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的交流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中国元素；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软实力

北京奥运的开幕及成功举办，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元素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中国元素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元素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代表性和选择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现阶段的综合实力。张艺谋所推崇的中国元素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元素深入浅出、删繁就简的呈献给世界。中国元素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因此，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加剧，如何更好的理解中国元素，在古老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创新中国元素，实现文化元素在中国的新特色，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代表中国走向世界，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元素的内涵界定

中国元素是绝大多数具有中国血统的认同群体，凝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可以体现国家尊严，反映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者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是凝聚和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向心力的重要源泉。“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将文化软实力作为指引我国今后文化建设的方向。

中国元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是博大精深的反映国家内核的国家品牌象征。从文化的各个领域来看，中国书法、篆刻、京剧、兵马俑、长城、漆器、景泰蓝、玉雕、甲骨文、汉代竹简、茶、中药、文房四宝、四大发明、剪纸、风筝、陶器、紫砂、国画、彩绘壁画、太极、楹联、熊猫、饺子、天安门、“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符号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对外宣传最具影响力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化形象的诠释。

二、中国元素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越来越明显的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元素可以跨越地理和政治边界，以人文的方式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以积极的态度欣赏和传播中国元素，既将中国的友好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赢回了良好的国际舆论，具有普世性和现实意义。

1、中国元素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

社会信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不断涌现出来，并承载着异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和渗透力，这是政治和经济所无法比拟的，也深刻的反映了我国文化外交的内涵。互联网的运用，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世界文化全球化。以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越来越成为各国普遍应用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中国应该努力通过自身的文化元素显现中国的综合实力，通过文化复兴以独特的魅力感染世界，这是一个文化大国的使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深度挖掘和正面宣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国文化回归，传承中国元素找到文化的根。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心，走在经济和政治的舞台，在文化领域里，正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求同存异，敢于开放，敢于创新，敢于融合。通过中国元素的展示，将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展现给世界和各地人民群众，向海外展示中国的文化价值，是友好的理解和沟通的桥梁。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既是政府外交渠道的有益补充，也是增进国与国之间国民情感，增强信任和了解的重要渠道。

2、中国元素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

中国元素是中国本土文化传播的内容，它使中国同世界的文化交流更具有亲近感，使中国文化更具吸引力。

1.对海外华侨的心灵召唤

中国拥有大量的华侨华人，世界各个角落都会有中国人的身影。尽管他们身在国外，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但是根在中国，他们身上所流淌的中国人的血液，炎黄子孙的黄皮肤一次次印证他们仍旧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的品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华侨华人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仍然在价值取向上认同中国的传统，强调人际间的血缘关系，保留春节的传统习俗。中国元素的对外传播中，召唤了华侨华人的精神和灵魂，使背景离乡的人找到熟悉的味道，寄托思乡之情。这是中国元素在海外迅速传播的基础和意义，是维持华侨社会文化特性、凝聚华侨华人社团的重要方式。华侨华人在异乡感受到中国元素，感受中华文化，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中国元素在海外的传播，敞开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窗口，打破了由于受到传媒限制的认知局限。

2.中国元素传递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中国元素对外交流种植在对本国文化的宣传和运用震撼力来感染世界各国民众，并改变他们对中国的价值认同，实现中国的政策在他国顺利地开展和实施，并为政策创造和谐的国民氛围，从而实现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统一。由于影响文化交流的最大影响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它是我们所有互动关系发生的大环境。一种文化的惯例、价值观、社会规范、传统、禁忌以及习俗都影响着交流系统的其他各个部分。文化延伸到世界的哪里，附带着将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就会被带到哪里。发达国家擅长使用文化输出手段将其价值观植入到他国。比如美国，它的“三片”――薯片、影片、芯片就已经征服了中国的青少年，文化输出已经成为美国价值观的特殊政策手段。韩国的“韩流”文化，从服饰到化妆品，从三星到现代，无一不充斥着中国市场。而且我们已经被韩国抢先注册了端午节，中医药、长白山也使韩国虎视眈眈，同时韩国的文化影响已经在中国占有大片市场。这是其他国家最合意和最巧妙办法的有机结合，他们从精神层面和智育角度控制中国的发展。可见，以往轻价值输出已经造成中国文化缺失的现象，中国元素正在被一点点掠侵，一点点丢失，文化同化现象比较严重。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加，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局面已经打开，文化价值输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重要的手段和发展方向。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凭借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应该主动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输出，为国际社会主流做出规范。

