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张楚廷；教育哲学；思想

一、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点的叩问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

教育哲学思想范文第2篇

《教育哲学通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黄济先生的一本著作，黄济先生认为“通论”有“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意思。这本书充满哲学理论和教育思想，对没有扎实的学科理论基础的人来说，着实耐小卜性子对书进行细读。但静卜心慢慢细读起来会小禁被作者的思想深深折服，会让我们对教育哲学有一些认识。

《教育哲学通论》框架结构很有逻辑性，一共分三编。第一编一共写了七章，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讲起，从天道观与人性论出发，寻找渊源，就历史观与社会、伦理观与道德论、知识观与教学论、审美观与美育思想等方而有关教育哲学思想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探索。最后还就对待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应持的科学态度做了说明，主要体现了古为今用。第二编共写了六章，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对现代西方教育哲学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析，从其思想渊源谈起，就影响教育实际较大的进步主义与改造主义、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做了对比分析。又对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进行了分析，在这两者分析中，企图对当前影响教育思想较大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做些分析和评价。第二编最后写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写划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再则也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而临的新问题提供一些思考和启示。第三编一共是九章，属于教育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主要写了关于教育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外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及其流派作了比较详细的整理和说明，为教育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详细的观点和资料。接着就教育的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知识论与教学、道德论与道德教育、美学与美育、宗教与教育和教育哲学的研究及其未来分章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论述，并力求容纳前两编提供的资料和理论，联系实际，阐明问题最后在《教育哲学研究及其未来》一章中，提出教育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古今中外法，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二、CC教育哲学通论》中的美育思想

整本书内容很多，完全吸收消化比较困难，但读了其中关于美育的相关内容，结合自己接受过的教育，能让人深受启发。书中讲到中国的美学和美育，有独特的范畴，几千年来它指导中国文学艺术和审美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独具的特点。而当代，美育己成为当务之急。从积极意义上说，它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全而发展，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美育是为了解决物质文明发展的小平衡。“美育”即审美教育，顾名思义，它是美学和教育学的结合物，也就是说，应当根据美学的理论和教育学的理论建设美育。黄济先生讲到美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小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育是时代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比过去更需要美育。因为生活的多样化，知识、信息的广泛性，小但对美育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而且为实施美育提供了广泛的可能。美己经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衣着打扮到仪表风度，从兴趣爱好到道德规范，从文体活动到艺术创作，无处小在。在国外影响日益加强的今天，使青年一代建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分清好坏与美丑，也是当代美育的重要任务。美育在提高人们认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深入人们的生活，了解生活，在人们的崇高理想、科学信念形成上的作用，并小比科学差。美育在弥补人的空虚，解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发展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教育哲学通论》中美育思想的启示

读《教育哲学通论》，结合笔者学科教学(语文)的专业，书中讲到的美育也可以延伸到语文美育。语文美育是语文教育领域关于审美的教育，语文美育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人的审美的发展，语文美育的教育要能使学生审美意识得到重建。语文教学包括识字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口语交际教学、语文知识教学等，各个方而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美的教育。

在识字写字方而，语文教师在教学生识字的时候可以告诉学生汉字的演变历程及其中蕴含的美，汉字是表音、表意的文字，汉字的形态从象形逐渐抽象到现如今比较稳定的形态，可以向学生展现古代文字。写字教学对学生的审美教育尤为重要，随着电脑的普及，学生的写字能力逐渐受到电脑的影响，俗话说“字如其人”，可见写字的重要性。通过写字，可以让学生了解汉字的结构美、形态美。汉字书写小简简单单是横、竖、点、撇、捺、钩、挑、折的组成，汉字有独有的结构美，书写也有技巧，注重穿插、避让、疏密等技巧，使汉字书写具有美感。教师教会学生正确使用毛笔、钢笔、会写楷书、行楷，这些都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方法。

