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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科学研究论文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技进步科学发展观科技展望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可持续发展”是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树立、实现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一个漫长时间的过程。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

1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科学技术背景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序幕是随着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而拉开的。其后,经历了物理学革命、现代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以至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

1.1科学技术的深刻革命

随着19世纪末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而来的是物理学革命。这场革命的首要成果是相对论的建立,它从新的高度否定了牛顿的脱离物质的绝对时空观,再次证明时空与物质的不可分割性。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的原理提供了雄辩的证明。

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基础学科领域的革命。20世纪的科学革命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建立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科学革命成为技术发展的先导。基础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技术革命。以1903年飞机和1904年电子管两大发明为起点,标志着以传输机为先导技术和以控制机为主导技术体系的形成,从而揭开了崭新的原子能时代、计算机时代和空间时代的序幕。核技术的诞生是人类利用核能发现“天火”的划时代事件,控制论和计算机问世迈出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步伐。航天技术的革命使人类从地球表层迈向了外层空间。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产生的基因重组技术,导致了现代生物工程技术革命的爆发。伴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微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电子信息技术呈现微型化、超级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

1.2科学技术进步与“全球问题”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大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力量,一方面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然界负担的加重,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保护就变成了空前突出的问题。全球问题的产生和尖锐化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它所引起的产业革命以及对科技成果的滥用和误用所致。根本因素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平等和谐的统一体。

在人口问题上,医疗卫生科技事业的发展使得人口出生率和成活率迅速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引起全球人口急剧增长。人炸问题在全球问题体系中处于轴心地位,医疗科技的发展是人炸的因素,但同时也是减轻人口重压的有力武器。如合理利用医疗科技成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另外,要通过国家科学的政策、法规、社会体制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为人类求取自身发展提供条件。

在资源问题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能源危机及由引而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萧条。资源依靠现代科技进行不合理地开发利用,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的枯竭使贫困化加剧发展而难以遏制;资源的争夺引起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因此,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的合理化利用得以解决。实践证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解决资源枯竭、能源耗竭、新能源的开发等问题是大有作为的。另外,需要科学合理地利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料,倡导节约性消费。

在环境问题上,如今全球环境退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力量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的方式谋求经济增长,导致全球环境恶化,大自然的平衡受到破坏,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的形势。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2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树立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资源质量下降,洪涝灾害、旱灾、沙化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的瘤根,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十六届三中全会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矛盾,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国内国外的形势,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的基础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从科技角度来说,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才强国战略为导向,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做到人尽其才,努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落实五个统筹协调发展,利用科技进步成果努力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

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化落实三个战略,即“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水平,普及科技知识,进一步加速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根据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造就大批科技人才,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努力实现“五个统筹”协调发展,这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以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为杠杆,合理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成果来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促使科技进步成为“五个统筹”协调发展的核心。

3科学技术的绿色结果及科学发展观的展望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社会、经济、文明带来空前的发展,但由于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滥用和无限制向大自然索取,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不协调。在进行反思之后倡导了“绿色科技”,即能够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产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科学技术。科技进步的绿色结果就是从传统科技转化为绿色科技,它标志着人类在世界观、自然观、科学观上的一次觉醒,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这次革命使人们重新深刻意识到,人类是自然之子,大地是人类的母亲。绿色科技的核心思想是利他的,其评价标准不仅要有利于环境、有利于生态、有益于健康,而且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我们的后代。所以,绿色科技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是人类成熟的象征,它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

3.1科学技术绿色快速发展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迅猛、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极大地扩展和加深了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科学研究广泛开展,应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的科学氛围越来越浓,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科学观念进一步牢固,科学精神得到广泛颂扬,全社会普遍倡导绿色科技。技术将得到合理利用,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为崇高事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科学技术的绿色结果将使技术更加人性化,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全社会推崇绿色科技,倡导绿色文明。

3.2绿色科技得到大力发展,全社会倡导绿色文明

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教育,为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分享人类科学文化的成果,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同需要。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将为绿色科技和绿色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导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是绿色科技发展的起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人们的观念将以绿色环保为标准,倡导绿色文明,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将生活在绿色文明的自然环境之中。

4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人们惊喜地发现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怀自然、关注地球、关心环境。调整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同话题,而且是成为各国决策者、政治家和公众的共同话题。重新理性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科技在科技领域掀起的一场革命,将把人类带入一个绿色文明的新时代。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下借助学习过程和他人的协助,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认为学习的途径是同化和顺应认为学习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认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应发挥其主体作用,而教师是学习的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因此,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注重依据建构主义的理论原则,叶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予以指导。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建构主义作为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生命力越来越旺盛,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流行的学习理论,并且在教学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下面,从“教”和“学”两个方面简要说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1.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1)学习究竟是什么?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景下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及在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下,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也就是说,学习者应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来信息进行加土和处理,从而获得所需知识。此时学习者获取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相关知识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或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这种意义下的学习是广泛而全面的。

