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社区文化 建设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1 社区文化的概念

何谓社区文化?我国有关社区文化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首先在城市兴起,近几年来,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给社区文化的内涵做出界定,观点不同,重点各异。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人们所创造、孕育、形成的人文环境、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也有人认为：“社区文化指的是特定社会区域当中人们各方面的行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既包括这一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包括该区域内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生活习俗、审美方式、娱乐时尚等。”但大致可归纳为狭义的社区文化和广义的社区文化。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内文化现象的总和，即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形式等。广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广义的社区文化最主要的就是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社区的物质文化，包括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自然环境指社区所处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自然景观构成的氛围；人文景观包括社区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社区建筑设计指社区内的文化活动室、图书馆、电影院、博物馆等；景观设计包括社区内的草坪、树林、花坛、喷泉、雕塑等。二是社区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社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规范及各种文化活动。精神风貌则是通过社区群众的文化活动长期培养形成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观、审美观、艺术修养、生活情趣、伦理道德、等；社区生活规范既包括保证社区各种群众文化活动正常进行所建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也包括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行为规范；文化活动是指社区开展的各种科技、体育，艺术、娱乐、宣传等方面的活动。

2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社区文化建设的支撑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虽然是我国学校的一项教育活动，但是由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全面影响，因此单靠学校方面的力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不够的，应当把它看作一项系统工程，多方位、多渠道、多途径地加以实施，从而建立一种以学校为主导，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并富有成效。

社区文化建设在协调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它能统筹三者的教育力量和因素，使三者形成合力。首先，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指导家庭教育。社区是由每个家庭构成的，家庭又是心理教育的发源地，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家庭对孩子心灵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何指导家庭教育，社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通过向广大家长宣传国家的教育方针、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交流推广科学教育子女的经验，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同时也帮助家长提高他们自身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其次，通过“区校共建”，使得“区校共赢”。学校组织学生以不同形式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如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社区文体活动等，不仅拓展了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同 时也加快了社区文化建设的步伐。社区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为学校提供实践基地，让学生拓宽视野，了解社情、民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 社区文化具有潜在而重要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人是环境的产物，古人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形象地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年中，学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社区中度过的。因此良好的社区文化和校园文化一样也是陶冶和滋养学生心灵的重要环境，它同样会对生活在其中的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他们健康发展。社区文化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社区的物质文化具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从自然环境来看，社区是一个个特定的地域聚落，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如广袤坦荡的草原、明净婉约的水乡、博大深遂的大海、雄伟秀丽的大山，这些自然环境无疑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正如乌申斯基所说：“美丽的城郭、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蔷薇色的春天和金黄色的秋天，难道不是我们的教师吗？……我深信美丽的风景对青年心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教育家的影响是很难和它匹敌的。”从人文景观来看，社区的建筑设计，直接影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如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社区，配有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少年宫、电影院、体育场馆及健身馆等等，利用这些设施，通过直观的、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知识教育，能够开阔孩子的视野、陶冶孩子的审美情趣、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等；社区的景观设计，以绿化为例，绿化可以净化空气，减少环境污染，增进人的身体健康。但绿化的意义决非仅仅如此，当身临在草木葱茏,绿树成荫,花香四溢的社区中，人们自然而然会滋生出一种轻松健康的心境和热爱社区的情感。

其次，社区的精神文化具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与物质文化相比，社区的精神文化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就更为直接，更为持久。从社区的精神风貌来看，个体所处的文化氛围中普遍流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等，都会在其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进而影响他的物质生活、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伦理原则和行为取向。如积极向上的精神气氛，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健康简约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培养出一代有教养、讲文明、懂礼貌的孩子；从社区的生活规范来看，规范是社区的行为准则，是约束个体行为的有效手段。它对个体的行为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一般说来，社区的风俗习惯是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大都会以风俗约束其行为；而社区法规和其他规章制度则是明文建立的社区规范，它同样必须为每一个体所遵从。社区是孩子与社会发生交互作用最初始、最基本的场所，在孩子生活的过程中，其生活规范也逐渐为孩子所内化；从社区的文化活动来看，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形式，通过组织广大社区居民开展大家唱、大家演、大家跳、大家练、大家写、大家画、大家读、大家讲等文体活动，吸引社区青少年广泛参与，可丰富生活，强健体魄，培养健康人格，并引导青少年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4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路

