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研究范文第1篇

补贴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由于补贴对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增强了该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贸易造成不正当的扭曲效应。为此，WTO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一次在一百五十多个WTO成员之间统一了补贴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由各个成员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实施的反补贴程序也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根据该SCM协议，反补贴是指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接受来自其本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捐献（协议中使用的是“financialcontribution”一词），并对进口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进口国政府可对该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采取价格承诺、征收反补贴税等反补贴措施。

从性质上判断，渔业反补贴税是在海关环节征收的税种，可以起到削减进口能力的阻遏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国外政府对其渔业出口企业的补贴，避免国外渔产品制造商或出口商享有不公平竞争利益，对本国渔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渔业反补贴是一个程序性事项。目前WTO各个成员谈判的是渔业补贴的实体部分，也即：哪些补贴应被禁止？哪些补贴应被允许？哪些补贴应视其损害后果而予以削减？至于渔业反补贴的程序规则，WTO各个成员认为渔业反补贴在程序事项上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规则（SCM协议）的规定。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渔业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造船和捕捞技术的进步也使这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环境保护，还与贸易、发展、社会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自己的职责和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与渔业的过度开发存在着密切联系。1999年，一些成员国便向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递交了有关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之后有关该议题的争论就未曾休止。2001年，《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

第二，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

第三，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重新修订反补贴法，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中国遭遇渔产品反补贴：出路与对策

（一）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加强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做到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二）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数量众多，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对之提起的反垄断之诉。但是作为行业组织，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预警机制，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遭遇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三）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因此，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一支集WTO规则人才、经贸人才和会计人才为一体的精干的应诉队伍，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论文关键词]渔业反补贴反补贴调查预警应诉

[论文摘要]渔业反补贴是持续性事项，是对渔业补贴的对抗措施，旨在抵消补贴对渔业贸易正常流动造成的扭曲效果。国际社会尚未对渔业补贴新规则达成一致，对渔业反补贴仍然沿用传统的SCM协议既定的规则。我国渔产品出口遭遇反补贴调查将成必然，为此，我们要作好理论调研、加强预警并积极应诉。

参考文献

[1]FrancisT.ChristyJr.，theDeathRattleofOpenAccessandtheAdventofPropertyRightsRegimesinFisheries.MarineResourceEconomics，Vol.11，Page287

渔业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指标体系;战略方策

A Humble opinion on research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fisheriesBAO Teligenbaiyi1， ZHENG Jihui2(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Dalian 116023， China; 2.The Training Centre， Dalian OceanFishery Group of Corporation， Dalian 116113， China)Abstr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is a type of theoryand strategy to develop fisheries and to pursue harmony amongaquatic eco-environment， fishery economy and fishing communi-ty. This conception dates back to traditional theory of fisheriesmanagement. The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shows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indicators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but reveals lack of re-search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and academic depth and widthis quite limit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concentrateon macro-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concept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results concern-ing micro-research， theory research， positive research， assess-ment system， and actual survey are comparatively fewer andweaker. The further research shall focus 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 system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 renovation ofstrategy and methods，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 and positiveresearch and advanced research.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 indicators; strategy and methods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渔业管理理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献中，中译“可持续发展”①，“可”字表示“期望”或有“经过努力能够达到”之意。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于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起草并经有关国际组织②审定公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80)。

然而，在国际社会中率先提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是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7)。她在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初向林业、渔业领域渗透并得到应用，之后很快向农业、开发和生物圈扩展。

其实，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来源于生态学，但是从传统的渔业管理理论中也能探寻到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M. B. Schaefer(1957)在其论文《商业性海洋渔业管理的资源解析学和经济学角度的若干考察》中所提倡的MSY理论就是水产品可持续利用的渔业管理③理论。该理论可由Schaefer的逻辑斯蒂增殖模型(亦称剩余产量模型)所导出:在单位时间(通常以年份为单位)里的资源生物的加入量、个体增重量和自然死亡量统称为自然增加量(亦称剩余产量)，则自然增加量与捕捞努力量呈抛物线的函数关系(见图1)。如果只许捕捞与自然增加量相当的部分资源生物，那么资源量水准将维持原有状态。

每年如此进行下去，可以获得此意义上的持续产量SY(sustainable yield)。当投入增至超过该SY曲线顶点处的最大持续产量MSY(maximum sustainableyield)所对应的捕捞努力量点时，则反而将导致SY的减少，并陷入再生产下降型的滥捕状态。可见，MSY是从生物学角度推算出的最适产量，它只考虑了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生产率。从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属性来看，MSY还有一些维度上的缺憾，然而具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图1　Schaefer生产曲线