(2)学习的两个途径—同化和顺应

建构主义认为,同化和顺应是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产生变化的两个途径,其中同化是指学习者将外在的知识信息纳人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去,是量的积累;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中的质变,当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与外在的知识发生冲突时引起原有认知结构的变化,从而建立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即为顺应。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再是简单的信息输人、存储和提取,而是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由于新知识的进人而发生调整和改变的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3)关于学习的方法

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教师由。传道、授业、解惑”者变为学习的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应发挥其主体作用。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用探索法发现间题,主动收集相关资料和信息,努力提出假设并设法加以验证,并且应注意在解决问题时尽量将当前学习的内容与已有的经验相联系,不断加强量的积累,注意向质的转变。

2.建构主义的教学观

(1)师生角色的转变

(2)自主学习的设计

在传统教学中,学生对教师有很大的依赖性,许多学习上的事情让教师包办代替,主动学习知识、发展兴趣、培养创新能力的意识比较差。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力求改变这种现状,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主学习是主动地、有主见地学习,不是没有目标的、放任自流的学习。教师可根据具体的学习目标,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设计。例如:采用支架式教学,首先应根据“最邻近发展区”理论,围绕实现教学目标建立一个相关的概念框架,然后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自主学习,掌握知识,使其智力发展由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由于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其最邻近发展区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在教学中应注意因材施教。采用抛锚式教学,可根据教学目标在实际情景中确定一个真实的问题(“抛锚”),然后让学生围绕该问题展开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先提出假设,然后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的结果制订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加以实施,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补充、完善,最终将问题解决。

(3)强调协作学习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曾作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由此可见交流的重要。所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通过协作学习展开交流和讨论,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4)资源的有效利用

为了使学生能够主动探索和完成意义建构,必须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多媒体、网络、图书等)。在将资源的选择、使用和控制权交给学生的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加以指导,帮助他们学会如何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和利用信息,提高他们处理信息的能力。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指导

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转变了教育观念,为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莫定了理论墓础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生听,学习过程主要靠教师传授,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其主动性、积极性根本得不到发挥。这样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要想使科技创新活动蓬勃开展,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近几年来,笔者所在学校坚持把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教学的中心任务,在教学中坚持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提高学习兴趣,发挥学生潜能。例如:电子与信息技术专业实行学分制改革以来,积极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现代化课程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采用了“宽基础、活模块”的教改思路,在保证上好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今后发展提供宽广基础的前提下,将专业课程设置了若干个模块,包括:电子声像设备模块、数字视频设备模块、通信技术模块等,供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爱好和今后发展的意向进行选择。这种选课制度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造欲望,为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了保证。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提高学习兴趣、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应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学”,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很自然地会发现问题,引起学习的兴趣,此时作为教学指导者的教师,应及时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转化为学习动机,激励他们更好地进行学习,有效地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例如:现在有些教师常常使用激光笔代替教鞭在课堂上使用,就是这在黑板上跳动的红色的小点点,引起了一名同学的兴趣。起初他对激光笔很好奇,后来他发现当快速摆动激光笔时,打在墙上的光点会“点动成线”,甚至呈现出圆形,这种激光笔摆动后形成的轨迹与在《电子测量》课上老师用示波器演示的波形有相似之处。带着对激光笔成像的兴趣,他认真研究了激光的特点,发现激光具有集中力强、不散光的优点,而且激光笔容易使用、价格低廉。在老师的帮助和启发下,他采用激光束代替电子束,用两只电动式扬声器组成X轴、Y轴扫描偏转器,利用扬声器驱动杠杆和反射镜组成机械系统,将扬声器纸盆的平动转换为反射镜的转动,使激光束人射角发生变化,反射后投影到屏幕上的光点产生位移,从而使激光束沿X轴、Y轴扫描,最终形成图象。经过不懈的努力,最后他发明了“电动式李沙育图形激光演示仪”。由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有利于促使学生发现问题,激发其对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为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通过问题解决方式进行学习是开展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

