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范文第1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借助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重要共识的有利契机，坚持“求真务实、节俭效能”的原则，围绕我市“北跃、南拓、中兴、强县”发展战略，进一步突出经贸主题，扩大贸易规模、深化投资合作、促进产业交流，提升对韩经贸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好发展、快发展、大发展。

二、主要活动

（一）开幕式暨市政府招待酒会。在会展中心举行。市领导致欢迎词；驻总领事馆总领事致辞；在资企业代表致辞；省或市领导宣布“周”活动开幕；市政府招待酒会。由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大型活动办、市接待办牵头承办。

（二）首届中韩文化产业博览会。在会展中心举行。以“文化创意财富，交流促进发展”为主题，充分展示中韩两国的优秀文化投资项目及企业，并设置展区和中国展区。展览面积1万平方米，将涵盖新闻出版印刷与版权贸易，工艺美术交易，动漫游戏，设计创意，画廊、古玩及艺术品交易，文化演艺产品交易，广播影视，文化旅游景区与旅游产品，教育、体育产业及文化产业园区推介等10大板块。由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牵头承办。

（三）市城市发展新战略招商推介会。上午在友谊宫举行。推介具有代表性的区县（市）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及特色旅游招商项目，中韩双方企业代表进行现场交流、对接、洽谈。由市投资促进局牵头承办。

（四）中韩双方文化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下午在会展中心F厅举行。中韩双方筛选一批文化产业签约项目参加组委会统一组织的签约仪式。由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牵头承办。

（五）中韩文化产业项目洽谈会。至25日在会展中心F厅举行。推介两国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招商信息，介绍投资环境和政策，邀请两国各类投资机构、投资商和采购商参会，开展各种形式对接洽谈，扩大区域合作。围绕中韩两国文化优势产业的地域特色，尤其是文化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开展推介洽谈工作。由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牵头承办。

（六）主题日活动。在首届中韩文化产业博览会期间，在会展中心F厅举办主题日活动。为光州城市主题日活动，为城市主题日活动，为文化与健康主题日活动。由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牵头承办。

（七）市“北跃、南拓”战略实地考察推介活动。下午，组织韩商赴松北区和呼兰区重点考察科技创新城和利民开发区，开展现场推介活动。上午，组织韩商赴平房区重点考察哈南工业新城，开展现场推介活动。由市投资促进局牵头承办。

三、相关工作

（一）邀请接待工作。按照适度控制和压缩政要等非经济界人士邀请规模，加大引进战略投资机构、经济协作机构、知名企业力度的原则，开展好邀请工作。由市领导率团赴开展推介、邀请；本着节约和效率原则，尽量减少分散组团出访；依托光州、大田、市政府和驻总领事馆、中国商会等主办方开展邀请；协调航空公司开展旅游包机业务，吸引更多游客到哈旅游观光；派遣邀请工作组进行跟踪邀请。同时，按照“谁邀请、谁接待”的原则，切实做好来宾接待工作。由市外侨办、市投资促进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新闻出版局、市旅游局等部门负责。

（二）宣传报道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本方案要求，切实制订好宣传工作方案；邀请主流媒体组团来哈采访，介绍我市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新目标、新战略等，推介“周”活动；协调中央和省主要新闻媒体采访、宣传、报道“周”活动；组织市属新闻媒体搞好宣传报道；利用市政府门户网站、东北网网页、城市节庆网和其他国内知名互联网站滚动信息；制作“周”系列宣传品；组织好新闻会，介绍“周”活动内容、特点和工作情况等。由市政府新闻办牵头负责。

（三）环境整治工作。在会展中心等主要活动场所周边区域增设灯饰小品，搞好亮化、美化和彩化；清理整顿各类牌匾、广告、旗幌和基建工地，做到整齐、规范、美观；提高街路保洁质量，确保一、二类街道和重点区域环境整洁干净；更新改造土路和背街背巷道路，修缮破损人行道，改善居民庭院环境和社区广场建设，优化城市综合景观布局；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在宾馆、商店、机场、火车站和主要街路、旅游景点等窗口单位悬挂宣传标语，烘托活动气氛；大力整治城市交通秩序，依法查处违章营运、超时等客、野蛮拉客等行为，加强出租车、公交车车容车貌的整饰及文明服务等管理工作；深入开展“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宣传教育活动，营造“人人都是形象，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社会氛围。由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