渔业经济管理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孕育和滋养，以及后来对其概念和理论的认识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渔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要求水域生态环境、渔业经济、渔村社会协调发展的渔业发展理论和战略。传统的观点把渔业经济增长等同于渔村社会发展，这种片面的观点导致在渔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水域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退、渔区人口膨胀、渔民贫富分化、渔村社会动荡。故而，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现代渔业建设及其管理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二、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及其述评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二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三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均归入渔业可持续发展这一分析对象领域。

1.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研究可持续渔业的概念及其发展问题。仓田亨(1997)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与环境和谐且其经营可持续的渔业。[1]此定义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不过，定义项中的“经营可持续”又是何意尚未阐明，或许还应追加揭示“可持续经营”的内涵。片冈千贺之(2000)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认为可持续渔业是“资源管理”加之“社会经济性”的一个概念。[2]此观点具有一定的扩展性，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有路昌彦(2004)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同时满足资源可持续性和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的渔业。[3]18此定义亦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然而，还是有待于揭示“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经营体”的内涵。总之，日本学者对可持续渔业概念的阐释基本上是相近或一致的，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定义方式非常简洁而明确。

在中国早期触及“渔业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是关青(1996)，认为渔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以传统产品为龙头转向以市场商品为龙头、从单纯的资源开采型转向资源增殖保护为“可持续发展”型。[4]此观点可以看成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初步阐释，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在文章中提及或使用过“持续渔业”或“渔业可持续发展”等词语，然而，不少文章并不是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展开的。

杨宁生(2001)认为，可持续发展渔业就是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水域和渔业生物资源，以及不断调整技术和产业运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确保获得持续满足当代及今后世世代代人的需要，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而且社会能够接受的一种发展形式。[5]此定义综合性较强，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韩兴勇等(2004)认为，渔业要持续发展，必须使渔业与环境、人类的需求与产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相适应，保持经济与生态、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6]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科技属性。杨林(2007)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技术上应用得当，构成生态环境健康、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生产集约经营、社会稳定的综合发展格局，达到改善渔民的福利事业、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7]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经济属性。再者，因“永续利用”和“持续利用”为同义词，故还有待于揭示定义项中的“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的内涵。金世昌(2008)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渔业资源和渔业产品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8]杨正勇(2008)认为，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类发展捕捞业过程中，在经济层面上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公平配置，在生态层面上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殖，在社会层面上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平和社会参与水平的发展。[9]上述两个定义虽然分析对象不同，但是均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总之，中国学者对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的阐释，其语言表述过于烦琐，文字表达过于冗长，其中部分定义引申于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定义。

2.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杨建毅(2004)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管理4个方面提出了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在每一个子系统中设立具体的指标，对浙江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估，其结果表明，过强的捕捞能力、过度的捕捞产量、污染的海洋环境对浙江省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严重影响。[10]此研究具体指标的设置比较合理，但是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规范性，并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张红智(2010)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学理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农业、林业以及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现有研究成果，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治理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概念性框架。同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发展目标等理论问题以及组织建设、程序确定、数据与知识、宣传和沟通、能力建设等实际问题。[11]此研究关于海洋捕捞业指标体系的构建相对规范，且具有普适性，但是也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即整个指标体系缺乏科技维度。

3.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 有路昌彦(2004)基于其“可持续渔业”定义，给出日本可持续渔业构建条件:对渔业可持续发展而言，资源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而资源可持续性意味着要在最大持续产量(MSY)以内进行捕捞作业。

为了资源可持续性，捕捞限制等资源管理、渔场养护、海岸资源的种苗放流等栽培渔业受到重视;对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而言，所必需的是渔民经营所成立的资源水准的维持、利润为正的捕捞限制以及一定的水产品进口限制或价格政策。[3]207-211此研究给出了可持续渔业成立的一般性设想，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刘军(2006)基于辽宁渔业的发展状况，指出近海捕捞过度、远洋捕捞受限、近岸海洋污染、养殖病害严重等影响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对此提出增强危机感、改革管理体制、调整渔业结构、发展渔业二产三产、推进渔业现代化等发展建议。[12]陈生熬等(2007)基于塔里木河流域淡水养殖业的发展现状，指出养殖业水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无序、品种种质退化、病害暴发流行、科技含量偏低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合理布局养殖结构、实施良种工程、加强病害防治体系建设、规范养殖生产行为等对策。[13]崔玉阁等(2007)首先从海洋生物资源的丰富性、有利于海水养殖的环境要素两个方面阐释了大连发展海洋渔业的条件;其次，指出大连海洋渔业在辽宁省地位的重要性，分析其动态发展和结构变化;最后，提出调整、优化海水增养殖业结构和布局，继续控制近海捕捞强度，提高公海大洋性渔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渔业产业化，加强渔业支撑体系建设等可持续发展对策。[14]上述研究均从产业经营角度研究了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尚缺乏全局性观点和视角。

