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西方数字文化异同

数字是表示数目的文字，汉字的数字有小写和大写两种。

数的概念，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探索而得来的，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而总结出来的。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文明始于创造文字，文字的创造始于数字（赵世开，1999：172）。数字除了表示事物的数量或次序外，还广泛应用于成语或词组中，作为夸张或比喻的修辞手段，使语言凝炼、生动、生辉添色，达到言简意赅，渲染气氛的效果。在科学的数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计算，毫厘分明，精确严谨，是实数；而在人类心灵的语言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表义，许多数字经过泛化，抒情达意，增强语势，是虚数。数字的观念在各个民族中都渗透在它传统文化的不同层面，比如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艺术、政治与习俗、神话传说与巫术迷信等。我们只要读读中国古代文献，不难知道诸如“五行八卦”、“两仪生四象”、“阴阳六爻”、“人道六制”、“七夕”、“七日来复”、“八方维纲”、“金钢”、“九阳”、“九州”、“十干”、“十恶”、“十二地支”、“十二生肖”、“三十六计”、“七十二行”等这些含有神秘色彩的数字。英语中也有一些这类词语，比如有"HolyTrinity","theThreeFates","FivepointsofCalvin","SevenagainstThebes","theNine","bakersdozen"等，另外西方文化中还有“一”表示至高无上，“二”表示爱情，“三”表示等量齐观，“六”表示非凡，《旧约》中有“七年”与“七日”，《新约》中有“七雷”与“七印”。（赵世开，1999：185）。由于受民族心理、、语言崇拜等文化差异的影响，英汉语数字泛化的内涵和外延，虽有共同的规律，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数的概念，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探索而得来的，它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而总结出来的，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文明始于创造文字，文字的创造始于数字（赵世开，1999：172）。

在中国，三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在汉语里，3被写成三，其意义是，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中间一横代表人，即融天、地、人为一体，寓意天地人的关系。中国的道教有三清之说，即玉清、太清、上清；佛教中有天、地、人三尊之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人认为，数字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可见三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很大的意义。中国古代与数字三有联系的重要思想观念是很多的，如：日、月、星为三元；前生、今生、来生为三生；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为三纲；父、子、孙为三族等等。三和五非常近似，所以，有时候不仅仅是个数字概念，里面包含了很多古朴的东方哲理。在中国，古制已有所谓“五门三朝”的说法，故宫的建筑也符合这种布局。从过去的大清门经天安门、端门、午门，一直到太和门，正好是“五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正好是“三朝”。这三和五，也有他们的文化内涵。“三”指天、地、人；“五”指金、木、水、火、土。古代中国人把这八种物质看作世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因此，三和五这两个数字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运用得也比较广泛。数字“三”在西方国家同样受到尊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称三为完美的数字；古埃及人认为它代表父、母和子；基督教有三位一体之说，即圣父、圣子、圣灵；在古希腊神话中，宇宙被认为是由三位神灵统治着：主神朱庇特、海神尼普顿、冥神普路托（杜学增，1999）。中国有“事不过三”之说，而西方也有不能连续用一根火柴为三个人点烟的禁忌。

中国数字文化三五之道，有三就应该有五。《易系辞》中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数各有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意思是说，三才（天地人）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数字变化的规律，一切事物都脱离不了三五之道。但五常与三结合而用，如，三皇五帝、三令五申、三五成群、三纲五常、三下五除

二、三年五载等。中国古诗词中这种三五连用也很常见，如，“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鲍照）。所以，五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深的哲学思想。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认为星期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一种说法是，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所以主凶。数字四在中国由于谐音“死”，而被视为一个不吉利的数字。电话号码、车牌号码尾数有四的就不受欢迎。人们尤其要避开“14”（谐音“要死”），“54”（谐音“我死”）。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基本没有关于四字的忌讳。有的民族反而对“四”极为崇拜，认为“四”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六”的传统观念。如先秦时期六部儒家经典称为“六经”或“六艺”，诸子中最著名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总称为“六家”，周代兵书现存六卷称为“六韬”，政区分为“六乡”，周礼有“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官制设有“六部”，汉代官职有“六曹”，隋唐政制设“六部”，朝廷军队统称“六军”，皇后的寝宫称“六宫”。古代把亲属关系归纳为“六亲”，妇女怀孕也称为“身怀六甲”，天地四方合称为“六合”。中医将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称为“六神”，佛教认为凡人有“六欲”，古代作画讲“六法”、“六要”、“六彩”，古典词牌名有“六丑”、“六州歌头”。（包惠南，2001：195）。民间也有“六六大顺”的吉语，在使用电话号码或汽车牌号时，人们尤其钟爱尾数为“66，666，6666”这几组数字，农历初

