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1篇

从非现金支付工具来看，2013年，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501.58亿笔，金额1607.5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92%和24.97%，笔数、金额增速同比分别加快0.32个百分点和8.47个百分点。其中，票据业务量同比下降，实际结算商业汇票业务量同比上升。

数据显示，2013年银行卡发卡量继续实现平稳增长。截至2013年末，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42.14亿张，较上年末增长19.23%，增速放缓0.57个百分点；全国人均拥有银行卡3.11张，较上年末增长17.80%，其中，信用卡人均拥有0.29张，较上年末增长16.00%。与此同时，银行卡的市场受理环境逐步改善。截至2013年末，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联网商户763.47万户，联网POS机具1063.21万台，ATM52.00万台，较上年末分别增加280.20万户、351.43万台和10.44万台。

此外，银行卡交易额增速大幅提升。全年银行卡渗透率达到47.45%，比上年提高3.95个百分点。具体看，2013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业务475.96亿笔，同比增长22.31%，增速放缓0.09个百分点，金额423.36万亿元，同比增长22.28%，增速加快15.38个百分点。银行卡消费持续快速增长。2013年，全国银行卡卡均消费金额为7554元，笔均消费金额为2454元，同比分别增长28.16%和6.14%。银行卡跨行消费业务67.97亿笔，金额23.7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54%和44.08%，分别占银行卡消费业务量的52.40%和74.61%。

信用卡期末应偿信贷总额增速放缓，授信使用率进一步上升。截至2013年末，信用卡授信总额为4.57万亿元，同比增长31.17%；信用卡期末应偿信贷总额为1.84万亿元，同比增长61.8%：信用卡卡均授信额度1.17万元，授信使用率达40.29%，较上年末增长7.63个百分点；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251.9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05.34亿元，增长71.86%；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占期末应偿信贷总额的1.37%，占比较上年末上升0.08个百分点。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2013年电子支付业务增长较快，移动支付业务保持高位增长。数据显示，全年全国共发生电子支付业务257.83亿笔，金额1075.1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40%和29.46%。其中，网上支付业务236.74亿笔，金额1060.7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06%和28.89%。2013年，支付机构累计发生互联网支付业务153.38亿笔，金额9.2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06%和48.57%。

2013年，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235.80亿笔，金额2939.5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38%和17.19%，业务金额是2013年全国GDP总量的51.68倍。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25.43亿笔，金额2159.3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98%和15.85%，分别占支付系统业务笔数和金额的10.78%和73.46%。日均处理业务840.15万笔，金额85416.95亿元。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业务，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业务，城市商业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业务以及农信银支付清算系统业务均呈继续增长态热。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2篇

某商业银行200*年结算工作总结

20*年是我们商业银行业务突飞猛进的一年，也是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更新升级的一年。回顾一年的工作，我支行能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和总行结算中心的各项支付结算制度，力求在办理每笔业务时能做到规范准确、快速迅捷，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把好结算第一关，做好开销户工作。

本支行由营业部主管负责单位结算账户的开销户及变更工作，严格按人民银行的规定要求开户单位提交营业执照、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等原件及复印件进行开户，并审核提交的登记证书是否按规定进行了年检，是否在营业期限范围内；对符合人行规定的方可受理，并与存款人签订结算协议，对基本户、临时户及专用支现户均通过人行核准并领取开户许可证，对一般户开户能及时通知其基本户开户行，并能将存款人相关信息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交人行账户管理系统并能按人行和总行要求由专人对开户资料进行装订妥善保管。对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哪怕存款再多都不允许开户，能处理好发展业务、优质服务和遵守制度、严守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能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对长期未发生业务的单位户转入久悬户管理并设台账与其印鉴卡一起专门保管。

二、机构健全上下联动，齐心做好反洗钱工作。

我支行年初就已成立专门的反洗钱工作小组，并由支行一把手行长任组长，指导落实本支行反洗钱工作；设立了反洗钱岗位，落实由固定的人员负责反洗钱具体工作。基础台账健全，支行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对员工反洗钱方面的培训，并记录在册，建立了完整的工作台账。大额现金的支取，能按照总行的统一规定进行登记审批、上报，对不符合规定或与单位经营范围、经营规模不符的不得办理大额现金支取业务，并严格执行总行三级审批制度。我支行落实专人进行大额交易数据补录工作，并能准确及时通过总行向人民银行报送可疑交易。我支行能严格按人行有关规定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得将单位资金转入个人帐户。