“通过问题解决来学习”是建构主义的一条核心思路。建构主义认为,通过问题解决,学习者便可以深刻地理解相应的概念、原理,建立良好的认知结构,解决问题的途径遵循同化和顺应规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例如:我校铜管乐队的一名队员,他虽然喜欢音乐,但对音乐知识了解得并不多。当老师介绍音阶、音程、和弦等知识时,他感到记忆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提出设想:能否设计一种简单的设备,把音阶之间的关系表示出来,既方便查找,又容易掌握。在老师的启发下,他提出了音乐计算尺的设想,即将手拉计算尺的方法用于音阶、音名的查找,将音阶、音名、频率按照一定的关系刻在计算尺上,这样就很容易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方法的确简单易行。第一个问题解决后,马上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音乐和弦的组合比例复杂,像二度和弦、五度和弦记忆难度高,在音乐知识教学中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将音乐计算尺加以改造,从而解决这一难题呢?带着这个问题,他杳阅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和实践,最后决定在计算尺的设计过程中除配置动尺、定尺外,又设置了滑动尺,利用透明的滑动尺把各种和弦表现得一清二楚。音乐计算尺的发明很好地解决了学习音乐知识过程中的难题。成功激发了他科技创新的激情,为了使音乐计算尺在使用过程中更加生动,他设想能否在拉动计算尺的同时产生相应的音响效果,能否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音乐计算尺中。为此,他请教老师,上网查找资料,刻苦钻研,和其他同学在一起开展广泛的交流。情动于衷,金石为开。最后,他终于通过将“MIDI音乐大师’,技术软件引人音乐计算尺,解决了这一难题,使音乐计算尺在使用过程中更加完善、更加生动。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CALIS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448篇,文献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对检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重后得到有效学位论文634篇,文献分布时间为1987年到2011年(检索时间2012年3月)。其中,198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张之沧成为我国第一位科学技术哲学博士。1989-1995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2002年开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具体文献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在检索的文献中,按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十五位的学位授权单位如图3所示。其中,吉林大学以152篇位居首位,东北大学以129篇居于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以58篇居于第三位,北京大学56篇居于第四位,山西大学与复旦大学以39篇居于第五位,文献产出量居于前五位的上述高校占了全部文献的74.6%。从文献分布与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机构仍然以北方为主,且博士培养单位较为集中。

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对检索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基本主题。科学知识图谱是当前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它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3〕。科学知识图谱通过直观的动态图像信息,对学科领域的演进脉络和研究前沿进行探索和预测,从而获得较为详尽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4〕〔5〕。本文分析使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它是近年来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软件工具之一〔6〕〔7〕。1)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通过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系统绘制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4)。从网络图谱的整体来看,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创新”、“技术”、“认知与心理”、“可持续发展”、“生态哲学”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群组,尤其是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组是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核心群组,构成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传统知识基础。根据CiteSpace软件系统的运行结果,统计出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个节点的计量指标。表2列出关键词共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的大小是指关键词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共现的频次大小。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陡增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在某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增多的程度越明显。其中,“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这也折射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近年来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在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32次,共现比率达到5%,这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31余次,共现比率达4.9%,这表明技术哲学延伸出的技术创新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节点关键词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在选定的阈值下,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词(中介中心度大于0.1),“科学哲学(0.16)”、“科学技术哲学(0.1)”,这也再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展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161个,可见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高很多。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整理出10项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略)进行分析。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8〕,总结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略)中予以标注。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分析,当前国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在25年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培养和教育中,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快速发展,研究的方向迅速呈现多元化,既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研究趋向。例如技术的和谐性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兴技术与产业政策研究等。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下发后,国内学者也迅速展开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相关政策、战略性新兴技术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问题也将成为贯穿未来几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上述是从对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的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视角进行的分析,具体的论文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方向,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思考为例,出现了工程决策的伦理规约研究〔9〕;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学思考等〔10〕。这些都大大丰富和不断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向纵向深远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超过25年,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研究深度不断加深,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向也迅速的多元化。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90年代初集中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传统自然观等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2000年基于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最新研究成果评价的基础上的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等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哲学反思,再到21世纪从讨论具体问题的研究转向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性理论研究,这一演化进程也与我国部分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家宏观科学技术政策相关的选题一直是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方向。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1.1 乌克兰科学学研究出现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苏联开始大规模的科学学研究。1964年世界科学界为纪念贝尔纳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发表25周年,出版了著名的论文集The science of science:society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两年后,又出版了这个论文集的新版本,英文版为The science of science,也出版了俄文版本《科学的科学》――Наука о науке。作者多为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布莱克特、卡皮查、鲍威尔、化学家辛格、斯诺,还有在科学学领域成就卓著的普莱斯、贝尔纳,他们对科学学形成的初始阶段做了总结。

