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宏观经

一、我国当前劳动经济的现状

（一）宏观经济形式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特殊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实行暂时符合我国国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经济稳定，GDP年增幅在相对良好的轨道上高速稳步运行。但在1998年之后，我国的经济环境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通货紧缩”等问题接踵而来，并成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代名词。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下，造成我国这种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劳动力过剩

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成为首要因素，一线城市劳动力源源不断涌进，二三线城市的劳动力也相继围绕农业方面发展。

2、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生产力过剩，国民失业率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国民经济大幅度下滑等现象出现。

3、当劳动力过剩时有效需求的不足伴随着通货紧缩

我国自2002年起，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GDP增长率高达8%。但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鲜有的下滑态势。①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②劳动力投资增长19.6%、比上年同期上升将近7.2个百分点，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将近1.9个百分点。③工业企业在2002年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些情况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④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中央财政收入在2002年以后比上年同期减少将近163.6亿元，下降值为7.3%，而支出增长23.9%。⑤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由于我国现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并且出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消耗越大的原因继续呈现下滑波动之势，从而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并未出现。

4、潜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政府货币政策以及超量发行货币刺激国内经济。我国货币政策自从放开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断增高，这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海外发展，造成很多外贸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不得不转型国内，而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升温，以及CPI年年创造新高，这足以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甚至由此会出现通货滞涨，而这种经济形式更难以解决，正是这些问题还引发了比如物价持续上涨，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尖锐，贫富差距过大，失业率增加等问题。

二、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自建国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就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至今，劳动关系类型从多元化走向复杂化。

我国的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在生产关系构成中，劳动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在对劳动关系发展的认识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其时空性和动态化的特点。相对于欧美等比较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劳动关系状况必然是不断变化的，我国的劳动关系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带动我国经济领域的变化，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变化又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变动。

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发展主要表现为多样的类型、灵活的形式；相异的内容、复杂的格局；明晰的主体、分化的利益；法律体系等基本形成。以古观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促使劳动关系发生改变，但劳动关系又牵涉到其他领域，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劳动关系处于多样化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外经济运行态势影响劳动关系整体运行的稳定性；我国内部经济形势及策略的调整，使劳动关系主体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关系波动风险；我国正逐步朝着法制社会的方向前进，劳动关系运行与法制相互依存，且程度会逐步提高；新兴媒体业对劳动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力，且力度会逐步加大。

在我国，为了更好的应对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为今后我国劳动关系更合理，更完善，我国应切实把握劳动关系工作中的总体思想和目标要求，在转型与改革中注重方法科学和过程稳妥有序；加快建设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更好更快地发展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使劳动关系主体更切实地体会到劳动关系的完善和改进，有效地使劳动关系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劳动关系问题的多方治理结构。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第2篇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总体经济投入成本，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逐渐发展农村经济，还可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本文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影响和未来发展形式进行分析，供相关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

1存在的问题

经过统计分析发现，根据国内农村现有的生产科技和技术，大约1.7亿人口就可以足够满足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国内的人口数量较大，耕地面积对比之下却比较少，生产率长期的处于较低水平，严重的阻碍了农业化建设的进程。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到2012年的时候，国内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比2011年提高了3.9%，数量高达26261万人次，具体包括外出农民工数量增加3.0%，数量达到16336万人，本地的农民工数量提高5.4%，短时期内国内的农民工总数量将会继续增加。想要提升农民的收入，关键方式为将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缩小城乡距离。

2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2.1农业方面

促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快速的转移，实现流动性的就业，能够控制农业总体生产的经济投入成本，促进农业土地面向更加规模化的方向发展。经过经济性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发展，具体包括农业生产的规模、非农业企业的规模、城镇化的规模等。过去的一段时期内，部分的外出农村工作者主动的要求退出责任田或是减少责任田数量，部分的人员从事非农业生产，能够让其余的劳动人员获取更加多的专业资源，提升生产的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产业结构的发展，农村内部劳动力的有效转移降低单位土地中劳动力的绝对量，避免对于土地应用产生过多的制约，为后期的集中化经营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基础。

2.2农民方面

通过多年来的实践研究表明，农村内部劳动力的转移能够帮助农村内部经济的进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收入，为城镇化经济建设投入新的力量，带去新的动力，帮助农民进行二次的创业，为农村经济发展带去新的增长点。此外，农民进城工作的时候，有效的丰富自身阅历，提高见识水平，通过学习一定的知识，自己的实力得到提升，就业机会增加。

