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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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劳动价值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一、现实背景与理论回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均寿命日益提高，生育率也逐渐下降，据统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2011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老龄化逐渐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根据联合国人口信息网的统计以及预测数据，在2007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7%增加到2050年的23%以上（POPIN，2006）；更为严峻的是，最需要照料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00年的1200万增加到2050年的一亿以上，毫无疑问这，这样的老年人口增加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费用增加。
当前存在的养老途径，主要有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社会保障体制起步晚，目前社会养老水平还很低，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2011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线的50%。而近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老人的照料费用以及医疗费用的分摊上，政府承担比例还很小。在城市该不到10%，农村更是不到5%，主要的养老负担还是落在家庭成员的身上。（徐勤，汤哲2007）。换言之，社会养老这一途径并不能够保证老人得到充分的赡养，家庭养老依旧是我国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的主要途径，成年子女通过代际间的经济支持依旧是老人照料成本和医疗开支的主要来源。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家庭的范围来看，过高的养老负担会促使家庭选择更多的储蓄以供养老之用，本就不足的消费会被进一步遏制；而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劳动力供给会因为老龄化而减少，相应的再GDP中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转移支付比例越来越高，则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研究赡养老人情况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了解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费用是理解赡养老人如何影响家庭经济支出的前提。家庭内部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本质上就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近年来对于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费用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范明林（1998）在其对于上海老人的研究中指出，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剧、家庭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尤其是家庭观念的变迁，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不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问题；然而社会养老保险的机制与水平却也远远落后于当前老龄化所带来的更高的要求。类似的，潘金洪（2001）则探讨了江苏省老年人对于医疗服务等的需求情况。贾云竹（2002）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利用定量的方法探讨了影响老年人对于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因素，并且利用logistic回归发现了一些能够影响老人对于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个体层面的变量。其中，老人受教育程度、原工作单位的性质（机关事业单位/非机关事业单位）、老人的自理能力（ADL）都是在α=0.05水平上显著的自变量，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自理能力越差的老人对于助老服务的需求会越高；也就是说，拥有这些特征的老人会有着的养老需求，其成年子女所需要负担的赡养的经济压力会更大。这为进一步了赡养老人可能对家庭带来的经济支出的影响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二、数据来源以及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通过CLHLS（中国子女动态调查）来研究老人的生存状况对于子女家庭支出的影响。CLHLS选择了9个省市对被访老人的子女家庭进行了调查，被访子女的年龄在35-65岁之间。每位被访老人对应一个子女家庭，若被访老人有多名存货的成年子女，则在与老人居住在同一县市区域的子女中随机抽取一名进行调查。子女调查问卷询问了被访成年子女的健康、工作、婚姻、居住、收入支出等较为广泛的家庭信息，表调查了子女在照顾老人过程中的经济、生理、心理负担情况。
该调查分别在2002和2005两年进行。在2002年时候获得了4364个子女家庭样本，即有4364对老人-家庭的匹配数据。在2005年跟踪调查时，仅针对2002被访的成年子女样本进行再次调查，未对死亡或者失访的样本进行替补或者新增样本；在2005年跟踪调查时获取的老人与子女配对样本数为1934对。
本文设想的研究方式有两种，一是分别单独选取2002或者2005年的数据进行截面数据的分析；二是利用2002和2005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截面的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分析。并对两者的结果进行比较与分析。在两种方法中，都可以将家庭老人是否存活的情况以虚拟变量的形式放入自变量中，由此来判断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庭中存在健在的老人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
变量选择：
因变量：在此处我们将家庭的每年总支出定为因变量（Expenditure）。其中每年的家庭总支出由“家庭每月平均支出”×12得到。对应在问卷编号中，家庭月均支出为i6，故我们在此构造新变量Expenditure=i6×12
自变量：
1.家庭的总收入以及总收入的平方。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庭的收入多少决定了其能够消费的最大规模。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不同，消费的能力与倾向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家庭总收入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但是将这个重要变量包含在方程内可以减少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在CLHLS中，问题L1调查了了家庭月平均收入。为了将时间刻度统一在“年”，此处构造变量familyincome=L1×12。而由于人们有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倾向，所以此处也将家庭总收入的平方项放入方程内。