1966年对于苏联科学学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年5月,苏联杂志《哲学研究》发表了苏联科学院莫斯科自然知识和技术史研究所所长米库林斯基(Микулинский С.Р.)和罗德诺(Родной Н.И.)共同撰写的论文《科学也是一种专门研究的对象》(Наука как предмет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该论文论述了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年6月,在利沃夫召开了“苏联-波兰关于科学发展综合问题研讨会”,热烈讨论了科学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从此,“科学学”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被学界广泛接受并沿用至今。

随着科学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在苏联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学流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以下几个学派:罗斯托夫国立大学自然科学系的卡尔波夫(Карпов М.М.)学派;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兹沃雷金(Зворыкин А.А.)学派;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的米库林斯基学派;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库格尔(С.А.Кугель)学派,还有就是乌克兰基辅的多布罗夫(Добров Г.М.)学派。

1.2 多布罗夫及其《普通科学学导论》

随着苏联大规模的科学学研究,在乌克兰形成了以多布罗夫为首的颇具实力的基辅学派。多布罗夫是乌克兰科学院的通讯院士、经济学博士。1966年,多布罗夫出版了专著《普通科学学导论》,这部专著所阐述的内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在这部专著中多布罗夫提出了科学学是综合性的科学,提出了科学学研究对象,如科学的效率问题、科学潜力问题、科学进步的趋势问题、科学预测问题、科技潜力评估问题。书中几乎涵盖了科学学的所有问题:科学的过程、科学的性质、科研人员的年龄结构、科研工作的效率、科技规划、科技预测等。归纳起来,多布罗夫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

(1)提出科学学研究的新的方法论

在《普通科学学导论》中,多布罗夫侧重科学学研究的方法论,侧重科学学研究的手段与工具问题,即用量化分析方法研究科学学,或者说科学学研究的数学化。他认为,科学组织的系统性决定于科学知识根本的和必然的系统性,这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储存和传递来说是必需的。这两个知识系统的组织水平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们是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而形成的。分析科学的系统方法与科学学需要数学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科学的数学化,多布罗夫指出,在任何一门学科的语言中都存在按自己的方式发展的两个部分:信息部分和计算部分。计算部分是指比信息部分发展得更快的那些学科,如力学,其数学化过程开始得要早。某些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语言(例如,某些语言中的计算部分只有通过某种很长的式子才能求出精确的结果)不可能得到实际运用,因此也就得不到发展。语言中计算部分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各种图表,因为图表的鲜明性可以把人的十分灵敏的视觉器官纳入推理过程。

多布罗夫提倡更新研究科学史工具,使用数学和技术手段分析科学技术史信息。他认为,在科学史研究过程中使用技术手段可以显示出增长点,确定新的科学发展方向和评估科技进步潜力,还可以从质量和数量方面评估科研人员的状况。1969年,他与同事完成了专著《研究科学史的技术手段》,1972年又完成了《用技术手段分析科技发展经验信息》。

多布罗夫强调使用量化分析方法研究科学,并将科学看成是一个信息系统,解决科技预测、科学规划和科学管理的一系列问题。

(2)提出了科技预测的思想

多布罗夫倡导用技术手段研究科学史信息并为科技预测服务。1966年,多布罗夫组织了全苏第一次关于使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科技进步史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论文集以《科技进步趋势分析和预测》为题出版。这个论文集的开篇文章便是多布罗夫的《使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预测科技进步的趋势》。在文中,他系统论述了使用数学方法研究科技史与预测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多布罗夫指出,预测科技发展趋势应该形成一种机制,应该在国家层面上重视科技预测。1969年,国家科技委员会做出决议:苏联乌克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科学学问题研究部将制定“开发预测科技工作方法”,多布罗夫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工作。

1970年,多布罗夫的专著《普通科学学导论》再版,专著再版后对“科技预测”进行了重点论述。《科学学导论》1966年第一次出版时对科学预测还只是停留在笼统的非具体的描述和解释,把科技预测称为“科学的预测”;再版时对科技预测已经具体论述科学预测的方法,把科技预测称为“预测是一种科学知识”,“科技预测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结果及途径的科学评估体系,科技预测是‘计划前’工作的一部分,是一种预知未来科技发展结果的手段。多布罗夫论述了“预测、规划、管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渐进的关系。

多布罗夫把科技预测期限分为3种预测期:第1预测期为未来的15~20年。这期间,科学著作的总数要翻一番,科学家的人数翻两番,工程技术人员翻3~4番;第2预测期为未来的40~45年,概念、理论、解释的数量翻一番,世界人口的数量翻一番,科技进步创造者全部更新了一代;第3预测期是一个世纪以后的未来。这种预测带有纯假设的性质。

