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第1篇

中国传媒大学 100024

[摘要]政治知识传播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促进国家政治理念稳步推进、良好发展的工具。本文结合曼海姆相关思想，认为政治知识是主体社会存在的反映，具备历史性、发展性和实践性等特征。在国家、社会层面，我们不仅需要警惕政治知识传播的客观主义、反历史主义倾向、重视政治知识与上层建筑的紧密互动关系，还要根据当代媒介技术带来的认知方式变迁挖掘有效的知识传播途径，保证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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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曼海姆；科学政治学；政治知识；政治知识传播

“政治知识”是人关于社会、国家、历史、社会政治生活、制度、原则、政策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是形成特定地域内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础质料。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政治知识”以政治信息的形式出现，提供一套特定的政治内容、认识结构以及指导性的政治实践活动方向。从传播主体上讲，从事政治知识传播的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利益集团。前者主要传播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核心政治思想，后者则表达来自社会的政治愿望、目标和利益诉求。可以说，政治知识传播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促进国家政治理念稳步推进、良好发展的工具。那么，在国家、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政治知识传播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才能确保不同政治知识之间有效的交互、融合？政治知识传播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才能保证它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上的最大效果？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结合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背景下的相关政治理论回答上述问题。

要深入探讨“政治知识”的特性和传播，我们必须首先对“知识”做出正确的定位。一般地讲，知识是通过学习、实践或探索所获得的认识、判断或技能。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知识的客观标准（如数理知识）有自明性，所以往往被赋予“客观”、“普遍”与“真理”的美名。这种定位对自然科学知识固然有效，但用于衡量政治知识则差之千里。这是因为，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看法和判断一方面取决于地域、文化和习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与活动主体的意志、地位、利益、愿望、经验和习惯有关。在曼海姆看来，这些因素并非理性所能解释，因而相应的政治知识也就没有客观或不客观可言。对此曼海姆说道：“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为历史的总体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1]（p153）。此外，曼海姆认为一切政治知识都以实践为导向，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寻求实践活动指导的产物。人们按照他们所的环境积极地参与、改变国家、社会环境或维持一定现状。正是这种参与活动的倾向为政治知识的形成提供了认识导线，也使政治知识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当中。

按照曼海姆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知识具备历史性和发展性。明确这两点特征，有助于我们警惕个体层面政治知识传播的客观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倾向。在信息传播发达的全球化政治背景下，我国很多学者注意到中西方政治在本质和现象上的差异，亦然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不仅缺乏对前者所形成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其直接具备的时代性意义的考察，而且直接排除了它从起源到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和变迁细节。这种客观主义认识倾向必然导致政治知识传播的不客观性，并把社会主体对西方和中国的政治认识引向歪路。此外，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直接对比我国政治现实，而不是基于文化、政治、社会等多方面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无根基、反历史的，必然不能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建设性政治意见。

当政治知识满足了特定的实践需要，发挥出构建国家、政体、民族、社会的理念功能，它就上升为一种国家上层建筑。那么，成型上层建筑和不成熟的政治知识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曼海姆认为，“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1]（p192）换句话说，政治知识的光辉不应被上层建筑所掩盖，而是应该与后者交互、碰撞、融合。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是社会个体、群体、阶层或集团政治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处境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政治知识的内容不一定符合完全国家发展的需要，但是一定符合表述它的主体。因此，国家必须重视社会中表达的政治诉并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使其与上层建筑通过良好互动创造新理念、新道路，避免以绝对主义或整体主义的逻辑缩小政治知识的意义。

