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开展情况汇报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陲文化院；张怡荪；《藏汉大辞典》；藏汉民族

中图分类号：G12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79-06

西陲文化院是四川知名学者张怡荪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成立的私立藏文化研究机构，它与抗战前后成都、重庆两地成立的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和康藏研究社，并称民国时期四川“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张怡荪因实现其编纂藏汉辞典、“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1]的心愿而创办西陲文化院，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在西陲文化院时期，张怡荪主持完成了包括编撰《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在内的多项学术研究，不仅奠定了建国后出版的《藏汉大辞典》之基础，也推动了内地人士对藏族文化作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众多学者纷纷投身于西部民族研究的洪流中，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各科人士皆谈边疆” [2](P1)的风气。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在僧俗学者太虚大师和陈寅恪教授的影响下，张怡荪的学术研究重心由文学转向藏学，于1936年在北平约集一批愿意从事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和学生，筹备成立了西陲文化院，1937年5月开始工作。[3](P5)正当张怡荪等人决心在北平有所作为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失陷，西陲文化院的工作不得不中止。在院长张怡荪的带领下，西陲文化院同仁南下上海、香港，后在四川省政府刘湘的支持下，于1937年12月底从香港来到成都，正式挂牌成立西陲文化院。

一、西陲文化院正式成立

1937年12月，张怡荪携李荫亭、金鹏、李鉴铭、隋廷莹等人从香港辗转来到成都，在厅署街217号，正式挂牌成立西陲文化院。后来，院址多次迁移，先是迁至苦竹林街2号，后又迁至江汉路2号。[4](P169) 1939年春，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西陲文化院又被迫将院址迁到距成都八十华里的崇庆一个祠堂内。[5](P33)

西陲文化院挂牌之初，院内设备甚是简陋。文化院所用房屋是租用的，为了开展工作，添置了必要的图书设备，如从德格印经院购得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全套，同时购得《萨迦全集》一套，以及历代著名喇嘛的文集和重要著述。此外，还购置了全套汉文铅字，浇铸了一套藏文铅字，并且委托明光印刷厂代为培训了数名能排藏、汉两种文字的排字工人。至此，西陲文化院有了自己的小型印刷厂，其研究成果可以及时铅印，而不必求助于其他印刷厂。[6](P169－170)

西陲文化院的组织情况在《私立西陲文化院章程》[7](P839－840,440－441)中有明确规定。《章程》规定：文化院设董事会，由发起人及赞助人推举董事五人至十五人组织。另由董事互选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常务董事三人，主持院务。董事会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文化院设院长一人，由董事会聘任，掌管全院事宜。院内分研究部和事务部，研究部主持全部研究事宜；事务部处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部设主任一人，部内分经籍、语文、地理三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各有研究员一人至三人，编辑员一人至三人，助理员二人至五人，均由院长聘任，组长由研究员兼任；事务组设主任一人，事务员二人至五人，分掌文牍、会计、庶务、图书事项，均由院长聘任。文化院可招学习员训练。在征求社员前，以现有之发起人及赞助人为社员，所有经费由发起人、赞助人负担。经过推选，西陲文化院的董事会名单为：董事长兼常务董事为刘湘，常务董事为傅常和刘航琛，董事有乔毅夫、能海、张煦（即张怡荪）、熊训启、屈慈仁，张煦兼任文化院院长。

从《私立西陲文化院章程》规定的机构设置与所附董事会名单来看，西陲文化院似乎人才济济，但事实并非如此。西陲文化院的主要成员除刘湘、刘航琛、能海等挂名人物之外，从事实际工作的仅有院长张怡荪及少数人员。先后到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大概有：北京大学毕业的金鹏、王沂暖、李荫亭，清华大学毕业的贺华予，山东大学毕业的隋廷莹、李鉴铭以及四川大学毕业的祝维翰、张安住等人。廖廖数人对于研究部及事务部各分项工作的展开造成了很大困难。

国民政府时期，凡一学术研究机构成立，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立案，西陲文化院也不例外。西陲文化院在申请立案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帮助。早在1937年7月，刘湘为了促使张怡荪尽快将西陲文化院迁至成都，便授意四川省党部代西陲文化院向中央民众训练部申请立案。但民众训练部迟迟未予批准。一年以后，遵照中央宣传部《文化团体组织原则》及《文化团体组织大纲暨施行细则》之规定，西陲文化院向社会部申请备案，1939年1月得到批准。[8](P445)此后西陲文化院又呈请四川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9](P439－440)与其他西部科研机构相比，西陲文化院规模较小，在国内的影响也有限，对贯彻政策方针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而且，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忠实于政府的干部，西陲文化院则是要培养纯学术的人才，二者培养目标不一致，以致教育部对文化院的立案申请迟予批准。