马利茨基担任中心主任后继续在科技预测方面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他发展了多布罗夫关于科技预测的思想。马利茨基指出,科技预测具有政治意义。科技预测像社会预测和经济预测一样已经超出了其科学范畴,因为进行科技预测不仅需要众多的专家参与,也需要国家的权力部门的参与,已经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借助于科技预测,科学可以提高自身的地位,并对权力部门产生影响,并向全社会表明科学的重要作用。他指出:20世纪以前,科技预测只是科学家个人行为;20世纪上半叶,科技预测成为一些个别企业受利益驱使而发生的行为,对个别科技领域进行预测;20世纪中叶以后,科技预测已经成为国家行为,已经成为国家制定科技政策的一种手段;20世纪末期,科技预测已经具有全球性。马利茨基强调,任何预测都是建立在关于过去的信息基础(趋势),现在的信息基础(资源、关于规律的思想)和未来的信息基础(需求、可能、预见)。按照时间可以分出15~20年、35~40年、40年以上,15~20年是创新周期的平均期限,这个期限对于进行数量统计极为方便。根据功能,马利茨基对划分出的3种预测做了分析:研究型预测,规划型预测,组织型预测。研究型预测是建立在所了解到的趋势和规律之上的,是具体学科和整体科学发展经济的积累,这种预测可以确定比较紧迫的科技发展方向,即能预测成功的方向。规划型预测为发展有前景的方向指出具体应该做什么,有哪些行动方案,并为此制定出规划。这种预测必须要考虑到科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紧密联系的。这种预测是建立在研究型预测基础之上的。组织型预测是预测的重要部分,是与科学管理和国家科技政策紧密联系的。只有在实践中将这3种预测整合才能做出决定,预测才能在科技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才能被认为是有质量的预测。

还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科技预测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如扎耶茨(Заец Р.В.)撰写了《预测向可持续发展过度的前提条件和问题》;布尔津(Булкин И.А.)撰写了《乌克兰科学院发展趋势预测下改革任务》;谢尔宾(Щербин В.К.)撰写了《综合性的科学学预测是国家科技政策的手段》。

1993年,多布罗夫创办的杂志《科学学与信息学》改名为《科学与科学学》,成为国际性季刊杂志,乌克兰语为Наука та наукознавство,英文为Science and Science of Science。改刊名之后,这个杂志的页数由原来不到100页增长到现在的近200页。杂志《科学与科学学》创刊的宗旨是了解科学和科学学过去、现在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揭示科学对文化教育的影响,分析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该杂志设以下栏目:经济社会中科学和创新的发展;科技潜力发展问题;科学与教育;科学社会学及方法论;科学家及科学团体;科学史。

现在,中心稳步而有效地进行着理论和实用问题研究,在科学学理论、科学组织和科学史方面进行开发性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心制定了新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中心对乌克兰科学融入到欧洲及世界科学体系做着大量工作,研究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科学体制的转型问题,研究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创新预测以及科技政策的制定,在传统领域特别是在科学史领域做着深入的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从5个部门的名称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史部、科学社会学和方法论部、科技潜力系统研究部、经济创新发展问题部、乌克兰科学院发展战略问题部。

中心在科学学发展中奠定了科技力量形成和评估的理论基础,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提出了科技体制转型的理论和科学作用的学说,为打造国家创新型经济提供理论支持。中心还与国家不同层次的权力机构和企业进行合作,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现在对于中心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人才问题和为后备力量创造科研条件的问题。

2.2 注重与世界科学界交流

科技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科技传播学;历史渊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011-05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Zhai Jiequan ,Chen Shuangs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orig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TC) stud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C studies grew up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into a disciplin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re are three tasks ne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 how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o develope a innovation paradigm of the STC studies.

Key word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是科学技术领域的三大基本现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内在地与科学技术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科学技术相伴而生、一同成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相比而言,科技传播研究的孕育与产生却已经到了20世纪。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针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传播研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科技传播研究开始朝向建立一门真正的学科的发展阶段迈进。而科技传播学要成为独立的学科,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确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

1 科技传播发展的三大关键节点

科技传播的旅程起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最初内含在人类的知识与技能传承之中,后来则从属于人类知识教育的一部分,直到近代才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近代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内出现了专门服务科学家交流新知识的科学杂志(如1665年就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同时诞生了两份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和《哲学汇刊》),科学家们也基于推进科学的需要积极面向普通民众传播新科学。例如,作为实验科学创始人的伽利略就曾用意大利语(而不是当时学者们惯用的拉丁文)和“对话体”(以三人对话辩论的形式)撰写了两部著名的“对话”――《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其目的应该就是以让普通人都能够读懂的方式来传播新科学。伽利略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有科普意识的第一人,可以被称为近代科普之父[1]。

