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术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世纪初期，中国存在许多值得认真反思与研究的艺术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美术思潮的震荡和嬗变，而关于中国画发展的论争更是剧变的美术思潮的重要方面。

20世纪初期，中国美术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开始了从各个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种种社会变革与内外争战构成了这段美术史不能回避的社会背景。一批政治家向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导致了关于中国美术前途论争和画坛格局的变化。

1社会背景

1.1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不断渗入，西方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中国不少爱国志士哀叹国衰势弱，对现实感到痛心疾首，产生了“非惟兴中土之学术思想，不足以自强”的愿望。自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晚清文人由此出发，从枪炮战舰到思想文化对传统作全面检讨，弃旧图新、“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由自然科学、政治体制扩展到了思想文化及教育制度。美术也被纳入“宜师泰西之长而成其变”的一个方面。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新派文人从“师夷制夷”的角度介绍西方美术和西方美术教育，如郑观应、薛福成、王韬、彭玉鳞、马建忠等人，在介绍西方先进文化时，都曾提及欧洲绘画及源流，欧洲教育制度中的美术院校（称之为“丹青院”）、博览会、美术馆（称之为“炫奇会”、“赛珍会”）的设立。最早的是1887年李铁夫留学英、美，此后较早的有1905年李叔同、曾孝谷留学日本，1907年李毅士留英，1915年之际台湾美术家黄土水、刘锦堂留日等。20世纪初期，早期留学生陆续回国，改变了中国美术的原有结构，他们成为传播西洋美术的有生力量。而西方美术的引入又刺激中国美术由传统转为近现代形态，并成为中国美术变革的主要参照系。

1.2从清末的“洋务派”到“维新派”，都相对重视西方模式的学校，于是，兼授中西两科的新式学堂在各地兴起在西方美术的刺激下，新式美术学校（系科）逐渐建立，而它建立后又成了西方美术的中心，并对传统美术的传授方式、学习内容、生员来历及去向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1898年，一些城市的新式学堂仿照日本教育，开设图画手工课。1902年，清廷准予高等小学堂和中等学堂开设图画、习字课。其主要方面已不是民族的和传统的，而是西方的、外来的，其教育制度与方式方法，亦基本采自日本或西方。而古代中国的美术教育方式是师徒传授。师徒关系以传统的人际关系为准则，都打着血缘亲族宗法制的烙印。加上相当封闭的艺术生产方式，就使得以师承联系起来的艺术群体与个体具有保守、因循的特征，严重地扼制了传统美术的革新与艺术家的创造性。”学校教育不明显同于传统的师徒传授：它往往综合或兼学中西美术，其师资也不限于一家一派，它把传授知识技能视为一种社会事业而与社会有了更多的联系，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从属性、封闭性的宗法师徒关系。美术学校逐渐成为艺术运动的中心，成为各种艺术思潮、流派与风格的策源地与传播中心。

2文化背景

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的格局实际上是矛盾横生的，甚至带了些混乱和惶恐。由于整个社会大气象的影响，此时的中国画坛已经失去了前代的大环境和大心境。一个矛盾的社会环境也似乎成就了一个矛盾的艺术格局，它几乎没有如清代文人画那样的可以占明显优势而得以形成明显特点的氛围。但爱这种情况下，它却显示出自有的的那种混乱与矛盾。而这种画家自身的矛盾也总是有倾向性的，不论在创作思想方面还是观点倾向方面。如“1920年蔡元培就在北京大学的《绘学杂志上》蔡元培大谈科学，冯汉叔则言中西根本不能比较；徐悲鸿大捧郎世宁“其精到诚非无华人所及”，冯氏则贬“郎世宁浅抹深图，其品斯下”。”而流派创作方法间的争论更是水火难容“徐悲鸿与刘海粟势不两立，二徐（徐悲鸿、徐志摩）论战这各持科学写实与艺术表现之立场辛辣而幽默。至于广东岭南派与国画研究会的一段公案则从本世纪初（20世纪）一直打到世纪末也难有定论……新与旧、中与西、雅与俗、临摹与写生、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科学与艺术、人生与艺术、功利与超脱，种种矛盾交织，一起构成了恐慌、混乱而有生动、热情的现代中国画的总体格局。”

3对后世的影响

这一时期矛盾的产生，不但为中国画坛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和更多的空间。而更加重要的是在美术教育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他们在“重形似”的西方传统绘画的对照中，发现了传统绘画只尚“写意”不求写实的弊端。所以都把西洋画“写形”之特征看作是与中国画最大的区别，在呼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写实绘画更是被看成是科学、进步的美术观和形态，而得到大力的倡扬。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批艺术学子满怀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日本、欧洲接受了学院写实主义绘画的训练，学成回国后，多以教学方式极力推行写实主义绘画，以至学院写实主义绘画成为影响最大，居于画坛主导地位的流派。

西方美术论文范文第2篇

艺术进化观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与19世纪末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凌的情势是紧密相连的。在整个20世纪，艺术进化观具体表现为：艺术的发展是直线前进的，西方艺术发展的历程也是中国艺术发展的路程，西方最流行的艺术是中国艺术的努力方向。这种艺术进化观的产生并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是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中介才得以产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斯宾塞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在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共同影响下，中国的艺术进化观最终才得以形成。

1.陈独秀除了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还打起了美术革命的大旗。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美术革命——答吕澂》阐述了他的美术观。和他的文学革命观一样，陈独秀极为推崇现实主义的绘画流派。他站在进化论的观点上，以创新、因袭二元对立的观点来审视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他认为文人画自元末逐渐兴起之后，专重写意，不重肖物，不重表现现实，以致到了清代三王绘画，都用“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几乎没有真正自己创作的作品；而现实主义的绘画最能反映现实，不落古人的窠臼，所以应当是提倡的艺术流派。进化论不仅影响了陈独秀，也影响了其他一些学者。蔡元培的《美学之进化》、鲁迅的《人的历史》和《科学史教篇》都受到了进化论较大的影响。鲁迅在《人的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中对进化学说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进化发展是硬道理。进化论不仅影响了文学和美术的发展道路，而且影响了中国戏剧和音乐的发展历程。20世纪前半期，艺术界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艺术的发展，注重艺术的社会功能，现实主义的艺术在这段时间受到了极大地推崇。20世纪40年代之后，社会进化论对艺术仍然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新事物肯定会继承旧事物的一些特点，但新事物最终要代替旧事物；相对于被替代的旧事物来讲，新事物代表了事物的发展方向，所以更具有优越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着新旧二元对立、新必代替着旧的社会进化观念。认为新事物代表着前进的方向，尽管有诸多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多赞美它。在《讲话》中批判了“从来的文艺观念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观点。他以苏联文学为例，指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3]要求艺术要表现新阶级的生活，特别是表现工农兵的生活。总之，在《讲话》中，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等问题。在《讲话》中，有颇多的理论创新，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的命题是前无古人、极为深刻的。《讲话》不仅影响了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而且影响了建国30年内中国艺术的发展。

2、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说法在美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小山的艺术发展观念是线性的发展观。他认为封建王朝已经结束了，传统文人已经没有了，中国画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就会消失。殊不知，中国画所体现出来的“物我为一”、逍遥飘逸的精神是任何人类社会都需要的。中国画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国画自然不会走向穷途末路。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界崇尚向西方学习，到了90年代就发展到了惟西方马首是瞻，丧失了文化自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美术界画家扬名、树立艺术地位的通行方法是先出国到外国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办展览，然后到国内著名的美术馆办展览，再通过国内权威的杂志、报纸宣传自己的艺术作品。在上述三个步骤中，到国外办展览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一个艺术家似乎仅仅只能成为中国艺术家，而不能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其实美术界这种扬名的方法亦充分表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艺术方面的掌握着话语权，更彰显了中国美术界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事实。而到了21世纪，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中国艺术界也开始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艺术思潮在解构主义这面旗帜下，强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所崇奉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念。经典的历史人物亦成了人们解构的对象。历史故事《赵氏孤儿》传达出忠臣终将战胜奸臣的除恶扬善的正义精神，电影《赵氏孤儿》里却说程婴是小市民的愚忠。编剧和导演之所以这么更改，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承认人性的崇高，不相信为了“正义”不惜牺牲一切这种崇高价值观念的存在。