六、十

六、二十六被视为举行婚礼的吉日。

在西方国家中，人们看重数字“七”，认为它吉祥有力。它对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七”又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上帝用七天时间完成了创造世间万物的壮举，圣玛丽亚有七喜、七悲，主祷文分为七个部分等等。西方宗教和文化常用数字“七”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或归纳人文景物、社会团体、宗教仪式等。如，七大美德（信任、希望、仁慈、公正、毅力、谨慎、节制）、七宗罪（骄傲、发怒、嫉妒、、贪吃、贪婪、懒惰）、七重天（纯银天、纯金天、珍珠天、白金天、银天、红宝石天、极乐天）；人有七感（生机、感情、语言、味觉、视觉、听觉、嗅觉）；世界有七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摩索拉斯陵墓、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庙、罗得岛的巨像、菲底亚斯的丘比特神像、亚历山大的灯塔）（包惠南，2001：193）。另外，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很尊崇数字“七”。据说，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面壁七天而成了正果。佛教认为，万事由地、水、火、风、空、识、根七种本原生成；佛寺由七种厅堂组成；人死后要祭奠七七四十九天等等。伊斯兰教认为，创造世界用了六天，在第七天休息；阿拉伯人说，天有七重，地有七层，一周有七天，因此，他们常用数字“七”表示数量或次数之多。由于世界三大教派尊崇数字“七”，所以，人们发现它被广泛用来表述各种事物，人有七情、面有七窍；彩虹有七色；音乐有七个音符；西方童话中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等说法（平章起，1993）。这些足以说明，数字“七”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人们对“七”情有独钟。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的变化，勤劳致富成了人们共同的愿望，“恭喜发财”成了新春佳节亲朋好友之间的常用贺词。南方经济发达的粤语区的“八”与“发”谐音，广东人特别喜欢数字“八”，以求生财有道，发财致富。现在对“八”的爱好已风靡全国，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对“八”可以说是特别偏爱，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电话号码中喜欢有八，汽车牌照号码最好有八，有的商店取名“518”（“我要发”的谐音），公司企业等单位开业把含有“八”的日期选作黄道吉日，开业典礼的时间也要定为8点18分（“发一发”的谐音）。（包惠南，2001：196）。可见数字“八”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表示数量的数字，同时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共同愿望，蕴含着一定时期民族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九”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素文》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凡数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九为数之极，又称“天数”。人们用“九霄云外”表示极高之意；“九洲方园”表示极广之意；“九泉之下”表示极深之意；“数九寒开”表示极冷之意。因为“九”与“久”谐音，由此演化出“神圣”之意，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他们常借用“九”字来象征他们的统治地久天长，万世不变。这一点在中国帝王的宫殿建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故宫的建筑中用得最多的是“九”，因为“九”是最大的阳数（奇数），它代表天，而皇帝自称是天的儿子（天子），所以它也代表了皇帝。又因为《易经》里的“乾卦”代表天，而“乾卦”里说：卦象“九五”的位置，飞龙就会在天上，伟大的人物就会出现在人间，所以“九五”又象征皇位。比如天安门的建筑，城楼是9间，门有5座，午门也一样；保和殿、乾清宫等东西长9间，南北宽5间。这都叫“九五之尊”。另外故宫内的台阶都是9或9的倍数；门板上的门钉横竖都是9行；就连故宫房屋的总数，也是9999间。（宋柏年、施宝义，1999：162）。除此之外，天坛的建筑也体现了这一点。圆丘坛共分三层，每层四面各有台阶九级，每层周围都设有精雕细刻的汉白玉石栏杆。栏杆的数字均为九或九的倍数，即上层72根、中层108根、下层180根。同时，各层铺设的扇面形石板，也是九或九的倍数。如最上层的中心是一块圆形大理石（称作天心石或太极石），从中心石向外，第一环为9块，第二环为18块，到第九环为81块；中层从第十环的90块至十八环的162块；下层从十九环的171块至第二十七环的243块，三层共378个“九”，为3402块。同时，上层直径为9丈（取一九），中层直径为十五丈（取三五），下层直径为21丈（取三七），合起来45丈，不但是九的倍数，而且还有“九五”之尊的含义。为什么要用九或九的倍数来设计建造祭坛呢？据神话传说，皇天上帝是住在九重天里，用九或九的倍数来象征九重天，以表示天体的至高至大。另一原因是，我国古代把单数看作阳数，而将双数看作阴数。天为阳，地为阴。天坛是用来祭天的，只能用阳数进行建筑。而“九”又被视为“极阳数”，这是最吉祥的数字。除了封建迷信的因素外，这种设计，却反映出当时工匠们高超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才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晨

