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反应工程绪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情绪调节；工作倦怠；组织支持；领导；情感文化

分类号　B849：C93

1　引言

随着工作倦怠研究的深入，其在工作场所中的普遍性也日益得到证实。Sehaufeli，Leiter和Maslaeh(2008)在对各个国家的工作倦怠研究进行回顾以后指出，工作倦怠业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工作倦怠会损害员工的健康，并且导致工作上的退缩行为，影响组织的绩效；因此，工作倦怠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工作倦怠的形成原因和预测变量，以便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Maslach & Leiter,2008)。

从概念的起源来看，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应该与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有关。在研究的初期，工作倦怠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在服务性工作中，由于长期的情绪和人际压力而导致员工出现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低落(diminishedpersonal accomplishment)的现象。然而，在对工作倦怠前因变量的探讨中，研究发现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源(如工作负荷、角色冲突和时间压力等)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而与顾客有关的压力源(如与顾客交往的频率)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果不佳(Maslach，Sehaufeli & Leiter,2001)。因此，其后工作倦怠的量化研究更多地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忽视了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

另一方面，工作倦怠的研究也激发了情绪工作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从情绪工作的角度来看，在员工一顾客关系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了组织规范的制约。为了满足组织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员工只有努力去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调节行为虽然可以提高员工一顾客关系的质量，但是也会导致员工的情绪压力。Brotheridge和Grandey(2002)指出，工作倦怠以往的研究仅仅从数量方面(如与顾客接触的频率)考虑了员工一顾客关系可能导致的压力，没有考虑为了提高员工―顾客关系质量而进行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的研究证实，组织对情绪表现的要求和员工调节情绪表现的行为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同时，Naring，BriAt和Brouwers(2006)和Maslach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除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以外，情绪调节能够解释更多的工作倦怠的变异。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的一个独特的预测变量，情绪工作领域的研究弥补了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在情绪压力源上的缺失。

受到情绪工作研究的影响，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无论从工作倦怠领域还是情绪工作领域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首先，从工作倦怠研究的角度，由于情绪表现规范和情绪调节行为在组织中普遍存在，除了员工与顾客的服务接触过程，员工与同事、员工与上司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都存在情绪调节行为(Diefendorff & Greguras，2008，)，因而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遭遇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Gardner,Fischer & Hunt，2009)。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一个相当重要的预测变量。其次，从情绪工作研究的角度，工作倦怠能够解释情绪调节行为对一些负面后果的作用机制。Grandey(2003)的研究表明，情绪耗竭是表面表演与情绪偏离行为的中介变量，揭示了工作倦怠是员工放弃遵守情绪表达规则，对顾客表现出负面情绪的原因之一。Chau-Dahling，Levy和Diefendorff(2009)发现，表面表演通过情绪耗竭，导致员工产生离职意向，并最终出现离职行为。因此，研究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价值和管理实践意义。

那么，情绪调节是如何影响工作倦怠的?其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是什么?有哪些调节变量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尽管相关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是无论在情绪工作研究领域还是工作倦怠研究领域，均鲜见相应的文献对此进行总结和梳理。本文拟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2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及其理论解释

2.1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

在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情绪表现规范的限制，这些规范可能是来自组织的期望或者源于职业规范，也可能是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文化。当员工真实的情绪体验与这些规范不符时，就会采用情绪调节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情绪体验或者情绪表现，使之与规范相符。从情绪调节的目标来说，通常组织要求员工尽可能地展现正面情绪，并且压抑负面情绪；另一方面，从情绪调节的策略来说，员工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即表面表演和深层表演。其中，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调节内心的情绪体验。从而使其外在的情绪表现满足组织的要求；而表面表演是指员工调节公众可见的情绪表现来满足组织的要求，但其内心的情绪体验并未改变。不同的调节目标和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员工的影响各不相同，因而情绪调节行为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压抑负面情绪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正相关，与个人成就感无关：而展现正面情绪与个人成就感正相关，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无关(Brotheridge & Grandey，2002；Brotheridge & Lee，2003；Zapf & Holz，2006)

其次，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当员工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时，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较为一致；而如果采用表面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于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的背离，则容易产生情绪失调由此导致工作倦怠。众多的研究证实，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正相关，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汪纯孝，刘义趁，张秀娟，2007；Brotheridge & Grandey,2002；Chau et al.，2009；Goldberg &

Grandey,2007；Grandey,2003；Grandey,Fisk & Steiner,2005；Johnson & Spector,2007)。

由此可见，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其是否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情绪调节的目标和情绪调节的方式。其中，压抑负面情绪和表面表演是情绪调节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而深层表演与工作倦怠无关，展现正面情绪甚至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　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同样是进行情绪调节，不同的调节目标或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仅仅从表面上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还不足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无法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进行有效的干预。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上对这一复杂现象作出解释。

2.2.1　基于面部表情理论的分析

在情绪工作研究的早期，学者们倾向于从情绪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Schaubroeek和Jonesl(2000)及Grandey(2000)引用了情绪心理学理论，认为压抑自然的情绪体验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因此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情绪耗竭；而展现正面情绪可以使个体通过面部反馈唤起或者增强相似的情绪体验，从而能够减轻其情绪压力。

从情绪的本质上来说，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具有先天一致性，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而不表现出来，意味着正常的的外导通路被阻断，会给神经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并加重这种负面的情绪体验(孟昭兰，2005)。因而，经常性的压抑负面情绪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

另一方面，根据面部表情理论，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之间，不但存在有从情绪体验到外显表情的外导通路，而且外显的表情对于情绪表现者还会提供本体的、皮肤的或者内脏的反馈，这种反馈又会影响到情绪体验的发生，这就是面部反馈假设(孟昭兰，2005)。依据面部反馈假设，如果员工按照规范通过情绪调节展现了正面情绪，那么这种正面的情绪表现会进一步触发或者增强员工内心正面的情绪体验，使员工能够更为自然的展现正面情绪，减轻了情绪调节带来的压力，因此展现正面情绪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2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分析

Brotheridge和Lee(2002)应用资源保存理论分析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为了应对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工作需求)，员工必须耗费大量的内在资源进行情绪调节，正是资源的逐步丧失导致员工产生情绪耗竭；为了维持现有的资源，员工在工作中就会减少情感资源的投入，冷漠地对待服务对象，从而出现去人性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员工会尽可能地从身边寻求相应的资源，如主管和同伴的支持，相应的物质回报等等，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丧失。情绪调节是否会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失去和获得的资源是否能够维持平衡，在资源失衡的情况下，情绪调节就有可能导致工作倦怠。

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深层表演和表面表演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改变对情景的认知而改变情绪体验，从而表现出符合规范的情绪；表面表演是指员工不改变内心的情绪体验，仅改变情绪表现以使其符合规范。依据Gross(1998)的情绪调节理论。深层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前，表面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后。Cote(2005)指出，表面表演时，情绪反应已经或正在形成，员工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来阻止情绪反应，不将其表现出来。因此，表面表演消耗的资源更多，更易引起资源失衡，也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怠。

2.2.3　基于情绪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无论面部表情理论或者资源保存理论都是从员工个体内部的角度来探讨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Cote (2005)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出发，尝试将视角扩展到了员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分析，情绪被定义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人际互动中，情绪表现传递着丰富和重要的信息，人们在表达情绪的同时，也在监控和解释着对方的情绪，当然对方也是如此(Strongman，2006)。因此，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员工的情绪表现会影响到互动对象的情绪体验，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情绪表现，而互动对象的情绪表现又会反馈给员工，反过来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上的互动现象。

Cote(2005)运用情绪互动现象来分析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她指出，同样是展现正面情绪，由于员工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不同，互动对象感受到的情绪表现的真实性会有所差异。深层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与情绪表现较为一致，此时的情绪表现更有真实性；而表面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不一致，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研究表明，互动对象能够通过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感知到员工情绪表现的真伪，并且只会对真实的情绪表现做出积极地回应(Grandey et al.，2005)。在互动过程中，互动对象的积极回应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的表现，会增强员工的自我价值，从而减轻员工情绪压力；而互动对象的消极回应作为一种人际冲突，却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因此，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由于其情绪表现的真实感不同，通过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绪反馈，对员工的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不一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表面表演导致情绪耗竭，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的现象。Martinez-inigo，Totterdell，Aleover和Holman(2007)在社区医疗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病人对医生服务的满意度是医生的表面表演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部分地证实了Cote(2005)提出的理论模型。