最后是关于传播方式的问题。“政治知识”传播与一般的传播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制造短暂同意来操控舆论、控制群众或避免国家、社会的潜在冲突，而是建构社会共识、达成社会整合的手段，这种手段试图使“政治知识”的内在认识结构被传播对象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依据。在曼海姆看来，传播政治知识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系统化、理论化为主要形态的“唯理智论”，另一种是个体化、艺术化的“浪漫主义”。很明显，前一种传播方式表现出同质化和理智化的倾向。对此曼海姆说道，“主观的、情感的冲动和个人的关系都被尽可能地置于脑后，只在与实施有关的基础上考虑彼此相对的各种抽象的可能性。”[1]（p182）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的产生以实践为导向，其传播和普及也强调主体的投入性。而唯理智论的传播方式切断了与从事实践的、寻求具体行动方向的人的联系，其效果必然空洞、无味、缺乏感染力。相比之下，曼海姆更推崇“浪漫主义”传播方式，它广泛融入了感觉、意志、兴趣、偏好等认识因素，能在认知互动中引起传播双方情感共鸣，并以非理性的情感化方式完成政治知识的普及并确立实践目标。从今天来看，曼海姆提倡的“浪漫主义”传播方式恰恰能有效结合新媒体技术带给人的认知结构改变：传播对象所能接受的是“政治知识”不是文字，而是图像、声音组合起来的情境、叙事或是故事；他们通过“政治知识”获得感官愉悦，而不是知性满足；他们也不再关注“政治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实用性；他们评价和服从“政治知识”原则不是逻辑、理性、运算或沉思，而是兴趣、情感、意志或直觉。所以，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讲，都应当避免以死板、教条和讲话的“唯理智论”方式传播政治知识，加强对人非理性认知特性的利用并实现政治知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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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第2篇

中国从1986年开始，连续实施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现在正是第六个5年普法规划（2011～2015）的实施阶段。近30年的普法教育，使公众对法律的内容和作用有了广泛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公众在了解法律内容和相关知识基础上对法治理念的信仰更为重要。大众传媒具有构建、引导社会意识的功能，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者本身的法治思维更是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记者因职业的关系比一般公众更早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以宣传法律知识与培养社会的法治意识为己任。不能不说的是记者在进行法治宣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布道者，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者，记者自身的法律水平会随着各种类型的与法治相关的报道得到普遍提高，而记者法律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各政法院校法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逐渐进入新闻媒体，参与到法治新闻的采访制作环节，法治新闻在法律知识和规范的传播方面越来越准确，作为社会法治意识基础的法律知识普及的工作已基本进入良性传播的阶段。关于法律的常识和基本规范的认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基础，这部分工作也是构建社会法治意识的前提。对此，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意识上都是自觉和统一的。

但是公众法治理念的形成远比通过普法教育让其了解法律规范要困难得多，这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认识水平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社会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是由各种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整体。社会意识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社会的法治意识是一个社会的公民总体关于法治的认识水平的体现。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心理的塑造过程。这种文化心理的塑造有各种渠道，学校教育、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等都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可以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一定专业色彩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意识，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新闻传播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葛兰西；知识分子；国家；文化霸权

在葛兰西的哲学体系中，知识分子作为提供新思想、创造新文化的社会阶层一直担负着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文*化霸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方面，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这一独特视角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讨论后现代以前的知识分子问题，总是无法绕过它。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和他的文化霸权思想及国家概念密不可分，要讲清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必须先交代其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

1 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和文化霸权思想

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国家从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那么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同意这种统治和压迫呢？其领导权思想说明了这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领导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领导权包括政治统治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316。狭义上，领导权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包括文化、精神、道德等各个方面），葛兰西更多地在狭义上使用领导权概念，认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权”主要是指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其他阶级的支配和统帅。然而，意识形态地位必须有强力来保护，统治阶级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同时，必须控制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手段。事实上，统治阶级也只有在掌握了这些手段之后才能够真正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他本人的话说：“国家强制政权机器‘在法律上’加强对那些既不积极地也不消极‘顺应’统治阶级的一般指导的那些集团的惩戒，它是为了整个社会在某个时候失去了自动的顺应，因而导致了统帅和领导的危机才建立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甲胄的领导权”，即“加上了的领导权”[1]263。