王雪(2008)在概述辽宁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部分功能区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并指出近海海域污染严重、渔业资源量减少、养殖技术滞后、远洋渔业受限、渔业发展空间面临转移等问题。进而，提出基于结构调整推进渔业现代化、促进渔业第三产业、实施“科技兴渔”战略、优化海洋产业、加强功能区建设修复渔业资源等方策。[15]此研究视阈比较开阔，但很多方策尚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刘超等(2010)利用SWOT分析方法，从丰富资源、优惠政策、渔业基础、港口资源视阈对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进行评估，从开发混乱、科技薄弱、条件恶劣、频繁纠纷视阈对其劣势进行评估，从政府重视、休闲渔业、水产品畅销视阈指出其机遇，从周边国家、资源衰退、金融危机视阈指出其挑战，并提出了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16]此研究的优势、劣势分析均疏漏了分析对象的客观性，从而出现一些不妥之处。

三、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后续课题“渔业可持续发展”曾经一时在学界和业界备受关注而兴起“研究热”或作为开场白的“枕词”使用，而近年已趋向收敛之势。笔者不禁要问: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是否已经构建好?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从研究述评可以找出其答案均为“否”。况且，基础研究成果甚少，尤其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那么，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在中国总是要回应政界的呼声吗?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是不可否认的，但笔者要提醒诸位同行的是: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同样为发展学科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此为出发点)，更应该为发展经济服务(此为落脚点)。可见，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是一个常青课题。基于此，对于其后续课题提出几点管见，谨供同行参考。

(1)澄清概念本质属性。在先行研究中，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亦有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体形式，其本质属性不尽相同，定义表述多种多样且严谨性有待提升。因而，对现有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进行凝练和界定并使之升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是亟待解决的后续课题。笔者认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要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应有治理属性。其中，自然属性应强调环境系统、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经济属性应强调净利益最大化;社会属性应强调生活品质;科技属性应强调更清洁、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接近“零排放”的工艺方法;治理属性应强调政府行为方式、调节机制和法权关系。只有澄清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属性，才可能界定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而才可能演绎出正确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

(2)完善发展指标体系。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方面的文献却寥寥无几且体系构建不够规范。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理论、耗时费力且政策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其设置应当遵循“持续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精神追求原则、法治原则”[17];指标体系的维度应选取概念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科技属性、治理属性;指标体系的指标类应由表征体系行为的评价指标、分析指标、目的指标构成;指标类中具体指标的选取应考虑可测性、可比性、可得性，对指标类的数量表现、强度表现、速率表现给予直接的度量。

(3)创新战略实施方策。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面的文献颇多，然而不少文献是不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进行展开的，而且战略方策提出的依据基本上是存在的问题。因而，有的战略方策不仅实效性不强，还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值得注意的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才是提出方策的“金钥匙”，而并不是“问题”本身。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勿要只停留于一个层面，否则就不能论透问题。故而，应基于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具有合理性、可行性、有效性、创新性的方策，同时要兼顾方策的可操作性。

(4)拓展领域推进研究。渔业可持续发展先行研究，在内容和性质上几乎集中于概念研究、宏观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层面，而着眼于评价研究、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面的相对较少且明显薄弱;在方法论上大都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而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相对较少。至今论析极少或明显薄弱的课题将是后续拓展领域，也是完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主攻方向。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向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渗入，将对研究上的突破和创新起到推进作用，也将展示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质”与“量”相兼相容的更高境界。

(5)倚重实证调查研究。渔业可持续发展先行研究，绝大部分是以当时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的，尚缺乏渔业、渔村、渔企、渔民调查研究的支撑材料。

渔业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渔业反补贴 反补贴调查 预警 应诉

一、国际渔业反补贴:定义与性质

补贴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由于补贴对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增强了该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贸易造成不正当的扭曲效应。为此,wto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一次在一百五十多个wto成员之间统一了补贴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由各个成员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实施的反补贴程序也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根据该scm协议,反补贴是指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接受来自其本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捐献(协议中使用的是“financial contribution ”一词),并对进口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进口国政府可对该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采取价格承诺、征收反补贴税等反补贴措施。