社区文化建设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的系统工程。如何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条途径：

4.1 注重社区“硬环境”建设

所谓“硬环境”，指的就是社区的物质环境，是一种“静态文化”。优美整洁的社区物质环境对学生的心理、行为既有导向作用，又有约束功能，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学生爱美、爱社区、爱祖国的高尚情操。为此，社区应努力做到：

(1)美化、绿化、净化社区环境。优美整洁的社区环境能让学生感受到文明环境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与约束，使学生从心灵深处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和社区环境的完美融合。如新疆克拉玛依市向阳北社区的做法就值得提倡，他们通过组织居民集中学习、办黑板报、宣传栏、张贴宣传单等形式，对居民进行“六不”社会公德教育，即：①不损坏花草树木、林带道路；②不在住宅楼旁乱搭乱建违章建筑；③不乱倒乱扔垃圾；④不在楼道等公共场所乱堆乱放杂物；⑤不在居民区、楼道内等墙壁上乱贴乱画；⑥不随地吐痰和大、小便。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提高了辖区居民的思想认识。除此之外他们还充分发挥辖区内少先队员的作用，利用每年暑假的机会，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爱花、护树小分队，让他们每人都认养一块绿地，积极参与环境绿化活动，这样做既培养了孩子们的公德意识，也使他们从小养成维护环境卫生的良好习惯。

(2)加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首先社区应重视各种教育基地的建设，如劳动实践教育基地、科技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环保教育基地、社区雏鹰学校等，使之成为青少年在社区开展活动的重要依托，社区可以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到挂钩工厂、企业参观访问，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劳动的意义，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其次社区应该在其自身物质条件范围内努力办好各类培训班、文化站(室)、社区展览馆、学校、图书馆、书画室、游泳馆等适合青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娱乐休闲活动的场所。如天津市河北区98个社区都设立了社区青少年学校，2006年暑假，该区所有的学生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开学通知”――“河北区中小学生参加社区青少年学校活动联系卡”，要求同学们到所在社区的社区学校报到、上课，暑期结束后，要将联系卡交回学校，作为假期表现的考核依据。以东海花园社区为例，当年暑假他们就安排了包括当一天“居委会小主任”、志愿者小分队义务服务社区、参观觉悟社等活动，让学生们在参与中受教育，在活动中体验快乐，在实践中提高素质。

4.2 注重社区的“软环境”建设

所谓“软环境”，就是社区的精神环境，这种“看不见、摸不着”或者需要通过活动加以体现的精神环境构成了社区的“动态文化”。与“静态文化”相比，社区的“动态文化”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具有持久性和渗透性。为此，社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社区的“软环境”建设：

一是要加强社区制度建设。制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得社区各项工作井然有序，使社区成员行为有章可循，特别对于社区居民中的一些不良习惯、风气，更需要建章立规加以规范和约束，以增强社区居民的纪律、法律观念，弘扬社区正气。如上海市卢湾区通过居民文明公约形式，把公民道德建设引向社区，形成了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道德建设新机制。只要出现不文明的现象，居民群众就会根据公约规定，以居民的公共道德约束力来制止不文明行为。此外该区还采取与基层民主自治相结合的办法，逐步确立了以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为主要内容的“三会”制度，居民们通过召开“三会”，协调解决问题纠纷，提高道德素养，开展相互监督，进行自我教育。

二是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如举办活泼新颖的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等、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及广场文化活动、组织“美化家园”、“植绿护绿”，“楼道书画展览”、“家家有歌声”、“纳凉晚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青少年爱祖国、爱城市、爱社区，形成崇尚先进、团结互助、扶正祛邪、积极向上的社区道德风尚，让青少年在这些活动中切实感受社区是自己精神生活的又一乐园。如安徽省安庆市荷花塘社区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少年开展法制教育、科普小制作、科技夏令营、“争做文明小公民”等寓教于乐的活动来陶冶孩子们的情操，不断提高社区青少年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叶一舵. 现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开明出版社. 2003.