三、中国元素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发展策略

1、从战略高度制定文化主体战略

民族文化凝聚着国家文化的完整性，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基础，也是民族和国家特色发展的纽带。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是费孝通专家首次提出并要求中国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文化的一体化，大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中国却渐渐疏远了自己的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了断层现象。提升文化自觉意识，是提升文化战略的关键所在。面对世界各国对我国文化价值观的不断冲击，西方文化以各种渠道渗入我国，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产生影响，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追捧的生活目标。西餐、西服、西式婚礼，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使中国文化备受冲击，我国要扭转全球背景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中国文化，就必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战略，在战略高度的认识基础上，还原中国元素的主体文化地位。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战略部署之一。十中又首次将文化作为第三大定位，这是增强全国人民对民族文化认同和对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中国人民文化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树立中华民族的世界文化新形象的重要途径。

2、整合可以利用的各类资源

树立中国对外的良好形象，要利用多方面力量来完成。政府在保障基础的官方沟通和经费保障外，民间的力量不容忽视，符合实际的宣传更容易博得外国人的青睐。要敢于面对存在的纠纷和问题，不回避，不做作。将中国元素更深刻形象的，以娱乐的方式，完美的包装呈现给世界，让世界不知不觉中感受我们的文化价值。要组建来自民间的队伍，形成合力，联合官方和民间的双渠道将国内外可以借助和联合的力量调动起来，将中国元素传播出去。

参考文献：

[1]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3]居黎东.文化与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J].当代世界.2005.

[4]周瑾.中国文化元素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J].对外传播.2008.8.

中外文化的交流范文第2篇

非凡的世界色彩与声音

世博会是全球多元文化交流的大平台。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于文化的,而不是商业的博览会,从一开始就确立起有别于其他任何博览会的文化性格。

上海世博会开园以来,沙特馆成为最火爆的展馆之一。根据世博会官方数据,目前沙特馆平均排队时间几乎每天都在5小时以上。观众最多时,沙特馆的排队时间一度达到8个多小时,创下上海世博会纪录。

“沙特馆设计独特,‘月亮船’造型让人们想起了沙特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体现了沙特和中国的传统友谊与古老文化。”沙特馆馆长阿卜杜・艾勒・哈米德・哈桑说。

游客们青睐沙特馆有好奇心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被沙特馆的高科技魅力所征服。近年来沙特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科教,并取得长足进展。沙特馆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用最新科技展示了沙特的发展成就。

当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尖端科技精彩演绎的时候,它打动人们内心的是一种极其朴素的价值观,寻找通向未来的方法。所以说,世博会的形式是展会,表现手段是科技,其背后支撑的则是文化。文化是世博会的亘古不变的灵魂。

艺术之美,见证文明汇聚。

法国馆7件国宝级绘画、雕塑的艺术震撼力以及依次出现的时装、香水、奢侈品和跨越时空的法式古老建筑,带给观光者的是一场流动的艺术盛宴,其风情万种让人心醉。

在波兰馆,色彩变幻的光线穿过馆内一块块剪纸墙,营造出一种明暗错落的效果。还有一条拼接而成的三维剪纸龙讲着中国话与你亲密互动。微笑的波兰馆传递出浓浓的艺术气息。

金光熠熠的卢森堡国宝“金色少女像”和馆体相映衬,展现出极强的艺术视觉冲击力。这座深受卢森堡人喜爱的艺术雕像,是第一次离开卢森堡市宪法广场,千里跋涉来到了上海世博会。

罗丹的《青铜器时代》、米勒的《晚钟》、敦煌莫高窟壁画、捷克“幸运之神”、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在占地500余公顷的世博园里,各国艺术珍品为友谊与文化而华彩亮相,仅浦江西岸城市足迹馆与世博会博物馆里,就云集了来自全球的数百件艺术瑰宝。

