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第1篇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

    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第2篇

进入21世纪，比较文学展现了非凡的生机和活力，进入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为主导的第三阶段。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突破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将研究视野封闭在西方文明圈内部的局限性，摒除了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弊端，开始将多元文化视角引入比较文学领域，倡导异质文学之间的互证、互补和互识，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视域，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蓬勃的生命力。

(一)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随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崛起，中国比较文学界进入了全面文化自觉阶段，努力奋起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唤起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人才培养是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生命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大事。在欣欣向荣、突飞猛进的学科发展趋势下，培养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专门研究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重点高校纷纷加大比较文学人才培养力度，如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联手成立“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陈思和教授主持制定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硕博士精英化培养规划”，旨在培养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严绍璗、孟华等知名学者纷纷著文就当前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教材编订等问题进入深入探讨。然而，以上这些努力大都只是局限于硕博士教育阶段，很少涉及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这一阶段的教学其实更不容忽视。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意义。严绍璗教授指出，“就硕士生的培养来说，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不容易得到解决，这就是我们硕士研究生的生源和学术质量并不理想……这与目前大学的本科教育问题是相关联的”［1］。陈思和教授认为，虽然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起点较高，但如果学生在本科教育中没有得到基本的学术训练，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则很难在研究生阶段达到质量标准。孟华教授也认为本科教育状况将直接影响研究生质量。可见，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没有与当下的学科发展接轨，处于严重滞后状态。这一状况势必严重影响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质量，进而累及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因此，加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迫在眉睫。

(二)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目前，普通高校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存在严重缺陷，比如许多教师并不具备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资格，他们只是通晓世界各国文学，但对中外两种文学、两种文化很难有到位的把握，缺乏跨文化、跨语言的基本功力。授课时，教师就只能泛泛地讲解比较文学基本原理，学术视野狭窄，不能打通东西方文学的界限，更不能将多元文化视角引入课堂，严重影响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积累。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普通高校只开设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基础课，缺乏涉及中西文学跨文化比较方面的专题课，课程结构十分单一。因此，本科阶段比较文学自身的不足要求加强比较文学教学建设。乐黛云教授十分强调比较文学本科阶段教育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新人文精神①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她认为不仅中文系和其他人文社科系的学生需要学习比较文学，而且理工科的学生学习比较文学也大有益处:“比较文学可以是一种高深的，属于精英的学问，同时它确实是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有益于大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2］。因此，即使不是出于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仅仅为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应当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建设。

二、跨文化语境下关于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的原则

(一)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国际比较文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唤起人们对一向遭到忽视的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重视”［3］。然而，目前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对话还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中国学派有必要坚持研究立场的本土性，发扬光大本国文学中独具民族性的东西，积极参与到多元文化对话中，充实世界文学。严峻的学术形势要求比较文学教学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原则，摈弃以西方文学为重心的传统教学内容，打破以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为理论重点的教学体系，形成以中西文学比较为核心内容，以认识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彰显民族文学为出发点的教学体系。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首先要求重新设置教学内容，改变以往以比较文学基本原理为主要授课内容的教学状况。科学的课程内容应由三大知识板块构成:第一，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第二，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包括对中西诗歌、戏剧、小说、神话和史诗之间的比较研究;第三，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重点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第一知识板块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一即可，由教师简明扼要地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目的是引导学生入门。第二、三知识板块应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三，可采用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帮助学生打通业已形成的中西文学知识结构。下面详细谈谈第二、三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设置问题。关于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这一教学内容的设置，有教师提出应全面比较中西不同文体在文化精神、审美心理、艺术情趣和表现手段等方面的差异②。但笔者认为，这种全面但泛泛的比较难以操作且没有多大意义。明智的做法应是选择有意义的切入点以专题课的形式介入中西文体的比较。对于中西诗歌的比较，从节奏、韵式、情趣和结构等各个角度全面解析中西诗歌的异同，即无必要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课堂实践中，只需选择某一个角度结合典型实例进行专题讲解即可。例如，可以开展“中西诗审美情趣比较”的专题研究课。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可以根据两种较普泛的题材类型，分别从爱情诗和山水自然诗两个维度来剖析中西诗审美情趣的差异。对于中西爱情诗，可选取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爱情诗为典型实例，采用细读文本的方法深入解析中诗的委婉与西诗的直率，中诗的微妙与西诗的深刻，中诗的长于表现“怨”与西诗的长于表现“慕”等中西爱情诗在情趣方面的诸多差异。