（四）安全保卫工作。加大“周”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检查力度，对各类活动场所和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确保万无一失；依法从严查处违章驾驶、乱停乱放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交通顺畅安全；全面开展防火、防盗、防爆大检查，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宾馆、饭店管理，搞好饮食卫生，确保食品安全；做好信访工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由市委保密办、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安全生产监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卫生局、市信访局等部门负责。

（五）经费筹措工作。活动经费采取市和区县（市）财政分别负担、社会赞助、有偿出让“周”活动冠名权和广告权等多种方式筹措。开、闭幕式费用和按照外事规定应享受相应待遇的官方代表团人员、知名投资机构、大企业主要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等接待费用，原则上由市财政负担或补贴；区县（市）政府承办的活动经费由本地区财政负担；其他活动经费原则上实行市场化和社会化筹集。由市财政局、市大型活动办和各区县市政府负责。

四、组织机构

成立第五届“周”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下设5个部。

（一）综合协调部

职责：负责活动及筹备工作总体方案的制订、组织和实施，检查协调各项工作落实；根据工作进展和需要召开协调会、例会；负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落实宣传报道、筹措活动经费及各项综合协调工作。

（二）经贸合作部

职责：负责经贸交流开发合作活动工作方案的制订、组织和实施。

（三）文化交流部

职责：负责文化交流等活动工作方案的制订、组织和实施。

（四）邀请接待部

职责：负责邀请接待工作方案的制订、组织和实施，做好与韩方主办、协办单位的沟通、联络等工作，举办好市政府招待酒会。

（五）安全保卫部

职责：负责各类活动场所安全防范，整顿交通秩序，负责承担接待任务宾馆、饭店的饮食卫生监督管理，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及信访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搞好“周”活动，对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好发展、快发展、大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工作落实。要根据本方案要求，认真研究、制订具体工作方案和相关工作预案，明确工作任务、完成时限和质量要求，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一把手”要负总责，切实加强对日常组织推进工作的督促检查。

中外交流范文第2篇

有交流才能有发展，有发展必然会变异。所以，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固有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

这是几千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新问题。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使中国的新文化既包容现代性，又接纳好的传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建设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充分现代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都试图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找到一个科学而带有永恒色彩的不变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强的主观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涌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无法去事先设定一个人为的范式。当强调“中学为体”的时候，往往会限制去吸收外来文化；当呼唤“全盘西化”的时候，又会忘掉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能够交流的东西，自然可以融合在一起；还不具备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为地去促进，也见不了多少成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国理论、多党政治等，费力可谓多矣，但中国不具有实行的社会条件，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况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来创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选择的，让众多的民众去按一个范式去进行文化的交流和选择，只能是异想天开。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征，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广阔的开放的胸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洋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划主次、定比例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种误导。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必然会以开放的姿态去迎接未来文化；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文化也会逐步现代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要去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自然要用现代的理念、现代的价值判断去重新解析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传承顺理成章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实现。所以解决现代性与传承性的问题，应该以现代驾驭传承，最后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归宿。然而，真正科学地做到以开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现代化，以现代化促传承，非常困难。往往讲现代化时，就忽略了继承传统；弘扬民族传统时，又和文化的现代化对立起来。忽略了传统的继承，会导致对外来文化的不准确的选择；忘记了现代化，又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确提出注意处理现代性和传承性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

