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创新发展
农村创新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苏区；干部作风；农村社会管理；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等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城乡基层管理模式的深刻变化。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以“一心为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模范带头”为核心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对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具体内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苏区党员干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苏区党员干部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优良作风积极投身革命，逐步形成了以“一心为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模范带头”为核心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其内涵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执着理想，坚定信念，一心为民的思想作风
理想信念，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灵魂。当年，苏区干部在、、、等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教育和感召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赢得了苏区广大群众的高度信赖和衷心拥护。一心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苏区干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苏区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宗旨，他们关心群众生活事无巨细：从执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分土地给农民，到组织各种劳动互助组解决生产中困难；从解决群众柴米油盐、穿衣住宿，到关心上学识字、疾病卫生、婚姻大事等。正是因为苏区干部发自内心地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苏区群众才称赞道：“共产党真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从而坚决拥护革命、紧跟中国共产党走。
（二）求真务实，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同志是求真务实，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曾三进才溪，亲自召开工人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掌握大量的关于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生产支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才溪乡调查》。区乡干部在带领下，也纷纷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到田间地头、茅舍灶头，了解群众所思所盼，体察群众冷暖苦乐。苏区干部摒去、命令主义工作方法，采取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用群众语言说群众关心事，帮助群众成立工会、贫民团等群众组织，积极投身生产生活、经济和战争等一切工作。对才溪区、乡干部的工作非常满意，说“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生活作风
在工作和生活上，广大苏区干部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由于政府的多次围剿和层层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生产、生活、工作等各方面条件特别艰苦，但是苏区干部们不怕苦、不怕累，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自觉响应苏维埃“节省每一个铜板”的号召，“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1]，大力开展节约活动。苏区干部还十分注意影响，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他们下乡进村办公，都是自己带米带饭，带点霉豆腐，最多只是把饭拿到群众家里热一热。如此种种，举不胜举，苏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已蔚然成风。
（四）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争创第一的领导作风说过，“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条件特别艰苦、任务非常艰巨，、、刘少奇、等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带头践行苏区干部好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患难相依，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其他苏区干部也是身体力行，自带包饭，身背米袋，手提马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苏区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良好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新形势下，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对于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力量源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城乡利益格局和农民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人民群众需求的内容、形式、层次、结构、主体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当前农村交通路网、看病就医、养老保障、入学入托、社会治安、公平正义、社会就业、食品安全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然突出。同时，随着当前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走向弱化，原有的农村集体管理组织及管理体制逐步失效，政府行政管理控制力在农村慢慢减弱，农村现行社会管理模式、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当前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农村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曾说过“注重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央苏区形成的好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新形势下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实现农村社会安定稳定的力量源泉。
（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抓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7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全面取消农业税，2006年明确提出建立新的“乡村治理机制”，2015年提出创新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目标，以及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等。这些措施是政府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有力探索和伟大创举，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和农民告别了过去“一统化”的行政管理模式，走上了一条“自我管理”和“自主经营”的发展之路。但是，政府在放权和功能转换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控制与自治、包揽与放手、倾听民声与漠视民意之间的冲突，带来了政府管理不到位、领导干部不善作为、农村社会杂乱无序、干群关系持续紧张、越级上访频繁发生等现象，陷入了所谓的“政府一管就死，不管则乱”的尴尬局面。因此，必须加快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管理与放权有机统一。苏区干部好作风强调以灵活的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口服心服。因此，新形势下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采取沟通、对话、协商等工作方式方法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抓手。
（三）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有力保障
新形势下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党群、干群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党员干部深入乡村基层少，对群众疾苦不关心、对群众反映问题不重视，有些甚至还存在吃喝拿要等违法违规行为，导致群众对干部失去信任、对党的政策方针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方面，部分干部认为一些群众没有大局意识，只顾个人私利，存在“好吃懒做”“等靠要”“上访”等行为，从而认为群众是蛮不讲理的“刁民”。干群关系紧张，干部群众互相不信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到实处。苏区干部好作风则强调“苏区的党和红军，以一切相信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和动员组织群众的群众工作路线，成功开辟了中国工农武装革命的崭新局面。”要求广大干部把“爱民、为民、利民、富民”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光荣职责，在工作中、生活中处处做群众的表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增强党和政府的威信，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有力保障。
三、新形势下苏区干部好作风对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启示
指出“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已载入史册，但在当前农村社会新形势下，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仍然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以人为本，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新形势下，中共所处的历史方位、目标任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坚持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中共十报告中指出“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改进工作方法，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说到底就是要着力解决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将百姓所思、所想、所盼，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要坚持一切为了农民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把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支持作为工作的标准，人民期盼什么，就做好什么。每年办几件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让广大农民看到变化、见到实效、得到实惠。二要坚持一切依靠农民群众，相信农民群众。让群众能说话、说了算，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借鉴、沿用群众创举，助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二）转变观念，树立服务型管理意识
当前，在农村社会管理中，“传统的自上而下地单向推行行政令的规则型政府管理模式的惯性仍在起作用”[6]。因此，我们要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根本理念。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怎样搞好服务、怎样引导群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级各项事业的建设；要积极研究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发展问题，积极带领群众走上致富之路，实现由“执行者”“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探索农村社会治理多元模式
从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现状来看，农村普遍采取乡镇政府单向推行政令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亟需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实践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7]政府工作人员应当深入群众和基层，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的需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符合实际、灵活高效、实际可行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满足差异化的农村社会管理服务需求。[8]近年来各地涌现出了多种辅助模式，如农村社区化管理、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农村临时工作委员会等等，弥补了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不足。同时，应当立足实际情况，积极培育并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在协调和规范政府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引导村民自治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当通过向农村社会组织（如村民协会、扶贫基金联合会等）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促进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政府主导、其他社会组织多元共同参与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才能形成。
（四）廉洁奉公，身先示范，树立干部队伍好形象
新形势下，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有效解决要求我们继续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加强农村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应当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一要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上起模范带头作用。认真学习，吃透上级文件精神，在对本地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找准与本地工作的结合点，认真贯彻落实。这样，才能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转化为新的生产力。二要在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农村要解决的问题多、要办的事多，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想群众所想、办群众所需，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先公后私、先人后已，自警自律，做廉洁奉公的表率。三要在服务大局、维护团结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中，党员干部在遇到被误解、遭埋怨和被反对时，应当大度豁达、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把群众团结起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我们只有继承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不断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不断形成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139.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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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丛远东,郑杭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读本[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3.
