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白话文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英美典故具有突出的语言特色，寓意深刻。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英语典故的用词简练，意味深长。它不仅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而且还被誉为语言和修辞艺术的瑰宝屋。英语典故在英美文学发展史上可谓是历久弥新，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典籍、宗教文献，还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英美典故都占据着自己的一片天地，且广为流传，由此可见人们对其的喜爱程度。根据其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典故分为以下几类：

1、基督教典《圣经》的典故英美国家中，基督教是人们普遍信仰的宗教，它涉及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对西方社会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伦理观等也深受其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教典，是西方文化形成的另一源泉，对英语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也极大地促进和丰富了英美典故的发展。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典故都是从《圣经》中引用的，比如圣经中的人物或重要事件。如：forbiddenfruit禁果该英美典故出自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由于抵挡不住诱惑，偷吃禁果，最后被从伊甸园中逐出。除此外，还有大量来自于《圣经》中的典故，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如：Heapcoalsoffireonone’shead以德报怨AspoorasJob家徒四壁Juda’skiss口蜜腹剑lostsheep迷途者

2.其他来源的典故有些典故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然后被人们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约定俗成，来象征一定的人或事。英语典故有些是存在于一些书面的典籍之中，而部分则是独创的，有着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语言特色。这些典故，如果我们只从它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往往不能真正领悟它的内涵，我们只有结合它的来源，它的文化背景，才能对它进行准确的解读。

二、英美典故的翻译方法

浓厚的民族特质和地方气息是语言的一大特色，英美典故也不例外。因此在英美典故翻译时，必须根据其来源及文化背景，有针对性地选择翻译策略。英美文学典故常用的翻译策略有下面几种,重点讲2种：

1、套译法汉译中西方文化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异，有的典故如果不能够用直译策略翻译，如果要坚持采用直译，不可避免的将导致其真正内涵无法传达出来。但是如果这些典故与某些汉语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就可以采用套译的策略，通过其他汉语典故将其呈现出来。如：Crocodiletears假慈悲Cantheleopardchangehisspots江山易改,本性难移Somepreferturnipsandotherspears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喜剧讽刺艺术相比西方文学作品的喜剧讽刺艺术而言，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讽刺艺术则比较开放、外露、泼辣、一针见血，讲究的是效应。相反地，中国文学作品的喜剧讽刺艺术则是趋向于内敛、深沉、不轻易把讽刺意味显露在表面层次上，注重一种内在的美化，就像中国人的做人一样，遇到任何事都不会轻易地把自己内心的情感表露在外人面前，讲究内涵与修养的统一，不能什么事都显露在外面，认为这样的话，不利于在社会之中交流与发展，而是通过内敛的方式让人民去自我体会，自我感觉，在文学作品中体会其深深的奥秘之处。这也正如鲁迅先生写的：“讽刺作品要写的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大刺眼，使明白的读者能够体会到。”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不能给人民心中留下一个直接的不好印象，需要人民自己进行深刻的体会与领悟其中的关键之所在。

二、西方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1、西方国家的开放、大胆的国情决定了西方文学作品的开放的讽刺艺术由于刚开始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并不是很受人民的喜爱之情，于是戏剧就在客观上以人民的真实生活来进行反映，这样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鸣，给人民一种现实生活的重现，便打出人民的愿望与心中的需求，在生活中无法达到的一种心理体现，在剧中淋漓尽致地变现出来，让人民感同身受。也就把现实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深刻地展示在世人的眼前进行讽刺与挖苦，反映出生活中的真实情况，这样的表现形式比较直接、大胆、一目了然、一针见血，让人民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中的海岸势力，从而更好地提醒世人。当然，这也是与西方国家的国情相吻合，西方国家的人民思想开放，大胆，比较容易接受人民对于自己的教诲以及很快地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2、中国的含蓄、胆小的人民心理决定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含蓄、内敛的讽刺艺术相对应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我们的人们普遍比较含蓄，害羞，内敛而且比容易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丑陋的一幕，尽可能地把自己美化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就是没有一些优秀的、值得别人为之骄傲的地方也会打肿脸充胖子，尽可能地运用一些虚假的手段表现出来，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开放，直截了当。尽管有时候需要毕现出来，也是通过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还要思前想后，看看哪种形式对自身的伤害最小，才能达到心中的最满意效果。中国的这些具体情况都导致了我国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不可能公开性地对一些黑恶势力的批判与嘲讽，无论要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都会通过一些言外之意表现出来。