挑战之二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具体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化要保持先进地位，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始终维持一种高势能的文化。这种世界性，没有文化的交流是无法实现和保持的，特别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21世纪更是如此。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时代性。从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明清以来已经走过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没有处理好。时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多数人试图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又如何，然后取长补短，自然就使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文化在这种结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时代性。这种思维模式使他们苦思冥想，妄图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概括中西文化。如曾明确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创造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这样的区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细去推敲，则会发现许多漏洞，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进入了简单化的误区。因为，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宏大而驳杂，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的。东方文化中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西方文化也能够找到很多实例，指出其消极的成分，说明其并非全是积极的。正确的思维应该是认真而全面地去研究东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去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与融合中创造新文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讲得好：东西文化，“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于进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陈代谢，才可以使中国文化具备世界性。但实际运作起来相当困难。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起的时候，知识界又在重复五四时期的旧思维，又花大力气去讨论东西文化的优劣所在，试图用几个字或几句话来讲清楚两种文化的差异。这当然无法如愿。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简单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现实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进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时持久不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国新文化和世界接轨，才可以具备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当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来文化在中国真正扎根，必须具备了中国的民族特点，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证明了这一点。民族性是外来文化存在的必备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备了时代性或先进性之后，才可以传播、发展。文化的先进性或时代性是内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必须依赖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时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挑战之三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任何美妙的设计，任何精心制定的方针政策，最终都要人来具体实施，都要由人来完成。何况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设，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的素质决定着文化交流的风貌。21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有鉴于此，历来的有识之士都注重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一生呼吁开发民智，鲁迅毕生去解剖国民性，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在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能否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看民族素质的高低。但是，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格，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民性的改造要多种因素去综合运作，还必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去实现人的本能的提高。那种为改造人而“改造”人的做法，靠“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办法，不但提高不了人的素质，反而会更糟。一个民族国民性的变迁，只能随着人民的富裕和社会的进步而变迁。在当前，就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而逐步发展。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又反过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和人的素质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人的素质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这样的辩证关系。民族文化素质高了，既可以放眼全球，将高水平的文化引进到中国，又可以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高素质、高水平的文化交流还会造成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将中外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归根到底一句话，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主要是由中国人的素质来决定的。

【参考文献】

[1]：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J]，北京，1918，(3).

中外交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丝绸贸易;中外交流

说起古代中外丝绸贸易，人们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所描绘的画面———“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丝绸的确曾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但在唐末五代，陆上丝路主干道绿洲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丝绸贸易也随之趋于停滞，而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却贯穿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古代历史。关于中国纺织技术通过海上航线东传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周，据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1］，春秋时期，管仲曾与齐桓公讨论如何在齐国与朝鲜之间开展商业贸易活动［2］，中国丝绸在先秦时代已经传到印度［3］。当然，印度乃至希腊等地的丝绸有可能是通过陆地运输而来的，但也不排除经海运而至的可能性。如果说先秦、秦汉时期是海上丝绸贸易的探索起步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则是海上丝绸贸易的发展、繁荣时期;宋元时期，虽然瓷器、茶叶已上升为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但不可否认，此时的海上丝绸贸易也在继续扩大;明清时期，中国原有的海上丝绸之路受世界局势影响，成为环球航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丝绸也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商品。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多条不同航向的海上丝绸之路输送到海外的丝织品数量庞大、品种繁多，在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邻国及南亚、西亚、欧洲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特殊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加以梳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促进了中外丝织品在海上的双向流动

说到海上丝绸贸易，长期以来人们的固有认识是中国丝织品的输出，其实，频繁的海上丝绸贸易推动了阿拉伯、东亚、东南亚等国丝织业的进步，逐渐有外国丝织品流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形成了中外纺织品的双向交流。如日本、高丽曾向中国进献本土产的丝织物。宋代来华的日本僧人奝然自称日本“产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4］卷489，14131。神宗元丰元年(1078)二月六日，“明州言，得日本国太宰府牒称:附使人孙忠遣僧仲回等进二百匹、水银五千两。本州勘会孙忠非所遣使臣，乃泛海商客，而贡奉之礼不循诸国例。乞以此牒报，仍乞以所回赐钱物付仲回。”［5］是一种粗绸。《宋史》载高丽国“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多衣麻纻”［4］卷487，14053。《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说其“不善蚕桑，其丝线织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然颇善织花绫”［6］。然而高丽并不是完全没有丝织业，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高丽国王楷“遣其礼部员外郎崔惟清、合门祗候沈起入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4］卷489，14051。由此可见，日本、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丝织业有所发展。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东南亚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进贡的物品中，就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7］。宋真宗时，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交趾(今越南北部)也曾遣使“以金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绢布万匹来贡”［4］卷489，14064，绢布就是粗丝织成的绢，质地不够细致。西亚的大食多次向宋朝进献丝织品，淳化四年(993)，蒲希密附亚勿来献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大中祥符四年(1011)，被宋封为归德将军的大食商人陀罗离进绣丝、红丝、碧黄绵、细越诺等丝织物;熙宁六年(1073)勿巡又贡兜罗绵、毬锦襈、蕃花簟等物［4］卷489，14119－14122，其图案、风格均具有浓厚的异域色彩，深得宋人喜爱。