在阅读教学方而，学生在研读语文教材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美学角度进行研读，语文教材入选的文章，肯定有其优秀出众的地方，具有语言美、思想美。但有时我们很难摸准作者写作的意图，这就要教师和学生发挥想象力，展现智慧美的光芒。学生小仅要阅读语文教材，教师也要引导学生阅读课外书，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和文学素养，学生通过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可以增加自己的见识和拓宽自己的眼界，形成自己的审美观。当然，阅读小仅仅只包含阅读书，也包含朗读，朗读的抑扬顿挫也具有美感，例如语音的停顿、重音、语气、节奏。同样的语句，理解小同，停顿小同，表达的意思情感就小同。在朗读时，受到一定思想情感的影响，朗读的人在语言的表达上有明显的快慢、抑扬、轻重，小同的朗读节奏有着小一样的美感。

在写作教学方而，写作能力是考查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一种方式，语文作文教学占据着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可见作文写作的重要性。提到写作文，教师们尤其感到难教，学生感到难以卜笔，一写作文学生就像在挤牙膏，学生感觉没话可说、没话可写。在这样的情况卜，学生们写出的作文，问题很多，老师小满意，家长小满意，学生自己也觉得没有意义，学生从作文的学习中找小到成功的感觉，渐渐地产生了对写作文的仄倦感，特别害怕写作文，小知道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原因很多，学生没有从写作文中找到乐趣和没有写出美感。

学生要写具有创新性的作文，需要学生思维的突围，思维能开出最美的创作之花。例如，写 “水”，一般都会写水的可使用性的价值，从而想到水的宝贵，要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发展水利工程等等，学生应该打破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学生要学会从相关的事物去引发思考，这样可以找到更宽阔的思维空问，可以扩展写，联想写，“水主沉浮” 联想到“水与人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联想到“水与政权”， “溪水汇入大海”联想到“积少成多”，“滴水穿石”想到“持之以恒”等等，再如，“雪化之后是什么?”，“雪化之后变成水”、“雪化之后能滋润大地”、“雪化之后是水滴从屋檐滑落的瞬问”，“雪化之后是春天”等等。这样写小仅新颖而且产生美感，使人能产生审美的愉悦。学生们学业负担沉重，在学习中，渐渐远离了生活学生没时问去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缺乏生活的基本体验，这就使学生在作文写作中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没有什么感情可以抒发，导致写出的文章空洞且虚假。例如江苏高考作文题目《品味时尚》、《拒绝平庸》，题目就让考生无法着笔，“时尚”似乎离高中生生活很远。

教育哲学思想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康德，《论教育学》，启蒙，道德教育

 

有关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教育学说，相关研究颇多。康德于哥尼斯堡大学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开启了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课程的先例，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光辉由此普照整个世界。后来他的教育学讲座内容结集出版，名为《论教育学》。

一、《论教育学》是怎样产生的

康德在教育方面写就的专门著作有两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与实用学科如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的关系），而前者尤为重要的集中表达了康德的教育思想。据文献记载，康德曾先后四次讲授教育学。

奇怪之处则在于：康德身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怎么会讲授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呢？这要与当时德国大学的发展情形相联系起来。康德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壮大，大学逐渐成为了学术中心，涌现出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大学；与此同时，与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相比，原本属于下级系科的哲学系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中心地带，此时学术地位开始上升。“……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因而，这也是康德于1798年秋出版《系科之争》的时代背景。不管怎么说启蒙，哲学系在大学逐渐壮大并在后来成为了各系科的领导力量，占据了一定的天时地利，此时的哲学系不仅开设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科目，还开设了教育学、历史学、美学等讲座或课程，这些学科和课

程深受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到了1774年，此时，康德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直到1776年冬季才轮到康德首次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主讲教育学讲座，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

的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巴泽道在德绍(Dessau)创办了一

作者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师范基础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家名叫“博爱”的学园，其使命在于改革教育事业。在学园内，巴泽道对教育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康德对这种新教育的试验极为热衷，并发表了两则随笔以示支持。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康德便把巴泽道的书做为教材，和往常一样，他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在康德逝世的前一年，即1803年，他的学生林克据康德讲课的笔记，整理成《论教育学》一书出版。

二、《论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王坤庆先生研究认为，《论教育学》主要反映了康德五个方面的思想，即康德对教育目的、价值极为重视；康德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即为了将来的社会才需要教育；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智育和体育。其实，除了这五个方面之外，康德在宗教教育和性教育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康德的性教育思想几乎为人们所忽略小论文。我们对前者研究不作重复阐释，而是针对康德的重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解读。

