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1篇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从常州市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投入产出效率分析上看，首先财政投入逐年加大，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建成。

2010-2012年，常州市区人均公共卫生财政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6.28%，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社区公共卫生建设体系。2012年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医疗收入中医保收入占比30.04%，药品收入中医保收入占比54.49%，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了持续的筹资机制，有效缓解了居民就医看病的医疗负担。

第二，中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作用发挥彰显，优化了社区卫生服务结构形式。2010-2012年，常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中医服务占诊疗服务总量比例年均增长16.51%。由于中医不需大型的医疗设备， 就诊费用和药费也比较低，与社区卫生服务“简单、方便、价廉、效验”的要求相契合，对优化社区卫生服务的结构形式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出巡诊比例大幅提高，社区卫生诊疗服务方式优势初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别于传统医院，主要是服务方式不同：社区卫生服务是主动服务、上门服务，而传统医院是病人上门求诊。2012年常州市城市社区卫生机构西医出巡诊达6万人次，占西医诊疗服务总量的3.17%，中医出巡诊2756人次，占中医诊疗服务总量的0.84%。虽然出巡诊的比重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但2010-2012年，年均增长率也达到67.96%，这说明常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努力提高出巡诊在诊疗服务中的比例。

第四，全科医生比例大幅提高，有效缓解群众需求与全科医生人才缺乏的矛盾。全科医生是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中竖力量，是实现人人享有公共卫生服务的人力保证。2012年常州市社区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为25.20%，市区平均每3287人配备1位全科医生，已符合国家要求每2000-4000人的社区应当配备1名全科医生的标准。

对公共服务定位的影响

经笔者研究，常州市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虽然常州市财政对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从总收入构成情况看，占主体地位的仍是诊疗收入和药品收入。2010-2012年，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机构诊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是：24.93%、17.45%、19.80%，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3.04%、63.16%、59.11%，此经费来源结构与社区卫生作为纯公共品的定位是不相一致的。因此，社区卫生经费中药品和诊疗收入占比较高，影响公共服务的定位

（二）健康教育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挥其职能的重要途径。传统医院的服务对象是病人，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面向全体居民，通过健康教育使亚健康人群不变成病人，健康人群不变成亚健康人群。所以说，从近三年数据分析，常州市每万人健康教育活动人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环比下降率连续两年超过25%。从长远来看，健康教育活动开展不利，可能引起病患数量增加，既加重居民的医疗负担，也会造成有限医疗资源的紧张度。

（三）随着新医改的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日益发展以及各项硬件及软件设施的改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和运行的效率理应有所提高，但通过分析常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生日均诊疗量”这一指标，近三年年均降幅1.87%，究其原因有：一是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缺乏信任，没有因为社区卫生机构条件的改善而改变对“大医院”的偏好；二是医生的工作效率不高，虽然“卫生技术人员年培训人次”年均增长4.25%，但是“卫生技术人员职称平均指数”年均下降了27.63%，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影响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和运行效率。

（四）常州市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职称结构中，高级职称占比长期处于低位，近三年均不足5%，而初级职称占比则长期超过60%。这样的职称结构会影响该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从2012年培训经费保障看，培训支出占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比重不足1%，这也制约了社区卫生服务医务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

（五）从总体看，2012年常州市市区城市卫生服务机构每万居民业务用房面积达784.87平方米；从个体看，每万居民业务用房面积最小的社区仅为242.98平方米，为最大社区的11.38%；人均卫生投入最少的社区为16.67元，仅为最多社区的15.51%。说明常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投入不均衡，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卫生服务目标较难实现。

常州市2012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职工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为75.53%，说明职工满意度与所在机构的资源配置、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工作绩效、心理健康、生活质量等密切相关，需采取有效措施，从提高职工满意度，到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服务，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加强服务绩效管理

笔者认为首先要以资金绩效为导向，加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科学化。

一是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的投入机制。明确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应实现城乡居民均等化为目标，建立由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按国家规定核拨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购置经费、人员经费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兼顾现阶段基本国情，可考虑个人适当投入但其比重应逐步降低直至为零。

二是逐步完善政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政府要优先保证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逐步提高政府公共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增幅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幅，由此确保人均公共卫生经费逐步提高。

第三，以服务成本为突破口，实施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精细化。

首先，能确定社区卫生服务包。“基本卫生服务包”的概念是由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及基本医疗服务包在内的一揽子基本卫生服务项目。建议财政和卫生部门联合研究确定，既能满足国家和省政府关于建立城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要求，又能满足当地居民实际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同时，财政部门又能承受的“基本卫生服务包”，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级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的范围，从而为财政投入提供合理依据。