上海世博会是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合作的好机遇。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300多个充满创意的展馆,2万多场极富异国风情的活动。上海世博会每天都举办国家馆日活动,推出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带来的多姿多彩的文艺演出,这是每届世博会上的保留节目。数据显示,有70%的国内观众认为,吸引他们的看点不仅仅是高科技,还有各国、各地区的特色文化,比如超越语言和国界的音乐舞蹈。

为庆祝“欧洲日”,一支由欧洲23个国家、500多人的传统艺术团体参与的盛大巡游队伍从后滩广场出发,演员们穿着颜色鲜艳、绚烂的节日礼服,有的还戴着各种面具,乐队奏起各国民族乐器。

走在巡游队伍最前面的是英国艺术团,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响起,附近的游客立刻被吸引过来;紧跟着的是瑞典团队,拉着手风琴,敲起手鼓;斯洛文尼亚艺术团队与众不同,队员们裹着厚厚的毛皮大衣,头插孔雀毛;而波兰少女头戴花环,优雅地跳起舞蹈,接下去有葡萄牙、斯洛伐克、荷兰……

下午3时,巡游队伍到达非洲联合馆附近,演出气氛达到高潮。而此时,前来观看巡游的游客数量也达到了高峰。这里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路上的游客也被热烈的气氛感染,人们在路边鼓掌、欢呼,甚至参与到巡游狂欢中,一起跳舞歌唱。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维亚娜・雷丁女士说:“我们想以这种形式和中国人一起分享这美妙的生活,去感受文化多样性。”

世博园里的演出,从中国木偶戏到法国音乐剧,从非洲广场歌舞到意大利室内音乐,从西方流行音乐到东方经典鼓乐……千曲万乐,汇于世博。

在各个展馆,音乐更是引人入胜的一张名片。

在欧洲区闲逛,远处传来《多瑙河之波》的熟悉旋律,那肯定是罗马尼亚馆的演出开场了。走进捷克馆,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气势弘大的主题乐在反复播放。

哪里在演奏莫扎特?当然是奥地利馆。

尊重多元文化,增强文化交流的亲和力,倾听世界的声音,观赏世界的色彩,这是推进国际性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作为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盛会,世博会为中国了解世界文化打开了窗口,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启了大门。

“《清明上河图》‘活’起来了!”这成了走进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一张面积达832平方米的数码巨幕墙上,画卷中身份各异的1068位“古代百姓”在汴京城里往来穿梭;脚夫赶着毛驴缓缓步向城门,虹桥上商贾百工云集,商人牵着驼队进城……

如此高科技含量的艺术品,在世博会比比皆是。

上海世博会浙江周活动精彩纷呈。5天的文化艺术展演吸引了40多万人次中外游客。以青瓷巨碗独特造型而广受赞誉的浙江馆在5天的浙江周里,天天满负荷运作,接待的中外观众达1.5万多名。

5天中,40多场精彩展演,在黄浦江畔刮起了一股“浙江风”。

戏曲、水乡、海洋、茶叶、丝绸等绚丽多彩的浙江人文元素在世博舞台上充分展现,向中外游客诠释了“人文浙江”“风情浙江”“时尚浙江”的魅力。

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青田石雕以及百叶龙、萧山花边等18个传统手工艺项目在世博舞台上争奇斗艳,展示了浙江民间绝活的精美绝伦和丰厚的民俗文化。

浙江周,借世博会的平台,唱响了浙江的文化品牌。

杭州馆内处处飞舞着水的元素,展现了杭州所拥有的江(钱塘江)、河(京杭大运河)、湖(西湖)、海(杭州湾连着东海)、溪(西溪湿地)五种水的风姿。2010年7月26日,在杭州案例馆举行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以“五水共导”为主题的茶艺表演吸引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馆馆长阿瓦尼・贝南和65个展馆的85位馆长及代表齐聚一堂。一杯用杭州湾海水泡制的龙井茶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关注。茶香四溢,汤色清亮。茶艺师所用的海水比例很小,浅啜一口,一股咸涩结合原有的茶香,在齿颊间留下淡淡的鲜爽。