对于山水自然诗，可选取王维的《鸟鸣涧》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两首名诗切入分析中西诗山水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差异:《丁》诗中，作者连续用了三个“我看见”、“我听见”式的主谓句，审美主体与客体处于分离、对立的二元关系中，体现了西诗“物我分离、物我对立”的审美意识;而《鸟》中，没有出现主语“我”，审美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主体进入了“虚以待物”、“以物观物”的入神境界，体现了中诗“物我合一”、“物各自然”的审美情趣。另外，也可选取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为典型实例来比较中西诗人对待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诗人常表现与自然情趣默契契合的忘我超脱境界，而西方诗人多数把自然看作神灵的表现，对“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含有极原始的迷信和极神秘的哲学”［4］。对于中西戏剧、史诗的比较，讲授重点应放在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史诗，到底有没有悲剧。首先，教师应布置课外阅读任务，让学生细读几篇有学术价值的相关论文，如杨牧的《论一种英雄主义》，钱钟书的《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悲剧》，姚一苇的《元杂剧悲剧观初探》等。然后，课堂上先由学生总结陈述相关论文的核心观点，并尝试归纳总结学术界对史诗、悲剧的争论概况。接着，教师结合王国维、钱钟书等知名学者观点来详细阐述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论争情况。最后，组织学生就争论问题展开讨论，并要求学生在课后以撰写论文的方式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之，关于中西文体比较的教学内容应有侧重点和针对性，有选择性地灵活展开，不必面面俱到地全面展开，因为学生在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是掌握跨文化的一些知识点，在硕士阶段才需将点逐渐连成线。相对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影响研究而言，关于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这一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更具本土性，更能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许多学者认为，影响研究“其本质是欧洲中心的，影响研究将欧洲文学看成是其他民族文学的发源地，体现的是欧洲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主义”［5］。如果教师一味地讲易卜生、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学生认知不同文化语境下中西文学各自的独特性并无多大意义。而讲解变异研究方面的内容则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文学交流中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学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而对外来文学进行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模子作用下而发生的文学碰撞和变异交流。因此，在讲解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时，应将重点放在接受者对外来影响的接受过滤上，而不是放在“X作家在中国”式的事实梳理上。例如，在讲授中国当代作家残雪、余华、莫言等受卡夫卡的影响时，应侧重剖析这些作家对卡夫卡的文学做了哪些创造性误读和接受过滤，并深入分析造成误读和过滤的接受屏幕———特定的文化模子、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艺术趣味。

(二)坚持课程性质的多元化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着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抛出“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本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的理论信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着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本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对象、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本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本，但是不止文本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比较文学是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同步发展，在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先后投身于它的复兴与开拓，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发展，体验了它的历程和甘苦。

1.1我们拥有一支相当稳定、学科专业意识很强的比较文学教研队伍

我们学会的会员数始终保持在千人左右，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个学校的教研骨干、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和政府咨询顾问，而我们老当益壮的教授，仍在辛苦笔耕、舌耕。据不完整统计，我们还培养了硕士674人和博士百人以上，以及一批博士后（据94所高校中56所公布的数字）。我们的队伍是老中青结构合理、又后继有人并齐心合力的教学研究团队。

1.2我们成功举办了8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七、八两届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步步台阶。而且我们的前后两任会长，杨周翰和乐黛云，以及孟华、刘象愚等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协的理事会工作，协助香港国际比协大会的召开，成功举办国际比协理事会北京会议，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今国际比较文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3学科体制化建设趋于成熟完善

