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五、结语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去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帮助人民群众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同时还包括了全新的创新理论，对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经济效益的保障来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进行了简单的研究，文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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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整体方法、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科学人文学派、科学的整体发展观
在马克思的科学整体方法引领之下，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学派，即科学人文学派诞生了。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全新学派，又是一个涵盖人类进步文化的、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价值指标的学派。它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事实的研究上远远超越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以揭示人类生存与发展原理并构成科学发展理论为主旨的一个独特的学派。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呻吟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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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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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在当代中国，深刻认识和认真梳理艺术学理论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深入阐释艺术学理论在当下需要迫切发挥其引领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在当下，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由此，文化事业在硬件设施大建快上之后，也一定要重视和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文化建设的大的现实背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现实实践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必须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直接表现为对当代艺术创作方向与价值导向的“引领”。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化、总结、提升，探索、理清艺术发展、运行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其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学理论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此外，还必须着力于先进文化理论、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展规律及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核心作用；引领；艺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的方针和要求，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等十大要点。《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2、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的历史机遇。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艺术都是其中的基础性构件。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
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才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研究探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壮大，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升级，迎合了历史的机遇。
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艺术学从学科的底层和边缘之间获得了应有的独立的门类地位，回归到了人文学科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就可以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③艺术学学科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一步实现艺术学学科门类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使艺术学理论作用凸显。
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理论走向，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不断更新、涌现，都在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与多元，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也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性社会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并逐步创造出新的中国式话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展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尤其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紧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努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现实问题、开展艺术学理论的现实理论研究应确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急迫的发展建设任务，都在要求以宏观缜密、逻辑严密、活泼而理性、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的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自身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先觉性和超越性，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艺术学理论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类文化状态与精神表现。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实际，力争建立起中国历史新时期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特别是有关当代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三贴近”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艺术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规律。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本土理论创新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理论成果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舞蹈学等学科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趋势走向以及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确立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当代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现实性任务。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宏观规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并快速成长为一级学科，有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政府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守备北京城迎击八国联军的清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甚至超出对手的强大火力。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拥有了坚船利炮，但还是打不过欧美列强，甚至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直至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备受列强凌辱。在发现仅仅拥有先进的物质装备还远远不够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从思想上寻求突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开始转向寻求思想文化层面的提升和解放，自觉寻求自身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力图从思想、文化上找寻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有效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制，而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再次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向前看”，在短短30年之中使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高度，直至中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路实施30年之后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并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重新提高到全社会的高度，力图寻求一条得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现存体制的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是影响中华民族是否得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国家在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这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建设在大搞硬件建设，大张旗鼓的开幕、剪彩之后，一定要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在当前的文化工作中，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艺术科研院所的工作者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科研工作是长线工作，再怎么做也不怎么显眼，是成绩不那么突出的日常工作，但是，如果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抛弃艺术科研，文化工作就会变得很虚空，都会浮在面上，没有底蕴，甚至找不到深入的抓手。艺术理论科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艺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艺术理论研究的点也很散，特别是艺术学门类之下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各自分门别类，就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之下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以至研究方法上都还各自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各自的门类艺术理论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艺术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这种超越了各自门类艺术本身的宏观上的规律性把握，可以使得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庞杂的艺术领域能够以清晰、条理的面貌呈现出来，得以成为文化工作中看得见、摸的着的规律性的宏观架构，使得我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更容易找寻到得力的工作抓手。这样，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至于为全人类谋福祉。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二，艺术是文化的主要构件。其三，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提炼，是艺术学发展的引领者，是艺术学理论得以成为整体人文艺术学科的编织者，是艺术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者。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直接表现为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④“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要以优秀的艺术评论和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气，构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注重艺术史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而梳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知兴替、促发展。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繁荣发展，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三、当今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
