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1篇
摘 要：明代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在两者的作用下伴随而来的是明代商业到达中国古代以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但明代商人却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商业文化。官与商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更为明代吏治腐败与最终灭亡埋下了一定的诱因。关键词：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商品经济中图分类号：Z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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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3-02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定都应天，建立大明帝国，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大一统时代。在明朝276年的历史发展当中，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且在这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明代的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崛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并最终与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不断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代传统的社会结构。一、农业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一切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农业的核心就是农民。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农民既要辛勤耕作，又要承受徭役地租苛捐杂税的压榨。因此农民起义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代代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1]。维持农民“驯服”依靠的是伦理宗族，而宗族、伦理纲常之所以维系，依靠的正是古老中国的农本经济基础。再加之中国古代自古就有重视农业的社会传统。因此恢复农业生产也就成了明代统治者重建社会生活，恢复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之一。无论是明代的开国皇帝还是之后的几代君王都已恢复农业，发展农业作为首要大事来抓。既为了恢复元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创伤，“也为未来确定了一种崭新的方向，即明清帝国的主要基础就是农业”[2]。明代统治者在恢复农业方面实行移民垦荒、屯田、种植经济作物的三大方针。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明代，移民垦荒成了提供土地的最好手段。明太祖就曾发出慨叹：“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3]。因此，明太祖早在战争时期就注意垦荒拓土，统一后又对于新开垦的土地免去三年租赋，更是颁布法令肯定农民战争后土地变更的既成事实。大量荒地的开垦为明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屯田本起源于魏晋时期，它是一项受战乱而力图恢复农业生产的手段。明代屯田主要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尤以军队屯田更是明初恢复农业生产的一重大举措，也可视为全国移民垦荒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移民垦荒互相促进，互为补充。让明代初期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尖锐。政府又开始鼓励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不仅有麻棉桑枣这些早期的经济作物种类，后来更是从外国引进如玉米、烟草、甘薯等诸多高产经济作物。这就不仅暂时解决了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且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可能，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商业因素。大量垦荒、大兴屯田、种植经济作物，正是在这三大方针的指导下，明代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数量直线上升。“明代农业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农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4]。农业的发展，为明中后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后来商人阶级崛起从而改变社会阶级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手工业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长期是农业的附属产业之一，在重农的传统价值本位之下，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在社会生产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手工业大多以官营为主，生产的产品虽质量处于上乘，也曾大量传播于世界各地，但绝大多数手工业产品存在的目的是用于贵族的享乐与奢侈糜烂的生活。始终不曾让古老的中国产生类似于欧洲所谓的“商业革命”。然而到了明代，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不再需要所有的劳动人口均束缚在土地之上。因此，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大大增加，手工业也随之蓬勃发展。而手工业又直接促进了交换，因而商业资本在明朝逐渐壮大。明代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4]。这其中又以制瓷业与盐业表现得最为明显。瓷器一直是中国的代表，明代瓷器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江西景德镇更是成了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代前期官窑占主导地位，政府常派内廷宦官去各地监造，以供统治者享乐。明代后期则由民窑取代官窑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瓷器行业甚至出现了“官搭民烧”的形式。这时民窑出产的产品不但技术水平已很高，所制青花等品类的瓷器更是成为当时瓷器生产的代表而蜚声海外。很多来自外地的商人和游民的加入为民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一社会现象是之前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由官营转向民营这一现象在制盐业也同样存在。盐是人们生产生活当中必备的资料之一，由于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故此古代盐作为重要的资源牢牢的为政府所垄断。政府专卖的时代背景下贩私盐更成了古代的大罪之一。到了明代中期，由于盐课折银的实行和两淮商人凭盐引购盐，并卖与市场这类现象的出现，政府对盐的垄断出现了一定的放松。甚至出现民间富裕的灶户雇佣贫困者经营制盐这种出现在国家垄断资源中雇佣现象，为后来盐业民营的趋势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制瓷业和盐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蓬勃发展为明代社会创造出了大量的消费产品，这些产品由于质量卓越，且为民营，故此流入市场当中有力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和消费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商人群体，并且最终形成了明代不同于以前独特的商业文化。三、商业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都为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此时随着市场的逐渐繁荣，农村生产关系的转变，明代的商业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表现为城镇经济的兴起，商人阶层的崛起和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首先，明代城镇经济迅速崛起。不仅以首都南北二京为代表的传统大都市繁荣依旧，一些新的市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大量兴起。“江南地区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是物产最丰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3]。