[7]杨沛英.创新农村社会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8.
农村创新发展范文第2篇
去年初冬，我到北方农村调研。在一个村庄里，旁听了几位老太太的聊天。这几位老人都是资深村民，年长者八十几岁，年轻者也逾七十，正在村头闲坐。一位老人说：“美国人打伊拉克，原来准备死一千人就行了，现在死了两千人，仗还没有打完”。另一位说；“打仗的事情没有谱，连村里种菜不也让日本人坑了吗？原来说好了，这里的日本公司收购，但秋天又不要了。你看路边那些被扔了的菠菜、罗卜，一堆一堆的。”又一位老人说：“土地是越来越金贵了，听说村里又卖出去十几块宅基地，都是卖给了城里人”。“还有被被征走了的那些地，说是要修大路，建什么公园，推土机来推了一天，又被村里的年轻人赶跑了，早知道还不如继续种”。老人们的闲聊，兴致很高，话题很广，也许其中有的耳朵不好，说话的声音很大。她们还谈到县政府盖大楼，说包工头都是县委书记的亲戚，还谈到邻村发生的集体上访，说有北京和省城上学工作的人用电脑发来文件，教给村民怎样乡镇政府。听了这些老人的讨论，我想到了进村的时候，一个在田里种菜的村妇女居然问“WTO对于种西红柿有什么影响”，还说到孩子越来越难管，经常在网巴里玩，知道天南海北许多事情。品味着这些闲谈，我恍然若有所悟，这也许就是所谓“全球化”，或者说，这是在村落里可以感受的“全球化”。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全球化问题，只是接触过一些文献，参加过几次研讨会。全球化难以定义，却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社会潮流，是全球范围内经济、技术、信息、文化越来越共通和共享的趋势性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就业和生活，改变观念和行为，不仅影响了现代城市，也影响了偏远乡村。本文试图分析，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在当前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体情况下，中国农村需要新的治理范式。
一．农村发展需要好的治理
村庄开放带来与外界资源、信息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人口的流动，为过去相对稳定的村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量。这些变量不仅改变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在改变村庄内外部关系，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和结构。遥远的西方国家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如何处置一个紧急事件，都被村民直接关注并成为议论评点的题目，而乡村内部的事情，农民所受到的影响则可以直接转化为某种价值和行动。从信息传播看，农民获得外部信息变得快捷方便，大量的国家政策通过大众传播工具，传统的逐级传达文件似乎变成多余，普通农民往往比县乡干部更懂政策。政策传播不再被官员“垄断”，基层政府“领导”农民的难度显著增加。从农民与政府的互动看，农民更有力量反作用于政府，当农民为某些事情而抗争冲突时，如选举纠纷、征地纠纷、环境破坏、干部腐败等问题，因为信息共享，农民变得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因为与外部的联系变得方便，农民也更加容易获得外部的支持。比如，一场村民与乡镇政府的征地谈判，农民往往有远在北京上学、在上海经商的村里人在政策信息、斗争技巧、上访资金的支持，甚至有国外人士、媒体的直接关注介入。这个时候，基层政府面对的，不再是孤独无援的几十个普通村民，而可能是一种巨大深远的社会网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调整行为，改善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空前严峻的“三农”问题。有基层干部将问题的表现概括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些年里，中国农村确实状况堪忧：经济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农民收入连年徘徊，生活艰难；社会方面可以说全面滞后，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堆积，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政治方面，则信任和支持明显下降，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空前紧张，冲突性事件频仍。反思这些问题的生发过程，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找到原因。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导向发生偏差，重视城市而抑制乡村，农村和农民在宏观决策中被忽略。那些年里，农业和农村工作虽然在“认识”上提得很高，但是，就实际工作来说，说空话多，办实事少。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不仅在整治农民负担过重方面措施不力，大量农民为地方苛政所苦，而且政策上严重歧视农村，对农民流动就业横加打压，更使得农民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切实重视解决农村问题，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为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使农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新一届政府的农村新政，基本着力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包括采取若干有力的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如取消农业税，直接补贴粮食生产等，也包括在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增加投入，这些措施不仅显著地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效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第二，切实保护和张扬农民的权力，包括断然废除主要针对进城农民的“收容遣送条例”，取消农民流动就业的若干歧视性政府规定，也包括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征地过程中对于农民的利益侵犯，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所有这些努力，都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近几年不仅农村经济迅速复苏，而且农村中的若干冲突和危机因素被化解或者有效抑制。现在是八十年代初中期以来又一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如果没有近几年的农村新政，农村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良好局面，相反，将会是危机四伏且局势动荡。
但是，当前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仅仅是个开始，不可以估计过高。本文认为，现在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政策导向转变以后，这些好的政策路能否能被好地实施，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投入增加以后，这些投入能否充分惠及农民，或者说这些钱能否真正花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张扬农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权利。应该说，好政策如何落实好，这已经不是农村工作的新困惑。前不久，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谈到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时说：“中国很多问题就是政令不通。”随后，他接受上海东方卫视《今天的中国》栏目专访，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发了很多文件，包括国务院发的文件，包括我们教育部发的文件，大部分都没有落实。有20％、30％落实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况了。他们以发文件代替落实、以开会代替落实，根本就不是在‘干’上来落实，这是不行的。”（东方网2006年1月21日）。其实，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样或者消解，以开会代替落实，以发文件代替落实，是地方政府运行的重要特色，在农村工作中表现得也许尤其突出。这样的问题，说简单了就是抓工作不得力的问题。说深刻一些，是政治家的政治承诺和政治主张，如何在政府体系运行得到体现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是行政体系是否与政治家的设想相一致的问题。