1．“教育”。康德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那么何谓“教育”？他认为是指“保育（养育、维系）、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他以人同动物区别为例分析教育对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人”的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他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性的教育，而前者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后者“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据此康德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并用大量篇幅笔墨着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启蒙，实际上，康德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那些思想。康德在文中特别提出了教育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要把服从法律强制同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儿童从小就应该有行动的自由，但同时也要忍受强制，必须让儿童懂得只有为他人提供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启蒙”。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发展的中后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康德认为“人要么是仅仅被驯服、被调教、被机械地训导，要么是真正地得到启蒙”。但是，单单靠驯服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他在《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实际上，康德在此表示了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儿童的教育来使得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而不是被愚昧、无知所蒙蔽。这是启蒙的重要使命。

3.“道德教育”。这是康德教育思想，更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试图通过教育建立一种主体性的道德原则，让人们服从“绝对命令”，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了这一步，人便成为具有普遍理性的人了。这就是个人发展的境界和人类要追求的目标。而“道德教化以人为目的， 在于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自主和自律， 尊重人的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思想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切准则放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中， 这样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康德的视野里，道德培养必须以准则而非规训为基础。因为，他认为，道德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也就是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开始时是学校的准则，然后是人性的准则。故而，只有个人在道德教化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个人才能做出源于实践理性的生活决定， 才能自由地实现价值判断和以行动来履行和承担道德责任。如果道德教化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尊重，个人的自由就受到剥夺，实践理性的自律就不存在。

4.“宗教教育”。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很少提到启蒙，一般也都是一笔带过，这当然与近代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去学校化”有很大关系。在十八世纪，宗教教育依然占据学校教育重要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下，康德认为“儿童必须学会首先敬畏作为生命和世界之主宰的上帝，进而敬畏作为人类之看护者的上帝，最终是敬畏作为人类之法官的上帝。”“人们必须教给儿童一些有关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应用了对于上帝的认识的道德学。”宗教需要一切道德。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不能从神学出发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单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宗教绝不会含有道德性的东西，所以，康德最后写道“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跟其后，这才叫做宗教。”实际上，康德依然追寻着希望在宗教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的理想。他始终坚信“如果宗教不与道德良心结合，它就没有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宗教只不过是对神的迷信的侍奉”小论文。所以，康德的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借宗教教育之虚以谋道德教育之实。

5.“性教育”。这个方面几乎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而实际上，康德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到了性教育，可谓是先知先觉者。他把性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儿童感知到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等级差异和人的不平等的认识。前者，康德明确的提出，针对儿童的性问题，人们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必须直言不讳、清楚明确地跟年轻人谈论这事。”康德并且还针对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一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教育手段，他奉劝“年轻人要及早学会体面地尊重异性，通过无邪的举动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且由此寻求幸福婚姻的嘉奖。”；后者，康德认为，“必须让年轻人知道，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既成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总是力求保持比他人优越。”他让年轻人平静的认识等级差异和不平等的阶级之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取成功的果实。除此之外，“还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并且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我们在灵魂中所关切的是：1）我们自己，2）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3）以及世界之至善。”

由上不难看出康德深邃且卓有远见的教育哲学思想启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在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即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三、《论教育学》对后世之影响

历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都要提到康德及他的这本教育专著《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康德的教育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对其当时以及身后两百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均提供了极大地精神养料，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后来者。作为教育学家，他的两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赫尔巴特和费希特。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第一个继承者，他从康德哲学中发掘出了“统觉”心理学思想，并把它作为建立教育学的基础；又从康德教育思想中吸取了最根本的内容：研究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道德（或伦理学）范畴的教育目的论，从而实现了对原有的教育学理论的彻底改造，建构了一种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观点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都臻于完备的教育学体系。赫尔巴特本人曾称自己是“1828年的康德派”。

费希特则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康德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的哲学，曾受到康德的赞赏。他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绝对自我是无限自由”这一基本原理，并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教育思想上，费希特将康德的教育价值论运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写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这是他直接受到康德教育思想影响的产物。

康德除了直接影响上述二人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的教育学讲座，使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使西方大学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肖朗.康德与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的开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1.

[2]王坤庆.论康德对教育学的贡献[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4.