3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

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受到一些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的调节。研究这些调节变量对于解释研究结论，开发相应的干预措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1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相关的研究也较多。因而Bono和Vey(2005)对个体因素的调节效应产生了疑问，他们提出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准确地区分个体因素到底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还是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起调节效应。迄今的研究表明，个体因素一方面通过对情绪调节目标和方式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工作倦怠；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个体因素可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3.1.1　性别

Simpson和Stroh(2004)的研究发现，即使在

同一种工作中，女性和男性的情绪表现规范也不一样，女性倾向于伪装正面情绪并压抑负面情绪，男性倾向于伪装负面情绪并压抑正面情绪，而女性的这种情绪规范更容易使其产生不真实感，从而导致情绪失调。更进一步，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研究证实，性别是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调节变量，在运用表面表演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情绪耗竭。

3.1.2　个人特质

众多的研究表明，个人特质会影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目标的感知。其中，自我监控和神经质(neurotieism)能够显著地预测表面表演，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和外倾性(extraversion)与表面表演负相关，而宜人性(agreeableness)能够显著地预测深层表演(Austin，2008；Brotheridge & Lee，2002；Diefendorff，Croyle， & Gosscrand，2005)；此外，外倾性对于展现正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于压抑负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Diefendorff & Richard，2003)。

但是，个人特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却很少能够得到证实。Zapf和Holz(2006)的研究发现，对于在服务业抽取的样本，神经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着微弱的调节作用，而在普遍抽取的代表性样本中，这一调节效果则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环境的客观因素，而非个体的主观因素。Judge，Woolf和Hurst(2009)证实了外倾性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

3.1.3　情绪智力

由于情绪智力表征了个体在社会情景中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因此在情绪工作研究中受到了学者们比较多的关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情绪智力是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调节变量，高情绪智力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在实际的研究中，Prati(2004)系统地分析了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发现高情绪智力确实能够减轻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然而，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结果没有证实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而是发现情绪智力与工作倦怠负相关。他们分析认为，高情绪智力的人由于具备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因而在情绪调节中所花费的精力更少，其情绪压力也越小，相应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较低。另外，Brotheridge(2006)发现情绪智力与深层表演正相关，Austin (2008)发现情绪智力与表面表演负相关，Liu，Prati，Perrewe和Ferris(2008)也认为情绪智力代表了个体所拥有的情绪资源，高情绪智力的人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此可以推断其工作倦怠水平也应该较低，这些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结论。

总的来说，高情绪智力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应对情绪调节所带来的情绪压力，降低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水平。因此，培训员工掌握一定的情绪调节技能是管理实践中有效的干预方法。Richard(2006)进行了针对服务业一线员工的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了认知重评技巧培训’的员工，在培训前后的情绪耗竭水平有显著的下降，而与只接受一般服务培训的控制组员工相对照，其情绪调节时的自我真实感更强，去人性化的水平也有显著的下降。

3.2　组织因素

相比个体因素，目前对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的研究还有不足。Grandey(2000)提出，工作自主和主管支持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其后，工作自主的调节效应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证实，但是主管支持的调节效应还未能得到明确的证据支持。目前对其他组织因素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3.2.1工作自主

由于表面表演是导致情绪耗竭的主要原因，Grandey等人(2005)着重探讨了表面表演对情绪耗竭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工作自主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他们认为，工作自主虽然不会降低工作中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但是，由于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工作时的内部动机水平更高，并且在工作中也更为自信，因此工作自主使员工能够获得资源来弥补情绪调节所导致的资源丧失。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也发现，工作自主不但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而且在深层表演时，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

3.2.2　主管支持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员工在遭遇到情绪调节所带来的资源损失以后，会在工作环境中寻找支持性资源。吴宗佑(1995)对服务业一线员工进行访谈，通过质化研究的方法证实，员工通常会通过向同事倾吐，向主管求援，自我调适等方式来宣泄情绪，释放由于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的研究提示主管和同事的支持可以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情绪压力。然而，这一在理论上有着充分的依据，又被质化研究所支持的结果却还未在量化研究中得到证实。

Chau(2007)试图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实证研究数据却未能支持这一假设。相反，Wilk和Moynihan(2005)的研究表明，上司越是重视工作中的情绪表现规范，那么员工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越高。从这些研究结果分析，上司的态度有可能会影响员工的情绪调节行为，再间接的作用于工作倦怠。例如，现有的研究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下属的角色外行为有正向作用(任孝鹏，王辉，2005)，而在情绪工作研究中有些学者主张深层表演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角色外行为(Grandey etal.，2005)，因此，领导成员交换质量较好的员工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低。而上司越重视情绪表现规范，员工越倾向于采用表面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高。

4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及其应用

综上所述，迄今的研究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和相关调节变量的探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最后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1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综合视角的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面部表情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但是，它们也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面部表情理论仅仅

局限于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资源保存理论关注的是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的损耗与弥补，情绪的社会功能着眼于员工与互动对象之间的情绪互动过程。同时，对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它们的解释力也各不相同，运用面部表情理论可以说明不同的情绪表现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而运用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则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

由此可见，从单一的理论视角出发并不能全面地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综合上述三种理论的观点，系统地分析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员工与互动对象的情绪互动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我们建立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见图1)。

综合模型描述了员工情绪调节过程与情绪互动过程的全貌。首先是情绪的外导路径，员工通过情绪调节，展现出与情绪体验不一致的外显表情，并通过情绪互动将其呈现给互动对象：其次是情绪的两条反馈路径，一条是自身的面部反馈路径，员工的外显表情通过自身的面部表情反馈机制影响到自身的情绪体验，另一条是互动反馈路径，互动对象的回应也会通过情绪互动机制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依据面部表情理论，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会导致工作倦怠；而依据资源保存理论，表面表演消耗更多的资源，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息。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弥补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有效的缓冲员工的情绪压力，降低工作倦怠水平；而导致资源损失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使工作倦怠水平升高。在面部反馈路径中，员工所展现的正面情绪通过反馈会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在互动反馈路径中，由于深层表演的真实性较高，因而能够通过情绪的互动反馈降低工作倦怠水平；反之，表面表演则会导致工作倦怠水平升高。

通过综合模型，我们既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来解释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理论上，这种全面的阐释有助于理解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实践的角度，也有利于系统地研究针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而进行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2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组织因素与文化因素

从上述综合模型可以看到，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资源失衡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之一。因而，影响情绪调节过程中员工资源平衡的各种因素，也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综合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因素，对于预防与干预工作倦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均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因此对影响资源平衡的个体因素研究较多而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由于情绪调节的主要动因即来自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或者社会的情感文化规范，因此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于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平衡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4.2.1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

如前所述，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分析，组织支持应该能够弥补员工因情绪调节而丧失的资源，从而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但是，迄今相关的量化研究开展较少，这一假设还未能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由于组织公平、主管支持、奖励和工作条件是影响组织支持感的三个重要因素(李锐，凌文辁，2008)，可以推断，组织公平感、主管支持、合理的物质回报应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出发，通过量化的实证研究来进行验证。

除了组织政策以外，领导行为也会影响到员工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资源平衡。一方面，领导的支持行为对下属来说是一种支持性的资源。能够帮助员工应对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压力，Bono，Foldes，Vinson和Muros(2007)证实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使下属更多的体验到正面情绪，但是其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一方面，领导的不当行为也会加重员工的情绪调节工作负荷。吴宗佑(2008)的研究发现，不当督导会使下属产生不公平感，并且增加其情绪调节的负荷，进而产生情绪耗竭。因此，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不同的领导行为和领导风格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

4.2.2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将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表现规范的认知，及其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个人控制感。Gordon(1989)指出情感文化包含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强，个体倾向于完全控制自我的情绪体验和表现，以符合社会的情绪规范；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弱，个体倾向于自由地、非抑制地表现自己的情绪体验(Turner,2007)。

Grandey等人(2005)分析了不同类型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他们认为，在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下，员工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个人控制感，因而也更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压力。在对美、法两国的员工进行比较分析后，他们发现，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能够增强情绪调节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未能得到证实。

尽管如此，不同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方向。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方面的探索显得更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意义。目前大多数的研究结论均是在西方的情感文化导向下获得，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度型情感文化导向，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情绪调节的工作负荷是否会更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规范的认知是否会有不同?这些变化会否导致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强度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值得探讨的方向。

4.3　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

目前的研究对情绪调节导致工作倦怠的理论探讨较为多见，但是对相关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却总结较少。从前述的综合模型可以分析，预防和干预措施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促使员工尽量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如前所述，高情绪智力的员工更倾向于运用深层表演，因此组织可以通过招聘和培训来选择和提升员工的情绪智力。另一方面，通过给员工提供支持性的资源来弥补员工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资源损失，其中包括工作自，合理的物质回报，良好的组织氛围。