政治家的施政路线，往往在官僚机器面前变得苍白无力，这其实不是中国的特有问题。但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联系农村工作的具体实际，这种政治主张与政府运行不协调的问题特别严重。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有这种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在同一层级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也有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从具体表现看，有的是政策精神的公开冲突，也有的是政策执行的暗中抵制，也有的是政策资源在运行中层层侵蚀。从最简单的事情来说，中央的扶贫款在传递到贫困农户的过程中，一层一层有若干流失，政府专项资金在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过程中，一层一层有若干抛冒滴漏，这些问题困扰着政府，更困扰着农民，困扰着农村发展。按照世界银行报告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理解，这些问题都属于“治理”（GOVERNANCE）问题，特别是政府治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改善治理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政治运作中的地方就显得特别重要。借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TipO’Neil的话说，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PoliticsIsLocal”）。
现在，在农村问题研究中，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其实在研究者的运用中，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很不一致的。本文在这里主要用世界银行专家所理解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题目是治理与发展。世界银行的专家在工作中深刻地感受到治理对于发展的重要，特别是非洲发展中的治理问题。简单的道理在于，有了钱还有要好的“治理”，才能有理想的发展。在追求发展的时候，许多政府没法进行有效的治理，或者说存在着治理的危机，严重损害了发展。治理的问题包括了若干方面，如政府腐败，官员缺乏忠诚和民众的信任，公共服务领域的低效率，社会冲突缺乏有效管理等等。因此，要发展必须要治理，发展的过程也必然是治理的过程。在农村工作中，基层干部对于“治理”的一般理解，主要是基于农村社会经济有诸多“乱象”，需要整治、管理、解决。如在许多年前，许多基层政府设立了“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通常和“治安联防队”一起办公，有时候也以“计划生育工作队”的面目出现。这里的治理主要是加强管制、严厉整顿的意思。我们在这里采用新的理解：
“治理”根本上不同于“统治”，“统治”必须要向“治理”过渡。在统治过渡为治理的情况下，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发展的，将是多种主体，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有盈利组织，也有非盈利组织，既有个人，也有利益集团，既有政府动员，也有社会运动等。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多种主体相互依存，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等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实现一种良好和谐的秩序。今天的中国农村，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治理”理念来指导农村工作。进一步说，农村发展需要治理范式的转换。
二．改善治理的关键是革除政府积弊
就中国农村而言，虽然改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但是，治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系统。因此，我们讨论治理必须先聚焦于政府治理。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卓著，在此过程中，政府体系的革新也相当可观，首先必须充分肯定。本文认为，这种肯定大致可以集中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的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发展的成绩里政府自然功不可没；第二，在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自身也在变革前进，正在从旧的管制型政府体制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如减少审批、增加透明、精简人员等，有若干不俗的表现。但也必须承认，政府的改革已经明显地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本文认为，政府改革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治理能力下降的主要表现有：政治信任弱，政府效率低，公共服务短缺，问责系统短路，社会紧张加剧。农村治理危机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匮乏的矛盾。公共服务匮乏的原因，有政府财力不够问题，但主要是政府治理问题。
本文认为，在农村工作中，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从日常运行看，基层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突出问题是做的事情过多，特别是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做了很多没有实际效果的事。政府花在“做秀”方面的功夫太大，成本太高。其实任何政府都需要“做秀”，问题是现在的基层做秀已经泛滥成灾。以上级领导下来“视察”“调查”为例，基层每每大动干戈，全面动员，精心包装，反复演练，甚至不惜偷梁换柱和瞒天过海，上演了很多出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闹剧。许多心思平常就花费在打造典型、包装经验上边，而对于那些为农民所需要，但是就政绩而言难以显山露水的事情，则很少兴趣。汇报工作的时候，往往强调开了多少次、发了多少个文件、成立了什么样的领导小组，应付的主要是“嘴皮上的活儿”““场面上的活儿”。与此同时，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兴趣做，或者没有认真做。在公共服务领域，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到生产信息技术服务，从教育到卫生，农民的服务需求很广泛也很强烈，但是，基层干部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很难集中到这些事情上。有些事情确实应该抓，但是，抓的办法不对，比如要求为农民做实事，建立工作责任制，这些事情本身是应该做的，但是，方法依然是行政命令，发文件，搞会议，搞了许多考核检查，大搞形式主义，往往把实事办成了虚事，把为农民服务搞成了给农民添乱。
其二，从上下关系来看，上级政府集权程度太高，权力和利益主要被上级操控，下级苦不堪言。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日常运行问题的直接动因，因为上级过于集权，在各个上边拿捏了下级的命运，所以下级主要上级而活，大量工作是做给上级看。总的来看，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退出越来越多领域，社会本身的自主运行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就政府体系的权力运行本身看，上级集权程度太高。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比，这种上级集权越来越不适应；与改革中期比较，这种上级集权也在许多方面趋于强化。许多基层干部认为，现在上级政府集权比八十年代中后期还严重。集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财政分配格局中，乡镇被县级拥挤压盘剥，县被地市挤压盘剥，基层政府承担了许多责任，没有相匹配的财政支持。上级政府手里集中了多过的项目资金，这些项目在安排上的随意性又很大，没有一个公开公正的程序，暗箱操作，幕后交易，用内部的话说，是“这些钱给谁都是给，就看谁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基层领导干部的很大精力是用在向上级领导部门跑关系上。（2）在政府权力配置方面，近些年来越来越多部门被垂直管理，作为基层政府的乡镇已经徒有其表，人员机构庞大但是行政能力羸弱，根本上不具备一级政府的管理职权。但是，在上级的行政压力下，许多事情还必须完成，又没有合法手段，那就只有作假或者硬来。（3）在人事管理方面，虽然近几年在某些地方有直接选举、公开选拔、全委会票决等改革措施出台，但是总体而言，干部任命的权力主要集中于主要领导个人。越来越多的下级政府领导是由上一级机构下派人员来充任，下级机关成为上级机构安排干部的出口。如县的党政领导越来越多来自地市机关，乡镇领导越来越多来自市县机关，县委书记的秘书可以直接派下来担任乡镇的主要领导。从实际效果来说，负面影响很大，一方面，上级派下来的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往往难以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在乡镇直接做农村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很大打击，压抑挫伤了当地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人们通常看到，就弄虚作假、贪污腐化、贪赃枉法的一般情况而言，基层干部似乎更放肆更裸，但是，调查发现，基层干部坚定地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上边。本文也认为，根本上是这种集权产生了形形的政府腐败，也导致了政府运行的低效率。