2.3农村方面

农村内部劳动力的转移，让农村人口的素质提高，劳动力转移到就业结束后，人员接收到城镇社会新的意识，开阔视野，提高自身劳动力的素质，为农业发展提供无形而又巨大的生产力。

2.4社会方面

经过实践研究表明，和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具有明显差异，国内第三产业占据的份额还达不到40%，而很多的发达国家比例高于60%，数据充分的表明国内的第三产业发展处于落后阶段。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监管难度，由于非农转移的快速进步，所承包的社会功能逐渐突出，变化成为农民在城市中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没有建立有序、灵活、合理、有偿的土地流转制度，对应的机制不够完善，造成很多的劳务输出人员城乡两栖兼业，后顾之忧比较多。近几年，农村比较效益持续性的低迷，很多人甚至已经弃田抛荒，该种现象正逐渐变得严重。

3发展思考

目前国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已经引起全国上下人员的高度关注，近十年来，我国陆续的出台《劳动合同法》、《若干意见》，保证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然而国家目前仅仅在《劳动法》中具有涉及农民工劳动利益的条款，仅关系到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一小部分，未来加强完善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保障制度、户籍法律制度、工会法律制度、才能够全方面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通常来讲，农村内部劳动力素的变化和转移速度层次具有正比性关系，未来国家的相关政府部分需要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学校教育等不同的方面加大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程度，循序渐进的构建起政府为主导，市场发展为导向，多主体参与的培训体系，向其余行业提供更加优秀的劳动力。

总而言之，深入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改变，寻找到劳动力转移的优势之处，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定，保证农民工利益，才能够让农村劳动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作者：况刚莉 单位：涪陵区人民政府白涛街道办事处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应用

abstract: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showed a steady increase trend in economic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labor economics. compared to other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e major advantage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are the ability of more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related factors, reliable predic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and the easier research findings validation because of repeat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 itself.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against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such as the selection bias of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 high or low of payment level obtained by subjects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key words:labor economics;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application

一、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

理论检验在科学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者可以利用不同数据源实现对理论的检验。这些数据来源大致可按两个维度进行划分(friedman and sunder,1994):一是实际数据(happenstance data)和实验数据(experimental data);二是实地数据(field data)和实验室数据(laboratory data)。实际数据是未加控制的、自然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实验数据是在受控条件下,为了明确的科学目的而人为创造的。实地数据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实验室环境。这两种维度的数据可构成四种组合数据。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看作是运用实地实际数据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如失业率、工资水平、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均属于实地实际数据。既然实地实际数据如此丰富,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验并创造自己的数据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优势。

(一) 实验研究对相关影响因素的严格控制

锦标赛理论得名于体育比赛,是指员工通过竞争以获得某项奖励(如薪酬增加或晋升),胜出者由相对绩效排序决定。在锦标赛理论中,员工的均衡努力水平被定义为边际努力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努力水平。边际收益取决于奖金数额以及获胜的机率,并与后者呈负相关关系(lazear and rosen,1981),给定均衡努力的选择就可以直接导出最优奖励的水平和结构。现以锦标赛理论的检验阐释实验研究具有可控制性的潜在优势。

若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的实证检验,首先要求研究者知道参与竞争的员工数目,奖励的确切大小,员工努力的成本函数,以及生产函数(包括误差项的性质)。同时,为了确定最优奖励水平,还需要了解企业的支付函数与员工的参与约束。所有这些信息在实验室实验中都是确定的,研究者可以清楚地予以设定。通过观察实验被试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和获奖情况,就有可能对最优报酬作出精确地预测并进行检验,而采用实地实际数据对锦标赛理论进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使用实地数据时,研究者很少能确切地知道以上提及的各种因素;而且研究者也很难保证实地环境与理论假设的环境高度相似。例如在锦标赛理论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员工在竞赛中有消极的破坏竞争对手绩效表现的行为,努力与奖励的最优水平同不存在破坏行为情况下的结果将是大相径庭的。