2.居住城市的规模。家庭的支出多少很显然会受到当地的物价水平的影响。但是在CLHLS的数据之中没有直接表明当地消费情况的数据，但是有着所居住城市的规模，分别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市郊区农村，一般农村，以及山区农村。通常而言，城市的生活成本会高于农村的生活成本，所以会导致家庭的支出更大。所以，将居住地的规模放入模型中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为了方便考虑，本文将受访者居住地的规模分为两类：城市以及农村。在本文中，将大城市，中等城市，定义为城市，即1；而将城市郊区农村，一般农村，以及山区农村定义为农村，即0。最终该项的系数表示的是在其他条件都收控制的情况下，生活在城市的受访者比生活在农村的受访者多支出的部分，在方程中用City来表示。City=1即表示受访者居住在城市，而City=0即表示受访者居住在农村。
3.父母的生存状况。只有存活着的老人才会需要其成年子女的赡养，想要研究赡养老人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老人的生存状况必须要考虑在内。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调查成年子女给父母的金钱支持来了解赡养老人对于子女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但是这样的选择无疑片面的。父母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子女赡养父母的资金支出，父母的存活甚至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改变家庭的经济支出方式（比如为了预防突发的养老需求，会减少消费）。所以把父母存活与否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方程中有其合理性。CLHLS中问题g5a1指出了父亲是否在世，问题g5b1指出了母亲是否在世。根据此我们可以分别构造两个二值虚拟变量father和mother.其中值为1即表示在世，而0表示已经去世。这样就刻画了4种情况：只有父亲在世，只有母亲在世，父亲和母亲都在世，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去世四种状态。这样可以更好地刻画出父母生存状态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
据此，我们设立如下的模型：
Expenditure=β0+β1familyincome+β2familyincome2+β3father+β4mother+β6city+μ
本文的假设是，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及城市规模的情况下，父母的的生存情况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β3，β4，的系数应该都是正数。
三、研究结果
经过OLS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上表中，括号内为稳健回归的结果）
其中，对于一般OLS回归，我们得到F（5， 4358） =700.27，Prob > F = 0.0000
R-squared = 0.4455， Adj R-squared = 0.4449该模型整体显著。
在对该模型进行white检验后，我们发现chi2（15） = 106.13，且有Prob > chi2 = 0.0000，故我们可以判断存在着很强的异方差性，所以在此处一并报告稳健回归的结果，稳健回归模型整体依旧显著。下文对于结果的解释都依据稳健回归的结果而进行。
四、结果分析
本文采取的模型非常简单，但是依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基本符合了我们之前作出的假设。
针对家庭收入这一自变量，我们发现。其P值相当小，说明了此变量相当显著。其系数为正数，是0.43，这就说明了家庭的年收入越高，家庭的年度支出越高，每增加1元的收入，约有0.43元会成为支出。考虑到居民的支出可以粗略地分为消费，投资，储蓄三个大类；而2012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约为52%，所以0.43这个系数基本是合理的。
而针对家庭收入的平方这一变量，其系数的确和之前预测的一样是负数，且十分显著。但是该系数相当之小这就说明了转折点相当之大，通过一阶导数计算得到是家庭收入684713元/年；而受访者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0478/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受访者中表现得并不明显。
关于城市这一变量，它相当显著，且系数为正数，是3632.86。这说明了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居住在城市比居住在农村每年会增加支出3632.86元，这是符合经济现实的。
至于本文最关键的父母是否存活这两个，结果则并不完全符合预期。虽然father一项的系数为337，mother一项的系数为670；这说明了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仅有父亲的存活会使得家庭每年增加337元的支出，仅有母亲的存活会使得家庭每年增加670元的支出，而两者都存活则会使得家庭增加1007元的支出。但是，但是这两个变量都不够显著。Mother的P值为0.1，尚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Father的P值达到了0.32，则是十分不显著。另一个较有意思的结果是，女性老人的存活会给家庭造成更大的经济支出上的增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老人的平均寿命一般长于男性老人，所以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支出。原因的讨论会在下文呈现。
五、问题讨论
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十分简单，由于时间，资料以及本人能力限制等原因存在着诸多问题，现讨论如下。
1.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毫无疑问本模型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这会导致不一致性，使得OLS的结果缺乏解释力。经过Ramsey test，我们在此得到F（3， 4355） = 23.96，Prob > F = 0.0000；很强地拒绝了原假设（没有遗漏变量），即基本有完全的把握可以说本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父母是生存状况本身就会受到家庭支出的影响。支出越多的家庭，可能对于父母的资金支持会更多，这样父母的更容易长寿，即在调查时仍存活的概率会变大。一种可能的方式是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2.遗漏了重要的变量
会影响家庭支出的因素远不止本模型中包括的这些。比如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年龄，当地的社会保障水平等等。
3.截面数据的单一性
本文仅使用了CLHLS中2002年的数据。很明显老人的生存状况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单纯地利用一年的数据很难分析出这种时间上的延续性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更好的方式是使用面板数据来研究此问题；
4.没有使用CLHLS中老人的数据
本文仅用了CLHLS中2002年的子女数据，假如能够加入更多父母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刻画该影响，另外由于有更多的变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方程里加入新的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5.理论基础薄弱
由于学校没有为学生购买经济学的数据库，我没有能够查阅相关的英文文献；而国内的相关的研究不仅十分有限，多关注的是老人的照料需求的，而且质量层次不齐。这些文献在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都很难提供有价值的支持。本文的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大部分的推理都是基于简单的生活常识。
六、政策建议