其三，从激励结构看，政府部门的自利性成为“诸恶之源”。这种以自利性为特征的激励结构，则可以解释严重的上级集权现象，即上级处于自利而集权。传统理论认为，政府作为阶级统治工具，本身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实不是这样。我们只承认政府“不应该”有自己利益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确实有自身利益。组织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科层组织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造成这种非理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组织本身有信息加工能力和组织结构的局限，另一方面因为
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其决策是各种利益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解决，因此必然偏离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化目标。在政府运行体系中，我们发现，从上层政府部门就开始冲突，所谓“文件打架”，各有各的文件，到基层，则往往是对于上级文件各取所需地理解和执行，根据本部门利益的考量各行其“是”。政府内部约束软弱，外部约束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许多农村“政策”被传导到部门以后，成了政府部门自己的“收获”，对于农民则可望而不可及。比如培训农民的专项投入被用于政府部门自己改善办公条件，扶持贫困农户的专项资金被发了干部工资，修路的款项被挪用了还欠下的招待费，等等，此类现象在农村可谓俯拾皆是。
其四，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来看，主要问题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过于弱小，两种力量失去了平衡。政府行为的诸多问题，当然与政府自身监督监察系统的软弱无力有关，或者说，这种监督检查系统的运作机制本身就不合理不科学。但是，如果放在大的社会环境来看，社会的“软弱”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借用公司治理的理念来说，社会是作为政府的“客户”，或者说是“消费者”，这个消费者群体的能力较弱，利益表达的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政府比较多的恣意妄为，如同老百姓说的“店大欺客”。如果消费者的维权能力比较强，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力，厂商的服务意识会增强，服务能力也会提高。这就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在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基层政治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双赢”机制已经有重要分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王旭日关于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发现，基层民主实践在一些成功的地区产生了国家和社会权力互强的效果，即它同时加强了村民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国家在农村地区贯彻其政策的能力。这就表明，对于新的社会力量的授权并不必然削弱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国家与社会并不总是处于零和搏弈的竞争之中。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Lilyl.Tsai关于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道理。Lilyl.Tsai在中国几个地方的村庄实地调查，既有若干案例研究，也有一定规模的抽样调查，她发现，在各种村民自发组织比较有能力，并且这些自发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好的村庄，村委会、党支部等正式组织的问责性也明显增强。在积极互动过程中，彼此间的约束制衡机制自动生成，这两种组织对于村民都更加负责，村庄公共事务处理得更让村民满意。本人在给国际机构做农村发展项目顾问的时候，则受到过另外角度的启发。在一次项目评估考察中，一位世界银行官员闲聊工作体会，说：在中国做项目比较好做，因为中国政府比较强大，可以把一切搞定，很少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找麻烦”。在有的国家就不一样，项目刚开始可行性研究，就会有一些民间组织出来挑毛病，提要求，申诉到本国政府，甚至投诉到世界银行最高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这些组织经常来进入项目执行考察批评，很麻烦。我想，这件事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的民间的制约很软弱，政府有更多为所欲为的成分。民间力量弱，从提高政府的责任性和服务性的角度看，并不是好的事情。目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对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的限制比较多，这些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狭小，其实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
对于农村发展来说，政府治理不善已经成为重要约束。如果政府创新不能有实质性突破，好政策和大投入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如果没有好的政府治理改革配合，政治家的政治承诺和政策主张无论如何英明，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可能被弊端深重的官僚机器所扭曲。
三．推进政府治理不能走老路
现在看来，乡村社会管理中的政府集权，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减退，相反，由于政府体制改革的迟滞，倒是有蔓延扩张的势头。基层政府的大量工作主要是在漫无边际地忽悠，一天到晚又是开会又是发文件，电视上报纸上忙得不亦乐乎，号召这个工作部署哪个工作，看上去是忙得不得了，重要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政府的这些所作所为，真正有效的并不多。整个政府系统的工作，其实有相当部分是“空转”，仅仅是赚了个茫茫碌碌、耗时费力。不仅如此，有些工作的效果甚至是南辕北辙，企图控制的东西反而蓬勃发展，企图发展的东西反而萎靡不振。改革前的“四清”“社教”、“普及大寨式大队”等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改革后农村的“村村上项目”、“普及小康村”、“普九达标”以及其他形形的升级达标运动，在动员方式和工作手法上，在政府运行的内在机制上，与旧体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可以说，现在的政府运作与计划经济时代，确有异曲而同工之妙。这就是通常所说政府改革停滞后。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这套办法是越来越难以奏效。农民不听招呼了，干部也不当真事了。在许多情况下，那些隆重严肃的活动变得轻佻，那些言之谆谆的训导变得滑稽，逢场作戏已经成为若干活动的基本色调。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政府运行方式的危机，是政府本身过度集权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是农村发展本身的危机。经济自由条件下的村庄一片勃勃生机，农民在孜孜不倦地创业，只是老式的政府运作越来越不灵光了。问题在于，如果政府运行如果不改革，不仅达不到政治家的执政目标，而且将进一步损害农村的发展。所以，现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建设新农村运动，应该包含政府运行的变革，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是村庄“建设”过程，也应该是一个政府学会怎样用新的理念和手法“治理”农村的过程。
