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生活论文范文第1篇

在探讨现阶段科普与文化创新、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之前，首先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近30年来由于高新科技，诸如电子产业、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等等的研发与普遍应用在各种科技生活的产业之中。其所生产出前所未有的各种新奇产品，直接深入大众生活领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显著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提升了人类生活的质量，但也撼动了人类以往的生活方式与形态，从而引生出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中各种新兴的问题。其实这些现象其来有自，19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将科学、科技大规模的应用于提升技术、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富国强兵、拓展殖民时期，已经在冲击并改变了人类生活世界的面貌。只是20世纪发生的科学典范革命、科技知识的实际功效，在促动人类社会文明、文化的变迁速率以及规模上更加扩大，而今已然迈入所谓“全球化时代”，更促使了一种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科学文化”成形。

近百余年来，科学与科技俨然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变迁的最重要主导力量，科学、科技不停地求新求变，在物质领域不断的推陈出新，而与着重人类精神价值、追求稳定安逸的人生想望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斯诺（C. P. Snow），鉴于西方世界这种进步科学与传统人文之间割裂、紧张关系与影响力的扩大，从宏观的立场提出了文学(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区别、对立的论述，而呼吁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应该有所沟通、相互理解，启动了科学与人文的论争。其主要目的在提醒科学家在研发科学与技术的同时，也必须注意科学、科技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1985年英国科学院（Royal Society）为因应未来世界的竞争，全面检讨科学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家与大众理解的科学、政策制订的专家社群与大众的认知与需求之间的落差等等问题进行反思；并有所针对地提出关于科学普及的信息、教育、政策、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议题，而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科普议题的关注，而这些议题或可谓是导因于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引发的。1995年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对照现实社会的实际互动状况，将斯诺的观点引申发挥，提出“第三种文化”的论述；而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所形成的一种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现象（余英时，2003）。

换句话说，半个世纪以来科学与人文间的论争，从对立割裂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以至于形成“第三种文化”，显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经过百年来科学与科技教育的推广，科学与科技已具体的产业化、市场化、生活化；原本属于少数科学知识拥有者的特别知识与特别力量，早已转换形态而逐渐融入大众的生活中，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技能性知识，也让人开始怀疑与重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科普所影响到人的生命、生活、生存三者，都与人类本身有关，也正是构成文化意涵的主轴，要讨论科普的实践与文化的问题，应该回归到整体文化的领域中加以思考。

2文化视野中的科普

大体而言，所谓的“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而其中的个体主要从他所处的群体中被“教导与学习”到各种思维、感觉与信仰的方式，以及获得一套面对问题情境、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标准化、规范化的调节技能等等，而逐渐形成群体的概念认知模式与价值理念系统，并在与人事物互动、调适的过程中相互融渗而成的、不断动态调整的复杂整体（Clifford Geertz，纳日碧力戈等译，1999：4~5）。从文化习得的观点而言，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culture）的原意为“培养自然的成长”，是指一种人类训练的过程；18世纪之后，慢慢演变出四个意涵“……它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一种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之完美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的智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指‘艺术（技艺）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物质、智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Raymond Williams，彭淮栋译，1985：xvii）。

从文化的这些主要意涵可以知道，“文化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最能表达这一时代特有的知识和社会变化的复杂性”（维克多·埃尔，1988，107）。在当今的时代里，科学知识已被各国全面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内，甚至占有主导地位，成为训练一般大众心灵习惯、知识、技艺等文化习得的基础教育之一。其主要的功能大致有三：一在宣扬科学与科技的正确知识、研究方式，旨在袪疑、去神秘化，以提升全民对自然的理解并支持科学的研究发展；二在提倡一种科学理性的认知，追求事实的理解，并在辨清事实真相后，明确的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选择；三在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解科学如何推动社会发展，而面对事件重塑文化生活。透过科普的教育可以普遍提升大众在科技时代必须具备的知识，以及在文化环境中追求生存的智能。从文化对其成员教导与学习的角度而言，科学与科技的普及教育增进大众的知识，培养大众融入文化社会的技能，而扮演了塑造现代文化的重要角色；相对的大众在文化情境中与其它共在的人事物互动的现实中，也产生诸多复杂的具体问题，也让人体验与发现到既有文化传统的局限，以及种种有待磨合的龃龉。

不可否认的，科学、科技在当前的文化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必须提醒的是，科普教育在整体文化中主要的任务，还是担负教导“人”的角色；教导人以习得的科学、科技的知识与行动操作的技能参与文化社会中。因此，落实在文化社会中的科普则应该是：人如何以科普教育习得的知识、技能应用在改善自己、社会的实践行动中；并在文化情境中、互动的操作过程中转化为生活的规范，谋划新的生活态度，更新文化的模式。毕竟“文化则与人的生存和进化的整体方式有关”（刘文海，1996，20）。在文化情境中的科普应该对自己的角色与功能有明确的认知与定位。或以为“文化借助于科学技术，可以使人类驾驭自然；它使人类获得近乎于无限的行动手段”（维克多·埃尔，1988，18）。这个“唯科学化”说法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效力，也膨胀了科技的范围；其实就文化的观点而言，人在驾驭自然之前，应该先学会驾驭自己，而不是无限的行动。

3科普实践的伦理取向

辨析了科普在文化中的定位，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科普在文化社会中的实践问题。首先对有关科普知识的习得还必须分辨两点，第一是有关科普的理论知识学习与传播：在真实社会中有高深科学理论知识的专家与外行的社会大众并存，都是社会的一份子；科学家以浅近的语言传达高深抽象的科学理论知识，而社会大众却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理解下，选择自己能掌握及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加以学习认知。其次则是科普在实际文化社会中的实践：与科普知识强调的认知向度不同，科普的实践必须将科学技术的抽象理论转换为具体实证的，成为实用性的、可以指导生活的行动纲领，而有效的引起行动，才被大众接受。对一般大众而言，实用的行动较理性的认知推理，似乎更具有优位性、吸引力。

