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字：招幌设计；现代商业视觉传达设计；民族文化特色

从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到我们重庆的“古镇陈麻花”和“谭木匠”等等，相信这些都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几块金字招牌，它们现在在全国已有多家连锁店。从这块招牌立足那天起到现在，它背后经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不论是品牌效应还是历史文化积淀，都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商业美术设计（特别是招幌广告设计，现称企业形象标志设计、现代商业视觉传达设计或户外设计等）的一个发展历程。

一．古代招幌广告设计的起源

自唐代把招牌作为一种行市管理手段之后，招牌一直是横跨唐、宋、元、明、清五代上千年的广告形式之一。从招牌上的文字内容广泛，它不仅表示经营品种、店铺规模、名称和字号，而且标明店主的姓氏。在招牌的装饰上，也融入艺术性的图案和描金写红等形式。招牌常以黑色为底，周边镶花边纹饰，显得古朴典雅，稳重大方。

1、《清明上河图》中宋代商业市集反映的古代招幌广告设计

《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再现了东京鼎盛时期街市的繁华景象，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各种商店为了招揽生意而将能够展示各自特色的招牌或幌子置于店门口的场景，其中有招牌，幌子，横匾，对联等，这些都属于装潢设计艺术的范畴。

幌子大致可分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类。形象幌是以商品或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的。在现今重庆各大商圈里，随处可见如“阿利与艾德”、“大食代”等此类餐厅，都是直接把商品模型作为外墙橱窗陈列展示的一部分元素，这些展示手法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模型幌子在现代社会应用的一种新语言。标志幌主要是旗幌。多见于卖酒的店铺、车铺和理发店。文字幌是一种原始的招牌，如茶、酒、书、帽、药、米等。

这些幌子在装饰上多用大众喜闻乐见的云纹、钱纹、龙纹和福字等吉祥图案。色彩以象征吉祥的大红色较为常见，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

2、清代的招幌广告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传统的广告形式——招幌广告在清代进入了高峰期。清代的招幌广告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样，由于商业的推动，其商业性、广告性和艺术性更加强烈。清代店铺的幌子，往往由民间艺人和工匠设计制作。在创意、造型、装饰、色彩和字体设计等方面都充满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民间特色。如北京的“王麻子刀剪铺”、 “内联升朝靴店”、“全聚德烤鸭店”等一些商店的幌子不仅寓意深刻，而且特色鲜明，易于识别，买家一看便十分清楚明白。

二．古代招幌广告设计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可借鉴性

1、初步的品牌策略意识

古代商家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认识到自家商号、名称在买卖交易中的重要性，借助多样化的媒介和手段来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此外，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利用“名人效应”做广告来推销产品，商人往往利用普通人崇拜名人的心理，用名人效应来扩大品牌影响力。这种形式同样延续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就曾为我们四川美术学院题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验证了名人效应从古至今对广告的一种影响力。

2、简明直观的信息传达

古代广告是随着商业竞争加剧而产生的，这要求宣传广告在文字说明、图像使用上能够简洁明了，信息传达准确无误。文字说明如此，幌子的实物宣传更需直观，易看易懂，这样才能有效扩大销售。

3、稳中求变的发展模式

中国古代的招牌广告、幌子广告等在宋代一经成熟，便逐步稳定，并日渐完善起来，为后代商业广告设计者广为传播，并运用自如。

三．古代招幌广告设计在现代商业街视觉传达设计的演变发展

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表现的宋代商业市集的状况到我们今天的各大城市商业街的户外视觉传达设计，不难发现，通过结合各种新技术手段不断增加户外广告的形式和视觉冲击力，现在表现的语言和方式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新颖，并且具有很大的展示面和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目前，户外广告媒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路牌广告。2.招贴海报。3.交通广告。4.霓虹灯广告。5.招牌广告：①商店正面设计的平面招牌；②衣袖招牌；③突出招牌；6.其他户外广告媒介：橱窗广告、电子显示屏广告、电话亭广告、临时广告牌——一般用于比赛、展览会等临时活动。