其次，科学测算社区卫生服务成本。即依据“基本卫生服务包”和服务成本确定基本拨款数额；基本建设专项、一般专项及突发事件专项作为专项拨款。其中：基本建设拨款根据发展规划按照年度计划拨付。一般专项根据事业发展需要，长期固定需要列支的项目，如培训专项等。突发事件根据政府文件和政策需求安排；绩效拨款根据绩效评价的结果，以一定基数拨款的比例作为绩效拨款的来源，同时作为制定单位和员工绩效工资的依据，由财政与卫生主管部门签订相应的绩效合同，卫生部门与下属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参照签订绩效合同。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 政府竞争 教科文卫支出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大力发展民生逐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其中，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大力发展民生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我国的基础公共服务的发展却相对缓慢。尤其在教科文卫支出方面，虽然我国各地区的教科文卫支出占比逐年增加，但是增长相对缓慢，且跟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教科文卫支出占比相对较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对教科文卫支出的不重视呢？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从根本上不利于基础公共服务的提供。主流经济学对财政分权的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Tiebout（1956）指出，选民在辖区间的自由流动会引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从而迫使政府按照选民的偏好尽可能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务；Inman和Rubinfeld（1997）认为，地方政府更为靠近选民，对选民的偏好信息以及公共服务的成本信息更为了解，因此，地方政府供给地方公共服务要比中央政府更有效率。然而，在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研究中，Keen（1997）指出，财政分权下的地区竞争会降低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提高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支出。Bucovetsky（2005）认为，在普遍的财政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都会为争取财产税基而努力，通过税收竞争降低税率，进而影响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乔宝云等（2005）分析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与中国小学义务教育供给后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平新乔等（2006）考察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政激励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的敏感度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的背景下，财政激励导致了所谓公共支出的偏差，这样的偏差不仅出现在预算内支出结构和预算外支出结构之内，而且出现在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之间。周黎安（2004）指出，在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在任期内专注于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忽视对教育、卫生、文化、住房等长期内才会显现经济效应等领域的投资。傅勇等（2007）利用1994-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征集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龚锋、卢洪友（2009）的研究也发现，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扩张地方行政管理和基本建设支出规模。肖建华（2011）研究表明，我国财政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是无法判定这种能力的增强是来源于内在机制还是外在压力。卢洪友等（2012）研究表明，财政分权自身并不是导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的原因，“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所诱导的政府间投资竞争显著减弱了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然而以上分析中并未考察近年来地方政府横向竞争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本文对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察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

二、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构建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根据前人经验，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jkww为各省教科文卫支出总和；decen为财政分权指标；com为政府竞争指标；decen*com是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主要检验源于分权制度导致的政府间投资竞争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作用路径，即政府竞争在分权程度不同的地区对支出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可能随着政府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发生改变；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同时，为控制省际间不可观测因素的异质性，以及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我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由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政府竞争与财政分权的1阶以及2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GMM估计。

（二）指标说明

为了进行上述模型估计，本文选取指标和具体意义如下：

1.教科文卫支出（jkww）。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因此利用一般预算支出中教科文卫支出总和作为被解释变量。

2.财政分权（decen）。现有文献中对财政分权指标的构建方法有很多，本文主要采用龚锋（2010）构建的财政分权指标中的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指标。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等于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占中央和地方人均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该指标衡量的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以及配置和使用的财政资金规模的大小。为剔除经济规模的影响，我们以经济规模的缩减因子对支出占比进行平减。

3.政府竞争（com）。地方政府竞争的努力程度越高，就越会形成偏向生产性支出的支出结构。本文沿用傅勇（2007）采用的政府竞争指标，即各地区外资企业的相对实际税率来刻画地方政府竞争的努力程度。首先，我们利用涉外税收总和除以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得到外资企业实际税负率，再计算各地区的宏观税负率，最后用地区的宏观税负率除以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率得到政府竞争指数。这样相对税率越低，com越大，政府吸引外资的努力程度越大，则政府竞争越大。

4.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了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变量以控制经济因素和制度改革对支出的影响，具体控制变量描述如下：

open：对外开放度。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地区GDP的比重衡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

rgdp：地区人均GDP。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教科文卫支出越高。同时，我们在模型中加入rgdp的平方项，以检验教科文卫支出水平是否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不同的非线性特征。

Indus：产业结构。用第二、三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地区GDP的比例衡量。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二三产业占比越高，地区的教科文卫支出水平越高。

l：Inlabor：该地区就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此指标用来衡量地区就业增长率的变化，一般来说，地区就业增长率越高，相应的教科文卫支出就应该越高。

同时，在方程中加入人口密度（popden）和人口结构变量（15-64岁人口占比，middle；65岁以上人口占比，old）这些控制变量。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密度会对该地区的公共服务支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该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考虑到地区样本缺失，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30个地区为分析样本。