二、西陲文化院的经费来源

西陲文化院的经费一部分来源于自筹，此外还得到院董屈慈仁等人的资助，[10](P277)但更多资金是来源于四川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补助。

1938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遵照刘湘生前留下的指示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1.8万元。[11](P39) 1938年，在四川省政府教育经费支出中，对省内学校及文化团体的补助总共14.25万元。[12](P39)在所有的补助中，西陲文化院获得了全部经费的近八分之一，不难看出四川省政府比较重视文化院的发展。

1939年四川省政府根据1938年按年补助的规定，拨给西陲文化院1.125万元。[13](P3)1940年四川省政府补发1939年欠西陲文化院的9000元，并拨给1940年度补助费1万元；[14](P443)国民政府教育部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2万元。[15](P445－446)

1940年11月5日，张怡荪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当时的工作进展及编纂计划：（1）“本期可完成”编译的有《气象观测记》、《雅鲁藏布江流域勘测记》、《玛那萨罗瓦尔湖区域勘测记》、《梵文文法》、《辽金元史藏梵语溯原》、《藏文异名录》等书。（2）《蒙文大字典》之“初稿已就，正待修改完成”。（3）《藏文大字典》（《藏汉大辞典》之前身）则为“年来中心工作”，“即在明年全期，亦复专力从事。”西陲文化院并拟以若干工作人员，“亲赴康藏地域采取参定字典之书一百五六十种应用，以求完善”。张怡荪又向教育部叙述西陲文化院的经费状况：以前领到的教育部的经费补助，使“上年勉强度过”，但“下年百物更形奇涨，每石米价，由二三十元，涨至二百元左右，其他可以想见。纵使将钧部第二次补助费领到，尚差数千元，实在难以弥补。似此情形，明年一年，更难度过”。根据实际情形，张怡荪在呈文中向教育部申请补助拟定的三项预算开支，计达10.6万元，其中用于“维持最低生活”之经费达7.2万元，[16](P441－443)占总预算的67.9%。由此可知，尽管西陲文化院经费一部分来源于自筹，但在战时特殊经济条件下，自筹资金不能满足各项工作之需，故更多的是依赖政府补助开展研究工作并维持生计。

张怡荪报告工作情形及申请补助的呈文提出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1年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费2万元，四川省政府补助1.2万元；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陲文化院补助2万元。[17](P446)这些补助金额不仅与张怡荪的预算总额相差不啻霄壤，且仅就用于“维持最低生活”之数而言，尚不足预算的三分之一，其悬殊之大可以显见。况且，受战时物价变动关系之影响，当时纸币的面值与实值之间的差额甚大，因此这些为数极少的补助，根本不能满足西陲文化院研究人员的生活之需，更不用说顺利开展编译、编纂以及出版等工作。

从1942年开始，西陲文化院的研究人员因生活困难，相继离开以谋出路；加之经费不足，致使西陲文化院未能照原计划编译、编纂并出版成果，然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是否继续提供经费补助之借口。1943年2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呈文中说：“编辑工作虽难急遽著效，顾三年来竟无相当成绩表现，本年度本部对该院是否补助，正考虑中。” [18](P445)所谓“正考虑中”，实为停止补助之委婉语。

由于得不到资助“以维持最低生活”，并开展各项编译、编纂、出版等工作，到1943年夏，西陲文化院陷入困境，难以为继。张怡荪在严重危机中亦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经任乃强引荐，出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

三、西陲文化院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

西陲文化院在成都正式挂牌前，已出版《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这也是西陲文化院出版最早的两本书。它们的出版，极大地鼓励了张怡荪及西陲文化院同仁，继续努力开展各项编纂和研究工作。

在厅署街办公不满一年，因形势需要，西陲文化院迁至苦竹林街2号。由西陲文化院编辑的《藏文书牍轨范》一书就是在该地于1938年7月出版的。8月，由张怡荪领头，西陲文化院同仁将外国人所编之字典整理编辑为《汉藏语汇》出版，此书“为说汉语者习藏语最方便之语汇”。[19](P48)

《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以及李荫亭主编之《汉藏字典》，是西陲文化院1938取得的主要成果。同年底，在西陲文化院将院址迁往江汉路的同时，出身于北京大学的王沂暖加入西陲文化院。[20](P32－33)他的加入对文化院的编纂出版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11月，日本空袭成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皮房街春熙路全被炸毁。江汉路与皮房街相距咫尺，西陲文化院自是无法继续工作，被迫于1939年春迁至距成都80华里的崇庆县一祠堂内。尽管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受时局影响西陲文化院屡迁院址，但这种情势并没有对所有人员的工作热情造成太大的影响。1939年西陲文化院得到四川省政府的补助费1.125万元，依靠这些经费和文化院同事自筹的资金，西陲文化院在该年出版了《藏汉译名大辞汇》，绘制了《西康省地图》。