现代招牌系统的特点：①以文字为主，图形为辅。②耐用，使用寿命长。③运用先进材料与制作工艺，突破平面结构。④具有整体感和系统性。

四．结语

针对本民族而言，每位设计师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应该是信息的定向加工者。要在继承本国民族文化基础上，吸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因此，我们面对巨大的传统资源与宝贵财富，应从中获取现代设计的有益营养。

首先，包括广告设计传统在内的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基础。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性的经济大环境中，身为设计师应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文化之路。将中国传统文化注入广告中进行文化宣传，是复兴中华文化最为便利的途径。

其次，文化传统是民族凝聚的力量所在，是人们心理认同、文化认同的依据，是民族精神的依托。通过能产生共鸣的广告，我们可以将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从文化认同到心理认同，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但都需借助于传统视觉的表现形式。

最后，文化传统是现代艺术设计巨大的艺术之源，从设计的形式到精神内核，文化传统都给予我们无穷的启示和帮助。现代设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设计，而这种文化的设计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设计。在研究未来的广告设计发展方向时，我们应更加投入到民族传统文化的领域中去，力图使中国的广告行业向着健康、多元的空间稳步迈进。

参考文献：

[1] 傅克辉. 中国设计艺术史.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2] 樊志育 樊震. 户外广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王树村. 中国店铺招幌.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

[4] 赵志勇. 户外广告设计.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2篇

一、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

以人教版职校历史教材为例，首先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教材必修一政治史部分，有9章（教材称之为专题，其中5个专题是中国史内容，4个是世界史的内容）、28节（课本前言上称之为学习内容）、98个子目；必修二经济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世界史各占4个）、26个学习内容、82个学习子目；教材必修三思想文化科技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5个、世界史3个）、28个学习内容、101个学习子目。教材编排先中国史后世界史，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学习内容又按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顺序安排教学，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科技史之间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体现了编者对教材整体性、专题性、时序性的考虑。围绕教材的每个专题，编者又精心选排了子目的内容，力图以点代线，以线连面。教师了解了教材的编排指导思想，通过章节子目形成知识框架，就可以帮助学生领略教材的布局轮廓，进一步使学生形成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思维，从而建构起对人类文明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二、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的标题例读

高明的教学者、学习者往往在关注教材编排体系的同时，还要仔细推敲、理解章节子目标题的内涵，因为标题是文章主要内容的高度浓缩，是精华，是文章的眼睛。

下面以教材专题一为例，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标题的解读。

专题一标题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下面几节的标题分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每个标题含义丰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在学习这一专题前，老师要引导学生仔细解读专题的标题，可以把它分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点”三个组成部分，先界定出“古代”的时间范围，再通过让学生阅读目录和导语了解“经济的基本结构”，进而初步得出传统经济的基本“特点”。

1.本专题的课程标准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2.本专题的知识结构

（1）古代中国的农业。①农业在古代中国被统治者看做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的地位）。②比较成熟和相对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农业的特征）。③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技术闻名于世，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对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农业发展的影响）。④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为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农业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形态）。⑤农业发明和技术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发展的关键）。⑥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统治者大多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控制，保证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中国古代农民的负担和土地制度）。

（2）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以一些关键部门和行业为主，历朝手工业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3）古代中国的商业。商业增强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活力，但由于传统重农轻商的偏见，商人的收入低，长期受到鄙视和抑制。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镇群；古代城镇；空间格局；演变；汉水流域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0-186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10.018

Study o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Ancient Towns under the Water Network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 River Basin

WEI Lei1，WANG Le2

（1.College of the Arts，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2.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the ancient town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 River basin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ancient maps were collected， and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natural eco-space basic pattern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ancient towns network function of the basin city cluster were analyzed. It also combined with case study of ancient towns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 River basi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ater network so as to provide experiences for toda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front city in the river basin.