从哲学的观点而论，所有行动实践的问题都是属人的问题，也都因为涉及到人有意志、有目的的、与其它的人事物之间互动、并含有交换性意义的行为活动时，而具备伦理道德的意义。在文化社会场域中的科普实践行动，也必须与他人互动，所以也应该被纳入伦理的范围加以考虑。以康德式的提问而言，科学理论知识本身追求“是什么”的问题；而实践行动则涉及“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科学与科技知识本身但有真假之分，也可以因为与我无关而不具善恶之别。然而在文化视野中的科普实践则非独立于人事物之外，而是与人、物、境互动、相互融渗，因此不能简单的以“是什么”的方式追问。就科普的社会实践而言，所要追问的是：具备科普素养而在文化社会领域中行动的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换句话说，科普实践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怀抱科学的理念、具备科学知识、使用新科技工具的大众，当面对在求新求变中不断增长发展的科学科技事件时，期望知道究竟那些新兴科学、科技对人类而言，究竟是善的或不善的，而在慎思明辨后，决定如何选择最应该采取的行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科普的实践行动具有伦理的特性。

事实上，判别当代科技对人善或不善的问题相当难回答，因为现代科学科技所制造出的科技生活产品、带动的行为模式，所引生的问题等等日新月异，往往都与过去熟知的事物、问题迥异，也与传统解决伦理问题依循的规范、原则、方式大相径庭；虽然可以参照传统的伦理的原则、规范，但却未必然合用。因此有人认为，面对种种因为科学科技引发的新兴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便是回归当前人与人互动的行为经验，采取“面对问题情境－解决问题－适应环境”的程序，经过谨慎思辨、严格分析、充分讨论，重新建立彼此共通的概念认知模式与价值理念系统，并在互动中彼此磨合、调适，进而抽绎出适合新时代的伦理原则与规范，建立新时代的行动规范与原则。在这个状况下，彼此的沟通、商量，辨析等的能力培养，便成为科技时代伦理学关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也因为如此，在国内外许多大学的通识教育中都明订开设“道德推理”的课程，希望培养具有分析与处理在实践和社会领域里可能遭遇因为科技发展而新兴的伦理问题。而在科普的实践中，则可以顺应大众文化关怀科技知识如何对我既有用又有利的角度，以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的方式让科学专家与社会大众能充分沟通，再进一步研拟策略、发展新的行动伦理规范。

总而言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科普的实践问题，科普教育除了教导大众科学的知识与科技的技能，旨在帮助社会大众于现在、未来能适应由科技所建构的新世界，创造美好良善的新生活，其目的在求善，因此或可谓科普实践的本质是伦理的。在文化中科普的实践是一种以科学、科技教育的方式，训练与养成文化成员习得一种参与、批判文化社群的特定的互动模式，使之能在参与中继承，在批判中改过调整，纳入科学更新文化、完善文化。要之人以习得的既有科学“知识、技能”参与文化社会中，共同为改善群体生活，保护生存环境，促进文化群体的和谐、创新文化等等而努力，或可谓文化中科普的实践具有伦理善价值的取向。

4以伦理为主的文化建设

诚如前文所论，科学技术普及化的发展与应用已经深入到个人生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层面中，而科普的教育也成为文化养成一般大众心灵习惯、知识、技艺等文化习得的基础教育之一，科学技术因而成为构成文化的重要内涵与根基。由文化的人文观点而论，科学探索与研究的对象或许可以与人无关，然而科学理论毕竟是人去探索、发现自然、物质对象而做出人为解释的产物。而科学的应用又直接间接关联人本身的各种活动，那么就很难像50年前的斯诺那样将进步科学与传统人文之间视为一种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紧张关系；而应该视为彼此交相融渗影响，共同形成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在这层理解下思考科普在社会中实践与文化创新发展的关系，不论从科学对经济产业、政治政策、社会进步发生影响的哪个层面思考，都不能摆脱科学对文化个体与群体伦理层面的影响。再者，从科普实践具有伦理取向的意涵考虑，重点还是必须回到在文化中如何培养人本身的伦理问题。

2009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公布的《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09年至2012年）核定本的第四章第四节别列入“新科技应用之伦理、法律与社会治理”一项，提出“一、科技发展与公共信任，二、建立公众、公民团体对科技争议参与之管道，三、法律、伦理规范在社会发展科技的积极功能”等三方面属于公共伦理的领域，加以检讨，希望“一、透过发展‘科技民主’的制度，转而走向双向沟通模式；二、设计公民参与机制；三、设计法律、伦理规范，期使科技能顺利发展并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 ”。为了落实科普实践的的伦理意涵，责成教育部门规划“推动全民之科技伦理教育，培育科技伦理与研究伦理师资，并发展相关课程与教材，其内容应将重要之科技议题，对其基本事实撰写浅显易懂之说明，和多元观点之介绍，促使民众了解特定之科技知识。”等措施，推广科技伦理。

依本文的观点看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所拟定四年期的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已经注意到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伦理取向，而从整体文化的高度考虑，研拟相关的重要措施，推动一种以伦理为主的文化建设。

5结论

本文在此所讨论的科普实践问题，并不是探讨如何将科普知识落实于学校、社会传播、推广的操作活动问题。而是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将科普视为一种正在成形的文化现象、科普教育为社会成员文化习得的重要一环，并回归文化社会脉络中，探讨科普实践行动所具有的人文意涵。从文化的观点看科普的许多复杂议题，或可谓是由于科学科技不断的更新进步，全面冲击人类社会各领域制造的新问题，而逼使人类不得不想尽办法被动的响应，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科学科技不断抛出问题、刺激了新的人文思索。

前文的讨论主要将科普实践纳入在文化社会的脉络中，并认为科普实践具有伦理性行动的意义：一个在文化群体中习得科学科技知识的行动者，面对生活方式、价值理想、思维的概念系统随时可能因为科学科技的变化而更新变动，“应该如何做会更好”的伦理思考便产生了，因此在文化社会中的科普实践问题的本质是一种伦理问题。大众在社会中实践的科普行动，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动：这种实践行动一、必须解释人“为什么要如此做”，二、确立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做”的顺序与重点；三、理解人活动的责任、评价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决定“应该如何做”。虽然如何实践是伦理的问题，但并不排斥科学，需知我们只有一个脑袋，思考科学同时也可以思考伦理。我们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了解事实真相、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经由自我审议的过程，做出合理的最佳的行动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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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湾科学技术发展计划》（2009年至2012年）（核定本）.