以汉口为代表的城镇崛起依靠的则是便捷的交通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优势。江南的一些工商业市镇更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繁华。城镇经济的崛起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宽广的活动舞台。其次，明代商人阶层的崛起。明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仅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为明代的市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供应，把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拉的更为紧密。商业深入到生活当中，这就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抛去了过去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与方向性。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活动，转而依靠乡土为纽带，结成了一定程度上组织严密的商帮。如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福建的闽商、广东的粤商等等。这些以亲缘为纽带，以地缘为依托商帮的出现不仅让商人阶层更加壮大，更提高了他们在日常商业生活中的外部竞争力，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体制内商业团体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商人阶层的崛起与壮大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阶级结构，并且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业文化。
最后，明代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明代形成了“重利重义”的商业价值观。商人天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让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商人都把重利变成一种本能的反映。然而中国深处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圈之中，儒家的义利观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即便商人也不例外。儒家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观念让明代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当中，对于传统儒家的义看得格外重要，道德原则成了明代商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使诚信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准则之一。第二，重视乡土，血缘关系一直伴随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宗法制的因素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古老的中国。乡土观念对明代商业也同样产生着影响。明代商帮组织以乡里宗族为依托，宗族、地域无形中成为加入这些组织的第一要素。但是他们仅仅以地域为纽带，无形中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内部恶性竞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同市场的形成。第三，促使官与商两大阶层开始走向融合。这是与以前任何时代不同的一大现象。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做官与经商这两种手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在所谓四民的划分当中，士居首而商居末。在这种认识的背后有更深的经济内涵。中国古代官意味着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1]。正是这一特点使经商之人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再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转而用资本谋取入仕为官，后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妇孺皆知的典型。正因为有了商人为扭转社会地位谋求官职的这一需要，因此明代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同时，官员们见经商有利可图，也纷纷投入经商的行列之中。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许多官员更是利用职务大肆搜刮百姓，形成明末官场极度腐败的一个重大诱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官商阶层走向融合让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并且严重制约了中国后来的近代化。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就此结束，回顾明朝276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明代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水平迅速提高，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5]。特别是商人阶级的崛起，更是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一方面明代经济的繁荣让中国仍然处于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中心，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物质动力的驱使下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官商两大阶层走向联合更是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最大阻碍之一。回顾这段中国“近代化前夜”走过的道路与社会变化才是这段历史的最大价值。参考文献：[1]王亚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策管理 政策调节 抑商政策 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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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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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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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商丘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品位越来越高，对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历史文化资源越来越有兴趣。历史文化之旅是一种高层次的旅游活动，也是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文化资源产品。商丘位于河南省东部，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本文就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该研究区旅游资源，做了一些探讨。
一、开发的优势
1.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商丘拥有数目众多、类型多样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其中最为突出的有：(1)三商文化资源。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2)汉梁文化资源。商丘是汉兴之地，是汉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舞台。两汉历史的遗迹包括保安山汉墓群、柿园汉墓、刘邦斩蛇起义园等。(3)古战争文化资源。商丘自古就是中原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时期葵丘会盟，到陈胜第一次农民起义，再到西汉“七国之乱”、唐朝安史之乱以及1948年的淮海战役，都在这里发生了震撼人心的战斗。(4)碑(石)刻雕像艺术文化资源。碑(石)刻雕像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主要成就之一。商丘现保存较完整的碑(石)刻雕像有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刘邦斩蛇起义纪念碑、孝烈将军祠像辩证记等。(5)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商丘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与商丘有联系的名人数不胜数，与这些历史名人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如这里是文哲大师庄子、至圣先师孔子的故里，《桃花扇》的主人翁侯方域、李香君在这里演绎了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还有范仲淹、李白等也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6)革命传统文化资源。商丘是一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革命传统文化资源甚多，如淮海战役烈士陵园、睢杞战役纪念碑、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部等。