由此，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具有“领导权”和两个方面的职能，“领导权”居于首要地位，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只是保护“领导权”的手段。每个社会集团都试图在有关公众舆论、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标准等方面取得“领导权”地位，因为精神方面的至高无上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先决条件。所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道德提高到同生产力发展需要及本社会集团的利益相适应的那种水平，乃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1]258 现代国家通过“公民社会”（包括家庭、学校、教会、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等部门）来实行“领导权”方面的职能，通过“政治社会”（包括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等机关）来实行方面的职能。他说：“眼下我们能够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范畴：一个叫‘公民社会’，即人们一般所谓的‘民办’组织的复合体；另一个叫‘政治社会’。前一个范畴与统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中所行使的‘领导权’职能相符合，后一个范畴与通过‘司法’部门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统帅相符合。”[1]208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又说：“现代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1]263。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文明的领导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也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既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正如“婚姻”和“合同”，文化霸权以自愿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文化霸权思想的提出起初是为了探寻出适合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葛兰西认为发达的资本社会要像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这样分析：“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2]137。社会主义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霸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2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

葛兰西非常注重国家领导权问题，强调国家伦理文化职能，这使得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戴维・麦克莱伦甚至认为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占据着中心地位[3]206。以下将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阶级范畴、职能以及有机知识分子四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知识分子总是隶属于不同的阶级。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自治而独立的社会集团”，而是“每个社会集团都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该阶层能给该集团提供“霸权”并能让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在经济、社会、政治诸领域的功能。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每个新阶级随自身而产生的、并在自身的发展中使之日趋复杂、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基础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化’，而这些新的活动是缘于新的阶级才得以出现的。”[1]419与社会新的经济基础、新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阶级范畴的核心论断是：“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1]422在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上，葛兰西批评了研究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方法论错误：从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而不是从关系体系整体中去寻求区别标准；即从活动方式而不是从社会关系来区分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集团的差别。他指出了通过体力、脑力来区分知识分子的荒谬性：“在任何体力劳动中，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可以说非知识分子，因为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1]4。这样，葛兰西就把知识分子概念扩大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指在生产、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挥组织者职能的所有人，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这种理解超越了职业界限，同知识分子所担负的社会职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比从智力活动角度理解更具体、更明确。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及其实施问题，葛兰西指出，“因此为实施知识分子职能，历史地形成了专门的范畴。……任何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所作的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建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2]343知识分子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发挥智识的作用，一个社会集团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下去，就必须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这些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就是由该集团的知识分子提供的。提供新思想、创造所在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和哲学文化，是知识分子智识作用的核心表现。其次是教育和组织作用。知识分子不仅要担负构建所在社会集团世界观的社会职能，还要致力于把这种世界观变为广大群众的信仰，从而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

对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关系。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与旧经济基础相联系、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例如教师、教士、行政官吏；而与社会新的经济基础、新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二是“有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提高大众的觉悟，把大众的哲学（处于无意识水平的“常识”）提高到自觉的水平。葛兰西把局限于精英圈子的、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大众中的哲学称为“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相反，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那些把自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学来引导大众的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有机”一词的含义：“只有业已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统一性――正如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应当有这样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已经有机地是大众的知识分子，已经解决并把大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原则与问题连贯成一体，并因而建构出一个文化与社会的集团，才能拥有文化上的稳定与思想的有机性质。”[4]52所以，有机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真正的哲学运动。