Key words： city cluster； ancient tow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Han river basin

自古以来，人类聚居地的发展与流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密不可分。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埃及、希腊、罗马、拜占庭、伊斯兰等文明；两河流域孕育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等文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等则共同促进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华夏文明”。

关于“华夏文明”的衍生与发展，张良皋[1]认为，古代巴域――巴人活动的区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其中心就在汉水中游的湖北省郧县、竹山一带。汉水流域众多城址遗存也表明其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本研究的古代时间界定为先秦至元明清时期，因为该历史时期是受水网影响最大，古代城镇格局变化最为丰富的时间段，研究对象界定于汉水中下游地区在方志舆图历史文献中能查找到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滨水城镇。通过研究历史阶段的汉水流域古代城镇空间格局演变，对于掌握流域水网与古代城镇的发展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对古代流域城镇演变机制的分析，对当代流域地区滨水城市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1 历史时期汉水中下游流域城镇群布局的嬗变

1.1 联合城邦模式下的流域农业文明发展（先秦时期）

汉水流域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明以屈家岭城邦文化为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城市水系规划强调“治水”，与城背溪、大溪时代灌溉系统的萌芽期相比，这一历史时期不仅关注稻田灌溉措施，还以完善的排水系统保护聚落发展，因此在屈家岭时期便为汉水连城的空间格局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春秋时期，沔水（今汉水）一带逐步出现了b、邓、、卢、罗、e、权、唐、随、厉、郧等古国，流域农业发展迅速（图1），以水稻田耕作为主；而到了战国时期，燕、赵、秦、魏、齐、韩、蜀、楚、越多国抗衡的格局逐渐形成，各地注重防御工事的修筑，城址自身的布局逐渐发生变化，部分城壕与河道相连，且诸多古国具有水关，这反映出汉水流域古国治水、用水的先进水平。从先秦时期汉水流域古国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其治水过程经历了防洪、灌溉、军事防御3个功能的不断完善，流域古国的发展依托汉水资源形成了联合城邦，并伴随着流域农业的发展而不断兴盛。

1.2 水上交通的发展促进城邦工商业发展及文化交流（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的城邦建设在满足防御的同时，依托于汉水水路交通逐渐开始进行了城邦之间的工商业与文化交流。在城市建设方面，曾经主要是农业城市的古代城市，在后汉至六朝时期，作为政治、军事与工商业城市的性质逐渐浓厚起恚遂形成“作为行政治所并拥有较大数量人口的城郭都市，与脱离城市而散布于田野的村落”之间的对立。这一时期汉水流域的城邦与聚落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但凡郡县治所大抵筑有城垣，而城郭之外的乡村地区则主要是山居的村落和规模较小的农户，正如《夔州图经》中描述的“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3]。这种城居与山居的显著差异，带来了城郭与村落发展的显著差异，城邦获得了更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便利水上和陆路的交通则促进了城邦之间的工商业与文化交流。

1.3 水网的完善带动流域城镇格局的稳定与发展（隋唐宋时期）

直至隋唐五代时期，沔水（汉水）水网进一步完善，流域特征日益显著，州、郡、县规模不断发展，并由此衍生了诸多初具规模的聚落及聚落群，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聚落及聚落群得到更多的发展，流域城镇群的基本格局开始形成（图2）。唐代时期汉水流域共有州县城58座，典型的代表有郢州、荆州、襄州、随州和均州等处，且大多已具备城郭形态，这些在《舆地纪胜》各州府景物栏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描述了州府所包括的衙署亭堂台榭等，通过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流域城市结构得以完善，同时城郭的修筑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聚落发展。这一时期的市场结合水陆交通形成了独特的以码头、渡口为中心的“鱼市”、“桥市”类型，正如《食货七・天下盛衰户口》记开元中之太平景象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肆皆有驴赁客乘，悠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4]。

1.4 城镇群中心凸显并带动流域城镇网络功能结构日趋完善（元明清时期）

相较于隋唐宋时期以郢州、荆州、襄州等多中心发展的空间格局，元明清时期沔水（今汉水）流域的中心逐渐向襄阳、武昌一带转移，襄阳和武昌的中心地位显著，周边聚邑发展迅速，并形成了相应规模的“卫星”城邑和聚邑群，同时西部山区的城邑建设也有所加强，这种转变为流域城镇群功能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元代以前，武昌对江有汉阳城，黄州对面有鄂城，襄阳对面有樊城，但这些城邑分属不同行政区所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卫星城市[2]。而到了明代，这些城市周边兴建起满足航运、商业、市场等功能的卫星城市，且这些城市与中心城市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汉口就是典型的例子。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大量船只只能停靠汉口，促进了汉口的繁荣，早期汉口并未设置城垣，主要是水上贸易的重要交流场所，它的航运和商业功能成为武昌与汉阳城的重要补充（图3、图4）。