我们有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在160所以上；出版教材81部，其中部级优秀教材1部，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的教材8部，被命名为“面向21世纪系列”的教材6本。凡此表明，我们的学科建设正走向优质前列。此外，我们还具有稳定的专业杂志和报纸：《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跨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文学与人类学》等，而且每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数量稳定，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978至2005年，出版著作1129部。其中获得省部级奖或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均达57项以上。在这30年中，我们的比较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犹如人的成长，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并正向不惑、知命迈进。

2.教学业绩

2.1教学业绩

我们的教学，经历了从1978~1985年的高校教师自发的教学草创、1986~1996年的纳入国家教学体制、以及1997年到现在的学科建制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而且都与高校教改和体制化建设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为六事件：

（1）1985年，经国家体改办批准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杨周翰、乐黛云两会长和大家的努力下，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国内外正式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2）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读书》杂志联合组织了全国比较文学著作评奖活动，1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参评，30多部著作获奖，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同年由国家教委制订的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中，正式列入了比较文学专业；

（3）1993年，北京大学获批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展至今已有26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而四川大学和首都师大还分别成立了招收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专业；

（4）1997、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二级学科，并将比较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奠定了比较文学在高校文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5）获得了部级重点学科3个，即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又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天津师大、上海师大等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被评为部级精品课程；

（6）1985年、1987年和2007年，分别于深圳、青岛和成都举办的全国高校比较文学师资或骨干教师讲习班，为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和学科的学术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充分反映了我们学科发展并非大起大落，而是稳步向前地建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并在国际学界也呈现为“风景这边独好”的一大特点。

2.2学科建设的主要收获，体现在教材编写和学科理论的建树上

1978年，杨周翰教授就首先提出要编写有“比较法”的文学史教材，后来又明确主张“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著作”。经历了80年代的大规模引进、90年代的小规模更新和新世纪的大规模求新等3个阶段之后，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出版至今，我国学者已编写出版了教材79部、资料汇编20余种，撰写探讨学科基础理论的论文数以百计。我们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既努力保持与国际学界、国际话语的密切沟通，又致力于摆脱以西套中、以中就西的言说模式，继承传统，容纳新知，丰富更新了比较文学的内涵：首先是认真探究了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基于“跨界”（跨文明、跨文学、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等界限）且以“跨文化”为准的综合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共识；其次是着力探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基点———可比性和研究视域，并将之学理诠释为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到了学科基础理论与具体教研实践的良性互动；再次是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外部和自身的挑战，使得每一次“危机”都转为本土化的“生机”。乐黛云多次论证并确立的“和而不同”理念，严绍璗、曹顺庆先后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2.3反思目前在教学方面有待我们努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由于它们是高校传统中的两门不同课程，因此如何使二者结合并相得益彰，期待大家的探索；

（2）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和学术的规范化、教学内容的本土化与学科性质的国际化等，它们如何结合创新、如何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等问题，还有待深入解决；

（3）目前，硕、博士点数量和硕、博士生的数量都大幅增长，但如何培养和造就本专业人才的学术水准和创新能力，则是我们应念念不忘并苦苦追求的重要目标。

3.学术成果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著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且兴旺发达。

3.1传统方向

号称三大研究的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以下分别作简要阐述：

3.1.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璗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破解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

3.1.2比较诗学研究

我们30年的比较诗学发展脉络，可分为3个阶段并各有标志性成果问世：（1）1978~1988年是其开创与奠基阶段。重要论著有：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周发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等，为比较诗学研究做出了坚实铺垫；（2）1988~1998年是其体系化尝试阶段。主要著述有：1991年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1992年周发祥与陈炎合著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3年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1994年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上述著作既有对中外诗学比较的逻辑起点、可比性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有对相近诗学范畴和命题作横向比较和具体探究，并将比较诗学研究引向深入；（3）1998~2008年是比较诗学的多元拓展阶段。主要成果是饶芃子、周宪、曹顺庆、余虹、杨乃乔、陈跃红等人的相关论著。其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1998年）不惟探讨了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还突破了囿于中西的惯例，把研究视野拓宽至印度、东亚和阿拉伯等文论领域；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日益丰富，如王岳川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系列研究，王宁对后现代文论的系列研究，戴锦华对电影文本的文化诠释，王一川的形象学诗学研究等；其研究的层次不断拓展，既有兼具系统性、导论性和实践性的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又有对诗学比较研究作哲学思考的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可见，比较诗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并渐入佳境。