三、小结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西方文学的多元文化样式概述

在西方戏剧中，主要是借助表演者在舞台上展现多种样式的艺术形式为观众们讲述诸多故事题材，也就是达到了“把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效果，往往创作者并不直接参与到表演中。亚里士多德会根据古希腊戏剧的艺术形式来细致分成了悲剧与喜剧两种形式，通常悲剧指的是“表演者对宏伟事件的完整模仿，并激发出对这种情感的恐惧与怜悯之情，进而宣泄出来”;然而喜剧却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当人们在舞台上进行荒唐滑稽的表演过程中，会遭受到观众们的嬉笑怒骂。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文学从自身的表现形式及内容都逐渐变化到不为亚里士多德所理解，就拿戏剧来说，从古希腊萌芽时期再到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19世纪乃至20世纪中期，诸多悲剧、喜剧、历史剧、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元形式已经难以被《诗学》所归纳进来了，而部分被先人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原则，例如“三一律”、英雄必须出身高贵等条条框框早已经被踩得粉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西方文学中的抒情诗歌由于受到篇幅较小的限制，过于注重内容结构的严谨，表达形式的简洁凝练，并且偏于抒发创作者主观情绪，因此被多数人忽略。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西方文学领域席卷浪漫主义狂潮，借助挥洒自如的情感作为自己推广宣传的主要噱头，因此也集结了以德、席勒、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文学大家的青睐，创作了诸多举世瞩目的作品，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抒情诗歌被人们所关注。逐渐的，抒情诗歌被人们所认同，与史诗(epicpoetry)和戏剧诗(dramaticpoetry)同时被社会群体所关注，然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史诗”实质上就是后期的叙事诗(narrativepoetry)，并且是借助浑厚宏伟的语言、磅礴的气势来叙事主题的叙事诗。与诗歌、戏剧形式相比较而言，小说作为西方文学主要形式的发展历程就显得短了很多，针对叙事形式来说，小说类似于史诗的形式，但是自身的叙事语言是以散文形式，而不是普通的诗歌形式。与戏剧内容相比较，小说是借助文字语言而不是真实的演员来进行故事性的表演。针对篇幅来说，小说能够划分成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等形式(通常我们说的“小小说”是大众的定义形式，并不作为严格的名称定义)。

从审美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分成流行小说与文学性小说两种类型。针对小说题材来说，可以分成历险小说、传奇小说、历史小说和臆想小说等形式。针对社会阅读对象的类别来划分，可以分成成人小说、年轻女性小说、儿童小说等。笔者用上文的内容介绍了西方文学的三种主要形式，在近几年，西方文学创作领域推行出了第四种文学形式，即创作性非虚构作品(CreativeNonfic-tion，LiteraryNonfiction)，其中包括游记、自传、回忆录、人物特写等文学形式，通常呈现的特征就是借助小说或者诗歌的创作手法，诸如人物对话、场景构造、个性化语言等来叙述真人真事或者创作者的主观情感。自身具有的“文学性”特征能够与普通的应用文、媒体报道抑或是学术研究性杂志的“晦涩难懂”区别开来，而自身具有的“真实性”又是另外三种“虚构”的文学形式难以企及的。我们说这种新型的文学形式可谓是“混合式”的，但是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文学性”与“真实性并不是十分融合默契的两种形式，受到多种原因干涉，使得前者表述的声音总是比后者要大许多，因此会出现了成反辅为主的不被人接受的结果。在很长时间内，欧美地区的图书市场中，这些非虚构的文学作品通常比小说等文学形式更加受到追捧。读者们似乎对于作家虚构的世界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反而对于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红艺术、球星等真人八卦显得兴趣更加浓厚。

二、西方文学中独有的哥特传统

虽然世界各民族地区的文学内容中都会有着诸多惊恐的故事题材，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能够像西方文学中产生出数量众多的恐怖作品，并且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持续的、独具属性的哥特传统(Gothictradition)。专业人士对其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阶段，笔者在互联网上调查搜索，截止到2010年底，西方诸多国家的学者除了发表数量众多的哥特风格的论文之外，至少出版了234部专著，仅仅在90年代中期就超过了60部，可谓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哥特”一词最初指的是居住在欧洲的隶属于条顿民族的哥特部落。在公元3世纪之后，条顿民族不断地迁移到欧洲南部，而在这场重大的民族迁移过程中，身材魁梧的哥特人成为罗马人对战的生力军，在经历了几百年生死较量之后，条顿民族终于在坚强不屈的精神指引下使坚固不催的罗马帝国土崩瓦解，而哥特人民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尽管征服了大量的国家，但是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条顿民族群体也逐渐被同化，甚至失去了自身的民族特性，在公元7世纪左右，哥特民族最终消失在历史中，为后世留下的只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圣经》。