三、实证结果

（一）数据统计性描述

图1中，各年的教科文卫支出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不同，可以看出各地方政府不同时期对教科文卫支出的重视程度不同。

从图2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对教科文卫的支出规模差异较大。其中，北京、上海的人均教科文卫支出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河南、贵州、安徽、甘肃等地区人均教科文卫支出明显落后与全国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的人均教科文卫支出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教科文卫支出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教科文卫支出规模最低。

（二）实证结果分析

注：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模型（1）检验了财政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医疗卫生的影响的直接效应，从表中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总体的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系数是负的，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单独来看，财政分权主要影响了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其对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的影响系数都为负且显著；文化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系数不显著，地区的文化和医疗卫生支出相比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更具有刚性，受到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而且近年来地区居民对文化和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财政分权对文化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并不明显。总体来说，当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以及配置和使用的财政资金规模越大时，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减少教科文卫支出，尤其是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

模型（2）中加入了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总体的教科文卫支出来说，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的交互项的符号为正但并不显著，即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整体的教科文卫支出的效果并不明显。单独来看，对于教育支出来说，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的交互项符号为正且显著，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的地方分权会增加政府对教育服务的支出。这说明，政府间横向竞争的区域发生了转变。地方政府开始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一味的只重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政府通过增加教育服务的支出，提高地区的教育水平，从而加强地区的人力资本，增强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竞争力。虽然政府竞争会对教育服务产生有利影响，但是通过观察财政分权以及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发现，这种有利影响并不足以抵消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的负效应； 对于科学技术来说，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的交互项符号为负且显著，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的地方分权对科学技术事业费的支出产生负影响。而且财政分权对科学技术事业费的支出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财政分权度的增加对科学技术事业费的支出起抑制作用，而地方政府竞争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引进外资主要是引进资本和技术，对于本地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对地方政府提高对外资的竞争力没有作用，地方政府倾向于减少科学技术事业费的支出，加大其他领域的开始，从而提高自身对外资的吸引力；对于文化和医疗卫生支出来说，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地区的文化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地区的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更大，支出具有刚性。而且近年来地区居民对文化和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地方政府竞争并不能显著的影响到文化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规模。

综上所述，财政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尤其是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地方财政分权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地方的教科文卫支出尤其是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费的支出。而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地方的教科文卫的总体支出规模，但是会对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费产生影响。地方政府间对外资的竞争会显著提高教育支出，降低科学技术支出。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为全体居民提供更合适的社会性公共服务，不仅是政府转型的需要，更是社会变化结果，也是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文基于我国地方30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以及配置和使用的财政资金规模的越大时，会显著降低地方的教科文卫支出尤其是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费的支出。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对整体的教科文卫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会显著提高教育费用支出，减少科学技术事业费用的支出。这说明，在我国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下，财政分权会对各地区教科文卫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地方政府采取“重经济发展、轻民生”的态度，这样对地区的民生建设是非常不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认同加强转移支付对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绩考核机制有促使地方政府减少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潜在激励，单纯依靠理顺收支关系、健全转移支付体制无法根除这种扭曲。

为了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促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本文的政策建议是：规范和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模式和程序，加强对地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改变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重点的政绩考评模式，重点解决分权导致的政治晋升激励扭曲问题，引入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考核指标。

参考文献：

[1]龚锋，卢洪友.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 管理世界，

2009（1）.

[2]龚锋，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 统计研究，2010（10）.

[3]傅勇，张宴.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

的代价. 管理世界，2007（3）.

[4]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 财贸

经济，2006（2）.

[5]巧云宝，范剑勇，冯兴元.中国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2005（6）.

[6]肖建华.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 当代经济研究，2011（8）.

[7]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 地方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税收筹划

一、引言

财政公共性作为财政的基本属性，凸显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表现为政府实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提供社会公众所不愿提供、无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的相应财政支出，要求政府政策考虑国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是强调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的作为；与此同时“大部制”的实行彰显了政府机构精简的决心，追求政府规模的控制。政府规模怎样影响财政公共性？怎样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本文尝试通过对20年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财政公共性的研究较早，也较深入，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目标的提出，财政公共性的研究再次成为理论热点。李一花（2000）[1]通过对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分析认为，应在承认财政是两者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淡化财政的阶级性，强调财政的公共性，并指出应解决好财政支出的“缺/越位”问题，以有利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崔潮(2009)[2]在分析了财政公共性公共指向、时空依赖、整体性下的层次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指出财政支出“越/缺位”现象是财政公共性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现，主张推进财政公共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张映芹（2009）[3]指出财政公共性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主张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为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财政公共性的基本价值理念.