近代阶段的这种科学传播仍然是从属于科学的,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科技传播真正受到社会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应该说已经到了19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了“科普”一词(最早是在1836年)和被称为“科普者”的一批人。科学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科学论文里充满了“只有大学者们才看得懂”的专业术语,大多数领域的科学知识已经发展到超出一般大众所能理解的范围,于是出现于18世纪末期、表达“普及”涵义的英文单词“popularize”(意思是“使……通俗化”),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开始被用于科学与技术。“一种新的职业正在开拓,那就是科学普及者(popularizer of science)和科学

作家”[2]。

19世纪的科学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19世纪的技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发明。不断涌现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而公众的兴趣又激励了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的热情,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职业演说家,他们撰写科学文章介绍科学新知识和技术新发明、周游全国发表科学演说、演示令人惊叹的科学实验,极大地促进了科普在当时的活跃,使科普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科普在当时还未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学者们真正把科学普及作为研究对象,已经到了20世纪之后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应该说是最早关注并研究科技传播现象的学者。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利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科技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问题[3]。

伽利略时代科学家的科普工作、19世纪科普概念的提出、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发展史上的三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家们积极面向公众传播科学,并显示出了比较明确的科普意识,虽然这种传播主要还是基于让社会接受新科学的需要(即主要是源于科学本身的需要),但正是这样的目标和需要促进了科技传播最终走向独立。19世纪40年代“科普”一词的出现和一群热衷于科普的“科普者”的出现,意味着作为科技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普已被认定为一类特殊的社会活动,因而可以认为是科技传播真正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而贝尔纳在20世纪30年代对科技传播的关注和研究,意味着人们在这个时代已经认识到了科技传播的特殊价值,认识到了有必要将科技传播现象和问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2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主要源头

我们可以将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看作是科技传播学的发端。在《科学的社会功能》这部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中,贝尔纳分析了科技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科技传播的建议,认为“科学情报(Scientific Information)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技传播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传播的问题”。通过改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通过向民众普及科学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所起的作用,是贝尔纳关注科技传播问题的基本原因。贝尔纳之后的科技传播研究在许多方面事实上都是沿着贝尔纳所指引的方向发展的。例如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科技传播的理解也基本上像贝尔纳一样把科技传播分为科学交流和科学普及两大基本方面,科技传播研究大体上也主要围绕科学交流与公众传播两大方向发展。对科学交流的研究分析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发展出了科技情报学这门重要的学科。贝尔纳所关注的科学与传媒、公众理解科学等等问题也成为后来科学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4]。贝尔纳所开创的是科学社会学传统的科技传播研究,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源头。

科技传播实际上包含一个广阔的领域[5],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包括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还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传播扩散。而最早关注并研究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传播扩散问题的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例如,194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瑞安(Bryce Ryan)和格罗斯(Neal Gross)就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推广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提供了范例,而且带动了其后对技术推广问题的大规模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研究甚至成为相当热点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卫生部资助和支持了许多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环保和卫生知识传播的研究项目。研究中得到的许多关于技术接受率、影响因素、传播网络等重要成果在60年代被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担任过美国传播学会主席)概括成了“创新扩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6]。传播学家也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采用―扩散论”。创新扩散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源头,研究的成果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是如何传播扩散的。

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三个源头是产生于欧美的“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研究。欧美国家的“技术传播”概念实际上与许多性质不同的职业活动相关联,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技术传播学会”(The 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就包括了科技作者、科技新闻、科技编辑、科技出版、科技培训、文档管理、技术写作甚至是翻译工作、广告工作等各种职业背景的会员。技术传播工作虽然可以服务于许多不同的职业活动,但需要的技能和要求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如何使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信息传播得更加准确有效。技术传播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探索准确有效传播专业信息的技术、技能、技巧和方法。技术传播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为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写作描述技术产品信息而设立的“工程英语”课程,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以这种专业性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内容的“技术传播”研究领域。目前在发达国家,技术传播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职业化,大学里开设有数百个相应的专业。

科技传播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促动,科学社会学基于提高科研效率、增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开始了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研究;技术扩散研究基于对技术推广和扩散规律的关注,开始了对技术如何在社会中扩散的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则关注的是如何让专业技术信息传播得的更准确,对传播的技能与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对科技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促进了科技传播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科技传播学只有某个单一的源头,尽管有些研究(例如创新扩散研究)目前并不被认为是科技传播研究的一部分,未来也未必需要将其转移到科技传播研究之中,但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科技传播现象、发展科技传播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科技传播研究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这样的研究成果,发展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科技传播研究本身带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并内在地包含与其他学科相交叉,从而形成不同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也自然可以形成不同的研究