《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汉藏字典》、《藏汉译名大辞汇》等书的出版，加上此前付梓的《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为以后编纂《藏汉大辞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西陲文化院还积极投身于编译外国人藏地探险书籍。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野心的暴露，国人尤其是从东西洋留学归来者纷纷翻译西人所写藏区的著述，如晚清《外交报》对英、俄报刊涉藏新闻报道的翻译，“四川调查会”对日本人太田保一郎所著《》[21]等书的翻译，民国中期四川大学教授李思纯对民国早期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Francois Gore）的游历著作《川滇之藏边》的翻译等。这些翻译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藉翻译以揭露西方列强之行径，熟悉外国人了解之概况，使国人明白有何处可受启发及借鉴。张怡荪、祝维翰等人积极编译外国人藏地探险书籍，也是出于类似的忧虑。经过西陲文化院全体研究人员的努力，于1940年底大致编译成六本书：《气象观测记》、《雅鲁藏布江流域勘测记》、《玛那萨罗瓦尔湖区域勘测记》、《梵文文法》、《辽金元史藏梵语溯原》、《藏文异名录》。[22](P441－442)

西陲文化院编辑这些书可为研究边疆者提供方便，进而为巩固边陲略事借镜之功，凸显其致用之目的。但终因经费及战争等缘故，未能正式出版。虽然这不过是他们所完成的工作中的一部分，亦足以向世人展示其突出成绩。

四、《藏汉大辞典》“脱稿”初成

正当西陲文化院的工作取得初步成绩时，院内工作人员李荫亭和李鉴铭因各种原因相继离开，给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增加了难度。为了早日编成《藏汉大辞典》，西陲文化院急需吸纳有较深藏学修养的学者。1940年，经过张怡荪的缜密考察，曾经就读于四川大学的祝维翰被吸收到西陲文化院工作。[23](P42)祝维翰的加入，对隐现人才危机的西陲文化院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祝维翰到文化院后，院长张怡荪便委以重任，即将印度藏学家达斯编成的《藏英词典》之英文部分译成汉文，并制成卡片。当时抗日战争转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日本飞机对后方城市狂轰滥炸，工作环境异常艰苦，而祝维翰“潜心致志，努力工作，不为恶劣的环境扰乱工作情绪。每当空袭警报时，他就收拾稿件背着辞典，跑出城外暂时躲避，待警报解除后，又回城继续工作”。[24](P42－43)恶劣的环境下，祝维翰完成这项工作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既体现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又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才华。

西陲文化院之“精力所萃，尤在字典”。[25](P442)至1940年，编辑已久的《蒙文大字典》初稿已就，正待修改完成；而作为中心工作的《藏文大字典》（《藏汉大辞典》之前身），院长张怡荪决定从1941年开始专力编纂。

西陲文化院编纂的《藏文大字典》资料来源有：其一，搜集清代所成之“汉藏文字对译文书”；其二，翻译收集的多种外国人所著之藏文字典，；其三，“采取学术上习用术语，将藏文典籍，择其术语广博之书，推求汉文，详录采用”；其四，“将密教典籍与汉文对勘”，“择取其中汉文所有者数十部，将术语对出采用”；其五，补充以上诸书所没有的“民间习语及地理经济等用语”。西陲文化院要将最近十年来收集到的藏文、外文书籍与辞书进行翻译、对勘，历时之久，工作难度之大不难想见。尽管张怡荪对已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以现成书籍、辞书为基础编纂藏汉辞典。他认为编纂《藏文大字典》，非“亲赴康藏地域，采取参定字典之书一百五六十种应用，以求完善”不为功。其原因在于，“字典工作，包括万象，所有疑难，势非到彼，觅人咨询，难求解决”。[26](P443)有鉴于此，张怡荪决定以西康之康定、巴塘、甘孜、德格等地为中心，派西陲文化院内熟谙藏文人员亲赴各地调查，搜集资料以充实辞典内容，希冀克期完成编纂《藏文大字典》的任务。

其实早在1940年夏，张怡荪已派王沂暖等人前往西康地区搜集编纂《藏文大字典》所需之材料。王沂暖等人于6月中旬到达西康，在克服高原气候带来的不良反应之后，对当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于1941年返回崇庆县，继续编纂资料。