对于政府规模的数量方面衡量指标的选取,国内学者的大多意见统一,王波(2009)[4]认为有政府财政开支占GDP比重、行政机构数量和公务人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重三个基本指标，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不能盲目提倡小政府，应找到使市场与政府作用得到最大发挥的平衡点。吕炜，单双（2009）[5]则构建了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种新指标，运用1997-2006年21个代表省市数据运用CLS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目前对于政府规模对财政公共性的实现及变动的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想以全国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得到有效结论。

三、模型构建

由于财政公共性概念的抽象性，目前并无一致认可的衡量指标，考虑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是财政公共性的实际表现，而前者的获得又是通过财政支出中相应项目形成，因而本文采用将每年政府（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财政支出中用于国防、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加总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公共支出水平，用公共服务支出表示，该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社会文教费（具体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教育费附加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这三个指标值的总和。同时考虑为避免价格因素对数据造成不必要扰动，把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水平，对其余年份进行平减后的数据作为模型数据；对于政府规模，在数量指标的衡量上可以采用行政机构数量、政府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和政府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标准。本文采用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总）消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例衡量，并免于受价格水平影响，用消费支出/GDP表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这一统计指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的价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6》收集整理，由于文中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统计指标是新构建的，现有数据资料不能提供相适应的价格指数，暂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得到公共服务支出与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成正比，表明财政公共性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当期政府规模。同时我们注意到，该模型不能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解释公共服务支出的全部变动，这说明不能一味靠增加政府消费、扩大政府规模来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这就为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建议可以阐述为以下几点：

1.加大对目前财政支出“缺位”领域的公共服务支出。所谓“缺位”，是指按照财政公共性的要求，应该但尚未发挥应有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虽然自1990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以平均每年约为17%的速度增长，但基础性科研、基础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投资比重仍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扩大消费规模，以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合理，同时也将提高财政的公共性水平，有助于关注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2.逐步消灭财政支出的“越位”现象。与“缺位”相反，在某些领域财政支出干预市场起到了负面作用，即对竞争性领域有较多参与，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这些领域，财政支出应有所限制，以免干扰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的顺利实现。

3.政府机构改革“精简”的基础上更要“增效”。诚然冗员的机构导致行政管理费的无谓扩张，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大部制”的改革自实行以来，已取得很好的反响，但改革仅停留在精简机构、裁撤人员上远远不够，盲目追求政府规模的减小更不可取。由以上模型分析我们得知，财政公共性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规模，盲目“减员”不但不能“增效”，反而会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明智的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在把人员编制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4.合理利用政策滞后效应，提高财政支出资金利用效率。单纯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忽略以往政策的滞后影响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产生偏差，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过犹不及”。通过对政策滞后效应的研究，掌握其规律，更恰当的安排财政支出，不但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能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这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财政支出的绩效提升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一花.试析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J].东南学术,2002(2).

[2]崔潮.论财政的公共性及其演进[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张映芹。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

[分类号]G258.2

1　引

言

2001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联共同出版了《公共图书馆服务》一书，书中对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做了如下描述：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宗旨是透过提供各种形式的资源与服务来满足个人和团体在教育、资讯和个人发展，包括娱乐和休闲等方面的需求。它们向个人提供获得广泛多样的知识、思想和见解的途径，为民主社会的发展和维护担起重要的作用。如今，城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一般公共图书馆所需承担的职责，而且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全国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文化背景下，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又有所拓展，其重要性得到不断彰显和提高。然而，由于传统的管理体制不尽合理，城市公共图书馆现有服务也逐渐落后于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城市公共图书馆建设，从而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2　城市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

2.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项重大工程。共享工程“依托现有的文化设施网点，以各级公共图书馆为实施主体”，国家图书馆是共享工程的国家中心，各省会城市的图书馆是共享工程的省级分中心，截至2007年6月底，已有省级分中心33个、市、县分中心1821个。因此，城市公共图书馆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资源节点，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为主要的服务站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城市600多个，公共图书馆2799所，如果按每个城市至少一个城市公共图书馆来计算，那么城市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占所有公共图书馆近22％的比例。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覆盖全社会所有公民的服务网络系统，而占全国总人口约45％的59 379万城镇人口(数据截止到2007年底，不包括港澳台)则主要由城市公共图书馆及其各分馆来提供服务。因此，无论是从自身的数量，还是从所服务的人口数量来看，城市公共图书馆无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城市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知识援助机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2008年11月4日的报告指出，我国城市数量2007年底达655个，比19／8年增加462个，城镇人口已达5.9亿人。然而，“城市贫困”问题也因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变得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自去年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不少城市的工厂、企业倒闭，失地农民处于“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的艰难困境，而一些流动人口失业后在城市继续寻找就业机会过程中用尽微薄积蓄而露宿街头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上最敏感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弱势群体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贫困――知识贫穷――技能缺乏――就业困难――经济贫困。因此，对于以传播知识、缩小社会信息鸿沟为己任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知识援助保障，为弱势群体打破恶性循环，帮助他们实现“拥有知识技能――致富――拥有更多知识技能一致富”的良性循环。而且，在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援助、帮助他们获取就业机会的同时，更从平等、公平的层面使他们感受到城市以及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和包容，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保证城市化的稳步推进。