范式[7]。

3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基本阶段

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科学技术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和应用的高潮,科学技术传播现象也得以快速发展并变得引人注目,科学社会学家意识到科学技术信息的快速增长给科技情报服务提出了挑战,新闻学者注意到科技新闻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新闻品种,从事语言教学和写作研究的学者看到了科技文本表达和写作的特殊性,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则发现新技术推广中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和过程。换言之,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领域中,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些与我们现今称之为“科技传播”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于是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科学社会学、传播学、技术扩散甚至是与语言写作相关的研究中。当然,最初的这些研究不仅分散于不同的领域,而且也是相当初步的,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科技传播研究称为“问题”研究阶段,不同领域的学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存在这样一类需要研究的“问题”。

随着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在各自领域内不断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将科技传播作为“问题”的研究阶段过渡到了“研究领域”形成的阶段。最早达到这一阶段的应该说是科技情报学。受到科技高速发展和文献量指数增长的促动,到50年代中期,关于科学交流和科技情报的各种研究就慢慢实现了整合,形成了科技情报学这门新的学科。稍后达到这一阶段的是技术扩散研究,在20世纪中期前后大量关于农业技术推广和工业技术扩散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前后也实现了理论整合,1962年罗杰斯就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著作《创新的扩散》。而在“技术传播”领域,分散于科技新闻、科技写作等领域的研究到70年代的时候,也逐渐被整合到了“Technical Communication”名下,并形成了大致的研究框架。例如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科学作者协会、技术写作协会、科技出版协会等相关组织,在1971年的时候就合并成了“技术传播学会”。

在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国内外学者通常称之为“科学传播”)方面,尽管像科学普及这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真正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下半叶以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受到了关注,从7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而调查中也发现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原来对科学充满崇敬的公众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开始有了很多的担忧,这就引发了80年代起始于欧洲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和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了旨在提升全体美国人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同一年,英国皇家学会了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与公众关系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对科学素质的关注以及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因。到90年代的时候,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Science Communication》这两本专业期刊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仍然还没有出现类似于科技情报学或创新扩散理论那样的整合性理论体系,但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科学传播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给予系统的研究。

经过三十年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积累,科学传播研究目前正在向形成一门学科的发展阶段过渡。2012年5月和2013年9年美国科学院举办了两次以“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学)为题的学术论坛,邀请了世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讨论了科学传播研究的现状、学科融合以及科学传播发展策略、有效传播等许多科学传播领域的基础问题。作为世界四大名刊之一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也出版了论坛的论文专辑。这两次会议不仅第一次(仅据笔者的了解)在国际高规格会议上正式使用了“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这样的名称,而且从学者们在论坛上探讨的重要问题,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构建“科学传播学”框架的初步尝试。因此,这两次论坛的举办可以视为科学传播研究由研究领域到学科过渡的标志性事件。

4 科技传播学的三大基础任务

考察近些年来国内外科技传播研究发展,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学者们在科技传播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例如科技传播包括的范围甚至是基础术语的使用等),科技传播研究还没有建立共识性的理论基础,但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理论上广泛探讨了当代科技传播的背景、对象、内容以及传播的方法、策略等多方面问题,分析了科技传播与公众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关系,也在反思科技传播的传统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概念、新模型,特别是在技术扩散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媒体中的科技传播、社会情景中的科学传播、科技传播政策与策略等等问题也已经成为科技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科技传播研究正处在重要突破的前夜。

特别是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如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的推动,科学传播已经成长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实践领域和重要的政策议题,不仅政府机构、教育组织、大众媒体、工业部门、科学共同体、科普团体、科普设施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的科学传播活动[8],使科学传播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传播研究的不断活跃。“国际科技公共传播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常简称为PCST)自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国际性的PCST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0余届,其目前的科学委员成员就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在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的20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也举办了“科学传播会议”(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至今已举办了三届(每年一次)。正是因为科学传播的繁荣发展和科学传播研究的日渐活跃,科学传播研究界提出了建立“科学传播学”的呼声。