从性质上判断,渔业反补贴税是在海关环节征收的税种,可以起到削减进口能力的阻遏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国外政府对其渔业出口企业的补贴,避免国外渔产品制造商或出口商享有不公平竞争利益,对本国渔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渔业反补贴是一个程序性事项。目前wto各个成员谈判的是渔业补贴的实体部分,也即:哪些补贴应被禁止?哪些补贴应被允许?哪些补贴应视其损害后果而予以削减?至于渔业反补贴的程序规则,wto各个成员认为渔业反补贴在程序事项上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规则(scm协议)的规定。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渔业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造船和捕捞技术的进步也使这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环境保护,还与贸易、发展、社会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自己的职责和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与渔业的过度开发存在着密切联系。1999年,一些成员国便向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递交了有关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之后有关该议题的争论就未曾休止。2001年,《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

第二,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

第三,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重新修订反补贴法,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中国遭遇渔产品反补贴:出路与对策

(一)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

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加强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做到

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二)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数量众多,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对之提起的反垄断之诉。但是作为行业组织,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预警机制,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遭遇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三)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因此,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一支集wto规则人才、经贸人才和会计人才为一体的精干的应诉队伍,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参考文献

[1]francis t.christy jr.,the death rattle of open access and the advent of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in fisheries.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vol.11,page 287

[2]陈静娜,wto渔业补贴谈判探析[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02)

渔业研究范文第4篇

作为利用渔业自然环境与人文资源，结合现代旅游业发展起来的集旅游观光、游钓体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休闲渔业对于推动传统渔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丰富旅游产品类型、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保护渔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内外休闲渔业呈现产业化、规模化、综合化、多样化等特点，但也存在功能单一、经营管理不规范、海洋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发展空间受到局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休闲渔业健康发展。 

休闲渔业作为传统渔业与现代旅游业相交叉产生的新兴产业，其基本表现形式是作为旅游业基本组成部分的娱乐体验活动。刘雅丹、许传才等人在研究澳大利亚休闲渔业发展时发现，游钓活动已成为澳大利亚休闲渔业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也在厦门、青岛、大连等地先后建起了以观光和捕鱼为主的休闲渔业基地。渔文化是一种地区文化软实力，实现了休闲渔业的内涵升华。美国休闲渔业在充分利用渔业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发挥休闲渔业的文化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建设渔业博览园、海洋博物馆等海洋文化载体，科普海洋文化知识。我国多地相继建成水族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深度挖掘海洋的文化教育价值，满足游客高层次需求。目前，休闲渔业较发达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休闲渔业发展思路，在带动旅游服务业，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护海洋资源，增加渔民收入，优化渔业产业结构，休闲渔业内涵更加丰富。 

1发展现状 

国内外休闲渔业发展态势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当前休闲渔业的发展既存在着资源，政策，科技进步等多方面的发展优势，也面临着海洋环境污染，经营管理不善，产品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 

1.1休闲渔业发展中的优势 

1.1.1游客市场空间广阔 

祝丽云在研究河北滨海休闲渔业发展现状时提到，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融入自然、健康绿色的休闲生活成为多数人的追求。休闲渔业作为一种贴近自然且体验性强的娱乐方式，能够较好地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等消费需求，市场前景广阔。目前，休闲渔业通过网络拉动消费者需求量。从技术支撑来看，“渔夫垂钓”网站建立，游客可以直接从网上预约，方便快捷。从宣传方式来看，网络宣传成本更低，传播迅速。 

1.1.2政府政策逐步落实 

“十三五”規划明确提出要促进渔业转型升级，形成一二三产业互相融合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具有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功能的休闲渔业，显然已成为渔业转型的中流砥柱。我国多数沿海省份已出台有关政策推动滨海休闲渔业的发展。山东省制订“海上粮仓”建设规划，要求结合海洋牧场建设和养殖基地等渔业生产活动，打造多元化的滨海休闲渔业项目，广东省则允许持证捕捞渔船从事休闲渔业的同时继续享受油补政策。

1.1.3历史文化内涵深厚 

休闲渔业的蓬勃发展为渔文化的繁荣创造了巨大空间。海神信仰是渔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沿海地区渔民普遍信仰龙王，祈祷保佑他们出海平安，满舱而归。山东蓬莱“八仙过海”的传说，带火了蓬莱阁景区；青岛红岛渔祖郎君节开幕，吸引了对渔文化感兴趣的游客，为当地保留小众海神信仰找到一条经济出路。民俗节庆活动作为渔文化的展示窗口，在我国各地区发展态势良好。传统渔业节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其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如云南丽江纳西族居住区的“龙王庙会”、澳门渔民的“妈祖祭”等。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推动渔业转型，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与人文环境，开发出各种海鲜节、开渔节、海洋文化节等一些初具规模的现代渔业节庆活动，受到游客的关注和青睐。 

