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一、原有劳动科学教育体系的缺陷
劳动科学教育体系从对象上看,包括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大专、中专等各层次,下面仅从大学本科层次来分析其缺陷。
第一,基础理论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过份拘泥于思辩式的哲理探讨,坐而论道,逻辑推演,忽略实证性分析研究。传统的劳动经济理论课程过多地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来讨论生产关系,空泛笼统,大而无当。不但不能对劳动要素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过程做出最起码的理论指导,反而远远滞后于和脱离于经济实践和改革实践,不但不能对竟争性劳动市场的形成及运行规律做出实证性分析,反而在一系列非经济范畴内徘徊不前,甚至对一些语义性问题纠缠不清。
例如,长期陷入讨论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所有制能否成立,失业和待业有何异同,以及实现劳动要素市场配置的机制,应该称之为劳动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抑或职业市场等等而不能自拔。有鉴于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我国传统的劳动经济科学几乎不能被认为是经济科学,而是一种劳动哲学或者劳动伦理学与劳动管理技术的混合物。并指出为什么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应用经济科学不注重事实研究,反而热衷于思辩式的哲理探讨呢?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无法克服与解释它的理论基点和现实劳动管理过程的矛盾冲突。因此,它只能用空泛而抽象的哲理去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间隙和空白。
第二,用政策解释代替基本经济理论分析,不利培养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基本理论是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该学科存在的基础,一本好的教材之所以具有较长的、稳定的时间效力,就是因为这一学科内容有较为固定的基本理论体系作支撑。基本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就形成了方针政策。或者说,方针政策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倘若学生掌握了理论分析方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政策,并且在适当条件下修改或完善某一政策。所以说,理论分析是工具,政策不过是结果。过去的课程内容中有相当部分是对现时具体政策的解释,学生难以获得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执十绳百的基础能力,无异舍本逐末。
第三,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管理学相混淆,经济学没讲透,管理学也沦为附属。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管理学是研究对象和任务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前者主要研究经济活动中劳动要素运动及劳动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侧重于进行基础理论研究。而各业务领域的劳动管理学则是研究各劳动管理领域和环节的管理方法与手段的科学,侧重于进行应用性和操作性研究。劳动经济学虽然也涉及各领域和环节的劳动管理问题,但它主要研究各管理领域和管理环节之中带有共性的管理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和功能性联系。按现有的学科内容,劳动经济学是把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定员定额各有关内容抽出一部分组成,是一个“拼盘”。这就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内容重复,劳动经济学对各门具体管理课程的内容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没有深人探讨,而各门具体管理学科为求得自身体系的完整,又要重复劳动经济学的有关内容。二是忽略各门管理学科之间的联系,造成这方面知识的疏漏。
例如,从劳动力配置管理、工资、社会保险三大管理制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看,工资是劳动力流向、流量、流速的调节器,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报酬的范围。社会保险体系是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的前提。同时,工资和社会保险同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形式,相互之间又存在一定的数量比例。然而,这些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没讲透,各门管理学又基本不讲,使整个学科内容出现一定程度的断层。
第四,定量分析未能占有应有地位,忽略了劳动经济科学的量度性、边缘性特征。
劳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劳动科学从基本质看,虽然属于经济科学,但是它要涉及生理学、心理学、卫生学、法学、社会学、计量学等多门学科知识。还要运用系统论、控制论、数学模型、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得这门学科具有显著的量度性与边缘性。而现有的劳动科学教育体系对理论结论的研究和论证,过多地使用“大概”、“可能”、“非常”、“相当”、“部分”等无明确数量界限的术语,未能揭示各劳动要素发展变动的量的规定性和规律性,其研究的结论也就缺乏在实践中充分利用的精确程度和具体程度。
第五,学科内容比较封闭,未能更多地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管理经验并向国际惯例靠拢。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体制下面临不同的劳动问题,由此产生不同的劳动理论与制度、政策,采用不同的劳动管理手段和方式。然而,由于劳动是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劳动管理中一些普遍规律以及具体的管理方式和技能与社会制度无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扩大和社会经济国际化趋势增强,劳动管理也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运转,即按国际惯例办事,过去的学科内容过多地按姓“资”、姓“社”区别劳动关系,一些中性的专业理论和技能也加上政治框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讳若莫深,作茧自缚,更谈不上对劳动管理方面国际惯例的借鉴,衔和遵循。
二、设计劳动科学教育体系的原则
第一增强学生对社会、对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课程设计中一般不应过份强调未来工作性质的区别,而应当强化基础训练。在此前提下,本着适当照顾多数原则.增加微观劳动管理技能课程的门类和份量。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方法。使毕业生更能适应社会需要。
第二,课程体系设计应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背景,研究劳动要素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而不是只做定性的空泛的研究。
第三,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管理经验,注意对国际惯例的介绍和衔接。
三、劳动科学教育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
(一)构成劳动科学教育体系中的五大骨干学科及其前导和后向关联学科。
学科之间沿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的渗透,都会产生新的边缘学科。从世界范围看,自第二次世界以来,构成劳动科学体系的各学科发展迅速,从原来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生理学以及心理李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若干独立的学科,其中一些学科已基本孕育成熟,成为劳动科学体系中的骨干学科,围绕这些骨干学科又有一系列前导课程、后续课程及其他配套课程。
1.劳动经济学。
研究经济活动中劳动要素运动及劳动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劳动科学体系中发展最早、影响最大、成熟度最高的一门主干学科,是劳动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
劳动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劳动的基本理论;劳动要素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劳动过程中104劳动要素与其他经济要素相关关系的理诊;劳动生产率增长规律的理论,劳动耗费的物质补偿和劳动服报酬分配规律的理论;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理论;劳动经济组织的理论;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的理论;劳动投人产出经济效益分析的理论;各劳动管理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功能性联系,等等。