2 流域水网影响下的古代城镇布局演变机制

2.1 因水而建，以水为利

汉水流域的古代城市结合流域水网特征，形成了独特的选址方式与水资源利用方式。@些城邑大多大力发展水利、农业及水上交通运输，流域水系既可以作为城市的防御体系，也是城市中居民用水及农业用水的重要来源，并衍生了“刀耕水种”、“刀耕火种”及“火耕水耨”等农业技术，从汉水流域诸多楚国城址中考证的“水关”、“水门”等设施也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发达程度。同时，流域地区古代城市周边的水网共同构建了汉水泄洪的通道和调蓄湖泊，是建城、引水灌溉及水上交通的主要水源。如古籍中记载：“沔水又东南，与P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同会”[7]。“[楚]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纪南城，如赤湖，进灌郢都，遂破楚”[8]。从文献中不难看出，充沛的水源为楚皇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丰富的水网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坚实的防御基础。

古代沔阳城的布局更为突出地反映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意图。沔阳城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并不拘泥于将繁华的街市及住宅区分布于城内，而是因水而发展，很多繁华的街市沿水布局于城外，城内反而显得空旷（图5）。如《沔阳州志》卷一“街衢”条下记载：“他郡邑之繁盛，皆国门内。沔则垣墉以内，廛市萧条，反在郭外下关及汉津桥内之东、西二市。至估舶云集，皆在小桥河干。”

2.2 因地就势，自由布局

汉水中下游流域一带的城市建设讲究“因天时、就地利”，尤其是在对水资源的利用上，既考虑引水，也不忽视防洪，真正做到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时，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0]。楚纪南城、鄂王城及楚皇城等均是如此（图6）。以汉水流域楚皇城为例，从其遗址的平面布局中不难发现，整个东城墙并非直线型，而是曲折蜿蜒的自由形态（图7），同时城内格局也非方格网状，紫金城也并非位于城址中部，这些布局特征均和基址自然条件有关。楚皇城城址东北高，西南低，东北部的缺角是由于为了将东北部高约1 m的高台位于城内，形成紫金城，这一高台既可防范水患，也可居高t望，充分反映了楚人建城的智慧。城内自由的布局形态，形成于引水灌溉的水系分布，城内塘堰众多，如“白龙池”及分布于西北、东南角的池塘若干，这些共同形成了城内的灌溉系统。城东南角约60 m的缺口则疑是白起引长渠支流灌城的出水口[11]。

2.3 尊重礼制，保聚发展

汉水流域的城市营建礼制大多仿自周礼，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周人，在城市建设方面便是如此。《考工记・匠人》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3]。这里所记载的营国制度集中体现了建都方面的礼制，在国的中心选择上也强调“择中立宫”。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并未做到，如齐国临淄的宫城在东南角；郑国故城的宫殿在西城北部；赵国的宫城有三个小城呈品字形组成，在大城的东南角并与大城不连在一起，而楚国的纪南城则是标准的择中而立，宫殿位于城的中部[14]。除纪南城外，汉水流域的楚皇城也反映出礼制思想。其紫金城乃是殿城所在，虽然位于城址北城角，但由于整个城址东部北窄南宽，因此紫金城仍是位于楚皇城的南北轴线上，仍可看出在楚皇城的建设在善用地利条件的基础上，仍反映出“择中而立”的思想。

在军事防御方面，汉水中下游流域的古代城市大多在其四角均发现有高台，有的利用自然地形，有的乃是人工堆建，功能多是作为t望台使用，这些作为古代城市的防御体系，反映了汉水中下游流域一带楚人保聚发展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模式是建立在生活物资储备充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楚人得以保聚发展是完全依托充足的水源以实现农业灌溉，自给自足，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流域地区特征的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模式。

3 结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流域水网体系对于古代城镇群形成与演变产生的重要影响，对于流域城镇群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城市的选址、布局及建设方面，更体现在具有地域特征的城水交融的城镇群网络形成上。中国流域众多且多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此类城市及城镇群的发展需要延续历史环境特征及地域文化特质，从而实现流域自然环境与城市人文环境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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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杜 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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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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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 凡.古沔阳城研究与汉水下游古城之比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0.