怎样推进政府治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考察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旧的集权式思维依然很强势。这种思维的主要特征是，试图用强化集权的方式，来革除解决集权造成的弊端。具体来说，就是试图用政府管得更多的办法，来解决政府管得过多造成的问题；用上级集中更多权力的办法，来解决上级集权过多造成的问题。在若干的工作中，一说到解决某些问题，就想到了加强政府领导，就想到了扩充政府机构，增加专门人力，就想到了怎样增加政府部门权力。这样，权力就继续向上级集中，继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在当前农村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这种集权思路很容易得到支持。如乡镇改革，因为需要精简干部，就进一步削减乡镇政府职权，有的地方连计划生育部门、司法所、结婚登记搞按照条条管理，乡镇本身的行政权力越来越空虚，但是规模依然庞大，越来越不象一级政府；税费改革以后，不少乡镇更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有的地方就直接实行乡镇财政由县级来管理，乡里连可怜的一点财政自也没有了。姑且不说乡镇政府是否已经撤消的问题，用政府权力配置的现实看，其实乡镇政府已经基本上被撤消了，问题恰恰出在“政府”实质已经虚幻，但是庞大的“官员”队伍依旧存在。
推进政府治理需要“有破有立”。在政府系统内部，要破解上级集权过多，在政府系统外部，要破解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过多。“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政府自己顺应潮流，
主动改革，一种是时势演变，在社会变迁推动下集权逐步消解。中国改革中的政府放权过程，往往不是政府部门觉悟提高而主动放权，而是情况的变化已经无能为力，不得不放。对于农村发展来说，破解乡村社会的行政管制过多，
虽然需要与整个政府体系革新相呼应，但是若干方面可以在基层率先有所作为。就目前的基层组织建设来说，有两个问题首先要调整思路。
第一，谁来管理乡村事务？农村社区管理主要是社区自身的事情，政府没有必要采用大一统的行政控制。我们的研究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拟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大规模地派遣政府人员到农村，有的甚至直接取代了当地干部，有各种名目的“宣讲团”、“工作组”、“小分队”等等。这些干部有的来自县乡，有的来自市省。一些地方正在作为经验推广，不断地大规模地下派，一次派出上千上万名机构干部包村驻点。从政府系统自身的总结来看，这个办法很成功。但是，从基层反应看，实际效果并不好。他们认为，这些来自上层机关的干部下到乡村，除了少量有钱有权的部门带来一定的项目或资金以外，大多数可以说百无一用，既帮不了农民的忙，也帮不了乡镇政府的忙，相反，基层干部还得小心翼翼地侍侯着，总结的时候还得向上汇报说这些干部解决了很多农村问题，工作很有成效。有的乡镇领导人不客气地说：“如果上边有钱有项目，可以直接给我们，派下这么多老爷来净是添乱。”
如果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外部精英进入乡村，也许采取倡导志愿者的办法会更好。政府不必直接组织，可以支持资助一些志愿者下乡，或者通过直接支持社区，让社区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志愿者加入到本社区的公共事务中来。
第二，谁来养活乡村管理者？虽然村干部的基本身份是村民，但是，在改革以来的农村工作中，基层政府对于他们的激励安排，基本上采取了政府内部的管理办法，或者说是把他们作为政府官员来管理了。乡镇普遍对村干部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由乡镇政府核定。我们的调查发现，与前几年相比，目标责任制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而且指标越来越细，激励手段中依靠物质奖励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普遍反映这套办法越来越不管用。取消农业税以后，许多地方依靠转移支付维持基层组织，村干部的工资补贴不仅有政府确定，而且由政府直接支付。从供养的角度看，村级干部已经完全成为“政府的雇员”。从干部本人来说，能拿政府的薪水当然求之不得，但是，从乡村治理大局来看，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政府是否有必要直接养活这个庞大的村庄干部群体；第二，政府是否养得起这些庞大的村庄干部群体；第三，即便养得起，或者在部分地方养得起，如果养下去的话，这些干部会成为真正为村民着想、为村民服务的人群吗？显然，政府“包养”村干部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最大的可能是，这样包养下去，也许将包养出一个脱离村民和乡村社会的“特殊的民间官僚集团”。在政府看来，这些是为农民做事的人，在农民看来，则是为政府做事的人，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政府的事情和农民的事情都不做，因为政府和农民都管理不了他们。现在，这种包养思路的弊端不仅没有被认识到，相反，在有的地方却越走越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地方以乡镇政府挪用挤占为理由，把村干部报酬集中到县里发，直接由县委组织部管理控制，由县里每月往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两个人的存折上划款。对于这些村干部来说，村民直接了解他们，乡镇大致了解他们，但是，对于他们却无从激励；县里对于他们一无所知，却在掌管他们的补贴工资。其实，放在全国几万个乡镇、几十万个村庄的具体条件下，村干部拿不拿报酬，都可以灵活处理分散解决。如果村干部应该拿，那么拿多少，或者那个人拿，哪个人不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拿，都可以结合本村本人情况，由社区或者基层政府具体处理。现在由上级“集中支付”，看上去是统一了行动，其实是制造了矛盾。在“集中支付”的管理下，一些不做事情的村干部照常拿报酬，但是村民没有任何办法，甚至乡镇也没有办法；一些不在工资册上的村干部热心为村里做事情，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从根本上说，自治基础上的社区工作者是不应该拿工资的，或者应该完全由社区组织内部决定。一个村的干部拿不拿工资，应该根据村里的情况，由村民来决定。根据我在北方一些地方的调查，民国时期农村实行保甲制度，通常情况下保长是没有报酬的，甲长更没有报酬，有的人就因为当保长耽误了自己种地，被迫卖地或者请辞。应该让村民和村庄自己来解决村庄干部的报酬问题，这不仅是基层自治的内在要义，也是解决农村若干矛盾冲突的可行思路。
四．建设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
在经济制度上，应该说中国农村已经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之路，但是，在社会管理上，采用什么样的范式，走什么样的道路，似乎并不清晰。村民自治在理论上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村庄内部关系，而政府体系的运作如何对接，还在摸索讨论之中。因此，需要用新的治理范式来理顺农村内外诸多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多中心治理。在这样的治理原则下，治理活动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而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中心是多元的，分层次的，多种类型、不同层面的社会力量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共治。政府领导农村的方略应该更改，应该顺应时势变化，走多中心治理的道路。
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点，是改变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多种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以来，既降低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导致的成本，减少政府管不胜管所带来的失败，也使得乡村社会内部充满了活力。这种新的治理范式，基本目标是让乡村问题尽可能地内部化和社会化。这里的“乡村问题内部化”是指，让基层化解自己衍生出的问题，乡村社会的问题尽量在乡村内部解决，而不是一有问题就首先成为政府直接面对的问题。这里的“乡村问题社会化”是指，让农民的问题尽量不要成为政治性问题，而是要尽可能地多地把这些问题社会化，成为社会性问题。