[2] 王进. 论开展校园周边社区文化建设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及思路.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03, (16(2).

[3] 殷建华. 浅谈我国社区发展对学校心理教育的环境作用.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01, (17)

[4] 张华. 浅议校园文化与社区文化的互动.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3,(6).

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2篇

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取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方位研究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协调各系统内部及系统间关系，推进系统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交流，从而形成教育合力以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根据生态学理论提出了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初步探索，以论证其可行性。对这些研究进行回顾，发现我国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需要研究者和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断努力。

关键词:

生态学取向;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践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倡导，心理健康教育逐渐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生态学理论对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进行审察发现，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聚焦少数存在心理问题的个体，更应立足于整体，关注所有学生，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1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来源

1979年，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首次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把成长中的个体看成是受其周围环境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关系系统。根据该系统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将其从内向外依次分为四个子系统:最内层为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接触的环境;中间系统是第二个层次，指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外层系统，指个体未直接参与但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环境系统;位于最外层的是宏观系统，指社会文化价值观、风俗习惯、法律制度以及其他文化资源。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要研究个体的发展就必须考察个体不同社会生态系统的特征。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下，莫茨等人和帕玛瑞格于1999年提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定向(ecologicallyoriented)或称生态学理论(thetheoryofecology)。该理论认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要综合考虑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多重影响因素，即不仅需考虑学生的个性特征，还要综合考虑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各因素之间所存在的交互作用。心理健康教育应该突破聚焦有限的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咨询，从障碍定向治疗观拓展到以增强能力为主的提高定向观上。按照生态学观点，学生心理健康由其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所决定，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是生态环境系统适应性调解后的必然结果。生态系统理论作为心理学的新兴的基本理论，可以给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全面的指导。

2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

莫茨等人在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理论时就对这一理念的具体含义及实施方法作出了说明。该理论认为，生态学定向包括:(1)对青年学生的干预应该和在环境系统中的变化相联系;(2)在教师、学校、家庭和社区间构建起预防和干预的桥梁;(3)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用交互作用的观点看待学生的个体行为;(4)改变环境系统中多重变化的过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了探索。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吴曼、吴诗涌(2008)［1］对生态学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李涛(2013)［2］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了立足于实践的生态学模式。该模式包括:(1)确定目标: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为目标;(2)把握原则:把握好工作主体的全方位原则，工作方式的多途径原则和监控系统的动态化原则;(3)丰富内容: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运用多种形式和内容挖掘学生的潜能;(4)拓展实践途径:从学校、家长、社区、社会等各个层次的生态系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这一模式从多方面构建了生态学取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在政策、方针和具体实施方法上作了详细说明，但它依旧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需要不断完善。相对中小学而言，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更多的重视，普及工作更加完善。虽然近两年才开始专门探讨面向大学生的生态学取向模式，但理论成果更加丰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李玲［3］(2015)的模式。她认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模式构建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管理机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资源等五个方面。李永兰［4］(2014)针对高职学生所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学体系是以心理健康教育为框架，从组织管理体系、业务工作体系、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和生态环境体系四个方面运用生态学理论。李玲的模式倾向于一般的教育模式，在宏观的教育模式基础上加入生态化的理念。而李永兰的思路更贴近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思路，体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这些模式主要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提出了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模式，传统模式的框架依旧明显。近几年来对生态学取向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越来越多，需增加更多的生态学理论指导，以突破原有框架的束缚，实现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更大程度的结合。同时，模式的发展需要针对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的教育环境系统作进一步的细化和个性化的完善。此外，对特殊群体的生态学模式构建也需要引起广大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关注，比如张庆、陈燕［5］对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学支持系统的建构;李成才［6］在文化生态视野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等。对这些特殊对象的模式探索虽处于萌芽阶段，却标志着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正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希望在更多的对象、场合中有效运用。