2.区位、交通优势显著
商丘地处豫、鲁、皖、苏四省交界之处，是河南的东大门，交通区位得天独厚。商丘是铁路、公路“双十字”交叉的“黄金交通枢纽”，中国铁路大动脉陇海铁路、京九铁路，105国道、310国道都交汇于商丘。此外，连霍高速在商丘贯通而过，经由连霍高速到河南最大空港新郑机场只需2小时。
3.政策优势突出
商丘市依托中原经济区正在全力打造“四区两枢纽一基地一中心”，即把商丘建设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三化”协调发展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先行区，中原经济区综合交通枢纽、中原经济区物流枢纽，新兴工业基地，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为商丘旅游资源的开发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文化旅游是一项前期投入大，收效速度慢的产业。商丘从发展旅游业以来，资金问题一直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目前该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突出表现为景区建设缓慢、开发深度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远未形成旅游业六大要素配套成龙的旅游产业格局。
2.宣传力度不够
在旅游者的心目中，商丘并不是一个旅游胜地，而是一个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许多游客只知道龟山汉墓，而不知永城保安山汉墓;只知道敦煌飞天壁画，而不知梁共王墓四神壁画；只知道丽江古城、凤凰古城，而不知商丘归德府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商丘在旅游宣传方面投入太少，宣传不力，从而导致商丘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知名度相当低。
3.资源破坏严重
我国各地普遍存在由于开发不当或保护不力导致资源被破坏的现象，就商丘而言，情况更为严重。第一，在城市规划中，盲目建造一些高层现代化建筑，这与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朴风貌极不协调。第二，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对宝贵的文化资源缺乏保护，如汉代彩绘兵马俑出土后不久表面彩绘即脱落。第三，汉墓被盗现象严重，文物大量流失。芒山汉墓数次被盗，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民间和海外。
三、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对策研究
1.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产品
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关键是如何把文化渗透、融合、揉进各类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使其有灵魂、有主线、有品位。“三商文化”、“汉梁文化”和“古城文化”是商丘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商丘树立旅游品牌的支柱，因此必须紧紧围绕它们来大做文章。主要是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1)商文化专题游。利用两年一次“国际华商节”重要契机，向全世界推介“三商文化”，发展节会专题旅游项目。(2)汉梁文化专题游。此专题游主要以商丘永城市为重点，将以汉墓群、汉风、汉礼等汉文化地联成一体，形成以两汉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专题旅游，吸引汉文化圈及对汉文化感兴趣的游客来商丘，品味厚重的汉梁文化内涵。(3)古城文化专题游。商丘古城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围绕古城内大量的文化资源遗存开发以修学、体验为主的专题旅游。(4)红色之旅。淮海战役爱国主义教育游。淮海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开发淮海战役爱国主义教育游，让游客参观淮海战役烈士陵园、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部，缅怀先烈的光辉业绩，增强建设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5)民俗文化游。浓郁的地方民俗文化会给外来游客以强烈的吸引力。商丘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民俗文化精彩绝伦。民俗文化游可以让游客欣赏到本地剪纸、武术等民间绝技表演，四平调、河南坠子等民间戏剧歌舞；此外，还可以模仿汉画像石刻中反映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状况的画面，编制舞蹈，以供游客欣赏，体味汉代民俗民情。
摘要：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热点地区基本上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地区资源环境比较脆弱，开发利用的深度、广度受到一定影响，使经济收益达不到预期效果。本文以商丘为例，分析了该地区各种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价值，为研究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提出方法策略。
关键词：商丘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品位越来越高，对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历史文化资源越来越有兴趣。历史文化之旅是一种高层次的旅游活动，也是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文化资源产品。商丘位于河南省东部，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本文就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该研究区旅游资源，做了一些探讨。
一、开发的优势
1.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商丘拥有数目众多、类型多样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其中最为突出的有：(1)三商文化资源。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2)汉梁文化资源。商丘是汉兴之地，是汉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舞台。两汉历史的遗迹包括保安山汉墓群、柿园汉墓、刘邦斩蛇起义园等。(3)古战争文化资源。商丘自古就是中原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时期葵丘会盟，到陈胜第一次农民起义，再到西汉“七国之乱”、唐朝安史之乱以及1948年的淮海战役，都在这里发生了震撼人心的战斗。(4)碑(石)刻雕像艺术文化资源。碑(石)刻雕像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主要成就之一。商丘现保存较完整的碑(石)刻雕像有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刘邦斩蛇起义纪念碑、孝烈将军祠像辩证记等。(5)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商丘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与商丘有联系的名人数不胜数，与这些历史名人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如这里是文哲大师庄子、至圣先师孔子的故里，《桃花扇》的主人翁侯方域、李香君在这里演绎了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还有范仲淹、李白等也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6)革命传统文化资源。商丘是一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革命传统文化资源甚多，如淮海战役烈士陵园、睢杞战役纪念碑、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部等。
2.区位、交通优势显著