现在的突出现象是，当农民遇到问题的是，首先是通过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解决，如出个交通事故、遇到伪劣化肥、劳资纠纷问题之类的事情，采取的反应是到政府上访、示威、冲击政府机关等，普通的社会生活冲突一开始成了政治性事件。并不是说农民采取这些办法不对，这是农民在体制面前的一个必然的反应。因为政府把社会生活控制如此严密，客观上是在诱导暗示农民有问题的时候只能针对政府，采取政治化的解决方式。事实上，不论对于农民来说还是政府来说，都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和解决办法，那就是尽可能地通过市场经济的规则途径，或者通过社会组织的互动，或者通过利益团体的协商，总之是通过正常的社会性渠道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政府运行方式，其实是将许多问题政治化了。让农村问题市场化，让农民问题社会化，减少普通问题被政治化的过程，这是改善乡村治理的着力点。
走向多中心治理格局，实现乡村问题的非政治化，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本文认为，从当前农村工作的具体情况，应该在以下方面有所建树。这也就是所谓乡村治理要“有破有立”的“立”。
第一，在理念上，把“没有政府的乡村治理”作为探索方向。在治理理论中，“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是一个重要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内容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说在治理过程中，许多领域可以没有政府直接操办控制。这个理念与欧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经验可以共通。在新公共管理看来，并不是所有公共品都要政府来当供给主体，诸多公共品可以有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部门来提供，或者，在公共物品的提供过程中，起码可以让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展开竞争，既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也提高政府的问责性和工作效率，比如在教育、卫生、环境建设等领域，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非常突出。在新农村建设中，有许多事情，是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的，而不必什么事情都有政府来操办。民间组织出面，让农民自己操办，成本低而且效率高。如果
“没有政府的治理”可以作为乡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那么，在现在的农村工作中，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于农村的直接操控，避免动辄政府就发动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寄希望于依靠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让农村在俯仰之间面貌巨变。
第二，在基层组织建设中，不追求“组织的健全”。现在的农村工作中，建立健全基层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占去基层政府很多精力。一个村子必须有“两委”，“两委”必得有规定数量的成员；两委之下，得有若干专门委员会，若干群众组织，这些组织还要有若干成员。在各项工作的考核中，建立健全组织成为首当其冲的项目。其实，在一个村庄的公共活动中，如果真正能发挥作用，也就是一两个人。或者说，如果真正有那么一两个人在为村子里的事情奔忙，这个村子的事务基本上就可以“搞定”。村庄里的办事机构，大可不必追求所谓“组织健全”。能健全固然好，不健全也无不可，关键是有人办事，并且能秉公办事。现在的问题是，追求“健全”本身成为重要工作，但是“健全”之后也是形同虚设。在不少地方，这个健全的组织基本上是摆设。为了这个“健全”的摆设，需要花费很多成本，要一本正经地几“推”几“选”，要有模有样地学习培训，要开一些莫名其妙的会议，要发报酬补贴，要诸多统计报表，要逐级工作汇报，凭空多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按部就班地搞下来，村里很烦，乡镇也很烦。问题还在于，健全了以后往往有负作用，如不健全的时候不扯皮，健全以后增加了扯皮。本文认为，在农村工作中，不妨尝试松散的组织形式，有组织可以，没有组织也可以，只要有人张罗村庄里的事情就可以。政府的作用，主要依据法律监视乡村社会运行，按照法律规制乡村公共活动。
第三，让村庄选举变成“村民自己的游戏”。现在，组织村级组织的换届选举，成为基层政府工作的重要负担。选举本身已经复杂艰难，更难的是上级党委政府还提出种种“高难”要求，如经常见到的“双保”（保证选举按程序进行，也保证上级内定的候选人当选），还有的提出“一肩挑必须百分之八十”。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上级要求，更加重了选举的难度。在这样的指挥下，一些本来按正常程序可以顺利完成的选举，反而选举不成功了。正是这样的政府领导方式，造就了若干没有组织的村子。其实，个别村子没有健全的班子，或者若干村子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都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现在基层工作中的许多麻烦，其实是政府自己造成的。如果放手让农民自己选，选上谁算谁，选上以后不满意，那就由农民自己再选下去或者罢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政府只要监督把握住选举的游戏规则，让农民尽情地在这个规则里“游戏”，出了问题，让农民自己按规则处理。当选举真正变成村庄自己内部村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村庄内部治理的诸多麻烦对于政府对来说就不复存在了。或者，让这些政府的麻烦变成农民自己的麻烦，由农民自己来处理。
第四，让民间力量策应“中南海的政令”。“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已经成为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感慨和无奈。其实，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之间都有同样的问题，省里的指令市里不听，县里的指令乡镇也不听。不仅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有不通的问题，即便在同一层级政府内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政令不通的问题。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听到地方官员的此类抱怨，如：县长好不容易招引来外商，被县里几个部门的乱收费滥罚款整跑了；山区遭受了旱灾，农民进城做小生意的增多，县长要求有关部门关照，但是，罚款收费依然变本加厉。这样的事事例在地方随处可见，让那些看上去前呼后拥、威风八面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叫苦不迭。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一种是强化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如政府系统增加了纠风办、督察室等诸如此类的机构。政府有了机构，便要扩招人员，添置设备，甚至购买汽车。这个机构要抓工作，于是开会发文件，下去检查，上去汇报，从此政府运转的大机器又有了一套新系统。这是我们多少年来习惯的思维和做法。但是还有一种思路，其实是更可以做的，就是强化民间监督，特别是让非政府组织起来监督政府的行为。民间力量是广泛而有作用的力量，也不需要政府化钱来供养。政令悬空不落实，农民期盼而不可得，是因为民间力量的呼应不够有力。如果乡村民间力量比较强势，积极主动地与政府体系互动，就会真正成为政策的监督执行者。让千千万万的政策收益者成为政策执行的积极监督者，政令就变得比较容易落实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空间不够，表达渠道不通畅。因此，应该进一步放活民间组织发育发展的制度空间，让这些组织尽快成长，使得这些组织在建立良好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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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State-SocietyRelations,TheChinaQuarterly,No.139,Sep,1994
LilyL.Tsai:TheStruggleforVillagePublicGoodsProvision:InformalInstitutionsandAccountabilityinRuralChina。PaperattheConferenceonGrassrootsPoliticalReforminChina,
2004，October29-31,Harvard
王旭：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陈明通、郑永年主编《两岸基层选举与社会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年2月。
农村创新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会计事务；创新发展