3 知识分子与“国家”及“文化霸权”的关系

葛兰西强调领导权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职能。国家领导者不只依靠强权使被领导者服从，还要依靠教育、指导使被领导者同意他们的领导。而知识分子具有专业指导、教育、组织职能，既是统治集团阶级意识的表达者、指导者，又是该集团国家政权的组织者、管理者，具有领导国家的使命：“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1]424可见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具有知识和技术的专家，而且应当是具有自觉的世界观的政治家，是专家+政治家，是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集团的管家。国家是一定阶级的领导和统治，而这个阶级的领导和统治是通过本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的。正因为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具有这样的职能和使命，任何一个阶级要取得、进而维持国家政权，就得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每一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要同化、战胜旧阶级的知识分子，造就与自己具有同一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是任何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所有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1]418。葛兰西在他的狭义国家观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广义的国家观，认为市民社会是文化霸权的确立之地，国家必须以教育职能行使文化霸权。他在经典马克思国家职能（专制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基础之上增补第三大职能：教育职能，知识分子是教育职能的当然执行者，他们生产复杂的观念体系，熔铸成社会集团的“集体意志”，建立起统治集团的文化霸权，可见知识分子与国家及文化霸权息息相关。

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当时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深层思考， 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文化霸权”的努力。社会分工与科技普及虽对阶级霸权的建构举足轻重， 但技术知识分子极易滞留在专业知识层面， 距离霸权建构要求太远。因此， 在霸权的建构中， 必须经由作为工作的技术到作为科学的技术， 再到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升华， 才能超越“专家”达到领导者。[5]9知识分子要成功地建构霸权地位，必须与其所体现的社会集团达到有机统一，达到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普遍认同。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者，要跳出专家意识形态，获得大众认同，体现普遍利益，凝聚大众意志，投向更高目标。有研究者指出，知识分子在霸权的建构中， 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使大众获得一种自觉的政治――实践意识， 形成具有共同斗争方向的集体意志。[6]165这要求知识分子不只在政治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更要在市民社会中行使文化与伦理的领导权。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研究不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实现了知识分子政治历史地位的自觉， 并且启蒙了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对于建构批判理论的主体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与霸权关系的思考，仍然具有借鉴作用。霸权的关键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来实现的，知识分子就是取得、巩固阶级统治，实施文化霸权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就此葛兰西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领导权”理论：只有在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至少在开始时，革新不可能来自群众，除非通过精英的中介。[7]243知识分子如果不占领并提升大众的常识哲学，那么大众就始终无法成为具有自觉革命意识的群体，这同时意味着文化霸权的丧失。

作者简介：韩晓（1973-），男，讲师，硕士，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李青宜.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Antonio Gramsci.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 In J.C. Alexander}S. Seidman（Ed.）， Culture and Society（pp.45-7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安东尼奥・葛兰西. 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论迷了在知识经济的祈时代，图书馆如何认清形势、更新治理和服务观念，用新型的甘理和服务及自身建设等题目。

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越来越清楚，知识经济的显性化是其最为重要而明显的特征之一。知识经济的出现向我们正确地展示了，社会经济领域中知识的强大功能和作用，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交织作用下，图书馆作为信息服务、信息治理的社会功能实现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发展的活跃因素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是我们必须积极思考的题目。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就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主要标志是:第一，它以知识、智力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并如同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一样直接存在;第二，在经济生产发展过程中，知识可以形成产业经济，及以高科技产业为标志的产业化经济。作为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延续，知识经济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趋势，是当今时代经济特征的正确概括。

1.知识经济的本质在于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和知识产业化基础上的知识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通过知识、信息和经济的紧密关联、彼此渗透、交叉融合、相互包容的过程，使得经济的知识化趋向更加明确、知识和信息的经济功能日益明显，知识因素以越来越多的种类和越来越高的程度参与并融人经济活动中，知识经济就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就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就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就是在线经济，知识经济就是社会因素相平衡的新型经济。

2.知识和信息的治理和服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发展机制之一。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治理学家德鲁克己经开始积极关注知识经济，德鲁克以为，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乔·吉拉德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的作用和功能，离不开知识和信息的公道交流和传递，离不开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和服务，对知识和信息的治理和服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发展机制之一。