2.3

构建学习型城市、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有力手段

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必定是勇于创新的城市，而创新的不竭动力则来源于持续的学习。城市公共图书馆不仅是城市的文化名片，更是构建学习型城市的有力手段。首先，城市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展示号召性标语、营造读书氛围来使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市民要实现终身学习，要依靠图书馆来提供场所。由于学校教育资源有限以及学校教育内容的阶段性，因此不能为公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而城市公共图书馆则不分年龄、性别、文化层次为公民提供普遍、均等的服务，可以成为市民终身学习的没有围墙的学校。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也进入了高潮，其馆舍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先进，资源越来越丰富，服务越来越深入，成为除学校之外的社会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问题分析

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中，以城市公共图书馆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都是重要内容。依托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城市公共图书馆在馆舍、资源、现代化服务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然而，城市公共图书馆在发展中存在的缺陷也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我国图书馆体系结构的不尽合理导致了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低效运营、发展失衡、服务缺失等问题尤为严重。

3.1　省会城市的省图书馆与市图书馆服务错位、交叉

以长春市为例，有吉林省图书馆和长春市图书馆，它们是同一个城市中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层级的两个图书馆。尽管在同一个城市，由于两者的服务定位、服务宗旨、服务对象有所不同，都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但是，中国目前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尚不完备，这样就可能造成两者在服务对象和服务定位方面的错位和交叉，迫使吉林省图书馆要去承担本应由长春市图书馆承担的服务义务，使得省图书馆无法以更多的精力服务于自身职责范围内应该服务的用户。而市图书馆则因读者的流失，导致资源的空置和应有效用得不到发挥。两馆服务对象和定位的交叉，不仅未能实现功能互补、差异化带来的服务多样化、全面化的良性结果，而且导致了政府重复投资、资源重复建设。

其次，省图书馆与市图书馆在名称上无服务划分的标志，使得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时无所适从。同时，一个城市有两个大规模的图书馆，且所处地理位置一般也比较集中，不利于距离图书馆较远的读者利用，从而影响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在空间服务上的均质化原则。

再次，图书馆建设长期以来受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约束，同样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以及市级公共图书馆在等级划分、资源配置、建设规模等诸多方面也都表现出很浓的行政色彩。如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制定的一系列公共图书馆评估细则中，省级图书馆的馆舍建筑面积起点为0.8万平方米，阅览座席起点为400个，配备计算机起点为100台，补助经费起点为300万元／年；而地市级图书馆的建筑面积起点为

0.2万平方米，阅览座席起点为200个，配备计算机起点为40台，补助经费起点为50万元／年。这样的评估标准必然带来各图书馆在建设过程中忽略真正的服务对象的数量和特征、服务需求的特征等，一味地追求大而全的建设规模，从而带来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诟病。因此，应该打破城市行政体制的框架，根据人口分布情况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发展需要来确定图书馆的数量、规模、布局和结构，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3.2少年儿童图书馆独立建制难以满足服务需求

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了中国“十五”期间青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迅猛，其中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5年间增长12.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情况更加突出，5年间上涨68％，而且未来5年青少年犯罪总量将进一步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青少年发育年龄提前，频繁接受暴力文化影响以及进城务工子女缺乏父母关爱而产生孤独叛逆心理等导致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可见，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是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了。“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对于素有“知识的殿堂”、“精神的家园”、“没有围墙的学校”等诸多美誉的图书馆来说，做好少年儿童(青少年)的服务、教育工作更是责无旁贷的。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图书馆体系下，少儿儿童及青少年的服务是专门由少年儿童图书馆承担的，其他公共图书馆并无此职责。根据《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07》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有2777个，其中拥有独立建制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仅86个，占3％。而同时期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27.28％，两个比重之间的差距达9倍之多，可见现行的少年儿童图书馆远远不能满足服务需求。而且，少年儿童图书馆因其数量很少，地理分布上往往十分分散，这使得少年儿童读者实际利用图书馆非常不便，不仅增加了少儿读者及陪同的父母利用图书馆的成本，而且也使得他们因成本增加而放弃使用图书馆。另外，当前很多城市图书馆开始注重个性化服务，少儿阅览室或阅览区普遍成立，其服务与独立的少儿图书馆并没有差异，而对于同时有少年儿童图书馆又设置了儿童服务部的地区来说，又造成政府财政投入重复、资源建设重复的浪费现象，这与国家号召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3.3　城市公共图书馆布局不合理