二、艺术进化观的反思

1900以后中国艺术发展的道路，从最初追求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到中将政治作为评价文学唯一的评价标准，从新时期以来热切地引进、学习西方艺术到20世纪末期某些论者的“国画危机论”、“话剧危机论”。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线索贯穿其中，这个线索就是进化论。对于这个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进化论，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而对艺术的进化观，学术界反思的论文并不多见，仅有的一篇论文是林木先生的《中国现代艺术应以西方的“现代”为标准么？——谈社会进化论的消极影响兼及回应孔新苗先生》。林木先生在论文中批评了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中国美术界以西方为导向的倾向，并呼吁建立中国艺术的尺度[5]。林文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对于进化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理性分析。

1.艺术的发展不遵循进化论原则

进化论在自然界是可以成立的，在文化艺术界是不适用的[6]。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讲，越是后来产生的学说越是详细精妙，往往代替原来的理论学说。而艺术的创作则不是这样。艺术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前进的。对于艺术来讲，晚出的作品不一定胜于先出的作品。例如，在世界艺术史上，希腊时期产生的雕塑和悲剧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那种认为世界今天的雕塑胜于古希腊雕塑的观点被公认为是无稽之谈。艺术杰作的产生要么是社会状况影响的结果，要么是艺术家个人天才的创作，它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却没有固定的轨迹。艺术的发展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著名艺术家丹纳的观点是艺术受到种族、气候与环境的影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艺术的发展是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艺术的发展不仅有经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更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将进化论运用到文学艺术中是非常荒谬的，正如著名的文论家韦勒克所言：“达尔文或斯宾塞的进化论，在应用到文学上就不正确了，因为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其基础的。文学中并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生长和退化这种现象，不存在着从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的转变。”

2.呼唤艺术的自律与自觉

回眸1900年以来中国艺术的发展，会发现中国艺术缺乏对艺术自律和自觉的关照。20世纪80年代之前，艺术界注重艺术的他律性，而忽视了自律性；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的艺术又失去了艺术的自觉。当然，这是整体概括而言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同样存在忽视艺术自觉的情况，不过相比于艺术自律性而言，其影响要更小一些。在20世纪前半叶，在艺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即艺术作为文学革命的一部分，应该起到文化启蒙和救亡图强的重任。中国艺术的发展路线则应当遵循西方艺术的发展路线。在当时的情况下，现实主义流派受到了极大地推崇。今天看来，五四时期开启的中国艺术现代转换，其出发点为了达到救亡图强的政治目的，而并不是从艺术自身出发去实现艺术完善的目的。也就是说，从20世纪初，中国艺术界的革命就存在着忽视艺术自律性的缺点。艺术界大多继承了的核心思想，极为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忽略了艺术之为艺术的那种本质，机械地将文艺看成是社会的反映，看成是政治思想的载体，乃至进一步用新与旧来区分文学。这种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颇为盛行，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在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上，艺术界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了文化的自觉和艺术的自觉。中国艺术界以西方译作为导向标，将西方的艺术发展路线作为全世界普适性的艺术发展路线。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反省的是，五四时期启蒙领导者是将艺术看成了思想启蒙的载体，他们是从救亡图强的角度提出的对艺术的要求，为了强调向西方学习，所以他们偏激地得出了中国事事不如西方的结论。在民族危难时期，艺术的确应该承担起辅助救亡图存的重任。但是，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占据世界GDP第二位，在这样的时候，艺术界不应该像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那样意气用事，而应该树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建立起文化自觉意识。艺术的自律论要求我们给予艺术更宽松的环境，使艺术在自由、祥和、安定的气氛中茁壮地成长，不再遭受政治风暴的侵袭和蹂躏。而艺术的自觉则要求我们在新的世纪中首先树立艺术的自信，坚信中华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一样是有独特价值的，坚信中华民族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三、当下中国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对于中华民族的艺术发展来讲，如果完全偏离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如果仍然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膜拜西方，中华民族的艺术发展的最终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不仅没有把西方的艺术充分学好，而且也会遗失已有的光辉的传统，往昔艺术辉煌璀璨的局面将永远不会出现。因此，在新的世纪，我们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如何处理好中外古今的关系，做到既无愧于祖先、又对得起子孙，这是每一个有责任心和道义感的艺术从业人员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1.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重视民族、民间艺术1997年，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他对文化自觉历程的高度概括。这16个字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在过去的20世纪中，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怀着为本国文化寻找出路的焦灼心态来探讨艺术的使命感。在这种背景下，艺术界做的更多的事情是“美人之美”。今天我们应该做的首当其冲的事情是树立文化自觉，“美己之美”。中国艺术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要深信民族艺术是优秀的，具有西方艺术所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也许，萦绕在许多艺术家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是“文化自觉”的意识是否与艺术发展相悖，会不会重新走向“闭关锁国”。文化自觉的意识是指在艺术家的头脑中树立起自信，相信自己有文化，相信自己的文化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所以并不会与艺术发展相悖。只有树立起文化自觉意识，才能正确处理中西艺术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关注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艺术界的从业人员需要认真地去继承和研究中华民族的艺术，尤其是民间艺术。在民间艺术中，隐藏着许多富有表现力的作品，亟待艺术家的挖掘。以二胡为例，二胡演奏艺术为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在20世纪之初并不为知识阶层所推崇。而杨荫浏、曹安和对《二泉映月》的挖掘和记录才使二胡在当今音乐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中国二胡演奏曲《二泉映月》的时候，激动得泪如雨下，称这首曲子应该跪着听。而今《二泉映月》已成为中国艺术经典。在中国民间艺术中，像《二泉映月》这样优美的艺术作品肯定不在少数，亟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人员去发现。

2.从传统中汲取滋养

再创艺术辉煌传统为艺术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方法和技能，更给他提供了艺术的灵感和激情。著名的诗人、文论家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指出，一个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有历史的意识。其实，不仅诗人需要有历史的意识，所有的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需要有历史的意识。当艺术家与传统、与他所生活的时代隔绝的时候，也是艺术的缪斯之神离他远去的的时刻。自此，他将永远没有创造力。正如著名的钢琴家周广仁教授以钢琴教育为例所指出的：“钢琴艺术所体现出的，应该是高层次的文化修养。作为钢琴家，不但要有演奏钢琴的专业技能，而且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艺术修养。很难想象，假若你对欧洲文化、历史一无所知，却能演奏好贝多芬、莫扎特。事实上，有的学生到了一定程度就再也上不去了。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手指僵硬了，而是文化空白了，头脑空了。”[8]回顾当下，许多艺术家忽略了从传统和时代中汲取灵感。我们探讨当下艺术家的时候，会发现真正有深度的艺术家，是得到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滋养的艺术家。当代文人画创作的杰出代表范曾年轻的时候大量临摹古代的人物画，后来仍然不断学习，与朋友吟诗作赋，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终于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就。范曾的艺术历程启示我们，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讲，提高艺术技巧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艺术技巧达到一种层次时候，影响他的就不仅是技巧层面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一个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悟力。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四、结语