相同的道理,使用实地数据的研究者很少能知道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然而重复博弈的理论预测往往明显不同于一次博弈的结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员工彼此之间了解程度如何?员工之间的沟通及同伴压力怎样,有无形成共谋的可能?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公开还是匿名?在实地实验中,以上因素及其他环境细节都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却不能被有效控制。与之相反,在实验室实验中,这些环境因素能够被严格控制,因此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在实验室实验中,对一次博弈与重复博弈情形进行比较研究,或者对匿名互动与“面对面”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将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种能对影响因素进行更好地控制的优势不局限于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关于不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争论中,很难判断所观察到的差异是反映出的真实“租金”,还是不可观察的异方差性 (gibbons and katz,1992)。同样地,几乎不可能依据实地数据来判断失业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即很难判断失业员工在低于现行工资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愿意继续工作。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控制员工的外部选择,则能对上述问题轻易作出回答(fehr and falk,1999)。以上例子极具说服力地表明,实验室研究较之于实地研究,能对相关影响因素实施更好的控制。

(二)实验研究能够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形成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在实地研究中,许多有意义的变量是内生决定的,多数情况下最多也只能确认变量之间是相关的,而很难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实验研究是确认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三) 实验研究的结论易于重复验证

实验研究具有易于复制的特征。传统的经验数据作为检验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缺陷,即所谓的“历史不能重演”。而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都需要大量的检验。smith(1962)指出,实验研究的可重复性克服了所有观察结论所普遍存在的一次性的缺陷。其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复制实验设计,进行独立验证,从而证实或者证伪专题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实验数据的应用可避免某些理论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而被称之为所谓的“传教士的理论”。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反对意见

首先,由于实验中的被试常常为学生,实验研究常被批评存在被试选择偏差,批评者认为学生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其次,主要针对实验中的支付(payoff)问题,由于一般情况下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支付较低①,他们可能不会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决策。第三种批评主要针对被试数目太少的问题,实验研究结论往往受到置疑。第四种批评主要来自于实验研究结论能否推而广之,对现实是否具有预测和指导作用,即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尽管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克服和解决。

(一) 被试选择偏差

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学生作为被试,主要是出于方便性的考虑。学生容易招募,能够迅速理解实验规则,而且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当低。但是,并没有根本的理由来排斥其他对象,而且非学生被试的使用也在逐渐增加。其次,通过细致周详的实验设计和与实施,有可能发现不同被试样本在行为上的有趣差异。list(2003)对市场经验是否能消除禀赋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cooper et 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被试,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同样地fehr and list (2003)以企业ceo作为实验被试,研究他们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程度以及如何对这种激励作出反应。

list(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表现出了禀赋效应,而在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身上却没有发现这种效应。拥有市场经验的经纪人之所以没有体现出禀赋效应,不是由于选择效应,而是由于市场经验本身。cooper et al (1999)在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经理和学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于混同均衡。因此,被试样本之间的行为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实验的初期,他们观察到不同样本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实验指导语用一种抽象的、无关经理决策的具体环境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学生的行为较之于经理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相反,如果实验指导书中含有大量的与企业计划者和经理间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内容,那么,经理的行为将更快地收敛于均衡点。fehr and list(2003)发现学生和ceo之间的确存在行为差异,ceo明显比学生更信任他人,而且也更值得他人信任。虽然如此,两个被试样本仍然作出了使用显性激励方式的相同选择,尽管该方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些例子均表明,被试样本差异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被试样本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cooper et al(1999)的研究中,学生和经理们的行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是高度相似的。同样,在fehr and list(2003)的研究中,根据理论推断,如果假定所有实验的参与者是完全自利的,信任行为则不会存在,但作为被试的学生和经理们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信任行为。此外,两类被试样本都显示出大量利他的、互惠式公平的行为。因此,虽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试样本选择偏差,但是不同样本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却是非常相似的。

(二) 被试所获支付较低

被试在实验中所获得的支付水平(stake level)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一致认为更高的支付水平能显著地降低被试行为的方差(camerer and hogarth,1999)。这就表明当被试在实验中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时,他们会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参与实验。但是camerer and hogarth(1999)在回顾了大量检验支付大小效应的研究后发现,核心的行为趋势极少因为支付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尽管支付(利益)对于实验被试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利益大小的变化往往不会改变核心行为趋势。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例外出现在holt and laury(2002)的研究选择实验中,随着平均支付从70美元增加到230美元,实验被试表现出明显增强的风险厌恶型特征。相反,在公平偏好实验中,支付水平的增加很少或者不会影响公平行为反应的发生。