不过，此时西陲文化院也逐渐受到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的影响。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受战争影响，国内经济状况总体下滑。这年是抗战以来全国物价变动幅度最大的一年。在成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物价大幅上扬，纸币贬值，物价总指数较1937年上涨了近17倍，到1942年又比1941年上涨了2倍多。[27](P310)一方面物价在暴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陲文化院的资金补助却相当有限，以致西陲文化院已经面临“断炊之虞”。[28](P33)这种情况影响到了西陲文化院工作人员的生计，有家庭负担的人纷纷离去，辞典编纂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由于现实环境的逼迫，张怡荪不能阻止研究人员的离开，但他仍然处处以身作则，鼓励同仁坚守自己的岗位，期以完成余下的辞典编纂工作。1941年4月张怡荪又派祝维翰等五人入康考察当地民风民俗。[29](P446)1942年，考察人员回到成都，带回了大量实地考察资料，他们用这些资料补充《藏文大字典》，终于使其在1942年“脱稿”。[30](P33)

五、西陲文化院活动结束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藏汉大辞典”的脱稿初成是西陲文化院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标志。但自1942年《藏汉大辞典》初稿完成后，西陲文化院的研究人员便因资金不足相继离开，影响到辞典编纂工作的正常进行。1943年夏，针对人员不足、经费无着等现实处境，为了维持其继续存在以期完成编纂藏汉辞典之心愿，在友人任乃强的帮助与张罗下，张怡荪决定出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同时，为了解决学员们的学习问题，张怡荪不得不放弃“西陲文化院”之名，以“西康边政干部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办理学员班，“西陲文化院”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

不过，在1943年到1945年间，原属西陲文化院的四位研究人员――张怡荪、祝维翰、隋廷莹、张安住，为了不使《藏汉大辞典》无疾而终，在人员不足、经费困难的不利条件下，在以前编纂的辞书基础上，继续从《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收集词汇、短语，并参考国外资料和藏汉双语词典，于1945年12月汇编成一部《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分装成十大册。[31](P109)《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因西陲文化院资金不足终未出版，但此书价值不容忽视：它既是解放前运用语种资料最为丰富的藏汉辞典稿本，为建国后张怡荪主持编纂的《藏汉大辞典》之蓝本，又与民国时期其他藏汉辞典一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科学意义上的藏文辞书初步形成的标志。

张怡荪等人编成《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后，不仅《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告一段落，且“西陲文化院”的各项工作也因研究人员不足及经费枯竭而无法维持，遂于1945年底宣告结束。

尽管西陲文化院存在时间不长，研究人员也颇少，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如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和康藏研究社等川内藏学研究机构大，但其在推动汉藏民族学术文化交流、培养藏学研究人才以及编译外人书籍等方面的意义重大，对于今天民族研究或可提供某种借鉴。

参考文献：

[1] 礼 闻．社会主义使他有了闪光的晚年――访《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文汇报[N]，1981－05－03（3）．

[2]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边疆通讯.1947，4（4）．

[3] 王树民．附记[J]．责善半月刊，1941，1（24）.

[4][6] 黄显铭．西陲文化院[Z].成都文史资料选辑（26）.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5][20][28][30] 王沂暖.自述[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7] 四川省党部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呈（1937年7月3日）[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及张煦.西陲文化院致教育部呈（1940年12月21日）.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18] 教育部复军委会侍从室呈（1943年2月1日）. 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9] 张 煦.西陲文化院致教育部呈（1940年12月21日）. 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0] 刘以焕.关于钢和泰师承、学养、授业、学识及影响的几则实例[C]．葛兆光．清华汉学研究（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1][12] 四川省教育厅经费岁出预算分类统计表（1938年7月1日－12月31日）[J].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统计月刊，1939，1（4）.

[13]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编.二十八年四川教育年报[J]．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发行，1940．

[14][16][22][25][26] 张 煦.西陲文化院致教育部呈（1940年11月5日）.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5][17][29] 教育部补助西陲文化院经过．张煦等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情况并申请补助费呈暨教育部报告补助该院经费状况等文件（1940年12月――1943年2月）[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9] 丁实存.康藏书录解题续辑[J]．康导月刊，1943.5（7，8）．

[21]（日） 太田保一郎.[M]（原由日本秀光社出版，“四川调查会”汉译），为四川调查会印刷本，光绪33年9月15日印刷，17日（1907年10月23日）发行，22开，共107页。

[23][24] 黄显铭.《藏汉大辞典》副主编祝维翰[J].辞书研究，1986.（6）.收入：黄显铭文存（未刊本）．

民法典开展情况汇报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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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材料的主要特点：