三、认真审核客户票据，及时做好结算工作。

我支行临柜人员在收到客户提交的票据和结算凭证时，能按照《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对票据和结算凭证的基本要素，记载事项进行认真审核，审核无误后，才将票据各要素逐一录入电脑，并由复核人员进行复核。对于未使用支付密码的单位支票及现金支票逐笔折角核对印鉴，对新加载使用支付密码的单位或下载密码时需签订使用支付密码承诺书并签章确认（遇单位密码器发生故障需重新下载时需单位出具证明），由复核进行账号下载工作，并告知经办在该户印鉴卡上加盖“凭密码支付”的印章，同时告知主管后由主管在电脑中将该户的支取方式改为凭密码支取支付，密码承诺书由专人保管，定期装订。除此之外，临柜人员在收到转账支票和进账单后，都要通过“同城企业户名查询”交易，查实客户所填账号户名相符后再做提出交易，从而提高了每笔业务的准确率。次日，支行指定专门人员对上个工作日的提出凭证与同城交易清单进行逐笔勾对。我支行营业部承接着开发区自来水公司委托代收水费的业务，有时一天要做上百笔的提出业务，而且有许多金额相同，这就要求勾对人员在勾对时，不仅要核对发生额，还要核对票据号码和流水号等要素，我支行的勾对人员能在规定时间内不折不扣地完成此项任务。在凭证送达结算中心前，还要将凭证再检查一遍，看看章戳是否齐全，支付密码是否用指定的笔书写等等。我支行能严格执行人民银行有关同城代转户的使用规定，由会计主管负责该账户的日常管理。随着大额和小额支付系统的全面上线，我支行能够按照人行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大额和小额支付系统的会计核算工作。对于挂账业务能与发起行及时联系，查明原因后由主管审批做挂账入账或退汇处理，并能及时准确做好查询和查复工作，做到“有疑必查，有查必复，复必详尽，切实处理”。

四、抓好重点业务和关键环节，防范和杜绝结算业务风险。

1、严格执行“密、压（押）、证”三分管制度

我支行会计人员分工明确合理，能做好印章、印模、印鉴卡和压数机的保管使用工作，专人保管，柜员离岗或休假时能垂直交接由营业部主管进行监交并签章确认；平时上班时做到人离章收，人离机退，中午和营业终了必须入库（柜）保管并有交接手续。柜员密码定期进行修改，并做到口令不公开、柜员不串用。

2、抓好关键环节，防范结算风险

我支行对单位验资或增资需出具证明的由主管和会计复核共同办理，杜绝一手清事项发生并建立了专门登记簿逐笔登记。近年来我行大力开展中间业务，我支行根据总行有关规定专门制订了全额银承汇票操作流程，严格按“先到位，再审批，先冻结，再出票”的流程操作，严禁对审批手续不全的业务进行操作。为防范操作风险，我支行能坚持定期不定期检查制度，确保“账账、账表、账实相符”。

3、做好银企对账工作，防范经济案件发生

近年来银行内外勾结侵吞客户或银行款项的案件屡见不鲜，因此我支行将银企对账做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由行长和分管行长对银企对账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由营业部主管负责对账工作。为提高回收率，我支行设计了专门的台账对参与银企对账的单位进行登记，详细记载了单位名称、账号、联系人及电话、已发和已收栏，为便于统计和查找还对银企对账单进行了编号。对于有未达账的由主管查明原因与单位进行沟通并在对账回执上注明。由于支行领导和结算中心的高度重视我支行三季度银企对账单回收率高达100%（税户除外）。

4、做好事后监督工作，不断提高结算质量

我支行事后监督工作由营业部主管担任，按总行规定履行职能，认真审核凭证，并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做好记录，及时对柜员进行风险提示。我支行营业部还有个星期四例会制度，在例会上由分管行长和营业部主管对平时业务中的易发差错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并共同商计对策和好的做法以防止差错发生，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在例会上及时将新业务、新文件及时传达给柜员，对于一些特殊的疑难业务由主管向人行会计科和结算中心请教直到将业务办好。在2006年度中我支行结算质量总体较高，在总行的各项检查和凭证抽查中名列前茅，差错率较低。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纵观一年，工作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不足的小小遗憾。但我们深深懂得每一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都离不开同事间的团结协作和领导的教诲与点拨，更离不开人民银行和总行结算中心的悉心指导。在此，我们要由衷地向以上部门表示谢意，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一如继往地执行人民银行和总行结算中心的各项规定，将我们支行的结算工作做得更好！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县域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169 — 02