西方美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综合能力

多年来，我国的美术教育无论是专业美术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针对美术学科的人才培养，各院校教育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中国画专业的人才培养基本上形成两种模式：一种是延续师徒传授的传统方法；另一种是受西方现代教育体系和理念的影响，注重基础造型和色彩能力的培养方法。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对美术学科人才需求的变化，一些教育学者和教师在中国画专业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对该学科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专业技能与创作能力培养

（一）专业技能培养

目前，我国各专业院校的中国画专业的基础课程均设有素描、色彩、临摹、写生等内容。这些基础课程的专业技能包括用笔用墨、线描、色彩、画面经营及意境表现等。因此，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专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准确的造型能力，即对客观事物进行准确的刻画。这不仅要注重对物体的轮廓、结构、透视、层次、明暗等方面的表现，而且还需要在原来造型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强化或夸张、变形，以突出中国画创作的特点。速写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也是记录、收集生活素材的重要手段。中国画创作讲究“目识心记”，这要求对物体的造型、结构和生长规律能够理解并烂熟于心，这样才能下笔如有神。速写要讲究“笔不离手”，要求学生对物体有辨识、概括的能力，而且还要对物体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以及深刻的记忆。所以，画速写不但能培养学生看、想、记、画的技能，还可以训练学生手、眼、笔的协调配合能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形体的特征。中国画专业的造型表现语言与其他画种有明显区别，中国画以“线”作为造型的表现手段，所以课程教学中应该加强“线”的练习。“线”是一种高度概括、凝练的绘画表现形式。学生需要了解中国画线条的应用规律，并对客观事物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通过线条的表现，对客观物体进行概括提炼和归纳，这样才不至于停留在对物体表面的描绘。中国画专业教师在指导学生对物体进行观察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审美能力。传统西方绘画讲求科学，强调客观、真实地描写对象。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教学要求在观察对象时遵循自己的主观意愿，强调物体的意象性格和精神特征。在各高校的中国画专业教学中，表现题材分有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科目，各个科目都有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山水讲究意境，人物讲究神态，花鸟画讲究情趣。所以在教学时，这三科的观察和表现方法也有所不同。宋代画家曾云巢在观察草虫时记载：“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得其天。方下笔之际，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1]这段话明确地说明了画家在观察物体时的体会。从草虫放在笼子里不分昼夜的观察，到对形貌、结构特征了然于胸，又到大自然的草地间观察它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习性、动态变化等，最终达到“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物我两化的境界。又有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在序中提到的观察方法：“余于花放之时，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图写花之状貌，得二百余品……”[2]正是这种知之甚详的观察积累，方能极为传神地表现对象。中国山水画观察方式是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对山水进行散点透视的观察，涵盖了眼中所见山水的全貌，即山水总体印象的总合。山水画最著名的观察方式莫过于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法”。“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忘远山，谓之平远。”[3]郭熙将山水画中的远近透视觉关系，总结出山水的空间与构图表达，形成了山水画自由、独特的观察方法。中国画人物的观察方法，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东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他提出的观点概括了中国人物画的观察和艺术表现方法。他强调以形写神，通过对人物的观察和画家自己“迁想妙得”来把握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表达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即“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4]。中国画笔墨，从狭义上看，是用笔和用墨的合称，包含笔法、墨法、章法等基础技法。中国画家认为，笔墨运用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从广义上看，笔墨运用的特点，则体现出画家独有的艺术语言和精神面貌，也代表了画家的艺术风格。然而，笔墨功夫则需要不断地练习、积累，才能有所提高。中国画教学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笔墨功夫，关键在于对笔墨正确的训练和学习。在进行笔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正确的引导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临摹。要求学生在临摹作品之前，除了分析画家运用的笔墨技法之外，还要对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画家的艺术思想和历代评论家对作品的相关评论等有所了解。二是对经典作品的意临。了解作品的笔墨技法后，在临摹作品的笔法、墨法、章法、风格、意境等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及感悟，摆脱形似上的束缚，把别人的长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三是笔墨关系运用训练。笔墨关系即需要画家熟练掌握笔墨的运用规律，并通过掌握毛笔的笔力、笔性、笔势、笔意，以及墨意、墨韵等之间的节奏关系。因此，学生可以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和临摹，掌握笔墨运用规律。

（二）专业创作能力培养

美术创作作品要有创意，是创作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作品画面与别人的似曾相识，或如同孪生兄弟姐妹一样，那就是抄袭、临摹。所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教师先要引导学生从传统的临摹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要对物体有正确的观察方法。比如，传统的对花鸟的观察模式是“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5]。其实，在绘画中，两三枝花卉的描绘和表现众多朵花的气势和意境是截然不同的。教师可指导学生从生活采风中，善于发现物体的美感，以及在创作课上，尝试把物体的自然形态进行变体或夸张。例如，表现一个西红柿，先用平时常用的观察角度进行描绘，然后再从俯视的角度，分别绘竖着的、横切一半的、切四分之一的、剥皮的西红柿等。总之，尽可能让学生从各个角度观察自然物体的形状和结构，以及纹理等细节，丰富学生对物体的整体认识。在全面了解和认识物体的外在和内在特征后，学生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物体进行切割和重新组合，形成一幅新的画面。指导学生观察物体的纹理细节，如把蝴蝶放大几倍，观察蝴蝶翅膀的纹理排列，从正面纹理、半侧面纹理、侧面纹理等对蝴蝶纹理不同细节和角度进行观察，会发现这些纹理有不同疏密、大小、聚散节奏的关系。学生对物体观察角度的变化，不仅开拓了学生对物体的观察思维，而且也使学生从中得到创意能力的培养。其次，学生还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画种的构图方法，比如版画、插画、油画、综合材料绘画等。荷兰画家梵高、法国画家莫奈喜欢借鉴日本浮世绘的绘画表现形式。如梵高的名作《星夜》中的漩涡被认为是参考了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作品《神奈良冲浪里》。从梵高的作品《日本情趣：花魁》《日本情趣：梅花》等，可以看到日本浮世绘作品对他的影响。还有莫奈作品《圣阿德雷斯花园的阳台》，也是参考了葛饰北斋《五百罗汉寺》的构图。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通过对这些画家作品的案例分析，引导学生从其他画种中吸收养分。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尝试使用各种绘画材料和绘画表现技法。在现代社会审美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中国画颜料和“三矾九染”或“逸笔草草”的绘画技法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绘画颜料不断涌现，也给画家提供了综合材料在同一画面运用的可能。比如，有些中国画写意画家在绘画时使用了水彩颜料。现当代画家齐白石和郭怡孮，以及众多的工笔画家就曾在同一画面使用水彩、丙烯、日本岩彩颜料等综合材料。现代画家的表现方法非常丰富，比如可采用揉纸法、拓印法、撒盐法、撒胶法、泼彩法等。郭怡孮曾说：“作画时甚至连手指甲、木棍、笔杆都使用上了。”一切有助于丰富画面效果的表现方法，都可以鼓励学生尝试。教师在实践教学中，要善于导入国家、社会或专业协会的项目进行教学，这样可以使学生从真实的项目创作中得到锻炼和积累创作经验，从而滋养创新能力。社会的项目创作是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这就要求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要进入画家的角色，要有创新思维和专业技巧的能力，以及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根据课程教学安排，教师要带领学生深入生活采风或在课堂中创造情景体验。如听一段音乐、观看一段舞蹈、读一首诗词，然后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画出自己心中的感受。