科技与生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知识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by the critical to positivism knowledge to build on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with the ternary element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along the two basic questions on knowledge - what the knowledge is and how it is possible? Namely the question 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based on of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 and shortcoming about the study of previou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engineering knowledg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popular knowledge. From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ook as the descriptive knowledge， its goal and the intention is l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world， the description the way of world existence;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took as the motion the procedural nature and the standard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makes any" and "how does" but the engineering knowledge took as the plight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artificial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in the boundary territory. The three is the different in nature， but meantime is the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knowledge theory；scientific knowledge；technical knowledge；engineering knowledge

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作为科学、技术、工程相应的知识形态，由于三者本质属性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广泛影响，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普遍认为 ：技术知识是科学知识的应用，而工程知识则是技术知识的应用。工程知识、技术知识仅被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尤其是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批判，来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在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上，来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本质、特性加以尝试性的研究。

一、知识论立场的转变

近现代以来，随着理论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知识论经过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康德先验主义的演变，实证主义知识论逐步成为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知识论。尽管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作为流派，在理论界已经风光不在，并且遭到了众多的批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的主张已经广泛渗透到公众的意识里，深深地影响着公众乃至于知识界对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其它知识的整体理解。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任何科学命题都要经受得住实验和事实的考验，要符合可证实性原则，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是形而上学。整个科学就是一个存在意义关联的命题集，是一个严密的、前后一致的逻辑体系和公理系统。由于经验世界是统一的，因而表述经验世界的科学语言也是统一的。正如卡尔纳普所说:“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通科学语言……，科学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根本不同的对象或领域，这就是关于科学统一的理论”。[1] 尽管实证主义知识论涉及的人物和思想众多，但其根本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科学限制于经验范围之内，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只有这样的科学知识才是客观、确切和有用的知识。这样，他们把知识几乎全部等同于科学知识，并且认为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具有工具合理性。逻辑实证主义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按实证科学知识的模式去改造与重建各类知识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实证主义知识论从20世纪中叶起遭受了众多学派学者的批判。其实早30年代，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就指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 [2] 持历史主义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罗蒂、利奥塔等，还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布鲁尔、拉图尔等，以及强调“个人知识”的波兰尼等，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知识论立场上，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进行了剧烈的批判。在这些思潮看来，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并非科学家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并且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使之得以认定为普遍真理的局部知识，是负载着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对科学的研究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各种巫术、神话都与科学一样在文化上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任何思想，不管是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3] 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赋予科学知识的唯一霸权。

在笔者看来，实证主义知识论的问题与缺失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1）实证主义的以知识论、方法论替代认识论，拒绝从哲学上对科学认识进行论证，试图使科学免受哲学的影响。然而，在科学上排除哲学的影响并不真的表明实证主义可以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上它是“把方法论自身的框架先验化了的认识论，自己现在受到了它曾经给形而上学所作的那种狂热和荒诞的裁决”。[4] 实证主义否定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以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

(2) 实证主义持一种唯科学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科学是最恰当的人类知识的表达形式，甚至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唯一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并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衡量、裁定人类的其它知识。人类的其它知识要么是无意义的，需要加以拒斥，要么就归结于科学知识或者是科学知识的应用。

（3）实证主义在坚持肯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同时，排除了主体及其价值判断，主张事实与价值无涉，正如胡塞尔分析欧洲科学的危机时所说：实证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5] 由此，造成了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

因此，要摆脱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束缚，走出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困境，就必然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必须恢复被遗忘的生活世界，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展开知识论的重建。

通常，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6] 也就是说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实践的前提，然而，“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7] 显然，这种实践观在本质上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实证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实践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这种实践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

笔者所主张的生活实践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社会行动，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即以某种观念为先导的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把实践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也即生活世界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 实践，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最活跃的话动，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性的、认识的和组织的活动。生活实践中包含着包括理论活动在内的多种认知活动，这种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才是人类一切知识产生的基础。

基于这种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反对给知识一个抽象的、僵死的、绝对的定义，主张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类型来探寻各种人类知识的本质与特征。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看，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活动，技术是如何改造世界的认知活动，而工程则是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显然，这三种不同的实践类型对应着本质上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三种知识形态。

二、科学知识

通过上述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批判，依据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认为：1)科学活动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种实践类型，它所产生的科学知识以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这个问题上我们赞成实证主义知识论的主张，不赞同社会建构论者关于科学实在是由科学研究的社会过程建构出来的主张。2)任何人类的实践都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的，科学实践也不例外。在此我们赞同对实证主义知识论排除主体、排除价值、排除历史文化，造成科学对生活世界遗忘的批判，主张科学知识要回到生活世界，在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被实证主义分裂的主体与客体重新结合起来。3)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唯科学主义的主张，反对将一切知识都归结为科学知识或科学知识的应用。主张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肯定各类知识独特的价值。4)任何具体的科学研究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地域、时域中现实发生的，地方性的各种社会因素、实验室情境都显示了科学家日常实践的鲜活性，社会建构论者深入到科学研究实际过程的微观探究十分值得关注。但科学家如何超越情境达成“共识”，创造出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仍有待深入研究。

在这样观念下，科学知识呈现出如下的本质与特征。

1、 真理性

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真理，或者是具有向真理逼近的性质；其二是指某一科学知识可能最终被证明不是真理，但它是最求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具有追求真理的使命，尽管它可能被证伪。所以，科学知识的根本特征是表征客观对象的客观性质与客观规律的，它具有可检验性，或者能被证实，或者能被证伪，或者能被进一步发展。

2、 合理性

首先科学知识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或规律，它在经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其次，科学知识的逻辑体系是严密的。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如经验归纳与演绎推理是获得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科学因此具有一种与天意、神启、臆测相对立的理性。在当代，尽管经验对一个新理论的直接支持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但是科学知识体系仍依赖于其坚实的经验基础和具有经验基础的背景理论的支持。