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县域农村地区的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农村支付结算条件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农村居民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样方便快捷的支付结算服务。另一方面，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投入高、产出低，又严重抑制了银行机构增加农村支付服务设施投入的积极性。笔者近日对黑龙江省讷河市的调查表明，只有采取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完善政策扶持机制等措施，才能实现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持续改善。

一、讷河市农村经济特征

讷河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松嫩平原北端，幅员面积6674平方公里，辖15个乡镇、2个街道、14个农林牧场，总人口74万；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拥有耕地638万亩、林地120万亩、草原33万亩、可利用水面12万亩，常年粮豆薯总产量150万吨；是中国马铃薯之乡、中国甜菜之乡、优质大豆主产地和齐齐哈尔以北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94.8亿元，较上年增长15.5%；粮豆薯总产量174.5万吨，较上年增长6.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340元，较上年增长14.6%。

（一）农村种养殖业一枝独秀。在种植业上，大力发展特色、绿色种植，全市特色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260万亩，主要以无壳白瓜、黑小豆等经济作物为主。绿色作物种植面积达116万亩，其中，A级绿色食品生产基地36万亩、AA级绿色食品生产基地80万亩。域内10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主要种植马铃薯、大豆、甜菜、水稻、蔬菜等绿色食品。绿色蔬菜享誉国内外，远销俄罗斯、日本、韩国。在养殖业上，通过实施科教兴牧工程、畜禽良种化工程、分带养殖工程，已形成黄肉牛、蛋鸡、山绵羊、生猪、水产品五个养殖带和一个绿色养殖园区，现基础母牛养殖居全省第二位。

（二）农村工业企业迅猛发展。大型龙头企业带动的薯、豆、糖、畜禽四大动脉产业已初具规模。全市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已发展到1523家，年加工鲜薯能力达80万吨。讷河市已被列入全国和黑龙江省“大豆振兴计划”重点县，“两高”大豆及其产品覆盖大江南北。依托北方糖业公司，每年种植的甜菜面积、甜菜产量及红光牌绵白糖产量均为全国之冠。

二、讷河市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概况

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实质上是将非现金支付资源向农村有效配置的过程。近年，经过银行机构的多方努力，讷河市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已有一定改善。

（一）农村现代支付工具有所增加。近年来，在农村非现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上，各涉农金融机构都有一定的投入，农村地区非现金支付工具种类及数量均有所增多。2011年，讷河市共有单位银行结算账户2771户、个人银行结算账户33.6万户；银行卡54.6万张，人均持卡0.9张；特约商户137户；ATM机29台；普通POS机184台、电话POS机39台；其他金融支付终端79台；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的网点接入52个，网点接入比率78.8%；行（社）内系统的网点接入53个，网点接入比率80.3%；同城清算系统或票据交换所的网点接入8个，网点接入比率12.1%。

（二）农村非现金支付业务有所增加。对讷河市银行机构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农村非现金支付业务总体有一定增加，其中银行卡、POS机等支付工具使用较票据广泛。2011年，全市银行卡消费额12348万元、网上银行办理转账结算77960万元，电话POS交易量3.8万笔、34438万元，普通POS交易量5.6万笔、70040万元。非现金支付工具中支票使用量较大，2.6万笔、300102万元，其它票据，包括银行本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业务量均为零。

三、当前欠发达县域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银行机构网点覆盖率低，支付服务功能弱化。近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将农村营业网点撤离，农村地区银行机构网点覆盖率大幅下降，支付服务的供给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就讷河市的情况看，农村银行机构网点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并且主要设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村以下基本为空白。讷河市自1999年至今共撤并金融机构网点34个，占1999年末网点总数的35.1%。2011年，讷河市共有171个行政村、60.2万农村人口，但乡镇银行机构网点仅有37个，网点覆盖率为21.6%，所提供的服务仍然是传统的存款、贷款和汇兑，自动柜员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现代支付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应用较少。

（二）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有效投入偏少。近年，虽然各银行机构相继加大了用于非现金支付方面的硬件投入，但由于农村地区中小商户居多，这些商户地域分散，银行卡交易量小，加之支付机具的布放成本高、维护难度大、投入产出周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机构在农村地区布放ATM和POS终端的积极性，现代支付机具布放相对缓慢。2008年至2011年，讷河市ATM机数量从8台增至29台，年增加7台，其中乡镇仅布放4台，占总数的13.8%，行政村无布放；POS机从30台增至223台，年增加64台，其中乡镇现有40台，占总数的17.9%，行政村19台，占总数的8.5%。