3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实践分析

在实践中引入新理论前，我们应重新审视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做到个性化、本土化的应用，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内容不全面、方式不丰富、针对性不强和人员素质不齐等不足，生态化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为这些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关文薇［7］和杨峰［8］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现状，提出构建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可以从教育、咨询、管理、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等五方面展开。教育上，他们认为要坚持思想品德教育与心理教育结合，采取必修、选修课程与讲座报告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心理健康的普及教育，组建社团开展各类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自我教育，推动心理自助与互助;咨询方面，强调预防和干预并重，坚持心理测评普查与访谈结合，个案与团体咨询及远程咨询相结合;管理方面，坚持教学、科研与学生管理结合，学生日常管理与预警系统建设紧密联系;队伍建设上，坚持心理学专家、德育工作者、医生相配合，专职与兼职结合，构建心理工作与全员育人的桥梁;理论建设方面，坚持西方心理学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理论与方法结合，理论的应用要符合实践的需求。这些方法都为生态化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二人在实施方法中偏重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然而心理健康教育有其特殊性，在条件允许时尽量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条件不具备时考虑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备选项。具体而言，在管理中，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日常管理的结合，可建立院系年级、班、寝室的学生心理信息系统，及时了解学生心理动态，发现并解决存在的心理问题。队伍建设是体现生态学取向的最明显的方面，我国学校中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数量远不能满足这项工作的需求，需要从各级环境系统中发掘协助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资源。理论建设上，可充分考虑在各级环境系统中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

4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研究展望

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取向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新范式，孕育于21世纪初美国改革学校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的热潮。在倡导综合利用社会的所有资源来为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的时代要求下，产生了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生态学取向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从了解到干预再到评估都要需要综合的、系统的理念进行指导，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效与质量要用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来衡量。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晚，心理学生态取向的相关研究近十几年才获得关注和重视，近几年来对这一理论的模式研究不断增多。在这些研究中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以我国的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引入生态学理论，借鉴国外该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次，对于模式的探索已经遍及中小学和大学，甚至涉及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等特殊群体。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生态学理论取向获得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同时，研究者们参考了我国国情和各级教育体系的差异，有机地结合生态学理论开展研究。我国对于生态化取向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探索虽已初见成果，但实践探索却为数不多。未来，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应是将这些模式因地制宜地运用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切实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生态化理论只有落实在教育工作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为此，需要研究者们更加深入地学习生态学理论全面、系统的取向，充分考虑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深入改革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积极将生态化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运用于实际工作中，让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和完善理论。不论是模式构建还是实践分析，我国生态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仍然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在实践中运用还需要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一线工作者的不断尝试。因此，生态心理健康理论以及教育领域中的普及和应用任重而道远。

作者：蔡婉君 单位：福建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吴曼，吴诗涌．生态学视野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初探［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2(3):41—44．

［2］李涛．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模式初探［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9(20):160—161．

［3］李玲．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学模式构建［J］．教育与职业，2015，(7):60—62．

［4］李永兰．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化体系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3(1):70—74．

［5］王金元，何侃．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化支持系统的建构［J］．南京特教学院学报，2008，(3):40—44．

［6］李成才．文化生态视野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3，(11):57—59．

［7］关文薇．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谐生态系统研究［D］．西安:西安科技大学，2011．