[10] 李 山.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 王仁湘，郭德维，程欣人，等.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查简报[J].考古，1980（3）：108-113.

[12] 徐 瑶，王 W.乡村地区古代城市遗址整体保护研究――以汉水流域楚皇城遗址为例[J].华中建筑，2015（10）：153-156.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希腊；古代中国；地理环境；文明发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两种层面的生产，也就是自我层面的生产和他人层面的生产。而地理环境对于自我层面的生产（食物与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地理环境获取必需的食物，是千百年来种族繁衍生息和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地理环境概述

（一）古希腊

古希腊的地理方位大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位于东地中海，自西向东经过巴尔干半岛、爱琴海以及小亚细亚半岛；自南向北经过北非，埃及的东南角，克里特岛（塞浦路芝）、爱琴海、两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海峡等。古希腊就是在这样的海与山、诸岛中处于欧亚非三洲和北非、南欧、西亚、东欧四大地区的地理咽喉中，使得海岸线十分曲折，毗邻岛屿众多，星罗棋布，靠近埃及、乌克兰两大粮场。其中，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造成夏季干燥少雨，但气温不高；冬季低温多雨，这种不协调的气候配合，对粮食的生产十分不利，但有利于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生长。这种独特的海洋地理环境对古希腊人的生产生活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二）古代中国

中国地理方位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大洋D太平洋的西部，背靠最大的大陆D欧亚大陆的东部，内部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高。西部以山地为主，东部以平原和丘陵为主。东面和南面临海，北方的草原，西北横贯漫漫沙漠，加之又有高大的天山山脉的阻隔，而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五千米，又有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两条大河D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而由于疆土面积广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区，有着多种的气候类型，雨量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大部分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土地又十分肥沃，十分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生产。这种独特的华夏大河文明对古代中国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地理环境发展模式

（一）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的形成

古希腊由于山海交错，毗邻岛屿形成的天然屏障造成了地理上的分隔，在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史上却从未形成统一的大帝国，有的只是小国寡民的城邦。究其原因，无不跟岛屿众多，海上交通便利，星罗棋布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体制中，古希腊政权组织形式是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中，城邦中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奴隶）属于政权中的公民团体，其特点是以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代替一人的权力。在希腊政治中，无论是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还是实施放逐法，以及政治中严密而复杂的政治运行程序等措施，都说明政体在本质上排斥个人权力。[1]虽然以财产的多寡来划分贵族和平民的地位，但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贵族逐渐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对于城邦中的社会责任感。古代中国的华夏大河文明有着广袤的疆域，内部平原广阔，其他三面交通极为不便利，形成了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整体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创统一的政体的形成。黄河中下游渐渐成为了文明的汇合处，以宗族为单位从氏族发展到国家。[2]早期国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家长的绝对权力演变为君主的专制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演变为国家的各个机构。以最早的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机构为例，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的国家化，由于这一原因，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成以后就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既没有出现向古希腊国家那样的城邦制度，也没有出现像罗马那样的共和制度政体。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具有职高无上的权力，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构成了西周时期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分封制和宗法制可谓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典范。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天子诸侯的诸子中，由嫡长子继承王位或君位，其余的庶子另立宗族，始终形成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权力。另一方面，公子的嫡长子继承父亲的权力，为宗族的大宗，其余的为小宗，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规定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等级的权力和义务。通过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姓氏、共同的宗庙，使从姓氏遗留下来的家族制度成为相对稳定的国家“家天下”基石。“众建亲戚，以藩屏周”把自己的同姓兄弟以及有姻亲或有军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代王室管理这些地区。这些封国有自己的封号和军队，之后要世代服从王室的统治，负有向王室进贡和出兵打仗、保卫王室的义务。从整体的地理环境中，更易于专制的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秦始皇建立起真正的统一大帝国后，封建专制延续了2000多年，由此可见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以“家天下”为主的专制制度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地理环境决定生产方式发展的模式