化学反应工程绪论范文第2篇

一、教师课堂情绪的功能规定

“情绪是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变化模式，包括生理唤醒、感觉、认知过程以及行为反应，这些是对个人知觉到的独特处境的反应”[3]。当某事物符合自己需要时，就会持肯定的态度，同时产生满足、愉快、喜悦、爱、尊敬等情绪体验；当某事物不符合自己需要时，就会持否定态度，同时产生憎恨、不满意、痛苦、忧愁、恐惧等情绪体验。教师课堂情绪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心理状态在情感方面的外在反应，与教师的知识、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相关联，同时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教师作为教书育人的专职人员、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不仅以语言为载体通过课堂教学、知识传授等方式进行教学；而且以非语言为载体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情绪好坏等形式向学生传递信息。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教师和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引导者和主体，师生之间的情绪体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学生学习情绪的高涨、课堂气氛的活跃程度、师生关系的融洽程度等都与教师情绪同步。因此，教师课堂情绪参与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认知过程，同时表现出信号性、渲染性与调节。

1.教师情绪的信号

教师情绪的信号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将心理状态、思想、观点等信息自然表露给学生，以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以语言为载体通过课堂教学、知识传授等方式进行教学，而且以非语言为载体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情绪等形式向学生传递信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认知过程，也是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从教师的情绪状态中学生不仅可以感受其精神状态和心情的好坏，而且可以认识到自己在课堂行为中的表现和教师对自己学习的认可程度。积极良好的教师情绪不仅可使学生感受到教师此时此刻愉悦的心情，从而传递给学生积极的情绪状态、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能把教师对学生表现的认可程度以非语言的形式传递给学生，使学生获得反馈信号，从而反思并改进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2.教师情绪的渲染

教师情绪的渲染是指教师个体的情绪情感具有影响和感染学生的效能。在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所产生的个体情绪体验感染并影响着学生群体的情绪状态。例如，当教师满脸愁容、闷闷不乐地走进教室时，学生很容易被教师的负面情绪所感染，表现出否定态度，同时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知识的学习；而当教师面带微笑、精神饱满地走进教室时，学生也会被教师的积极情绪所鼓舞，表现出肯定态度，同时产生积极愉悦的情绪，易于形成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有关课堂气氛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教师良好的情绪能够创造亲和、平等、融洽的课堂气氛，这种课堂气氛将增进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激发学生的潜能和积极性，有利于激活学生的思维，有助于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4]因此，教师要善于借助自身积极正面的情绪感染力引领学生进入教学情境，以情动情，情景交融，引发学生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3.教师情绪的调节

教师情绪的调节是指对个体的认知水平有提升或降低的功能。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不仅影响多个认知因素，如感知、记忆、思维等因素，而且可以调节认知加工过程和人的行为，因为情绪体验所构成的稳定的心理背景和一时的心理状态，都会对正在进行的信息加工起组织与协调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情绪状态不仅可以调节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对学生的正确评价，而且影响着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工作满意度和职业认同感的高低。因此，教师作为知识信息的传递者，保持积极愉悦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把握、丰富课堂内容，提高教师的创造性和思维能力，从而使其顺利完成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

二、教师课堂不良情绪的问题表征

“对教师情绪的分析表明，教学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事务，情绪位于教学的核心”[5]。而传统的教育观点只重视教师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的提高，而忽视了教师情感和情绪因素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因此，造成了教师情绪智力水平“不达标”、教师情绪认知的“不识”和教师情绪调控的“非正规”渠道问题的产生。

1.教师情绪智力水平“不达标”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指个人对自己情绪的把握和控制，对他人情绪的揣摩和驾驭，以及对人生的乐观程度和面临挫折的承受能力。”[6]从教师职业特点和要求的角度来讲，教育教学工作是一种情绪劳动，教师作为高情绪化的职业工作者，必须提高其情绪智力水平，掌握一定的情绪调控策略来适时有效地调节负面情绪，避免对学生造成影响。然而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有些教师要么把喜、怒、哀、乐写在脸上，把课堂和学生当作不良情绪的发泄场地和发泄对象；要么过分压抑自己的情绪，极力隐藏和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虚构情绪，伪装出表里不一的表情来迎合学生，这样不仅影响教学效果，而且阻碍师生身心的健康发展，这些做法体现了教师对自身情绪把握和控制能力的缺乏。情绪智力定义中对“他人情绪的揣摩和驾驭”具体到课堂教学中，主要是针对学生情绪的揣摩和驾驭，因为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还不成熟，还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他们的情绪具有冲动、易变、盲目和自我调节差等特点，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适时关注和调整自身的情绪，而且要时刻注意和调动学生的情绪。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许多教师以自我为中心，照本宣科，采用自上而下讲授式或说教式的教学形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缺乏对学生心理和需求的深度揣摩，在课堂进程中，漠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绪反应，缺乏师生之间的情绪互动和课堂气氛的渲染。

2.教师情绪认知的“不识”

随着对教育研究的深入，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门学科都对情绪进行了研究，在教师情绪的复杂性、教师情绪的作用、教师情绪的影响因素和教师情绪的调控策略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教师群体作为教育工作中的基层主力不但没有掌握系统完整的情绪理论与调控知识，而且不了解不良情绪产生的根源以及情绪发生的理论和机制，以致于当消极、不良情绪侵入时不能及时地觉察，从而不能采取合理、正确和恰当的调控措施加以调整或因采取了不合理的应对措施而更加恶化了自己的情绪，又或甘做不良情绪的奴隶，被不良情绪所诱导与左右，最终影响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完整系统的情绪理论知识是掌握情绪调控知识的基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深入理解情绪理论知识，根据个人情绪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控，确保以最佳状态面对学生。虽然现在许多老师知道一系列简单的情绪调控策略，如，注意力转移法、心理控制法、情绪宣泄法和文饰法等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由于有些教师的错误运用甚至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教学问题。

3.教师情绪调控的“非正规”渠道

教师作为社会成员中独立存在的个体，有着自身的情绪体验和情绪反应，其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目前为止，研究者在教育研究中对教师情绪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关注，但由于学校管理者在实际的教学管理工作中受认知取向的影响，过多地关注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职业信念、决策等领域，而缺少对教师的需求、健康、精神和情绪状态的关注与重视。当前许多学校都设有针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咨询室，但服务于教师的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却普遍缺乏，即使有些学校意识到这一问题且设置了针对教师的心理咨询机构，但由于教师认识不足、心态偏颇，认为咨询会暴露隐私，不愿与别人分享自己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麻烦事儿”，致使其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教师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情绪问题大量积压，严重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又如，在提倡民主管理、教师当校的号召下，一些教师对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提出意见或建议后却得不到学校领导的回应和认可，这种放任不管、不疏且堵的“无为”做法无疑使教师的不良情绪继续恶化。有学者指出，教学是一种情绪上很容易枯竭耗损的职业，因此，学校的管理工作者要为教师提供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为教师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

三、教师课堂情绪的调控对策

教学不仅是师生之间的认知活动，也是一种情绪实践。情绪普遍存在于教师教学实践活动中，没有积极向上的情绪，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机智就得不到有效发挥，更难以得心应手地组织教学活动。因此，要全面关注教师并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就不能遗漏对教师情绪的梳理与分析，进而从学校情绪工作室的创建、教师情绪认知的“专业化”和“共情”课堂文化的塑造着手，以求提高教师的情绪调控策略水平。

1.学校情绪工作室的创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的进步和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入，教师职业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要求也决定了教师是一个高情绪化的职业，“尽管我们可能熟悉教师在做什么和如何思考，但很少知道他们在教学时是如何感受的”[7]。因此，坦然承认和关注教师情绪问题，关心并了解教师需求，创建学校情绪工作室，帮助其疏导不良情绪，缓解教师精神压力，营造利于教师良好情绪发展的氛围，是学校管理者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学校管理者要定期关注教师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和师资力量，力所能及地创建学校情绪工作室，加强对教师情绪工作的重视与管理。首先，学校情绪工作室应协同学校开设有关教师情绪理论与调控策略的课程，加强教师对情绪理论知识的普及与深入理解，并掌握一些简单实用的调控措施。其次，学校情绪工作室要与高校联合，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参加有关教师情绪及调控策略的进修与培训，注重教师实地演练与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成功调控案例的展示与观摩，使教师对如何运用情绪调控策略有全方位的感知，从而提高教师对情绪调控策略的科学掌握与灵活运用。最后，学校情绪工作室要组织教师定期开展教师情绪交流会，鼓励教师克服心理障碍、抛开世俗眼光，把困惑和不满说出来，然后学校管理者在认真聆听、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给予解决，帮助教师疏通不良情绪；建立教师情绪交流与宣泄论坛，鼓励教师在虚拟的网络中分享教学经验和情绪调控手段，同时以合理、正确的方式畅所欲言、表达观点，释放精神压力，让不良情绪得到合理的发泄，从而促进教师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进而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