(三) 被试样本量太少

关于实验被试样本数量较实际数据过少的问题也是能够克服的。首先,增加或补充实验的观测数目是可能的;其次,以国家宏观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也已成为可能。近来,harrison ,lau and williams(2002)采用丹麦人口总体的一个典型样本,推导出了贴现率;而bellemare and krger(2003) 则以荷兰为样本,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验。其研究结论显示并不存在被试选择偏差。

(四)外部有效性问题

对实验室实验更为普遍的批评涉及到内、外部有效性问题,内部有效性指从某一实验中获得可靠性的原因和结论的可能性,而外部有效性是指从试验研究的外部环境联系中归纳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内部有效性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实验控制、敏感度设计及正确的数据分析问题,相对而言,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批评者认为把实验室的研究结论推广到实地中去,其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外部有效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归纳法原理成立时,外部有效性将会是较高的。根据这个原理,只要绝大部分相关的潜在条件保持不变,那么,行为规则在新环境中也会持续不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保持所有条件不变,也难以保证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可以被完全复制。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仅仅针对实验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能够确保在同样的条件下复制出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二,实验研究是否抓住了现实中的主要条件。置疑者认为某些实验因为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关键性特征,从而不具有外部有效性,也就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验研究者的回答往往是尽可能模拟出这些被忽略的条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研究和经济学模型一样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这种抽象也正是一种优点,惟其如此才能够使人们增加对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由于对现实性的强调实际上取决于实验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实验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理论,或者理解理论失灵的原因。因此,实验证据对理论构建非常重要,但是对理解现实却不那么重要。

三、增加实验研究现实性的途径

(一)实地实验

无庸置疑,实验的可控性是其主要优势。然而关于实验室环境和现实生活环境是否一致的问题,可能将备受争议。可以说实验室实验不是对传统的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其的有益补充。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让研究者在自然的环境中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falk and ichino(2003)进行了一个典型的实地实验——将实验控制和现实环境的优点结合起来,研究同伴压力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实验是在日常工作环境中进行的,被试被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其产出被分别测量。在处理组中,两个被试在相同的房间中一起工作;而在控制组中,每个被试分别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工作。从技术上来讲,实验被试所从事的任务彼此完全独立。研究结论之一显示,与被试单独工作情形下的产出相比,随机选择的配对被试工作时的产出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另一个实地实验中,fehr and gtte(2002)研究了一个企业中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努力的跨期替代问题。在某一段时期内,他们对公司的一半员工按照更高的计件工资给付薪酬,而对公司的另一半员工按照固定的计件工资支付。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创造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处理组,用以测量计件工资的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

(二)“真实努力”实验

使实验室实验环境更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途径是进行所谓的“真实努力”实验。在一个典型的实验室实验中,工作努力的选择由一个递增的货币函数来表示,被试不是选择真实的努力水平,而是选择一个有经济意义的数字。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锦标赛实验中(bull et al.,1987)和效率工资实验中(fehr and falk,1999)。然而在“真实努力”实验中,努力代表的是完成一种真实的任务。例如,在fahr and irlenbusch(2000)的研究中,实验被试的任务是剥胡桃;van dijk,sonnemans and van winden(2001)要求实验被试利用计算机解决难度较大的双变量优化问题;在gneezy(2003)的研究中,实验被试需在计算机上解决“迷宫”难题。“真实努力”确实能够增强实验的现实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以失去可控性为代价的——因为如果实验者不了解员工的努力成本,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量预测。

(三)项目评价实验

实验技术在项目评价领域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不幸的是,基本上不能够获得来自随机的大规模社会项目实验的数据,尤其是在欧洲,政策制定者对实施这样的社会实验往往持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尽管如此,研究者自己收集数据也是可能的。例如,falk et al(2002)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项目评价方法,它允许在弱假设条件下确认参加培训项目与被邀请参加面试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基本思想是通过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参与项目的同一个体实施前测和后测,以此对项目进行评价。其程序如下:首先,研究者招募一些失业者参与一个特定的培训项目,然后在这些人完成培训课程之前,向外投递求职申请书。当这些人已经成功完成培训课程并获得证书后,又发出第二次求职申请。两次求职申请内容完全一样,只是第二次多了一个课程证书而已。由此可以检验参加培训项目对获邀参加面试的概率是否有影响。相似的方法已经应用于对女性员工的歧视(weichselbaumer,即出)和失业粘性的(oberholzergee,2000)的研究。