商丘地处豫、鲁、皖、苏四省交界之处，是河南的东大门，交通区位得天独厚。商丘是铁路、公路“双十字”交叉的“黄金交通枢纽”，中国铁路大动脉陇海铁路、京九铁路，105国道、310国道都交汇于商丘。此外，连霍高速在商丘贯通而过，经由连霍高速到河南最大空港新郑机场只需2小时。
3.政策优势突出
商丘市依托中原经济区正在全力打造“四区两枢纽一基地一中心”，即把商丘建设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三化”协调发展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先行区，中原经济区综合交通枢纽、中原经济区物流枢纽，新兴工业基地，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为商丘旅游资源的开发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文化旅游是一项前期投入大，收效速度慢的产业。商丘从发展旅游业以来，资金问题一直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目前该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突出表现为景区建设缓慢、开发深度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远未形成旅游业六大要素配套成龙的旅游产业格局。
2.宣传力度不够
在旅游者的心目中，商丘并不是一个旅游胜地，而是一个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许多游客只知道龟山汉墓，而不知永城保安山汉墓;只知道敦煌飞天壁画，而不知梁共王墓四神壁画；只知道丽江古城、凤凰古城，而不知商丘归德府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商丘在旅游宣传方面投入太少，宣传不力，从而导致商丘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知名度相当低。
3.资源破坏严重
我国各地普遍存在由于开发不当或保护不力导致资源被破坏的现象，就商丘而言，情况更为严重。第一，在城市规划中，盲目建造一些高层现代化建筑，这与历史文化名城的古朴风貌极不协调。第二，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对宝贵的文化资源缺乏保护，如汉代彩绘兵马俑出土后不久表面彩绘即脱落。第三，汉墓被盗现象严重，文物大量流失。芒山汉墓数次被盗，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民间和海外。
三、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对策研究
1.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产品
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关键是如何把文化渗透、融合、揉进各类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使其有灵魂、有主线、有品位。“三商文化”、“汉梁文化”和“古城文化”是商丘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商丘树立旅游品牌的支柱，因此必须紧紧围绕它们来大做文章。主要是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1)商文化专题游。利用两年一次“国际华商节”重要契机，向全世界推介“三商文化”，发展节会专题旅游项目。(2)汉梁文化专题游。此专题游主要以商丘永城市为重点，将以汉墓群、汉风、汉礼等汉文化地联成一体，形成以两汉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专题旅游，吸引汉文化圈及对汉文化感兴趣的游客来商丘，品味厚重的汉梁文化内涵。(3)古城文化专题游。商丘古城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围绕古城内大量的文化资源遗存开发以修学、体验为主的专题旅游。(4)红色之旅。淮海战役爱国主义教育游。淮海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开发淮海战役爱国主义教育游，让游客参观淮海战役烈士陵园、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部，缅怀先烈的光辉业绩，增强建设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5)民俗文化游。浓郁的地方民俗文化会给外来游客以强烈的吸引力。商丘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民俗文化精彩绝伦。民俗文化游可以让游客欣赏到本地剪纸、武术等民间绝技表演，四平调、河南坠子等民间戏剧歌舞；此外，还可以模仿汉画像石刻中反映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状况的画面，编制舞蹈，以供游客欣赏，体味汉代民俗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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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合作，大力发展区域文化旅游
突破文化资源的限制，利用区域资源的互补、交通等便利条件，实现区域旅游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双赢，已成为新形势下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就商丘而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给这种区域联合创造了条件，如可以利用我们东西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开发东起永城汉梁文化，经商丘三商文化、古城文化，至开封北宋文化、郑州佛教禅宗文化的文化专线旅游。这种区域间的联合可有效提高竞争力，大大降低经营成本。
3.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增加经济总量
旅游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同时消费者的需求趋于精确和个性化，这使传统的产品市场受到影响。开发新产品，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是一项重要措施。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是增加商丘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的重要途径。建议着手组建商丘剪纸、绘画、宋绣、柳编等民间工艺品专业市场，以满足消费者参观、购物的双重需要；筹办商丘文化商品展览会，评选有商丘特色的文化商品，促进文化商品的开发；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商品生产企业的支持力度，每年选出1~2样最能代表商丘历史文化特色的、市场前景看好的商品进行重点扶持，打造精品品牌。
4.加大对外宣传，扩大知名度
搞好文化宣传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宣传促销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商丘旅游以什么样的形象推介出去，对商丘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宣传的形式尽量多样化，可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中全面介绍商丘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可通过印刷资料、摄影资料、音像资料向人们展示商丘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在宣传过程中，一定要打好“三商文化”、“汉梁文化”和“古城文化”三张牌，切勿舍本逐末。
5.加强保护，保证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破坏，损失将无法弥补，因此，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能有效的规范市场秩序，进行合理有效开发，使旅游资源在开发时既能让当代人享用，又能为后人传承借鉴。这对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笔者认为，首先要增强全民的资源保护意识，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部门、全民的责任;其次在规划中，要切实做好旅游容量的评估；在旅游接待中，要把旅游活动的强度限制在资源、环境不遭破坏的范围以内，如对芒砀山汉文化旅游区的开发和利用就应遵循这一原则；第三，对于古城中山大街、四合院等古建筑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段来进行保护开发。
参考文献：
[1]刘汉州.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保护和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6,18(04):36-38.
[2]陈建中.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J].现代经济探讨,2001,11:57-59.
[3]王云才.江南六镇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及持续利用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0(01):104-109.
[4]顾凤霞.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山西建筑,2007,21(07):47-48.