单从本研究来看，老人的存活会使得家庭的年度支出有显著的增加。成年劳动力的赡养老人压力十分巨大；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压力会更加增大。更为严峻的是，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不能提供充足的替代率，而社会统筹的养老基金近年来的投资回报率也并不尽如人意。就现状来看，家庭养老依旧是主要的养老途径，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来减轻劳动者的负担，以确保老人老有所养。
参考文献：
[1]贾云竹.北京市城市老年人对社区助老服务的需求研究[J].人口研究，2002（2）.
[2]潘金洪，王晓风，应启龙.江苏省社区老年医疗和生活照料需求调查报告[J].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3]贾云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资源与社区助老服务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2（5）.
[4]孙菲，汤哲，刁丽军，吴晓光，刘宏军，方向华.老年人社区非医疗照料需求调查[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5（2）.
家庭劳动价值范文第2篇
省劳动厅、体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劳动制度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转换机制的报告》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执行。
劳动制度改革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企业转换机制，提高效益有着重要意义，各地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稳妥地搞好劳动制度改革，促进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关于进一步加快劳动制度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转换机制的报告省政府：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现将我省劳动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及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的意见报告如下：
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以后，省政府办公厅先后转发了《关于深化劳动制度改革搞活企业内部机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意见》（吉政办发〔1991〕27号）和《关于国营企业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意见》（吉政办发〔1991〕31号）。全省劳动制度改革围绕着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增强企业活力，向更深层次发展。全省141户企业进行了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培训考核和计划管理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省政府确定的50户放开经营企业和143户商业“四放开”企业，也在放开用工、分配、深化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方面有了较大突破。部分试点企业已开始按新的劳动用工、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机制运行。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适应了企业转换机制、提高效益的要求，受到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普遍欢迎，收到了越来越明显的成效：一是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企业普遍实行全员劳动合同管理，为企业用工制度注入了活力；二是工效挂钩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进行了岗位技能工资制试点，实行多种工资分配办法，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三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上了一个新台阶，全民企业职工退休费用实现了省级统筹；四是较好地发挥了待业保险制度的作用，为企业转换机制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五是坚持培训考核与使用待遇相结合，较好地调动了职工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六是试点企业实行劳动工资指导性计划，为企业落实用工、分配自主权创造了条件。
我省劳动制度改革虽然起步较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按照省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的深化企业改革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劳动制度改革要紧紧围绕企业转换机制、提高效益，以搞活企业用工、分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为主要内容，加快步伐，加大力度，积极推进，务求实效。
一、加快步伐，积极推进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141户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企业要加快工作进度，上半年要按新的企业用工、分配机制运和；省政府确定的50户放开经营企业和商业“四放开”企业要尽快实行新的用工、分配办法；凡是具备综合配套改革条件的企业，都可以从企业实际出发，进行以搞活用工、工资分配、完善培训和社会保险为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对于当前困难比较大的企业，可以从实际出发，抓住影响企业活力的主要问题，进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或搞活企业内部分配等单项改革，为企业走出困境创造条件，也可以从基础工作入手，实行优化劳动组合，整顿劳动组织、劳动纪律等。
二、改革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实行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与综合经济指标相挂钩。对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总挂钩的吉林市和抚松县，试行用工资总量调控职工人数的办法，除国家统配人员外，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对推行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四平市以及前扶开发区、集安开放区、梅河口经济贸易区，采用非农国民收入的工资收入含量、工资利税率、资金利税率等经济指标确定新增工资总额计划，并用工业销售产值（或净产值）、基本建设投资额、商品零售额、交通运输周转量等加权综合经济指标增长速度调控职工人数增长的办法；对珲春开放区和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按照国家对经济特区的管理办法，实行指导性计划，给予更灵活的优惠政策。继续搞好包挂结合，全民企业全面推行工效挂钩，继续搞好集体企业工效挂钩工作，暂不能实行挂钩的要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办法，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建立严格审批和清算制度，使企业既负盈，也负亏，既挂上，也挂下。改进完善挂钩办法，变单一指标挂钩为复合指标挂钩。
三、实行灵活多样的工资分配办法，进一步落实企业内部分配自主权。继续搞好岗位技能工资制试点。允许企业从实际出发实行多种形式的企业内部分配办法，落实分配自主权。今后，劳动部门对企业工资分配只管工资总额、工效挂钩基数、浮动比例和领导班子成员工资收入，其余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企业工资分配要向一线和苦脏累险岗位及高技术岗位倾斜。企业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建立苦脏累险岗位津贴。对有突出贡献的职工，企业可以给予一次性重奖。