一、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落实好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就需要从基础抓起。首先，我们要牢抓农村经济，保证财务的公开化、透明化。其次，我们要逐步增加村级政务公开的措施，保证农村会计事务的规范化、会计人员的专业化，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最后，对于财务去处记录不清晰、农民利益受到侵犯的一些现象，我们要予以制止，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只有正确的处理好农村管理的问题，才会进一步的促进新农村的建设，实现群众和干部的平等相处。所以，促进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会计事务的创新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农村会计事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虽然我国在新农村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落实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农村会计事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下的各种资源匹配不到位或失效
由于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没有规范的要求，使得各种资源匹配不到位或失效。农村会计需要详细记录农村经济的支出与收入，并保证资金去向的透明化，资金使用的公平化，通过落实到账面上，保证资金的支出属实。通过合理规划资源的利用率，给村里的管理层提供发展的方向。但就目前而言，部分农村只建立了一些财务管理制度，没有认真执行，只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同时缺乏专业的人才管理，也没有全面、系统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导致资源匹配不合理。或者业余人员无法进行专业的分析，也不知道如何分配资源，从而使得资源匹配失效等。
（二）农村会计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不明确
村委会会计人员一般是通过选举得来的，因此大部分村报账员取决于其在村里的人脉，选举过程中专业知识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导致农村机构中很少全部是由专业的会计人员组成。因此就会出现服务目标不明确等现象，如财务主要用于公款吃喝、财务服务不到位等。部分地方农村会计为了“讨好”村干部，对于一些村干部公款吃喝的现象采取无视的态度，甚至还会开单给其报销，使得服务对象由农民变成了村干部。其次，也会出现非法侵占集体资产，挪用集体资金，导致原本就有限的村集体资源严重流失。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农村会计机构对于服务目标定位不明确。
（三）农村集体经济的会计管理不规范
第一，资产管理不规范。对于资产的管理主要包括有形资产和不动资产，部分人员会通过其特殊的身份廉价承包公共房屋、田地和园林等，甚至会出现无偿占用的现象，进而导致村集体和多数村民不能受益的现象出现。第二，借款程序不规范。部分村干部私自出借或借用公共的资金，从而导致应收账款增多，当急于用钱时，短期内无法收回借款，严重影响生产性开支。第三，存款的方式不规范。大部分农村会进行公款私存，公共的财款多个人开户，自收自支现象十分严重。最重要的是，账款不符进而导致存款短缺。第四，人员管理不规范，责任明确人不规范。人员不是专业的会计人员，对于会计事务不明确。另外，人员的流动性大，记账不详细，缺账现象严重。在农村财务管理工作中，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越界管理，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不管现金的村书记、主任、甚至是一些小组长也会利用职权提供方便，经常性的管理着现金，使用现金时不提前审批，多人管钱无人记账，出现了许多糊涂账，从而使得农村会计管理工作混乱，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
（四）农村会计事务发展模式单一
部分农村会计事务发展单一，销售渠道少 ，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有的村庄以种植业为主就不发展其他业务，以畜牧业为主就只养牲畜等等，农村会计事务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管理，结合现有的信息化管理，全面发展其业务。除此之外，也要不断完善相关的记账管理模式。许多村庄只有一本现金账，没有台账，没有财产帐，也没有往来账。单一的记账模式导致记账不准确，不全面。
三、促进农村会计事务有序发展的创新模式
第一，规范集体资产管理，力求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首先，我们要设置一本集体资产的台账，对各家各户的实际资产有一个大体把握。明确本村农民的产权，做好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对其产权进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要做到账本与实际相符，同时要记录好资产的使用情况和收入情况，保证集体资产的完整和安全。其次，我们要根据资产的不同特点，进行分配，合理经营。对于营业性的资产，我们要大力发展，加大投入力度，增加其利润；对于非营业性的资产，我们则需要保护其完整性、实用性，增加其价值等。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资产的充分利用，达到盘活资产，保值增值的效果。最后，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鼓励农村发展集体事业、公益事业。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对征地行为要收取部分费用，严格控制乱占耕地、圈占土地的现象，从而有效的保障失地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建立健全民主理财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首先，我们要建立健全民主理财制度。对于民主理财的人员选取，要通过不记名投票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保证理财组织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其次，建立健全财务公开制度。对于财务的管理状况，我们要进行全面的记录，并定期公开财务记录内容，对于农民的困惑之处，做出耐心的解答。或者是村民想知道哪部分钱用在了什么地方，想要让财务公开什么内容，都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第三，强化农村会计事务的审计监督管理。随着改革的不断进步，农村会计事务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规范农村的审计行为，并成立专门的审计小组，配备专门的审计人员，加强农村财务审计监督管理。在审计过程中，为了确保审计质量，我们要配合、支持农村审计的业务指导。在审计过程中，要严格监督会计人员的记账过程，检查账本是否记录全面，支出是否合理，是否出现浪费现象等。对于私自外借公共费用，私下出租公共土地等现象，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第四，开展业务培训，提高农村会计素质。首先，我们要定期对农村会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增加其对相关政策的了解与掌握。例如对于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如何管理集体财务等问题需要进行专门培训，保证农村会计人员对农村情况的整体把握。从而在对村民进行资金拨款过程中可以更好的把握资金的分配。其次，我们还需要注意农村会计人员的道德教育，树立其责任意识，完善其正确的服务态度，不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则要严格检查是否有会计证，对于无证人员，一律不用。最后，我们要提高固定的会计人员的福利性，上调其工资，进一步稳定农村会计队伍。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努力搞好农村的会计事务管理，解决农村现有的会计管理混乱的问题，不断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并设立相关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保证账本的实际性和全面性。对于会计管理模式单一，则需要我们多鼓励农民发展其他产业，并进行适当的产业培训，促进其对现有资源的认识，把服务重点落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主管理，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中.村级会计委托制实施情况与完善对策――来自浙江乡村的情况调查[J].会计之友，2011（11）.
[2]张笑涓，丁佳俊，万嫱.农村会计信息化建设问题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2（28）.