（三）金融创新不足，适合农村地区的银行卡产品和服务单一。从发卡端看，目前涉农银行卡产品主要包括借记卡、贷记卡两种。从受理端看，农村地区布放的银行卡受理终端以传统的ATM机、POS机为主，其它金融支付终端相对较少。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才刚刚起步，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仍处于探索阶段。截止2011年末，讷河市共发放银行卡54.6万张，其中借记卡28.3万张，占总发卡量的51.8%，贷记卡26.3万张，占总发卡量的48.2%；除ATM机、POS机外，现有其它金融支付终端79台，其中乡镇及行政村70台，占总数的88.6%。

（四）金融宣传不到位，农民对现代支付的认知度偏低。长期以来，农村居民偏好使用现金，还不太习惯使用银行卡进行支付结算。一些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对银行卡的安全性还存在顾虑。一些商户对银行卡加快资金流转、促进销售的作用认识不足，农村地区持卡消费、持卡支付的观念和习惯仍有待进一步培育。同时，银行机构在对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宣传过程中，多侧重于对自身产品特色服务的宣传，往往忽略对支付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安全常识的宣讲，不能解除农村居民对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顾虑。2011年，讷河市银行卡消费金额12348万元，仅占社会零售商品总额3.5%。

四、优化欠发达县域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的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强农村支付服务功能。继续推进农行“三农事业部”改革，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适时恢复农村网点，延伸服务半径。引导农村信用社合理布局城乡机构网点，逐步在偏远村屯增设网点，并与其他银行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允许他们到农信社网点设置转账电话，方便当地农民支付结算。加快邮政储蓄银行改革步伐，改变目前乡镇邮政储蓄网点由邮政储蓄银行和邮政局各管一部分的弊端，将其统一划归邮政储蓄银行经营管理，增强其支付结算服务职能。进一步明确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合理布局，有序推动，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紧紧围绕“三农”展开，充分发挥其人缘和地缘优势，作为农村支付服务的新生力量和重要补充。

（二）健全政策扶持机制，加强农村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适当补贴，引导银行机构增加农村支付服务基础设施投入。实践中财政部门可根据各省（区）经济发展程度、农民消费特点等情况制定相应的补贴政策，对积极参与农村支付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银行机构给予补贴，提高银行机构增加农村支付服务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积极性，在经济欠发达县域应考虑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列支金融机具下乡补贴。

（三）创新银行卡产品和服务，推进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应用。一是研发更多符合农民习惯、功能强大、服务超值的银行卡产品。从当前农村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借记卡，创新借贷合一卡，稳步发展信用卡，将银行卡打造成“存、取、贷、汇”一体化的农村金融服务综合平台。二是疏通农村银行卡受理渠道。开发和推广跨行转账、助农取款、分期付款等符合农村市场发展实际的创新型支付产品和服务。借助手机的便捷性和普及性，在条件成熟的农村地区推广转账、查询、公共事业缴费、购买种子化肥等“多合一”的移动支付业务。三是在支付工具的推广应用上实行梯级式选择方式。在县城，以农资、农机等涉农小微企业为对象，以拓展大、小额支付系统市场为平台，重点发展网上银行、ATM机、POS机等支付工具；在乡镇，以个体工商户、农业专业户、农村经纪人为对象，重点发展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支付工具；在村屯，以农户、农民为对象，重点发展惠农卡、农信卡、邮储卡等银行卡。

（四）强化宣传培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软环境。由人民银行牵头，各银行机构参与，联合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以农村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农村地区开展非现金支付工具和业务知识宣传活动。在宣传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常识的同时，侧重宣讲使用非现金支付结算可以防抢劫、防假币等典型事例，逐步提高农民对现代支付工具的认知度和信任感，培育农村居民非现金支付习惯。

〔参 考 文 献〕

〔1〕姜泉. 优化欠发达地区农村支付服务环境.中国金融〔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03）.

〔2〕廖斌，徐峻.全国人大代表高小琼：加大政策扶持进一步改善我国农村支付环境〔N〕.金融时报，2012-03-06.