2.教师情绪认知的“专业化”

教学不仅是师生之间的认知过程，而且是一项涉及人际互动的工作，教师情绪作为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影响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心理健康，而且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心理健康和对教师的评价。因此，作为教师应充分重视自我情绪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我做起，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意识并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效的情绪调控策略不是对不良情绪简单粗暴的抑制，而是要在充分准备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做到适时、适地、适量、适切的情绪选择与表现。

“解铃还需系铃人”，教师不良情绪的调节主要还要依靠自身进行调控。首先，要熟练掌握教材，做好充分准备。教师不仅要深入分析教材、了解学生、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锤炼语言表述能力，更要全面扩宽自身的知识层面、灵活掌握并运用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机智，以应对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突发状况。课堂上的应对自如、从容不迫与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对教学规律、教学方法的执著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教师不但要扮演好教书育人专职人员的角色，更要积极转变为一名教学行动的研究者。其次，要识别并适时调整自身的情绪状态。稳定且健康的情绪状态，来源于个体对自身准确清醒的把握与认识。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只有善于识别自己的情绪才能进行有效调控。格式塔学派非常注重“此时此刻”情绪的觉察，一旦发现自己情绪不佳，就应先中断目前的情绪状态，冷静下来，去感受和体会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而后根据情况适时地加以调整，避免负面情绪继续恶化，如及时提醒与告诫、离开情绪发生现场、转移注意等方法。最后，教师要注重反思能力的培养。反思不仅可以理解为内省，是一种元认知过程；也可看作一种高级认知活动，是一种特殊的问题解决方式。对于教师来说，反思是指教师以自己的教学过程为思考对象，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结果进行审视与分析，从而改进教学实践并使教学实践更具合理性的过程。反思能力的培养已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丰富并提升教师情感素养的有效策略。因此，教师在反思过程中要避免消极情绪对反思的抑制与阻碍，以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状况和问题进行反思，及时发现情绪情感问题，深入探究其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并提高警惕规避类似状况的再次发生。

3.“共情”课堂文化的塑造

教师情绪的渲染表明，在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体验是相互作用的，教师的情绪体验感染并影响着学生个体和群体的情绪状态，同时，学生的情绪体验又反作用于教师。“有效的教学和学习必然是情感性的，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和人际关系质量对学习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8]。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带有一定的筛选性的，师生在情感上的介入、互动和相互作用将有助于学生内化所学知识并形成新的认知结构，而学生对教师表现出的情感态度是影响教师对所从事职业热爱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塑造“共情”的课堂文化，以积极愉悦的情绪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同样带着愉快轻松的情绪学习，到达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教学境界。

师生之间的情绪情感体验是彼此相通、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一方面，教师保持积极正面的情绪状态可营造和谐活跃的课堂气氛，使学生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利于学生听觉、视觉、思维的有机协调和机体潜能的最大化发挥；另一方面，学生对教师积极情绪的效仿和回应，不仅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情绪反应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教学方法，灵活驾驭课堂，而且也有利于增加教师的自信心、提高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共情”课堂文化的塑造要求教师不仅要关心、接受和信任每一位学生，关注并感知学生的情感情绪，适时地调整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而且要与学生分享情感情绪体验，以个人的情感魅力引导学生感知教师的情感情绪体验。首先，教师要保持积极良好的正面情绪，借助个人情绪感染力，诸如，动作、表情、眼神和语言等，带动学生进入教学情境，促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同时要密切观察和认真感知学生的情绪，根据学生此刻的情绪状态，因势利导，创设愉悦、振奋人心的教学情境，促使学生获得积极情绪情感体验，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其次，要与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师生关系。在师生交往中，教师要平等地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情感情绪，以情动情，因势利导，帮助学生克服消极情绪、培养积极情绪。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因此，教师要以自身的情绪激励、唤醒与鼓舞学生，与学生达到“共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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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甦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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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r-On，R.Bar-On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EQ-i）：Technical manual[M].Toronto： Multi-Health Systems，1997.

化学反应工程绪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元情绪 情绪智力 理论 测量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065-02

1 元情绪的概念

目前有关情绪智力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元情绪理论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的。Salovey & Mayer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对情绪的知觉、表达和评价的准确的把握能力，是一种接近并产生感情以促进思维的能力，理解情绪及情绪知识的能力，以及调解情绪以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他们发现在情绪智力的心理结构中有一种能力对情绪的监控和调节更为具体这就是元情绪。元情绪是个体对自我情绪的觉知、评价、表达与调控，个体还能够对情绪是如何如产生的，产生的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反复的分析，无论主体产生的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可以通过元情绪的调控功能进行调节，能够使自身的情绪保持在适当的动态平衡水平上，这也是使个体身心能够健康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改良元情绪的每个成分使其达到理想的状态，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元情绪水平来进行心理干预。也就是说，元情绪是一种能力它包含了三个方面，感知和体验情绪的能力、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情绪的能力，而这三种能力在情绪机制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感知与体验情绪的能力是前提，面对自身情绪时个体首先要察觉到并且能够体验到自身情绪的起伏变化以及该情绪达到了什么程度才能进一步有效的调控自身的情绪。(2)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是中间环节，从对情绪的感知与体验到对情绪的调节与控制，表达与归因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对于那些在意识层面之下的很模糊的情绪只有通过表达与归因才能使个体更加清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监控情绪的发展变化。(3)只有把元情绪的动态调节和静态监控相结合，元情绪才可以使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达到动态平衡，最终和谐统一。

元情绪把个体自身的情绪当成认知对象，把自身产生的情绪当成认知和调控的客体，即是人们对自己情绪所产生的情绪，即初级情绪时的次级感受或情绪，不仅仅指对感受的感受还包括对情绪的感受和思维，并在元情绪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情绪理念。元情绪理论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情绪的一套有组织的感受与认知。Mayer等把元情绪划分为状态性元情绪和特质性元情绪。状态性元情绪强调正在进行的情绪反思的变化性，有五个维度：控性性、清晰性、接受性、典型性、变化性，但他们认为元情绪是情绪智力的信念、自我效能感，所以在元情绪的研究中关于情绪智力概念的界定仍然很不清晰。虽然对元情绪的概念界定还存在分析，但是我国学者在参考国外的元情绪理论基础上得到了相似的元情绪的概念，也是被广大研究者接受和认可的。许远理教授认为元情绪是主体对自己情绪的体验的觉知、内省、表达、描述监控和调节，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作反当分析、合理归因及自身调控的能力，是对情感的反身认识。国内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也是这个定义：元情绪是感知和体验情绪的能力、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情绪的能力。台湾学者叶光辉等认为“元情绪理念”是个体对情绪以及和情绪相关的各项事物的执行力，也就是说个体有一套固有的情绪反应模式，它是对自己或者他人产生的各种情绪从知觉到评价再到调节的一个特定反应，它可以监控和指挥情绪的运作，个体能够运用这种能力把情绪行为背后模糊的需求与目的清晰化，能够监控自己的情绪反应，指导自己的情绪表达，让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下怎样表达以及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更加合适，必要时还能够协助他人处理情绪事件。

2 元情绪理论的理论基础

情绪智力是智力理论深入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元情绪则是在情绪智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新的研究内容，在人类能力理论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地位。但是，自从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学者们对情绪智力的结构和内容就存在分歧，从心理学各流派看，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阐述，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同很难说哪家更好，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想要达成共识也很不容易。基于这种状况想要把情绪智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就有了很大的障碍，但“元情绪”概念的出现却有了自己的理论环境。元情绪明确的对象性和可操作性是也是实证研究者渴望研究的原因之一。在情绪智力研究过程中，对元情绪展开明确研究的研究者主要有Salovey，Mayer和国内许远理等人。

2.1 salovey和Mayer的情绪智力理论

Mayer和salovey(1997)认为情绪智力是指能够对情绪的感知、评价和表达准确把握的能力，为促进思维而接近和产生情绪情感的能力，理解情绪和情绪知识的能力，控制情绪并推动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Mayer和salovey在情绪智力概念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把情绪智力划分为情绪觉察、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维度，它们之间相关但是又存在差异。基于情绪智力的理论基础和结构维度，Salovey等编制了特质性元情绪量表（TMMS)，元情绪结构表现为三种成分即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恢复。TMMS作为情绪智力的一种测量工具，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元情绪的理论结构。