由此可见，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无比重大。

二、圈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新环境

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特征中最为明确的就是知识和信息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主要资本，知识和信息的治理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因此，图书馆在变革中的信息服务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成为联结信息治理大系统与社会发展大系统的中介和桥梁。

1.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内容更加丰畜、层次更加多样、手段更加公道，知识治理和服务发展成为信息治理和服务领城中的热门和亮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在信息治理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知识治理凸显信息资源中知识的强大功能，图书馆如何开发、共享、利用和衡量知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治理焦点，知识治理将信息治理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图书馆工作者，必须奋发学习，博学多能，努力工作，与时俱进。在对知识作为信息的治理，即知识交流治理，通过对知识的传播、消费、吸收方式的评价、选择和运作，发挥各种类型知识治理工具的作用，保证知识“广、快、精、准”的有效利用，更好地为读者，为社会服务。

2.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信息治理和服务的主体理性化、经营市场化、集约化的趋向进一步明确，聪明型知识产业的异军突起，成为社会信息产业的“朝阳”产业。

知识经济它包括了人类发明和发现的所有知识—科学技术、治理科学、人文科学、行为科学的知识，是相对于物质和财富而言的人类智能活动的结晶，是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等)和信息基础设施加以有效传递和交流的知识信息。显然，这里的知识就是指与特定需求相接的，建构在一般信息概念之上的高层次信息。知识经济时代带给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机会。伴随着信息治理和服务的主体理性化，运作集约化，经营市场化的趋向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聪明型知识产业必将成为社会第三产业中的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而且一定会成为“朝阳”产业中的“朝阳”产业，成为其中最为刺眼的新星。

三、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发展对策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大格式，面对不断变革的社会信息大环境，图书馆工作者的唯一选择就是——重视现实，回应挑战。图书馆治理者必须清醒地熟悉和制定出正确而实际的对策，以进一步适应知识经济对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更高要求。

1.更新治理和服务观念。

由于传统的信息治理和服务中知识治理和服务井未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而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职员必须首先形成新的治理和服务观念，突出现代信息治理的知识性特色。通过有效收集和分析社会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从中萃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紧密关联的适时性，发展性，功能性知识信息，真正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突出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的知识性特色，也就是要在加强信息的知识内涵的熟悉和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知识、知识信息及其交流的社会组织体制、内在结构特点、具体活动方式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具体运用于知识治理和服务之中。

对于信息治理和服务来讲，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至为紧要的就是要确立知识治理和服务在信息服务中的地位，形成科学的知识价值观和知识创新观，并以此形成服务为本、面向社会、注重效应、追求卓越的知识治理和服务思路。所谓知识创新观，即以知识和信息等智力要素作为创新资本，科学汇集，公道组织，有向分流，有效分析知识和信息资源，把知识治理和服务作为促进知识增值能力的进步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并赖以形成不断提供，相互交换知识信息的社会知识大同盟，专门性知识治理和服务机构，将成为社会知识大同盟中的关键性配置气力。

2.强化治理和服务功能。

要把握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确立知识治理和服务在信息治理和服务中的地位，需要我们运用正确的方法。知识经济向我们昭示，外延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内涵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知识和信息积累的时代已经结束，知识和信息开发的时代已经到来;传播技术时代已经结束，高新技术时代已经到来，单一功能时代已经结束，综合化时代已经到来。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复杂的框架体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特征更加突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知识存储器功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以有效蕴躲并形成快捷，方便，多途径的检索机制，成为“人的外脑”。第二，知识集成者功能。即在社会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大量积累和有序化组织的基础上，融人知识治理职员的聪明，使原有知识和信息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凝聚为针对性更强，适应性更强，功能性更强的知识和信息。第三，知识交流机功能。主要以网络为条件和基础，通过知识的交流和联结将相关人群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特定的知识共同体，以期人们在相互交流知识盅得到发展的新机会。第四，知识导航员功能。即运用计算机系统，数据库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内容分析，多元统计，人工语言，搜索引擎等支持手段，建立多元化的融知识定位系统，知识获取系统和知识反馈系统于一体的“知识导航仪”。第五，知识加油站功能。即力图建立超越传统信息系统的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治理知识系统，以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多种方法，确保知识的公然性，可获得性和开发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治理和服务的上述社会功能，为各类图书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远景和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陈.构建企业信息服务平台的选择途径.情报资料工作，2003.270一72页.