在杭州馆表演绿茶与东方文化之余,法国罗阿大区、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威尼斯和德国汉堡的葡萄酒专家介绍了各国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及不同地域的酒文化。东方的茶文化、西方的酒文化互相交流,彼此学习。

以宁波奉化滕头村为蓝本,以“城市化的现代乡村,梦想中的宜居家园”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是世博会唯一体现中国乡村特色的展馆。

整座展馆无处不闪烁着“宁波元素”。除了馆体建筑材料采用了60余万块古砖瓦外,河姆渡稻作文明、梁祝文化以及以富有地方特色的婚俗文化“十里红妆”等宁波非物质文化元素一一展现。

滕头馆的屋顶有1.5米厚的覆土,上面种植了高低错落的乔木。其设计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教授说:“这个建筑没有宏大的外观和奇特的造型,简静,震撼人的东西隐在建筑的内部。里面却是别有洞天,呈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宁静和朴素,表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品质。”

浙江在上海世博会上正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向世界“展示了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浙江地域文化,展示了浙江的文化艺术发展成果,也展示了富有浙江特色的人文精神”。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浙江,也让浙江更多地了解世界,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

共享美好的未来

上海世博会是人类文化、文明对话的大平台,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一个“宁馨儿”。

在世博园区,来自30多所世界名校的2000多名青年欢聚在一起,在江风轻拂的夜晚,打击乐、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演出,展现名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

青瓷碗、竹立方、龙井茶,浙江馆的文化元素让他们难以忘怀。一曲《梁祝》听得人如痴如醉……跨越了国家、民族和语言的隔阂,面对面的交流让西方青年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青年周开幕式上,耶鲁大学学生合唱团带领全场观众用中文大声喊出口号――“年轻世博,未来力量”。正如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所言:“上海世博会,归根结底是人类为自己的下一代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大聚会。”

洁白而轻盈的芬兰馆的设计灵感来自芬兰的自然风貌。

“不看不知道,冰壶真奇妙。”芬兰国家馆副总代表溥明睿巧妙地将“世界真奇妙”改成了芬兰馆的广告词。溥明睿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他说,他最喜欢的诗便是唐朝大诗人王昌龄的那一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但没想到,这句脍炙人口的唐诗,如今却与上海世博会芬兰馆联系在一起――芬兰馆的中国名字就叫“冰壶”。

挪威馆的外形由15棵大树构成,这15棵大树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浓缩了挪威不同的自然景观,每一棵大树的外形犹如中国的汉字“木”。这个外貌奇特的展馆由挪威的松树和中国的竹子共同构建,展示出“大自然的赋予”这一主题,体现城市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象征着中挪文化的互相交融。

世博会见证了人类进步的足迹,推动着人类的科技创新。上海世博会充分展示可持续发展理念,必将影响人类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日本馆“紫蚕岛”,外披一层透光薄膜,可吸收太阳能用于夜间发光;德国“汉堡之家”案例馆,用上了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无需外输电,也不用空调暖气,室内始终保持25℃恒温;美国馆的“屋顶城市农场”,将有机垃圾置于屋顶,冬天供暖产生的热能促进废物分解成土壤,可以种草养花;世博中心正南面的双层玻璃幕墙,暗藏金属丝网和惰性气体,实现遮阳、保温的良好平衡;城市最佳实践区里,“沪上・生态家”屋顶的“追光百叶”,自动跟踪太阳方位,实现遮阳、照明多种功能等等。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说,人们在世博会上所见到的包括直饮水、喷雾降温技术、环保建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等,世博会后都将进入上海等城市普通人的生活。

而高科技同样广泛地运用到文化领域。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上海世博会城市生命馆总策划许江说,高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艺术表现,这也是艺术本身的进步。如今已经从单纯的绘画、雕塑发展到了声光电、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的综合应用,世博会是全新的视觉文化的试验场与萌生地。艺术离不开高科技,艺术与科技相辅相成,相得盖彰,从而反映出社会的进步与世界的文明。