二、加强了中外丝织技术的互相借鉴

与丝织品双向流动相伴随的自然是中外丝织技术的互相借鉴，据史料记载，中国与东亚、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曾存在过丝织技术的交流。日本是中国丝绸的传统进口国，长期向中国学习，早在南朝宋时，日本来华使节就曾将江南织工带回国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长江流域的汉人东渡扶桑，将农耕水利、养蚕缫丝等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唐代以后，日本称进口的唐朝丝织品为唐绫、唐锦，售价远高于大和民族自产的和绫、和锦。至南宋，周密记载日本人所衣多布，若得中国绫绢之类丝织品，则极其珍爱。［8］比周密时代稍早的藤原明衡在所著《新猿乐记》一书中也记载，日本贵族们非常喜爱中国绫锦等制作的高级丝织服装。［9］除了进口中国丝织物，日本还积极学习、引进中国丝织技术，博多(今九州福冈)是日本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在这里产生了“博多织”的丝织技术，这一纺织法是在镰仓时期受宋朝中国丝织技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严勇在《古代中日丝绸文化的交流与日本织物的发展》一文中指出:镰仓前期歌人藤原定家(1162—1241)在日记《明月记》中说“唐绫”是深受当时日本社会喜爱的一种织物，此“唐绫”其实名不副实，其真实产地乃是日本。日本丝织品之所以自称“唐绫”，一是因为有利于打开销路，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纺织技术对中国纺织技术的推崇与学习。13世纪，意大利已掌握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0］69明清时期欧洲各国和日本购买生丝数量远远超过对绸缎的需求，这正说明随着中国丝织技术的不断传播，各国的丝织业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也有受到外来影响而开发出的丝织品。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斮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11］清代所修《福建通志》卷五九《物产》记载漳州物产有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人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成割出，机制云蒸，殆夺天巧”。从这两个记载来看，明代末期福建漳泉地区应已有了比较成规模的绒缎生产。但也有学者认为宋应星的记载不准确，中国自古有织物起绒技术，倭缎乃学自中国［12］188;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天鹅绒的技法是学自欧洲，称呼则来自日本［13］35;还有学者认为倭缎制法来自国外，虽难以肯定是日本，但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14］158从道光十二年《厦门志》卷七《关赋略》记载“漳缎、倭缎、漳绒每疋例七分”，说明这是三种不同的丝织品，至于技术流动的方向，宋应星曾在福建汀州为官，与漳州相邻，《福建通志》的编纂者陈寿祺、魏敬中均为清代福建名儒，他们所记均应有所凭依，不可遽然判为错误。万历四年(1576)，菲岛总督的弗朗西斯科•德•桑德曾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中国什么都不缺，唯独没有绒织物。”［13］35而日本文献中谈到在明朝末年，日本人从葡萄牙货船上见到未完工的天鹅绒，学到了制作技术。［15］鉴于明清之际的葡萄牙、荷兰等国热衷与日本贸易，日本机缘巧合得到西方天鹅绒制作技术并传到中国并非没有可能。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很多漳缎匹段和漳绒制作的衣服、鞋子、荷包、挂屏、垫料等物，这两种织物与来自日本的倭缎有一定的关系。

