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1篇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2篇

提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新形势下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应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化。

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9.1％。消费增长不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不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到57％左右；而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超过78％。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状况和长期来看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体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结构性制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存在的必然结果。

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制约消费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二是消费意愿。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并不低，以2002年为例，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78.3％，农村居民为74.1％。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不均等化和增长不快造成的。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聚集于第一产业，收入较低，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20世纪80年代，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约束还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不断降低，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2002年的37％。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为3.1：1，消费水平之比为3.5：1。

其次，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造成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影响着我国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虽然在一定时间里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总体上看，规模效益较差，同时加剧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0.5％，而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发达国家达到70％至80％。城市化不足导致第三产业不发达，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加就业1个人，在服务业可就业3个人。我国与其他人均收入水平在1000美元的国家相比，服务业产值比重低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低30个百分点，同时也加剧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再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在新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如不尽快打破，长期来看，将加剧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呈迅速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放慢。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增长不能同步，农民增收更加困难。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一般只占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若仅依靠农业，农民收入不可能获得大幅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住房、汽车等商品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些行业的高速成长，标志着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这也意味着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趋势。1996年至2001年，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75万亿元，但工业部门就业减少2000多万人。1999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为23.0％，2002年下降到21.4％，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较弱。同时，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农村工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少。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村机械与能源使用的显著增长，都使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按照1988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所需总劳动力为2.33亿人，而按照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需要1.3亿劳动力，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工业就业人口增加缓慢甚至减少。就业压力集中到第三产业。据统计，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9年第一产业为50.1％，2000年至2002年保持在50％；第二产业1999年为23.0％，到2002年下降到21.4％；第三产业1999年为26.9％，2002年达到28.6％。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本增密”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要转移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靠工业化增加就业是做不到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

加快城市化扩大消费需求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3篇

在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关系中，主体分配方式不符合法律上确定的产权关系，不符合等价交换、按要素分配原则。问题的要害是人们的投入与产出不对称，是人们的收入结构与投入结构的差距过大，而不是总量占GDP的高低问题。即使财政收入占比有所偏大，也不是主要原因，其要害是预算结构不合理，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严重不足。

有人主张直接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主要理由是，我国的工资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低。其实，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不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合理比重也是不可能相同的，不能如此简单地横比，要有历史感，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时空定位，实事求是地分析收入比重的成因。

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新阶级，他们凭借人力资本，基本上获得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V+M)，既没有占有别人的劳动，也没有被别人占有劳动。因此，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天然载体，随着这个队伍的壮大，剥削率不断降低，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新阶级的成长壮大，不是政府政策人为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企图通过分配格局的改变创造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是拔苗助长，陷入了分配决定论。居民的收入倍增，中产阶级占社会结构的主体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是改革或规划问题。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两回事情。

规模宏大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还远远没有完成，正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上。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多数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商品，货币也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和权力资本的收入还大于人力资本的收入。工业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越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众多流动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还被当作消费品在耗费，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这恰恰是现代化水平正在提高、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标志。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其水平的高低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使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工资绝对额逐步提高的同时，相对额下降，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条件下，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弄不好会成为资方压低工资的借口。我国目前的实际工资大大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超经济剥削、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不能改变人身依附关系，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人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当前的所谓就业问题，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农民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转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阻碍，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扭曲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提高过快，必然提高国民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在工业过于分散、服务业发展半径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大规模地用机器代替工人，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富士康和广州本田等企业，在经历了“连环跳”和罢工事件之后，都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地方政府也在争先恐后地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有的人就宣称，中国的低工资时代结束了，似乎从此进入了高工资时代。我认为，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只要民工潮还存在一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就没有结束，工资整体上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时代就不可能结束。工资水平的高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而是由市场发育水平决定的。从发展看运行，既没有所谓低工资时代，也不可能有所谓高工资时代。在整体上，人们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条件下，比较工资的高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更高，单位产品的工资含量可能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和地区还要低得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比重早就超过了30％以上，所谓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在他们的所谓工资中已经包含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发达国家的剥削率与剩余价值率已经分离为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60％甚至70％以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劳动生产率比我国低的国家，其剩余价值率、剥削率也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国高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我国低。我国贵州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上海，不是收入分配比上海合理，而是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上海的客观反映。

在总量上，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现实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宜人为地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于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少数人超经济占有和挥霍性消费的必然结果。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改革分配关系来转变，人为地提高最低工资和居民收入总量，降低积累率，必然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进程。