一是客观性。汇报材料一般包括对过去工作的回顾和评价，因而要尊重客观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夸大其辞。

二是典型性。汇报材料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因此，一定要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的典型经验介绍清楚，便于领导更全面、更深入地掌握情况。

三是针对性。汇报材料因领导的身份不同，检查工作的目的不同，内容也不同。另外，一般的汇报材料中，都会涉及存在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的和问题，要求领导解决。因此，汇报材料要根据实际情况，突出针对性。

四是概括性。领导同志视察工作，不仅要听汇报，也要到实地查看。因此，根据其行程和时间，汇报材料不可能长篇大论，要尽可能简洁，要用最精炼的语言，把情况和问题说清楚。

汇报材料的分类，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

一是从汇报主体上划分：个人汇报材料。类似于个人总结和述职报告。主要是个人向组织、领导和群众报告工作情况、思想情况等。比如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向党组交的思想汇报，就属于个人汇报的一种。单位汇报材料。主要汇报某单位一定时期的全面工作情况，某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或上级部署的贯彻情况。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汇报材料。如：2020年X月X日，X同志来X视察，我市准备的汇报材料，就全面汇报了市政府当年前6个月的工作情况，共包括三大部分:一是1至6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二是今年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农村经济和税费改革、工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制、社会保障、优化发展环境，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下步打算等;三是请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

二是从内容上划分：综合汇报材料。也称全面汇报材料，汇报的内容是本单位某一时期的全面工作。如上文提到的向李成玉省长的汇报材料，内容就涉及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专题汇报材料。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某一方面工作的情况。比如：2017年X月X日，X同志来X调研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情况，汇报材料就主要介绍了X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筹备进展、初步成效和建议等，属于专题汇报材料。单项工作汇报材料。汇报的主要内容是某一项工作的情况。

三是从表达形式上划分:口头汇报材料。一般写成汇报提纲的形式，把汇报的主要内容以提纲的方式列出，单位领导在汇报时备用，以口头汇报为主。书面汇报材料。有时由于上级领导行程较紧，就将要汇报的内容写成完整的材料，交于领导，而不做口头汇报。

汇报材料没有固定的写作模式，根据上级领导的身份不同、分管工作不同、视察调研的目的不同，可灵活安排结构。一般由标题、抬头、正文、落款四部分组成。

一是标题。汇报材料的标题，常见的写法有三种：文种式标题，即只写《汇报材料》《汇报提纲》《工作汇报》等。公文式标题，单位+时限+事由+文种名称，如《X单位X年X工作汇报》，有时候也省略一两项形成标题，如《X年X工作汇报》《X市X工作汇报》。复式标题，由正标题和副标题配合组成，正标题概括文章的主题，副标题标明单位、时限、事由、文种。

二是抬头。也就是对汇报对象的称谓，一般写法是：口头汇报时，写明：各位领导;书面汇报时，写明：X领导或X部门。汇报材料的抬头，特别是口头汇报材料的抬头，有时也可以省略不写，由汇报的领导临时发挥，或者直入正题。

三是正文。汇报材料的正文，由开头、主体、结尾三部分组成。

1.开头。开头，又叫引语。一般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是表示尊重、感谢。对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到本地区、本部门视察调研表示感谢。比如，2017年X月X日，X同志来我市调研X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情况时，汇报材料的开头是这么写的：X省长一年内三次率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X调研，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X发展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代表X市四大班子和全市人民表示衷心地感谢!这样开头，充分表达了对上级领导的尊重和感谢。

二是对整体工作情况的概括性叙述。便于领导掌握面上的情况。在综合汇报材料中，这部分内容一般要在开头体现出来，是对整体工作的自我评价。在专题调研中，根据领导身份不同，这部分内容可写可不写。比如，上面提到的X省长来X调研X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情况时，在汇报材料开头对X省长表示尊重和欢迎之后，还概述了前6个月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这样写可以使上级领导对X的经济形势和整体工作情况有所了解。

2.主体。主体部分是汇报材料的中心内容，这部分内容安排的得当与否，是汇报材料成败的关键。概括来讲，主体部分一般要包括工作成效、做法、经验、体会、问题、下步打算、建议等内容。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不必面面俱到，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安排内容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根据领导者的身份来合理安排汇报材料的内容。在写汇报材料之前，要搞清楚上级领导是负责全面工作的，还是分管一方面工作的。根据分管工作的不同，来确定不同的汇报内容。对负责全面工作的领导，要准备综合汇报材料，内容要求全面充实，以反映本单位的整体工作情况。对负责一方面工作的领导，可简要介绍本单位的整体工作成效，重点介绍其分管方面工作的情况。比如：去年，X、X等领导分别到我市视察调研工作，我们在准备汇报材料时，各有侧重。对X的汇报材料，以政府全面工作为主，对X的汇报材料以农业和农村工作为主。