世博会的理念是追求进步、激励创新、推动交流、重视教育等等。世博会所有参展主体不分东西南北,国不分大小贫富,人不分种族肤色,都可以通过主题向世界自由地展现。

世博会上各种艺术观念和样式,无论古典流行还是高雅通俗,都可以在舞台上和观众平等地交流。和谐共生是世博会最珍贵的宗旨,它反映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在文化层面体现了它的国际性和现实性。

利比里亚参展负责人纳迪・戴维斯表示,非洲参加上海世博会,就是要在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架起文化的桥梁。利比里亚作为非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将通过演出在世博会上展示独特的非洲文化。

世博会加拿大总代表、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大山说,加拿大参加上海世博会,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了解和认识加拿大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与享受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在上海世博园每天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以色列馆以“海中贝壳”的奇特造型吸引着众多游览者的眼球。展馆由两座流线型建筑体组成,犹如一枚海中的贝壳。三大体验区尽显“创新与未来”。

它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创新,点燃美好生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副总干事汉斯・道维勒表示,在上海世博会上,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利用世博会平台展示多元文化,这将增进人类的互动和理解,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共享世界美好的未来。

今天,在世博会的大舞台上,文化交流呈现出多样性、创新性和互动性的新趋势,这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中外文化的交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翻译活动 中外文化 文化交融

一、翻译活动与文化交融的关系

现代汉语白话文中“文化”一词是一系列欧洲语言中相应词的直接翻译，而这些词都派生于“cultura”这个拉丁词，其最早的基本意义是“耕作，种植；作物”。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深化，“culture”一词的外延不断延伸，内涵不断丰富。十九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e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泰勒的定义强调了精神层面的文化而忽视了物质层面的文化。《辞海》关于“文化”这个词条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条定义中不难看出文化具有时空性。从时间角度看，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综合反映，后一时期的文化是对前一时期文化的过滤和积淀，现代文化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从空间角度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不同的生态和人文环境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域文化。因此就存在古今文化传承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而这就需要语言这个工具来完成。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语言即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文化不同则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则交流不畅，于是，翻译活动便产生了。

翻译活动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各国文化有共性，但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决定着各国文化带有鲜明民族特性，不同的地域与传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文化氛围左右人们的生活，会成为不同民族交往的障碍，而翻译则是跨越这种障碍的最好工具。翻译虽然表现为各国语言的互相转换，但只是一个交流互换的过程或者工具，其真实目的则是各国文化的互相观摩与借鉴。因此，翻译绝不能做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语言转换，而应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文中的所有文化色彩，否则有碍于民族之间的了解。为了世界更加和谐地发展，翻译必须淋漓尽致地传递文化，翻译是实现世界文化战略的根本途径。

二、中国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作用

在中国，“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公元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翻译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重要工具。

从古至今，翻译都是文化形成和历史前进的一个重要动因。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融合都是由翻译活动引起的。大规模的外国文化引入和翻译高峰主要有四次：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从内容看，在漫长年代里大量翻译的是佛经，到了16、17世纪才面向自然科学，之后，深入哲学、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翻译逐渐渗透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化生活。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三位最有名的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大量的佛学经典从梵文译成汉语，大量反映古印度佛教文化的词语被引入，如“浮屠”、“菩萨”、“金刚”、“观世音”、“弥勒佛”等。这些佛教词语历经千载，广为流传，佛教文化也逐渐融入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

第二次翻译高峰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有关的。明末清初传教士作为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把西方科学文化如历算、天文、数学、物理、哲学、地理、艺术、生理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美术、建筑等引入中国。在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中，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等的译称在中国沿用至今。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则开始于他们合译的数学著作《测量法义》。这些译著使当时的中国第一次接触到国外一些先进的科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与此同时，耶稣会传教士把中国的《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经籍及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向外族介绍中国文化。

第三次翻译高峰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是一个以大规模引进西学为标志的翻译高峰。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其目的很明确，即救国强国，所以反映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科技、法律、外交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为当时翻译的主要方向。如康有为的《突厥削弱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法国革命记》，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唐才常的《各国种类考》。这次翻译高峰的杰出代表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先后译出《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等书，把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林纾作为西方文学翻译的大家，其译作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遗事》、《块肉余生记》、《黑奴吁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这次翻译高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场西方思想的洗礼，并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一次翻译高峰随之而来。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抑或是其影响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翻译作品也由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我国新文化翻译的领导力量主要有鲁迅、胡适、瞿秋白、郁达夫、郭沫若、林语堂等。在以文学翻译为主的此次翻译高峰中，大量优秀的俄罗斯文学被引进和翻译，形成了一个对俄国文化研究和学习的高峰。这次翻译高峰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引进和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