二、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

（一）自学能力的培养

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其中也包括了自学能力的培养。所谓自学，是在课外时间、没有导师指导的情况下自我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为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课程教学计划及课程教学中要给予学生充足的自学时间，并布置适当的内容和任务，让学生在没有依赖和干涉的情况下，用眼去观察、用脑去想、用手去做、用心智去探求，自由地学习和研究专业理论，以及实践专业知识。此外，还需要教师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全面的了解，因材施教。

（二）论文撰写能力培养

目前，中国画本科专业的理论研究，主要在于学位论文的撰写。因此，在选择论文题目时，要考虑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毕业创作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二是手中有充分的参考文献资料，足以支撑完成论文的撰写；三是经过4年的学习，对专业基础或核心课程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浓厚的兴趣，有完成论文写作的激情和能力。此外，论文的撰写首先要完成开题报告，这是检验论文的题目及框架是否符合学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要求，还可以看到学生论文写作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是否有完成论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学生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不但可以加深对专业的理解，还可以从中掌握课题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得到研究能力的培养。

三、审美认知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一）提高审美认知

优秀的艺术作品要给人以美的感觉，这就要求画家或美术学科学生提高审美认知。古哲云：“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师造化不如师心源。”这源于禅宗的美学思想。这说明在创作作品时，从观察和临摹前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和体会，不如深入生活采风，从大自然中体验生活，以得到灵感的启发。个人的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写生得到心灵的净化，以及理论的升华和审美认识，并运用于创作作品中，这就是个人悟性的充分体现。画家在采风写生时，首先是对物体的观察，然后从最美的视觉角度入笔，这样才能画出具有美感的写生作品。在作品创作阶段，对作品的构图、造型、色彩及线描表现等，都需要经过心源审美的感悟，具备高超的绘画技巧和表现能力，才能创作出具有美感的美术作品。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有儒家、道家和禅宗。中国现代美学著作，如潘之常的《中国美学精神》、金雅主编的6卷《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等都能为学生提供较为宏观的视角。西方美学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如黑格尔、康德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观点也应涉猎。这些美学思想和著作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提高审美认知及综合素质。

（二）提升综合素质

对美术学科的学生而言，综合素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综合素质的培养离不开生活、学习和创作的阅历，需要对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以及对邻近学科有所了解。学生在进行专业创作及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常遇到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美术学科中国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学生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创作能力，还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读万卷书博览群书可以增长知识，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所遵循的真理。作为美术专业的学生，不但要读本专业书籍，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还需要读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如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从中了解中国哲学的脉络。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葛兆光的《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思考和推论了中国文化形成的原因和理由，能为学生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中国画专业的学生在研习专业的同时，也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如《春秋》《论语》《孟子》《史记》，以及中国古代诗词等，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文历史，提升个人的人文素质。中国传统绘画历来强调绘画与书法意趣相通，书画异名而同体，讲究诗、书、画、印融为一体，才能赋予画面丰富的视觉美感。北宋时翰林画院的画学生，不但要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还要学习汉代4部重要的著作，如《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系统地学习和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古汉语词、方言词，方言的语言、词汇、语法和探究事物名源、训解词义，以及汉语的语词源学等。2.行万里路所谓的行万里路，就是通过采风写生、专业创作及社会实践等，丰富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创作经历，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素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这说明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理论，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和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如今的社会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参加文化部门及专业协会组织的项目创作活动；在校学习期间，参加文学、美学和专业创作理论等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和讲座；参加学校与其他院校间的交流，包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流；通过选派交换生到国内外其他高校进修学习，增加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了解。这些社会实践无疑对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就业等教育和社会问题，将面临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同时也对美术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美术学科的教师不但要有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与研究能力，还要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这样才能使美术学科跟上时展的潮流，也才能为国家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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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义庆，朱碧莲.世说新语·巧艺[M].沈海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西方美术论文范文第4篇

自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美术研究受到西方艺术研究方法的影响，非凡是1949年以后，更多的学者和书画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使中国美术的研究方法有了重大突破。艺术院校培养了美术史论研究的专门人才。随着美术考古发掘不断取得的新成果和美术创作的繁荣，美术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回顾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拟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研究以及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和研究等三个方面，逐一论述之。

一中国美术史研究

“美术”一词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是“五四”时期移入中国的。在此以前，中国古代的有关著作只有画史画论、书史书论等专史专论。直到本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用现代方法研究和写作的比较系统的专史出现于20年代中期。1925年出版了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随后，陆续出版了郑昶《中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滕固《唐宋绘画史》（1933）、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34）、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934）、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等多部史著。50年代以后，才有所谓综合性的美术史出版，如胡蛮《中国美术史》（1952）、李浴《中国美术史纲》（1956）、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1956）、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1956）等，同时，也有一批专史和断代史出版，如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和《中国连环图画史话》（1957）、王伯敏《中国版画史》（1961）、郭味蕖《中国版画史略》（1962）王伯敏《中国绘画史》（1982）以及王伯敏主编的8卷本《中国美术通史》（1988）、毕克官、黄远林合著《中国漫画史》（1986）、张少侠、李小山合著《中国现代绘画史》（1986）、薄松年《中国年画史》（1987）、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1988）、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1985）、王子云《中国塑雕艺术史》（1988）、陈少丰《中国雕塑史》（1993）等。

本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的初始阶段，其突出成就表现为对古代美术史料的系统化梳理，并开始对一些门类——主要是绘画发展历史的整体把握，逐渐地形成了叙述性艺术史（以绘画为代表）的现代形态。郑昶《中国画学全史》、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以及滕固《唐宋绘画史》代表了当时美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郑昶将绘画史的发展划分成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的分期是独有创见的。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收入了历代画家，资料详尽，其师承、派别关系条理清楚。滕固《唐宋绘画史》则将以往艺术家本位的历史演变改为以艺术作品为本位的历史演变，把绘画风格的演变作为论述的主线。这一时期美术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美术史还基本上限于绘画史的单一范围，为以叙术性的史料为主，研究还不够深入。

本世纪中叶，美术史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前和同时期的考古发掘丰富了美术史资料，非凡是丰富了古代美术实物资料。一些分门别类的专史和专题研究就某一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或印证的成果。这些都促进了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化。从5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并且，展开对各门类美术发展历史的综合性研究。研究者试图或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开始注重于精神生产与物质条件非凡是社会背景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传统的研究方法。这既是这一阶段（乃至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就。这一时期在雕塑、工艺美术以及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差不多可以说，三维空间造型艺术不为史家重视的历史宣告结束。李浴、阎丽川、王逊等史家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毋庸讳言，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及文化环境的制约，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还显得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庸俗社会学等的影响。

进入80年代以后，美术史研究又有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一支可观的专业研究队伍，其中包括美术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美术学学科建设意识的觉醒和一个时期里人文学科中方法论更新的讨论，促使美术史研究对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并不断纠正此前研究中的某些失误。美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以及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借鉴和参照，并使研究走向深化。这一阶段的美术史研究的成就和特点集中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大批关于传统绘画以外的诸门类美术的专史出版，如工艺美术史、陶瓷史、染织史、年画史、漫画史、版画史、壁画史、雕塑艺术史等。专史著述使对某一门类的材料发掘和收集得更为全面，使研究更为深入，更加系统化。从总体来看，则拓宽了美术研究范围，其中不乏镇补空白的项目。

第二，对美术史中个案和专题的研究篷勃展开。自70年代末，先后举办过浙江与黄山画派、黄公望、恽寿平、清初四画僧、八大山人、石涛、扬州画派、近代四大家等相当规模的学术研究会，有的会议之后还出版了专论集。此外，还有相关的研究会成立，如石涛研究会、八大山人研究会、吴昌硕研究会、黄宾虹研究会等。