引领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背景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社会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要弘扬、发展，要实现凤凰浴火、脱颖而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顺应这个时展方向的艺术精品，就必须由艺术学理论来承担“引领”的职责和功能。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⑥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担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时代责任和民族责任。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当研究面对的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并从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⑦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的精辟概括。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问题，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门类艺术学的表现往往比一般艺术学更加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学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去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以及一条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艺术学理论应积极引领文艺创作发展方向，
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最终立足于构建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
由此，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且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本文由收集整理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艺术学理论的价值导向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⑨。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必须主动发挥自身的理论先导作用。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作品而言，理论一般是滞后的。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实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也带来了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创新、发展的过程。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
艺术学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社会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努力发挥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深邃的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决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艺术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拥有特定的对象和领域，拥有宏观的视角，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实、求是的理论诉求，化育灵魂、浇铸精神的终极目的。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担当的角度，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
当前，艺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以及对人的精神培育和品德陶养中作用凸显，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覆盖面也变得越来越广。在21世纪，人类不仅需要以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同时还不可或缺地需要以艺术即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使自己得以坚守人类自己神圣的精神家园。艺术学理论的责任，就是培养充盈而丰富的艺术精神和社会理想，并责无旁贷地竖起伦理的标杆以及勇于承担起社会的责任与历史的担当。同时也有利于通过深入广泛的高等艺术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和国民艺术素质。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不但有利于提高创作者的文化修养，而且有利于提高艺术作品创作的文化品位。钱伟长先生曾说，大学“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⑩显然，钱伟长先生所强调的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与爱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一起，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和要求。傅雷在勉励傅聪的家书中同样深刻地写到：“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唯此，每一个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的人才能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不仅把握艺术规律，而且通晓社会现实，深知生活的真谛，自觉弘扬真善美的、达到文化自觉状态的全面的人。叶朗先生在《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体验人生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当下直接的感兴中生成一个意向世界，这个意向世界照亮存在的本来面貌，使人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获得一种解放和自由，从而回到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审美活动，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需要艺术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人生的来路，以塑造精神上终极的关怀。而在艺术创作照亮来路之后，由极富逻辑与思辩的艺术学理论引领我们明确判断方向，朝向塑造出的“应该是什么”，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才是更富有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艺术学理论的建构使社会文化达到了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精神层面和终极目的，实现了艺术对人生的浸润和陶养，建造了人类社会的艺术的审美精神家园，实现了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则善莫大焉。这就是艺术学理论的意义，以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相对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所在。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艺术学理论就是要“引领”每一个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进入人类艺术审美的精神家园，找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意义，找到自我的精神家园。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杨豫从现代化理论建设的角度把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分成两期：以80年代中期为分界。他认为前期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时期。现代化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在60年代末达到高峰。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理论家建设理论体系的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的重点是运用这些理论去进行地区的个案研究，并且在检验和修正有关的理论和模式。因此，有关现代化的纯理论性的著作近年来不再出现。但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著作不断地出版问世，现代化理论正在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15]
我认为，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期，具体如下：
第一期：20世纪50——6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独盛时期。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首先从美国迅速兴起，而后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美国与苏联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仿的两种主要范式。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普遍兴起，与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重建和复兴，以及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面临严峻的巩固独立的发展任务有关。但现代化理论呈现惊人的“一元”现象，“现代化”虽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实质上，现代化理论还是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还刚刚起步，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只有西方发达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经济在此时呈现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从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理路来看，早在40、50年代中，西方经济学界以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在形成之中。这一研究的深入推动了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另外，此时正处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虽不能说现代化理论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美国非常注意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60年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全盛时期。盛极而衰，60年代末期，批评浪潮席卷而来。依附理论率先举起批判大旗。经典现代化理论内部也出现了异音。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进展。是现代化研究的高潮阶段[16]。现代化理论首先由经济学家发起，然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跟进。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历史学相继出现。代表人物与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著《社会系统》；1955年刘易斯发表《经济增长理论》；1958年，丹尼尔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1960年W.W.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现代化的五阶段图式（1975年扩充至六阶段图式）；③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1960年阿普特著《现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著《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年，西里尔·布莱克发表《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列维著《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年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派伊著《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1968年亨廷顿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还出版了韦伯特摩尔(Wibert E.Moore)和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合编的一套丛书（共12种）《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家希施曼将他的回顾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为《超越——由经济学到政治学到其他学科》，指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说在6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研究对象上说来，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脱离了“东西争论”的政策轨道，转向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换言之，即现代化理论开始从一种政策科学向理论的历史观发展，并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构。[17]