中西方数字的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比较文化研究，通过比较分析，阐释数字的文化内涵和发生机制，探讨它们跟神话思维的内在联系，进而了解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生和演进的普遍规律。数字文化看起来似乎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琐事，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规范人们的行为，了解中西方数字文化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在对外交流中相互尊重，减少误会与磨擦，达到交际或沟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赵世开.汉英对比语法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宋柏年，施宝义.中国文化读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平洪，张国杨.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5.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6.陈琳华编译.美国传统节日[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0

西方文化范文第2篇

在2009年下半年的电影中，要说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毫无疑问，我们都会提到《2012》和《阿凡达》。至今为止，我们都不会忘记许多人排着长队，冒着严寒买票的情景。这两部电影之所以会出现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因为两部电影所体现的主题，所传播的理念，所承载的文化都与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当然，电影的拍摄手段与技巧所呈现出的大场面，大制作也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一部成功的电影最能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的还是电影中所蕴涵的情感，所体现的价值观，世界观。作为中国人，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这影响全世界的两部西方电影所体现的文化理念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魅力与神韵。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近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担心，甚至批评一些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入侵”，其实，中国文化也在影响着其他国家，影响着全世界。从《2012》和《阿凡达》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体现。

二、“家”“仁”文化的体现

“家”的理念在中国文化中是核心理念之一，特别是儒家文化，对“家”的理念就更加注重，“国”“家”一体，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四海为家”，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认为家人、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是血肉相连、命运相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可以看成是“家族”的关系。而维护这“家族”文化的就是中国人讲究提倡的“仁”，仁者，爱人也。这些理念，在《2012》《阿凡达》这两部电影中都有深刻的阐述与表达。

1.“以人为本”“四海一家”的“仁义”“大家”理念

在《2012》中，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中国的藏族老奶奶见到美国的逃难家庭时，冒着耽误登船时间而有可能遭灭顶之灾的风险，毫不犹豫地叫自己的孙子停下车把美国人一家救上车。在海啸即将冲击“方舟”，但还有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守在船边，没有登船的紧急情况下，船上的人经过讨论之后，没有自私地驾船离开，而是想办法让所有人都上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阿凡达》中，纳威人对神灵的敬畏，对动物的呵护，与世间万物的沟通、交流，以及最后只有善良、仁爱的地球人才能留在潘多拉星球的场景，都体现了一种“仁爱”“兼爱”的思想。身为间谍的杰克·萨利在“潘多拉”星球上经受训练顺利成为纳威人，又冒险返回星球拯救星球并再一次被善良、不计前嫌的纳威人所接受时，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仁义”思想，“大家”理念在西方人身上、在全世界人民乃至整个宇宙生命的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2.“血浓于水”的“小家、亲情”理念的体现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自古以来就很强，“血浓于水”“百善孝为先”等思想都是基于血缘、家族、亲情基础之上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西方文化在这个方面比较淡薄，但是，在这两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小家、亲情”理念在电影中的完美展现。《2012》中因为父母离异而与生父疏远的小男孩，在紧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地与他生父共同抵挡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强调：“he is my father, we can’t leave him alone!”还有腰缠万贯的富商在“方舟”即将开动，而自己和双胞胎儿子还没有登船的情况下，毅然使尽全身气力把孩子推上船，而自己却掉进了万丈深渊！在《阿凡达》中，纳威人的老首领在临死之时，把弓箭交给自己的女儿，女儿竭尽全力为父报仇，这些感人的镜头与场景很自然地就会让每一个中国人联想到“血浓于水”的亲情的伟大！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理念在西方的电影中同样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三、“和”文化的体现