2.2 许远理的情绪智力理论

许远理依据两个维度提出的情绪智力“9要素”理论，即“对象”和“操作”。“对象”是从内容方面描述情感智力，包括内省情感智力、人际情感智力、生态情感智力三个主因素；“操作”是从活动方式上描述情感智力，由情感的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调节和控制三个水平组成，这两个维度相互两两组合，最终能构成9种情感能力。

2001年，许远理又更深入的提出了元情绪理论的建构，他借鉴了情绪智力理论和元认知理论，并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情绪智力结构中，最主要的是内省情绪智力，它包含的3种成分：自我情感的感知和体验能力、自我情感的表达和评价能力、自我情感的调解和控制能力。许远理认为他的内省情绪智力3要素与元认知结构中的三要素是完全对应的，即元认知知识（自我情感的表达和评价）、元认知体验（自我情感的感知和体验）、元认知监控（自我情感的调节和控制）。许远理受成熟的元认知成分划分的启发认为元情绪理论的建构由内省情绪智力中的感知和体验能力、表达和评价能力、调节和控制能力三个部分组成也是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借鉴的。

元情绪理论来源于情绪智力理论，但是它一直没有自己明确的理论框架是因为其结构和内容并没有对“元”这一本质属性深入挖掘。Salovey等人为了测量情绪智力才提出了元情绪的概念，仅包含情绪注意、情绪辨别和情绪恢复三个维度，这与情绪智力丰富的内容和概念相比显得过于简单。而许远理提出的元情绪理论，虽然在情绪智力的内容上有所扩展，但仅仅是内省情绪智力，把元情绪的对象定为“自我情绪”，这可能就忽视了个体情绪智力中非常关键的内容，即他人情绪和人际关系的几大成分。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讲把元情绪作为衡量情绪智力的指标其代表性还有待商榷。

3 元情绪的测量

关于元情绪的测量也是从测量情感智力开始的，不同的情绪智力理论有各自不同的测量标准。国外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量表，在Salovey&Mayer(1977)的智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编制了以成就为基础的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包括了测量识别情绪的能力、运用情绪的能力、理解情绪的能力与管理情绪的能力。在Bar-on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中将情绪智力分为5个方面，以此为基础编制了情商量表，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是情绪能力问卷，这两个量表都是以自我报告为基础的。

元情绪作为情绪智力研究的拓展，对于元情绪的测量，至今被广泛应用的还是Salovey&Mayer(1995)的特质元情绪量表(TMMS)，该量由情绪注意、情绪辨别与情绪恢复三个维度，经过不断的修正，最终确定了该情绪量表共30个条目有3个分量表，采用Likert五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五等级，依次计 1～5 分，来评定个体知觉情绪、评价情绪与调控自我情绪的能力。国外大部分学者是对元情绪理论框架的架构研究，实证研究较少，所以没有再编制任何元情绪的测量工具，大都采用Salovey的特质元情绪量表。 但是，他们对元情绪的研究不断的细致深化。

在国内很多学者都是对特质元情绪量表进行修订，进而测量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不同群体的元情绪。由齐艳(2003)对特质元情绪量表进行修订，基本保留了之前的维度结构，只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将题项从原先的30个缩减到了目前的26个，包括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恢复三个因子。李川云等(2002)为了测量军校的大学生，删除了该量表信效度不好的题项，最后剩下的条目统计特性良好，为开展国内情绪智力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测量工具。其中，姜魏(2005)、张乐华(2008)、付大坤(2010)都采用这个修订过的量表探讨了新兵、中学生、大学生元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周详(2010)等采用此问卷以高一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元情绪对学习适应及成绩的影响。

与情绪智力相比，元情绪更容易下操作性定义，但是元情绪的测量工具还不是很全面。国外教权威的量表，如TMMS，仅仅从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复原三个方面为采择指标，其代表性还有待于商讨。同时，TMMS是基于国外的文化背景选择的也是国外的群体被试选而编制的，直接应用与我国的文化背景下难免会产生问题。因此，在我国要开展元情绪的深入研究，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下编制一个结构维度较为完整的测量工具。

4 元情绪的重要性

虽然元情绪的理论还有待充实，对于元情绪的测量还需要加强，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取向看，元情绪的影响范围之广及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元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所以有必要通过改良使其达到良好的状态。(1)个体要有情绪知识和获得该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说个体要了解情绪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知道什么情境能够诱发自己的哪种情绪，根据自己的认知对该情绪进行评价，调节自己的行为反应。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不会单纯的受情绪的控制，能够理解自我、环境和情绪三者的关系，使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2)加强情绪反思的能力即元情绪的改良。元情绪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反思活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对一个事件产生某种情绪，事件过后我们经常会对之前的情绪活动加以反思，也就是说我们把前一情绪反应当成了反思的客体。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常常用理想自我的要求来思考和评价自己的情绪活动，从各方面评价情绪活动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并可能在日后的情绪活动中加以控制和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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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原理.元情绪理论的建构与作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21(2):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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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远理.元情绪理论的建构及其作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2):67-71.

化学反应工程绪论范文第4篇

1.1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1.1.1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Fredrickson认为暂时的积极情绪体验会对个体的心理、身体、社会资源产生持久的作用，会促进人际交往的和谐，扩展个体的应对资源，对个体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Fredrickson曾来形象地展示“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的作用过程，他特别提到，这一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每一次的积极情绪体验都会使个体原来的思想或行为模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3]。积极情绪对注意力、认知和行为有扩展作用，能够拓宽感知、思维和瞬时思维活动范围。由此他还推断出一个限制假设，就是消极情绪可以限制这些范围[4]。BarbaraL.Fredrickson和ChristineBranigan验证了积极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积极情绪下的被试想要做的事情多于消极情绪的被试，中性情绪的被试也有很多想要做的事。体验到积极情绪的被试更愿意参加户外体育运动、体育锻炼、游戏和社会性活动。而体验到消极情绪的人则表现出愿望减少并伴随或求助于他人愿望的增加[4]。李淑娜的研究验证了积极情绪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消极情绪则起阻碍作用[5].卢家楣、贺雯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即低状态焦虑的个体在创造力的流畅性和变通性上好于高状态焦虑的个体（低状态焦虑的个体情绪表现大多为放松、愉悦、积极的，而高状态焦虑的个体情绪表现大多为紧张、消极的）[6]。目前大1.1.2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强调了积极情绪对于个体的认知、行为的重要作用。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多集中于运动员赛前焦虑调节问题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对积极情绪这一人类积极品质培养的研究。那么积极情绪在体育运动中能起到多大作用，是否能够促进运动记忆和技能的掌握。巫会朋、张翼等曾对某学校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跨栏课实施积极情绪培养的教学手段，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验，学生的技评成绩、及格率显著高于对照组[7],这说明积极情绪对于技能的掌握有积极作用，可以将培养积极情绪的教学手段融入体育教学中，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刘晓茹、丹认为运动成绩较优组的运动员赛前焦虑水平较低，自信心最高[8]。比尔·摩根曾提出了优秀运动员心理剖面图，强调了优秀运动员的活力水平高于常模水平。目前，在竞技领域，大多研究都是将成绩作为因变量，将运动认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较少对运动感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进行研究。

此外，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积极情绪与运动中的积极情绪的差异，惯常的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作用是否对运动感知觉、运动思维、运动记忆等运动认知有正迁移，运动员在运动中的积极情绪对非操作技能学习的认知过程是否也存在积极作用，这些都是以后需要探讨的问题。

1.2心境一致性理论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1.2.1心境一致性理论心境一致性理论是指个体对事件进行信息编码、加工时与当时情绪相联系，当下次再出现某种情绪时会有选择性地回忆起与之相一致的信息。其中包括与当前情绪相一致的信息容易得到更多的认知加工；回忆时对与当时情绪相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提取出来。