第三，两部大型美术史编撰和出版。一部是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8卷），另一部是王朝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12卷）。前者综合了自50年代的来大多作为教学之用的中国美术史诸版本的优长，并充实了大量新的资料，观点明确，体例清楚。后者突出的特点是，以历代美术作品与审美主体之间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为论述主线，探寻美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主意之新、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该书于1996年完稿，正在印制中）。这两部史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美术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以上所论述的是旨在探寻美术发展规律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这是中国美术研究的主要方面。此外，还有属于发掘、整理、鉴定、编录等史料建设性的方面。后者是前者的的基础和首要条件。作为史料建设方面的美术史研究，又有两大类别：一是对文献资料和传世藏品的考据、整理、编篡、著录；二是对地下美术作品的考古发掘，即美术考古。本世纪在史料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1911年，黄宾虹、邓实开始收集编篡《美术丛书》，集历代书画、雕刻摹印、瓷铜玉石的著作，至1928年四集编竣（1947年增版），收入著作有285种。余绍宋编著《书画书录题解》（1932）将东汉迄近代860种书画论著加以分类评述，不蹈前人，言必己出。这一时期的史料性著述还有罗振玉《雪堂书画跋尾》、《南宗衣钵跃尾》、庞元济《虚斋名画录》、王士元《麓云楼书画略》、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等。50年代以后，于安澜《画史丛书》（1962）有较大影响。该书选辑自唐至清的22种画史著作，以断代、地方、别史、笔记等四类编篡，有很强的检索使用价值。俞剑华《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美术家人名工具书。《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由敦煌研究院整理编写的，该书反映了近40年间车内外关于莫高窟壁画、雕塑研究成果，内容全面，体例统一，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傅抱石《中国美术家年表》和《石涛上人年表》、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书画目录》、徐邦达编《中国书画鉴定概论》等。这一时期所编篡的主要史料有《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以及《扬州画派研究丛书》等。80年以后的大型图录资料有《中国历代名画集》、《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雕塑史车录》、《中国工艺美术图录》、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14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以及各大博物馆收藏精品集。

这些著作者大多继续了中国人文学科学者治学的传统，从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钩沉拨要，发掘寻绎，按照一定的宗旨和体例编篡成书。还有一部分作者是美术品鉴定家，他们有条件接触古代美术作品真迹或实物，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和相关的常识，从而往往就时具体作品的鉴别入手，著书立说。总之，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的价值更主要地体现了作为美术史深入研究的材料和依据，其中大多成为美术史学者必备的资料或工具书。

20世纪美术考古的成就更为显著。中国美术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它发生于本世纪20年代后期。首先，起于裴文中等人对于北京房山县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随后，又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以及浙江良渚文化遗址进行发掘，从而，对史前时期及殷商时代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及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美术考古研究中，吴金鼎对于陶器的研究，容庚、郭沫若、徐中舒、唐兰对青铜器及其铭文、图案、金石及古文字的研究，陈万里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瞿中溶、关百益对汉画像石的研究，梁思成对古代建筑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还应该提到的是，岑家梧《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1941）和冯贯一《中国艺术史名论》（1940）。岑著对中国美术考古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冯著则对中国美术分类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使美术的门类突破书画的限制，扩展到包容了石窟、青铜器以及建筑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发掘成果不断出新，美术考古学者对材料进行整体化的把握并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使中国美术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原始陶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陶塑、杭州良渚文化的玉器、四川广汉青铜器，都是中国古代美术中熠熠闪光的伟大作品，也是中国美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至于闻名于世的陕西秦兵马俑、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西安唐代皇族墓、北京明定陵等遗址中令人赞叹的美术遗存，更是极大的丰富了美术史研究的内容，甚至，有些考古新发现使原来美术史中的某些论述不得不重新改写。

二美术理论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美术理论一度活跃。这同美术处在从古典向现代形态转折时期有密切的关系。美术创作自身的捩转，西方现代思潮的东渐，以及一批批学子留学归国后兴办美术教育等，都是促使美术理论活跃的重要因素。美术理论研究也分两部分，即偏重于对美术现状及发展趋向的评论和偏重于美术美学的基础理论。

世纪之初，评论性的美术理论是相当活跃的。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人多面广，不仅有美术史论学者，还有文学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改革家等。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和吕徵、陈独秀《美术革命》（1918）中都提出对中国传统文人画进行“美术革命”的主张。1919年前后，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演说著文，主张中西文化融合，采西洋所长。鲁迅发表过多篇关于美术的文章，提出艺术为人生，拿来主义等观点，对于版画创作及有关方面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1920）提出“守、改、增、融”的改革主张，认为应该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高剑父《我的现代画〈新国画〉观》和高奇峰《画学不是一件死物》都主张中外古今的折衷。林风眠《东西艺术家之前途》（1926）、《重新估定中国画的价值》（1927）主张调和中西艺术。民国初年，林纾《春觉斋画论》认为“法律须尊古人”，反对吸收西方绘画。金城《学画讲义》（1921）认为画无新旧，应“守古人门径”。此外，同光《国画漫谈》、倪贻德《新的国画》（1928）、胡佩衡《中国山水画写生问题》（1921）、贺天健《我对中国画之主张》（1934）以及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1937）等都先后对中国画的发展发表了文章，阐述了各自的见解。这些理论大致上分为以西画取代中国画，对中国画改良和折衷，以及反对改革而独守古人门径的三种基本观点。

作为美术学的理论研究者大多受到外来美术理论或美学的影响，有些人曾经翻译相关的著作后又才投入美术理论的研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著作体例与传统的画论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1921）对文人画的界定和价值作了精辟论述，是近代文人画研究的奠基之作。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1931）及《国画苑》（1935）在对谢赫六法论的研究中应用了西画批评的概念。傅抱石《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1935）以及《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1940）等著作，考察了中国画非凡是山水画的发展规律以及画家创作时的精神状态。邓以蛰《画理探微》和《六法通论》写于三、四十年代之交，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画研究自成体系，提出中国画的发展分期和中国画“生动与神合而生境界”的美学结构。宗白华《中国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义》（1935）及《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1949）等论文从直观的方法揭示了中国绘画美学的特征。此外，吕徵《美术概论》（1923）与《晚近美学思潮》（1924）、林文铮《何谓艺术》（193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伍蠡甫《再论中国绘画的意境》（1944）以及钱钟书《谈艺录》（1947）等在当时美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著述，是对书法、工艺、雕塑与建筑等门类的专题研究。如：黄宾虹《古印概论》（1930）、沙孟海《印学概论》、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1943）、商承祚《说篆》（1943）、权柏华《古瓷考略》（1930）、邹朱崖《刺绣源流述略》（1930），莫天一《塑述》（1930）、张充仁《雕刻的必要因素》（1941）、朱培钧《雕刻泛论》（1944）、姜丹书《中国建筑进化谈》（1929）、张俊kūn＠①《建筑艺术》（1941）等。

20世纪上半叶美术理论研究状况大致如上所述。其中学术专著较少，大部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这一时期，曾有许多美术期刊创办，从1911年至1949年间全国美术期刊、特刊、增刊等累计近四百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期刊大多持续的时间不长，不少是只出刊几期甚或一期即告终止。