中国历史上这一次又一次的翻译高峰将外国的优秀文化吸收进本国文化，并在其逐渐内化的过程中融入了主流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至今日，翻译对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如今这个各国间交流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国际信息时代，我们的翻译活动在注重“拿来主义”的同时不能忽视“送去主义”。我们灿烂的唐诗文化经过翻译和输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根发芽，美国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翻译和研究中国唐诗的中心。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双向的，所以我们应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加了解我们。

三、结语

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科技进步和文明进程大大加快，各民族文化应以平等的地位共存与交流，相互促进与繁荣。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充分认识翻译的跨文化意义，以文化研究为基础，以翻译活动为媒介，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外译，在交流对话中弘扬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3］王宁.视角：翻译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陆永昌.翻译与时代.中华读书报，2003-10-15.

中外文化的交流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近代/外来文化/农民/态度

【 正 文】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或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学术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外来文化研究较多，而对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由于语言、交通、地理等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直到外国传教士的到来，才给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农民对传教士及其传播文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教徒据说达30万人，而且农民入教的比例很高。考虑到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传教处在公开、半公开之中，30万的数字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另一个能说明农民接受外来宗教文化的材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均对传教士表示友好态度，并对教堂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入和传播。这一次传教士是在炮舰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的，除了传教外可能还抱有其他目的。那么，此时的中国农民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持一种什么态度呢？事实是让我们吃惊的，基督教经一个农民之手被改造成拜上帝教，并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成为农民革命的精神力量，主宰农民思想达四十余年之久。要知道，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不久，就发生了近代最早因民教纠纷引起的徐家汇教案。难道中国农民对外来文化真的具有一种绝对开放的拿来主义精神吗？然而当天父的灵光还未散去，中国农民又投入到一场场的反洋教斗争中去了， 到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灭洋”几乎成了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不但灭洋人、灭洋教，而且要灭洋货，凡与洋字沾边的都在扫除打击之列。从拜上帝教到反洋教，农民的态度又奇迹般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的态度发生如此的起伏和变化呢？农民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接受乃至排斥这一外来文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透过历史的迷雾，根据农民的心理，对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农民是小生产者，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很少去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农民又极具现实精神，他们重经验，重实用，对闯入他们生活的新鲜事物并不一概排斥。这一特点使他们的思想在顽固保守之外，又具有变通、兼容的一面。在农民看来，只要能给他们福祗运气，只要能攘除灾祸，他们都愿意供奉，都愿意接受，于是“腿疾则许杖于铁拐李仙，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耳聋则许耳包于耳光菩萨。”（注：《莱阳县志》。）这样，农民的实用精神就为他们与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据利马窦的记载，当他们在肇庆首次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义时，当地百姓大都抱一种好奇的态度，并乐意与他们讨论中的许多问题。而且“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是来自最底层的百姓，”此人是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家人无力为他治病，将他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将他接回家里，给与了必要的护理和照顾，并向他讲解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理，在得到患者的同意后，神父们为他做了洗礼，正式接受他入教（注：《利马窦中国札记》上册。）。利马窦称此人“公开信仰基督教”未免夸大其辞，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很可能是为了得到护理和照顾，才勉强答应接受洗礼，未必是出于真正的信仰，这也符合农民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农民对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传教士是抱着“中华归主”的目的来到中国的，为了配合传教，他们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广泛介绍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文化和他们国家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传播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传播基督教教义；②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③创办西式的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在这三者中，传播基督教教义是主要目的，其它则是辅助手段。然而，由于认知主体的特点，这些被传入文化的命运却是极不相同的。