二是根据领导视察调研的目的来合理安排汇报的内容。要弄清楚领导视察调研要重点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根据领导所需来准备汇报材料。比如，初任的上级领导到基层调研，一般要了解本地的全面情况，包括自然、经济、人文等方方面面。所以在准备汇报材料时，就要安排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经济特点和发展情况、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内容。领导要着重了解一方面工作，或某项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要重点安排这方面的内容。

三是根据会议的目的来合理安排汇报内容。要搞清楚汇报材料是在什么类型会议上使用的，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据此安排汇报材料的内容。比如，2016年X月X日，省政府在新乡召开了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X市作了汇报发言。在准备材料时，我们着重安排了企业改革的进展、做法、打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做法、成效、打算，以及为推进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所釆取的保障措施等内容。再如，考察归来后所召开的汇报会，所准备的汇报材料，就要重点安排所考察地区的基本情况，成功经验，存在的差距，要学什么，如何推广他们的经验等内容。

汇报材料的主体部分常采用以下结构形式：

一是分部式。即按照“做法——成效一经验——问题——打算——建议”的顺序，先写主要工作情况，即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总结了哪些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工作打算，有哪些好的建议。这种写法将汇报材料分成了几个大部分、依次来写。为了做到眉目清楚，每个部分可用小标题，或者用序号列出。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容量较大，眉目清楚。比如，上文提到的X同志来X调研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情况时，我们准备的汇报材料，就采用了这种结构形式。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在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第二部分写了取得的初步成效;第三部分写了几点建议。

二是阶段式。这是把要汇报的工作按时间顺序划分成几个阶段来写。每个部分把其中一个阶段的工作情况、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来写。采用这种纵式结构，全文脉络清楚，便于突出工作的发展进程和每个阶段工作的特点，适用于有明显阶段性的工作汇报。如某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汇报材料，第一部分，规划阶段的情况;第二部分，拆迁阶段的情况;第三部分，建设阶段的情况;第四部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几点建议。

三是并列式。以工作项目为序分条列出，各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结构形式，使人一目了然，而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条目，容量较大。一般适用于综合汇报。这种结构形式是我们最常用的结构形式。比如，2015年X月份，X同志来X调研时的汇报材料就釆用了这种结构形式。共分4个部分，一是我市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主要工作任务;二是今年第一季度的工作情况;三是当前我们正着力抓好的工作;四是需省协调解决的问题。

3.落款。汇报材料的落款，一般要写上汇报人姓名和成文日期。署名、日期可放在标题之下，也可以放在文章末尾

汇报材料的写作要求：一是观点要鲜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力争给听汇报者留下明确的概念。二是条理要清楚。中心是什么，讲几个什么问题，从几方面讲，讲哪些事例，都要安排妥当，使人听起来纲目分明，中心突出，晓畅易懂。三是事例要典型。汇报材料必须有充分的事例，但一定要精选，要有典型性。凡材料中引用的事例，都应尽可能具体，要把那些能够反映本质的细节，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写出来。典型、生动的事例，常常会成为汇报材料的点睛之处，成为论证某一观点和领导上指导工作的有力依据。四是语言要口语化。尽量用口头语，说起来顺口，听起来易懂。

简单地说，汇报材料的语言特色要突出4个字，即谦、简、明、切。谦即谦恭。汇报材料是向上级汇报工作，不是向下级作报告。因汇报人和听汇报人身份的差异，决定了汇报材料的语言必须平和、谦恭，表现在语气的使用上，就是要多用说明性、陈述性的句式。即，以“了”为特征的句式。一般在“解决”“完成”“推动”“开展”“巩固”“克服”“取得”等动词的后面加助词“了”字，直接表示事情的完成时态，下面带宾语，如完成了某一工作、任务，解决了某一问题、困难，取得了某一成绩、进展等。而不能使用那些显示甚至夸大政绩的渲染性形容词或描述性语言，如“彻底解决”“极大推动”“巨大突破”“充分显示”之类。也不能使用向下级讲话时常用的祈使(命令)、指教、要求等语气。如：“必须X”“要X”“坚决X”“不准X”“严禁X”“禁止X”等句式。

简即简洁。领导同志视察调研工作，有其行程安排，不仅要听而且要看，因此，在向其汇报时，要尽量简单，要用最少的文字把情况说清楚。这就要求，在写汇报材料时，要尽量简洁。表现在语言特色上.，就是要尽量使用短句，尽量使用浓缩性语言。比如，年初我市确定了确定了“双百双十”的目标，在汇报材料中，“双百双十”的交待清楚之后，再涉及到“双百双十”时，就可以不再交待具体内容。

