况,认为西方分析哲学的大潮已经过去了,只有星星点点的遗迹,因此设想出了一条在中国的可能发展之路,即“后语言哲学(简称后语哲)”,将其基本思路设想为:充分挖掘与利用西语哲资源中的营养和智慧,从它的老问题目中挖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问题中去纠缠,而要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相关联起来。他还在结束语中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吸取西语哲的营养;二是不炒作它的老问题,而应当节外生新枝;三是产生以新“问题”为中心的新理论。他还认为,新枝当落实在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所有领域内。王寅(2008)认为,当前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当可视为西语哲的新枝。后语言哲学阶段,我们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客观世界的层级序列等信息都体现在我们熟悉的语言之中,所以对语言的全息把握是我们了解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

3.SOS模式

当代认知语言学是建立在体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体验哲学这一概念是由雷可夫(Lakoff,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语言学教授)和约翰逊(Johnson,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哲学教授)于1999年出版的《体验哲学――基于体验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对客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与英美分析哲学和乔姆斯基基于混合哲学(二元论+形式主义)的心智观针锋相对,在西方分析哲学界、认知科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验哲学有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心智的体验性,思维、心智、推理、范畴、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第二,认知的无意识性,认知活动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第三,思维的隐喻性,大部分思维活动是通过隐喻机制运作的。体验哲学是对客观主义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的批判和发展,王寅教授将其纳入后语言哲学的视域。基于体验哲学,王寅(2008)通过分析40篇《枫桥夜泊》英语译文,认为主体间的共识是由体验达成的共识,进而提出了“体验人本观”,建立了SOS(Subject-Object-Subject)模式,为研究人类理解提供一个新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主客观性的多重互动结合,可纠正后现代哲学中“读者反应论”、“意义不确定论”、“译者自由论”的偏激倾向。这是王寅教授在论述语言翻译认知观时导出的哲学探讨,不期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模式。SOS模式认为,主体间的个体不尽相同,但主体具有相同的感知器官,面对并体验同一客观世界,主体必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这就使得主体间性的建构在客观世界的体验中成为可能。

4.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在不同的领域里有着不同的理论阐释。在认识论领域里,主体间性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到了本体论领域,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则指向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主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摆脱了胡塞尔哲学中的唯我论思想,不再从超验主体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社会互动(即主体关系)出发进行经验的分析和探讨胡塞尔学说中的重要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交互主体性”)(杨善华,1999)。笔者在继承舒茨主体间性概念的基础上,认为认知语言学中的SOS模式能较好地阐释后语言哲学视域下主体间性的建构,从而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中认识客观世界。

5.SOS模式对主体间性建构的阐释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主体认知的结果,主体在对现实世界体验感知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了语言,这一基本观点可总结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钱冠连(2005:43)认为语言使存在得以呈现,得以出场,使存在开场于并保持于语言中,是语言使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主体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语言描述下的世界,客观世界呈现在主体的语言之中,也就是说主体在对客观世界的体验感知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了语言,然后主体使用语言阐释其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由于不同主体具有相同的身体构造,面对着同一客观世界,必然对客观世界的语言阐释会相同或相近。这样,不同主体通过对同一客体的语言阐释建立了主体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Subject―Object(Language)―Subject”。这一模式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中,不仅体现了主体之间的交流,而且充分阐释了主体之间的交流是在主客互动的体验中借助主体所操持的语言得以完成。

6.结语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营养和智慧,同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语言哲学,也为语言学提供了研究思路,如语言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就来源于语言哲学。但当前西语哲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已不是主流,面对这样的局而,钱教授提出“后语哲”,强调利用西语哲有关资源如何将语言与世界和人相关联,并将这一研究思路视为语言哲学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王寅教授的SOS模式正是在沿着这一进路思考行进的。SOS模式是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更为合理地阐释了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活动,为后语言哲学视域下主体间性的建构提供了较为科学的解读。

参考文献:

[1]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钱冠连.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J].外语学刊,2007,(1).