50年代以后，美术理论研究跨进一个新的阶段。美术院校史论系或史论课程的设置，逐渐造就了一支可观的美术理论队伍。美术期刊、报纸副刊的定期出版和诸多美术专业出版社的建立，都为美术理论研究提供了较前优越的条件。当然美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是促使美术理论发展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美术理论研究又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在前一阶段里，美术理论研究的内容比较集中，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主要是现实主义美术理论，以及相关的美学和美术创作理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1950）、《新艺术论集》（1952）、《面向生活》（1954）、《一以当十》（1959）、蔡仪《新艺术论》（1951）、《新美学》（1951）《现实主义艺术论》（1958）、王琦《新美术论集》（1951）、《艺术形式的探索》（1981）、温肇桐《中国绘画艺术》（1955）、《力群美术论论文集》（1958）、洪毅然《美学论辩》（1958）、吕荧《美学书怀》（1959）、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1958）、《谈绘画》（1958）等。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关于工艺美术研究的论著，例如：吴劳《工艺美术论文选》（1963）、童书业、史学通《中国瓷器史论丛》（1956）、傅扬《青花瓷器》（1957）、沈从文《龙凤艺术》（1960）、庞薰＠②《图案问题研究》（1953）、黄考yáng＠③《湘绣》（1959）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对古代及近现代画家研究的著作，它们介乎于史论之间，或可视为对美术史中的专题研究。总之，这一阶段的美术理论研究基本上限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在研究方法上也比较单一。非凡是十年“”期间，由于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流行，艺术工具论盛行，彼时的美术理论大多流于片面和肤浅。

进入80年代以后，经过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美术理论研究走向正常，并蓬勃地开展起来。某些所谓研究禁区逐渐打破，从而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化。美术创作思潮的空前活跃，表现手法的多向探讨，使偏重于美术现状与发展趋向的理论研究得到充分的发展。思想理论界以及相关人文学科中的探讨和争鸣对美术理论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80年代的十年中，批评性的美术理论研究大致上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所谓热点问题的讨论而高潮迭起。例如，在美术理论界先后展开了关于人体模特及裸体艺术（1929）、美术创作中形式与内容、抽象美问题与自我表现问题（1979、1980）、中国画是否“穷途末路”的问题（1985）以及美术新潮问题（80年代后期）。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不仅同彼时美术创作思潮与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同当时思想界、文化界集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也具有内在联系。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势必涉及到一些关于美术特征、性质等基本理论，以及美术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等。这些讨论大都是以文章表述的，刊登文章的主要阵地是《美术》、《江苏画刊》、《美术研究》、《美术史论》、《美术思潮》、《新美术》、《朵云》以及《中国美术报》等。

美术基础理论研究在此阶段非凡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高潮、进入80年代以后，美术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陆续毕业，成为美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力量。在解放思想、开拓思维空间的同时，文艺理论界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也充实、更新和改进了美术理论研究的方法。对美术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多维向的；有审美心理方面的研究，如王朝闻《审美谈》（1986）、《审美心态》（1989）、翟墨《艺术家的美学》（1989）、丁宁《美术心理学》（1994）等；有对艺术发生学方面的探讨，如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1986）、刘骁纯《从动物的快感到人的美感》（1986）、张晓凌《原始艺术的精神》（1992）等；有探讨传统书画基本原理的研究，如徐书城《中国画之美》（1989）、董欣宾《中国画对偶范畴论》（1990）、韩玉涛《中国书学》（1991）等；有研究民间美术的著作，如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的观念》（1992）、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1992）、《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1995）等；有探讨美术基本范畴和原理的著作，如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1991）、王宏建、袁林编《美术概论》（1995），有美术比较研究的著作，如邓福星《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1990）、陈建初《智巧与美的形观——中西建筑文化比较》（1991）等以及《中国图案比较》（1996）等；专题方面的研究有陈醉《裸体艺术论》（1988）、徐建融《心境与表现》（1993）、李广元《东方色彩研究》（1992）等。

三外国美术研究

中国学者对外国美术的研究，是从翻译和介绍开始的，而且，对外来美术史论的翻译和介绍一直同对外国美术的研究并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介绍外国美术以及有一定代表性的外国美术史论著述，是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从20年代至40年代末，非凡是在20年代和40年代的20年间，是介绍和研究西方美术的一个相对高潮时期。一大批学子纷纷出国留学，他们在引进西方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美术史和美术理论著述，对外国美术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中，不仅有美术家和一般的美术史论研究者，而且还有作家和人文学科学者。对外国美术及其理论引进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发表在当时为数众多的美术报刊上的文章。有些期刊还非凡侧重于对西方美术的介绍和传播，如上海出版的《中华美术报》、《美术》、《艺术界》、《美育杂志》、《亚波罗》、《艺苑朝花》、《上海艺术旬刊》（后改名《艺术》）、《美术杂志》、杭州的《中心画报》、《艺风》，南京的《中国美术学会季刊》等都登载过在当时产生过相当影响的评介西方美术的史论文章，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丰子恺《西洋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纲》、《西画论丛》（1937）、陈之佛《西洋美术概论》（1934）、《西洋绘画史话》（与陈影栋合著，1940），李金发《意大利艺术概要》、《十九世纪法国三大雕刻家》、李鸿梁《西洋最新的画派》、汪亚尘《国画与洋画》、岑家梧《史画艺术史》（1937）、《图腾艺术史》（1938）等。当时的一批翻译过来的著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板垣鹰穗《近代美术史潮论》（鲁迅译）、顿拉克《阿波罗美术史》（李朴园译）、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阿美其里斯《美术考占一世纪》（郭沫若译）、里德《今日之艺术》（施蛰存译）等。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引进中国的外国美术主要是苏联美术和一部分欧洲古典美术。在理论上，则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论著和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理论，除此以外的内容，基本上被拒之于国门之外。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文化艺术交流频繁，苏联美术及美术史论著述的中译本蜂涌而入。实际上，这种文化交流并不对等，苏联的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发展的示范，所以，中国美术界基本上是被动的接受，而缺乏批判性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苏联美术的研究著述是不多见的。对于欧洲古典美术的研究著述大多为编著，而且也比较简略。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西方美学和一些东方国家的艺术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例举的著作有：倪焕之《苏联美术》（1951）、唐德鉴编著《希腊雕刻简史》（1955）、常任侠《中印艺术因缘》（1955）、《东方艺术丛谈》（1956）、江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1952）、朱龙华《希腊艺术》（1962）、丁文光《犍陀罗式雕刻艺术》（1963）、丰子恺《雪舟的生涯与艺术》（1956）、王文秋《匈牙利的造型艺术》（1957）等。此外，还有关于乔托、提香、达•芬奇、米开兰琪罗、拉斐尔、戈雅、德拉克罗瓦、米叶等西方美术家和列宾、苏里抖夫、希施金、列维坦等苏联美术家介绍的著作。朱光潜《西方美术史（上、下）》（1961—1964）、汝信、杨宇《西方美学史论丛》（1963）也成书于这一时期。还应该提到的这一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批译著，如涅陀希文《论艺术中的典型问题》（杨成寅译．1954）、《艺术概论》（1985）、梁斯柯芙丝卡娅《列宾评传》（严摩罕译．1958）、约翰•雷华德《印象派画史》（平野、殷鉴、甲丰译，1959）、锡德尼•芬克斯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赵沣译．1964）等。

从以上所引著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同时，这期间的介绍和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只介绍苏联和东欧少数国家的当代美术，引进有限的艺术流派、艺术理论和艺术思想，阻隔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美术及其理论的引进，非凡是西方正在盛行的印象派之后的美术。并且，由于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不适当介入，对于欧美艺术非凡是欧美流行的现代艺术及思潮，缺乏实事术是的分析与评价，在熟悉中带有主观片面性。以至在始于60年代中期的十年中，对外国美术的介绍与研究告于中断。