联想网络模型：Bower提出的联想网络模型认为，基本情绪（快乐、愤怒、恐惧、悲伤等）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在认知系统中的，相关事物通过节点相联系。当某个情绪节点被触发后，与之联结的相关网络将被激活。相关网络包括相应的生理、行为反应，相关主题及相应的情绪事件。当快乐情绪节点被激活时，相应的网络也随之激活，包括快乐情绪的生理、行为反应，并且更倾向于加工或回忆起愉快事件。毛浩然认为处于积极情绪的个体能相对有效地记忆具有积极情感色彩的词汇[9]。李芳在研究初中生的情绪一致性效应时，发现此效应显著，正性情绪促进学生对正性材料的记忆，负性情绪促进学生对负性材料的记忆[10]。刘新学、张福娟在研究中指出，品行障碍青少年被试（工读生）在实验中表现出对于攻击与愤怒词汇的反应偏向[11]。高鹏程、黄敏儿认为对快乐或威胁信息的关注和加工与个体特质焦虑水平有关，低特质焦虑的被试无论在紧张和平静状态下都对快乐信息敏感，高特质焦虑被试在平静和焦虑情境下对威胁信息更敏感，并且不易转移。但没有对愉快情绪下不同特质焦虑水平的被试的注意偏向进行研究[12]。对于这些与模型不一致的效应该模型无法解释原因，但由此模型可以看出，通过诱发积极情绪状态可以避免个体对消极情绪事件的加工与回忆。情绪、信息等价模型（AAI）:Schwarz和Clore认为情绪一致性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个体做出评价时依据当前的情绪状态，而当个体意识到情绪源时，这种情绪一致性消失。该模型指出当个体无法意识到情绪源时，情绪才会影响个体的认知。

个体在积极情绪体验下，对当前信息易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个体在消极情绪体验下，则易做出消极反应。此外在积极情绪下个体将情境判断为有困难、有威胁的，个体会采取局部的精细加工，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而积极情绪下个体会认为当前情境是安全的，会采取自上而下的简单的启发式加工。高妍春[13]和庄锦英[14]的研究都为该模型提供了证据，由于局部的精细加工方式导致消极情绪的个体产生较少的错误记忆。该模型对情绪如何影响认知做出了解释，但无法解释那些在实验中通过电影、音乐、图片所诱绪状态等方法下，那些能够意识到情绪源的个体产生的情绪一致性效应的原因。此外，该模型只交代了情绪对个体认知反应的影响，忽视了情绪在注意、编码、回忆等方面的情绪一致性效应。

情绪浸润模型（AIM）:情绪浸润是指在个体学习、记忆、注意和联想等一系列认知过程中，情绪有选择性的影响甚至成为信息加工的一部分，使得加工结果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

该理论将人的加工策略分为四种：①直接进入策略：该策略主要依靠已存贮的知识经验进行认知加工，用于那些低个体相关，熟悉的或者没有情绪、兴趣等其他要求的认知任务。②动机驱动的加工策略：该策略用于规定了认知目标，不仅要求准确的动机，还包括具体目标控制和导引的信息搜索与判断过程。③启发式策略：该策略用于那些相对简单，低关联性，缺乏与任务相关知识经验，无明确认知目标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容易受到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如当时的情绪。

此种策略下情绪浸润容易发生。④冗繁加工策略：该策略用于相对复杂的，需要动用大量资源，但动机目标不明确的具有建构性的任务。这种策略下也容易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

AIM模型将情绪一致性效应的发生根据不同加工策略进行了区分，指出了情绪一致性产生的条件。可以对那些并未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和无法证明情绪对认知产生影响的研究做出解释，可能是由于认知任务相对简单而采取了直接进入策略.但该模型并未指明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具体影响过程。

1.2.2心境一致性理论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从心境一致性理论得到一些启发，如情绪、信息等价模型（AAI）告诉我们，在运动训练竞赛中，教练员要指导运动员识别情绪产生的原因，这样运动员的情绪调控方法才有实用性和针对性。如果积极情绪促进运动记忆，那么错误的运动记忆是否也会增多。人在消极情绪下会给予消极信息更多关注，并且回忆出与消极情绪一致的事件，而积极情绪恰好相反。那么如果运动员在赛前处于消极情绪时，可能会回忆起以往失败的情境，而积极情绪会让被试回忆起更多的成功场景，会提高运动员赛前的自信水平。目前，我国运动心理学家运用音乐调节法调整运动员的赛前情绪是符合心境一致性理论的。音乐对于人们的身心有极大影响，其原理主要是音乐的和谐与共振引起机体的相应反应。不同音调、不同旋律的音乐可以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15]。曾有人做了一项研究，观察音乐对运动员赛前心理准备的作用，在比赛前系统地向159名举重、柔道和古典式摔跤运动员播放三种具有心理调节作用的功能音乐：诱导性音乐、松弛性音乐和动员性音乐，结果发现，这些音乐能使运动员有效地控制赛前的紧张，间接地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暗示以取得比赛的胜利[15]。当前对运动员赛前情绪过度紧张进行调节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是表象调节法：

赛前运动员在脑中清晰地重现自己过去获得成功时的最佳表现，体验当时的自我感觉和情绪状态，以增强信心，提高运动成绩。这种方法也是符合心境一致性理论的，但为什么最优秀的运动员即使采用过这样的方法训练，在赛中也收不到较好的效果呢？我们在这方面的实证性研究较少，理论性研究较多。心境一致性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在平时训练和竞赛中对运动员最佳表现不能只关注运动员当时完成动作的整体感受过程，而是同时必须要注意运动员当时处在的环境，如果我们在平时表象训练时能把当时的环境呈现给运动员，这对运动员积极情绪的唤醒、诱导是逼真的和可控的，因为按照情绪一致性理论的观点，在表象训练时如果是生动、切合实际的，并包含适合的情绪时，它往往是最有效的。

2积极情绪对认知过程影响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2.1情绪的诱发方法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2.1.1情绪的诱发方法随着对情绪诱发的方法逐渐成熟，情绪对于认知过程影响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法。实验室情绪诱发的方法一般有：①图片诱绪。黎志华[16]、郑希付[17,18]

在相关研究中采用了图片诱发的方法，并且郑希付发现图片的诱发效果好于词语的诱发效果[18]。②电影片段、音乐诱绪。李淑娜[5]、李芳[10]、BarbaraL.Fredrickson和ChristineBranigan[4]都通过播放喜剧、悲剧诱发相应情绪，贾静和刘昌也采取了电影诱发方式研究情绪的生理活动[19]。高妍春在研究采用了音乐诱发的方式[13],而毛浩然采取图片与音乐相结合的方法诱绪[9]。③词语、阅读材料诱绪。词语诱发主要是通过呈现正性、负性词语使个体产生相应情绪。

阅读材料诱发主要是让被试看几则笑话或悲伤故事，庄锦英曾采用过相关方法[14,20]。④其他诱发方法：如依靠成绩反馈诱发正负情绪；回忆成长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21];根据被试的特点采用相应的指导语诱发，卢家楣和贺雯在诱发学生的焦虑情绪时告知被试即将进行一次重要的考试[6];高鹏程和黄敏儿通过“数字倒数计算任务”诱发被试焦虑情绪[12]。由于情绪的诱发是在实验室中主试采用一定手段实施，多使用图片、电影片段诱发，很少涉及被试的个人经验，因此需要考虑情绪诱发的外部效度（生态效度）,也就是说诱发的情绪是否和现实生活中所产生情绪相一致。因此有些实验通过对被试进行测验，然后进行成绩反馈或者通过事先调查能够引起被试情绪反应的相关事件来诱发被试情绪。

2.1.2情绪的诱发方法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在体育运动中，除了听音乐，看电影，通过表象以往的成功运动经验以外，也可以借鉴图片诱绪的方法。在运动员训练疲劳、赛间休息时，可以翻看有激励运动员意志、调整运动员心理状态的相关图片，让运动员去感知，去联想，这种方法既能达到激励放松心情的作用，又方便易行。此外，用词语诱绪的方法给教练员一些启示，在对运动员进行技能评价时，根据运动员的个性特点，多使用正性词汇，从而达到激励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结合运动项目、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游戏来激绪。巫会鹏、张翼在跨栏的教学实验中对培养学生的积极情绪采取了以下手段：①更新训练手段，丰富训练内容；②教练与运动员之间要建立起融洽的关系；③提高运动员的审美意识和能力；④注意口头评价的艺术；⑤适量负荷原则[7]。