[3]Lakoff,G.& 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s[M].New York Basics Books,1999.

[4]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6]王寅.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J].外语学刊,2008,(4).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3篇

一、对“存在”的追寻使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路

海德格尔一生所思的是“存在”的问题。在西方语言的日常语境中，“存在”似乎是最平常、最普通的，平常谁也不会细细思量这个“存在”，然而哲学就是从对这种“自明的”惊讶而来。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词源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方法，当然海氏的语言分析较之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迥然不同，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是在传统语言观范围内进行的，以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确定性来澄清哲学语言的“虚假性”、“荒谬性”，海氏的词源学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语言观，力图回到原始的、非逻辑化的语言，海氏十分崇拜希腊语，认为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源于哲学由希腊文向拉丁文的翻译，因而海氏对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概念，都考证过从希腊词到拉丁词的转变。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专辟一章，探索“存在”一词的原始意义及其隐失过程。从语法上，名词“存在”出于系动词Sein，希腊人将“存在的意义”命名为Ousia或完全的Par-Ousia，后世的形而上学将Ousia译为实体(Substanz)，是有失本义的。海氏以为应用德文An-wesen（在场）来译，某物存在，即某物在场，就是站到自身中并因此显现出来。希腊人还把“存在”称为Physis，后世译为“自然”(Natur)，实在是大谬不已，在海氏看来，Physis意指“涌现着的自立，在自身中逗留着的自身展现”，在作为Physis的存在的作用中，存在者才现身在场，这就是从遮蔽处走出来，而德文所说的作为动名词的“存在”(das Sein)正是从不定式Sein而来的，des Sein无非是在Sein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不定式Sein已经充分不固定了，加上定冠词，实际上把这种“不确定”固定起来，也就将不定式中所包含的空洞更加固定起来了。Sein像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那样被摆弄了。存在(das Sein)就这样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成了一个存在者，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就因此而产生了。

海氏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词源学分析来展开其哲学体系的，没有这种语言分析，海氏的哲学难以深入。“归根结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追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保护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免受平庸理解之害，这归根结底就是哲学的事业。”（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5页。）海德格尔不仅将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语言分析，而且语言本身在海氏哲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任务是对此在进行本体论分析，海氏提出了此在结构上的三个构成环节：情绪、理解和语言。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界的存在”，语言使此在本质地属于这个世界，语言构成了在世界存在的可理解性，是此在的生存论基本环节之一。

如果说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开始重视语言，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则干脆将语言作为哲学的核心，语言几乎与存在一样重要。“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场的庇护”，人与存在的遭遇，是在语言之中的。此时海氏所说的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已经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语言，而是实现了由Sprache向Sage转向后的“本真的语言”了。

二、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

“语言是存在的家”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核心，那么是不是一切语言都是存在的家呢？海氏认为只有一种语言即本质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可是二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却从未真正地说过“语言”，而都在说非本真的语言，因而要拯救哲学，首先就要批判、抛弃传统的语言观。