3、 进步性

科学的发展趋势一般是：后一种理论比前一种理论更仔细地更详尽地描述或说明同样的事实；后一种理论通过了前一种理论通不过的经验；后一种理论对前一种理论具有完全的包容性，能解释前一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切事实，还能解释并预言前一种理论所不能解释和预言的新事实。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体系中，总是能进化出更具有普遍性的、具有更高解释效用的、能更准确预言未来的理论体系。这种进步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发生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进步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共享性

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其内容及其利用，具有公开性和共享性。科学知识是无国界的、无阶级性的，科学理论可以被各个国家的人、各阶级的人所发现、继承和利用。但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创造与应用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情境之中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会深刻地影响科学知识的生存和传播，影响着其共享性的实现，因此，必须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具体分析。

三、技术知识

在把技术理解为知识的传统中，长期以来，由于深受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技术就是应用科学的观点在国内外学界广为流行。 “技术就是把应用科学所得的原理和方法等用到更广泛的实际问题。” [9]的看法十分普遍。 但是，正如D伊德所说：“西方的技术传统是偏爱‘理论’而轻视‘实践’的，并且将技术贬黜为应用和实践”。[10] 由此造成了技术知识附属于科学知识的非独立地位，遭到了知识论研究的严重忽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经济学家罗森伯格说：“技术本身是关于某些事件和活动的一组知识，它并非只是来自其他领域知识的应用”。[11] 技术史家莱顿认为，作为科学的镜像兄弟，技术是一个“自主的、平等的组织”，它与科学的关系是“共生的、平等的和互动性的”。[12] 由此，技术知识作一种有别于科学知识的独立体系确立起来。

站在我们知识论的立场上，显然，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技术发明活动已经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以建构技术知识为目标的人类活动。可以说，它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知识的认知与建构活动。我们将从如下方面来解释技术知识的本质与特征。

1、技术知识的存在形态

人们一般认为，传统技术知识主要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经验形态的零散化的知识；而现代技术知识则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经验性的技术知识是主观的、心理性的、个人的。与此相反，现代技术知识是客观的、理论性的、社会性的。在我们看来，1)技术知识既包括理论形态也包括经验形态，技术知识再发展，理论形态的技术知识也不可能涵盖全部的技术知识，从而把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排除在外。2)理论形态的和部分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可以通过编码成为明言性的知识，可以用文字、数字、图像、符号表达，易于以硬性数据、公式、编码程序或普适原理的形式传播和共享。3)有相当多的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如技能、诀窍等，由于它们的存在依附于人的大脑或身体操作的技能，通常只能在操作行动表现出来，而行动如何往往又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因此无法对它们进行编码，由此构成了难言知识(波兰尼称之为“默会知识”)。这一点，与科学知识明显不同，科学知识都是明言的，否则它不可能达到描述自然的目的。

2、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

技术知识不是对现有客观事物的描述，但它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先天固有的东西，技术发明不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现成的东西，而是创造自然界原来没有但逻辑上可能的东西。因此，技术知识蕴含可能性，是对可能性世界的探索，技术知识的应用是可能性的实现。技术知识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在可能世界中搜索，从而创造出来的“怎么做”才能达到该目的的技能、诀窍、方案、程序、规则。其认识结构包括三个方面：1)确定欲实现的目的；2)在可能世界中以试错的方式搜寻与选择实现该目的的手段；3)对该手段能否实现目的以及手段的功效进行评价。其中，“目的”与人的欲望、社会的需求、利益及其限制相关，“可能世界”、“手段评价”则与逻辑空间、科学知识、日常经验、已有的技术知识、生产制造能力水平、自然环境、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等相关，可见，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更深地嵌入到了社会情境之中，更为各种复杂的价值关系所左右。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完全地去情境、去价值，达到完全普遍性的知识，其普遍性往往表现为约定性的规范。

3、技术知识的评价原则

技术知识的评价显然不同于科学知识的评价，实验评判与逻辑评判构成的真理性评价是科学知识评价的基本原则，由于排出了价值，科学知识的评价与价值无涉。技术知识的评价虽然无关与对象是否相符意义上的真与假，但它仍然包含价值性评价与事实性评价两大原则：1)价值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其实际应用中，能否实现预期的技术目的？是否满足了技术使用者的需求？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公正性？负面价值有多大？2)事实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易于现实化？功效如何？技术本身是否先进？是否可靠、稳定、耐用？各种(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成本代价有多大？效益如何？等等。

4、技术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技术知识无法构成像科学知识那样统一的、严格按照内在逻辑关系展开的普遍知识体系，这并不是因为技术知识不够成熟所致，而是其本性使然。我们可以把技术知识分为如下层次：1)技术理论原理(通常称为技术科学)；2)技术规范；3)技术项目的工作原理；4)技术方案；5)工艺流程；6)操作规则；7)诀窍与技能。第一个层次与科学知识联系密切，具有科学知识一样的普适性，它是将因果关系转换成目的－手段关系，也即科学知识转换成技术知识的中介；第二个层次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约定，对于受该规范制约的技术活动而言，具有普适性；第三个层次进入具体项目，其工作原理的构思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往下的层次特殊性越来越强，直至难言。可以说，这些层次从上而下，技术知识的普遍性、明言性、社会性不断减弱，特殊性、难言性、个体性不断增强。

5、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

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不仅体现在它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上，而且也体现在它自身的内在建构上。我们认为社会建构论者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其实更适合用于技术知识建构的研究。关于技术知识的社会功能已有大量成果，不再赘述。

三、工程知识

长期以来，由技术与工程不分，人们往往把工程视为技术的应用，工程知识也自然视为技术知识的一部分，实证主义者更是把工程知识、技术知识都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正如沃尔特文森提（W. Vincenti）所说：“以前我们将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婢女，以为工程只是应用科学的发现，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13] 在中国学界，自从李伯聪提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以来，工程在哲学研究中逐步获得了合法地位，相应，从知识论的角度把工程知识作为独立的知识形态来展开研究已经提上日程。