2.2情绪的评定方法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2.2.1情绪的评定方法实验室情绪评定的方法分为主观体验、面部表情和生理指标。主观体验包括：①形容词核对表。②维量等级量表和分化情绪量表。面部表情包括：①圆形量表、三维模式图。圆形量表分为两个轴，主轴从愉快到不愉快分为九个梯级，另一个轴是注意2厌弃轴，被试根据照片人物的面部表情在两个轴上进行评定。三维模式图是在圆形量表的两个维度上增加了睡眠—紧张维度。②伊扎德等人的最大限度辨别面部肌肉运动编码系统（MAX）,表情辨别整体判断系统（AFFEX）。生理指标包括：①皮肤电；②循环系统；③语图分析；④脑电波；⑤生化指标[22]。目前大多数研究仍使用主观体验进行评定，而主观评定和客观生理指标相结合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2.2.2情绪的评定方法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在体育运动中对情绪的评定主要分为心理量表和生理指标。心理量表以测量焦虑的问卷为主，如斯皮尔伯格的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调查表，马腾斯的运动竞赛焦虑测验，马腾斯的竞赛状态焦虑问卷。心理量表的缺点在于运动员可能无法意识自己的焦虑情绪，即无意识焦虑；运动员故意伪装自己的焦虑情绪，按照社会期望的回答问题；心理量表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需要进一步思考；大多数的心理量表集中于消极情绪，对于积极情绪的评定较少。生理指标主要是对外周神经系统指标的测量，如心率、血压等，而许多研究表明同一生理反应标准是不能反应不同个体的主观情绪的。情绪是受大脑中枢系统控制的，情绪的评定方法对我们的启示是运动情绪的研究也应考虑脑电波、脑成像等相关指标。此外，也可以通过分析面部表情来研究情绪。

3结束语。

情绪对于认知过程影响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引起广大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心境一致性理论”对于我国学者在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开展积极情绪与认知的交互影响研究以及探讨对运动员积极情绪的培养措施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积极情绪不仅可以激发运动员的认知积极性和拼搏进取精神，而且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发展更有积极意义。

化学反应工程绪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情绪；认知；拓展与构建理论；心境一致性；体育运动心理学

情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现象，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客观事物或情境符合主体的需要和愿望时，就能引起积极的、肯定的情绪，当客观事物或情境不符合主体的需要和愿望时，就会产生消极、否定的情绪。随着认知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及对情绪状态诱发及控制技术的发展，认知心理学不只是将认知过程作为研究内容， 而是引入情绪这一重要的影响变量，探讨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这就使得情绪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呈现出交叉研究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又拓宽了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在体育运动中，情绪伴随着整个运动过程，影响着运动的感知、记忆、思维、注意、技能的学习以及动作的完成。情绪已成为调节和控制认知活动的一种内在因素，这一现象已引起广大运动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

但当前在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中对情绪问题的研究范围较窄，主流研究一直局限在两个问题上：在竞技运动心理学中，研究集中在赛前焦虑与运动成绩的关系上；在锻炼心理学中，研究集中在运动锻炼与焦虑、抑郁的关系上[ 1 ] 。在竞技领域中，运动员的高度紧张焦虑情绪的产生往往都伴随着消极的认知，影响运动员的竞赛成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赛前、赛中能否把运动员的情绪调节到最佳竞技心理状态，这已是每一位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渴望和追求的一种参赛心理状态，也是运动员技战术水平在比赛中充分发挥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心理保证。目前运动心理学家为了降低运动员赛前的高度紧张焦虑情绪，正在总结体育运动中的认知干预技术，如“表象训练”，“应激接种训练”，“认知控制技术”等[ 2 ] ，其目的是通过改变（优化）运动员的认知过程，从而提高其运动成绩。

在当前国外更注重积极情绪对于认知影响的研究，现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和情绪评定方面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情绪对于认知影响的研究近年来才见零星的相关报道。笔者运用文献资料和归纳分析法，综合论述情绪对认知过程影响的相关理论、测评方法及研究现状，为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开展情绪对知—行的研究和为运动员建立积极健康的心理模式提供理论参考。

1　情绪对认知影响的相关理论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1. 1　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1. 1. 1　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　Fredrickson认为暂时的积极情绪体验会对个体的心理、身体、社会资源产生持久的作用，会促进人际交往的和谐，扩展个体的应对资源，对个体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Fredrickson 曾来形象地展示“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的作用过程，他特别提到， 这一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体每一次的积极情绪体验都会使个体原来的思想或行为模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 ] 。积极情绪对注意力、认知和行为有扩展作用， 能够拓宽感知、思维和瞬时思维活动范围。由此他还推断出一个限制假设， 就是消极情绪可以限制这些范围[ 4 ] 。B a rba raL. Fredrickson和Christine B ranigan验证了积极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积极情绪下的被试想要做的事情多于消极情绪的被试，中性情绪的被试也有很多想要做的事。体验到积极情绪的被试更愿意参加户外体育运动、体育锻炼、游戏和社会性活动。而体验到消极情绪的人则表现出愿望减少并伴随反社会或求助于他人愿望的增加[ 4 ] 。李淑娜的研究验证了积极情绪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消极情绪则起阻碍作用[ 5 ] .卢家楣、贺雯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即低状态焦虑的个体在创造力的流畅性和变通性上好于高状态焦虑的个体（低状态焦虑的个体情绪表现大多为放松、愉悦、积极的，而高状态焦虑的个体情绪表现大多为紧张、消极的） [ 6 ] 。目前大1. 1. 2　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强调了积极情绪对于个体的认知、行为的重要作用。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多集中于运动员赛前焦虑调节问题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对积极情绪这一人类积极品质培养的研究。那么积极情绪在体育运动中能起到多大作用，是否能够促进运动记忆和技能的掌握。巫会朋、张翼等曾对某学校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跨栏课实施积极情绪培养的教学手段，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验，学生的技评成绩、及格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7 ] ，这说明积极情绪对于技能的掌握有积极作用，可以将培养积极情绪的教学手段融入体育教学中，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刘晓茹、王丹丹认为运动成绩较优组的运动员赛前焦虑水平较低， 自信心最高[ 8 ]。比尔·摩根曾提出了优秀运动员心理剖面图，强调了优秀运动员的活力水平高于常模水平。目前，在竞技领域，大多研究都是将成绩作为因变量，将运动认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较少对运动感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进行研究。

此外，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积极情绪与运动中的积极情绪的差异，惯常的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作用是否对运动感知觉、运动思维、运动记忆等运动认知有正迁移，运动员在运动中的积极情绪对非操作技能学习的认知过程是否也存在积极作用，这些都是以后需要探讨的问题。

1. 2　心境一致性理论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1. 2. 1　心境一致性理论　心境一致性理论是指个体对事件进行信息编码、加工时与当时情绪相联系，当下次再出现某种情绪时会有选择性地回忆起与之相一致的信息。其中包括与当前情绪相一致的信息容易得到更多的认知加工；回忆时对与当时情绪相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提取出来。

联想网络模型： Bower提出的联想网络模型认为，基本情绪（快乐、愤怒、恐惧、悲伤等）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在认知系统中的，相关事物通过节点相联系。当某个情绪节点被触发后，与之联结的相关网络将被激活。相关网络包括相应的生理、行为反应，相关主题及相应的情绪事件。当快乐情绪节点被激活时，相应的网络也随之激活，包括快乐情绪的生理、行为反应，并且更倾向于加工或回忆起愉快事件。毛浩然认为处于积极情绪的个体能相对有效地记忆具有积极情感色彩的词汇[ 9 ]。李芳在研究初中生的情绪一致性效应时，发现此效应显著，正性情绪促进学生对正性材料的记忆，负性情绪促进学生对负性材料的记忆[ 10 ]。刘新学、张福娟在研究中指出，品行障碍青少年被试（工读生）在实验中表现出对于攻击与愤怒词汇的反应偏向[ 11 ]。高鹏程、黄敏儿认为对快乐或威胁信息的关注和加工与个体特质焦虑水平有关，低特质焦虑的被试无论在紧张和平静状态下都对快乐信息敏感，高特质焦虑被试在平静和焦虑情境下对威胁信息更敏感，并且不易转移。但没有对愉快情绪下不同特质焦虑水平的被试的注意偏向进行研究[ 12 ]。对于这些与模型不一致的效应该模型无法解释原因，但由此模型可以看出，通过诱发积极情绪状态可以避免个体对消极情绪事件的加工与回忆。情绪、信息等价模型（AA I） : Schwarz和Clore认为情绪一致性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个体做出评价时依据当前的情绪状态，而当个体意识到情绪源时，这种情绪一致性消失。该模型指出当个体无法意识到情绪源时，情绪才会影响个体的认知。

个体在积极情绪体验下，对当前信息易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个体在消极情绪体验下，则易做出消极反应。此外在积极情绪下个体将情境判断为有困难、有威胁的，个体会采取局部的精细加工，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而积极情绪下个体会认为当前情境是安全的，会采取自上而下的简单的启发式加工。高妍春[ 13 ]和庄锦英[ 14 ]的研究都为该模型提供了证据，由于局部的精细加工方式导致消极情绪的个体产生较少的错误记忆。该模型对情绪如何影响认知做出了解释，但无法解释那些在实验中通过电影、音乐、图片所诱发情绪状态等方法下，那些能够意识到情绪源的个体产生的情绪一致性效应的原因。此外，该模型只交代了情绪对个体认知反应的影响，忽视了情绪在注意、编码、回忆等方面的情绪一致性效应。