1.2休闲渔业发展中的问题 

1.2.1法律法规亟需完善 

渔业法规体系仍不健全，法律层面上的空白造成了休闲渔业的发展和管理上的难题。现有的《渔业法》、《海上交通安全法》以及配套的法规、规章都没有明确的条文对新兴的休闲渔业进行界定，法律体系的覆盖面还不够细化。休闲渔业作为一个交叉产业，处在渔业与旅游业等多个产业的边缘，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其综合的特性，归属问题尚未解决，部分领域属于三不管“灰色地带”，一旦出现突发事件，问题处理效率低。 

1.2.2科技运用尚未推广 

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游客趋向于使用支付宝、微信等方便快捷的网络支付方式。但由于休闲渔业的经营者大多为当地渔民，受陈旧观念影响，对网络支付尚不了解，服务质量有待提高。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与大数据在多行业的应用，信息管理系统显得尤为重要，但我国尚未针对休闲渔业成立游客信息中心，造成各地信息交流受阻。 

1.2.3品牌建设环节薄弱 

周俊在探究宁洱县休闲渔业现状时提出国内休闲渔业发展地区普遍存在品牌建设薄弱，发展特色不突出等问题。政府和商户企业尚未形成品牌意识，发展点不明确，导致当前滨海休闲渔业发展方向模糊。部分经营者虽提出凸显特色的宣传口号，但不能落实到管理规划、产品开发、游客服务中，未能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滨海休闲渔业新品牌。 

2管理研究 

2.1法律法规与政府管理 

诸如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休闲渔业起步较早且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已经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体系，并且越来越重视法律对休闲渔业发展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林乐玲等学者提到澳大利亚为引导休闲渔业健康发展，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形成了完备的法律管理体系；挪威自1939年至今，不断更新完善各种渔业法规，明确部门分工，推进管理落实。目前部分地区海洋环境污染严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小，发展规划不合理，导致休闲渔业发展势头不强劲。此外，由于休闲渔业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政府有关部门对其的职责划分不清晰，造成管理的缺失和部分职能的重叠，办事效率不高。综合相关研究和现实情况，本文认为要建立起符合我国休闲渔业发展现状的法律法规，为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财政税收优惠、法律保障，明晰渔业部门内部权力和职责，提高行政效率，推进管理落到实处。同时重视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推动我国休闲渔业健康发展。

      　2.2技术开发与信息应用 

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及时更新和应用信息数据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有效运用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及时反映市场变化，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在信息的管理以及相关技术开发等方面，国外有着丰富的可借鉴经验，美国将科研所和管理机构有机结合，充实科研人员，配备科研设施，助力滨海休闲渔业发展；陈毅德等对挪威渔业信息管理考察后发现，挪威通过对渔业基础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建立渔业信息数据库，实现数据挖掘利用。国内学者杨宁生认为，渔业信息是其发展的重要一环，结合渔业信息系统，共享渔业信息数据，可以使渔业发展更加效率化、正规化、市场化。目前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在休闲渔业中的應用范围不广，经营者不能及时了解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情况，消费者也无法及时有效掌握相关旅游产品的详细信息，供需信息无法准确对应。因此，应当实行‘互联网+”模式，将传统经营方式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转变传统平面媒体的宣传营销方式，开发相关APP，对滨海休闲渔业发展概况、著名景点、交通线路、特色美食以及酒店宾馆等消费者关心的内容进行具体介绍。区域应成立相关协会组织，充分发挥其融资集资、信息咨询等功能，统筹管理，为企业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2.3品牌建设与市场开发 

面对游客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休闲渔业应当及时整合游客需求和市场供给两方面内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更新产品形式，从民俗民风，文化教育，生态保护等多方面进行市场开发，提供满足游客多元需求的产品。美国休闲渔业发展注重提高体验质量和提升公众参与度，针对儿童、妇女、年轻人、老年人，特殊人群等不同群体，培育特色针对性活动项目。我国学者祝丽云认为，在休闲渔业活动中融入当地文化特色和渔民生活元素，加强文化价值的挖掘，对于促进当地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休闲渔业发展普遍存在着营销方式传统落后、旅游产品类型单一、经营人员科学文化素养低下、品牌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在发展休闲渔业时，应结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于市场需求，丰富旅游产品类型，精心打造沿海地区特色龙头品牌，同时注重品牌的推广工作，吸引全国乃至海外游客，推进滨海休闲渔业产业优化与升级，带动经济发展。 