2008奥运开幕式上那一个个闪烁着祥和之光的“和”字，大家肯定都记忆犹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的思想，主张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主张阴阳和谐，顺应自然，顺应规律，因此，我们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口号，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主张，体现了对“度”的把握。电影《2012》其实就是对人们贪婪无度，滥用资源将造成的后果的一种沉痛的警醒，同时也警示着世人：当大难来临时，“和”之宝贵，“和”之力量！在面对大灾大难时，人类只有“和衷共济”才能共渡难关！《阿凡达》中“和”的理念更突出，在地球“千疮百孔”，资源枯竭之时，人类靠暴力强取豪夺，掠夺其他星球的资源只能是自取灭亡！而能与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平和地交流、谦虚地向他们学习的杰克却得到了纳威人的肯定与接纳！矛盾是需要“调”“和”的，而“调”“和”的主要方式就是影片中多次强调的“communication”,要平等、真诚地沟通、交流，而不能强权压制，甚至武力威胁！人与神灵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世间万物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星球与星球之间，只有用心沟通才能解决问题，产生合力，达成共识，彼此相辅相成！《阿凡达》中，人与兽，与树木之间的交流让人神往！这与中国道家、佛家所提倡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和”，这一独具东方神韵的文化理念在西方电影中闪烁着朴实无华却永恒隽永的光芒。

四、“忧患意识”的体现

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古到今，我们都主张“以史为镜”，立足长远，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中华民族未雨绸缪，从历史的风风雨雨中闯过，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12》这部2009年最成功的灾难片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的情形下，以一种最直接以最震撼的方式警醒世人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前瞻意识，要懂得珍惜！《阿凡达》则以另一种方式进一步告诉人们：有了忧患意识，还要懂得怎样圆满地、圆融地去解决问题。

五、“图腾文化”的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信仰、有自己图腾的民族，我们认为，我们的图腾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在危机时刻，紧急关头，他总会及时救大家脱离苦海。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因此，在艰难乱世，民不聊生之时，总会有“真龙天子”现世，搭救万民，建立新秩序，新社会！在《阿凡达》中，那威力无穷的似凤似凰的神兽——“魅影骑士”，就如咱们的“真龙天子”，在最危险的时候现身，带领纳威人冲破一切艰难险阻，转危为安！东方图腾文化的神韵在西方文化中魅力彰显！

六、结语

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很生动的呈现方式，它能把文化中隐性的、显性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电影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会用电影来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在这个世界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2012》《阿凡达》这种绝对的西方大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可以很温馨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韵！有一句话说得好：“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可以说优秀独特的中国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化。愿更多的人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独具魅力的神韵！

参考文献：

西方文化范文第3篇

科技进步使得录音技术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当下任何音声、音乐表演图像都可以借助于多媒体手段进行剪接、复制甚至再造处理。曾有学者就此评论说：“在民间音乐艺术之中，人人都有所作为；在民间音乐艺术之中，没有看客的地位。而如今所谓的大众媒介，却把大多数人都变成了看客、听客而无所谓。这实在是科学进步的悲哀”。事实上的确如此，对科学的崇尚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对声乐表演艺术及教学采取同一审美标准，并用其来规范声乐作品，使之逐渐变成了模式化的产品。当现实中的民族声乐表演被模式化地一味效仿某一位歌唱家、教学方式一味地模仿某位大师的时候，说明艺术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化和懒惰。科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使人们享受到了梦想实现的快乐，但与此同时也使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开始麻木和随波逐流。不得不说，科技发展在对我国民族声乐文化产生积极推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民族声乐文化现象反思

中国民族声乐文化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无法脱离科技发展而独立存在，究其根本，艺术本身的创作是一个将不同文化融会在一起探索未知的过程，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中也包含了科技文化。回顾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声乐界中西合并的“土洋结合”和中西冲突的“土洋之争”为当时的声乐艺术营造出了活跃的气氛，为后来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大批声乐艺术家及教育家不断涌现，不仅实现了中西文化成功结合的艺术创作模板，还促成了音乐学派以及新式民族声乐教学法的产生。西方文化的融入和科技的发展使我国声乐界的艺术家及教育家们深刻认识到，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模式，往往过于感性和主观，而西方文化中的西洋声乐艺术则是理性中充满感性。因此将西洋声乐体系中声乐生理学、声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艺术研究成果与我国传统声乐文化相结合将对我国民族声乐中的歌唱体系和人才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探究人类文化的本质无非两大特点：一是创造性，二是继承性，两种之间的差别在于价值选择不同。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总是从自身需求和兴趣爱好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价值观进行选择。