“语言是世内在手的工具吗？抑或它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抑或两者都不是？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竟至于语言会是‘死’语言？语言有兴衰，这在存在论上说的是什么？我们据有语言科学，而这门科学以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却晦暗不明，甚至对此进行探索追问的地平线还隐绰未彰。”（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语言科学是西方历史上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希腊化时代就有了系统化的语法体系，以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为代表，罗马人继承了这一语法体系，将其原则应用于拉丁语，创立了拉丁语法，以后近代语言学基本上就以罗马人的拉丁语法为支柱，这种语言学传统将语言的语法规范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这种语言观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语言全部本性已经凝固的观点，因而得以强化了。此正为何语言观念在于语法和逻辑，语言学和语言的哲学中二千五百年以来保持不变，尽管语言的知识已经进步性地增长和改变。这种事实甚至可以归结为一种证明：关于语言的主导观念拥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没人敢宣称它是不正确的或者甚至是无用的。”（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在《诗·语言·思》中，海氏对这种传统语言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言说意味着什么？现行的观点解释为：言说是发声器官的活动，言说是音响表现和人类情感的交流。这种情感伴随着思想。在这种语言的规定之中，它允诺了三点：首先和最主要的：言说即表现。作为表达的言语的观念是最普遍的……其次，言语被看作是人的活动。据此，我们必须说：人言说……最后，人的表达总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显现和再现。”（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8页。）这种海氏批判的语言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语言是一种表达方式，它预设了某种内在的东西表达或外化自身的观念，“说”总要有一定的对象，即“话”，而“话”总要有所指，或指向人的思想感情，或指向外在的客观事物，这种语言的表达论根源于西方哲学的对象化思维；第二，语言是人的活动，人是“说”的发动者、主宰者，语言只是人用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这是西方语言传统中主观主义、工具主义的突出表现；第三，语言是一种符合系统，是现实和非现实的符号化。

海氏指出这种语言观在解释语言现象上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以此作为思考语言本性的基础。传统的语言观并没有触及到语言的本质，“人们试图把握‘语言的本质’，但他们总是依循上述环节中的某一个别环节来制定方向；‘表达’、‘象征形式’、‘陈述’的传达、体验的‘吐诉’、生命的‘形态化’，诸如此类的观念都是人们用以理解语言的指导线索。即使人们用调和的方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堆砌到一块儿，恐怕于获取一个十分充分的语言定义仍无所补益。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先把言说结构的存在论生存论整体清理出来。”（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8-199页。）这里海氏认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必须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基础上才得以可能，而传统的语言观却遗忘了这种存在论基础，远离了语言的本质。

在对存在的追寻过程中，海氏发现了传统语言的局限，海氏认为存在是传统语言根本无法言说的，一经“说”出就已不再是“存在”了。“存在”是什么？这一提问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因为传统语言观认为“说”总要有一个对象，这种语言观与传统哲学把认识关系归结为主客关系相一致，“存在”因此就被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摆”出来。但“存在”却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也无法“摆”出来，“存在”是主客体尚未分化之前的本源性状态，因而在传统语言内无法“说”出，一经“说”出便沦为“存在者”了，在海氏那里，“存在”不能如此被“说”出，而只能自己“显示”，自己“言说”，传统语言在“存在”面前无能为力。

三、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本质的论述

“存在”无法“言说”，那么人在“存在”面前只能保持沉默吗？海德格尔没有绝望，认为只要能放弃传统的言说方式，实现语言由Sprache（传统的、非本质的语言）到Sage（本质的语言）的转化，就可以进入“不可说”的“存在”领域。海氏认为“讨论语言，意味着不仅把语言，而且将我们带入其存在的位置，我们自身聚集于事件之中。”（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正像海氏不回答存在是什么一样，他也不回答“语言是什么”，他指出：“此乃我们何故思考‘什么是语言自身？’此乃我们何故提问‘语言以何种方式作为语言产生？’我们回答：语言言说。严肃地说，这是回答吗？也许——此正是言说成为澄明的时候。”（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在海氏看来，他很难用现行的语言来说清楚语言是什么，一但说出“语言是什么？”则语言便像“存在”一样沦为知识的对象。后来海氏找到一个特殊的词来称呼本质的语言，即Sage，但他同样担心Sage被人误解为一个概念性名称，这就同传统的语言Sprache没有区别了。