明即明快。汇报材料的语言要尽量体现出鲜明生动的特征，语言要尽量、口语化，以给听汇报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具体操作时，可以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如将引进外资和技术比作“借水行舟、借鸡生蛋、借梯上楼”，把部门协作比作“大合唱”。

切即准确。领导同志都希望掌握准确的一手材料，因此在起草汇报材料时，一定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尽力做到与事实相符，不可夸大与缩小。在定量表述时，要有准确的数字做支撑，比如一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出口、限额以上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城乡人民收入等重要指标，不仅要写绝对值，也要写增长速度。要注意词义概念的准确，比如对一个基层领导同志不可能说“作了重要批示”。要特别注意用好模糊语言，在特别情况下，模糊语言往往是最准确、周密的语言，如“取得了一定成绩”“尚有不小差距”之类，比用量化概念要准确、贴切得多。

当然，许多人写汇报材料，也存在一些弊病：

一是道理多，材料少。有的汇报材料通篇多是讲道理，切实生动的事例少得可怜，上级领导一般都不爱听。因为对领导同志来说，他们所希望的主要不是阐述道理，而是想多了解来自实践的大量的具体情况。出现讲道理多，讲实际情况少的原因，主要是汇报材料的撰写者本人深入不够，了解实际情况、搜集有关材料的功夫不到家，没有掌握大量的能说明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和生动具体的典型事例。也有的是分析认识能力较差，不善于从大量的具体材料中，选取典型事例，而是厚“理'薄“事”。

二是平铺直叙，主次不分。对各种材料，各方面情况，一律平分秋色，并排罗列，结果是样样问题都讲了，但哪个问题也没讲透，重点也不突出，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材料分析综合不够，事先没有明确汇报的目的，没有抓住中心，因此组织材料时，孰去孰留，孰繁孰简，没有一定标准，不能作出妥善的剪裁。也有的是汇报者本人总想把自己分管的那部分工作说的详尽些，借题发挥，结果冲淡了中心。还有一种情况，是汇报人本想把全面工作原原本本叙说一遍，由于时间所限，汇报到一定程度不得不舍弃一些内容，结果挂一漏万，甚至舍掉了主要的内容。

民法典开展情况汇报范文第3篇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规范执法行为、优化发展环境为主题，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公正、不规范、不廉洁、不文明等问题集中进行整治，促进执法单位的作风进一步转变，为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活动时间和参加范围

2012年6—8月份，在饲料科、稽查大队、兽医卫生监督所、兽药监察所、研究所和15处动物防疫监督站中进行。

三、重点解决的问题

1、公正执法方面。不严格执行法定标准，监管处罚明显有失公平，办人情案、关系案等。

2、规范执法方面。不严格执行法定职责权限和程序，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办班等。

3、廉洁执法方面。不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弄权勒索，“吃、拿、卡、要、报”等。

4、文明执法方面。不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态度冷漠、粗暴，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

四、方法步骤

1、动员阶段（6月1日—6月15日）。局召开作风集中整治动员部署会议，下发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各科室、队、所、站根据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集中整治活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方法步骤和目标要求，在本科室、队、所、站内组织学习，广泛发动，为集中整治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思想基础。

2、自查阶段（6月16日—7月15日）。自查主要采取三种形式：一是走访座谈。各科室、队、所、站分批次召开辖区代表座谈会(代表总人数一般不少于5人)，走访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不少于5家)，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二是接受投诉举报。在集中整治期间，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通过举报电话、举报箱和公开接访日等形式，认真受理、及时查处群众投诉举报。三是自我剖析。以科室、队、所、站为单位召开自查分析会，个人和单位都要围绕这次重点解决的4个方面问题，对照标准规定，摆现象，找问题，查原因，定措施。个人要写出剖析材料，单位要形成自查报告。市纠风办会同局将加强对自查工作的监督检查，视情况组织抽查。对自查不认真、走过场的将责成重新自查。

3、评议阶段（7月16日—7月30日）。局组织所属各科室、队、所、站分别召开民主评议会，接受社会各界代表的民主测评。市纠风办将给予协助和指导。民主评议代表由局、市纠风办按比例从不同类别人员中随机抽取，一般不少于50人（其中，服务对象占2/3、辖区干部群众占1/3）。民主评议会由局主持，各科室、队、所、站领导向与会代表汇报本单位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和廉洁自律等方面情况，当场发放民主评议测评票，当场填写当场收回。汇总统计出民主评议测评结果，及时向各科室、队、所、站反馈，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同时报市纠风办。