按照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进一步把工程造物活动规定为：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在集成科学、技术、社会、人文等理论性知识及境域性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在经济核算的约束下，调动各种资源，在特定的空间场域和时间情境中，通过探索性、创新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社会建构过程，有计划、有组织地建造某一特定人工物的实践活动。显然，工程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建造人工物，而不在于工程知识本身的创造，工程活动本质上不是创造知识的活动。工程知识在此仅仅是作为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环节、要素而被创造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工程知识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

1、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

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来至于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1)任何现实的工程活动总是意向着某个特定的欲求建造的人工物的。正如陈昌曙教授指出：“工程项目是强对象化的，有其特殊对象。…… 它常常不是批量化的，而是‘唯一对象’或‘一次性’的，如青藏铁路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14] 严格地说，工程几乎没有可重复性。2)在英文中，动词Engineer就包含着谋划、独创的意思，工程师们（Engineers）所做的事情一般来说是Ingenious (有独创性的)。“独创性”(Ingenuity ) 和“工程”(Engineering) 具有相同的拉丁文词根。3)这种特定的人工物总是嵌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的，这些特殊的地域性因素不是工程的外部环境约束条件，而是工程活动的内在要素。因此，工程知识的建构必须充分反映这些独特性与地域性。

2、工程知识的综合性、具体性与可靠性

从知识的性质看，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技术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人文性质，而是众多种类知识的综合集成。工程知识要集成多种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技术发明、技术诀窍，但不能仅仅是它们的单纯应用或集成，还必须集成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工程知识仅集成这些知识还不够，还必须集成相关的已有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集成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所带来的具体的情境性知识与经验。这就要求工程知识的建构不仅要有高度的综合性，而且还必须具有深入细微的具体性与可靠性，正如皮特所说：“工程知识被证明要比科学知识更加可靠。” [15] 否则，不仅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完成，往往还会造成重大损失。集成并不是上述各种知识、经验的简单堆砌，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并转化为与当下工程现实情境相符合的，可行、可靠、可操作的方案、方法、工艺、程序、规则、规范、指南。

3、工程知识的复杂性与协调性

在工程活动中，掌握和创造工程知识的主体具有十分复杂的构成：它包括决策者、投资人、企业家、管理者、工程家、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技术人员、经济师、会计师、工人等等。我们把直接参与到某项工程行动中来的人员总体，称之为工程共同体。这些工程共同体的成员以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参与到某项工程中来，由此决定了工程知识总体构成上的复杂性。在工程的决策、设计、实施操作、运行、评价、管理等行动过程中，共同体的成员各施其职，各显其能，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工程展开的具体情境中，他们之间必须通过交往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来进行沟通，消除观念上、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达成目标认同、行动协调、紧密配合、利益共享，才能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由此又决定了工程知识还应包括修辞、商谈等促进交往沟通的协调性知识。

4、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

工程开展的地域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主要表现为：1）现场发生性，它指的是由具有一定知识经验储备、带有一定的工程意图的工程主体，或者说处于以往历史形成的情境之中的工程主体，与工程活动发生的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当下产生的明言性和难言性的经验、知识。它们不是预先既定的、现成自在的，而是随着工程行动者的出场、造物行动的发生才涌现出来的；2）主体间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不仅是工程行动主体与客观自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工程共同体内个体之间交往、沟通、争执、协商的结果，任何个体虽然都从自身出发，存在视界的差异，正是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带来了视界的融合，形成了对工程行动共通共识的主体间性的情境性知识；3）境域约束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一旦产生，又与工程行动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储备相结合，共同构成约束工程行动者视界及行为的境域性知识与经验；4）随机的变异性，地域与情境条件构成因素的不确定变化，都可能带来它的随机变异。它会随着工程行动的展开而不可完全预期地发生着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工程的行动变化。工程知识也必须具有这种随机变异性，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

5、工程知识的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

把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相比较，它更是难于形式化、体系化的零散知识。工程知识中综合集成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编码，属于明言性知识。具有普遍性的各种理论知识，在工程知识的集成中，它们必须转化为情境性的特殊知识，才能在现实工程中发挥作用。但大多数在工程中随机发生的情境性知识是难于编码的，属于难言知识，与技术知识相比，它的难言性更为突出明显，这正是工程知识的一大特点。例如，一个人拥有再多的明言性的工程知识，只要他不进入到现实的工程实践之中，不掌握难言性的情境性知识，他就难以对工程有实际作用，人们甚至会说他不懂工程。工程知识的难言性、独特性、地域性等特征决定了它的难以复制性，致使它不能共享，更不能直接移植，简单套用。

6、工程知识的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

围绕工程目标，必须通过设计对工程知识进行优化。但是，优化并不意味着最优化而是满意化，因为从理论上讲最优化必须建立在所有实现工程目标的途径方案都完全已知，每一种方案实施后产生的后果影响都能完备预期，评价方案及后果影响的标准都完全一致等这三个必备条件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实的工程活动中，价值标准的多样性，各种人群、组织在观念、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等等，都决定了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评价标准；而认识水平、能力、精力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不可能搜寻全部的方案和预期所有的后果影响。因此，工程知识的优化不可能有“最优解”，只可能有“满意解”、“妥协解”。现代工程的发展显现出两面性的特征，它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又为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工程人工物不是中性的，它负荷着价值。因此，必须要从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生态的、环境的、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人文的、审美的等众多维度的对工程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工程知识中必须把多元性的评价知识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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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 G． Vincenti． 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M]． Baltimoroe：Johns Hopking Press，1990．

科技与生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STS理论；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

STS的英文全称为“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即“科学、技术和社会”。STS教改运动由欧洲传播至很多国家，现已发展为世界性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和潮流。它注重科学知识和技术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具有跨学科、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发展性等特点。以此理论为基础，科学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能用科学知识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现实生活；二是能正确理解一定的科研过程和方法；三是能预知理解科技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而当今文科大学生在此方面比较欠缺。