Sage是海氏著作中又一玄奥词语，英译者一般译为Saying，汉译者一般译为“说”，或“道说”。Sage一词在德文词典中具有两种含义：其一，传闻，谣言，流言；其二，传说，民间传说，英雄传说等。海氏却没有在这两个通常意义上使用Sage，而是在与Ereingnis的联系上使用，Ereingnis在后期海氏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大致相当于前期的“存在”，Sage就是Ereingnis的说话方式。Sage与上文的Sprache截然不同，Sage是本质的语言，是Sprache所无法言说的，惟有通过Sage人才有可能进入哲学领域，才能领悟存在，领悟真理，Sage就是“存在”的显现，Ereingnis的展开。“Sage意味着显示，让……出现，让……被看见，让……被听见。”（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Language.第122页。）Sprache只能说“存在者”，只有Sage才能说“存在”，Sage与Sprache相比较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Sprache是出声的，是人声带振动的产物。而Sage却是一种寂静之音，对于本质的语言来说，“声音”不是决定性因素。“Sage与Sprache不同，一个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但他却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沉默不语，根本不讲，然而他却说了很多。”（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 Language.第122页。）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就研究过沉默，认为“言谈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论基础。”（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比起口若悬河的人来，在交谈中沉默的人可能更本真地让人领会，也就是说，更本真地形成领悟。对某某事滔滔不绝，这丝毫也不能保证领悟就因此更阔达。”（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

第二，Sprache的主体是人，人是Sprache的发动者，而Sage则是语言在“说”，存在在“说”，不是人在“说”。所谓语言就是“语言自己说话”，语言即显现，当然是自身显现，是自身让人看见、听见。这种语言自己言说的观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可是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有想说却无法“说”出的时候，但同时也会有语言会忽然自己说话的时候。以诗人为例，几乎所有大诗人都有语言自己言说的感受。海氏又以方言为例，说明语言的强大，德文表示方言的词为Nundarten，字面的意思是：嘴的运动方式；方言诉说着地方土地，嘴不能单被理解为有机体的一个器官，嘴以及我们整个的机体，都属于“土地的涌动与生长”。方言的研究清楚地说明：语言比人强大，不是人支配语言，而是语言支配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语言既然比人强大，语言自己说话，那么人在语言面前怎么办呢？海氏认为，人首先要“听”，“听”存在的声音，听语言的呼唤，然后再“跟着说”，问题是“跟着说”的“说”是本真的言说Sage呢？还是非本真的言说Sprache呢？海氏认为“跟着说”，是Sprache进入sage的关键，是人的“本真的说”。“倾听”的目的是“跟着说”，只有人“跟着说”，语言言说才得以完成。正像“存在”尽管不是“存在者”，但却惟有经过“存在者”才能显示一样，语言自身言说，人无法“说”语言，但语言又必须让人“说”，只有让人“说”，语言的言说才有可能发生。

存在的显示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即此在，通过对此在的存在论状态的分析，存在的意义才得以显示，同样语言言说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人言才能说出，这种特殊的人言便是“倾听”之后的“跟着说”，而“跟着说”的典型就是“诗”，在诗中，Sprache得以向Sage转化，“说”“不可说”才得以可能。后期海氏热衷于诗，力图以诗的语言改变形而上学的语言，他后期思想主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得以表达。“诗”，海氏用德文Dichtung表示，含有“构造”的意义，比通常的Poesie的含义更广，包括诗歌、建筑、绘画、音乐等多门艺术。海氏曾断言：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是人言之中的本真的言说，是应合Sage的“跟着说”。英国学者RichardKearey认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的语言是我们与他人共在的最本真的方式，诗消除了闲谈和逻辑判断，诗使语言恢复语言对我们在世界存在的展开性动能，世界在语言中作为地平线而得以显现。”（注：Rich-ard Kearney: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第49页。Ar-ebury1992。）在诗中，存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而从仅仅是经济、政治、信息交流的筹划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显示在存在的意义之中，同时传统的概念性、逻辑性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得以彻底地克服，哲学的“无根”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四、海德格尔“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是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海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海氏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海氏从哲学运思的方式上，从哲学言说的方式上对西方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总体性的批判，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总清算。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论精神，哲学家们将世界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当作一个客体而与主体对立起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不是认识世界的表面，而是把握其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作为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得以贯彻。“所有形而上学，包括其反对者实证主义，都在说柏拉图的语言。”（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第61页。）所谓“柏拉图的语言”就是西方传统的将语言当作对客观实在的描述，对思想的表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不是主、客体分离之后的产物，而是一种对存在的领悟，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状态。海氏哲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非对象性的、非表象性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却正是对象性、表象性的意义上的。因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对象性思维模式上的西方哲学大厦。