4、整改阶段（7月31日—8月15日）。各科室、队、所、站针对查找出的问题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及民主评议的结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完善措施，堵塞漏洞。局将梳理分析各科室、队、所、站存在的问题，指导帮助搞好整改。

5、总结阶段（8月16日—8月31日）。局组织各科室、队、所、站对开展作风集中整治情况进行总结，市纠风办将对我局行政执法基层单位作风集中整治情况进行评估。市局将视情组织抽查，对存在问题较多，集中整治走过场，群众意见较大的基层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责成整改。集中整治活动结束后，各科室、队、所、站要于8月18日前向局写出总结报告，由局汇总后向市纠风办书面报告作风集中整治情况。

五、主要措施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靠上抓、班子其它成员配合抓的领导体制，成立由局长为组长，主席、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科室、队、所、站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加强对这次整治活动的组织领导。明确责任部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这次作风集中整治活动作为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要内容，与业务工作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部署的作风建设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将组织开展作风集中整治活动情况纳入年度效能考核范围，把民主评议测评结果与年终评定等级挂钩。

2、以点带面，讲求实效。为积累经验，指导面上工作，将重点抓好兽医卫生监督所、城关动物防疫监督站的作风集中整治活动，由局直接督导各阶段工作。在集中整治活动期间，局将直接查处投诉举报。

民法典开展情况汇报范文第4篇

为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贯彻，提高单位全体人员《民法典》应用能力提升，本单位党组坚持学用结合、宣教一体，扎实开展动员部署、研讨交流、普法宣传等活动，有效提高了全体人员对《民法典》学习的深入度、理解的准确度和适用的精准度，促进了群众法制意识提升。

一是党组带头、示范引领，将《民法典》学习作为加强依法治理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强对学习贯彻《民法典》的组织领导。

二是统筹协调，有序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明确具体工作任务，组织动员全体人员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

民法典开展情况汇报范文第5篇

第一阶段是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的前期调研。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法律有240多部。由于执法检查组成员不可能对所有法律的内容都熟悉，也不可能了解和掌握所有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基本情况。所以很有必要先安排检查组成员及有关工作人员深入一些地方开展相关法律实施情况的调研。另外，一部法律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执法检查也不可能就法律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检查，必须就法律实施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重点问题进行检查，这也需要执法检查组对相关法律实施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通过前期调研，一方面有助于执法检查组成员提前熟悉相关法律，同时也有助于执法检查组对“一府两院”的汇报内容提出比较具体的要求，也就是针对本次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进行汇报。在前期调研工作的具体安排上，一般不需要全体检查组成员出动，也不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有部分成员带领有关工作人员去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调研即可达到目的，重点是要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一对相关法律实施情况的意见。在劳动法执法检查工作中，我带领财经委的一些工作人员赴四川等地开展前期调研，通过深入基层，召开各类座谈会，了解了相关法律实施中的很多基本情况，回来后向检查组作了汇报，提出了重点检查的建议，并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希望重点汇报的内容。实践证明效果是比较好的。

第二阶段是听取“一府两院”贯彻实施相关法律的工作汇报。从本届人大五年来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相关法律贯彻实施工作汇报的情况来看，内容讲的都比较全面，这对于执法检查组全面了解有关情况是必要的，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重点不突出。往往一次会下来大家对相关法律贯彻实施的情况有什么问题还一时摸不着头脑。所以建议提前对汇报人的内容提出比较具体的要求。另外，一般情况下法律实施主管机关往往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可以采取集中听取或分部门听取的方式，还可以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专题研讨的方式广泛了解情况。

第三阶段是深入地方调查了解相关法律落实的情况。执法检查组到地方开展执法检查工作，接触的是法律实施的主体单位即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等。工作形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听取地方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汇报；二是实地考察相关法律实施情况，研究有关问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法主体的汇报讲具体工作多，讲贯彻法律的情况少；讲工作部署多，讲依法行政少。在实地考察中，好的典型看的多，差的典型看的少；介绍工作经验多，深入研究问题少。因此建议在深入地方检查前，有必要对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汇报提出具体的要求；实地考察采取地方安排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做法，以便全面、真实地了解基层法律实施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执法检查组在地方检查过程中不得行使决定权，也不能直接处理发现的问题。

第四阶段是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执法检查组应根据检查了解的情况，对有关法律实施的全面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改进执法工作和法律本身是否需要修改、补充的意见和建议，以执法检查报告的形式提交专门委员会全体会议（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审议后报常委会会议审议。建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执法检查组再次对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修改和完善，经常委会审定后形成最终的执法检查报告，送“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