四、健全、完善培训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职工培训工作。普遍进行岗位技术达标培训，实行考试考核持证竞争择优上岗。在工效挂钩企业实行考核升级，考工晋级，使工资分配与职工的实际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劳动贡献直接挂钩。对关停并转企业职工以及企业富余人员进行转业、转岗培训，以适应企业调整结构的需要。在继续搞好全民企业工人技师评聘的同时，在集体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进行技师评聘试点。在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进行高级技师评聘试点。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扩大技工学校招生规模。利用现有技工学校，为城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培养中级技术工人。鼓励大型企业创办高级技工学校，为企业培养高级技术工人。
五、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完善待业保险制度，为企业转换机制提供社会保障。要保证全民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省级统筹正常运行，积极开展集体企业养老保险工作，尽快在我省建立起覆盖全民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全方位、一体化的养老保险体系。适应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研究改革离退休费计发办法。有条件的地方推行退休费用社会发放办法。扩大待业保险范围。完善全民企业待业保险办法，全民企业全部职工都可以实行待业保险。依法宣布破产企业的职工，濒临破产企业法定整顿其间被精简的职工，经批准关停企业被精简的职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包括实行全员劳动合同管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依法被辞退的职工都可以享受待业保险。加快集体企业待业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在全省范围内尽快实行市县统筹的集体企业待业保险制度。
六、发挥劳务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作用，适应企业转换机制和把企业推向市场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务市场服务体系，扩展职能，强化手段，积极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用工服务。形成多层次、覆盖全社会的职业介绍服务网络，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合理流动。积极扩大对外劳务输出。普遍推行招工、保险、合同鉴证等“一条龙”服务的作法，简化用工手续，方便企业和求职人员。推广厂内劳务市场办法。加快就业训练、转业训练基地建设，发挥劳务市场吞吐调节社会劳动力的重要作用，为企业下岗职工、关停并转和破产企业待业职工的管理、培训和再就业服务。
七、实行新企业新机制，特事特办。按照把企业逐步推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改革目标，对新办企业的劳动工资管理均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部分企业进行放开经营转换机制试点的通知》（吉政发〔1991〕63号）有关规定执行，实行新的用工、工资制度。对现有国营企业改建、扩建新增部分，可以按放开经营、转换机制的管理办法，实行“一厂两制”。积极研究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工资有关政策规定。珲春开放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工资工作可以特事特办。对于有利于我省经济发展，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以一事一议。
八、认真贯彻落实《企业法》。各地要对照《企业法》检查有关劳动工作内容的贯彻落实情况，对于不符合《企业法》规定的问题，要认真加以研究解决。把《企业法》赋予企业的用工、分配等自主权真正落到实处。坚决取消不必要的检查、评比等活动，加强对企业奖励工资的管理，努力减轻企业负担，积极为企业服务。
九、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在全省形成有利于深化改革的舆论氛围，增强全社会对劳动制度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组织和职代会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职工了解政策，提高认识，积极支持并参与改革。
家庭劳动价值范文第3篇
各设区市干部保健管理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省委、省政府十分关心保健对象的健康。为体现党和政府对保健对象的关心和爱护，保证保健对象医疗照顾政策的连续性，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干部保健规定，现就我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健对象享受有关医疗照顾的要求通知如下：
一、保健对象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做好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既是体现组织关爱的需要，也是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各设区市应从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高度重视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对于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健对象既要体现医保政策，又要兼顾到保健对象的特殊性，保证保健对象原有的医疗待遇水平不降低。
二、各设区市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健对象实行医疗照顾和补助，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综合考虑财政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医疗保险的管理能力，要制定切实可行、便于管理、易于操作的管理办法。医疗照顾标准和医疗补助标准还应动态调整，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提高。
三、保健对象参加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后，原享受的年度健康体检、因病住干部病房等医疗待遇不变。其中年度体检经费可在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或单位福利费中列支；干部病房住院床位费在医疗保险管理部门与医疗单位协议收费标准之内的列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超出部分由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或单位福利费中给予补助。离休的保健对象其年度体检经费及干部病房住院床位费应列入离休干部医药费单独统筹经费支付和补助。
家庭劳动价值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 劳动力价值 劳动 资本论
一、劳动力商品