第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批判传统哲学，更为深刻的是他为重建西方哲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氏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其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的问世，被伽达默尔认为是本世纪哲学史上的轰动事件。传统哲学高扬理性，造成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在柏拉图《理想园》里哲学家为王，艺术家则没有位置，在西方哲学家的语言里很少有艺术的内容，理性主义的语言成为西方文化中惟一合法的语言，“迄今为止，艺术都被设定为与美的东西有关而与真无关”（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传统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论，而海氏认为，真理不像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认为的那样，即主体与客体相符合，真理aletheia在希腊文中从来不意味着认识的某种性质、某种状态正确无误之类，它只意味着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相应的动词alethenein则指：把存在者从掩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看。因而真理在海氏那里是无蔽、开敞，是存在的澄明、显现，是存在论上的，而不再是认识论上的，从我们感性个体的本真生存状态出发，把握艺术的本质，也就把握了真理。“科学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发生，而总是在已经敞开了的真理领域里的扩充，特别是靠理论和论证那些显现为必然正确的东西。当科学超过正确而到达真理时，这已经意味着它到达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揭示，它便成为哲学。”（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惟有诗的语言才能使哲学可能，海氏力图以艺术的真理、诗化的语言来拯救西方哲学，来弥合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对立。

第三，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转向”早期希腊，“转向”诗化语言，又“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后期海德格尔十分欣赏中国哲学，尤其是对道家、禅学感兴趣，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道德经》。不管海氏本人如何向往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是表面的，他的运思并未完全超出西方文化的界限，但其以西方人的智慧力图摆脱西方文化传统，向东方接近，的确较之其他西方哲学家更具慧眼，从中也可看到尽管东西方文化几经碰撞，但尚未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语言学转向”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反思传统，展望未来，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化，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融合提出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1.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着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5篇

    一、扞卫日常语言

    波普尔对语言的论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语言观是一种基于日常语言的语言观(如波普尔自己所说:“我始终是一个常识哲学家。”[1](360))。对日常语言的不同态度,最能反映出波普尔和他常与之论辩的分析哲学家在语言观上的不同旨趣。分析哲学家,尤其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及与维氏有密切思想关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对日常语言是极度不信任的。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中的词语,其意义缺乏精确性,极度混乱,而这恰恰是由它所负载的哲学常常陷入两难悖谬的根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视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为哲学的“语言病”,认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治愈这种语言病。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定,日常语言中充斥着许多既不真也不假的无意义陈述,这些陈述表达了许多伪装深邃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的伪问题。于是,他们设想能撇开混乱不堪的日常语言,建立起一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准确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因此能够倚靠它来展开哲学讨论。