三、丰富了中华文化多元审美

1997年，一艘沉船被发现，对这艘10世纪沉没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附近的“印坦号”，有学者研究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针对南洋各种社会不同阶层的生产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当时已经存在较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系统［16］409，虽然船上发现物多瓷器、铜、铅、银等金属而未见丝绸，但这只是保存不易所致。据此可以想见，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外销丝绸已经不再只展现自我，而是开始考虑买方市场的需求，在出口物品中适应对方的审美特点。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有西方学者认为洛可可风格与同时期的东方中国古老文化在情趣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相通点就在于二者都欣赏纤弱精巧之韵味。随着18世纪欧洲逐渐走向繁荣，富裕阶层有能力得到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与丝绸，他们陶醉于熠熠生辉、形制各异的景德镇瓷器和薄如蝉翼、轻柔妩媚的江南丝绸所展现的中国文化之风雅。［17］清代丝织品的花鸟图案融入欧洲的油画味道，中国的亭台楼阁中出现了西方才子佳人的身影，这充分体现了审美融合，或者说洛可可风格与中国文化原本就有某种内在的精神相通，二者看似并不一样，但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展现着同样的对精美雅致的追求。对于西方来说，来自神秘东方的丝绸充满了异国情调，同时西方审美情趣也在逐渐渗透到中国上层社会。这类专门的定制丝织品在欧洲十分畅销，如18世纪中后期，中国外销丝绸刺绣披肩风靡欧美，色彩以白色和艳色为主，每年的进口量高达八万多条，其中法国就占据了四分之一的份额。［18］8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披肩的原材料来自长江下游苏杭地区的浅色或素色丝绸，如薄纱、缎纹和平纹织物等，但加工却是在珠江流域的广州完成的，因为这里的工人更加了解欧洲社会喜爱和流行的花样纹饰，他们知道西方仕女、卷曲奔放的花卉图案和具有中国元素的假山、植物等深受西方消费者的青睐。图案常常采用手工绘制的方法，或者先在纸上手工绘制出图样，再在丝绸表面压印。［19］45这种特点也同样表现在外销的丝绸服装制作过程中。

四、海上丝绸贸易促进世界互联互通

在古代长期的海上丝绸贸易中，除了中国与其他海洋国家之间直接发生的丝绸赏赐、贸易等活动，还存在丝绸中介贸易国购买中国丝绸并运销世界各地以牟利的现象，后者对促进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不同时代的海上丝绸中介贸易主要参与国也在不断变化。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贸易主要被罗马、波斯人控制，唐五代宋元时期以波斯、阿拉伯商人为主，明清以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各国纷纷组建贸易公司开展对华贸易。《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阿布•赛义德•哈桑听闻的唐末黄巢起义之事，称回历264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进军广府，战乱之中，除中国人外，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死亡者多达十二万人。［20］96暂不讨论这一数字准确与否，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对广州繁盛的对外贸易的确造成了重创，以至于当时的阿拉伯学者阿布•萨伊德(AbuZaid)和马嘶乌啼(Mas’udi)皆特别提到这对当地丝绸业的破坏，导致阿拉伯丝绸贸易的衰退。［16］409马嘶乌啼被猜测是《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阿布•萨伊德来自波斯湾的尸罗夫港，曾著《见闻录》续篇。［20］9、12另一部阿拉伯著作《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第生活在唐末五代，且曾亲至中国海，［21］在他笔下也反映出因广州兵事所致阿拉伯丝绸贸易的衰退，恰是中古时期世界经济早期全球化的真实呈现。明清时期，由于海上远航技术的提高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是圆的”已经成为被认知的现实，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更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丝绸贸易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葡萄牙占据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西班牙以马尼拉为中转站、荷兰占据中国台湾岛，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大量白银，这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参与进来，如吕宋、琉球等各国商人都积极投入到这一世界性贸易活动中来。早在16世纪，“漳泉的商船，每年至少有三四十只停泊于马尼剌，运来各种生丝及丝织物。这个地方生丝市场会这样的发达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即自倭寇之乱始中日商人乃利用吕宋作为中介贸易地，所以日商率往吕宋转贩生丝。”［22］琉球是明清海禁时期允许来华贸易频次较高的国家，该国船只在中国、东南亚与日本、朝鲜等国间转贩贸易，从琉球学者整理成册的古琉球国外交文书汇编《历代宝案》看，琉球船只多以中国丝绸、瓷器等与东南亚诸国、日本交换香料、倭扇等物，从这种中介贸易中琉球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通常获利100%，有时甚至达到500%～600%。［23］更重要的是，琉球在客观上扮演了当时重要的世界贸易中介国的角色，为明清海禁政策下的世界贸易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陆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茶贸易，其实，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非常值得关注，海陆丝绸之路都曾长期存在，并随时展呈现盛衰变化，都对中外经济交流具有促进作用，宋代以后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来，虽然这一时期的瓷器、茶叶成为了重要海上贸易商品，但丝绸仍占据重要的地位，海上丝绸贸易促进了丝织品的海上国际间双向流动、丝织技术的互相借鉴及中华文化多元审美的形成，为世界文明搭建起了互联互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1658．

［2］管子著，郭沫若等集校．管子集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1226．

［3］刘迎胜．丝绸之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60．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7043．