[5]陈云峰.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以平遥古城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朱 慧（1977-），女，河南商丘人，讲师，从事区域经济学方向研究。
2.加强合作，大力发展区域文化旅游
突破文化资源的限制，利用区域资源的互补、交通等便利条件，实现区域旅游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双赢，已成为新形势下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就商丘而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给这种区域联合创造了条件，如可以利用我们东西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开发东起永城汉梁文化，经商丘三商文化、古城文化，至开封北宋文化、郑州佛教禅宗文化的文化专线旅游。这种区域间的联合可有效提高竞争力，大大降低经营成本。
3.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增加经济总量
旅游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同时消费者的需求趋于精确和个性化，这使传统的产品市场受到影响。开发新产品，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是一项重要措施。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是增加商丘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的重要途径。建议着手组建商丘剪纸、绘画、宋绣、柳编等民间工艺品专业市场，以满足消费者参观、购物的双重需要；筹办商丘文化商品展览会，评选有商丘特色的文化商品，促进文化商品的开发；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商品生产企业的支持力度，每年选出1~2样最能代表商丘历史文化特色的、市场前景看好的商品进行重点扶持，打造精品品牌。
4.加大对外宣传，扩大知名度
搞好文化宣传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宣传促销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商丘旅游以什么样的形象推介出去，对商丘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宣传的形式尽量多样化，可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中全面介绍商丘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可通过印刷资料、摄影资料、音像资料向人们展示商丘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在宣传过程中，一定要打好“三商文化”、“汉梁文化”和“古城文化”三张牌，切勿舍本逐末。
5.加强保护，保证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破坏，损失将无法弥补，因此，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能有效的规范市场秩序，进行合理有效开发，使旅游资源在开发时既能让当代人享用，又能为后人传承借鉴。这对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笔者认为，首先要增强全民的资源保护意识，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部门、全民的责任;其次在规划中，要切实做好旅游容量的评估；在旅游接待中，要把旅游活动的强度限制在资源、环境不遭破坏的范围以内，如对芒砀山汉文化旅游区的开发和利用就应遵循这一原则；第三，对于古城中山大街、四合院等古建筑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段来进行保护开发。
参考文献：
[1]刘汉州.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保护和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6,18(04):36-38.
[2]陈建中.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J].现代经济探讨,2001,11:57-59.
[3]王云才.江南六镇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及持续利用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0(01):104-109.
[4]顾凤霞.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山西建筑,2007,21(07):47-48.
[5]陈云峰.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以平遥古城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朱 慧（1977-），女，河南商丘人，讲师，从事区域经济学方向研究。
存入我的阅览室
2.加强合作，大力发展区域文化旅游
突破文化资源的限制，利用区域资源的互补、交通等便利条件，实现区域旅游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双赢，已成为新形势下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就商丘而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给这种区域联合创造了条件，如可以利用我们东西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开发东起永城汉梁文化，经商丘三商文化、古城文化，至开封北宋文化、郑州佛教禅宗文化的文化专线旅游。这种区域间的联合可有效提高竞争力，大大降低经营成本。
3.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增加经济总量
旅游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同时消费者的需求趋于精确和个性化，这使传统的产品市场受到影响。开发新产品，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是一项重要措施。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是增加商丘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的重要途径。建议着手组建商丘剪纸、绘画、宋绣、柳编等民间工艺品专业市场，以满足消费者参观、购物的双重需要；筹办商丘文化商品展览会，评选有商丘特色的文化商品，促进文化商品的开发；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商品生产企业的支持力度，每年选出1~2样最能代表商丘历史文化特色的、市场前景看好的商品进行重点扶持，打造精品品牌。
4.加大对外宣传，扩大知名度
搞好文化宣传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宣传促销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商丘旅游以什么样的形象推介出去，对商丘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宣传的形式尽量多样化，可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中全面介绍商丘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可通过印刷资料、摄影资料、音像资料向人们展示商丘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在宣传过程中，一定要打好“三商文化”、“汉梁文化”和“古城文化”三张牌，切勿舍本逐末。
5.加强保护，保证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破坏，损失将无法弥补，因此，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能有效的规范市场秩序，进行合理有效开发，使旅游资源在开发时既能让当代人享用，又能为后人传承借鉴。这对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笔者认为，首先要增强全民的资源保护意识，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部门、全民的责任;其次在规划中，要切实做好旅游容量的评估；在旅游接待中，要把旅游活动的强度限制在资源、环境不遭破坏的范围以内，如对芒砀山汉文化旅游区的开发和利用就应遵循这一原则；第三，对于古城中山大街、四合院等古建筑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段来进行保护开发。
参考文献：
[1]刘汉州.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保护和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6,18(04):36-38.
[2]陈建中.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J].现代经济探讨,2001,11:57-59.
[3]王云才.江南六镇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及持续利用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0(01):104-109.
[4]顾凤霞.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山西建筑,2007,21(07):47-48.