情绪浸润模型（A IM） :情绪浸润是指在个体学习、记忆、注意和联想等一系列认知过程中，情绪有选择性的影响甚至成为信息加工的一部分，使得加工结果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

该理论将人的加工策略分为四种： ①直接进入策略：该策略主要依靠已存贮的知识经验进行认知加工，用于那些低个体相关，熟悉的或者没有情绪、兴趣等其他要求的认知任务。②动机驱动的加工策略：该策略用于规定了认知目标，不仅要求准确的动机，还包括具体目标控制和导引的信息搜索与判断过程。③启发式策略：该策略用于那些相对简单，低关联性，缺乏与任务相关知识经验，无明确认知目标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容易受到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如当时的情绪。

此种策略下情绪浸润容易发生。④冗繁加工策略：该策略用于相对复杂的，需要动用大量资源，但动机目标不明确的具有建构性的任务。这种策略下也容易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

A IM模型将情绪一致性效应的发生根据不同加工策略进行了区分，指出了情绪一致性产生的条件。可以对那些并未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和无法证明情绪对认知产生影响的研究做出解释，可能是由于认知任务相对简单而采取了直接进入策略.但该模型并未指明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具体影响过程。

1. 2. 2　心境一致性理论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从心境一致性理论得到一些启发，如情绪、信息等价模型（AA I）告诉我们，在运动训练竞赛中，教练员要指导运动员识别情绪产生的原因，这样运动员的情绪调控方法才有实用性和针对性。如果积极情绪促进运动记忆，那么错误的运动记忆是否也会增多。人在消极情绪下会给予消极信息更多关注，并且回忆出与消极情绪一致的事件，而积极情绪恰好相反。那么如果运动员在赛前处于消极情绪时，可能会回忆起以往失败的情境，而积极情绪会让被试回忆起更多的成功场景，会提高运动员赛前的自信水平。目前，我国运动心理学家运用音乐调节法调整运动员的赛前情绪是符合心境一致性理论的。音乐对于人们的身心有极大影响，其原理主要是音乐的和谐与共振引起机体的相应反应。不同音调、不同旋律的音乐可以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 15 ] 。曾有人做了一项研究，观察音乐对运动员赛前心理准备的作用，在比赛前系统地向159名举重、柔道和古典式摔跤运动员播放三种具有心理调节作用的功能音乐：诱导性音乐、松弛性音乐和动员性音乐，结果发现，这些音乐能使运动员有效地控制赛前的紧张，间接地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暗示以取得比赛的胜利[ 15 ]。当前对运动员赛前情绪过度紧张进行调节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是表象调节法：

赛前运动员在脑中清晰地重现自己过去获得成功时的最佳表现，体验当时的自我感觉和情绪状态，以增强信心，提高运动成绩。这种方法也是符合心境一致性理论的，但为什么最优秀的运动员即使采用过这样的方法训练，在

赛中也收不到较好的效果呢？ 我们在这方面的实证性研究较少，理论性研究较多。心境一致性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在平时训练和竞赛中对运动员最佳表现不能只关注运动员当时完成动作的整体感受过程，而是同时必须要注意运动员当时处在的环境，如果我们在平时表象训练时能把当时的环境呈现给运动员，这对运动员积极情绪的唤醒、诱导是逼真的和可控的，因为按照情绪一致性理论的观点，在表象训练时如果是生动、切合实际的，并包含适合的情绪时，它往往是最有效的。[ ]

2　积极情绪对认知过程影响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2. 1　情绪的诱发方法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2. 1. 1　情绪的诱发方法　随着对情绪诱发的方法逐渐成熟，情绪对于认知过程影响的研究多采用实验法。实验室情绪诱发的方法一般有： ①图片诱发情绪。黎志华[ 16 ]、郑希付[ 17， 18 ]

在相关研究中采用了图片诱发的方法，并且郑希付发现图片的诱发效果好于词语的诱发效果[ 18 ]。②电影片段、音乐诱发情绪。李淑娜[ 5 ]、李芳[ 10 ]、Barbara L. Fredrickson和ChristineBranigan[ 4 ]都通过播放喜剧、悲剧诱发相应情绪，贾静和刘昌也采取了电影诱发方式研究情绪的生理活动[ 19 ]。高妍春在研究采用了音乐诱发的方式[ 13 ] ，而毛浩然采取图片与音乐相结合的方法诱发情绪[ 9 ] 。③词语、阅读材料诱发情绪。词语诱发主要是通过呈现正性、负性词语使个体产生相应情绪。

阅读材料诱发主要是让被试看几则笑话或悲伤故事，庄锦英曾采用过相关方法[ 14， 20 ]。④其他诱发方法：如依靠成绩反馈诱发正负情绪；回忆成长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 21 ] ;根据被试的特点采用相应的指导语诱发，卢家楣和贺雯在诱发学生的焦虑情绪时告知被试即将进行一次重要的考试[ 6 ] ;高鹏程和黄敏儿通过“数字倒数计算任务”诱发被试焦虑情绪[ 12 ]。由于情绪的诱发是在实验室中主试采用一定手段实施，多使用图片、电影片段诱发，很少涉及被试的个人经验，因此需要考虑情绪诱发的外部效度（生态效度） ，也就是说诱发的情绪是否和现实生活中所产生情绪相一致。因此有些实验通过对被试进行测验，然后进行成绩反馈或者通过事先调查能够引起被试情绪反应的相关事件来诱发被试情绪。

2. 1. 2　情绪的诱发方法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在体育运动中，除了听音乐，看电影，通过表象以往的成功运动经验以外，也可以借鉴图片诱发情绪的方法。在运动员训练疲劳、赛间休息时，可以翻看有激励运动员意志、调整运动员心理状态的相关图片，让运动员去感知，去联想，这种方法既能达到激励放松心情的作用，又方便易行。此外，用词语诱发情绪的方法给教练员一些启示，在对运动员进行技能评价时，根据运动员的个性特点，多使用正性词汇，从而达到激励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结合运动项目、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游戏来激发情绪。巫会鹏、张翼在跨栏的教学实验中对培养学生的积极情绪采取了以下手段： ①更新训练手段，丰富训练内容；②教练与运动员之间要建立起融洽的关系； ③提高运动员的审美意识和能力； ④注意口头评价的艺术； ⑤适量负荷原则[ 7 ]。

2. 2　情绪的评定方法及其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2. 2. 1　情绪的评定方法　实验室情绪评定的方法分为主观体验、面部表情和生理指标。主观体验包括： ①形容词核对表。②维量等级量表和分化情绪量表。面部表情包括： ①圆形量表、三维模式图。圆形量表分为两个轴，主轴从愉快到不愉快分为九个梯级，另一个轴是注意2厌弃轴，被试根据照片人物的面部表情在两个轴上进行评定。三维模式图是在圆形量表的两个维度上增加了睡眠—紧张维度。②伊扎德等人的最大限度辨别面部肌肉运动编码系统（MAX） ，表情辨别整体判断系统（AFFEX） 。生理指标包括： ①皮肤电； ②循环系统；③语图分析； ④脑电波； ⑤生化指标[ 22 ]。目前大多数研究仍使用主观体验进行评定，而主观评定和客观生理指标相结合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2. 2. 2　情绪的评定方法对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在体育运动中对情绪的评定主要分为心理量表和生理指标。心理量表以测量焦虑的问卷为主，如斯皮尔伯格的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调查表，马腾斯的运动竞赛焦虑测验，马腾斯的竞赛状态焦虑问卷。心理量表的缺点在于运动员可能无法意识自己的焦虑情绪，即无意识焦虑；运动员故意伪装自己的焦虑情绪，按照社会期望的回答问题；心理量表的准确性与客观性需要进一步思考；大多数的心理量表集中于消极情绪，对于积极情绪的评定较少。生理指标主要是对外周神经系统指标的测量，如心率、血压等，而许多研究表明同一生理反应标准是不能反应不同个体的主观情绪的。情绪是受大脑中枢系统控制的，情绪的评定方法对我们的启示是运动情绪的研究也应考虑脑电波、脑成像等相关指标。此外，也可以通过分析面部表情来研究情绪。

3　结束语。

情绪对于认知过程影响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已引起广大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心境一致性理论”对于我国学者在体育运动心理学领域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开展积极情绪与认知的交互影响研究以及探讨对运动员积极情绪的培养措施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积极情绪不仅可以激发运动员的认知积极性和拼搏进取精神，而且对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发展更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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