［6］方万里，罗浚纂，胡矩修．宝庆四明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9:5056．

［7］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830．［8］周密著，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续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6．

中外交流范文第4篇

物流的认识和理念

在欧美、日本，物流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为了卓有成效地调运军用物资，运用运筹学的理论方法，统筹安排人力运力，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初萌生的“物流”现象。在日本，物流观念的形成虽然比美国晚很多，但发展迅速，日本自1956年从美国引入物流概念以来，在对国内物流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将物流称之为“物的流通”，如今任何与生产制造有关的部门都与物流分不开，在日本街道上随处可见写有醒目的“justintime”标语的物流配送车辆在急驰。我国虽然从80年代开始对物流进行研究但只停留在学术界，人们对于物流整体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在服务意识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国外企业远远地走在了前列，“客户就是上帝”的观点最早就是由日本人提出来了的，正是一直秉承着这种观念，日本企业和理论界才会提出物流配送的JIT理论，才会适应不同时期客户要求的变化，采取不同的物流发展策略。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很难真正确立起“用户至上”的服务观念。这种理念上的差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就物流公司而言，没有很好地考虑过现代物流业的宗旨是什么，基本上只是想着怎样多赚客户的钱；另一方面是就客户而言，也没有考虑生产企业的职能是什么，想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物流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是影响物流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物流公司基本上是从运输业和仓储业转化过来的，显然既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又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更缺乏既懂管理又熟悉业务的经营人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物流教育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物流教育还很落后，设置与物流教育相关学科的大中专院校屈指可数，研究生教育更是微不足道，职业教育难以展开。专业人才的短缺是制约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和欧美对物流人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教育培训系统，首先是大学内设置了与物流相关的学科，并在有关学科开设物流课程；其次是在研究生院设置物流学科方向，形成了物流研究生培养系统；再次是企业及物流协会和学会开展物流职业教育，广泛深入到各行各业，这是最重要、最经济的实用人才培养方式。

物流专业技术水平

物流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欧美日本等国家，计算机技术特别是微电脑技术及应用软件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辅助管理手段，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使MRP、DRP、KanBan（看板制）和JIT等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产生并得到应用，从而推动了物流活动一体化进程。为了满足物流国际化，服务形式多样化和快速反应的要求，物流信息系统和电子数据交换技术，以及internet、条形码、卫星定位系统及无线电射频技术在物流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国内物流计算机应用程度比较低，大多数情况下仍只限于日常事务处理，对物流当中许多问题以及各个环节都密切相关的信息处理比较落后，具体表现在，物流作业的科技含量不高，很多仍然是低效的人工作业；叉车、巷道起重机、自动导向车、自动分拣机等在物流作业中尚未普遍使用。在物流管理方面，主要靠人工经验运作，难免存在失误，势必影响物流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物流业的发展环境和管理体制

首先，政府对物流业发展的作用。在美国、日本、欧洲物流发展的过程中，可清楚的看到政府对本国的物流发展做出规划和提出实施原则，以指导行业发展；同时又要制订必要的政策法规对物流进行监控、协调和管理，促进市场经济及物流业的发展。在日本，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使物流管理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也使日本迅速成为物流管理的先进国。在我国，目前物流管理体制不合理，专业化、社会化程度底，有关土地使用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法规有待建立和健全，政府作为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除了为物流配送提供基础设施平台之外，还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规划、协调作用，保证物流市场实现公平有效的竞争。从各地看，许多政府已先后出台了推进物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对物流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缺乏统一的物流规划，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物流业发展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而地方政府在进行物流规划时多从本地区利益考虑，这势必将延缓跨地区、跨行业、全国统一的物流大市场的建立。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高效的运输系统是物流业得以运营的基础平台。美国交通业极为发达，已建立起了庞大的铁路、公路、航空、内河航道和管道运输网，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等均居世界首位。日本政府在物流进代化和现代化阶段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速道路网、港口设施、流通聚集地、大都市圈物流中心等物流设施的建设，从而使日本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物流先进的国家。我国的物流企业既有先天的缺陷又有后天的失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发展基础非常薄弱，现有的物流中心数很少，企业的设施落后，功能不全，与现代物流中心的标准相差很远。我国的铁路公路质量和覆盖面积远不及经济发达国。

物流的标准化和信息化

中外交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