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类学；发展历史；发展前景

一、人类学的发展历史

人类学的英文anthropology源于希腊语“人的学问”的复合含义。[1]关于人类学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产生，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思考。人类学的相关思想产生久远，但人类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中叶。在较为流行的北美人类学的知识构架下，人类学主要包括生物或体质人类学（biological or phys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或民族学（ethnology）[2]

西方人类学理论流派主要有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年刊学派、功能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文化相对学派、社会生物学派等。

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人类学派，其主要思想来源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摩尔根、巴斯蒂安、巴霍芬、麦克伦南以及弗雷泽等人。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类学家，如拉伯克、马瑞特等。尽管这些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们彼此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认同人类追求进步的心智和本质一致；社会文化进步的路线和阶段一致；社文化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致。传播学派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西方人类学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拉策尔、格雷布纳、施密特等人。他们相信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文化的采借多于发明，他们主要是从传播的角度重构人类文化史。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及其弟子。该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的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文化相对论成为了人类学的共识。法国社会学年刊派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涂尔干、莫斯、列维布留尔等人。该理论流派既是社会学派也是人类学派。其代表人物各有自己的研究侧重点。英国功能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人类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都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研究文化应该首先研究文化的功能，同时都注重共时性研究。功能学派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典范。结构主义学派诞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结构主义几乎可以说是由列维斯特劳斯独自创造的。他认为尽管社会文化现象非常复杂、多样，甚至极度的无序，但在其中却蕴涵着某种深层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只有极少的一些关键原则在其作用。新进化论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人类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怀特、斯图尔德等人。他们一方面恢复19世纪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的名誉，另一方面提出了与19世纪进化论不同的学说，如文化学与能量进化、文化生态学与多线进化论等。文化相对论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的人类学流派。该学说认为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3]主要代表人物是赫斯科维茨。社会生物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人类学派。该学派以基因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切动物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上的基因，动物的行为，包括社会性的行为，都是基因为保存自己而精巧设计的结果。[4]主要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昆虫学家威尔逊。以上是关于人类学历史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

二、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

人类学在被引入中国的同时，几乎也开始了它的本土化过程。西方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在中国谈及人类学，普通大众基本上是无人知晓，即便在学术界，人类学圈外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门学科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中国丰富的文化；（2）丰富悠久的文献；（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少数民族仍保存着各自的文化传统；（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类学走出国门去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在发展我国人类学时，应注重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当展实际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导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2]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1.

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从“生态文化”角度讲，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发端，同时也就有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人类学，标志着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从人类主位到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位的变化……。在文化生态学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类文化为主位的互动。到了生态人类学时期，这种互动就成了双方互据主位、互为主体、互为主导、互为宗旨的一种平衡的共生”。笔者以为，无论哪个时期，文化本是人类与非人动物之自然生存状态的超越，而人与自然则具有“社会的人”和“自然的社会”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不论怎样，文化因素始终决定其在生存中的主导作用。作为“自然的社会”（可以理解为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结合），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渲染。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还是破坏自然，自然界一经人类参与立刻就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自然界中，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各种条件所依托的根本，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是人与自然界发生效应的各种行为。“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存在，是知识、认识引发人类行为的含金量，人类生活中面对自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看做是文化的传承。例如，举世闻名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上溯元代，下迄清朝，是当地民族生存意愿和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堪称稻作文化的典范。谁都知道，它并非是原生态自然景观，而是人化生态的悉心再造。龙脊梯田除了核心内涵是以水稻种植为手段，提供人们粮食为目的之外，所折射的人类在经年累月劳作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对此，我们不想追随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文化决定环境”观点的骥尾，只想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认证：人与在人类涉足下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非平衡的共生，即使存在着平衡共生，对于宇宙运行而言，也是暂时的平衡，它的被打破，有时作用于带有人类文化色彩的行为；有时作用于大自然对生态本源的影响。由此证明，“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也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的‘无限性’和‘绝对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我们要从生态的角度研究“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重点审视其在人类生态危机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挖其研究视角中“与人有关”的现象。只有找出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耦合运行的文化特点，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

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一、1848年至192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