一、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首先，学校对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重视关注度不够。长期以来强调专业教育，忽略了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强调了专业素养，忽视了综合素养。文科院系几乎不开设科技类课程，也不组织相关的活动，即使有科技类公选课，由于群体和环境意识的影响，文科大学生参与的意识也比较淡漠，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也无法参与，这是造成其科学素质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科学课程教学内容陈旧，资源未能持续更新。目前，我国文科类高校自然科学教育内容明显过时，主要是以前的科学事实和现代的一些发明创造。例如，计算机、医学、数学、天文科学等前沿的动态更新的内容较少。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局限于传统的旧知识，对新近的科学动态、科学成果只是出于好奇，零散浅层地从网络获知一点，呈现碎片化和浅层化特点，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再次，教师自身科学水平存在局限，师资力量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欠缺，科学意识和精神的薄弱。据调研，文科教师很少有主动意识去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对探索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知之较少，从而欠缺科技创新的能力和精神。究其根源，是传统教育观念重视专业，忽视学科的交叉融合所致。在新文科背景下，这一状况有望改善。最后，文科大学生虽具备一些科学基础，但缺乏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性。由于强调专业学习，削弱了自然科学的学习力度，文科生的科学认知主要停留在高中前的水平。且大多数文科生对待科学教育消极淡漠。除了学校重视度不够，主要在于学生兴趣不高，不会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水平。由于基础较差，加之科学技术本身有一定难度，使学生出现畏难心理，兴趣日益减弱，导致步步跟不上，对各自然学科前沿知识领域的动态更新知之甚少。从调研情况看，文科大学生科学知识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网络、电视和图书，而课程教学、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占比很小。

二、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策略

（一）构建基于STS理论的科学素质课程

1．基于STS理论开设兴趣选修课在高校开设STS课程可以改善文科生科学素质偏低、科技兴趣不足等情况。从自然科学每门学科中开设选一两门基础的有趣味的课程，课程内容针对社会现实中常见现象进行解析。涉及数据的跨学科科学课程“内容设计应结合科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责任等科学素养维度，实现前沿科学数据教育价值的深入挖掘，保障科学数据课程的科学性与教育性”。［1］可以借鉴非照搬国外的做法，使文科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理论和科技应用方法，了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自觉抵制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2．创新设计STS课程的实践情境STS理论十分强调实践的作用，实践活动不仅使得理论知识发挥作用，还能够锻炼学生动手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是文科生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中，综合应用史料、事例、实物等多种材料和教具，采用多种方法，创设生动形象的情境，全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其科学认知、创新思维、探究精神等素养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如可以线上线下结合，采用网络预习、实验实习、多媒体演示、分组讨论、互动交流、答疑解惑等多种方法。另外，以讲座形式开展教学，安排由教授和技术专家开设的有关自然科学技术的讨论课和讲座。开展各种科学实验，让学生弄清科学的奥秘。利用实物、模型、挂图、网络演示、计算机仿真、CAI课件等多种手段提高学习效果。3．构建探究式的“5E教学模式”“5E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它指出科学教学需要按顺序进行探究发掘，此过程包括参与（Engage）、探究（Explore）、解释（Explain）、迁移（Elaborate）和评价（Evaluate）五个环节。学生全程参与探究过程，体验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能正确解释科学现象，实现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最终师生共同完成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在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帮助其建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将创新思维应用于实践操作，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开展研究探索，拓展思维，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突出认知、情感、意志、能力的综合功能，引导其进入更高的科学精神境界；通过综合分析和多元评价结合，提高文科大学生综合科学素质。在教学方法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教学改革，采用小班、分组教学方式，提倡文科生的团队学习、团队协作和研究攻关，引导其主动学习、自主实践，全面推进文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2］课堂努力为文科大学生提供一个自觉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培养他们学习、探索、动手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根据自身能力自主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建立以“自主式的学习活动”“多层次的实践形式”“综合性的技能培训”和“多维化的评价方法”为特征的实践教学模式。4．建立STS教育网络学习平台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互联网作为科学信息传播的媒介，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现在5G网络发展迅猛，巨大的知识储备量突破了面对面传授知识的限制。高校STS课程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科普宣传网站，实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建立不同的学习板块，采用分层次的教学模式。［3］信息时代的熏陶使当代文科生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各类网络形式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轻而易举地借助网络来探索科学信息。此外，他们还可以合理利用休息时间，结合自身需要，寻找相关的科技类网站，去查找信息、自主探究问题。还可以借助QQ群、微信群、公众号等诸多网络平台互相交流探究、分享科学信息，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在这些网络交流平台中推送科技信息，组织引导学生共同探讨交流相关问题。

（二）优化高校科学素质教育的环境

1．发挥科技社团的引领作用高校组织文科生开展科学社团活动，搭建社团科技活动的平台、开展科学普及宣传，科学实验活动，开展有关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等活动，营造科技文化氛围。例如，开设“数理爱好小组”“生命科学协会”“天文兴趣小组”等社团，通过科普讲座、知识竞赛、科学故事演讲或赛事活动策划的形式，激发文科生学习兴趣，鼓励积极全面参与。同时，学校应该在科技活动场所、活动经费以及实验设施上予以支持和保障。2．增设通晓易懂的科普读物高校应根据文科大学生的特征，提供获知最新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渠道，增添适合文科生阅读的通俗易懂的科普书籍，在图书馆中设置专门的阅读区，为学生学习提供便利。此外，高校应以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恪守科学道德、弘扬科学精神为追求，以生动丰富的科普读物为媒介，推进校内外跨学科、跨领域的科普文化交流，提升文科生的科学素质。3．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高等学校需要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创新基地、科技展览馆和博物馆，走访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等，促进学生进一步地走进科学，深入社会，紧密关注社会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将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分析和研究科学现象。对文科生而言，需要减少科技创新的难度，增加科学认知的广度。这也是STS理论的实践应用。4．加强校园媒体的配合宣介高校主流媒体——校报、电视、广播、网络等本身就是科学文化的载体，学校要建立科学教育管理组织，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传播科技知识。例如，利用班会播放科技录像，利用校报刊登科技文章，广播台或公众号开设《科普天地》栏目，激发文科生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努力培养其科学精神，提高其科学素质。［4］