[3][德]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林晖.启蒙的技艺：康德教育哲学的难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9，4.

[5]ImmanuelKant.Kant on Education[M].trans.Annette Churton.Boston:D.C.Heath and Co.,1900.

[6][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教育哲学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墨子哲学思想；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1-157-02

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

时展日新月异，国际形势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使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

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思想是健康向上的，在他们身上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提倡。第一，竞争意识强。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当代大学生都希望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发展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第二，创新能力强。当代大学生头脑更加的灵活，信息更加灵通，在运用和创作新的知识和技能上都有很强的能力。第三，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强。当代大学生头脑鲜活，对于新知识、新问题接受能力会比其它人群要强，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大学生信息技术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上表现出较强的能力。

在看到积极一面的同时，大学生身上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问题。

第一，博爱精神较弱。当代大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部分学生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长期受家人溺爱，所以有些学生形成了自私的心理，不愿把自己的东西与他人分享，对陌生人情感淡漠。

第二，和平意识较弱。有些大学生在社会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喜欢争斗，主张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事物。

第三，艰苦奋斗精神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有些大学生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宽裕，就养成了铺张浪费的习惯。

二 、墨子哲学主体思想

（一）兼爱

墨子主张兼爱互助。强凌弱、富辱贫、贵傲贱、智炸愚等一系列罪恶的社会现象，都是“天下之大害”。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优”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自爱其家、自爱其国，因而不爱他人之国。“相爱”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所以又叫“兼相爱”，即不分人我 、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他以爱人若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把“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

墨子以兼为善，以兼为仁义，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追求的一种状态和境界，从古至今，‘和’被奉为普遍的原则或看作事物的最佳状态。”[1]儒家文化也主张“和”，但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墨子将父慈、子孝、兄弟悌……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二）非攻

“兼爱”是针对攻伐而来的。墨子又主张“非攻”。他首先指出，攻伐的“不义”，然后指出攻伐的“不利”。他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然而，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而谓之义。墨子谴责武力兼并的战争 是“不义”的，其根据是对人民、百姓不利。战争对于败者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和税收。功法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牺，燔溃其祖庙，杀其万民……天无兼国覆军，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以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非攻下》)

（三）节俭

墨子主张“非乐”和“节葬”。其核心归根到底就是节俭的思想。古代音乐耗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墨子主张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墨子相信鬼神、祭祀鬼神、肯定人鬼同利，但另一方面有主张薄葬。他认为，厚葬并不能定危之乱，不是什么“仁也、义也”之事，而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足以使国家由富变贫，人民由众变寡，刑政由治变乱。他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反对厚葬，与儒家的厚葬耗时，耗财，守丧需三年相比，墨子不主张把社会财富浪费在女人身上。

三、 运用墨子的哲学思想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希望，祖国的未来。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关键在于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积极向上的有用人才。然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讲求一定的方法，特别是在运用我国的传统文化方面，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墨子在政治上代表的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所以，墨子的哲学思想必然具有一定的是时代局限性和阶级狭隘性。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墨子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很多精华都可以应用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教育哲学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杜威；教育哲学；实用主义

一、杜威教育哲学产生时代背景

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代的产物。杜威生于1859年，卒于1952年，刚好处在南北战争（1861一186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年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美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使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另一方面，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实验科学和工业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海外市场的开辟等等，又使美国的经济迅速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变化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己经从早期拓荒者的个人主义进入到一个合作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移民问题、城市贫民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社会矛盾问题，等等。这些不民主的现象随时都会对美国社会的稳定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

社会发生剧变，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己经向前发展的时候，传统的教育以及传统的思想方式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大规模扩张，大量移民的涌入，人发式的增加，特别是工业技术的最新成就，大型企业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要求教育能培养出灵活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的创造型而非知识型人才。而在教育领域里，学校的制度、课程、教学方法还是沿袭欧洲旧传统，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传统教育的模式束缚了对人的创造性的培养。杜威对传统的经院式教育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传统学校里，课堂桌椅按几何图形一行行地排着，在这里没有供儿童进行活动的余地，而只是供儿童“静听”的场所；“静听”的方式意味着被动地接受，意味着教师把早己准备好的现成教材，让儿童以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这种僵化的教育显然不利于培养具有开拓精神、求实态度、讲究实效的人才。