3.1.3华人流散文学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80年代，从台港文学引发的最早关注东南亚文学，再发展到对北美、欧洲、澳新等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或华裔文学的全面研究。从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算起，至今已召开了14届全国性学术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原先囿于中文或外文的二分研究出现了交叉和汇合，打破语言樊篱并扩展为跨语言界的华人流散文学研究。而且，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先后建立了海外华人/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其研究对象也转为对“华人流散文学”的总体观照。饶芃子、刘登翰等教授撰文，主张从诗学层面入手来建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获得了同行学者的积极呼应，并提出了有关华人流散文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诸如华人文学的本土性、流散性与现代性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的世界性、边缘性与跨文化性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诗学和艺术审美问题，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及其建设问题等。这是既同国际流散文学研究同步、又具中国比较文学本土化特点并富有问题意识的学术方向。

3.2新兴领域

3.2.1文学人类学研究

从1987年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中译本问世以来，各地出版社相继推出人类学译丛、比较研究丛书和民俗文化丛书，促进了国人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的更新。进入90年代，学界对相关译介引进加以反思，提出了本土发展的新目标。《文艺争鸣》、《上海文论》、《文艺研究》等杂志先后组织了专题论坛或专家笔谈，以推介这一边缘学科的动向与成果。1991年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首次尝试对其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而萧兵、叶舒宪、臧克和等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徐新建主编的西南研究书系，彭兆荣教授主编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等，是有相当份量的学术成果。1997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部级优秀教材《比较文学》，书中增设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专章，这表明：文学人类学研究已从边缘登堂入室为学科的新兴教研领域。迄今为止，文学人类学学会已先后举办三届年会。萧兵、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在新世纪又先后推出了20余部学术力著，一方面凸显了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高度自觉、大胆探索及宝贵经验，也体现出知识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创新动力及其影响：既启发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再认识、人文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又坚持学术研究与现实责任相并重。其敏锐回应包括四川地震等社会现实问题并获取社会效应，是其最大的亮点。

3.2.2译介学研究

“译介学”作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专门术语，80年代就已出现在《比较文学导论》和《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之后，谢天振于1994年推出其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又在部级优秀教材《比较文学》中，以两万字的篇幅推出“译介学”专著。接着，他又接连推出两本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和教材《译介学导论》。在这些论著里，他对译介学理论作了比较深入和完整的阐述，并完成了对译介学理论的基本建构。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王宏志、郑海凌、许钧等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探索；卫茂平、王向远、谢天振、李载道等编著了文学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而在个案研究方面，王友贵、廖七一、宋炳辉、郝岚、杨柳等人对林纾、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等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均作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论述。

3.2.3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

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受到普遍重视、并产生了学术影响。以季羡林、张中行、蒋述卓为代表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奉献的是数年一剑的厚实著述。而刘小枫、杨剑龙、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杨慧林、刘耘华、张西平等进行着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朱维之、梁工的《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等，则拓展出中西宗教文化文学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众多增长点。严家炎教授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是中国文学与佛学、基督教、伊斯兰文化等多元关系探讨的新成果。

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跨文化;跨学科;课程

1巴黎第三大学及比较文学专业描述

巴黎第三大学成立于1970年，前身是巴黎大学文学院，并于1971年采用“新索邦(SorbonneNouvelle)”校名，是全法国语言文学及社会文化类专业最为权威的大学之一。“1968年法国经高等教育改革后，教学与研究更加迅速发展。第三时期70年代开始，1973年成立法国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协会，比较文学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革新和扩大。”［1］1921年比较文学专业被引进巴黎大学，并建立比较文学学院，1985年演化为一般与比较文学学院。2011年巴黎第三大学在文学、语言科学与外语教学法学院设置了一般与比较文学专业。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本科阶段学制为三年，研究生阶段学制为二年。按照教学计划开设了63门本科生课程，21门研究生课程，另开设语言类课程，比如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