1955年弗兰克·萨顿在《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一文中提出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本模型。亨廷顿认为他概括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18]亨廷顿本人根据他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主要区别也进行了概括。[19]亨廷顿同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并且举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20]薮野佑三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偏向“连续模式”，而7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则转向“隔断模式”。所谓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是指，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它们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关系。第三世界要向获得发展，就应当沿袭发达国家的做法，搞旧式的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是自己不作为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没有关系。“连续模式”受自然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系列，保持着同一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历史上落后的社会可以追赶上先进的社会。反过来说，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较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21]
第二期：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反思和修正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产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和滞涨，东亚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拉丁美洲也有一定的发展。从学理上说，现代化理论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弱点和问题，其“传统性”、“现代化”、“现代性”等主要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笼统而含糊，其理论架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理论走向多元。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反思现代化）理论等纷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在7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渐出现分流发展的形势。一种扬弃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新现代化理论”出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从认为传统与现代对抗走向认为传统与现代整合；就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而言，从认定现代化必然是西方化，到认为现代化可能是多元化。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后，现代化学者一改从前的笔调，开始大量使用“变迁”、“危机”之类的字眼了。如阿普特《政治变迁的理论》、阿尔蒙德《危机、选择和变迁》、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和现代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发展研究系列：《政治发展的危机及其结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欧美政治发展的危机》等。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从50——60年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向了悲观主义、“不安的意识”和现实主义。[22]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往往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和低度发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因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23]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24]德国学者、“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25]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26]
世界体系理论是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在7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系统地提出来的。沃氏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因而，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从6世纪以来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有时称为“价值法则”。它原来的分工范围包括大部分欧洲和一些美洲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将世界的其他地区陆续纳入其分工范围。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基本矛盾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节律业已表现在体系的演进之中，周期性的节律起到了抑制这些矛盾的作用。两个最重要的周期性的节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权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内，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生产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阶段）和金融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阶段）之间交替更迭。在霸权周期内，全球秩序由某个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权形态加以控制，但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霸权兴衰不定。周期性节律造成积累与权力中心点的正常而缓慢、但是重要的地理变迁，然而不改变体系内部基本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周期从来不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在构成体系的长期趋势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个新的周期都会带来小而重要的结构性演变。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27]
后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崛起的、以探索现代化或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发展为对象的一种现代化理论。亨廷顿认为，后现代化理论关心的并不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不关注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关注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2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29]后工业化可追溯至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或欧洲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通常被认为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革命，生产结构方面的第三产业主导（以服务业为主体），社会生活方面的消费革命。后现代社会的名称，琳琅满目。有称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超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福利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后自由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后消费社会、后市场社会、后经济学社会、规划社会、多元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电脑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生态社会等，“知识社会”这一名称似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A·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1992年英国学者克茹克的《后现代化：发达社会的变化》、1992年美国学者波林·玛丽·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3年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4年美国学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后现代转向》、199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9年中国学者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等，可视为这一时期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对后工业社会有系统认识的莫过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职业与上层建筑方面，一个新的专业化或技术职业性阶层的出现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对技术的控制与鉴定；决策方面，创造新型的“智能技术”；整个社会的中轴原则是理论知识占中心地位，是一切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30]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这个支点之上的。富永健一认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应理解为工业社会的一种延续，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尽管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存在意义重大的变化，有充足的理由获得“后工业”的新称谓。但他也自承后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将完全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而只是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延续。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看来，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比以前那些阶段甚至“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1997）一书中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在现代化阶段，宗教地域价值逐渐减退，生存价值、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最大化压倒一切，成就动机成为核心价值，传统权威让位于理性合法权威，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人的异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国家权威弱化，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后物质主义成为核心价值，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生活价值和主观幸福最大化成为优先课题。现代化的边际效益递减是后现代化兴起的基本原因，后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它的社会限度。现代化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相关性，民主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却成为不可避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作为变量存在的，因此，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都呈现非线性发展。[31]