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3篇

一、课题实施步骤

在课题实施之前，将总目标进行如下几方面的分解，即：生命健康教育的内涵及目标界定，生命健康教育课程的主要范围及实践框架的形成，生命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怎样具体实施生命健康教育。分解目标的目的，在于使研究目标与课题实施起来有方向、有计划、有步骤。

（一）生命健康教育的情报研究

国内外开展生命健康教育的现状、国外开展生命健康教育的做法和全国其他地区开展生命教育的实践对我省大学实施生命健康教育的启发。

（二）生命健康教育的理论研究

包括生命健康教育的内涵及目标，生命健康教育课程的主要范围、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命健康教育的实践框架。

（三）生命健康教育的实施途径与方法研究

在大学一年级开设生命健康教育专项课程，在其他学科教学中渗透生命健康教育的实践性研究。建设校园文化，开展生命健康教育社团活动，将生命健康教育与创造教育及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开展校外生命健康教育主题活动，拓展校外生命健康教育资源。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收集国内外有关生命健康教育及其课程研究的文献资料，分析学校已有的关于生命健康教育的研究成果，以此作为制定研究方案和教育规划方案的理论基础。

（二）调查法

调查学生家庭、社区生命健康教育状况，学生生命健康意识和行为现状，之后进行学生生命健康意识和行为实践的比较分析。

（三）经验总结法

在每一研究的阶段均要总结经验，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

（四）对照组研究

选择不同的大学，专业不限，班级随机抽样，对开展生命健康教育课堂教学、实训、生活实践的对照组进行分析研究。

（五）归纳整理法

对材料去伪存真，经历“实践―探索―总结―调整”的过程，获得对生命健康教育规律性的认识。

三、相关理论支撑

（一）人的生命健康理论

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人的生命健康理论认为：人的全面健康不仅指在身体上没有疾病，而且还包括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完好状态。科学发展观也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个体全面、和谐发展。

（二）现代教育课程理论

我国教育改革提出，课程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经历，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课程要以德育为核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积极的情感。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赋予学校合理的课程自主权。课程不局限于文本型的教材，提倡师生共同开发和建设学校课程。

（三）现代医学心理健康理论

心理学里有四种主流理论，包括精神分析理论、人文主义理论、行为主义理论和认知理论。对“幸福感” “和谐”“生命健康”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关注点。

幸福感是人的“自我感觉”，也是心理健康的一种很重要的品质。心理健康的另一种重要品质是“和谐”，即内心的和谐。所谓的内心和谐就是指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眼前的处境、将来追求的目标、现在所能够做的，使各个方面的事情之间能够达到和谐一致。生命健康教育的研究，就是从人的幸福感以及和谐发展方面来关注生命质量。

四、研究内容

（一）研究背景

生命健康教育，最早源于20 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死亡学和之后发展起来的死亡教育、生死教育。美国的杰?唐纳?华特士是第一位倡导生命教育的人。国内外开展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较早，大量科学研究显示，学校开设生命健康教育可以有效地减少学生中危害健康行为的流行，如抽烟、酗酒、同性恋、网瘾、暴力等。现代生命健康教育最早是从学校教育中的单项内容开始的，1840年美国部分学校开始设立“急救”课。20世纪90年代，生命教育在港台地区迅速推进，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实施的出发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生命与生存、生命与尊严、生命与价值、生命与发展、生命与社会等问题迫切地摆在了学校教育面前。2002年8月，生命教育被英国政府纳入学校的正规教育，生命教育课程在国家正式课程中占有重要一席。21世纪，西方学者纷纷进行了一系列生命教育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也逐步认识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关注这一问题。2003 年4 月8 日，湖北省召开了“防止高校学生自杀专题会议”；2004年4月，在杭州召开“两岸三地教师、课程与人格建构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香港、台湾等地的40多位专家、教授呼吁重视校园“生命健康”教育理念；2006年12 月28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教育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联合支持，以“优化社会环境与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在北京举办，北大、清华、人大在内的67所学校的专家和来自全国的教育人士探讨了生命教育在中国的现状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教育体系等问题。