2主要课程分类

2．1文学课程

文学理论课程:如“文学与电影中的模仿论”，讲述20世纪下半叶模仿论的演变史。“文学的虚假与真实”、“灾难文学创作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流亡文学”、“当代小说中的理论、美学及伦理学”、“译介理论”。文学类型课程:如“非洲口头文学介绍”、“后工业时代文学”、“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当代马格里布(西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小说阅读”，该课程主要介绍小说中展现的广大非洲地理风貌及风俗。“鬼怪小说”、“古代与现代神话”、“当代城市文学”、“戏仿文学”、“短篇文体”、“20世纪末的研究性文学”，该课程通过莫迪亚诺的《暗夜街》和安东尼奥•塔布其的《地平线》作品分析，探究人的存在与周围环境、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文学史类的课程，如“1945－1956年期间意大利文学”、“17世纪到18世纪的文学分类艺术”、“16世纪到21世纪，威尼斯文学与艺术形象”。作家作品研究类课程:如“堂吉诃德在文学中的地位”、“戏剧《浮士德》专题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研究与其作品的电影改编”，该课程旨在将故事情节移植到当下，以此校验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文学专题类:“以无赖骗子的流浪冒险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介绍了17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流行文学作品。“疾病类文学主题”:通过分析奥地利灾难作家托马斯•伯思哈德和艾尔维•吉贝尔的作品，探索文学与疾病的联系、自我与他物的联系。“女扮男装类”:女主角反串，为了让自己行动自如并制造获得爱情的机会，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塞万提斯的《两姑娘》中都运用女主反串的桥段。“法语地区女性主义小说”:研究法语地区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均以女权主义为基本理论支撑。“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古巴诗人何塞•马蒂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革命者争取民族独立并建立新政体的历史，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见证历史变革。

2．2比较文学理论课程及跨学科课程类型

“比较文学理论概括”、“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史”、“神话与媒介学”、“文学与科学”、“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民主”、“诗与革命”，该课程比较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加拿大魁北克的寂静革命时期和阿拉伯之春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学，揭示这些革命文学对革命起到的见证作用和对革命者的鼓舞作用。“文学语言与大众传媒语言的交融”、“哲学与政治:以理想国为例”、“文学与政治”、“人类学小说”、“跨文化研究”、“人口学与文学比较研究”: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作品人物，对作家的性别、国籍、作品类型进行研究，归纳出作品中男女比例、寿命、出生率和社会阶层信息，如探究大仲马、福楼拜、乔治•桑、简•奥斯丁作品中的人口统计与现实人口比较的可能性。

2．3比较文学专题研究课程

以作家身份为标准，离散文学和移民文学研究较为突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匈牙利人”:介绍了匈牙利的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因匈牙利反俄暴动于1956年随夫避难到瑞士，随后创作的《恶童日记》，以及斯蒂芬•维经兹在二战时期移居到加拿大而创作的《老女人颂歌》。尽管各自经历不尽相同，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匈牙利战争的历史以及思乡之情、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对祖国的热爱。“移民文学在法国”:聚焦的是中国和日本等作家用法语写作并在法国本土发表的移民文学作品。以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系教授程抱一创作的《天一言》和日本作家水林章的《远方的语言》为例，探索语言、文化和身份并存等问题。“移民欧洲的阿拉伯作家文学创作特色”: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冲击与相融。移民英国的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在《北迁的季节》中对阿拉伯和非洲民众寻求自我的艰辛历程进行了大量描述。以作品主题为标准，从古代到埃尔热时期，月球探索主题类文学研究从未间断。从古代到20世纪，不同文学创作主体如作家、电影导演、画家都将月球探索作为创作主题，约瑟夫•海顿、儒勒•凡尔纳、乔治•梅里埃、埃尔热都对这一主题念念不忘，该课程对于这一主题的不同文学创作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奴隶、记忆与历史”:以见证式或是自传式创作的奴隶小说不仅使人们充分了解了奴隶制，描绘了奴隶痛苦的记忆，并且剖析这种制度的历史原因。(以上课程信息来源于巴黎第三大学网站及比较文学专业学生手册)