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概念。“劳动力是指人的身体即活的个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他认为劳动力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成为了商品。作为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劳动力的价值是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劳动力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定义是能否推导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的过程。”“从产品的角度来考察，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则表现为生产劳动，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表现为原使用价值的消失和最终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创造。”（马克思）简言之，劳动能够使劳动对象的使用价值转变为新的使用价值，同时使依附于原使用价值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中。举例来说，将皮革制作成皮鞋，此时，劳动使皮革的使用价值消失了，而新的使用价值（皮鞋）被创造，同时，皮革的价值被转移到了皮鞋的价值中，根据商品价值的定义，它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皮鞋的价值是皮革的价值加上将皮革制作成皮鞋新加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劳动者的价值是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要计量生产一个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困难的，马克思在这里做了一点变通，而且这个论述是极为合理的。劳动力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存在着，劳动力的生产要以这个活的个体的存在为前提，而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具体而言，马克思将劳动力价值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一部分是劳动力的补充者即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一部分是劳动力自身或者子女的教育培训费用。马克思解释劳动力价值中包括子女的生活资料是为了使劳动力这一商品能够永续供应，而教育培训费用则是为了使劳动力能够胜任复杂的专业的劳动，从而能够生产出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使用价值。
劳动者，作为无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不得不出让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获得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从而能够满足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完成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正是由于这种雇佣关系的存在，使得资本家能够拥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通过使用价值——劳动创造新的价值，当新的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时，资本家获得了所谓的剩余价值。
二、劳动力价值的消失
回顾完劳动力商品的论述。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价值公式w=c+v+m,在这个公式中，c表示生产资料的价值，v+m表示生产过程中新加入的人类劳动，其中v是对劳动力价值的补偿，m是剩余价值，v则是产成商品的价值。这个公式很直观的解释了劳动过程，劳动对象（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和运动过程，在最终商品的价值中包含劳动对象的价值（c）。但是，劳动力价值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运动方式一度给笔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单看这个公式，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劳动力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转移到了最终商品的价值中去。这是不对的，v+m是生产过程中新加入的劳动，是新创造的价值，马克思表达的很清楚，v是对劳动力价值的补偿。如果说，劳动力价值的确转入了最终商品的价值，那么商品价值则等于，c+v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的价值，是资本家预付的用于购买者两个要素来完成生产过程的资本，v+m是劳动创造的新的价值。这个公式是与w=c+v+m相矛盾的，那么我们得出，劳动力价值没有转入最终商品的价值。
考虑所有的价值运动：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最终产品的价值中；生活消费过程，基本生活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劳动力的价值中；教育培训过程，教育培训费用（价值）转移到了劳动力价值中。可见，除了劳动力价值外，找不到另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消失了，也许该庆幸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还能够补偿价值的损耗。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讨论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时，也区别对待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谈前者时，将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累加到了最终商品价值上；在谈后者时，仅仅是将其使用价值新创造的价值累加到了最终产品上，而没有谈劳动力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也再次强调，劳动者的劳动分为两个部分，必要的劳动是为了生产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值，剩余的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用新创造的价值来弥补原价值的损失这一论断，并不能掩盖劳动力价值的的确确是由于使用价值的消耗而消失了。
三、劳动力价值定义解析
要解释这一现象的突破口只能是劳动力价值的定义。无论马克思是有目的还是无目的的定义了劳动力的价值，的确是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一难题——劳动力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运动。
劳动力是一台“永动机”，在生产过程中，尽管发挥了使用价值，但它的价值没有变。有一种相近的物品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现象，机器，机器在生产中持续不断的提供它的使用价值，机器的价值会被缓慢的保存到最终产品价值中去。那么，如果这台机器可以一直提供这种使用价值而没有磨损不会折旧呢？资本家购买机器时预付的货币与资本家某一天卖出机器获得的货币是等额的，机器虽然提供使用价值，但是它的价值没有改变，依然保存在机器当中。劳动力，在马克思的定义当中，就是一台永动机，它与普通的机器差别在于机器在每一次的生产中是有损耗的，机器的使用价值有一天会完全消失，如同一般的生产原料一样，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却一直在延续，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永续的。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是使得这种商品在市场上持续不断供应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来说， 劳动力价值包含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一部分是劳动力的补充者即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一部分是劳动力自身或者子女的教育培训费用。