古希腊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岸线曲折，毗邻岛屿众多的优势，又因为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可以利用海洋漕运之便，人员的交流和流动更加方便，而内部的活动空间较小，回旋的余地相当的有限，加上这里的气候条件十分不利于生活必需品D粮食的生长，又靠近埃及、乌克兰两大粮场，这是使得古希腊人不得不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向外去开拓的最初动机。古希腊的海洋文明从这种为了生存而冒险，用本地区十分富饶的橄榄、葡萄、陶器品去换取生存必需的粮食，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希腊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而是以工商业贸易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而后随着当满足了变成欲望时，商业航海贸易经济活动就自然而然的在古希腊生根发芽。山海一体的古希腊由此成为经济中心，当航海贸易活动变得十分频繁，从资本变成资本后，全面性的商品经济就越来越发展了，交换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海洋发展的商业经济模式也就形成了。中国素来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时期，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平原孕育了农业的发展，以粮食为主的生活必需品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气候占据了很大的一方面。封闭的地理环境，一面靠海，三面环山环草原，内部空间开阔，又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季风气候等有利的条件造成了以农业发展的天然优势条件，使得古代中国不可能产生发达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就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据考证，古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超过了六千万人口，而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主要是天灾、战争，抵御能力差）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统治者为了保护农业必需的生存资料，往往“崇本抑末”，即使在商业发达的唐代，统治者也限制商业对农业的“侵蚀”。农牧的长期对抗，虽有北方时有少数民族的骚扰，但毕竟地域广阔，有着余地可退。所以，在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虽然社会分工及其落后，缺少像古希腊商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虽然也有畜牧业和小作坊的手工业，却只是作为辅的生产部门而存在。定居农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发展的水平。整体的地理环境中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和手工业为辅，是很长时期内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

（三）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文明发展的方向

古希腊支离破碎、多半岛和峡湾的地理环境十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在海洋环境中注重个人英雄冒险主义，向外扩展的野心以及殖民贸易活动在逐渐发展起来，经过长时期的贸易建立起雄厚的海洋争夺权的力量。在独特的海洋环境中这一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的观念，这种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地理环境下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模式不无关系。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正是奴隶制雅典城邦发展和兴旺发达的时代，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视使得古希腊人的思想异常开放活跃，强调人的价值，由此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发展的个性充分得到实现，也为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首先是人多地少，迫使古希腊人向外扩展，重视商业的发展也随之而来，商业繁盛，贸易发展，由于古希腊缺少必需的食物，贸易中就要讲究交换，而早期形成的民主与公平也在贸易中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独特的地貌也造就了雕塑文明的发展，在这种石质地貌为主的环境下，古希腊的神话文化以雕塑为载体就体现在形形的雕塑、建筑上面。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在地理环境下的作用下显得十分的重要。古代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而没有中断的文明，究其原因，相对封闭且无法逾越的开阔地理环境，雨热同期的气候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完全自给自足，使中国没有向外扩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安分守己的思想性格。中国的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酝酿成长，虽偶尔有外来文化的传入，但也无法撼动以农业安身立命的传统观念。另外一点，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势的影响，加之自然灾害的丰收不一，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农业发展有向“南方蛮夷”之地南进的趋势，也带去了文化的南迁。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必须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离开了土地就难以存活，养成了安土重迁，对土地的依赖。但在整体的环境中，错落有致，又形成了复杂的地理环境，高原、平原、草原、山地、沿江沿河沿海等不同的地域类型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思想观念。但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农耕文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以土地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特征，没有形成古希腊自由环境下的“天马形空”的抽象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发展为主的社会，并由此产生了区别于古希腊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结束语

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实例，也为当今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虽然全球日益联成一个整体的大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区域的限制虽有减弱，但局部区域内的小地理环境的差别还是千差万别，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特色。在强调地理环境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作用，特别是当今环境局势严峻的情况下，要做到发展和保护的统筹兼顾，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建设更加丰富多彩的区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艳.古代中国与希腊的地理环境差异浅析[J].哲学史学研究.2008.（12）

[2] 康婷婷，陈宇.地理环境对行政体系形成的影响分析-古希腊与古代中国之比较[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招幌 广告 古代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商业的纪年，在生活中我们每天中都不可避免得接触到商标。中国商业历史悠久，从最原始的“日中为市”到现代自由贸易模式，商人们的行为活动作为社会现象，日渐繁盛。广告与商业已密不可恩，眼花缭乱的广告塞满着我们的生活，占据着城市的空间，而这些广告中还有着那依稀尚存的广告形式——招幌。