（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生命健康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认同性

影响生命健康的文化认同性的因素，涉及学生、教师、家庭和社区的共识性。没有对生命教育的共识，就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节、学校教育与社区舆论冲突等问题，从而影响生命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2.生命健康人格内化过程中的评价问题

生命健康教育中的人格内化是一个高层面的问题，其评价的量化问题极其复杂，教育工作者难以把握评价的过程。鉴于评价是生命教育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促进生命健康教育趋向本真和凸显实践效应的问题，即使存在难度，教育工作者也要勇于实践和探索。

（三）实施过程

课题组成员对国内外大学生命教育的情报资料进行研究之后，确定以开设生命健康教育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作为学校实施开展生命教育的突破口。对以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等形式开展生命健康教育课程的大学展开调查，并对开设专门的生命健康教育课作为学生必修课的大学作重点研究，关注大学中较为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训练课程。

通过在江西省多所大学一年级学生中开设生命健康教育课程，把生命健康教育与学校的专业教育教学全面结合。课题组在大学教学课程计划中建设性地开设了生命健康教育课与求生训练实践课程，组织学生进行危险情景下的模拟求生训练。总结学校生命健康教育与相关学科学习有机结合的经验成果，定期进行交流。具体做法有：

在大学开设生命健康教育课程，并通过校外活动、班级活动、社团活动等机会举办生命健康教育专题讲座及相关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师对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生命健康教育咨询和辅导，建立学生的生命健康档案，实现学校和家庭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优化家庭教育环境，随时关注学生生命健康意识动向。

开展以学校社团、班级等为组织单位的生命健康教育主题游戏活动、求生训练，营造校园生命健康教育文化氛围，利用校园板报、广播、征文比赛、小品演出等对大学生进行生命健康知识普及教育。

学校的教育理念应以健康为首，在开展生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中，将人文和科学相结合，引导学生掌握生命健康的含义，指导学生将健康融入自己的生活中。讲授健身知识，指导大学生开展健身实践，有效培养学生健身的能力和终身健康的意识；讲解掌握必要的医学知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生命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增强自我保健能力，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调控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自身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构建大学生生命健康教育实践创新平台，激活学生探究性学习及个性化发展的潜能，为高校健康教育注入生命力。

五、研究成果及意义

课题的创新点在于确立了“三线一面”生命健康教育课程工作格局，使生命健康教育的课程落实、教育研讨、专题活动三线互为融合，使生命健康教育融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面向学生群体。

一是构建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生命健康教育课程。在大学试点开设了大学生生命健康教育课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生命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可以说是我省大学生生命健康教育的一个亮点。生命健康教育教材，不仅仅是指生命健康教育的文本教材，还包含了形成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课程的要素和生命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基础条件。生命健康教育课程的基本要素包括知识、技能、经验、活动、方法等。生命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基础条件涉及人力、物力、财力，如教育设施设备（图书馆书籍、实验室、校园网络）、教育媒介、师资队伍、校园文化、社区支持等。这些基本要素和基础条件直接影响着课程实施的状况、水平和质量。

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18]陈世敏(2003).健康传播话从头.传播研究简讯（台湾）,(1). [chen shimin (2003). brie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wan). (1). ]

化学与健康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路径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6.110

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和思想道德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需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共同解决，单纯依靠某一方都不可取。坚持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做到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增进实效，已经成为摆在当代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为切入点。

1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的依据

1.1 协同理论

协同学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构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能够产生协同作用，从而使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状态，并成为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其强调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以实现整个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形成超越各自功能总和的新功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二者在发展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解决问题的层面、教育内容侧重点、教育具体目标等个性要素，也形成了包括社会、学校、教师、学生等多个共性要素，二者可通过互为补充、互为整合为一个系统，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充分发挥系统各要素的功能，形成协调、同步和合作的整体合力，产生协同效应实现系统优化，从整体上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协同学理论为二者协同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1.2 政策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的通知》（教思政厅[2011]1号）中指出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出台的系列政策文件始终要求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开创工作新格局。政策文件为二者协同提供重要的支撑。