    为什么日常语言的词语会缺乏意义,而人工语言的词语却能富有意义?分析哲学家们指出,症结在于:日常语言的词语多数是未经定义的,一个词语只要是未经定义的,就意味着该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学家们希望能够对人工语言所有词语进行尝试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语言中的模糊不清之处。他们相信,语言的精确性是最重要的,语言的精确性又决定于词语意义的精确性,而为了获得词语的精确意义,就需求助于定义方法。定义决定了词语的意义,通过定义的使用,可以使语言变得更加精确。分析哲学家们这种“定义决定词语意义”的主张被波普尔称为“语言上的本质主义”。基于扞卫日常语言的立场,波普尔对这种本质主义语言观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首先,定义的目标不可取,语言的简洁清晰比精确更重要,简洁才是语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尔看来,哲学的起点只能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确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词语的意义用不着定义来决定,它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将自身理性化,并始终保持清晰标准以达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们无需另行构造一种理想化的语言。波普尔矢志不渝力行简洁清晰的语言风格主张,他的着作给阅读者的观感即是:表达清晰,论证简洁,结论明确(这大概是其被译介到中国后很快就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波普尔甚至视此标准为学者的一项道义责任:“力求简洁清晰是一切理论工作者在道义上的职责,矫揉造作与缺乏明晰性则是一种罪过,把事情说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才算称职。”[1](50)在另一处他也说到:“知识分子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2](83)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为人称许的,以至于有人说他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容易导致忽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精确性总是相对于问题而言,是由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或者预先使词语或表述更精确,否则,为了精确性而增加精确性,要么会以丧失明晰性为代价,要么将在无用的枝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忽略掉真正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将语言的表达划分为真陈述、假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更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波普尔针锋相对,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最终瓦解的原因即是对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他们认为是伪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至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则不惜与其当面争执“有无哲学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界津津乐道、1946年10月26号发生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拨火棍事件”)。波普尔认为,的确不存在“纯”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例如宇宙论问题、逻辑问题,哲学家应试图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语言消除问题。波普尔不无自负地说:“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4](30)总之,波普尔认为,如果离开一个明确的问题,而想通过分析“本质意义”来改进词语,获得更丰富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称这种做法为“未达到大桥之前,就试图通过大桥”。[5](91)此外,波普尔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了定义的不可能——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我们可以将其论证概括为“定义的无穷后退困境”。波普尔向我们指出,定义项并不能够确认一个被定义词语的意义,而只会将意义的问题向后转移,转回给定义项,而定义项中的词语依然都像是以其作为起点的词语一样含糊和混乱。无论如何,定义者都必须继续循环地定义它们,而这些词语又会引发出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反复不已,直至无穷。波普尔向我们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词语,是不能实现的。而要摆脱“无穷后退困境”,必须承认有所谓“原始的词语”,即未界定的词语。定义链都必须是从未定义词语开始,其意义只能够被举例说明,而不能够被定义。因此,使用非定义词语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一个词语没有什么东西会防碍我们把它们当作非定义词语来使用,……任何定义了的词语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词语来定义。”[6](365)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词语,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觉地使用它(而非直觉地定义它,它的意义可由习惯用法确定,或者已经知道其它概念与它的逻辑关系,其意义在使用中足够确切),然后才可尝试对它进行定义。未定义的词语可能被定义的词语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义法,是因为定义过的词语能够更简洁而非更有意义地完成未被定义词语所拥有的意图。

    最后,波普尔还指出了“定义语言”的恶果:定义往往不会使境况得到改善、使词语获得精确性,而是常常事与愿违,比定义前变得更糟,以致出现许多冗言赘句、贫乏的烦琐哲学。烦琐哲学之所以出现,在波普尔看来,是因为:其一,每个定义,都意味着用一个长的叙述代替一个短的叙述,而这将导致许多无益而又貌似精妙的分析;其二,对意义的偏执,对定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的争吵,只会导致一种咬文嚼字的空洞争论。分析与争论并不关心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只关心词语的意义性问题。波普尔认为,试图通过定义,用词语问题来代替事实问题,所成就的无非是一些蛊惑人心和善于制造混乱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眼中,黑格尔哲学即是此类典型。波普尔拿科学与哲学作对比,来说明定义倾向对哲学的伤害有多大。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方法不同,科学奉行的是方法论上的语言唯名论,波普尔称之为“操作主义”:科学中作出的陈述不依赖于词语的意义,不是为了决定词语的意义而使用定义,也不试图从定义推演出任何信息,词语只是为了方便而引进的简单标签,虽然有点含糊不清,然而研究者已经从操作上懂得其意义,并通过学习使用它们,来调整、简化,直至获得精确性。波普尔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摆脱了词语及其意义的烦恼,避开了定义,只关心事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精确性。

    二、“三个世界”中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