作为时代的产儿，杜威十分敏锐地意识到：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本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必然会对教育、文化思想提出新的要求。如何解决教育和思想文化转变的问题，杜威认为：一方面，要对旧个人主义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对现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要对民主主义社会进行改造，使之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即将以物质力量和经济利益为合作基础的民主主义社会改造为以观念和情感为合作基础的民主主义社会。在杜威看来，无论是创造新的个人主义还是培养社会的观念与情感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改造社会与个人并使之达到相互协调的最佳工具。

二、杜威教育哲学的实用主义基础

对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来说，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正是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上的应用。正是实用主义哲学使杜威摆脱了黑格尔主义，“从绝对主义走向了实验主义”。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它随着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特别是由于进化论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信仰或观念弄明白，只需考虑它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实际结果。我们对这个结果所具有的概念，就是它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皮尔士原理，即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皮尔士关于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是詹姆斯第一次把“实用主义”这个名词介绍给全世界。在皮尔士提出的实用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詹姆斯重新淦释阐述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拒绝抽象的不全面的东西，反对空洞的口头上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反对教条，反对一成不变的原则与封闭的系统，反对绝对性与自封的终极真理。詹姆斯力图使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一种贴近生活与现实的学问，力图使哲学从一种抽象的概念化的理论变成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在皮尔士和詹姆斯的引领下，杜威走上了实用主义道路。他一方面结合皮尔士对实验的关心与重视，一方面结合詹姆斯对人类心理学的兴趣与实际操作，力图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原理去实际解决人与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教育在内的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

三、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

MartniHLevnsino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杜威几乎是二十世纪教育哲学发展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包含着实用主义哲学，包含着对交互作用、反思和经验的重视，以及对共同体和民主社会的信念。杜威坚信教育必须基于大量的经验之上，学生必须从真正的做中来学习，而不只是作为接受老师传授的东西的容器。杜威曾把他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在芝加哥大学创立了一个实验性的学校—这就是著名的杜威学校，1896年创立，至今仍是世界学校的典范。

（一）以儿童为中心

杜威认为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是教育的中心忽视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成人认为是好的知识经验，就硬把它灌输给儿童。

他提出教育改革的方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依照儿童成长的过程，逐渐发展他的本能，直到他能自己教育自己为止。那么应该怎样教育儿童呢？杜威认为，儿童在没有受教育以前，有一种天生的本能、性情和冲动。而教育就应该以这为根据。他接着提出了两种训练儿童本能的方法，一是“游戏”，一是“作工”。杜威认为“游戏”与“作工”是和身体机能最相关的东西。

首先从“游戏”来看，“游戏”是儿童喜欢向某一方面发展的活动，并不是坏的玩耍。小孩子喜欢模仿成人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创造出许多有意义的游戏，用最容易的方法向孩子们灌输社会实用的知识。以幼儿园为例，杜威认为女教师是最重要的，她们的工作不是老年人或粗心男子可以胜任的。因为女性最能细心体会儿童的心情，如果能把幼儿园的教育交到她们手中，她们肯定又是好妈妈又是好老师。杜威着重指出体育游戏除了能训练儿童的官能方面以外，还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能力：一是能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二是合作精神；三是团队精神。体育游戏在道德方面能帮助儿童养成一种良好的好汉（Psosrtmna）态度；培养他们对体育不记名利的热爱以及尚武的精神。

从“作工”方面来看，儿童在模仿成人动作之余，还有一种喜欢制造的天性。“作工”可以训练儿童动脑动手的能力，而最重要的能以此向儿童灌输知识。比如说，烧饭的时候，可以讲化学的道理；种花的时候，可以讲植物学的道理等等。除了“游戏”和“作工”这两种训练儿童本能的方法以外，杜威还提到了另外两种教育儿童的方法：“做戏”和“工作”。

人们对于“儿童中心说”常常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以儿童为中心就是完全放任儿童而轻视老师，时时处处儿童说了算。杜威所建议的学校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完全以儿童为中心，杜威非常清楚地知道儿童究竟应该学什么，他设计了一套使儿童对学校有热情的工作和学习的心理。以儿童为中心主要是指对儿童的学校教育应该是面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更新。