渔业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渔业结构;变动速率;变动方向;优化升级

中图分类号：F316.4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4.021

Research of the Problem on Liaoning Fishe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GAO Dong-ya， BAO Teligenbaiy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3， China）

Abstract： Fishe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has been a hot issue committed to research in Liaoning， which to some extent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of Liaoning fishery.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change to Moore value to estimate the Liaoning fishery develo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 exploring a road to Liaoning fishery structure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aoning fisheries development， it wa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on the basis of the measure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change of fishery structure， pointing out the present status and the main problems of Liaoning fishery structure; and finally proposed the way of fishe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four aspect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isheries， fishing structure， culturing species and control measures， pointing a certain direction for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fisher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ishery structure; rate of change; direction of chang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辽宁渔业凭借优越的自然区位优势、发达的腹地配套设施、雄厚的科研实力，现已基本形成一个集养殖、捕捞、加工、物流、贸易、科研、教育为一体的产业体系[1]。但是，长期以来，辽宁渔业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而推进渔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因此，加强对渔业结构的研究，探索合理可行的优化升级之路成为促进辽宁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辽宁渔业发展历程

建国以来，辽宁渔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根据各时期渔业的不同特点，可将辽宁渔业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图1）。

1.1 复苏发展阶段：1949―1952年

解放后，辽宁省制定了相应的渔业法规和制度，并进行了，向渔民分配了渔业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渔业复苏时期，各级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为渔民提供渔业生产贷款，并建立领先的水产养殖行政结构领导生产。同时，重建了渔业市场，通过一些优惠政策进一步调动了渔民生产的积极性。到1952年，辽宁省水产品产量恢复到16.26万t，是1949年（7.96万t）的2.04倍。这一阶段，渔业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6.88%，辽宁渔业开始发展起来。

1.2 波动发展阶段：1953―1968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沿海市、县先后建立了渔政机构;重点市、县 （区）建立了技术推广站和水产养殖供应机构，加强对水产养殖生产和供应的领导，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58―1961年的“”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极度缺乏，造成了渔业生产的严重受损。经过1963―1965年的积极调整，渔业又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初期（1966―1968年），渔业生产过于追求高产量、高收益，渔业管理也陷入混乱，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经济鱼类资源大幅度下降，且由于船只数量增加过快，经营管理跟不上以及生产方式单一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全省渔业生产的发展。1968年， 辽宁水产品产量达到18.84万t，仅为1953年的1.16倍，增长幅度较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03%。在此阶段，呈现7次负增长，辽宁渔业缓慢地向前发展。

1.3 快速发展阶段：1969―1977年

20世纪70年代初，锦州、丹东、旅顺、营口市国营渔业公司和大连海洋渔业公司等相继增添了一批大型拖网渔轮。同时将大批术帆船改装为机动船进行海洋捕捞生产，使机动渔船捕捞产量超过了木帆船的捕捞产量[2]。在此阶段，水产养殖生产发展较快，到1976年贝类养殖产量达到3.27万t，海带年产量也由1966年的1.44万t增加到3.80万t。除此之外，淡水养殖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宁省淡水养殖面积1975年达到 5.53万hm2，到 1977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到54.99万t，比 1969年的22.35万t增长了146%，年平均增长率为11.91%，渔业产值也由1969年的0.90亿元增长到2.0亿元，渔业生产快速发展。但由于钢质大型渔船的海洋捕捞产量远远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导致海洋捕捞的主要经济品种的产量下降严重，为今后几年的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

1.4 调整发展阶段：1978―1999年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海洋污染的加剧和高强度捕捞，渔业资源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衰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了“以养为主”的方针，辽宁省也开始把海水养殖业作为其结构调整的重点，辽宁渔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1985年，辽宁省紧紧围绕解决吃鱼难的问题，发展辽宁水产养殖业。1982年，辽宁省渔业捕捞和养殖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总产量首次突破了50万t。1986―1993年，全省把重点转移到了丰富人民群众的“菜篮子工程”上，并调整海洋捕捞业结构，积极发展远洋渔业。1994―1999年，全省认真贯彻国家的渔业发展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调整渔业结构上。但在此期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海洋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二是养殖病害肆虐，严重制约着养殖业的发展;三是渔业科技发展滞后于产业的发展。总的来说，1999 年辽宁水产品产量达到333. 80万t，是1978年的6.08 倍。这个阶段的渔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8.98%，渔业产值也由1978年的2.10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165.30亿元，辽宁省渔业生产开始全面建设和发展起来。