劳动经济的前导课程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前导课程的开设是‘为学生打好一般经济学基础,为学习劳动经’济学作准备。其中,政治经济学必须是经过改造,摒弃陈旧过时的观点和体系;发展经济学应更多地结合我国人口与资源、就业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基本国情;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同时或之后,还应开设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配套课程,其中操作性、技能性知识应尽量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劳动经济学的后向关联课程是劳动经济学说史、外国劳动经济学、宏观劳动经济政策分析、劳动经济计量分析、社会保障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后续课程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劳动经济学、深化专业基础。其中些些课程可作为选修课来开。
2.劳动管理学。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各个劳动管理领域的管理制度、’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劳动管理学是劳动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应用学科群,它包括劳动就业与用工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管理、职业安全与职业卫生等专业管理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与使用;劳动报酬的确定和分配方式,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支付及运营;劳动管理的组织和效率,等等。劳动管理学的前导课程是管理学基础、国民经济管理学、企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通过前导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管理的一般原理,管理学说的发展过程、宏观经济管理、微观经济管理及行政管理的范围、程序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很自然地将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对劳动要素的管理。
劳动管理学的后向关联课程主要是一些更为具体的的操作性、技能性课程,其目的在于通过大量的案例教学,提高学生的动丢能力。这类课程主要有:工作职务分析方法、人员素质测评、工薪制度设计、劳动定员与劳动定额、人机工程学、计算机在劳动管理中的运用、社会保险财务会计,等等,这类课程与劳动管理学之间是一种分解组合关系,在条件不成熟或课时不充裕时,,劳动管理学可以涵盖部分操作性、技能性课程,在条件成熟时,则可分别讲授。后一种方法难度较高,但有利于学生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3.劳动社会学。
运用社会学原理分析劳动问题,从而把劳动问题纳入整个社会运行中加入研究,以开拓分析问题视野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开设这门课程的主导思路是探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与公平口劳动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群体及其社会功能;劳动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劳动的社会控制和社会鼓励;劳动者的八小时之外;劳动的社会化与劳动者的现代化,等等。劳动社会学的前导课程是社会学及社会保障经济学。其后向关联课程是社会调查研究程序与方法。
4.劳动法学。
研究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科学。劳动法体系包括总的劳动法典和一系列专门法,主要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就业法、工资法、劳动合同法、职业培训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社会保险法、职工福利法、劳动保护法、国际劳工公约等。劳动法学的任务是对上述法律规范进行理论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劳动法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劳动法的本质,作用和特点、劳动法在调整劳动关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的劳动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等等。劳动法的前导课程是法学基础、其后续课程是劳动争议与劳动仲裁处理。以及与之配套的案例研究。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一、中国亟须加强“过劳”研究
从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看，在国家追求发展和企业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推崇“勤奋”的东亚文化会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产生影响，如果没有一定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往往会出现“过劳”问题，其极端表现就是“过劳死”。中国现在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机制并不是很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尽管出台了一些，但是用于防治严重的“过劳”现象，显得还很薄弱。而且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东亚文化强调的“拼搏”精神更容易被加重。近年来，中国媒体陆续报道了一些“过劳死”案例。如备受关注的2012年11月25日，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的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在工作岗位上殉职，享年仅51岁，以及2011年“普华永道女硕士过劳死”案、“北京23岁女白领方言过劳死”案等。在这些报道中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确有一部分劳动者严重“过劳”，但是报道中的这些人是否就属于“过劳死”呢?显然，这样的报道至少是缺乏依据的。因为中国既没有医学意义上的，也没有法律上的“过劳死”的认定体系，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过劳死”的认定。客观上，肯定有“过劳死”的现象，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个领域重视不足、研究不力，目前还远远提供不了对“过劳”乃至“过劳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的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持，出现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过劳”还会产生一系列负效应。过度劳动形成的疾病和死亡，对个人和家庭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过度劳动会导致效率降低，甚至可能产生生产、交通等事故，过度劳动的挤出效应会挤占就业岗位。过度劳动达到一定程度，会直接、间接地形成经济损失。德国联邦卫生部专家奥尔瓦德教授认为，在欧洲与疲劳相关的疾病已成为导致非体力劳动者长期无法工作的主要原因，欧盟由此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为1100亿欧元［5］。据美国职业压力协会估计，疲劳及其所导致的缺勤和疾病、精神健康问题，每年耗费美国企业界3000多亿美元［6］。其实，如何解决员工的过劳问题对欧美先行的发达国依然是重要的课题。因为治疗“过劳”(慢性疲劳综合症)所占用的巨大的医疗资源、用于预防疲劳或过劳所支出的宣传培训教育费用、用于支付“过劳死”诉讼或赔偿的费用、由于工作疲劳或过劳诱发的工作延误或失误及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等都足以形成巨大的黑洞。如果将劳动量投入的变化用一条直线给予说明，其两端一边是失业状态，另一边则是“过劳”致死的状态，适度劳动在中间，从纯理论意义上说可以描述为一个点，但是现实中，这个点处于频繁飘移状态中，因此，应该描述为一个区域。如果将效率、劳动生产率、效益等经济元素导入，则直线会弯曲，变为倒U型形态。从失业状态端到适度劳动区域，是劳动量的投入不足，超越适度劳动区间继续加大劳动量的投入则是劳动过度，极端的结果就是“过劳死”。适度劳动区间的两侧均是不经济的状态:一方面，一部分劳动者深深卷入过度的市场竞争中，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游离于市场竞争之外，这两个现象在中国明显并存。对于后一个问题，研究者关注比较多，比如失业方面的研究和劳动不足的问题，这和传统的对效率提高的认识直接关联。适度劳动以及过度劳动则不那么幸运了，目前中国学界对其关注很不够，研究起步晚且不系统，研究人员少且学科背景单一，研究力量的整合机制刚刚启动，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和社会需求相比落差巨大。然而，过度劳动问题已不容再被忽视，中国十分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帮助人们了解认识这个问题，促进政府关注这个问题，推动社会尽快合力改善、解决这个问题。
二、应多学科联合进行过劳问题研究
“过劳”问题属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医学、安全工学等。不同学科关注“过劳”问题的焦点不同，运用的方法也不同。医学比较关注“过劳”及“过劳死”的衡量标准、发生原因和机理;法学比较关注对“过劳死”的法律认定及赔偿问题;管理学、心理学更多从微观层面关注组织内部的管理方式对“过劳”的影响;经济学和社会学则更多关注“过劳”发生的宏观经济、市场、社会因素，及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风险等。从日本的研究来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过劳问题进行研究是趋势所在，因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学科方法都不能完整解释过劳问题，必须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手段才有可能全面把握这一问题。我们在多年的学术关注与研究的思考中认识到，必须呼吁更多的不同学科背景的有条件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到相关研究中来，让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加关注我国已经十分严重的“过劳”问题，群策群力找到切实可行的缓和、改善、解决的办法。