何剑峰.图书馆创新模式初探.情报资料工作，2003.360一61页.

社会治理相关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健康教育；传染病；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认识加深，对结核病、麻风病、艾滋病等传染病存有严重的恐惧心理，对传染病人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种现象不但影响了传染病的教育，也对传染病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健康教育能够帮助社会公众了解传染病的知识，提高预防传染病的能力，增强传染病的控制能力，改善人们的生活。

1 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传染病给患病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还给社会公众造成恐惧心理，影响社会正常秩序。我国医疗部门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加强传染病的知识讲座，提高社会公众的认识，减少传染病的传播，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健康教育减少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让更多的家庭远离传染病的危害；同时，提高了社会对于传染病人的理解，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健康教育的原则

2.1 科学性原则

健康教育要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开展，实事求是的宣传传染病的危害和预防措施，不能夸大传染病的危害，也不能忽略传染病的危害。在教育过程中，要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科学的手段全面的进行健康教育，让人们认识到传染病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在健康教育过程中，切记夸大事实，给社会造成恐慌。例如结核病健康教育，要让人们知道结核病可以通过现代治疗治愈大多数的患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预防结核病能够有效的减少结核病的发生，及时进行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尽早康复。这样能够帮助患者尽早到医院进行治疗。

2.2 群众性原则

健康教育最终目的就是让社会对于传染病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词语，减少专业词语的应用，能够让健康教育简单明了。在进行健康教育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当地的风俗习惯，尊重当地的民族特点，态度诚恳，言语真切，生动活泼，帮助人们了解相关知识。

3 健康教育的内容

健康教育内容丰富，主要有以下方面：

（1）健康教育要符合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表达政府对人民的关心，将相关的法律法规阐明，讲述传染病预防和防治的重要性，提高传染病相关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2）详细讲述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发病原因、治疗方法和日常的预防措施，让人们明白传染病经过预防、治疗可以痊愈。早治疗早健康，切忌盲目就医或者延迟就医，正确的对待传染病，提高传染病人的自信心，促进他们主动就医。

（3）传染病相关工作人员提高传染病的相关知识，耐心的对待传染病人，为防治传染病做出表率。

（4）对传染病患者要进行定期的检查，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生活态度，积极面对生活，誓与传染病作斗争。

（5）在健康教育的同时，呼吁相关部门、社会公众积极预防传染病，消除对传染病人的歧视和恐惧心理，积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医疗方面的困难，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4 健康教育的对象

4.1 领导干部

健康教育要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提高领导干部对于传染病的认识，增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积极的投入到传染病的相关预防和治疗中。

4.2 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是健康教育的主体，也是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让社会公众了解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熟悉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明白传染病并不可怕，可以通过及时治疗得到康复。其次，了解传染病预防的基本知识，能够切实做到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预防工作。然后，对于周围的传染病患者要保持耐心，消除恐惧偏见，帮助他们走出传染病的折磨。

4.3 医疗事业相关工作者

医疗部门定期开展传染病相关预防和治疗教育、专题报告、讲座等，提高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对传染病有一定的警醒能力和处理能力，帮助传染病患者走出生活误区，建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4.4 传染病患者

在医院进行治疗的传染病患者，要提高他们战胜病魔的决心，针对性的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对于没有到医院进行治疗的患者，要通过积极地教育让他们了解传染病并不可怕，通过积极的治疗可以得到健康，促进传染病患者积极就医。

5 健康教育的措施

一是口头教育二是文字教育综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