1.5 全面发展阶段：2000―2012年

2000年至今，全省渔业系统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渔业工作，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大力推进全省渔业经济的发展。辽宁省坚持优化渔业结构，不断创新养殖品种和模式。 2004年，全省海水精品养殖面积达10万hm2，产量120万t，产值140亿元。休闲渔业也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以沈阳、鞍山、丹东、锦州等市为中心的观赏鱼基地。2007年，水产品产量出现了一次明显的下降，年平均增长率为-17.86%，但产值一直持续稳定增长，这与国家的“零增长”有很大关系。2012水产品总产量480万t，同比增长6%，水产品产值达到了717.07亿元，为2000年的180亿元的3.98倍。辽宁省的渔业走上了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

2 辽宁渔业结构变动及其测度

2.1 渔业结构变动速率

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辽宁渔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本研究采用Moore结构变化值来测量各产业此消彼长的方向变化，它是产业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

M+=cosθ=■（ωi0ωit /[（■ωi02）（■ωit2）] ）

式中，M+表示Moore结构变化值，它的值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1，产业结构变动越小，反之越大;ωi0表示i产业基期所占比重，ωit表示i部门报告期所占比重。则θ= arccos（M+），它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角度，且θ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变化幅度越大。

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是反映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年均变化的绝对值[3]。它的计算公式是：

k=[■（|qit-qi0 |）]/m

k为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qi0、qit表示基期、报告期i产业的构成比例;n表示产业门类数;m表示基期0到报告期t之间的年份数。k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变动的幅度越大。

辽宁渔业可划分为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内陆捕捞业和内陆养殖业4个部门。根据1949年以来渔业4个部门产业结构的数据及上述公式，可分别计算7个时段的Moore结构变化值、向量夹角、夹角年均变化值及渔业结构年均变动值（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种测定结果基本一致，建国以来，辽宁省的渔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渔业结构年均变动值为48.38%，向量夹角年均变化值为1.039 7°。其中，复苏发展阶段（1949―1952年）、调整发展时期（1978―1999年）的结构变动速率最快，产业结构变化程度最高，M+值达到了0.928 2，θ值为21.844 1。随后的全面发展阶段（2000―2012年）的结构变动速率略微减缓，M+值为0.936 9，θ值减少了1.381 4，但也远远超过其他时期。

2.2 渔业结构变动方向

产业结构超前系数是用来测定某一产业增长相对于整个经济系统增长趋势的超前程度的指标，可以作为表征产业结构变动方向的指标[3]。其计算公式为：

Ei =αi+（αi-1）/Rt

式中，Ei表示第i产业部门的结构超前系数，αi表示第i产业部门报告期所占份额与基期所占份额之比，Rt表示同期第i产业部门所在经济系统的平均增长率。其中，Rt=（ ■-1）*100%，此式中a为起始年，其产量数据为A，b为目标年，其产量数据为B。如果Ei1，则第i部门产业有超前发展的倾向，其所占份额有所上升。

由表2可得出，1949―2012年，辽宁海洋捕捞业比重呈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发展也相对滞后;海水养殖业超前发展程度十分之强，大大超过了其他部门产业，同比上升了55%，发展劲头非常强劲。相比之下，内陆渔业发展超前程度和比重增加值都略有下降，捕捞业整体略微超前发展，养殖业比重则一直呈上升趋势，且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超强发展趋势。

2.3 渔业结构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辽宁渔业发展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海水产品，且一直保持着较快速度的增长，相对来说贡献率较小的是内陆产品，发展速度也相对较缓。近年来，养殖产品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超过了捕捞产品的贡献，对满足消费者对水产品的需求和调整渔业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图2）。

从表2可以看出，辽宁渔业结构呈现出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和内陆养殖三足鼎立的局面，且水产养殖业在渔业结构调整中不断优化。尤其是海水养殖业，它对辽宁省的渔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重要性逐渐升级，已成为辽宁省沿海地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20世纪90年代后，海洋捕捞业的比重出现较大幅度地下降，海洋捕捞与海水养殖产量的比例逐渐趋于平衡，说明养、捕两大部门的产量结构日趋合理。近年来，海水养殖业加大其生产结构的调整力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其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主导品种培育研究相对滞后，“精品工程”有待进一步开发;对浅海、滩涂的利用也不够合理，养殖水域随意性较大;海水养殖业不够生态、高效和科学。内陆渔业中，养殖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捕捞业，内陆养殖与海水养殖逐渐协调发展，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但渔业养殖的方式目前阶段还较为传统，新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应用程度低;养殖水域环境条件恶化，虾、扇贝、鲍鱼、海带等均不同程度受到病害的影响，且危害品种有扩大之势[4];内陆养殖产品的趋同性较为明显，淡水名特优新品种的繁育、养殖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内陆捕捞近年来发展形势较好，在产量“零增长”的基础上，产值实现持续增长。因此，辽宁省应抓好捕捞业和养殖业的协调发展工作，建设结构比例更加协调、合理的渔业生产体系，共同加快现代渔业的建设和发展。