三、我国目前过度劳动研究的简况和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掌握和运用正确的经济学方法是马克思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必要前提。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经济学方法的争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表明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而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关键就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
马克思之所以能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现了方法论的变革，掌握并运用了科学的经济学方法。马克思曾反复强调理解《资本论》的方法对理解《资本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方法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并以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认识事物，揭示反映经济现象之间本质必然联系的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在具体研究中，马克思分别采用了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所说，“劳动价值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概括表现，它强调生产关系在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不理解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所采用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国内外学者批判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观点总体上体现出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有意识的直接否定，并试图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另一种是无意识的事实上的不理解，这是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做出浅薄或错误批判的重要原因。
一、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否定
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是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经济学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抽象方法，而后者采用的是从现象到现象的现象描述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对立或争论很早就已存在了，特别是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开始就有了比较集中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人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斯密在经济学方法上的二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密经济学体系的二重性。当斯密使用抽象方法遇到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或矛盾时，他就转向了现象描述的方法。如，由耗费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到购买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认识转变，就是这一思维过程的具体体现。同时，斯密经济学方法的二重性对后来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而言，庸俗经济学接受和推广了斯密的现象描述方法，而李嘉图和马克思则继承与发展了斯密的科学抽象的方法。从对李嘉图的批评开始，庸俗经济学家就没有停止对在政治经济学中采用抽象方法的批评。萨伊就曾批评过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过于抽象，他说:“李嘉图先生，有的时候依据过于一般化的抽象原理来推论—这个指责可能是有根据的。尽管李嘉图的抽象方法相对斯密而言已有很大进步，但仍是不成熟、不彻底的。由于李嘉图往往会跳过一些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推论工资、利润、地租等具体概念，进而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众多批评者中，部分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抽象方法也提出了异议，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庞巴维克、伯恩斯坦和熊彼特等。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体系之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方法的错误，他宣称，“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的。”汇在庞巴维克看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没有提供其经济理论的经验证明，而是“以对完全有利于获得其理论的途径的认识而离开这些经验事实的。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基础上的，而且这种抽象不仅抽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抽象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最后“价值就失去了任何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法说明那些实在的、经验上可以确定的概念。布劳格也是马克思抽象方法的反对者。他认为，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彻底的本质论者，但马克思运用本质论却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他不顾各方面的经验事实，简单地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去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符合现实的。
以上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劳动价值论脱离了经济现实，或者说劳动价值论“错误”的根源是马克思过度使用了抽象方法。通过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显然，这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科学的抽象方法要求“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没有忽视或背离经验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充分占有具体材料和全面把握经济现象的前提下，紧紧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矛盾，进行一系列科学的提炼、归纳和概括，从而在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上成功地抽象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和劳动力、利润和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范畴。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本质抽象的方法，才使马克思越过复杂经济现象的层层迷雾，深人经济现象的本质，探求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在于它不会机械地、不分主次地观察和理解经济现象，而是在研究中将那些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干扰因素排除出去。在研究价值的本质规定的过程中，暂时不考虑货币因素、供求关系和剩余价值，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与庸俗经济学家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方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庸俗经济学家由于不想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以他们就不可能接受或采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方法，而是满足于从经济现象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庸俗经济学家往往迷恋于经济现象之间的直接的、数量的、表面的联系，只是在效用、价格、利润这些表面现象上兜圈子，而不能理解价值、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这些本质因素;只是研究了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研究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很复杂，运用的数学方法很高深，但这都不能掩饰它们实际抽象程度很低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