我们可以将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作为科技传播学迈向学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但科技传播学真正要作为一门学科,还面临着三大基础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在理论整合和学科融合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研究仍然分散于科学社会学、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等不同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整合其中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需要突破对科技传播的狭义理解,推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科技传播研究中的交叉融合,概括和提炼技术扩散、技术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风险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科技传播学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第二,如何实现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论水平的提升,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拥有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立于学科之林的基础,科技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学科的科技传播学需要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建立自己独有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并且能够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科技传播实践,引领科技传播研究,指导科技传播政策。笔者近年来曾就科技传播研究的宏观微观分层、当代科技传播任务目标分层等问题做过一些讨论,也提出了科技传播的多重任务及整合模型等观点[9],对科技传播学的理论整合和基础理论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但在目前学者们对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问题的理解上还不甚一致的情况下,科技传播学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的确立仍然任务艰巨。

第三,如何发展面向创新的科技传播研究,从而更恰当地确立创新时代的科技传播定位和价值。当代科技传播发展背景正在面临深刻变革,科学技术领域爆发的新革命引起科学、技术、社会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社会越来越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科技传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科技传播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使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当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进程(包括服务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已经成为当代科技传播面临的重大任务。科技传播需要新的理解和新的定位,科技传播研究需要新的范式和新的理念,发展“创新范式”的科技传播研究,在创新范式的框架下建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让科技传播学更好地适应创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5 理论整合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的理论整合,两次理论整合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威尔伯・L・施拉姆将先前分散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过重要的整合,通过归纳、整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勾画出大众传播学的基本体系,从而创立了传播学这门新学科。施拉姆正是因为这种贡献而被尊为“传播学之父”。在20世纪60年代,埃弗雷特・罗杰斯将分散于农业社会学、公共卫生研究乃至人类学、教育学中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整合,确立了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创新扩散理论的基本体系,从而将创新扩散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由此,罗杰斯的名字在学术界几乎成了研究“创新扩散”的同义词。

尽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真正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却已经到了20世纪。在20世纪,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科技情报、科技交流、科技写作、科技出版、科技新闻、科技教育、科技宣传、科技普及等工作得到迅猛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科学素质等问题受到社会重视,学者们针对这些工作以及这些问题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就包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科技传播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散在上述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包括科学社会学、农业社会学、技术创新研究等不同领域,也蕴藏着关于科学传播、农业科技传播、技术扩散等与科技传播相关的丰富成果。当代科技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情形与施拉姆、罗杰斯进行理论整合之前的情形十分的相似,需要通过理论整合形成统一的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首先,全面梳理分散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分析在科技情报、科技新闻、科技普及、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质建设以及在技术扩散、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研究等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成果,从中归纳、概括、提炼对确立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有价值的结论,同时引进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这些成果和结论系统化、结构化,进而总结科技传播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结构,根据这种问题结构确立科技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勾画科技传播学的基本体系,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对科学传播学的未来发展而言,这种理论整合对实现其学科独立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持续深化和拓展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当代科技传播已经发展到利用多样化渠道、传播多样化内容、达成多样化目标的新阶段[10],涉及多样化的形态和分层化的目标[11]。科技传播在实践领域上既有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科技传播类型,也有服务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科学与公众对话的科技传播类型[12]。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因而也出现了诸如“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等不同的范式和传统[13]。科技传播理论整合需要持有充分开放的态度和认识,不能自我窄化我们的研究视野,将科技传播理解为只有某种单一的形态和目标(甚至由此排斥其他形态的科技传播实践),否则理论的整合将无法实现,也无法建立开放的理论体系、回应当代实践的要求、推进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再次,继续深化和拓宽对当代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当代科技传播实践丰富而多样的发展,要求我们拓展对科技传播当代实践的认识,也要求我们拓宽对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近些年来,国际科学传播文献也都通常对“科学”概念采取广义的理解,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14]。如果我们也给予科技传播概念以广义的理解,使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即目前国际所说的“Science Communication”或“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和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拓展和丰富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并在统一框架内对各种科技传播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科技传播研究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创新提出的各种要求。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推动之下,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经济社会迈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人类社会生活也发展到全面科技化的状态。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提升了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进了科学技术创造、传播、应用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也给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传播实践提出了许多新挑战。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科技传播实践和研究都已经成为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需要我们在全面认识时展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科技传播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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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顺科.英文“科普”称谓探识[J].科普研究,2007(4):63-66.

[3]《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第十一章,标题为“Scientific Communication”(科技传播),国内中译本译为“科学交流”。参见:J.D. Bernal.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First M.I.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1967:292-308;中译本:[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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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翟杰全. 科技公共传播:碎片化特性与当展策略[J]. 科普研究,2014, 4:11-16

[11]翟杰全. 当代科技传播的任务分层[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39

[12]翟杰全,张丛丛.科技传播研究:“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9-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