四、展望

过去的20多年,经济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应用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态势,这种增加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事实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smith,可能使实验经济学家们获得更广阔的舞台。实验研究方法在诸多经济学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其中很多领域都与劳动经济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理论与实验方法不可偏废,二者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制度或者参数族(如税率)的框架下对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而实验方法能够为不同制度环境的运行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此外,在实验过程中对于人类行为的观察,也将促使研究者更严肃地对待个体动机和有限理性问题。从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性进行更现实的刻画。实验研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公平、互惠、损失规避、过分自信、非指数贴现等现实经济社会现象,通过研究它们对激励和契约的影响,对组织设计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可以大大增进对企业、家庭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注释:

① 一般而言,研究者为了模拟出真实的市场环境,往往为被试在实验中的绩效表现支付一些数额不大的报酬,以增强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相关性,提高被试的认真程度,并以此确保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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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加入WTO以后，一些国家开始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致使该问题越来越多地在中外经贸争端中表现出来。出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诉求、促使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缓解就业压力,以及提升企业软实力等理由，中国积极应对国际劳工标准的意义重大。

[关键词]劳工标准积极应对必要性

中国自1949年解放以来，已经历了十个五年计划，正处于“十一五”规划阶段，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2007年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以资本、技术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却是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快速发展。

一、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劳动力优势分析

在产业革命200多年后的20世纪末期，中国逐步走向了一个“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同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然而，在一个“大象与蚂蚁”共舞的今天，与英、美等国以高科技开道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的“世界工厂”要逊色得多。

1.中国出口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突出

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人对中国外贸商品结构进行了研究。其中，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国蔚教授在《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体现》一文中，通过对国家统计局《2005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明确指出：从中国出口商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中国贸易额中逐步凸现。该文还根据2001年～2003年联合国世界贸易数据，计算出了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墨西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当年的出口市场占有率，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RCA指数。以2003年为例，中国在纺纱织物、旅行用品箱包、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童车玩具、皮革及皮革制品、家具及床上用品等产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均在世界前五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的标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具有明显优势。

2.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

根据联合国《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1998年美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29.9倍，韩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12.9倍。中国的劳动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单看制造业中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也明显偏低，中国1999年制造业劳动成本为729美元/人年，印度为1192美元/人年。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每小时大约16美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大约为61美分/小时。造成中国劳动力廉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政府为引进外资而放弃提升劳动力价格、劳动要素拥有者维权问题，以及劳动力结构等等。

中国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尤其是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引发了全球性关注。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古老的生产要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会影响世界劳动市场并映射到商品市场。中国积极应对劳工标准问题显得非常必要且日益紧迫。

二、积极应对劳工标准，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加入WTO以后，一些国家开始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致使该问题越来越多地在中外经贸争端中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就业形势，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诉求，使劳工问题显得日益紧迫，中国当前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劳工标准。

1.维持良好经贸关系，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故意压低国内劳工标准以降低生产成本，并使这些在恶劣劳动条件下生产出的大量廉价商品，涌向发达国家的市场，造成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因此，发达国家就利用劳工标准在国际贸易中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打压。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销售的产品在国内也以大体相同的价格销售，而且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劳动生产率不一样，而工资水平的主要依据是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一味强求国际劳工标准的统一，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鉴于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对待发达国家否认“劳动优势”，争取他们的理解并与之合作，慎重权衡劳工问题以防其借劳工标准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分阶段有重点地实施劳工标准。从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的地区结构中，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美国、日本；其中，对欧盟、美国的对外贸易保持较大顺差，而对日本的货物贸易存在逆差。所以，妥善处理与美国、欧盟等国在劳工问题上的分歧，意义尤为重大。