（二）教育目的论

杜威指出，“教育的目的—民治国家尤其如此—是要养成社会良好分子的公民；详言之，使社会各分子能承受过去或现在的各种经验，不但被动的吸收，还须每人同时做一个发射的中心，使他所发射的都贡献到别的公民的心里去，也来加入社会的活动。”教育的目的不在培养一帮学者，而是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对一个良好的公民来说，能读几本书是不够的，他一定还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学校要想培养这种良好的公民，可以从以下三步着手：一是使儿童从感情上有对社会尽义务的兴趣或心理。二是在知识方面，要让儿童知道社会生活和需要是什么。三是从技能方面训练儿童，使他有适应社会的需要的本领。

杜威论述到好的教育目的的三个标准是：第一，一个教育目的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特定的个人固有的活动和需要来设定，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要建立在学生的活动和需要的基础上；第二，一个教育目的必须能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活动中相互合作的方法，即要有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合作；第三，教育者必须警惕所谓的一般的终极的目的。

可见，杜威的教育目的重现在、重过程、重儿童本身。同传统抽象遥远的教育目的相比，杜威的教育目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具体的，它能够为儿童所理解，切合儿童目前的需要，使儿童全心全意地参加到教育过程中来。同传统终极静止的教育目的相比，杜威的教育目的是暂时的，带有实验的性质。这种目的有很强的适应性，因为目的消融于活动之中，目的由活动而产生，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而没有任何终极的目的。另外，杜威的教育目的与儿童的本能活动以及习惯紧密相连，考虑到特定儿童不同的需要，适应儿童的个别差异，这是其实用性的体现。

（三）职业教育

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中，有两个分离出来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职业教育，一个是道德教育。职业教育思想是杜威整个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杜威深入研究了职业教育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杜威指出，古代把教育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治人的，一部分是治于人的。治人的是闲暇阶级，只做官办政治；而治于人的是劳动阶级，只是制造生活的需要。这样一来，教育偏向于闲暇阶级，通过给他们文学、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达到以后做官的目的从而治人，但这些知识却也没有什么实用。而治于人的阶级里，工人没有机会享受教育，他们不工作就不能生活，师傅除了给徒弟的一点技能上的训练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长此以往，整个社会日益急剧地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是除了工作以外没有闲暇享受教育的劳动阶级，一个是完全不需要劳动而可以享受正规教育的闲暇阶级。所以，教育是只针对所谓的上等人物，专门用来教他们用心思记忆、想象，而不必做实际应用，因此只会是文学方面的教育，而在劳动人民的一方面，则完全只会用手足而不用心思。

所以，杜威认为职业教育最重要的观念，是要把职业教育看作是“营业教育”，而不是做专门行业的教育。并不是只懂得专门技能就够了，还应该注重使人懂得实业、工业所应该知道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说既要知道该怎么做，还要知道之所以这样做背后的科学知识。否则的话，工人盲目地机械工作，不仅对行业产生不了兴趣，更难于在实践中革新进步。杜威认为，职业训练不应当与文化修养对立起来，它既是一种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训练，也是“包括任何一种艺术能力、特殊的科学能力以及有效的公民品德的发展。”可以看出，杜威对于职业含义的理解是“教育即生活”命题的延伸，其目的在于克服传统教育对职业教育的鄙视和排斥，从而抬高职业因素在教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杜威反对把职业教育看作是急功近利的事，不能只培养一个人的某一种能力而忽略其他。教育的任务不应该只注重技能或技术，而隔离其他的兴趣，使职业活动变成毫无意义的机械的忙碌。

可见杜威所关注的职业教育是培养一个发展的人，而不是训练专门技能的技工。杜威提出了职业教育需要预防和避免的两个弊端，一是千万不要认定某种人天生是可以做成某种事业的。相反，应该给他们博大广阔面面俱到的教育，使他们的心理和技能都能有广阔的根基，从而更好地在短时间内变成某种行业的人才。二是千万不要以现在的实业、工业程度为标准。因为现代工业的变化是很快的，等学生训练好了以后，外面早已经变了，所以教育应该以将来的工业做标准。

参考文献：

[1]美 约翰杜威.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杭州大学教育系编.杜威教育论作[M].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1977.

[3]（美）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4]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