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以普遍均等为目标，着力打造覆盖整个区域的服务网络。这要求图书馆要以便利性为原则，距离合理、规模适中地科学分布在城市之中。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城市图书馆区域分布不合理，多集中于老城区和城市中心地带，直接导致了文献资源布局过于集中的问题。如：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的几家主要图书馆都设在越秀区德政路一带，广州新图书馆设在珠江新城(广州的新城市中心)，市郊、甚至市郊中心镇，特别是广大北部、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偏远地带，公共图书馆(不含社区图书馆)缺乏，这些地方绝大部分城区尚未建立镇(街道)图书馆或社区图书馆。相应地广州市主要文献资源也过分集中于老城区和城市中心地带，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相距仅半公里，但两馆购书经费占全省总购书费的65％以上，拥有的藏书量超过全省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的83％。

在城市的社区结构中，公共图书馆起着信息结点的作用，高水准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既要充分考虑结点的数量分布，因为数量分布是市民人均阅读资源和阅读空间保障率的基本条件，同时又要合理规划结点的空间分布，使图书馆能够以区域分布的优势融入市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4　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构建

4.1接收省图书馆部分剥离功能，突出公共属性

纵观《世界图书馆指南》(World Guide to Librar-ies)收录的全球各国各类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很多国家都采取将公共图书馆的全称中冠以“公共”(pub.lic)字样的做法。根据对美国3 381个公共图书馆进行分类统计(编号从37556至40936)，发现图书馆的名称中有近65％的比例含有“公共”和“免费”的字样。因此，在我国创新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背景下，建议将城市公共图书馆全部明确地冠以“公共”二字，如“××市公共图书馆”。因此，省图书馆中为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决策提供参考服务的功能保留。主要承担包括本省各级政府及其直属机构、公共服务体系各机构文献信息服务；而原先承担的地方文献保障功能可转移至当地的市级图书馆，并将原来面向市民大众的服务功能剥离到同城市级图书馆中。

这样改制的优势显而易见，主要有：①城市公共图书馆作为图书馆行业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活动主体，突出了其公共性的鲜明特征；②向社会传达公共图书馆真正为公民服务的目标和宗旨，刺激大众的文化需求，唤起更加广泛的使用意识；③使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系统的图书馆明确地区分开来，有利于服务职能的准确定位和社会监督；④使公共图书馆与其他拥有不同经费来源的图书馆区分开来，有利于不同经济类型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业务开展和用户识别；⑤利于读者更加便捷地利用图书馆，更大范围地享有接受平等服务的文化权利。

4.2　少年儿童图书馆改制

鉴于世界各国除俄罗斯外鲜见专为少年儿童设立图书馆的实践现状，并结合前文对我国少年儿童图书馆独立建制弊端的分析，笔者建议对少年儿童图书馆改制，在城市公共图书馆内增设少年儿童服务部。原少年儿童图书馆的馆藏文献分拨给学校图书馆和城市公共图书馆，其承担的职能也由学校图书馆和城市公共图书馆共同承担，分别在校内、校外构建起面向少年儿童的知识信息服务保障体系。在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内，应加强社区馆的建设，使其承担起为辖区内少年儿童提供服务的重任。这样的体系改革创新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①精简教育和文化两个系统的功能重叠机构，既节约资源的投入，又便于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督查，测评绩效；②促进少儿文献资源更加贴近教学，优化人员、设备、馆藏等资源的配置；③丰富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有利于获取更加充足的经费支持；④利用学校图书馆和社区较为丰富的网点布局，便于少儿读者在其主要活动区域便能就近阅读，减少出行负担，进而激发其阅读兴趣，有效扩大文化宣传的效果。

在当前的发展情况下，少年儿童图书馆改制的工作可能面临很多具体困难，因而可以采取阶段性的方式进行。对于有条件承担本地区全部少年儿童服务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来说，可以实行上述所说的全改制；对于规模较小、实力不强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来说，暂时还不能满足本地区所有少年儿童的服务需求，可以暂时保留原独立建制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但要加强与少年

儿童图书馆的合作，如资源共建共享以及服务业务分工等。城市公共图书馆内设的少年儿童服务部要延伸其教育功能，对于利用图书馆、阅读习惯的培养、图书导读等服务要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则要逐渐弱化其一般性的服务工作，可重点提供专门性的教育服务，与城市公共图书馆内部的少年儿童服务部的服务形成差异和互补，既缓解两馆的压力，又能全面满足少年儿童读者的需求。