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群体在中国，足以说明分配的问题不在收入的总量而在收入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消费不足是不合理的收入结构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由不合理的分配机制造成的。所以，收入倍增计划大有哗众取宠之嫌，老老实实改革收入分配关系，才是当务之急。在理顺了分配关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也一定会逐步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将逐渐超过所谓利税，居民的收入倍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计划出来的。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别；居民总收入差别；基尼系数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别的变动趋势

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分别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和差值基尼系数来测度我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是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该指标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差别越大，反之则反是。差值基尼系数是指城镇（或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和城镇（或农村）居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之差的绝对值。该指标等于1时，表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不平等，等于0则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完全相等，即该指标越接近于0，表明城乡收入差别越小，相反，越接近于1，表明城乡收入差别越大。[1]用以上两个指标测度的1985―200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别状况见表1，差值基尼系数见图1。

从下列表1和图1可以看出，以差值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测度的城乡收入差别大致呈现了大致相同的变动轨迹，反映出我国城乡收入差别的变动特征。

第一，城乡收入差别呈周期性波动。1985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别变动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阶段：1985―1994年的扩大阶段（1990年略有下降）；1994―1997年的缩小阶段，1997―2003年的扩大阶段；2004年又开始缩小。

第二，城乡收入差别过大，扩大过快。1985年以来，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平均为2.6，明显高于世界银行测算的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5，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2的平均水平。如仅按照名义货币收入比较，世界上城乡收入差别高于我国的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的城乡居民收入未包括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但包括了农村居民家庭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费用支出，加之没有考虑城乡物价水平的差异以及城乡居民的非正常收入，因而还不能很好地反映城乡收入差别程度。如果考虑这些因素，我国的城乡收入差别会更大。另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速度也非常迅速，由1985年的1.86，扩大到2004年的3.21，增幅为72.6%，而差值基尼系数则提高了1.2倍,这种扩大仅用了20年的时间。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所使用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动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别是相对扩大，而非绝对扩大。这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各年度与上年度相比都是增加的。与城乡收入差别的周期波动相对应，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或缩小是由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或低于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来说，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趋势并不是农村居民人均绝对收入的下降造成的，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趋势是一种相对扩大，而非绝对扩大。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影响

(一)以“城乡加权法”测度居民总收入差别基尼系数

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AIt表示全国居民的人均收入。[1]以该方法测度的居民总收入差别基尼系数见表2。

(二)以“城乡加权法”测算城乡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影响

以“城乡加权法”测算居民总收入差别计算公式右侧的三部分的计算结果分别为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和城乡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绝对贡献额，由此结合表2，我们可以计算相对贡献额。具体计算结果见表3。

从表3和图2可以看出，在1985-2004年期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绝对贡献额在“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的波动中总体呈较快的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13322，增加到2004年的0.27943，增加了0.14621，与之相应，其相对贡献率也由1985年的47.66%，增长到2004年的62.19%，增长了14.53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影响相比较，城乡收入差别的影响最大，平均贡献率为56.23%，绝对额为0.20737，而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平均贡献率为13.11%，绝对额为0.05011，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平均贡献率为30.66%，绝对额为0.10636。城乡收入差别的贡献分别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贡献的4.14倍和1.95倍。

此外，根据表2和表3的数据，我们还可以计算城乡收入差别变动对居民总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在1986―2004年间，1987年的城乡收入差别变动，1987年和1996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变动，与居民总收入差别变动的方向相反，其余年份变动方向相同，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变动1987―1990年、1995―1996年、2004年，与居民总收入差别变动的方向相同，其余年份变动方向相反。平均来看，城乡收入差别变动对居民总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程度最大，达到86.10%，而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程度仅为55.01%，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程度则为-41.11%。如果考虑城乡收入差别变动对居民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影响（即仅考虑居民总收入差别变动为正值的年份），则城乡收入差别变动对居民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为82.79%，而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程度为44.69%，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程度则为-27.49%。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别是我国居民总收入差别的主体，城乡收入差别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总收入差别扩大的主因，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缩小则是我国居民总收入差别缩小的主因。