〔3〕阎琰，刘青.农村现代支付环境建设亟待加强〔N〕. 金融时报，2012-04-12.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银行支行年中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银行业发展；企业异质性；创新效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3）-0066-11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具有可持续性，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其创新水平的高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制度层面的产权保护和文化价值，以及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企业规模等因素均会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相关研究表明，银行业作为企业外部融Y的主要来源，其发展水平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已从三个方面对银行业发展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第一，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林毅夫和姜烨认为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郭为则认为国有银行的产权属性导致其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些银行的信贷并不全是指向经济增长，而是考虑其它政治目的，但这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第二，银行业发展与企业信贷约束。林毅夫和李永军、李志赞研究了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增加小企业信贷的关系，吴军和白云霞检验了我国银行业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影响，江伟和李斌考察了国有银行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差别贷款。而对银行业发展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较少研究，仅有李颖等、朱欢以及温军等x几篇文章研究了银行系统与其它金融机构譬如股票市场、保险公司以及债券市场相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但是并未深入剖析银行业发展本身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较为深入，可做如下总结：第一，银行业发展对企业创新有促进效应。原因有二：一是银行具有信息揭示的帕累托改进功能，便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信息不对称的降低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二是在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银行拥有大量有关企业创新项目的信息，这便于其对企业创新中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银行业发展对企业创新有挤出效应。原因有这样几点：一是认为现代商业银行由于追求规模和范围经济，大都使用科层制的复杂组织结构，过长的委托链条增加了信息的传递成本，在信息的产生和揭示方面并无明显的比较优势，因而往往对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不够；二是多数情况下企业在与银行的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银行存在对企业的盘剥行为，银行在利益分配中的强势地位削弱了企业创新动力；三是风险方面的原因，由于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天生具有风险规避属性的银行对高风险的企业创新投资缺乏内在动机，从而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第三，银行业竞争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国外有学者认为，市场上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会降低商业银行给予新创企业和小企业贷款的可能性，阻碍创新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研究多以美欧等国企业创新活动为研究对象，较少涉及对中国样本的分析。因为中国银行业垄断程度高而且国有和民营企业同时并存以及国有企业在信贷资源配给中通常会获得较多倾斜等，所以中国的银行业和公司具有不同于美欧等国的鲜明特征，以美欧等国为研究样本的实证结论难以解释中国现象。因此，本文试图以中国样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第二，银行业发展的产权结构、规模结构以及竞争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否存在不同？第三，企业性质是否对银行业发展的创新效应存在调节影响？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探讨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竞争结构、规模结构以及产权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二，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银行业发展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第三，采用各地区银行分支机构密度度量了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相关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分析思路和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样本来源、变量选取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模型设定和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框架与理论假说

自1911年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技术创新理论以来，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多数文献认为技术创新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高额投入。技术创新活动从研发、中试到规模生产以及再到投放市场，需要源源不断的高额资金投入。能否对结果不确定的项目进行持续的财务支持，就成为企业创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二是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一个被相关文献多次强调的重要特征，主要包括创新过程和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由管理者和研发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三是高度信息不对称。创新企业对其技术前景和产品开发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而外部投资者则难以做到这一点，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银行业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中介，其发展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一是银行可以吸引社会大量的小额资金并进行归集，然后将其贷于企业，企业则可以将这些资金投向需要大规模投资的技术创新项目。二是银行将闲散的资金聚集起来进行规模化的投资，可有效地分散创新项目的风险，避免创新风险的集中爆发。三是银行采用这种信用创造方式为创新融资，可以将不同期限的资金和项目进行合理的匹配，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第二，通过对信息的传递和处理，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关系型金融理论认为，银行通过向企业提供贷款和其它金融服务，能够产生信息揭示的帕累托改进，具有信息收集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信息揭示的帕累托改进有助于银行更好的评估并淘汰市场中的劣质项目而保留优质项目，从而有效提升技术创新项目的成功率。第三，银行业发展可以缓解企业创新中的问题。原因有三：一是银行可以通过签订信贷合约的方式实现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二是银行通过分期贷款机制设计实现其对企业创新项目质量的控制；三是在日德等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中，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能够通过参加董事会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有助于银行对企业经营者的创新活动进行更好的控制和监督。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1：银行业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由于银行业的竞争结构、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

银行业规模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林毅夫等认为金融结构可以用大银行和小银行的相对规模来表示。经济体中大银行和小银行的相对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银行业中大银行和小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有所差别，大银行主要为大企业提供资金贷款和交易结算等服务，而小银行主要服务于小企业。第二，大银行复杂的层级组织和冗长的信贷审批流程决定了大银行无法支付识别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因此，大银行更倾向于向信息公开、能够提供抵押等其它担保物的大型企业贷款。而中小银行的组织结构相对扁平化，信息比较容易传达到贷款决策的制定者，这也就增加了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第三，中小银行的经营通常具有区域性特征，对区域内的企业和市场环境更加熟悉，更易于与同一区域内的企业建立长期的银企关系并提供贷款，而全国性经营的大型银行却没有这种优势。