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分为三类：默默无闻的女人类学家、所谓“不专业”的先知先觉者和声明显赫的女学者。早在女权主义运动爆发之前，许多女性人类学家、男性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妻子们的研究成果就已经陆续发表。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具有开创性并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并没有显现出来。1848年，美国正式发起了女性选举权运动，并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斯尔举行了首次会议。19世纪后半期，女性选举权运动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批准了全国范围内的女性选举权。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人们不断地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自身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家对人类这个种群做了多项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生理性别对个体的社会角色起决定作用”。女权主义者试图将女性的声音纳入体质人类学的范畴，从女性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结论，这为人类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之前的人类学家往往是男性，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男性，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男性，对女性的理解仅限于自己的臆想、猜测或是男性想当然的认为女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一位名为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ClewsParsons）的女性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899年，她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之后她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研究领域转向了人类学。帕森斯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鼓励人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同时，她还认为人类学应是所有自由教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进一步推进了那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帕森斯的一些女权主义观以及对社会文化规范决定因素的独到见解深刻影响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她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西南社会》（SouthwestSociety），她还认购了《美国民俗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同时，鼓励并资助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优秀女人类学家，并在她们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这些都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成功孕育奠定了基础。紧接着的主导人物是爱丽丝•弗莱彻（AliceFletcher），她是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中的一员，也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职业岗位的女性人类学家，主要致力于美洲印第安纳人的仪式和音乐研究。与帕森斯一样，弗莱彻也是一名积极的改革者和活动家。[3]彻致力于研究平原印第安人，但她对妇女选举权问题非常感兴趣，帮助妇女社团创办了妇女进步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Women）。[4]在英国人类学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的女学生菲利斯•凯博蕾（PhyllisKayberry）是女性人类学家的先驱者，她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妇女地位。凯博蕾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工作便是探究男性和女性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她在《草原上的女性》（WomenoftheGrassfields）一书中针对性别关系开展了一项系统性调查，书中重点讨论了女性的劳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揭示在经济发展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女性所做的贡献。[5]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关心女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人士，尤其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生理性别并不能决定个体的社会角色。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到的选举权，为女性的政治地位的改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一批专业的优秀女性人类学家正在慢慢成长起来。

二、1920年至198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产生阶段

女性人类学家注意到之前的民族志里处处充满了男性意识的偏见，人类学家多数是男性，在做田野调查时总是有男性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概念，“理所当然”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主导，完全忽视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女性与生产经济活动的联系，这使得早期的民族志无法真实描述田野工作地点的文化与习俗。女性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女性的行为开始同男性的行为一样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并有相关描述，开始努力记录女性的各种活动和经历，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1928年，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ofAgeinSamoa），此书创作之初，她将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问题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等问题带去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经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后发现，这里的居民文化中根本没有青春期这一概念，对儿童成长为青年的这一过程在当地文化中也没有受到关注。[6]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人类学这一学科开始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1935年，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andTemperamentinThreePrimitiveSocieties）出版，分别对居住环境完全不同的三个原始部落人的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研究与比较，用扎实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力图探索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行为规范到底是文化因素还是生理性别因素造就的，并从深层次研究了社会中所谓的“正常行为”与“不正常行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男性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气质并不是由人们的生物性特征决定的，男女不同的性别气质根源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在一个社会中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主要是因为不符合该社会文化的期待。[7]米德的这两本书不仅在普通大众中广受欢迎，而且奠定了性别的文化决定论。用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再现了社会文化（而不是生物性别）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此时的女性人类学家将性（sex）与社会性别(gender)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之前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性由生物学决定，而社会性别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这一时期的一些概念通常使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划分，比如，性与文化、男人与女人、工作与家庭。这样的划分法不允许术语间存在重叠。米德为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做了重要贡献。她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多样性，这也使得她可以摒弃偏见，理解“自然”（natural）这一概念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米德是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创作了很多人类学方面的作品，研究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分离了控制人类行为和个性发展的生物和文化因素。[8]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代表作《第二性》（SecondSex）出版，这本著作指出，一直以来，女人这一概念都是由男人定义的，女人只有去打破这个定义，才能让男人定义而产生的风险远离自己。[9]1963年，“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一书出版，她在书中讨论了在家庭内部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并对现代女性是否会满足于传统角色这一问题提出质疑。[10]这两本著作对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本著作引发了1974年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大讨论。这次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米歇尔•罗莎（MichelleRosa）把男女不平等现象归结为男女分别活动在公共范畴和家庭范畴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种男外女内被片面地理解成男尊女卑。露西•斯洛克姆（LucySlocum）认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男性为主，以欧洲为中心，所以存在偏见，批判了男性狩猎论（man-the-hunterhypoth-esis）即，基于生物学差异而导致的工作和角色的简单分配理论。[11]路易斯•兰菲尔（LouiseLamphere）认为，女人、文化和社会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做田野调查时必须进行更大系统的分析，以理解性别之间的不等关系。[12]简•科利尔（JaneCollier）和西尔维亚•亚娜基萨科（SylviaYanagisako）深入分析了社会性别的构成。葛尔•罗宾（GayleRubin）认为必须将性别问题搬到人类学层面上来讲，并且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系统”（sex/gendersystem）这一女性主义人类学概念。[13]谢里•奥特纳（SherryOrtner）认为，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现象，根源在于意识领域里女人被看作是自然，男人被看作是文化的象征，文化总是高于自然，自然从属于男性。[14]在这次广泛的大讨论以后，女性学的研究（women’sstudies）正式成为了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anthropology）。[15]