二、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理解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在寻找价值源泉中所采用的抽象方法的科学性。马克思抽象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并将商品的本质规定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庞巴维克认为:“在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不论是衣的使用，食的使用，或者屋的使用，当然是不相十的，可是一般的使用价值绝对不是不相干的。我国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共同的质。将效用作为价值的源泉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商品的价值源泉不只有劳动一个，而是有多个，相应的就产生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马歇尔的“四要素论”、配克的“商品价值论”等多种关于价值源泉的理论。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也对马克思将价值源泉唯一地归结于劳动提出了异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等。如，有位学者认为，“说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与说劳动自身的生产力与劳动的资本生产力以及劳动的土地生产力共同创造价值，都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采用了科学的抽象方法，才使马克思从商品的实际价格这一表层现象开始，逐步探寻到生产价格、交换价值、价值，并最终将价值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一深层本质。将商品的本质归结于价值，并将价值的源泉唯一地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最为本质的抽象内核，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区别于其他一切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根本的特征。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不理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否认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重要原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将商品的价值归结为所谓的一般使用价值，即与商品自然属性有关的人的心理或生理现象，必将使价值规定失去社会属性和客观衡量标准，因而是极其错误的。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曾作过多次批判，深刻指出这种庸俗观点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歪曲成为物与物关系的典型表现，并用表面的经济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资本、土地、劳动，而这些费用又决定于供求。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规定。”马克思对萨伊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以上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理论。
三、对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资本论》的整个叙述结构体现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只有通过深人研究抽象出经济现象的本质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要求思维行程要从事物最本质、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规定出发，运用概念、范畴等本质规定在理论上把经济现象在逻辑上和思维中还原和再现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确立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等本质规定后，又在第三卷将之发展成为对利润和生产价格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因此，从第一卷到第三卷是一个从“抽象本质”到“思维具体”的过程。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看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个逻辑发展过程，而只是看到第三卷和第一卷之间形式上的所谓“矛盾”。国外学者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和国内学者关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关于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是国外学者围绕劳动价值争论中最主要、最持久也是影响最广泛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实质在于说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和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否是矛盾的。庞巴维克认为，“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像庞巴维克一样，萨缪尔森宣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是“两个可以代替而不可能调和的体系”，而且“价值向价格转化”意味着完全放弃第一卷的价值概念，代之以第三卷的价格概念。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理解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也不了解马克思在论述价值转形过程中所经过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等。事实上，价值转形理论并不会否定价值规律本身，而只是使价值规律在贴近于经济现象这个层面上有了生产价格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虽然转形后的商品生产价格往往会与商品价值不一致，个别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往往会与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一致，但全社会的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也仍然等于总利润。
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也是我国学者围绕劳动价值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关于商品价值量由哪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最终产生了三种意见:一是由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二是由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三是由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事实上，理解了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不应产生所谓存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疑问。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价值量决定的本质规定。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了作为劳动价值论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第三卷所要解决的是利润和生产价格等贴近经济现象的问题，而绝不会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重新作出不同于第一卷的规定。也就是说，价值量的决定作为一种本质抽象的规定，在第一卷中已得到完全解决。所以，两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本身就体现了我国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不理解。通过论证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与通过论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所谓“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这两种观点并无本质不同，实际上都体现了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不理解。