农村创新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
一、《资本论》中有关三农问题
纵观所有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似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与马克思《资本论》没有什么关联度，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三农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本文试图有针对性的正面阐述马克思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也许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理论空间。马克思认为农村有三个经济特征：
第一，农村运行逻辑：结构牢固、恪守传统、力求稳定、按照社会威望确定等级、按照世代交替节奏缓慢进化。“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
第二，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以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很小，这样就造成整个农村人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同质化，进而造成农村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非功能性化和可分割化。
第三，农村日益被孤立化和边缘化。“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资本论》第3卷第733页）“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
二、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时期、之后的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时期。
农业合作化一一传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起，组织和领导贫苦农民合作就己经成为我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大规模的互助合作则是在建国后，尤其是在基本完成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到1956年底，96.3%的农户成为合作社社员，农业合作的形式由互助组，到初级社，迅速发展到高级社；
人民公杜化――传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极端化时期。1958年以后到改革前，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体制。合作组织失去了合作的性质而演变成为政府组织或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违背了合作社原则，侵犯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体制严重束缚了我国的生产力，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建立与发展阶段。1978年开始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恢复了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也促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农业生产推到商品生产的层次，而农村市场中市场中介组织的缺位，把农民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三、创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
制度创新成本障碍。创新成本包括制度变革成本和制度运行成本。农村大多处于贫困地区且人均收入远远达不到国家的平均水平，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户，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上对专业化组织的认识不足，对市场、规模和效益的观念淡薄。
产品创新成本障碍。由于农民素质低，基础设施落后，科技水平低，市场信息不畅通，劳动力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的行业组织内部的产品创新乃至营销创新的成本生产的机会成本更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比较利益降低，企业和农户对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不高。
我国农民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合作意识淡薄。在漫长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民形成了一种以农耕为基础的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自给自足。这种意识、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经济的发展局限在家庭成员的努力劳作上，合作往往是暂时的。”
四、政策建议
在创新和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为了提高政府和各经营主体的效率，政府在为加快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机制。出台相关法律，为规范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应当坚持边发展边规范，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原则，逐步规范其发展。今后要坚持发展和创新性的原则，逐步引导现有的农村经济组织由松散型向紧密型、由服务型向实体型、由产品联合向资本联合发展。
政府应加大对专业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加大政策投入。由于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与此同时，政府要继续为农村经济组织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相关部门应当大力引进外部资金及涉农企业的投资，落实国家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制度，为农村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组织领导保障。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各级都要成立领导小组，吸收专业部门参加，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要抓好示范。要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路作用。各地要培育、抓好各类代表性强、示范作用大的典型，并在面上加以推广。
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村专业经济组织的覆盖面，引导农户加入到专业经济组织中，逐步与主导产业发展相结合，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相结合。积极构建“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化模式，解决好分散农户与龙头企业难以对接的矛盾。逐步由技术指导、产品销售向农产品加工、生产资料购买等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延伸，使农户能够最大限度地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
参考文献：
农村创新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创新;措施研究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经过国人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我国农业经济获得了有效的发展，不仅完成了用7%的世界农耕用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数量的壮举，还使得我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可以大力发展农产品经济，有效提高了农民经济收入，减少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提升，我国农业也开始了向机械化、现代化方向的发展。然而，当年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如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浪费、农村人口结构失调、农村贫富差距较大、农村的医疗等基础设施不够健全等，这些都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相关研究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改善。笔者结合自身经验，对当前农村农业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1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1.1农产品供需关系不协调
农产品的供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基础民生，但是经过多年的经济分析和总结不难发现，受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市场过于关注特定经济从产品的供给，人们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很容易导致农产品结构单一并使之产能过剩或是不足，使得农产品市场产生巨大的经济波动，进而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另外，近些年我国因为农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与农产品自身的供需关系、农产品生产技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应该主动的通过市场的自主调节、优胜劣汰来淘汰质量不过关的农产品，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有效措施加速净化农产品市场，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率。
1.2农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
经过多年的市场分析调查，农产品供需问题需要国家减少对其宏观调控的干涉程度，但是提高农民收入则应该加大宏观调控的干预力度。当前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原有农业经济发展所占有的人口比例以及各种资源投入比例，使得我国农业经济长久发展受限。另外，落后地区农民收入低下是多方面综合因素长久影响下产生的问题，单一的扶贫政策和项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贫困农民收入问题，所以国家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进一步改善民生问题。
1.3农村经济呈现区域不均衡发展状况
我国地大物博，城市之间受到地理环境和政策的制约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农村的经济发展与周边城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例如东部沿海周边的农村，旅游资源丰富，可以得到省市内一定的经济扶持和政策倾斜，极大地缩短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而我国东北部地区、西北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广大东村因为地理环境限制，想要进行农业发展和农业转型难上加难，再比如山区地区散落的小村镇，想要进一步的发展经济更是无望。这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硬伤，国家应该重视其现有的实际情况，研究更加有效的改革措施。
1.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基础生活设施直接关系到国民生活质量，其设施是否完备也间接的显示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国民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高速发展，但是在农村地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极大的滞后，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其中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常住人口结构失衡，基础设施的经济和公共效益低下，缺少有效的资金注入，使得基础设施的质量不过关。其次，基础设施的建设还需要后续的维护和保养，但是因为资金不到位，相关的维护工作不能有效实施，而缺少人员的正常维护，农村的基础建设自然显得破旧和落后。所以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后期的使用和运维比前期的建设还要重要，国家应该加强对现有农村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避免资源的不必要损耗和浪费。
2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创新模式的可行性措施
2.1重视研究农业市场化经济规律，提高农产品安全质量
影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及国家民生的重要问题是农产品的市场供需关系以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国家应该重视研究农业市场化经济规律，重视对农产品的供应调控，注重把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但是在上文中提到过我国农业供给存在过剩和不足的问题，并且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过剩的产能直接对农民的收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仅造成农业资源极大的浪费，还使得那些真生需要的地区不能得到充足的供应。提高农产品质量则需要通过市场自由竞争，逐渐淘汰不合格的农产品，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国家应该通过物资的调度平衡地区之间的价格差距，让更多的贫困地区人民受益，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2重视经济宏观调控，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其中国家应该重视经济的宏观调控，保证农民收入和生产的积极性。首先，良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有活力的人口结构，现有经济发展环境让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中，使得农村经济发展遇到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政府部门应该设立农业补贴，引用各项优惠的经济项目来吸引农村人口的回流，为我国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力基础，有效改善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限制。其次，农村经济发展不起来，还是受到小农意识的影响，应该进一步的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形成产业化、集群化和现代化，让农民专心生产，减少农民思想负担，更高效的集中进行产能调控，促使农民可以更容易使用到农业高科技产品，提高相关资源的利用率，扩大现代农业技术的发挥空间，增加地区农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2.3促进地区农业经济合理转型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受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挤压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将来的发展将举步维艰。例如，在我国西南地区，政府将退耕还林与扶贫旅游政策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将原本滞后的农业经济向旅游产业转型，有效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回流速度，使当地农业农村经济快速且良性的发展起来。
2.4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国家应该做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规划工作，有效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为将来农业农村经济转型打下好的基础。其次，应该加强对已有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和保养，避免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资源消耗，提高农民的基础生活质量，给当地农民经济发展提供信心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