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种种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思潮。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虚、生态的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病”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开阔了人们视野，启迪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灵感。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32]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罗斯把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onist），双重编码的（double coded or dual—coded），理想主义的（ideal），当然还有乐观主义的（optimism）、悲观主义的（pessimism）、虚无主义的（nihilism）等。解构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行质疑、批判、反思，然后回归有选择的现代性原则或理想中的现代性原则，如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乃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鲍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等。双重编码式的后现代主义是用传统或本土等符码对现代性符码进行再编成或重写，实际上是把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用民族性去重释现代性，用现代性去更新民族性。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理想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仅要求回返前现代的价值，在自然中重现发现审美和精神的意义，但也并非是完全向后看的，它立足于“完全自动化生产”和“电子革命”的社会基础上，实际上是过于强调本土化，倒有点近似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是彼得·福勒（Peter fuller）。[33]这三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美学意义上的，但其实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它们最终都没有逃出现代性的手掌，而回归到了现代性的立场中来。美学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不充分受制于社会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未展开。观念的东西终究离不开现实的距离。
生态现代化理论由德国学者胡伯在1985年提出。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演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迄今，生态现代化没有统一的定义。[34]
再现代化（反思性现代化）理论（贝克把“反思性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称为“现代化的现代化”[35]、“现代性的激进化”[36]或“理性化的理性化”[37]）主要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提出，他著有《风险社会》（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1986）和《再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1994）（中译为《自反性现代化》）。贝克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38]贝克的进一步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危险开始占主导地位。”[39]“再现代化”或者说“自反性现代化”是创造性（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如果说“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归根结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或者说“抽离”）、接者进行重新整合（或者说“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贝克所谓“创造性毁灭”），接着进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话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40]吉登斯对“反思性现代性”的简要解释是“对进行中的社会生活的监控性”[41]。
“新现代化理论”，又称为“现代化修正理论”。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对经典现代化的修正理论，是各种修正理论的理论集合，不是一种系统而完形的理论。谢立中认为“新现代化理论”家“一方面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即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探索，试图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形成一种新的更富解释力的现代化理论。”他们又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42]代表性如历史学家C.E.布莱克（有《俄罗斯和日本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动力》、《比较现代化》等）、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古斯菲尔德、W.查普夫（有《社会变迁理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福利发展和社会转型》）、政治学家S.P.亨廷顿等。新现代化理论与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基本框架、核心范畴、理论预设方面有继承的一面，如它们仍然共享“传统”与“现代” 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为基本框架展开分析；仍然将“现代化”视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仍然认为这种转变是“有益”的；仍然认为“现代化”本质是内在的过程等。然而，新现代化理论毕竟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因此，与传统现代化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性质始终如一的静态统一体；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不再把传统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绝对障碍；不再把现代化过程视为对传统的毁灭过程；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不再满足于对现代化的抽象分析和理论分析；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结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和数量分析。
作为新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E·布莱克对早期的（或者说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批评，并着手建构新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过度地强调了西方影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应该重视的，但明显的缺陷是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43]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和传统发生互动。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44]
新现代化理论虽然在研究重点/关注焦点、分析层面/分析单位、主要变量、主要概念/术语、理论假设/政策含义方面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继承性的一面，但也在传统与现代性关系方面、研究方法方面、发展路径方面、外部因素与内部冲突的作用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新现代化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相对粗疏的分析，并摈弃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一些不可靠的理论预设，如传统的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前进的、漫长的美国式过程。新现代化理论开辟了家庭、宗教、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等新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更细致、更详实的理论分析。[45]苏耀昌在比较了传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与新现代化理论/研究后，认为，新现代化理论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有更大的威力，主要表现在：第一，还传统以本来面目。新现代化理论对传统的性质、结构、与西方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作了有意义的探索。第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传统现代化理论在类型研究的基础上高度抽象，使用案例仅仅为了图解理论，几乎没有时空概念，简单、粗疏而且霸道。新现代化理论特别重视历史研究和案例的特殊性。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现代化理论也在从政策研究走向历史研究。70年代以来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猛烈批判，导致传统现代化理论跌入低潮和反思阶段。70年代末以来，在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新现代化理论逐步取代传统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取向获得了承认和强化。第三，趋向于更详实的分析。新现代化研究力戒简单地下结论，或仅仅提供单变量分析，而注重多元综合分析和复杂性分析。[46]
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从60年代“连续模式”转向了“隔断模式”。“隔断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彼此离异隔断的关系。发达国家搞资本积累，完全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为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源于发达国家的盘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必须摆脱发达国家的束缚。“隔断模式”受历史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无论什么社会，不管它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具有其作为历史的个体而存在的理由。经典现代化理论属于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主要分析方法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属于现代化理论的“隔断模式”。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既而社会危机。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受到严厉质疑和深刻反思。一方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病理和现代性重新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分析。现代化理论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转变。“隔断模式”认为，先进和落后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差异，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本身就有问题，其不再成为发展中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应该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应运而生。[47]
第三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重新得到振兴和发展，而第三世界不少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危机或停滞状态，更有不少国家落入了“第四世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突然崩溃，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空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此为基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并发展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虽然强劲地压倒了其他现代化理论，但已经不可能复演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支配权。“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一直受到西方左派和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判和抵制。多元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甚至多元现代性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后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没有解构掉现代化，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哈贝马斯）、应该“继续现代化”（查普夫）或进入“第二波现代化”（吉登斯、贝克等）的呼声不断高涨。
从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强势地位。[48]是“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宣示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在对待正义、权利、秩序等大问题上，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自由主义的旗下，都是出于对自由的肯定，都力求揭示自由与非自由的界限，揭示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放任与约束的互动关系。[4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50]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维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前提”或“预设”之上的：即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应该具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否则，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基本上已经验证了这个“前提”的必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不断高涨。这更加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实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萧条”的年代，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大危机”年代被接纳为政策实践，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依次登场，甚至出现一定的时间交替或空间换位，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纳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