3课程设置特点

3．1课程量大，课程要求严格

教学领域广和研究方向多，要么是在法国文学及外国文学比较领域(南斯拉夫，希腊，阿拉伯，日本，印度，意大利文学等)，要么是在文学教学法领域，文学作品改编、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等。课程内容丰富、跨学科性强。以研究生课程为例，比较文学系授课老师为17人，第一学期开设了7门课程，第二学期开设了5门课程，M1(研究生一年级)结束，研究生必须完成这一学年的论文作业，拿到M1文凭才能继续攻读M2(研究生二年级)。第三学期开设了3门课程，第四学期主要用来创作学位毕业论文。本科生的课程多达63门，这无疑对授课老师的教学要求很高。此外，课程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本科生的考试要求为小论文写作或口头陈述。若修不满规定学分，则需要重修。

3．2语言水平要求高，提倡原文阅读

比较文学跨语言的特性要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掌握1门乃至几门外语，原文阅读比译本参阅更能体现原语境下的作家的创作背景、创作理念和文化背景。“哈佛比较文学系对语言有着严格的要求，研究生需要掌握4种语言，其中3种要求熟练掌握，分别对应将要修的3类民族文学的课程，其中1种作为工具掌握。”［2］虽然巴黎第三大学对于研究生外语水平掌握的要求没有哈佛大学那么高，但也对外语掌握有硬性要求。比如研究生阶段，巴黎三大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了这两种必修语言之外，学生还必须自选一门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虽然文学作品文本大多有法语译本，但比较文学学院还是要求学生进行原文阅读。

3．3强调科系间整合，开拓学生视野

虽然法国不是第一个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这一研究理论，但巴黎第三大学对这一点也比较重视。比如“神话与媒介学”，研究文学形式和电影改编形式对于表现神话这个文学主题的差异，就将表演艺术学院(电影与广播电视、戏剧)的专业资源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原著小说与电影改编版本的比较”，以捷克电影导演亚罗米尔•伊雷什改编定居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为例，通过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分析创作特色以及两种文学形式间的可渗透性和相互影响。再如“远东游记作品中的异域美和相异性”，就将自然地理学科与文学学科珠联璧合。诸如此类的文学研究很少只是以文学去谈论文学，而是将文学与历史、政治、人文学科相融合。如“犹太文化中的吸血鬼和附鬼文学形式”、“弗洛伊德的怪怖者理论:精神分析法”，将心理学理论放进文学创作及作品分析中。

4几点启示

4．1立足全球化大背景，着眼于“异质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3］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于20世纪，相比法国美国起步要晚。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将眼界置于全球范围。但往往人们谈及比较文学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与欧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容易陷入仅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比较的误区。巴黎第三大学的专业设置就比较关注“异质文化”，如“非洲口头文学”，因为非洲很多国家曾经都是法属殖民地，于是比较文学专业将这些国家独立前后文学形态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进行跨学科研究。此外，法国内部的移民也很多，所以巴黎三大很注重移民文学这个板块，如开设“移民文学在法国”课程。中国虽然在这些历史背景上可能不如法国那样丰富，但是也要努力拓宽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并突出不同民族的特色。

4．2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有效资源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外，还有着独特的研究方式，即比较。巴黎第三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丰富。学校很好地利用了其他院系乃至其他合作大学的学科资源，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可以选修巴黎七大的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国的比较文学专业课程量比较少，且没有很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有效资源。中国很多都是学科丰富的综合性大学，完全可以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如学分互认制，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4．3强调文学的人文关怀精神

巴黎第三大学将文学、文化、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突出文学的现实意义，而不是就文本进行不切实际的研究分析。如“后工业时代文学”: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学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工业社会形态中出现的闲散、逃避现象，文学如何反映并提出应对这些现象的建议，从而帮助人找出新的平衡点。文学对于后殖民问题、女性主义、社会暴力问题的关注，都体现了对人文主义的重视和文学的现实批判性。

参考文献:

［1］黄慧珍．法国比较文学概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2):49－52．

［2］殷明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论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5(6):13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