（三）提升高校文科教师的科学素质

文科教师知识体系的拓宽，完整人格的培养，多维思维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在科学素质教育实践中日趋重要。文科教师科学素质的提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第一，高校对文科教师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和培训，提供科学实验的机会，提高教师自身的科学水平；第二，加强文科教师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交流，邀请专业科技人员开设讲座，承担科技应用型和技能型方面的辅助教学；第三，文科教师应对传统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完善，用心学习国内外知名的教育理念，如施瓦布的探究式教学理论、研究性学习理论、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等等，使教学实施从部分转为整体，从重结果转为重过程，推进文科生科技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例如，在分析“赤壁之战”里的诸葛亮时，一般教师仅仅说他非常聪明，赞扬他有先见之明。具备科学素质的教师，却能继续分析他为何聪明，因为他熟知天文地理，懂得利用当时的天文风向等科学知识进行军事谋划。如此教育实现了“转知为智”，科学能使人变成神机妙算者，从而引发了文科生学习科学的兴趣。

（四）采用多元化有针对性的测评方式

首先，不仅要进行教学后的总结性评价，而且要强化教学前的诊断性评价和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应综合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树立全面综合的动态评价观。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以学评教”“以评促教”。考核方法以平时表现与考查成绩相结合，操作实践和理论考核相结合，基本技能和综合创新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次，立足多个主体，采取多元评价方式，如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小组评价等，力求科学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再次，根据文理科课程和具体科学课程的特点，设立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开发多元化课堂教学评价工具，据此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如相关科技活动的策划方案制定，科技现象的解析和描述等；最后，考核的内容注重全面性。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能、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等方面，且尝试构建更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考核内容由实训记分、试题库测试、实习报告、科研报告和论文等组成，可根据不同专业设定比例，最后统计总成绩。

三、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提升文科生的科学认知和应用能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对一些突发事件、全球公共事件作出正确的认知判断，更好地应对战胜危机。基于STS理论的创新性的教育方法和课程内容，对全面提高文科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其次，有利于高校深化素质教育教学改革。STS理论作为新的教育理念，代表着教育领域，培养科技人才的创新思维模式，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其作为切入点，结合文科生的科学素质欠缺的现状，提出创新性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教法，有助于引发教育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问题的重视，对加强和深化高校教育教学的研究，指导高校科学素质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有利于拓展思想教育的科学内涵，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增强他们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思潮、鉴别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是思想教育的任务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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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凤成．基于STS理论的大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4．

科技与生活论文范文第4篇

一、坚守一个理念

我校的科技教育理念是“用科技教育筑起孩子们的精神家园”。校园就是科技的乐园，是孩子们享受教育，体验美好人生的地方。学校强调普及，强调全员参与，全体师生都是快乐的参与者，自觉的行动者，自信的创新者，让科技成为师生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二、找准两个定位

我校的科技教育特色的定位分为特征定位和发展定位。特征定位为“关注热点，呵护生命”，发展定位为“省市科技教育示范学校”。

三、打造三个平台

科技节平台。东周科技节定于每年11月份第一个星期举行，为期半个月，全校师生参与。科技节前半段安排展示类项目，后半段安排比赛类项目。东周科技节活动内容包括六大系列：科幻绘画、科技小发明、科技小论文和科技实践活动、机器人和四模。

创新大赛平台。创新大赛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项目有科幻绘画、科技小发明、科技小论文和科技实践活动、机器人和“四模”。选送优秀作品参加区级比赛，并组织师生观摩市级、省级及全国科技创新比赛。

校外交流平台。科技校外交流活动以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辅导教师的专业成长为主要目标。充分利用省、市科普基地及基地科技特色学校资源，组织学校优秀科技活动团队前往，认真学习别人的成熟做法和先进经验。

四、建设四个阵地

课堂教学阵地。在课堂教学中，以科学课、综合课、美术课、机器人教学课教学为主，以其他学科渗透科技教育为辅，结合校本课程《科技坊》《科幻梦》等进行教学。这些课程全部纳入教学处的日常管理。

课外活动阵地。在课外活动中，各中队都以科学教育的项目进行命名，每周三下午的第三节为科技活动课，并将科技教育与少先队工作进行整合，在各中队科技辅导员的指导下，积极引导全体学生全员参与科技教育活动。

社区活动阵地。每学期5月份、12月份各组织一次向社区宣传科普知识、展示科技教育成果，学习社区科普做法，共同营造科技教育氛围。

基地活动阵地。每学期组织一次全体学生外出参观科普基地和绿色环保设施，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和创新能力。

五、搞好五个结合

科技教育与少先队工作相结合。大队制定科技教育呼号：“科技，科技，我生命的日记！”每周的科技教育活动集队时，全体少先队员要高呼这个口号。各中队均以科技教育内容命名，如：机器人中队、科幻绘画中队等等。各中队要选择自己最强的项目来命名自己的中队。相同名称可以附加序号来区分。大队部每周对各中队的科技教育活动进行巡查和反馈。

科技教育与各学科渗透相结合。各班除按学校课程设置科技教育课外，各学科均应渗透科技教育的知识和宣传科学的精神。每学期两次的教案检查，渗透科技教育作为一项指标参与量化分评定。教学课评价同样也有渗透科技教育这项指标。

科技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每周一组织学生参加清洁美化校园的劳动，在劳动中启迪培养学生的科技思想；利用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到基地进行劳动，让学生了解农科知识；组织学生利用掌握的农科知识，培育高产优质的农作物，探索农业科学的新天地。

科技教育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关注社会热点，保护环境，造福人类，是我们立足社会调查的基点。社会调查一是针对周边社区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解决的措施；二是针对周边的资源进行了解，提出利用的有效方案。

科技教育与参观活动相结合。每学期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学习一次，要求教师提醒学生留意并发现参观物的科技信息，把发现的东西及启迪到的思想用文字把她记录下来，当作作业上交。

六、形成六大系列

科幻绘画。科幻绘画是东周小学科技教育特色的龙头项目。东周小学的科技教育，最早就是从科幻绘画入手的，科幻绘画在省市以及全国等各级大赛中取得傲人成绩后，其它项目也跟着铺开，从而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科技教育特色。科幻绘画主阵地在美术课堂。

机器人。东周小学是深圳市机器人定点学校。建设机器人教室和机器人教学训练场，开设机器人教学课，组织学生参加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机器人比赛。机器人教学和比赛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四模。“四模”包括车模、空模、航模和建模。由于“四模”普及率高，而且容易，希望能够通过四模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动脑思考的习惯，培养学生对科技方面的兴趣。“四模”活动主要安排在第二课堂进行。