历史地看，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逐利的竞争性扩张，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内部扩张（“结构扩张”）和外部扩张（“空间扩张”）的余地，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它的能量，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就可能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地回归”。从20世纪20——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历经30多年的冷落和边缘化，似乎由回到了古典自由主义在“辉煌”的19世纪的地位，并有所突破。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效率”为它的三个主题词的，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最大限度地为“资本”开拓道路，因此，必然导致对“社会”、“民主”、“公平”的难以兼顾，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在的深刻矛盾，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被超越或取代的根本原因。从古典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又从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回到新自由主义，“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但是，新自由主义毕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使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和“国家”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它创造了比较精致和比较可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因此一切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挑战性理论在这方面也要能够超越新自由主义。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同样必然会被创造性回应它的各种形式的兼顾“个人”、“自由”、“效率”与“社会”、“民主”、“公平”的理论所取代超越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创造性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个人——社会视野，而倾心“以资本为本”的个体视野。从短期来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确实大大提高了发展的效率。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明显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模式是缺乏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警觉地保持自然生态、社会形态、个人心态的微妙平衡。新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新自由主义立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上，往往不知不觉滑入“强权”或“霸权”的深渊，这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内倡导人权而在国际却履行霸权的矛盾行为中看得很明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往往结盟，这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在处理国内国际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当代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尖锐地指出：“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缺乏任何义务的概念。而这些义务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即振兴有活力的共同体对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是绝对必要的。”[51]
（三）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谢立中分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为三期：第一期是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发展问题的研究。第二期是60——7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明显停滞，以及“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其发展呈现出相对停滞状态。第三期为70年代末尤其80年代以来，部分是由于“依附理论”等理论自身也具有种种局限，部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自家理论进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已经复兴，并正在重新获得日趋增强的影响。[52]
苏耀昌也分为三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新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理论危机”以前的时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阶段；“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的降温，现代化研究再度兴起”[53]，“现代化理论已经摆脱60年代的理论危机，有望在90年代保持充满活力，硕果累累的发展势头。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如波斯特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将会作为克服所谓（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排它性外部关注的一帖良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54]
亨廷顿基本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期是“修正现代化理论”时期（60年代后期开始）。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过分乐观，极少讨论甚至不讨论现代社会的未来，沉湎于西方过去的辉煌之中无以自拔，认为西方已经先进到了“终极”状态，西方的过去就是世界的未来；对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没有深入的认识，等等。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的、固有的缺陷。从6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学者开始部分地修正现代化理论。最有意义的也许是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学者集中精力去研究最复杂的传统社会制度。[55]
结论
无论是广义现代化理论、狭义现代化理论、还是最狭义现代化理论，它的演进都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广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三波现代化（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携手并进，狭义现代化理论和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则与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及现代化模式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连系在一起。二是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从西方向全球扩展，促进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意识的不断发展，从而推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的现代化战略的启动。现代化理论逐渐越出西方的范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普世理论的面貌，与此同时，现代化理论也越来越复杂化和精微化，并且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三是人的发展。现代化既存在对人的新的束缚，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不断加速解放，这是现代社会以前难以企及的。现代化理论也从把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转向关注人文理性或生活理性（意义理性或价值理性），倡导两种理性的协调平衡。“新”现代化理论倡导“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发展，发展伦理学主张重新评估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对“合宜”现代化的功能，就是在“人的发展”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深度反思。
[1] 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 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也见《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
[3] 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5]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6] [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7] 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9、50页。
[8]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9] 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
[11] 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2] 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本表为作者根据富永健一的论述而制，但根据作者的理解有改动。
[13] 参考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5页。
[14]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15] 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6] 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都得到“异乎寻常的承认”？亨廷顿认为，一部分来自下述事实，即它满足了西方社会的自得心理，同时又给予非西方社会以希望。现代化理论把国外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现状合理化了。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
③ 罗斯托把现代社会的形成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五阶段，1975年增加“追求生活质量”，形成六阶段图式。
[17] 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18] 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19] 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页。
[20] 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7、56——58页。
[21] 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1页。
[22] 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页。
[23]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6页。
[24] 参考[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5] 弗兰克关于依附论的主要论著有：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On Capitalist Underdevelopment. Bomb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 and Macmillan Press. 1978.等
[26] 弗兰克否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主要论著是：A. G. Frank and B. K. Gills. 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3；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等。
[27] 参考[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东亚之兴起，或21世纪的世界体系》（1997），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1999），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28] 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注。
[29] 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0] 参考[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銛，王宏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31] 参考宋培军：《“后现代化”与福利国家——殷格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述评》，见《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2] 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3] 参考[英]玛格丽特·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评论性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4] 参考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1页。