70年代末，外国美术研究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假如说，此前两个阶段对于外国美术更偏重于介绍，所及范围还比较狭窄，所及内容还比较浅显和零碎的话，那么，在这新的研究高潮中，研究的成分则大大加深了，所及范围也大大的拓宽，所及内容也比较深入和系统化了，仅在80年代的十年当中，翻译过来外国美术史论著作就有七十余部。这些译著对于外国美术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外艺术家的展览，频频来中国展出，与之相关的美学、哲学、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外国学术名著也纷纷移译入境，中外非凡是中国同欧美国家的文化艺术有了更多的交流。这为外国美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里，研究外国美术的中国学者也比以前增多了。美术专业期刊几乎都辟有外国美术介绍与研究的专门栏目。从下面所列举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中，也略约地反映了在这一阶段里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如：李浴《西方美术史纲》（1980）、吴甲丰《印象派的再熟悉》（1980）、常任侠《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1980）、迟轲《西方美术史话》（1983）、刘汝醴《古代埃及艺术》（1985）、张少侠《欧洲工艺美术史纲》（1986）、穆永麟《西方美术史略》（1986）、朱铭《外国美术史》（1986）、邵大箴、奚静之《欧洲绘画简史》（1987）、王琦《论外国画家》（1987）、吕澎《欧洲现代绘画美学》（1989）等。

在这一阶段翻译过来的数十部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罗丹艺术论》（沈棋译，1978）、秋山光和《日本绘画史》（常任侠译，1978）、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邹德侬等译，1986）、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1988）、雷、Η、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钱景长译1989）、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刘萍君译，1979）等。比较有影响的译丛有：《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四川美术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美术理论译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西方现代美术史美术理论翻译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

80年代非凡是8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外国美术研究热潮是空前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国民视野的大拓展，是中国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全面开放和接受。从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在美术学研究中的反映。它之所以呈现为一种热潮，还因为在经过长时期的封闭以后，人们怀有逆反的心态和好奇的心理，从而形成一种爆发性的态势，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一个领域里，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忽然面对新奇的研究对象，并接触到异域学者特有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法，这就促使他们自觉与自觉地会对中外艺术加以比较，自觉不自觉地汲取外国美术研究方法中的优长，这对于美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就观念和思维启迪的意义上说，对外国美术介绍和研究的意义，也许并不仅仅限于美术研究自身的范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方右加方下加土

西方美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术；话语立场；公平机制；西方中心主义；本土主义

中西美术自从相互交流伊始，就存在着话语的问题。比较视域中的中西美术话语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西美术在当代话语下的对话机制比较复杂。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与艺术的广泛影响。中国美术界的“85新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现代“美术运动”，而西方美术这时已处于后现代艺术的活跃时期。由于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现状了解甚少，一味地以为所译介的西方思想、文化、艺术都是现代主义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对西方文化思想认识上的错位。而美术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90年代中后期，当我们意识到，西方文化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也有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又把许多本该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当作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一些研究者在心态上、文化意识形态上，无形中都被西方文化所左右。而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这种背景下的中西美术的对话机制和话语，显然需要梳理，更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使中西美术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正常地发展。

一、比较视域下的美术话语立场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人，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人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作‘西潮’。”这种认识基本与实际状况相符合。虽然说中西美术的交流早在东汉就出现了，但真正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却盛行于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美术交流双方的话语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还没有明显的中心话语问题。而且西方美术的传播者也始终存在着一种主动融入的姿态，比如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尽量使自己的作品符合中国的美术趣味和融进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而中国的一些宫廷画师也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中的一些元素，比如透视、造型等。当然本土中心主义的观念还是有的，但仅仅是在文人阶层。譬如说邹一桂的观念和言论就最具代表性，认为西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如果说清代邹一桂在心理上和观念上拒斥西方写实油画，那么后来的“西渐”影响伴随着西方经济的强盛逐渐使西方的美术话语走向强势。这一点从五四时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都纷纷提出甚至是大声疾呼需用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改良中国画的衰微，就已经反映出来了。至于清初“四王”是否带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衰颓，这里暂不作讨论。但中国学者和画家们主动提出用西方绘画的元素改造中国绘画的衰微，本身就说明了西方美术的强势已经在中国形成。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交流和对话就显得不平等了，之后的西方美术史论家，在研究中国美术时的观点和立场更是偏移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

上世纪70年代初，较有影响的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Cahill，1926—)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的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如《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等著作以及《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等论文。他认为张宏、赵左、吴彬、陈洪绶、龚贤等画家的许多绘画都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其中的话语无不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高居翰用布郎(Braun)和荷根伯格(Hogenberg)编撰的《全球城色图》中的铜版画来作为例证。将《歌蒂斯城景观》、《堪本西斯城景观》、《法兰克城堡景观》、《艾尔哈马景观》与张宏的《越中十景册》中的山水画(奈良大和文化馆藏)、《止园册》(柏林东方美术馆藏)中的山水画以及《山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比较，认为张宏受到了西方绘画很大影响。但高居翰只是推测而无法证明张宏是否在苏州真的见到过《全球城色图》铜版画。“其去南京不过百余里，行船往之历览是一平常且便利之事。……我们可知张宏曾于1638年去过南京，以此，我们或可以推测，他也可能因其机缘，而去过南京不止一次。再者，苏州本地也可以看到西洋画：利玛窦曾经有意在苏州成立分支教会。”高居翰的意思是张宏去过南京就必定要去教堂，去了教堂就见过欧洲的绘画。但实际上没有资料显示张宏像吴历那样皈依天主教，所以张宏去南京未必就会去教堂。即或去了教堂看到了宣扬宗教的绘画，也仅仅是“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的宗教人物画。作为初次接触欧洲绘画的中国画家，一下子要从人物画的技法中变通并运用于山水画，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再有张宏也不可能看到高居翰所列举的《全球城色图》铜版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认为张宏的山水画受《全球城色图》中的铜版画插图影响都是一种推论或猜测罢了，有牵强附会之感。再譬如高居翰十分肯定地认为龚贤受到了西方绘画(主要是版画)的影响，他说：“龚贤与其他画论家曾一再指出其风格的渊源乃是出自北宋。不过，我相信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来自欧洲版画的影响。”高居翰在《气势憾人》这本书中列举的龚贤大约画于1650年的一张山水画卷，因其画中有一处岩穴以及岩穴四周的岩石构成，据此认为，“布朗与荷根柏格所编的《全球城色图》一书中的圣艾瑞安山景图，其景象酷似龚贤画中的岩穴构成以及岩穴周围的岩块。”高居翰仅仅是以图中相似性做出这样的判断，他并没有找到龚贤是否曾见到过这幅图的证据。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的西方中主义思想在他们的中西美术比较研究中占有很强地位。

另一位有影响的是英国美术史论家苏立文(MichadSullivan，1916—)，他的观点与高居翰大体一致，也包含了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东西方美术的交流》和《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映》等论文中。当然苏立文没有高居翰那样严重。

尽管高居翰、苏立文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阻碍了他们研究的推进。这是需要我们警觉和批判的，否则研究成果难以有效。中西比较美术学要求我们把比较的视点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中，而不是放在狭隘的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双方都不得以影响者或放送者的中心姿态来对待他者的美术，或者丧失自身的文化立场而一味地以他者的文化立场为中心。否则，都不符合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也是违背其本质的。