[5]陈云峰.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以平遥古城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朱 慧（1977-），女，河南商丘人，讲师，从事区域经济学方向研究。
2.加强合作，大力发展区域文化旅游
突破文化资源的限制，利用区域资源的互补、交通等便利条件，实现区域旅游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双赢，已成为新形势下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就商丘而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给这种区域联合创造了条件，如可以利用我们东西铁路、公路交通大动脉开发东起永城汉梁文化，经商丘三商文化、古城文化，至开封北宋文化、郑州佛教禅宗文化的文化专线旅游。这种区域间的联合可有效提高竞争力，大大降低经营成本。
3.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增加经济总量
旅游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同时消费者的需求趋于精确和个性化，这使传统的产品市场受到影响。开发新产品，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是一项重要措施。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是增加商丘文化产业经济总量的重要途径。建议着手组建商丘剪纸、绘画、宋绣、柳编等民间工艺品专业市场，以满足消费者参观、购物的双重需要；筹办商丘文化商品展览会，评选有商丘特色的文化商品，促进文化商品的开发；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对商品生产企业的支持力度，每年选出1~2样最能代表商丘历史文化特色的、市场前景看好的商品进行重点扶持，打造精品品牌。
4.加大对外宣传，扩大知名度
搞好文化宣传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宣传促销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商丘旅游以什么样的形象推介出去，对商丘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宣传的形式尽量多样化，可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中全面介绍商丘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可通过印刷资料、摄影资料、音像资料向人们展示商丘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在宣传过程中，一定要打好“三商文化”、“汉梁文化”和“古城文化”三张牌，切勿舍本逐末。
5.加强保护，保证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破坏，损失将无法弥补，因此，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能有效的规范市场秩序，进行合理有效开发，使旅游资源在开发时既能让当代人享用，又能为后人传承借鉴。这对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笔者认为，首先要增强全民的资源保护意识，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部门、全民的责任;其次在规划中，要切实做好旅游容量的评估；在旅游接待中，要把旅游活动的强度限制在资源、环境不遭破坏的范围以内，如对芒砀山汉文化旅游区的开发和利用就应遵循这一原则；第三，对于古城中山大街、四合院等古建筑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段来进行保护开发。
参考文献：
[1]刘汉州.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保护和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6,18(04):36-38.
[2]陈建中.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J].现代经济探讨,2001,11:57-59.
[3]王云才.江南六镇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及持续利用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0(01):104-109.
[4]顾凤霞.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山西建筑,2007,21(07):47-48.
[5]陈云峰.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以平遥古城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4篇
一、引言
古城镇旅游是我国目前正在着力打造的一项中国旅游名片，伴随人均国民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人们对于充满文化原真性的古城镇的旅游需求也日渐攀升，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旅游和乡村旅游已经逐渐不能同旅游者对于传统文化习俗以及深厚历史底蕴的外在或潜在需要相适应。对于古城镇的旅游开发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反观关于古城镇旅游商业业态的研究情况，相关研究数量较少，而古城镇旅游开发中商业业态的布局和规划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和目的地的发展前景，因此，弥补该领域的理论空白，尝试性的归纳总结出一套古城镇商业业态发展的良性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回顾
在有关世界遗产登录的国际文件中，把历史城镇（包括城市建、构筑物群、历史街区）分为三种类型：无人居住的遗址型街区；仍有人居住的历史街区；20世纪建设的新街区。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江堰灌县古城系“5・12”大地震发生后由政府统一在原址上进行灾后重建后形成的“现代古城”，从严格意义上应纳入第三类。而马伏英又从旅游商业地产的维度将其描述为依附于旅游景区而建设的提供旅游休闲、购物、餐饮、住宿、娱乐等辅助活动的建筑空间。而旅游商业业态实际上是对旅游行（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经营特色和经济效率等的一种综合描述，其概念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特色性等特点。一旦古城镇形成旅游开发的规模效应，商业化的进程就变得不可避免，旅游活动需要依托合理商业形态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功能和价值。影响古城镇商业业态的主要因素有古城镇自身因素、消费者因素和业态因素三种类型，如何正确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商业化成为历史城镇地域文化保护的必要动力和地域文化展现的重要手段成为一项重要议题。
三、都江堰灌县古城旅游商业业态分析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案例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等方法，走访了都江堰灌县古城内2444家铺面（以门牌号为单位），调查时间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灌县古城的范围界限、古城内的店铺数量以及店铺的经营形态等。
首先将旅游商业业态的类型分为旅游商品、餐饮、休闲娱乐、住宿、演艺、服务配套、其他（居民居住；出租；空置）七个大类。经过实地的调查走访，本案例范围内共有2444个铺面，分布在西街、南街、宝瓶巷、商业街、文庙街等大大小小21条街道上。
（一）灌县古城旅游商业业态特征分析
1、商业业态集聚式布局特征明显
古城镇旅游商业业态布局规律主要呈极具布局形态和自由布局形态，从灌县古城的整体规划和设计上可见，交通干道是商业业态布局的首选也是游客到访数最为集中的区域，调查数据显示，店铺总数超过150家的共有五条街道，分别是西街（157）、商业街（178）、幸福路（267）、杨柳河街（261）、建设路（262），这五条主要街道上的店铺几乎占据了整个灌县古城50%的数量。从它们的分布上看，以幸福路为中心几乎覆盖了整个灌县古城区域。
这种现象同旅游消费者行为密切相关，据观察，旅游者一般的游览路线是自宣化门进入古城去，沿幸福路向西北方向移动，沿途途经西街、商业街、杨柳河街，最后经古城东侧的建设路返回宣化门，大规模的商铺集中在旅游者密集的街道，充分反映了旅游者行为对于商业活动的引导作用。