[35]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36]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37] [德]乌尔里希·贝克：《生态启蒙：风险社会的政治文集》，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N.J.：人文科学出版社，第134页。
[38]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9页。
[39]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
[40]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41]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有三联书店1998年中译本），剑桥：政体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2] 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3] [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44] 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5] 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283页。
[46] 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3——304页。
[47] 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7页。
[48] 程恩富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来，形成了一次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参考程恩富：《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尽快消除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49] 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6 期。
[51]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52] 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53] 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页。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 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蕴涵着深刻的“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澄清该问题有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和“文化学”两个概念，但从他有关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论述看，“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已经内涵在其理论中。
近年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对该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笔者试从“现代性”和“文化学”两个视角和维度来阐发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是我们深层次理解、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路径。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现代性”维度
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进行研究是国内理论界刚刚兴起的一股研究热潮，马克思的这方面思想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它并非是一般意义的现代性哲学，而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的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理论的阐发是同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本身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在阐发的过程中遵循着两条基本的理论路径:一是它本身所具有内在的理性思维传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传统)。二是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批判分析而使其“现代性”的思想得以展现。
“现代性”思想本身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思想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基于现代生产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的对现代生产和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不排斥我们从其他的理论的维度展开其现代性思想的阐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只强调了一个思想维度即理性、乐观、肯定性的维度，而缺乏应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反思性的维度。笔者不同意这一看法，恰恰相反，因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本身就内在包含着否定、批判、反思性的维度，正是通过反思与批判，反思和理性、乐观、建构相结合的双重维度，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内在包含现代性的一切特征，同时又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理论特征，即我们所说的否定、批判性的维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在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结晶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而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建构一种理想的现代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最高理论旨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并不是一种理论空想，而是非常重视感性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立足于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对它的内在超越(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现代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依赖着现代性，所以决不会真的反叛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要么使过去商品化，要么抹掉过去。唯独马克思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割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与马克思哲学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理论视域，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点，是马克思哲学参与当代重大思想论争的切入口。因此，挖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对于梳理、反思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明确揭示了由蒸汽机和机器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现代时期”。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现代性的思想的:“大工业发达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已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大工业普遍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准备，使各国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未来的景象”。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作为现代性现象出现的“现代化”理论的阐发。这方面的思想还渗透到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之中，这里就不逐一指出了。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维度
关于从文化的角度来梳理和阐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学界已有所涉及，但研究的远远不够，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本身就是从深层次上梳理、挖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理论尝试。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社会哲学理论，人类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文化是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文化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表征着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特征。“文化规定了人的活动的目的，……为了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人必须创造能够表现人存在的意义或价值的符号系统。这样符号系统就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和表现，就是人的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并结合文化的角度来揭示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关系和发展轨迹的哲学分支学科，具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文化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存在于当代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科学史、政治思想和精神思想等各个学科中，也表现在对宗教、艺术、语言等各种文化形式的研究之中，使这些文化形式建立在一个新的思维基础之上。从狭义上说，文化哲学是一种与理性主义哲学相对的思维传统。”
从早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都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何萍教授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民族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三部著作来阐释马克思哲学中体现的文化哲学理论，对我们从文化学的视角梳理和阐发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从整体上看，这三部著作都是着眼于人的自我意识、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理论维度的经典性著作。著作中关于把人看成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有关异化劳动理论，与文化哲学把文化看成是人自身和社会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并在理论逻辑上具有思维的同质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另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的产生、语言本质等方面的论述也体现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路数，即从文化形式的角度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是震动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致思取向，马克思在晚年著作《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紧密结合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走势。马克思赋予人的活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趋势和走向以文化学的内涵，即以上种种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从文化学的视角来梳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否定和脱离唯物史观的视野，而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阐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凸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这无疑是在更深层次上，更为细微地梳理、阐述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体现。
三、小结
“现代性问题”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现代性”维度也理应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维度。
当下现实的理论需求及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应有的理论维度决定着“现代性”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维度，以“现代性”作为建构当前中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资源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