三、1980年至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议题得到绝大多数妇女的肯定，在个人和集体诉求上成为普遍接受的话题。[16]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女性领袖不仅是该国优秀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经成为民族与发展的共同象征。虽然大多数女性从政者依然是在父权政治的构架中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作为女性的模范样板，她们对社会禁忌的破除与对年轻女性的冲击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人类学学术界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批判理论中，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20世纪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想的影响。开始研究后现代话语，鼓励人们评判政治，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等，认为这样是女性多元化范畴的重要特征。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承认所有女性的需求和经历均不相同，所有理论均受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生产与工作、生育与、性别与国家这三个问题上。[17]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提倡解构“男性”和“女性”这一对二元范畴，既不要男尊女卑也不要女尊男卑的二元结构，而是建立一个包含两性特质的、多元的、涵盖一系列中间色的色谱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既是解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要解构的是原有的概念、意识形态、路径和方法，它要建构的是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重视妇女阶级、种族、文化和人种的不同，凸显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女性所处的“他者”的地位。这比仅仅把女性看作被压迫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具有更多的含义，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超越了以往的一切辩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第一，实践理论。简•科利尔（JaneF.Collier）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个概念，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复杂整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来理解，所有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实践。[18]实践是由真实的人所做的真实的事，文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应当研究人类如何表现，而不是考虑他们身上具备的品质。这是对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观点中认为女性不具备象征性地位的驳斥。此外，该理论还对如何再现系统提出了质疑，因为系统之间存在不平等、不稳定以及矛盾问题，所以不能将所有事物都用二分法进行划分。第二，关系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反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得到发展，该理论认为女性不应该穿上西装进入男人的世界，而是应该改进其内在本质与积极性。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玛丽•戴莉（MaryDaly）和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批评文化女性主义忽略了那些创造出价值的压迫力量。最终，形成了一种“消极女性主义”（negativefemi-nism），这一理论撕裂了概念而不是建立概念。[19]第三，表演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关注生产力，不强调话语意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认为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利益竞争和不同优势之间的竞争，所以女性和男性的地位会不断发生变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lter）的《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认为性别角色及特征是表演的结果，人们的衣着、行为举止都是表演的道具，社会又将此固定成社会性别模式。因此，打破男权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男女混装”这类手段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分野。[20]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性别差异乃至性别压迫就有可能消失。第四，酷儿理论，是一种将其本身定义为反“常态”的理论，挑战了异性的规范性以及人们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强调了社会化对性认同的影响。酷儿理论试图超越传统观念来研究性别领域。该理论一直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和戴安娜•菲斯（DianaFuss）的强烈影响。

四、女性主义人类学在中国

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

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1.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学科研究内容主题的归类分析，二是已有的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三是较成熟的相关母系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析，四是对前三项研究加以归纳演绎并寻求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出发展中新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研究范式为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明确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