四、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均不理解
以上分析了由于对马克思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不理解所引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国部分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或否定。如果既不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又不理解马克思的叙述方法，结果之一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即严格限制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特点；理论贡献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经济学正式引入我国是在20世纪？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这门学科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工作中心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国内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研究的需要，以及国外先进思想大量引进；三是1980年11月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舒尔茨(T·W· Schultz)教授首次到中国讲学，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些都促使教育经济学迅速传人中国，从此，我国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这门学科的研究。本文在回顾与评价教育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并从教育与社会生产研究、教育财政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几方面探讨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
回顾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建立后的发展历程，它既是一个学科引进与创建的历程，也是一个学科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历程。这一历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1.学科研究具有组织性
前已述及，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从此，全国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教育经济学研究。如1984年10月，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并在它的指导下在全国成立了省、市教育经济学会；教育部还在部分商等学校增设该学科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等。这时期的研究，除了在研究内容上有着质的飞跃外，有组织地在全国广泛开展这门学科研究，则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与美国、日本等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相比，这种组织性特点为我国教育经济学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它使各种有利于这门学科研究的条件在短期内迅速成熟，从而促使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迅速建立，并快速发展。
2.选题和内容具有现实针对性
从研究选题和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具有由最初的以探讨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为主，逐步转变到以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的特点。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自该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学科研究立足实际、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直是学科发展的宗旨。学科建立之初，人们研究的选题和内容自然多以学科的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主，这对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然而，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和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时代变迁，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面向现实，研究选题和内容随之也由最初的以探讨教育生产属性、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教育投资与效益等基本理论问题为主转变为以教育财政体制、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与就业、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公平与效率、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差异等紧贴教育现实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
3.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任何一门学科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高低，除了取决于研究内容外，还取决于研究方法科学与否。从研究方法看，起初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多采用价值研究、定性研究和比较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内容现实性增强，则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定量研究等现代研究方法，注重价值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学科建立初期，一些研究多从价值角度用思辨理性分析方法探讨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用比较方法研究教育投入与效益的差异问题。现在。在大量现实问题研究中，一些研究更注重用调查、量化的方法对教育经济现象进行较精确的定量描述研究，更加重视价值研究与事实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二、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
自从教育经济学引入我国以后，20多年来，这门学科的研究，立足于经济改革和教育发展的现实，坚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服务，注重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这些成果表现为研究报告、论文、著作和教材等多种形式。其中有的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理论，有的被政府教育经济决策所采纳，有的直接影响社会、学校和个人的教育经济行为。它们既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1.教育与社会生产研究
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何作用和地位？这既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我国对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教育的经济性能、教育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关性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有争议的问题开展了讨论。例如，1980年于光远在《经济研究》、《教育研究》杂志上连续刊登文章讨论了教育与生产关系问题。他在呼吁建立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同时，分析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力问题，首先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即“教育劳动基本上是生产劳动，教育基本上是生产力。教育部门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部门”。之后，厉以宁(1980)、邱渊(1986)、李建蔚(1985)等分别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教育的经济性能”和“教育生产性历史变迁”，等方面分析了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密切关系，得出教育的生产性是财富之源的认识。另外，王洪全、张春茹(1984)从教育的专业结构必须适应经济的部门结构角度，也分析了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初创的历史条件下，学术界对教育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是否生产力”和“教育事业发展是否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问题上，并对此开展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首次大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下：上面提到，1980年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分析了教育劳动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力的问题，并在他的“三个基本”中提出了教育本身是生产力的观点。