小发明。小发明的创意多数来自生活中的发现，因此我们想通过小发明让学生能够更加贴近生活，善于发现，善于创造，为今后的大发明奠基。

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学生通过参加一些校外的实践探索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学校把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当做社会实践的重点。

科技小论文。学校规定语文教师是小论文的指导者。科技小论文主要是对科普知识的介绍，如对生活用品或食品的介绍。科技小论文不要搞高深的东西。

七、制订七个措施

普及教育。学校科技教育通过课程化的手段，使普及率最大化。教学课程化的做法包括每个年级开设科学课，体育安排三模训练课，数学安排七巧板训练课，美术引入科幻绘画内容，语文安排小论文写作，综合课安排社会实践活动，三年级以上开设机器人课程。

常态管理。学校注重对科技教育的常态管理，包括课程管理和活动管理都纳入教学处的日常管理之中。每周由教学处负责把各班的科技教育开展情况记录在检查表中，汇总成反馈表，每学期期末统计各班的科技教育开展情况，纳入各班、各科技特色中队辅导老师的量化分，使科学教育真正成为师生全体参与的领域。

龙头牵引。科幻绘画是本校科技教育的龙头项目，以科幻绘画为龙头牵引机器人、“四模”、小发明、小实践、小论文的发展，是本校科技教育的基本模式。

激励创新。通过集会对师生进行荣誉表彰，将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师生事迹入选“东周小学科技教育展示厅”；选拔优秀师生参加省级、部级等培训和参加对外交流活动，这些行动为师生的科技创新注入了活力。

比赛检阅。通过一年一度的科技节和创新大赛检阅师生的科技普及效果，选拔优秀选手参加校内外各个层面的比赛，如机器人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四模”比赛。科技节和创新大赛是检阅学生科技素养和水平的重要平台。

科技与生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功能派翻译理论；科技用语；翻译；汉译

一、引言

科学技术无国界，随着当今社会的高度信息化，各国逐渐迈人信息与资源共享的阶段，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交流也逐渐增多，然而，更多的障碍与挑战也随之而来，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思维不同，方式不同，这就给沟通与交流带来了困难。而科学技术方面的沟通更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而翻译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仅需要转换不同语言，更要转换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方式以及不同的习惯。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德国，它从一种暂新的视角解析翻译，它打破了翻译只是语言的转换这种传统的理论，指出翻译是一种交际方式，这就使得翻译的实用性大大增强。科技用语专业性极强，属于典型性文本，因此本文以科技用语的汉译作为实例分析文本，从功能派翻译理论视角出发，以科技用语的汉译为研究重心，对功能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做出分析与阐释。

二、功能派翻译理论概述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与革新，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字对字”、“词对词”的机械式翻译方法，提出翻译是原文与译文之间超越字面含义的转换。其中最著名的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P65）。然而，此时的翻译理论依然停留在语言学层面，忽略了翻译活动所蕴含的交际功能与社会效应。

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兴起功能派翻译理论，其在继承过去翻译理论的合理成分之外，更打破了旧的翻译理论对翻译活动所造成的束缚与限制。功能派翻译理论将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延伸至交际层面，指明其隐含的社会文化含义，使得翻译不再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其行为与所达到的功能与效应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创新的思维给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增添了重重一笔。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凯瑟林娜・莱斯提出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汉斯・费米尔提出的目的论原则及其延伸理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理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打破了翻译界的旧式思想，将翻译看做是原文作者、译者、目标语读者共同作用并交互的一种能动性活动，这就为翻译活动开启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在翻译摆脱了“字对字转换”的限制之后，其原文与译文之间转换的能动性大大增强，以往难以逾越的文化之间的鸿沟，两种语言之间难以找到的对应副本，文本功能方面难以达到的交际效果，都可以通过译者所选取的翻译策略一一解答，这一切，都站立在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肩膀之上。

三、科技用语特点分析

科技用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就语言表达而言，它既有科技英语的一般性文体特点，如用语精简，结构严谨，力求表达贴合、客观，不重虚文润饰等，又在此基础上更加着重于准确度。一般科技用语较为晦涩难懂，专业术语极多，容易使读者产生混淆，这就使得其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方法。科技用语在市面上可参考的文献资料较少，因而译者的理解又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对原文精确无误的理解之上，译者需要将其转换成相应的译入语，译语文本不仅要展现出原语文本的深意，更要语内连贯，简介明了，翻译过程须避免语意、语篇的混淆与费解，更不能出现失误或差错，因此译者须更加灵活地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也就更能体现出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

功能派翻译理论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综合性的交际活动，其强调译入语是否能够达到与原语相同的交际目的与社会效应，其将原语作者、译者与译人语读者看做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翻译活动不再拘泥于字、词、句、修辞甚至是语篇，而是注重整个原语文本所要传递的信息，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正好将科技用语翻译所面临的难题迎刃而解。因此本文选择科技用语为研究文体，将功能派翻译理论融入翻译实践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巧妙融合，在阐释功能派理论如何被践行的同时，也说明了科技用语翻译中的难点如何通过理论的指导而解决。

四、功能派翻译理论在科技用语汉译中的应用

由于科技用语的翻译实用性较强，其属于细分研究范围，因此在剖析其用词、句法以及语篇等方面语言特点的同时，应强调该种文体的实用性，并且配合渗入译者的主体性，以及目标语读者的重要性。由此自然过渡到功能翻译理论这一大翻译理论体系理论范畴，从而强调功能派翻译理论对科技用语汉译的指导性作用，再从读者群的特点入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表明翻译过程中如何体现理论原则，对译者主体性以及目标语读者之间的能动关系做出分析与对比。

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科技用语的汉译应以译人语所达到的交际效果为重中之重，因而翻译过程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翻译方法。在科技用语的实际翻译过程中，最常用的翻译方法为增译法、省译法、转换法、拆句法与合并法。在科技用语汉译实践中，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导向，以译入语达成的效果为标准，由结果决定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对以上翻译方法进行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