三、缩小居民总收入差别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

从城乡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出，只有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才能尽快缩小我国的居民收入差别，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1.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要抓好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注重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并应结合种植业优势和当地自然资源、文化特点，发展相关产业，逐步形成各类农作物的生产基地，实现农村的“种、养、加”，“农、工、贸、旅游”一体化发展。[2]从而发挥规模优势，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当前，可以采取“龙头公司+农户”等模式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起面向市场的社会化经营体系，克服家庭承包责任制中存在的 “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农民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再就是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土地的转包和转让，促进农业经营的集约化发展。[3]

2.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增大城镇反哺农村力度。

1998年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幅大大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幅，支出比重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因此，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教育卫生、扶贫开发、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入，以不断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缩小城乡收入差别。[4]

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当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首先要逐步消除城乡之间存在的户籍、教育、就业等政策性壁垒，降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成本，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5]其次，要加快推进城市化。只有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才有利于发挥产业聚集效应，促进生产和生活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幅度提高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形成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当前，政府应该利用对乡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机会，有效引导乡镇企业向规模化、集中化方向发展，带动农村的小城镇建设，由此带动农村二、三次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明显[BF]偏低，而第三产业单位资本创造的就业机会又大大高于第二产业，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BFQ]4.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不够完善，农民主要依赖于家庭自我保障。由于农民收入低，这种保障水平很低，保障能力很差，一旦有灾祸发生，农民就会负债累累。因此，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适度调节居民的收入差别，增强低收入阶层的保障能力。对此，首先要完善主要针对农村特困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是推进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就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终使农村居民得到生活、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5.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保障体系。

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大，其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远不如非农业部门。因此，必须逐步建立一整套农业保护和保障政策措施。如农产品价格保护、市场调节基金、农产品储备制度、国内市场保护、出口价格补贴等。这些政策措施都有利于稳定农产品市场和保护农民利益，从而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

6.控制农村人口增长，理顺城镇收入分配关系。

城市垄断行业如电信、电力等，其工资水平已经是非垄断行业的十几倍，并且这种收入差别还在扩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差别，这不但造成了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别。另外，国家还应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控农村人口增长。我国农村已经存在大规模的过剩劳动力，而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城市。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就必须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增加农民收入。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宗胜．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杨宜勇等．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攻坚[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3]甘庭宇．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农民利益保障[J]．农村经济，2006（5）．

[4]蔡 日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

[5]熊盛文，史忠良．建立我国城乡协调的劳动力市场研究[J]．当代财经，2006（1）．

Influences of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ce

on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in ChinaWang ShaoguoAbstract: Since 1985, the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difference shows an extending trend in fluctuation, which becomes the main part of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and the main cause that leads to extending in China. During 1985 to 2004,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difference amounts to 56% of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and it reaches 60% since 1999, and its change contributes 83% of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change. Therefore, it must be the key of reducing th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to reduce the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difference.

Key words: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difference; na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Gini-coefficient

居家劳动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收入分配差距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演进

一、陕西省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陕西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较快提高，但城镇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未能明显缓解。

1.城镇居民高低收入户收入差距扩大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调查分组数据（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将全部调查户分为五组，即低收入户2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20%）显示，陕西省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中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11.26元，低收入组家庭为3407.57元。城镇居民家庭高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0年的4.06倍，扩大到2005年的4.49倍。

2.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商洛市为例，2005年西安市单位从业人员平均报酬为17503元，商洛市为10221元，二者相差7282元，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2884元。

3.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西安市平均劳动报酬最高行业（信息运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报酬是最低行业（住宿和餐饮业）的3.47倍，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2.13倍。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27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52元，二者相差6220元，而同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654元。加之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保障和福利，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与总量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化演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变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研究的基础上，1940年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状况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要素层面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包括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供给结构的变化、供求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我们用图1表示这种关系：

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一是不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者的不同选择,他们共同构成经济中的需求结构；二是收入水平的不同导致生产要素在社会中的不同流向，形成要素供给变动,二者共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

1.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

居民的全部消费需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消费需求，即居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需求；另一部分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之上的发展型、享受型需求。工业化的历史表明，需求结构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产品及劳务必定主要围绕富人需求，有限的资源及投资将主要流向高档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生产部门及相关第三产业，并形成畸形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多数人收入低下、需求不足，满足多数人生活需要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基础的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