由此，还有人也认为，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甚至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决定于生产力。对此，一些学者予以明确的否定。张家祥(i980)通过对教育作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分析，提出了“教育不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的否定观点。他认为，虽然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的劳动者只能称为未来的劳动者。未来的劳动者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只有把未来劳动者转化成为生产过程中现实的劳动者，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因此。教育不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只是培养人才。或是将未来劳动者转化为现实劳动者的主要手段和基本途径。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观点，邱光(1980)也明确否定这种说法。他通过对社会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分析，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其规模和速度）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而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他认为。虽然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具有紧密的联系，社会生产力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和人们充分满足它的能力，但它只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它不能直接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教育事业发展的则是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因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不是培养抽象的劳动力。仅有劳动能力而没有某种思想品德的人，或者说仅仅传授劳动经验或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不培养某种思想品德的教育，实际上不是一个健全的劳动者，或者不是社会的完整的教育。我们不能因为教育起源于劳动，就把教育的永恒性看成教育仅仅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培养年轻一代的思想品德行为，并使之适应所处的由一定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构成的社会，这是任何社会、任何社会历史时代都赋予教育事业必须承担的基本任务。这次讨论的意义：(1)在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教育与经济的密切关系；(2)从理论上理清了教育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差异；(3)从理论上明确了教育对社会生产增值的实现条件和范围。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当时学术界正确认识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而且对今天的教育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教育财政研究
教育财政直接涉及政府、学校、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权利、责任及利益问题。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富有成效的研究主要反映在教育投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教育财政体制等方面。
过去，我国教育投资不足，一是教育投资总量不足，二是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多年来，我国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千家驹首先通过国内外比较，分析了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的现象。“六五”期间，厉以宁等(1988)通过对38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了国际教育投资变动规律，并据此预测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一1000美元之间教育投资比例的下限，同时提出我国教育投资至200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政策建议。之后，随着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我国实施义务教育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有的学者又对教育投资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研究。如王善迈(1989)针对1978—1987年10年教育经费增长与使用情况，提出了我国教育经费在初、中、高等教育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顾清扬(1990)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44个国家在1965—1985年21年间的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分析，认为我国三级教育的数量结构是高等教育规模小，中等和初等教育规模大。教育投资结构也应高等教育小，中等和初等教育大。一些研究表明，我国三级教育经费分配，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比重较低，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经费严重不足。
在教育投资总量、结构问题研究基础上。如何建立稳定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也是学术界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建立稳定的教育投资保障机制。1989年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受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委托，起草了《教育经费法》征求意见稿和《教育经费暂行条例》。韩宗礼(1996)依据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条款，提出了建立各级财政教育支出所占比例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的教育财政保障机制的建议。近年来，一些学者又在对如何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研究。如我国推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变了过去农民教育负担过重的状况，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从农民转为政府财政。王善迈、袁连生认为，为了充分发挥县级财政的作用，在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义务教育责任的同时，应该建立中央、省、地、县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设计了财政转移支付模型以鼓励县级财政的努力。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和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面对新问题，范先佐(2006)认为，“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不能切实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不能由基层政府承担，而应从“以县为主”转为“以省为主”，省级政府应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承担者。
有关教育财政研究成果还有许多，这些成果有的已被政府采纳变为已经实施的政策，有的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3.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既是国外教育经济学长期不懈地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学者需要努力探讨的重要问题。
就现有研究成果看，我国教育经济计量研究，主要体现为对国外教育收益计量方法的借鉴和修正，运用我国的统计资料，估算我国一定时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維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徐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思维范式》，辽宁师范大學2009年硕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