1.3 现实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我党和高校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相互交织的新境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和手段不能较好满足新时期的需求，极大的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部分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大学生思想现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大学生社会阅历较浅、心理发展不成熟、自立适应能力有限等原因，较多学生在学习、就业、人际交往、情感、适应等方面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产生了各种心理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为二者协同提供了契机。实践证明，二者协同将更有助于教育问题的解决。

2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的价值

2.1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政治等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意识，提高心理调适能力，预防和化解心理危机，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意志品质。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旨在培养综合素质高和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层次人才。尽管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具体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把综合素质高作为培养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将有力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等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带动科学文化、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升，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2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将有利于丰富二者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心理健康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心理条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教育方法和工作思路。思想政治教育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决定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向和成效。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可移植心理健康教育尊重学生人格、注重双向互动、平等交流、倾听沟通的教育理念；借鉴心理健康教育采用的个别访谈、心理咨询、心理测验、角色扮演等教育方法；主动吸纳心理健康教育的情绪调适、人际关系、挫折应对等方面内容。

2.3 营造和谐稳定育人环境

教育活动的开展和人的思想道德、心理品质的形成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环境影响着教育活动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也离不开环境。二者的协同将有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二个系统环境因素的协同，当然并不是环境的简单叠加。协同优化了教育环境，教育环境的优化促进了协同的深入开展。二者的协同分别影响和改变着各自的环境。环境依据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依范围来分可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依性质来分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依形态来分可分为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所营造的和谐稳定育人环境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硬环境与软环境、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有机结合。

3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的路径

3.1 管理体制协同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首先要解决工作机制和管理体制问题，特别要加强管理体制方面的协同。高校要加强党委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直接领导，预防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两张皮”或缺位现象，成立校院两级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及时解决和处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增强两方面工作实效；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总体规划，全面安排和部署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经费同步纳入年度经费预算且专款专用，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择优配齐配精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加强工作队伍的考核管理，提高工作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管理体制协同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协同的首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协同的深入开展。

3.2 课堂教学协同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心理健康教育课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载体。高校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教学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系统讲授和心理健康知识讲授，真正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交融，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知识和教育。可邀请专家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开设专题讲座，或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网络课程，不断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同时，在专业课程教学中，也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引入，在提升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

3.3 社会实践协同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锻炼综合能力，全面提升素质的重要途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勤工助学、寒暑期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行动等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要抓好社会实践这一重要支点，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社会实践领域的交融，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元素和项目，不断增进广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和对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理解，激发学生责任感、使命感及自我成就动机，同时，可以提高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增强大学生抗挫折的能力和良好的意志品质。

3.4 教育队伍协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要包括辅导员、班主任、两课教师、专职政工干部、学生干部队伍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主要包括专兼职教师、兼职心理咨询师等，二支队伍存在一定比例的交叉和重合。高校要认真做好两支队伍协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两支队伍的有机配合，一方面，要加强对党总支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等政工干部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培训，帮助其了解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基础理论和心理危机干预实操，使之能及时解决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培训和考核，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理论素养。同时，还要加强两个子系统的工作队伍的交流学习，分享工作中的经验和心得，从而实现彼此的互助和协作。教育队伍协同根本目的是通过提升队伍的综合能力素质来提升工作的实效。

3.5 校园文化协同

校园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校园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广大学生陶冶情操、构筑健康人格和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举办征文比赛、知识竞赛、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通过开展心理知识讲座、心理咨询等活动，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通过摄影比赛、书画展览、音乐欣赏等活动，激发大学生审美情感，提高审美能力；通过歌咏比赛、琴棋书画、体育比赛等文体活动，起到陶冶情操、磨炼意志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骆郁廷.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孔晓东.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