3 辽宁渔业结构优化升级途径选择

3.1 优化渔业生产布局，促进区域渔业经济协调发展

要想促进辽宁省渔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在大力发展全省渔业的过程中，既突出重点渔区的发展，又兼顾到全省发展的平衡。各地要充分发挥其地理位置、渔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渔业。

渔业经济是沿海市、县、区的主要内容之一，渔业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所占的比例非常大[5]。因此，沿海且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应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优势，在确保渔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重点发展名优特水产养殖和生产，形成产业化经营;适宜开发的旅游风景区应突出发展以观光和休闲为主的服务性渔业;其他距海较远和内陆的城市应重点推广新型淡水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等高产技术，并大力发展内陆地区的水产品流通业。

3.2 调整优化海洋捕捞结构，大力发展远洋捕捞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不断枯竭，深海捕捞已成为发展趋势[6]。为保证辽宁海洋捕捞业健康稳步发展，必须压缩近海捕捞强度，大力发展远洋渔业，提高远洋渔业发展质量。

首先，要围绕捕捞生产零增长的目标来不断坚持和完善相关的各项制度和措施，鼓励和帮助沿海捕捞渔民共同实现转产转业，积极引导他们从事养殖业和服务业等;促进近海捕捞作业渔船由单一的作业方式向多元化生产发展，优化作业结构;完善并严格执行相关的禁渔区、休（禁）渔期、禁渔具、渔业许可证等渔业法规和管理制度，并对休（禁）渔渔民给予一定的补助;对新增的捕捞渔船实施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坚决取缔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渔船;保护海域环境和渔业资源，发展生态渔业，从而保证近海捕捞生产规模适度、科学有序地开展。

其次，要积极开辟新渔场，在巩固和提高过洋性远洋渔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公海远洋渔业;以辽宁省内较大型的远洋渔业企业为首，提高其科学化管理程度，加强现代化远洋渔业船队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建设，增强远洋渔业企业的整体效益;在提高远洋捕捞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远洋渔业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共同发展。

3.3 加快新品种引进开发，坚持发展名优主导养殖

辽宁省水产养殖发展势头较好，应继续积极探索名优特养殖品种的开发和利用，优化养殖品种结构，促使其由重量向重质的方向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针对性地采取以下措施：在确立主导产业的过程中，要坚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突出特色，坚持多种养殖，多条腿走路，区域化布局，一体化、规模化、系列化经营[7-8];加强渔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强病害的监测和预报，开展水质分析等基础工作[9-10];培育和建设现代养殖区域，带动周边地区水产养殖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合理开发和保护渔业资源，采用健康高效的养殖技术，同时抓好病害防治等工作，推进全省名优特水产养殖向节水、节地、节能、环保方向顺利开展。

3.4 综合运用市场、政府等多种手段调整渔业结构

单方面依靠政府或市场是无法高效合理地调整渔业结构的，辽宁省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与市场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新格局。

政府方面，要结合辽宁省的渔业发展规划和目标，制定合理的调整计划和重大战略措施;多渠道增加渔业投入，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继续实施相关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各种补贴政策，并完善配套的渔业设施建设，为渔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扶持和壮大省内优秀的水产龙头企业，要采取贴息补助、投资参股、税收优惠等政策， 支持龙头企业为渔民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11];以科技创新推动渔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建立起新型的技术体系，提高渔民的整体素质。对于以上各项措施，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要落实好各项工作的完成，推进渔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市场也应充分发挥其政府调控所不具有的独特功能，配合政府共同为全省渔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探索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且切实可行的道路。市场开发应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立足当地的市场 ，更要瞄准国内其他的市场和国际市场 [12];渔民是渔业结构调整的主题，应提高渔民的市场意识，从而保证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准确地确定自己的生产经营项目，达到增收增产的目的;政府应加强管理，逐步建立和完善竞争机制、运行机制、价格机制健全，各种要素齐全，多元化发展的渔业市场体系，对渔业资源的配置起到应有的调整和配置作用，从而促进辽宁省渔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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