(1)陕西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消费倾向可用居民收入中消费部分所占比重来表示。随着我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高收入者虽有支付能力却无消费欲望，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欲望却无支付能力，导致消费市场难以启动，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考察陕西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1996年至2005年城镇居民分别为0.843、0.865、0.839、0.849、0.835、0.846、0.849、0.832、0.831、0.804，农村居民分别为0.942、0.946、0.840、0.798、0.851、0.876、0.934、0.868、0.866、0.923。可知，陕西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的变化趋势是下降的，并且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2005年陕西省不同层次收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低收入户1.02、中等偏下户0.91、中等收入户0.86、中等偏上户0.83、高收入户0.69，由此可见，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除了高收入组以外的其他四组平均消费倾向均高于全省平均数0.80。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下降，低收入者无力消费，直接影响我省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影响消费倾向变动的因素有多种，弗里德曼在“永久收入假说”理论中认为消费应当主要取决于永久收入，消费和永久收入成正比，并强调消费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所以，现期可支配收入及其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首要因素。从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情况看，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深入，影响预期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而预期消费却明显上升。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已成为普遍现象。从2001年至2005年，城乡居民年末人均储蓄存款分别增长16.1%、19.2%、19.5%、16.5%和19.4%。居民之所以把钱储蓄起来而不消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不到位。据调查，与过去相比，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仅为37.9%，对医疗保障制度满意度为43.6%，都未超过半数。而占人口总数62.8%的农村居民几乎享受不到社会保障。

(2)陕西省城镇居民支出结构

根据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住户调查不同收入组支出结构资料，可以看出，200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比高收入家庭高14个百分比，高收入水平组以下四组的恩格尔系数均高于全省平均数。总体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和衣着支出比重降低，而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六类支出比重提高。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及分配状况的合理与否，财富分配不均导致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市场疲软。

(3)农村居民消费滞后于城镇居民

到2005年底，我省农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虽然不断增加，但与城市家庭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滞后于城镇居民。在城市，大件家电已趋于饱和，但在农村，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抑制了农民的消费。农村居民拥有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整体上尚不及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在空调、家用电脑、移动电话等新型现代化用品上，农村居民更是望尘莫及。

2.收入分配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产业结构

数据显示，2005年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户的就业面只有49.32%，平均每一就业者的负担系数高达2.02人。从分组的情况看2005年低收入户户均就业人口数为1.46人，高收入户为1.51人，低收入户平均每一就业人口负担人数为2.61人，高收入户为1.74人。可见，低收入户就业人数少、负担重，这也是其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据统计80%以上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因此城镇居民就业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整体收入是否能持续稳定增长。近几年我省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已从2000年的2.7%上升到2005年的4.2%。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使居民收入难以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并将扩大低收入人员的数量，使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率相对缓慢，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按照美国产业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工业化划分的一般模式，第一产业比重在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并在产业构成中占最大比重，则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体现到就业结构上，就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根据2006年陕西统计年鉴计算，2005年陕西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3%，而产值比重只有11.9%，同时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0.3%和37.8%，说明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会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农村内部转移（乡镇企业）和农村外部转移(外出打工和外出创业)两种情况。内部转移在产业分布上，是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到2003年6月底，全省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518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8%。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构成从1978年的71.1：17.9：11.0转变为2005年的49.3：18.6：32.1，第一产业排挤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比重大幅下降达21.8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0.7个和21.1个百分点，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导产业。陕西农村外出从业的劳动力中，从事建筑业的最多，其次是工业，再次是批发与零售业。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我省就业结构调整仍显滞后。2005年，全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49.3%，远高于美国现代化学者英克尔斯（A.Inkeles）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30%的农业就业比重最低标准，劳动力转移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陕南陕北地区虽然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力就业门路窄，绝大部分停留在第一产业，其余农民也只能向二、三产业中的简单劳动上转移，收入低，就业不稳定，容易形成劳动力转移中的逆向反复，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建议措施

陕西省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社会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两个传导链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影响，因此当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即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减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负面影响的协调机制。

1.调整优化区域产业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应充分考虑陕西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准确地选择好各地区的优势产业，努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构建科学、合理的，与区域、全国、国际市场相融合的产业结构，以较快的速度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进而使经济实现稳健、持续、高速的发展，应是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产业结构调整既要注重改善消费结构，也要注重调整生产结构，特别是要注意解决服务性产业在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偏低、加工工业产品中低档次比重偏高的问题，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衔接；既不能忽视传统消费品的增长，更要注重培育住房、家庭汽车、旅游等新型消费，培育不同层次和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热点；既要重视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也要重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把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以及把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结合起来。

2.积极寻求减轻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负面影响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