2.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优势，解决国内就业压力

2007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212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9379万人，农村72750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9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人，而剩余47640万的就业人员既包括农业就业，也包括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及城镇中无法明确登记为城镇就业的人员等等。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粗略估计出200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情况:(1)根据1997年～2000年的农业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在42%以上，用42%这个比例确定200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至少30555万人;(2)根据1997年～2000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例都在40%以上，用40%的比例可以估计出2007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致在12222万人，该数据也基本符合众多学者估计的中国剩余农业劳动力人口在1.5亿人左右规模的结论;(3)从农业外出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数量比例来看，农业外出务工人员比例逐年上升，尤其是在2001年后变化较大；根据2001年～2004年的比例23.5%、27.1%、30.5%、32.3%情况，考虑近些年中国政府三农政策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保守选择27.1%作为2007年农业外出劳动力的比例，估算出2007年农业外出劳动力大约为8280万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以及农业的结构性萎缩，导致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被释放，形成了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本文估计2007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2222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为8280万人。另外，城市中还有下岗工人以及其他分流人员需要就业需要安置。大规模海外转移劳动力是不现实的，中国只有自己消化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要想在国际上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有一定难度，也需要机会与时间。中国政府在致力于科技创新的同时，可以采取主动应对劳工标准的策略，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为主要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创造更好的国际经贸环境，来实现大量就业。

3.改变中国主要以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增长。2007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要坚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需求。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然而，中国人口虽多，却由于劳动者收入不高，而难以有效形成三驾马车并行的局面。中国政府通过积极应对劳工标准，若能在劳工的收入，以及福利待遇方面有所改善，对整个国家以内需提升经济增长是大有裨益的。

4.促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导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以提高社会潜在的产出能力。劳工标准提高，使企业成本上升，为维持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尤其是劳动与资本的相对边际生产率，从而影响或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达到新一轮的收益平衡。这个调整或改变生产函数过程使得企业产品结构得到优化，从而会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5.加强企业管理，提升企业软实力

劳动经济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总需求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005-04

通过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目前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议题和理论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从物质资本积累、总需求、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等4个方面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明确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与资本积累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卡尔多、帕西内蒂及琼·罗宾逊，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均就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过阐述。马克思也从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李嘉图观点

对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把整个社会看做由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三个阶级构成。他认为，地主以地租形式从土地生产物中拿去的部分并没有投入生产过程，而是被全部消费掉；相反，资本家所得利润的绝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进行投资，以增加就业和扩充生产。据此，李嘉图得出结论，地租阻碍生产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李嘉图重点强调的是高地租损害资本家的利益，降低企业的积累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同时，李嘉图又采用边际土地的方法（被定义为不产生地租的土地），把地主抽象出去，得到纯利润，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简化为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并引入生存工资理论，推导出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的结论，即“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果越大，利润率的份额越小，反之亦然”。在李嘉图看来，土地资源既定，增加劳动投入会使这种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造成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工资必须总是足以购买农产品的某个固定数量不能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水平，最终导致每单位增加值中工资份额不断上升，利润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土地的边际产品下降使地租出现并不断提高，结果，利润份额随着工资份额和地租的增加不断下降。随着利润减少，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枯竭，具体表现为，资本家“剩余”份额的降低将减少储蓄的来源，利润率的降低同时使企业投资动机下降。

（二）新剑桥学派观点

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Kaldor）、帕西内蒂（Pasinetti）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首次把收入分配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指出需要通过降低拉动收入份额保持储蓄不断增加。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着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有一定的积累率提供资金保障，从而需要相应比例的收入分配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卡尔多把整个社会成员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且假定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高于工人的储蓄倾向。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构建了卡尔多关于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和利润份额。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工人的储蓄倾向为零及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利润份额决定投资份额和资本积累能力，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利润份额，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必要条件是不断提高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利润高则增长快，利润低则增长慢。帕西内蒂把卡尔多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指出资本积累仅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与工人的储蓄倾向没有关系，收入分配向资本家倾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三）刘易斯理论

刘易斯同样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他写道：“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而进步的经济每年将12%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5%变为储蓄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在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这之所以是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上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刘易斯认为，储蓄率提升的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投资的国内来源，一是储蓄，二是信贷。在任何一个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已分配或未分配利润，利润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所以储蓄和投资只能靠企业家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基于上述思想，刘易斯假设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函数，建立了一个只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资本工业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得出结论：在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下，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以通过不均等的收入分配使国民收入相对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加快资本积累，推动二元经济脱离低水平均衡，实现二元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的转变。刘易斯认为，任何以均等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都会过早地窒息经济增长，任何试图提高工资的政策都会减少利润、降低储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