2、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显著
都江堰灌县古城紧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和交通枢纽――离堆公园快铁站，作为都江堰的主要配套景区之一，灌县古城同玉垒山、二王庙有着同样重要的旅游价值和地位。灌县古城作为前往都江堰景区的必由之路有着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依托世界遗产景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凡到过都江堰的旅游者都会成为灌县古城的潜在消费者，客源市场范围广、跨度大，从亲子到老年，旅游者消费能力较高，消费的需求较大，这些都成为灌县古城相较于其他同类型旅游古城镇的优势和亮点。
3、商业业态在类型上存在二重性
灌县古城在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同时也是当地居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因此，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古城区商业业态在类型上存在旅游性和生活性的二重交叉。古城既要为旅游者提供具备旅游功能的相应服务，又要满足当地居民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矛盾。
（二）灌县古城旅游商业业态存在的问题
1、商业业态结构严重失调
从数据中可见，灌县古城的虽在旅游商品、餐饮、住宿等方面均有涉及，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由服务配套设施所占据，2444家店铺中，服务配套类的业态有1061家，占总体的43.41%，其中服装类业态数量最为显著，达588家，占到总数的24.06%，并且根据观察，服装类业态大多以都市化、现代化的服装产品为销售对象，与灌县古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背道而驰；相较之下，旅游商品类业态显得相形见绌，只有区区203家，仅占到8.31%。因此，灌县古城在旅游商业业态的布局和规划上存在严重的偏颇，政府在对商业行为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未进行有效的把握和有针对性的设计，导致整个业态结构呈现出失衡的状态。
2、店铺空置率较高
由于灌县古城范围较大，所以造成一些可进入性较差的街区出现大规模的店铺空置，数量达372家，空置率15.22%，原因在于在最初对灌县古城进行重建规划时未能准确地把握整体市场动向和旅游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没有做好古城的整体形象塑造工作，造成目前古城商业活动冰火两重天的格局。
3、欠缺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和项目
但单从灌县古城商业业态的形态上看，仅有“开城门仪式”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演艺活动，且表演人员的素质层次不齐，表演效果捉襟见肘，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也未见雏形，多数商店出售的首饰、工艺品等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无法形象生动的展现灌县古城的文化形象和内涵。餐饮类业态也以一般小吃、餐馆（344）为主，少有具有本地特色、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字号、老牌坊等特色餐饮项目。
（三）灌县古城旅游商业业态优化建议
1、优化业态结构，平衡业态发展
进行古城范围内的业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原有的经营情况不佳，与古城整体气质不符的业态予以替换，加入具有鲜明地方特色、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优质业态类型，丰富古城内的行业结构，将灌县古城的角色定位由“生活服务型”转变为“旅游创新型”，不断促进旅游新型业态的成长和发展，实现旅游视角下商业业态的优胜劣汰，引领古城旅游发展的一体化进程。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形成全面战略布局
古城镇旅游商业的成功与否与目的地整体旅游环境联系相当密切，具有深度的文化挖掘、具有效力的有序管理是商业运营的重要辅助因素，同时旅游宣传营销也能为古城镇带来可观的规模经济。灌县古城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和广度，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如新媒体和流媒体，对古城整体旅游形象进行重塑，用宣传营销的“无形的手”来助推旅游商业业态的全新发展，并全方位地解决古城内店铺空置率过高的尖锐的商业用地矛盾，加快古城向市场化、产业化、精细化转型的步伐。
3、引进创新思想，弘扬传统历史文化
以灌县古城的历史文化为背景，打造具有品牌效应、具有良好市场号召力的业态种类，把“文化搭台，商业唱戏”的创新开发理念和思路应用于实际的古城商业业态结构改造当中，开发出具有“灌县特色、灌县风情、灌县人文”的特色旅游纪念品，与传统产业相结合，重点发展体验经济，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深度挖掘灌县古城潜在的文化再生性，以原生态的古城环境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将传统灌县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四、小结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希腊城邦;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4-0013-02
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问题，传统观点即工商业特征论遭到了新观点农业特征论的挑战。但纵观来看，无论是工商业特征论者，还是农业特征论者，都能言之有理、引经据典、自圆其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两种观点之间尚未达成一个共识，比如关于判断古代希腊城邦经济特征所持的依据问题，工商业特征论者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而农业论者亦有另外评判标准。这样就难免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另外，古代希腊世界城邦众多，雅典并不能代表整个希腊，众所周知，古希腊最典型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的经济特征几乎完全相反，而不管是工商业特征论者还是农业特征论者大都从雅典入手研究整个古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这纵然是由于资料缺乏所致，但多少有些让人不能信服。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会有所不同，古典时期城邦的经济特征并不能反映整个古代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本文是在阅读古典文献和前辈习作的基础上，就希腊城邦在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经济特征进行大胆的推测。
一、古风时期希腊城邦的农业特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我们不能把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就判断一个社会经济特征所持的依据来说，笔者比较认同王瑞聚先生所持的“要看这个社会在发展问题上主要依据于农业还是工商业”。举例来说，目前我国的农业人口达到了9.3亿，而非农业人口还不到4亿，城市化水平为29.9%，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近40%相比还差不少，更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便这样，我国也绝不是一个农业特征的国家而是工商业特征的国家，所依据的是我国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工商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农业的发展。另外，还要看城邦国家现有农业的性质，即它是用于自己消费还是交换。