就银行业竞争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鼍赫能够有效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Petersen andRajan提出，随着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的加剧，资金市场上的信贷供给将会提高，从而增加了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概率，同时，商业银行竞争的加剧也有利于企业以更低的价格从银行处获得贷款。波特的竞争理论也认为，企业与竞争对手争夺客户是企业经营中最直接也是最核心的竞争手段之一。对于银行业来说，垄断的市场结构会导致信贷资金供给的严重不足，具有垄断势力的大银行会更加追逐大型和优质的集团客户，而对中小创新企业置之不理。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中出现了更多的信贷供给者，除了大型的和优质的集团客户之外，商业银行会加强与普通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使得信贷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此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不成熟，在很多经济领域还存在大型国有企业，具有垄断势力的大型银行更加喜欢追逐大型国有企业，而不重视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所以，银行业市场竞争水平的加剧有利于民营企业为其创新活动融资。

就银行业产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来看，La Porta曾总结出了两种观点：“发展的视角”和“政治的视角”。一方面，“发展的视角”认为，国有银行相比民营银行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国有银行在推动大型战略性项目能发挥更好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政治的视角”认为，国有持股控制银行主要是为了促进就业、福利改善等政治目的，政府通过国有银行资助并推动的项目往往是低效率的，是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的。La Porta针对不同国家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政治的视角”，而Andrianova et al.采用更新的数据得出了支持“发展的视角”的结论。在中国这种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银行业发展的“政治的视角”获得了更多的研究支持。长期以来，信贷资金并未流入创新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往往是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来自于国有银行的信贷倾斜以及优惠贷款。Cull and Xu的研究指出，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更有可能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卢峰和姚洋也提出在过去十几年里，由于中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国有银行在信贷方面的所有制倾向，导致80%以上的银行信贷资金集中流向创新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国家的信贷指导政策对国有部分的优惠和对非国有部门的歧视是导致这一现象更为重要的原因。另外，虽然中小银行能够更为便利地服务非国有企业，但中小银行的发展严重受制于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由此，如前所述，创新效率更高的非国有企业难以为其创新活动筹集充裕的资金。这一方面阻碍了非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提高了创新型行业的进入壁垒，削弱了行业内竞争程度。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2：中小银行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且对民营企业的效果更为突出。

假说3：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并且这种正向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

假说4：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企业样本选自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借鉴温军和冯根福的做法，通过翻阅上市公司年报手工整理出上市公司的研发投人数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来源于巨潮网，公司特征变量与行业特征变量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部分指标通过现有数据进行计算得出，总共得到1471个企业样本，剔除掉没有披露研发数据的年份，总共得到9158个企业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点。通过查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2000-2013年《中国金融年鉴》获取省级层面的银行业数据，另外各省的分支机构数据通过手工查找中国银监会网站上的银行业分支机构许可证以及许可证下发时间，从许可证中筛选出各类商业银行分支行一级机构数量的数据。本文主要筛选了各省、市、自治区每年的商业银行的分行数量和支行数量，各省的面积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目前理论界主要采用如下两种方法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一是创新投入，衡量指标为人均研发支出或研销比（研发支出与销售额的比值）；二是创新产出，可用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开发数量以及授权的数量来量化。由于银行业主要通过提供资金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而影响企业创新，因此本文选择企业研销比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变量，记为RDint。

2.解释变量

（1）银行业规模结构。为了衡量各地区银行业的规模结构，本文用各地区中、农、工、建、交、邮政储蓄银行等六大行分支行机构数量衡量各地区大型银行的发展程度，用各地区全部商业银行分支行数量减去中、农、工、建、交、邮政储蓄等六大银行的分支行数量衡量各地区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程度。最后，用各地区中小商业银行分支行数量除以各地区全部商业银行的分支行数量衡量各地区银行业中中小银行所占的比重，记为Js.s。（2）银行业竞争结构。本文借鉴Jayaratne and Strahant2sj的做法，以我国各省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面积密度作为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变量，其中各省份分支机构数量统计口径为商业银行在各省份开设的分行一级、支行一级的数量之和，记为CS。（3）银行业产权结构。本文用各地区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分支行面积密度衡量各地区非国有银行的发展程度，记为NSOB。（3）银行业发展总水平。为前述三项指标的因子加权和，记为DOB。