招幌是中国商业及其他行业向社会宣传经营内容、特点、信誉最古老的广告形式之一，是一种特定的行业标识和标榜手段。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招牌的雏形是坐商在店肆外所设的一种无字布帘，以后在布帘上书写店铺字号名称。中国招幌始见于何时，并未见明确记载，但历史悠久毋庸置疑。早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宋人有沽酒者，为酒甚美，悬帜甚高”，“悬帜甚高”确切的表明了当时商家已知道采用高挂酒旗来招揽生意。

中国有句古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它的本意是指好货不怕不愁卖。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古代不少商人坚信这个道理，但其实这个经营思想并不正确，并且对商业的进步存在一定局限性。商品经济的首要目的就是力争尽快地、最大的获取利益。招幌的最大作用就是广而告之，对店家起到宣传作用，它的出现反映了这种商业意识的改变。

世代沧桑，在中国社会与商业文化的进程中，招幌种类繁多，归纳起来大致分为：文字幌、形象幌和实物幌三大类。其中文字幌是中国传统商业运用最广泛的一种招幌，成为商家广告宣传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早在唐朝，茶行一般用方形木牌，一角朝上，一角朝下悬挂，一般为绿色或者黑色，上面书写或镌刻金色的“茶”字。而卖开水的水铺的木牌幌一般写有“好白开水”字样。只有文字的招幌不免有些单调，例如当铺多用方形黑色漆木牌，上书金色的“当”字，白色的高大外墙上又有一个巨大的“当”字，不免气象森严，有些店家为了为减少这感觉，在面牌上外加“云头”、“方胜”、“万字不断头”等传统纹样，形如挂檐，谓之“云牌”。

形象幌又可称之象征幌、标志幌，此类招幌有直接宣传效果。漫长的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它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商家信息，因此广为大众所接受，逐并渐形成一种定式。值得注意的是，以特色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表示本号经营商品的幌，是幌中最为常见的方式。如药材庄一般挂膏药形幌，几个一角向上的正方形“大膏药”串成的一串。这类招幌是向顾客暗示本号有坐堂大夫，可妙手回春，引人前来。老北京内联升靴鞋店的招幌颇具内涵，在靴鞋形象幌上绘有祥云图案，暗寓顾客穿了内联升的鞋可平步青云，做官者可飞黄腾达。这种营销方式在招幌广告的基础上，更近一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可否平步青云和鞋子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通过形象幌及其上面的纹样，商家利用大众想要飞黄腾达的心理，吸引更多顾客，在同类商品竞争中，具有优势。传统的灯具也是形象幌中重要的一员，澡堂在晚间亮起红色的灯笼幌，悬挂在门前，顾客在很远处一望便知。

实物幌是商家从事什么生意就挂什么商品或者商品模型，让顾客有直观感觉，一目了然，是古代实物广告方式最具典型意义的延伸。财大气粗的百年老字号、殷实商号在招幌的设置上自然是气度不凡，药材庄在店门外或者窗口摆放梅花鹿或者东北虎的标本，以彰显店家雄厚的实力，起到引人注目的宣传效果。趣意盎然的实物幌更能吸引顾客，如老北京黑猴记帽店的“黑猴”幌。该店开业于清朝中叶，原店名为田老泉帽店，店主曾经是养一只黑猴，招人喜欢，帽店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田老泉笃信它为财神下界，其实顾客盈门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来此看一眼这只活泼可爱的猴子。后来黑猴死去，而老顾客们却对它念念不忘，特意制作出了一个火眼金睛、手持元宝的木制黑猴置于店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老泉逐渐被人遗忘，但是黑猴帽庄却闻名京城，可见幌子的作用之大。

古代商人将招幌作为一种语言在发展，通过招幌与顾客达成某种默契，传递某种信息。招幌受不同民俗民风和地域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千差万别，在招幌语言方面不断形成自身的“方言”个性，在局外人眼里的“莫名其妙”，在某一行业却反映着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