4.3　加强城市中心图书馆辐射功能，实行总分馆制

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的是公民获取基本文化服务的方便性，建设小而精的社区馆比建设大而全的大型馆更能满足全民的阅读需求。因此，城市公共图书馆在整合了省图书馆的部分服务职能(对于省会城市公共图书馆而言)以及少年儿童服务的职能之后，城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定位和服务对象更明确，同时随着服务对象的多样化，其服务压力也有所增加。为了缓解城市中心图书馆的压力以及适应城市在“过度城市化”高潮后为疏散人口、缓解就业压力等而形成的“逆城市化”、“市郊化”趋势，将其服务辐射到城区，延伸到各社区，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实行总分馆制，即构建一种以城市中心图书馆为核心，以城区馆为节点，以社区馆为终端的星形网状服务体系，如图1所示：

同时，在业务指导、资源共建、服务互补等方面向城郊拥有类似结构特征的县级图书馆和农村进行辐射，共同组建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实施主体。《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县(市)图书馆逐步实行分馆制，丰富藏书量，形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的图书配送体系，充分发挥县图书馆对乡镇、村图书室的辐射作用，促进县、乡图书文献共享”。城市公共图书馆作为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分馆制实践中走在前列，不少省市地区图书馆已经开始在服务和管理中采取了“总分馆”模式，努力建设一个具有一定的统一管理能力、服务相对规范、联系相对紧密的图书馆共同体。

目前，总分馆体系建设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①通过自下而上全委托而形成的总分馆体系(如苏州、哈尔滨、厦门等市)；②通过自下而上的半委托而形成的总分馆体系(如天津的阳光100小区分馆、苏州2005年3月前建设的3个分馆)；③通过自上而下的半委托而形成的总分馆体系(如东莞图书馆之城、北京西城区图书馆)；④通过自上而下的全委托而形成的总分馆体系(广东流动图书馆、深圳福田区总分馆)；⑤完全(纯粹)的总分馆体系(如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

不管哪种总分馆体系建设模式，都是各省市根据本地区的现实情况而采取的比较切实可行的公共图书服务体系，总的来说都是合理的、有效的。目前总分馆体系还未在全国所有省市地区普及，因此这已有的几种模式可为其他即将开展总分馆体系建设的各地区提供有益的参考，并可通过城市结构、规模、读者群等因素的比较来选择最适合本地区图书馆发展的模式。当然，从管理的高效、经费的合理分配、资源的科学配置、人员的互助协作等方面来看，完全的总分馆体系是各地区城市图书馆发展的终极目标。

5　结语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批准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已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虽然该标准是从物理的、空间的指标方面来规定各个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但是可以预见这一文件也会对整个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体系建设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要求综合考虑所在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文和自然环境条件以及服务人口、服务半径等因素，使得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具备动态性、科学性、和谐性。这种从按行政级别确定图书馆规模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按实际需求确定图书馆规模的以服务为主导的模式，是恪守图书馆以人为本原则的需要，也是顺应社会发展及时代主题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涛.城市公共图书馆功能拓展的设想.中国城市经济，2007(1)：56―57

[2]陈雪樵.数字图书馆与文化共享工程.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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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亨俊.现代化与城市化.经济参考报,2003―03―25

[5]省图书馆评估标准细则.[200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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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青少年犯罪率仍在上升，未来五年总量将增加.北京晨报，2007―01―11

[8]蔡卫平.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布局存在的阿题及其对策研究.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1)：115―118

[9]Bettlna B,Opjtz H,RiohterE.World gIlidetolibrarle~.Monohen：K.G.Saur,1991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伴随着公民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当前，中国行政改革的首要职责就是迅速发展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科学化水平，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要，进一步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这个规划的实施，对于进一步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发达国家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和中国公共服务面临的一些严重滞后的挑战以及应对方略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

关 键 词：公共服务 以人为本 挑战 方略 

社会管理职能的直接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在根本目标上始终具有政治性，即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社会结构松散、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平衡就无法实现。一旦政府对社会管理偏离公共目标，就会丧失其合法性。

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既是人民群众基本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但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失衡、可及性差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审视中国在未来“十二五”和“十三五”发展，既是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国务院近日正式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贯彻落实《规划》，是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和重大任务。

如何创新社会服务管理，妥善化解社会、民族矛盾，顺应世界发达国家把经济重心向服务业转型的大背景、大潮流，探讨进一步加快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步伐显得尤为重要。