二、当下艺术思潮中的美术话语立场

在当下的中西方美术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是必然的。放送者和接受者都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放送和接受，因而某些文化立场也就不尽相同。尤其是意识形态对美术的交流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难发现在当下的中西美术交流中，西方美术文化明显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把美术文化传播与交流作为政治功能的有效运用。因而，体现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当然构成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经济的强盛关系极大)。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下的中西美术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就显示出了一种不平等的对话机制。这种不平等的对话机制的特征是：美术话语的强势和规则的制定方在西方，即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话语并不等于语言，它是交往中的一套‘规则游戏’。”西方中主义话语就是在中西方对话中以西方为中心的游戏规则。譬如西方的各种现代艺术展览，规则都是主办方制定，由主办方决定艺术作品的参展与获奖等。最主要的规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只要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作品都能人选或获奖。如此一来，中国艺术家的创作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进行，才能被西方认可。中国美术家的话语权基本消失。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一书中曾写道：“文化的对话标准是西方确立的，非西方国家仅仅是被这个‘标准’来衡量，使非西方国家失去话语权或根本就没有话语权。这是一个隐藏在深层的后现代主义背后的文化强权。近年来文化强权已经由原来的潜在性转化为显在性。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强权，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态特征。我们最为熟悉的‘威尼斯国际双年展’艺术大赛，标准的确立全部在西方。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交流’是不对等的交流，构成很多学者认为的‘文化侵略’的状态和格局。非西方文化遭到西方文化的‘侵略’确实已经成为事实。这也说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意识到了文化的差异问题和不对等的问题。”美国后现代文艺评论家休依森已经看到了这种后现代的文化侵略特征，他在其《大界限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中提醒道：“对那些非欧洲和非西方的文化，不应当用征服和统治的方法去相遇。”

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就是上面说的西方人以西方文化为强势、以优越于东方或其他民族文化的姿态进行文化扩张；另一种就是非西方国家或民族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唯首是瞻。后一种表现方式，处处以西方的美术形态和美术观念(包括西方文化观念)为标准，尤其是以后现代艺术形态和观念为标准，来迎合与满足西方中心主义的清规戒律。这一点在我国的某些艺术家那里比较明显。“一切都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这种文化心态就是以西方的文化为准则来审视自身的文化，并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修正”自身的文化，而不是用比较的视域，不是融会中西和贯通传统的文化方式来审视自身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心甘情愿地把自身本体的文化作为服从者，而不是文化的共同参与者。譬如一些画家为了迎合西方“标准”或“口味”，就努力用西方的标准制造作品，“我们的确看到西方开出的各种各样的订单，而中国艺术家更是趋之若鹜、争先恐后，把领到进入西方的入场券视作最高奖赏”。为了争取获得入选的资格与身份，不惜牺牲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掉进西方的某些政治意图，歪曲了自己的文化形象甚至是民族形象。王岳川认为中国的有些现代艺术或先锋艺术颇有“弑父和寻求精神继父的文化语境”的性质。这种艺术文化是丢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精神与灵魂，是在寻求西方文化中模仿、挪用和移植西方后现代艺术的观念。

以上两种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都是不可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的，更不利于中西美术文化的正常发展。

中西比较美术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比较的视域下，阐发不同国别、民族美术，从而构建一种公平的对话机制。要构建一种公平的对话机制，我们就要防止自身把西方文化视为一个中心。我们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工作中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公正、平等的对话机制，就是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自身的艺术文化的文脉为逻辑起点，自觉地运用跨越视域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中西美术及其文化，构建中国自己的文化立场。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要看到本土文化在中西美术对话中的文化资源价值。中国比较美术学的研究者更需要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去阐发和研究西方美术。

但是，基于中国的文化立场，不等于“本土主义”。就是说，我们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不要把自己掉进“本土主义”的局限中。“所谓本土主义是指一种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或者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本土主义主张坚决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力图维护自身本土文化的‘纯洁性’和‘本源’的特色。”这种解释基本上抓住了本土主义的本质特征。单纯的本土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也不利于中西美术的交流与对话。乐黛云在《跨文化之桥》中说：“我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赞成永远保留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旧模式，也不认为中国中心主义可以取代欧洲中心。”就是说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不等于是拒斥西方美术文化。“本土主义”的这种心态同样无法做到真正的平等对话，不利于中西美术的交流。真正危害世界美术多元发展的是各种“中心主义”。

三、建立阐发与对话的公平机制

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阐发与对话的公平机制，不能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美术思潮，简单地挪用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更不能硬将中国传统固有的美术形态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派生拉硬扯，非得把中国传统美术固有的生存形态说成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印象派、行为主义等等。譬如有的研究者把宋代画家梁楷说成是表现主义画家，因为梁楷的《泼墨人物画》的确改变了唐代人物画的传统模式，而用了非常随意性的泼墨形式以表示胸中之意。这样硬贴标签的研究方法实则是不可取的，况且我们不说梁楷的出现远远比西方的“表现主义”要早几百年，单就梁楷表现的是一种胸中之“逸气”，而后起的西方表现主义表现的是“痛苦”、“愤懑”、“彷徨”等心理来说，二者就相去较远。当然，我们可以借用西方“表现主义”创作方法来做一些阐发性的比较研究，来研究梁楷这一类型的中国古代人物画，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视野或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但绝不能牵强附会地画等号，否则就是“中心主义”或“文化霸权”的反映。套用标签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用西方的话语强加中国文化，其比较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自然，研究的结论也是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立场而无效的。这一点是我们进行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时必须注意的。

当然，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受到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一些貌似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接受和受其影响时，就是错位的，所以是不对应的。并且模仿和挪用的痕迹太重，其标准也是参照西方的规则，因而，在错位中就显示了对话的不平等。

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不可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逻辑，也不是中国当代的文化逻辑。要使中西美术进行真正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就必须有一个平等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中西美术双方充分显示自身的艺术特征和各自文化逻辑与独创精神，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突破中西美术双方旧有的文化体系，构成中西美术的新视野的立足点而返身审视自己的美术文化和形态，从而使新的公平话语构建成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和而不同”就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平等对话机制。“和而不同”是建立和阐发公平对话机制的根本也是基本前提。“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就是，尽管各种事物不尽相同，但是这些不同的事物总是在谋求一种共识的发展路径，使多元化的事物并存而不分离、隔绝和孤立。相继相承的“不同”事物是发展的根本条件，但如果“不和”，事物就分离而不能发展。因而中国古人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评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而不同”的话语精神可以用来构建当今中西比较美术学的一个平等对话的机制。

哈贝马斯提出了“互为主观”的话语。“互为主观”就是为了使双方平等，双方把对方视为主体，就是说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或理解。从而导向某种认同或共识，即“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En3s哈贝马斯的话语机制也反映了一种平等的话语权力和平等对话平台。与哈贝马斯持相同观点的是巴赫金。他提出了他者“不是物，不是无声的客体，这是另一个主体，另一个平等的‘我’，他应能自由地展示自己。而从观察、理解、发现这另一个‘我’，亦即‘人身上的人’的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对待他的特殊的方法——对话的方法。”

中西美术实际上就是“主体”和“他者”之间所呈现的一种对话关系，有什么样的“话语”机制就有什么样的“对话”关系。如果我们以“和而不同”或“互为主观”为基本原则，就使中西美术交流和话语处于彼此独立又同时共存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的机制。对话的出发点使二者在“不同”中，共同显现彼此间的互信、互识、互证和互补。中西比较美术学的比较视域中的美术话语的重构，必须使主体话语的建构本身包含着他者，从而使主体与他者相互作用，即通过在与他者美术的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在相互认识、相互信任、相互印证和相互补充的价值基础上重新构建对话平台的机制。因此，在比较视域下的中西美术的比较研究中，任何“中心主义”或“本土主义”都是妨碍平等交流与对话的障碍。中西美术同处于这个世界上，这就要求我们在交流与对话中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与主体有异的他者，主动亲和与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在相互交流、对话、阐发和理解中达到主体与他者相互间的“和而不同”与“互为主观”的和谐共处，共建一个平等的话语平台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