如马克思所说，第二部分正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生命体出现，在马克的定义中，劳动力是作为一个家庭出现，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获得了这个家庭的劳动，家庭中的劳动者总能够提供相同的劳动，父亲老了，由子女接任，一直循环。如何证明，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价值并没有减少呢？假定，资本家A一次性购买永续的劳动力价值，虽然不知道总价值是多少，但是双方达成协议，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即每天支付 的费用，这样劳动力价值相当于一个每天v的永续现金流。劳动力的所有权是资本家的，某一天，他出让劳动力给另一资本家B的时候，B要支付给A之后每天 的永续现金流，劳动力价值没有变化，一段时间之后，劳动力这台“机器”并没有出现磨损，这两个永续现金流是相等的。既然劳动力价值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劳动过程也不可能把劳动力价值转移到最终产品中。
综上所述，劳动力价值为一个每月（时间周期只是举例而言） 的永续现金流，劳动力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并不发生运动和转移。
四、理论意义
首先，文章通过分析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给出了劳动力价值的家庭属性和永续现金流属性。在基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时，对于这两点是不能的，否则理论的基石将会崩塌。
其次，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劳动力更能够准确反映真实状况，因为多数家庭的经济是一体的，家庭分工是事实存在的，一个工人的工资所得有可能需要满足一整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且教育培训也大多是父母支付费用，但子女获得了这部分劳动力价值。在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时，迭代模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后，要重视教育培训，尤其是对于子女的教育培训，因为劳动力价值是关于教育培训费用的一个不减单调函数，劳动力价值越高，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的补偿也越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家庭劳动价值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是 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设的内容。这项制度的设立对于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护对家庭做出较多贡献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一项新增内容，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目的实现的预期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立法设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一、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 ，主要是指夫妻离婚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另一方应给予财产或物质补偿的制度。对此 ，新 《婚姻法 》第40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它肯定了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职能 ，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大量而繁重的家务劳动。家事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占社会劳动相当大的比重，理应得到和社会职业劳动同样的认可和评价。
对家事劳动予 以经济评价已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1974年国际妇女年联合国会议 ，在世界行动计划中指 出： “家事对家庭生活而言，非常必要，但一般仅承认其具有极少经济的、社会的价值。惟所有的社会若希望达成维持家庭 、教育子女之基本任务，则对于这些家事劳动，应给予高的评价。”脚 ”’对家事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样社会经济价值和同等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家事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给予积极的肯定。如 《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 ，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 自由处分；第 165条规定：在协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中，配偶一方的付出显著超过其抚养家庭应做出的贡献的，其有权请求为此得到合理的补偿金。 (德国民法典》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 1360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和以其财产适当抚养家庭的义务。家务处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该方以处理家务履行其以劳动抚养家庭的义务。这里的以 “劳动” “抚养家庭”包含了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
我国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予以肯定，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我国社会发展、法律进步的表现，对我国家庭和谐、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多数家庭的家务劳动量较大，消耗了家庭成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无视家务劳动的存在及其价值，就是对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存在的藐视，而在人类社会个体家庭还远没有完成其使命的今天，家庭必将继续存在，家务劳动就不可或缺。那么，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保护创造家务劳动价值的人的利益就是我们不可回避的。
2、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体现了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权利义务一致的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个原则，体现在家庭关系中要求夫妻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任何一方不能只享受权利或多享受权利，不承担或少承担义务。家庭生活涉及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处理 日常家事等方方面面 ，需要夫妻之间的分工协作。但我国受传统观念影响， “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很多家庭还占主导地位，妻子承担的家务占绝对多的比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夫妻的共同利益可以不作个体化区分，付 出较多一方必然能从未来的共同生活中得到因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所带来的回报。一旦离婚 ，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如果不能因此而得到相应补偿，就是权利义务不对等，就等于是一方无偿侵 占了另一方因家事劳动而创造的价值，从而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鉴于此，《德国民法典》第 1356条规定：“夫妻双方在选择和从事职业时，应适当考虑夫妻另一方和家庭的利益”。