一、世界潮流：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已悄然转向服务业

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需求，乃至诉求，对于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乃至一个部门、单位来说，虽然有着各异的文化信仰，但对个人利益取向意志的本质体现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和永恒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由革命夺权到发展经济、由发展经济到加强社会建设这是执政的一个必然逻辑，重视公开公正的民生服务建设，是执政的一个基本遵循。

据2012年4月15日的《世界经济导报》报道：“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实现着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2012年4月18日的《环球时报》也报道“在国际金融后危机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不是放缓了，而是加快了，谁要赢得未来的发展，必须要加快社会化管理建设，尤其是要提升公共服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必须要打开目前的被动和落后。”

二、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拉开了现代化建设序幕之后，社会建设就自然成为重心

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大发展，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让公众评价政府绩效已成为常态化。

依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8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全面、系统地完善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时期。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6000美元时，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三项支出之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为54%。我国以上三项之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还不到30%。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其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内容正在由经济建设转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要把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必须要全面履行职能，不能只定位在公共财政的支出上，也不能只讲服务意识和责任，还要强调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人民群众应成为评价服务型政府绩效的主体，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结果指标中服务公众指标也应占有较高的权重。

三、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我国，由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片面导向，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不协调，使社会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块“短板”，不仅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导致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既严重影响了科学发展，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换句话说，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建设欠账较多，在社会建设领域，就有一个补课或还账的问题。

例一，200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而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三项之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28.73%，与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国家相比，低25.27%个百分点。到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近4000美元，这样使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三项之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仍没有同比跟上。

例二，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0.68%，到2020年，有可能接近或超过60%。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仅要求加快社会建设步伐，而且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例三，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1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97%，同2000年第五次中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2.9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6个百分点，成为比较严重的老龄化社会。今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将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社会抚养比上升，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减少，消费与储蓄水平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压力加大。

例四，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失业保险率只有41%,医疗保险率是53%，工伤保险率是48%,生育保险率是35%，基本养老保险率是57%。农民工各种社会保险覆盖率更低，失业保险覆盖率只有3.7%，医疗保险覆盖率是13%，工伤保险覆盖率是24%，生育保险覆盖率是2%，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不到10%。

此外，我国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滞后；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食品安全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等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社会管理服务的匹配创新。

四、我国公共服务应对挑战的方略

（一）要加快把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建设上来的步伐

不论是从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转向服务业的主流趋势看，还是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尤其是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现实看，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推进科学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各项新要求，迫切需要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建设上来。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推动科学发展，对于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只有把社会建设作为重心，才能把公共服务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二）要加强对公共服务建设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指导

美国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指出：“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只有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取起决定性的作用。”科学组织和有效开展公共服务，要求党和政府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制定公共服务的战略规划，对公共服务进行科学有效的战略指导。公共服务建设，只有在社会建设的总体战略的指导下，才能整体协调、前后相继，使公共服务与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相互匹配、互相促进。

（三）要依法明确各级政府社会服务建设的职责权限

在现代社会，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服务是政府的本质所在，服务型政府价值的终极结果是对效率的追求，并且服务价值的追求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必须是履行法律义务的政府。在社会服务建设中，政府发挥着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等作用。为使政府正确履行社会服务建设职能，必须依法明确各级政府社会服务建设的职责权限。尤其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社会服务建设的事权及与之相匹配的财力，使社会服务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

（四）构建“电子政府”，改革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追求的普遍、平等的国民待遇水平

随着现代社会管理复杂化的需求，政府行政职能在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面对这种传统的行政权力组织架构，有必要通过构建“电子政府”来进行彻底变革，就是把原来具有直线职能的科层结构变革为扁平化结构，实现以职能为中心的组织内部的分权，这些职能中心借助电子互联网来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并联成一体。这样就能按照电子流程向公民和企业直接提供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所要求的普遍、平等的国民待遇得到贯彻。

（五）引入市场竞争规律，将一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向私人企业下放

从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只能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干预不能取代市场机制，政府不能取代市场。在当今政府公共管理从“统治型”向“治理型”、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的基本趋势下，作为政府行政的职能在仍然保留传统的权力组织形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招标和承包合同等方式引入私人企业的市场竞争方式，由私人企业来承担这部分职能。这样，行政机构减轻了工作负担，而由于市场竞争的引入，公共事业和服务也会随之提高效率。

结 语

近年来我国一直大力倡导和鼓励发展公共服务业，但是仍然存在着服务理念滞后，公共服务机制欠缺，公共服务回应能力不强，公共服务方式单一等诸多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导向的作用力与政策意图相悖。因此，我国必须秉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今后的变革转型上，要总结经验，探索规律，进一步在以下五个转变上下功夫：即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封闭性政府向透明型政府转变；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通过这样的变革转型，促使公共服务尽快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进而真正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9页。

[2]魏永忠：《现代行政管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