西方文化范文第4篇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就逻辑而言是两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可谓有“矛”才有“盾”，有“碰”才有“撞”。并且由文化碰撞形成文化反弹的文化震撼，使文化互动的双方受到影响。然而，目下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奇怪的景观是：虽然东西方文化是互惠互利，而冲突与震荡只存在于东方——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汇中深受的困挠，西方舞蹈家则毫无感觉。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70年代，另一位先锋舞蹈家特丽莎·布朗的现代舞蹈团一边打着中国的“太极拳”，一边创造她的“放松技术”时，布朗女士亦从未困扰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力创造了美国最先锋的艺术，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冲突与震荡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为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弱所囿，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冲突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冲突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文化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即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者方向的正确性都无可厚非。就其特定意义而言，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待被认同的心态，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对接踵而来的本土认同更具有说服力，“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绝不在于“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实上，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麦加”，东方的舞蹈家常常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这样，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往往不是诞生于艺术家刻意追赶时尚之中，而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地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的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生活变得复杂和严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去成一片浪，或像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动机，表现人类有机的行为。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景。为美国现代舞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石。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鹜，但她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鲍希艺术的价值在于她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世纪，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现代“舞蹈”则一反常态将其影响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响了欧美剧场大约不在于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文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肉体的畸型发展的揭示，对不断制造垃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的揭露。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现存问题的考索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决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应关注的是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派”与“现代性”

关于“现代舞”亦是我们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概念。对于这个说不清的问题还必须说的原因是由于它直接关系我们前行的方向。现代舞虽说对其认识众说纷纭，但从表象上总括起来其基本特点主要与以下几方面概念相联，一是与过去时所对应的现在时的时间概念相联；一是与传统相对应的现展的历史概念相联；一是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现代主义美学概念相联；还有就是和古典芭蕾所相应的风格类别的概念相联。可是有人却狭隘地把东方的现代舞看成是西方舶来的一个现代派舞蹈流派，或仅把它界定为与芭蕾相区别的一个舞种风格，其结果是从本质上忽略了现代舞是一场实现舞蹈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艺术革命和艺术运动，从而未注意到现代舞蹈家们对“现代舞”的“现代性”的体认与强调。即便西方现代舞蹈家本身亦不强调“现代派”的派别，而强调现代舞是一种观点，一种对当代世界中艺术功能的态度（塞尔玛·珍妮·科恩语）。把现代舞理解为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舞蹈艺术与时代同步的必要性的认识（霍塞·林蒙语）。因此，淡出“现代派”，强化“现代性”是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借鉴中，东方舞蹈家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关键，亦是使现代舞蹈文化牢牢地建构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石之上的关键。

西方文化范文第5篇

那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大谈后现代幽灵，如今又大谈现代性幽灵，其内在学理何在呢？在杰姆逊看来，处于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的人们已经无法逃离“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他得为这个破碎的、日益多极、多元化的世界提供一种总体理论分析模式，一个历史把握的基本方法。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倡导的“全球叙事”比自由主义叙事、市场的叙事或其它的政治叙事，更具有当代有效性。

但杰姆逊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的分析模式可以说仍然是后现代性的，只是后现代性这个词太理论化，还不够普及而已。他区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谈到了现代性是一种不完整的部分的完成，是反映了现代这一历史情景的一整套问题和答案，后现代性则可以说一种农业的工业化和无意识理论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

在我看来，杰姆逊开始区分第三世界的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彻底毁灭和第二世界的不充分现代性丧失了权力话语的状况。这位认同全球话语权力结构的学者，尽管曾经同情过第三世界，但还是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怀疑的是：他所说的“后现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杰姆逊以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学术大师的嘲讽口气训导沪上学人，并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中，拒绝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只因为他认为这种区分毫无意义。

他在对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自己发展的道路做出的嘲讽，使我真正感到阐释中国或者发现东方不能靠任何“他者”。因为杰姆逊明确提出，仅仅用替换性的现代性方案或现代性不同道路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起码有一种标准化、霸权式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还有一些“低贱者”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他讥讽地说，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还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数目就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因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这一说法委实令人惊讶！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杰姆逊认为这种多种多样的现代性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

我再重新翻阅这位奔走于东西方的教授的著作时发现，其实他的观点一直是西方中心的——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文化艺术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这种说法之所以中国学者视而不见，只是由于杰姆逊对中国文本的解读使本土学者误以为“文化白求恩”来到了中国。如今，我们可以在此清醒地听他的东方主义布道：“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案：请注意，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垄断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

这一立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质疑。其一，强调全球化问题，因为所谓“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质疑，这一点已经与他早期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和质疑南辕北辙；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其三，在其全称判断中强调，未来世界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