3.控制变量

（1）公司特征变量：①公司规模，表示为Lns&e，为公司总资产的对数；②资本结构，表示为Leve，为公司资产负债率；③盈利能力，记为ROA，为公司资产报酬率；④营运能力，用公司的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来表示，分别记为TAT，ITR、TOR；⑤偿债能力，用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表示，分别记为COV，LDR、SDR；⑥成长能力，选取公司的主营业务增长率作为指标来衡量，记为GMP；⑦企业内部现金流量，用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表示，记为CASH；⑧企业性质，以虚拟变量Nature表示企业性质，1代表国有企业，0代表民营企业；⑨企业经营年限，用各年份减去企业设立的年份，记为Age。（2）行业特征变量：借鉴温军和冯根福的做法，用行业资产报酬率、行业财务杠杆、行业M/B示，分别记为Ln+ROA、Ln_leve、Ln_M/B。控制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

表2为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全样本企业中RDint的最大值为0.5763，最小值是0，样本的标准差为0.0463，这表明样本企业的R&D投入差距较大，离散程度较高。并且企业RDint在2010年之后呈现逐年微增的趋势，2010-2013年企业RDint的平均比值分别为0.0384、0.0417、0.0478、0.0496。同时，通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比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研发投人强度，其中，国有企业的最大值为0.4720，民营企业的最大值为0.5763，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要低于民营企业。表2的描述性统计还表明，各地区银行业分支行面积密度CS的平均值为0.0361个/平方公里，其中银行业分支行面积密度最大的为上海市，在2013年，上海市平均每平方公里分布有0.5121家银行分支行，银行分支行面积密度最小的为自治区，在2001年，自治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分布有0.0001家银行分支行。而各地区分支行面积密度可以看出，一般沿海较发达地区的银行分支机构密度会更大，同时，各地区银行分支行面积密度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各地区中小银行分支行占比SS的平均值为0.4080，即平均各地区每10个银行分支行中就有4个属于是中小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其中，占比最小的是自治区，从2002年到2005年，自治区的中小银行分支行占比都只有0.0556，即自治区平均每10个银行分支行中只有0.5个属于是中小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占比最大的是2013年的新疆自治区，新疆自治区当年的中小银行分支行比重达到0.73，即新疆自治区平均每10个银行分支行中就有7.3个属于是中小商业银行的分支行。总体来说，各地区中中小银行分支行的比重保持着缓慢递增的趋势。此外，NSOB的最小值0是自治区，目前地区只有银行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存在；最大值为2013年的上海，表明上海地区每平方公里分布着0.14个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分支行。同时可以看出，各地区之间的银行业国有化程度较为离散，说明我国银行业国有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表2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研销比RDint与关键的解释变量CS、SS、DOB以及NSOB都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与CS、DOB、NSOB显著正相关。这对前述命题提供了基本支持。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银行业发展总水平及其竞争结构、规模结构以及产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构建如下模型：

（二）实证分析

表3为银行业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3、模型5以及模型7分别描述了不控制企业性质时，ss、CS、NSOB和DOB对lnRDint的回归结果，而模型2、模型4、模型6和模型8则分别报告了控制企业性质后，CS、SS、NSOB以及DOB对lnRDint的回归结果，这些模型考察了企业性质的调节效应。从表3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Lnsize、Age、GMP、TAT以及TOR等对被解释变量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譬如，Lnsiz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其技术创新能力越弱；Age对被解释变量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企业经营年限对其技术创新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GMP的回归系数说明企业成长性越好时，其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越少，篇幅所限，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予赘述。

就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1的回归表明，银行业中中小银行的比重SS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不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0.066。但模型2的结果显示，加入企业性质的变量后，S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系数达到0.138，说明模型1中SS系数的不@著可能是由于企业性质的不同所导致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中中小银行的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RDint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3.8%，而在国有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中中小银行的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RDint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减少7.8%（0.138-0.216），说明各地区银行业中中小银行的比例越高，越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但是这种正向促进效应主要是对于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则是负向的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追逐大型客户，尤其是国有企业，因为大型往往经营资质较好、信誉较高，银行为降低风险而选择“嫌贫爱富”，尤其是国有企业潜在的政府信用担保使得国有企业成为大型银行竞相追逐的客户，而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相比，在大型企业客户面前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中小银行会选择更多的服务于中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从而与大型银行竞争。所以，各地区银行业中中小银行比重越高，民营企业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