固然，由于男女性别的差异性特点，只有妇女才具有生育、哺乳的天然能力，在抚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劳动方面也比男性更具有先天优势。但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女性的这些特异能力在婚姻外部得不到评价 ，不象男性的人力资本那样是一种进人市场交易的资源。一旦婚姻终止时，由于妇女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其不可收回的资本投人的损失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大．妇女退出婚姻所受的损失就越大。对于男性而言，在得到妇女协助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向市场，获得较大的投资回报。因此当代许多国家，即使实行分别财产制，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共同所得的财产也按一定比例予以分割，以减少离婚时妇女隐含劳动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退出婚姻的障碍。分别财产制的鼻祖——英国，在判例法中允许妻子在离婚时对家庭财产予以平均分割。
我国婚姻法规定分割夫妻财产时照顾女方的原则，以及修改后增设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规定，是以法律制度化、固定化的形式，通过承认女性特殊性人力资源的价值，使之以平衡的心态对待家务劳动，发挥其优势。符合妇女人力资本专用性特征。对于女性，由于其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完全没有必要非要在职业场上处处与男性比高低、与男性平起平坐、从事力所不及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女性。当女性承担起繁衍下一代、教育子女等这些男人所无法替代的责任时，同样是成功的女性。但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她的家务劳动社会价值应得到承认，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保护。对此 ，北欧的一些国家为不外 出工作的家庭主妇发工资 ，以此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我国婚姻法规定给予家事劳动以经济评价，和给予对家事劳动付出较多一方以经济补偿，可以协调婚姻当事人的劳作分工、利益分配 ，实现法律公平公正，这也是法律所寻求的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平间取得平衡的结果。
3、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保护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利益，抚慰这一方不平衡心理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指导思想是“保障离婚 自由，防止轻率离婚”，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长期感情不合 ，却不选择离婚，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因为有一方将其心血和精力大多倾注于经营家庭上，社会竞争能力减弱，离婚后又得不到对方任何补偿 ，生活水平下降，心里极其不平衡。许多妇女为此心里扭曲，精神压力大 ，既伤身体，又影响个人发展。而承担家务少或不承担家务的另一方，往往有很多学习深造、发展事业的机会 ，一旦离婚，一方面摆脱 了对家庭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更有精力的利用婚姻关系 “系统性剥削”对方劳动进行的自我积累而大展宏图。 对于这一现象，法律不采取补救措施的话，为家庭付出较多一方得不到慰藉，必然限制他对离婚 自由权的行使。反之 ，如果法律上有个明确的说法 ，对从事家务的一方 ，在超出其应尽家庭义务的，离婚时予以补偿，就能使其得到一些慰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能安心料理家务，离婚时无后顾之忧。同时，这种补偿规定 ，对于非从事家务劳动，一心只顾自己发展，不履行家庭生活责任一方而言，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而增强其 自觉履行家庭生活责任的意识。
二、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 ，各国立法规定有所不同。1、如在补偿的时间上，国外有些国家的民法典规定 ，既可以在离婚时提出，又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如《瑞士民典》第 164条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国婚姻法规定必须是在离婚时提出经济补偿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都不可以提出。2、在离婚经济补偿适用的财产制上也不同，如 《德国民法典 》采取剩余共同制 ， 《瑞士民法典》采取所得参与制，均有共同财产制的特点。 (剩余共同制，即夫妻一方的终结财产超出开始财产的金额 ，多余一方的部分 ，对半分割补偿给另一方。)我国婚姻法第 40条关于离婚时一方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为家庭付 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才可向对方请求经济补偿。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而是实行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 ，则不能请求经济补偿。认为在这种财产制中，夫妻双方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对于家庭生活夫妻一方超出其应尽义务的，可以多分共同财产，作为其超出应尽义务的回报。如果夫妻双方约定婚后所得财产，部分归共同所有，部分归各 自所有，依据婚姻法第 加 条的规定 ，也不能请求经济补偿。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规定在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度两种，但现实的绝大多数家庭并未对财产作任何约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主要适用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笔者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一中等城市的 200个家庭的随机调查中得 出的数据发现 ，约定完全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不到 1％，即使是采用约定财产制，多数家庭也只是约定夫妻财产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调查起诉到法院的 150件离婚案件中，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只有 1件，且因为没有适用分别财产制而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仍然符合我国国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以分别财产制作为适用条件超前于我国家庭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但婚姻立法却以此作为实行离婚时的救济制度的前提条件，就使得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受限，难以达到其预设的目的，也不能满足调整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需要。