“在通常情况下，农业在一个国家中的基础地位是必然的，在古代希腊，荷马时代是这样的，古风时代也是这样的，农业构成了希腊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西西阿德的《工作与时日》是唯一反映古风时代希腊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的作品。细读这部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至少在西西阿德时代，农业是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带有极大的风险，只能作为家庭的副业存在。诗人以劝诫口吻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人们应该如何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人民生活才能殷实。当提到航海贸易时，诗人写道：“等到航海季节到来时，再把船拉到海边，装上货物出海，这样你可以用它获利。”另外，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也记载了梭伦改革时采取了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至少在梭伦时代工商业不发达。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古希腊有史可查的时代到古风时期这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农业是城邦人民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而工商业只是人们农闲时得以获利的副业，不足以构成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所以，至少在古风时期，古代希腊的经济是农业特征。
二、古典时期古希腊的工商业特征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不可能呈静态之势而以动态发展为主，尤其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说更是如此。古风时期的经济形态经过数百年发展到古典时期已经发生变化。古代希腊半岛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并不适宜于农耕。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口稀少以及生产力不发达，农业还尚能支持家庭以及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原先为获利而以副业形态存在的工商业以其开放性瓦解着相对封闭的农业经济，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
无论是工商业特征论者还是农业特征论者，都认为至迟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几乎每年都必须进口大量的粮食，差不多占总粮食消费的3/4，方能满足城邦的需求。所不同的是农业特征论者认为“雅典城邦所关心的是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进口”，言外之意似乎是雅典的粮食贸易不是正规的商品经济。但是政治经济学原理显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商品经济就是商品生产加商品交换”。所以，似乎不能因为是为了满足消费而否认粮食贸易的商品经济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的粮食消费有一半以上要靠贸易才能维持民众的生存，粮食贸易在雅典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粮食贸易只是雅典海外贸易的一部分。即此时古代希腊农业所提供的谷物不足以维持古代希腊城邦居民的最起码的生存需要，所以称不上是社会的经济支柱。
其次，现有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希腊的山区和丘陵不适于谷物的生长，却适于葡萄和橄榄的栽培，所以从很早时起，葡萄和橄榄就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荷马史诗》记载有欧涅奥斯率领的船队从莱姆诺斯岛装载了1000坛葡萄酒，前往希腊联军的营地，与之交换青铜、铸铁、皮革、牛群以及得之于战争的奴隶。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产规模，也反映了葡萄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制定财产标准，将葡萄酒、橄榄油与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标准，无论拥有谷物，还是拥有酒、油，都可划入相应等级，实际上承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商品经济性质。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商品贸易时，都主张有进口和出口，进口本城邦缺少的东西而出口本城邦多余的东西。如前所述，雅典国家大量进口的是粮食，那出口的只能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了。
另外，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工商业发展的盛况，我们可以在修昔底缘摹恫罗奔尼萨战争史》中窥览一二。战争前期，伯里可利说服雅典农民放弃村庄移居到城市，并且宣称只要拥有海路雅典就会立于不败之地。由此不难发现海上贸易对于雅典国家的重要性。
俗话说：无商不奸。人们通常将纯朴与农民以及与之相应的农业经济特征相联系，而奸诈难免与商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业经济特征相挂钩。事实是，公元前450年前后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出现了很多的不道德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在阿里斯托分的喜剧中有所反映。比如在《阿卡奈人》中，作者描述了一个麦加拉人把两个女孩化妆成小猪卖给阿提卡农民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战争带给麦加拉人的无奈和痛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业社会不道德和阴暗面。由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推测：工商业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农业社会不曾有过的不信任以及欺诈等不道德行为，正是这些不道德行为使当时人们尤其是哲人们鄙视从事工商业的人，从而使得这一行业也遭到了鄙视。这反映在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就是对从事工商业的民众以及这一职业的鄙视。所以，所谓“贵农贱商”之说只是表明古希腊的农业社会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意识到理想与当时古希腊普遍存在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后，柏拉图等哲人只能在精神的道场里构建淳朴理想的农业社会。
不难发现，公元前450年左右，雅典国家经济成分（粮食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品）的2/3以上具有商品经济性质，当时社会存在一系列不道德行为以及古典哲学家对工商业以及从事工商业人员的鄙视态度都体现了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所以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是维持雅典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其经济成分如雅典的其他城邦经济无疑呈工商业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历史时期古希腊经济呈动态的发展之势。古代希腊经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有史可考的古代到古风时期，古希腊的经济呈农业特征，而古典时期的公元前450年前后则呈工商业特征。至于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期的经济特征，由于史料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谓“贵农贱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工商业发展在思想观念领域的冲击和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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