关于银行业的竞争结构CS变量，模型3的回归表明，银行业地区分支行密度CS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1.290。而且模型4的结果还显示，银行业的竞争结构CS变量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影响，加入企业性质变量后，用于表征民营企业回归效果的CS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其值达到1.474，而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却为负的0.266，该值在0.0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而对国有企业却产生了负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区中银行的分支机构密度较高时表明当地银行业的竞争结构较为激烈，此时企业在银企关系中相对处于强势地位，其议价能力显著提高，尤其是对民营企业来说，因此提高了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这验证了假设3的基本命题。

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银行发展水平NSOB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3.130。但模型8的结果显示，企业性质的调节效应为负，NSOB与Nature的交叉项的系数为-4.815。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各地区非国有银行分支行面积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RDint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4.086个单位，而在国有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国有银行分支行面积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RDint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减少了0.729个单位（4.086-4.815）。说明各地区银行业中非国有银行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而对国有企业则是负向的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地区中非国有银行分支行密度越大，越说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也能提供更多的支持；但国有企业的系数要明显小于民营企业，可能是因为如果地区非国有银行发展水平较高，使得银行竞争激烈从而促使非国有银行加强与民营等中小企业的合作，所以在国有企业中这种正向促进效应有所减弱。

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3.386。但模型6的结果显示，企业性质的调节效应为负，DOB与Nature的交叉项的系数为-3.438。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整体发展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RDint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3.733个单位，而在国有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整体发展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RDint只在原有基础上减少0.005个单位（概率P值为0.29）。假设1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上文有关地区银行业发展的变量对RDint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是以各地区银行业发展的严格外生性假定为条件。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遵循严格的外生性假定，而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因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其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通常越高，就可能会出现银行业发展结构的不同，所以技术创新发展水平可能改变银行业的发展。但由于本论文的样本主要来自于我国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仅占到各地区企业总数量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样本中的上市公司对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种内生性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但为了缓解这一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设计一个工具变量，然后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藉此解决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参考国外学者Kortum and Lemer、Ueda and Hirukawa在研究风险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时采用的方法，针对我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变动事件设计一个工具变量，具体来说是设置工具变量IV，该变量的赋值方法为2001-2007年赋值0，2008-2013年赋值各地区2001-2007年银行分支行面积密度CS的平均值。这样赋值的原因在于通过梳理2001-2013年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发现，2006年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各地城商行设立异地分行的基本条件，此项规定标志着各地区城商行跨区域发展的障碍正式消除，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经营的行业特性，商业银行设立一家分支行往往需要1-2年的审核周期，同时我们发现，全国的银行业分支行面积密度CS在2008年有一个突然增大的现象（如图1），因此本文以2008年为工具变量赋值的拐点。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分别如表4，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模型的内生性后，模型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4是采用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3、5、7与模型2、4、6、8的区别同表3，分别描述了不控制和控制企业性质时，各解释变量对对lnRDint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业中中小银行的比重对企业技术创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向效应，系数为0.078。但模型2的结果显示.加入企业性质的变量后，S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系数达到0.184。实证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中中小银行的比例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RDint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8.4%，而在国有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中中小银行的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RDint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减少7.3%（0.184-0.257）.回归结果与不加人工具变量相似，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

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2.705。但模型4的结果显示，加入企业性质的变量后.CS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系数达到1.655，但企业性质的调节项的回归系数为-1.859，显著为负，说明不同企业性质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对银行业竞争程度有着不同的反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分支行面积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RDint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476个单位，而在国有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分支行面积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RDint反而在原有基础上减少0.204（1.655-1.859）个单位，回归结果与不加入工具变量相似，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

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银行发展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9.380，要大于不加入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且模型8的结果显示，企业性质的调节效应同样为负，NSOB与Nature的交叉项的系数为-6.538。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各地区非国有银行分支行面积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RDint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9.455个单位，而在国有企业中，各地区银行业国有银行分支行面积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RDint只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917个单位（9.455-6.538），增加幅度要小于民营企业，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在控制了模型的内生性后，关键解释变量除了系数大小有所变化外，基本没有什么差异。

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整体发展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6.671，这个系数比不加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要更大。并且模型6的结果显示，企业性质的调节效应同样为负，DOB与Nature的交叉项的系数为-3.543，这个系数与不加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相差不大。加人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中，各地区银行整体发展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RDint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5.983个单位，而在国有企业中，各地区银行整体发展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RDint只在原有基础上增加2.44个单位（5.983-3.543），同样要小于民营企业的增幅，说明加入IV变量后，回归结果与不加入IV相似，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总体来说，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定的。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