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利玛窦等人也时时照顾到中国人的心理，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奉的真儒教，都是与天主教同出一源，”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以属于新教的益智会为例，她们致力于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计划出版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特别是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专门史（世界商业史、世界殖民史、西方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和书籍。他们声称出版书籍的目的是“启迪中国人的思想，”克服中国人的排外和猜疑心理。不管他们的主观目的如何，这些书籍对于闭目塞听的中国无疑是太重要了，它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师夷人长技”的绝好机会。然而农民对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发到他们手中的各种小册子被当作废纸丢弃。

然而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1834年，基督教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为中国人治病，结果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伯驾利用给病人治病的机会进行传教，收到良好效果。于是教会又先后在上海、舟山、宁波、厦门和香港等地相继建院办所，并成立“医院传教会”，奖励和支持以医疗为职业的传教士来华进行医药传教。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加拒绝地接受了，他们乐意到教会医院看病求医，并对它产生好感。这也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地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

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表面看来，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而在他们实用主义态度的背后则往往是非理性的冲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假使没有基督教的传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十九世纪中期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样，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面貌就不会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样子了。十九世纪中期拜上帝会的创立实在是农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创举，如果说以前农民对外来文化还停留在被动地接受上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主动地拿来了，标志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侵略势力抱着深刻的仇恨心理，对一般的外国人和外来事物也毫无好感，连教会的传教活动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却把《劝世良言》视若“天书”，把圣经崇为“真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万农民的心，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以前学者们多强调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所反应的阶级利益都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对洪秀全发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过圣经接触到的早期基督教义中的阶级对抗因素和平等观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内容，因而得到农民的欢迎和接受。这种看法说出一部分道理，农民欢迎拜上帝教，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权威、思想独断、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一面。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种种落后、消极的方面充分暴露出来。站在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对洋教的科学分析和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之上。农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情绪的反映，带有很强的非理性色彩。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他们接受、改造洋教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他们在外来文化面前表现出高度自觉，对外来文化进行主动的选择和接受。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对洋教的狂热正是他们狭隘、保守心态的反映，是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宗教来自人的依赖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便虚构出万能的神灵，作为世间的主宰。神灵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所以当农民对旧的信仰悲观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怀抱，并且因为信仰了“洋上帝”便对旧的信仰统统排斥，一概否定。这看似革命，实际正是他们落后心态的反映。

（三）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农民的心理不断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摆动的话，那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盲目的排外心理无疑又占据了上风。上一次是狂热的接受，这一次是无情的排斥，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

农民的排外带有反抗侵略的性质，是一种正义的爱国行为。而农民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无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带来的文化区别开来，正如他们由于憎恶地主而憎恶一切传统文化习俗一样，他们也由于憎恶侵略者而憎恶一切来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们憎恶一度被他们奉为神明的洋教，旗帜鲜明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洋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憎恶洋货，“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注：《义和团》（二）第146页。）他们不加区别地憎恶一切洋人，“自洋人教士、 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分别等差，列为“十毛之目，”“必杀无赦；”（注：《义和团》（一）第271页。 ）他们憎恶现代一切文明成果，要将他们通通排斥掉，“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馆、学堂自当一律扫净，”“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决不饶放。”（注：《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0页。）农民强烈地排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的东西不仅不实用，而且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幸和痛苦：洋货的泛滥，使农民生产的土货无人问津；铁路邮电的发展使以运输为业的挑夫、船户、车夫纷纷失业，客栈、店肆、码头纷纷关闭，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农民的排外是建立在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之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要求。但是农民小生产的地位和狭隘眼界使他们无法对外来文化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抉择，他们的“灭洋”往往是不分好坏，不分优劣，凡在“洋”者一概排斥，带有极端的片面性和非理性的色彩。

中外文化的交流范文第5篇

>> 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 中外文化交流异彩纷呈 世博会: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宴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杨澜 加强媒介融合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 清代“外销瓷”与中外文化交流 全球化与中外文化交流 讲好红色故事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从中外文学电影中管窥“同志文化” 中外文化交流之北朝释游文化研究 “经常唱和”“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贡献” 大学英语教学与中外文化交流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 论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陶瓷新彩 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中的作用 中国大运河：中外文化交流走廊 致力中外文化交流的“书法外交大使” 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需要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1年。

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4］ 张伟.赛珍珠――《大地》、中国［J］.大众电影,2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