设立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这种离婚救济制度的 目的，一是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工作的价值；二是弥补分别财产制度存在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为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离婚时双方无共同财产可以分割 ，如不做出一定补偿，为家庭生活、对方事业发展付出较多义务、贡献较大一方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为了平衡夫妻双方利益关系，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婚姻法规定在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一方应对为家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方给予补偿。
问题在于，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实行共同财产制或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家庭中，如何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对方工作或对对方事业、学业提高做出贡献的一方的价值，保护这一方应得的利益?从婚姻立法对离婚时共 同财产分割的规定看 ，认为共同财产制本身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否则只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无权分割共同财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明确，这一立法规定的前提是在一方完全从事家务，不作任何社会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形下设计的，而实际上，现在的家庭 ，夫妻一方完全不从事任何外出工作的很少。城市里双薪家庭是绝对的主流，农村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农、务工也占多数。这种情况下，女子外出工作的结果是，仍未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 ，妇女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由于实行共同财产制，因而离婚时对妻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认同其价值 ，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对其付出予以补偿。这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在我们调查的 150例离婚案件中，离婚当事人的年龄集中于 28~’’57之间。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多在 1—18年之间。这说明夫妻结婚生育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子女尚未成年，父母开始年迈体衰需要照顾，本身工作压力较大，经济负担重，因此在情感上、家庭生活方面就极易出现问题，这一时期是夫妻的多事之秋。双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多数家庭女方不得不把人生中大好的黄金年华、精力和体力奉献给家庭、孩子和丈夫，在怀孕、分娩中还要承担体质下降、留下终生疾病甚至因此献出生命的风险。繁重的家务劳动消耗女性大量的时间、体力和精力的同时，必然影响他们的学业提高、知识更新、工作进步、职称晋升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就业或选择更好职业的机会。而配偶对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学业进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提商等等。对此，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平分秋色，而不以双方收入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再加上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照顾性条款，这样，就等于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就算是为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的特殊照顾了。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夫妻各方对家庭的实际投入，就会误认为是一种超出男女平等原则的对女性的特殊照顾，而不认为这是对女性在家庭中大量投入的回报。相反，如果将这个问题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讨论，一个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和代价，其实远非夫妻财产的一半所能补偿。法律规定对离婚夫妻中女性财产的照顾 ，只不过是将本属于妇女应得的权益说成是照顾罢了。事实上，丈夫那点高收入在女性对家庭的无偿投入面前早应黯然失色。目前，我国一个家庭保姆的月工资一般 350—600元不等，外加吃住，月开销 700-1000元。按此标准计算 ，一个已婚妇女对家庭的家务投入以货币计算每年不下 1万元，以一位结婚时间已过 15年的妇女为例 ，如果她离婚，家庭对她的补偿，仅家务劳动一项，就高达 15万元。若再加上生儿育女的补偿和属于共同财产应得的份额，其离婚后实得的财产就更多了。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即便是特殊照顾女性的离婚财产案，也很少有突破上述限额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公平公正”、 “等价有偿”等原则 ，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在共同财产制下 ，对一方所作的贡献或付出，法律不予认可的话，法律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以为，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对婚姻法关于 “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应作进一步完善 ，使其在立法设计上更合理，司法实践上更具可操作性 ，这不仅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为此提出以下设想：
1、对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请求经济补偿。以避免离婚时夫之财产可能脱手或即使有也可能难保财产分配 。
2、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具体办法如下：
(1)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可设立各自的个人财产帐户，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 自所有财产的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作为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一方的补偿，离婚时．只要一方符合补偿的相应条件，就应该将其补偿份额划归获得补偿的另一方所有。
(2)设立夫妻婚姻住房法律概念，确认婚姻住房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确保离婚后妇女有住房。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偿包括以住房补贴。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凡属婚姻住房，夫妻任何一方无权私 自处分，即使是婚前房产。在共同财产不足以补偿另一方时。就以婚前个人房产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