在18世纪末期，哥特一词进而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代名词，这种文学形式往往是以荒野、古堡等意象为创作背景，而内容通常发生在中世纪的国家，作品中情节十分恐怖、刺激，以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等内容为主，甚至会出现一些亡灵、妖魔等形象。整篇作品有着压抑阴森的氛围，充斥着悬念与惊悚，而这样的文学创作形式也被称为哥特小说，西方哥特小说的开山鼻祖就是贺拉斯•瓦尔普(HoraceWalpole，1717—1797)在764年所创作的小说《奥特龙多堡》，这部作品的副标题就是“一个哥特故事”(AGothicStory)。除了小说，西方哥特风格的文学创作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为基础，主要演绎着《圣经》当中的故事，大力宣扬了基督教教义与伦理道德。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形式在当时传统思想的巨大影响作用下显得世俗化，诸多英国世俗剧创作者们开创了充满阴谋、暴力、杀戮的表现模式，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托玛斯•基德所创作的戏剧《西班牙悲剧》。而这样的风格特征在后期詹姆斯一世、莎士比亚时期都有着深入发展，甚至对英国后世文学体系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我们说哥特风格之所以被人们所追捧，并延伸出多种形式，主要就是其能够激发出人们最基本的恐惧情绪，读者们试图在虚幻中找到真相，又疑惑到底危险会不会降临，在这样的纠结心理中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愉悦感。

三、结语

西方世界永远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风云变幻的契机，各国局势繁冗复杂，为自身的文学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沃土，也造就了西方文学体系的举目盛世，为后代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可以说西方文学的多元发展对欧美地区文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并且对整个世界的文学体系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作用。

作者：崔宁单位：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篇

一、模糊语言特征分析

(二)模糊语言中的准确性

通常我们会觉得语言中具有的模糊性与准确性是存在矛盾关系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例如在表示事物性质、程度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深、浅、高、低等词语。当我们不能说出这种事物的程度时，只有依靠这些词语来更加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例如沟与深沟。即便我们并没有说清楚这个沟到底有多深，但是我们明显地能感觉到后面的沟的性质更加明确。

(三)模糊语言中的朦胧美

通常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说得过于“丁卯分明”还不如“似是而非”能够呈现出美感，让受众享受到语言魅力。例如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形容山上建的寺庙，“沿清拢川于红叶的朱红与金黄的光耀之中，攀登着长长的石阶到神护寺去，这座寺院位于高山之上，它是一曲朱红与金黄的交响乐”。尽管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写了“朱红”与“金黄”具体是有多红或者多黄，程度到了什么状况，也不知道两者是如何搭配的。寺庙的屋顶是黄色还是长廊的柱子是黄色的，墙壁是红色的，抑或是红色的门窗配上金色的门槛，我们说这样的文字描写的确会让人们在朦胧的感觉中想象出一片绚烂的色彩。

(四)模糊语言中的概括性

语言中的模糊词语除了具有一般词语具有的概括性之外，还有着独特的概括性特质。一方面是对于“说不清”的概括，一方面是对于“说不尽”的概括。“说不清”的概括指的是对界限不清楚，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状态，可以说是一种犹豫不决的概括方式;而“说不尽”的概括指的是在同一论域中没有极点的概括方式，冲破了人们感官的局限性。在汉语言中就经常存在着这样的状况，例如“青年”与“老年”的划分，我们说25岁是青年，那么26、27、28、29岁呢?那么30岁呢?一些人会说30岁就不像青年了，应当归入中年的行列，但是一些四五十岁的科学家依然被人们誉为青年科学家。在英语中，对于youth与oldage就有着相似的划分状况。而这些说不清界限的情况，在语言中的模糊词选择的途径就是“概括”，人们会使用几个词语来概括出这样的状态，发挥出想象力，深入体会到词语的含义。我们说这是一种力所能及的概括，但是却又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并且也是具有科学性的概括形式。

二、西方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研究

我们说翻译工作就像是婚姻一样，是两者相互妥协的一种文字艺术。相同的语言翻译也可以算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好的语言翻译工作有助于人们实现成功的交流，然而失败的翻译工作也会产生歧义与误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翻译工作显得极其重要，对于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翻译工作者就要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进而对不同的语言信息进行传递与交流。从某种角度而言，好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对原作者主题内涵的模糊传达。

(一)要符合原文内涵

文学作品翻译的首选途径就是用相应的形式来重现出原著的模糊语言魅力，例如杰克创作的《马丁•伊登》的序言诗歌中，“Letmeliveoutmyyearsinheatofblood/Letmeliedrunkenwiththedreamer’swine/Letmenotseethissoul-housebuiltofmud/Gotoppingtothedustavacantshrine!(让我能够在热血沸腾中度过此生!/让我在醉酒的梦幻世界中沉醉!/不要让我看到这般泥塑的肉体，/终日用空虚的躯体来毁灭的泥土之中!)”我们说在译文中的语言可谓是文学创作中事物形象与创作者模糊性思维相互融合的结果，翻译效果可以说是很好的，不但达到了精确化目的，并且还能够实现模糊化，依旧彰显出作品的魅力。而这样的译文也能够更加容易激发读者们的想象力，使得语言文本更加具有活力。

(二)使用模糊描述，重现意象美感

所有语言都会存在着一种现象，即模糊性，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词语在一种语言中存在着模糊性概念，那么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也同样会存在着相对模糊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模糊对模糊的语言翻译原则，例如在翻译学者王佐良翻译的ThoughtonVariousSubjects中就有以下句子，“ComplaintisthelargestTributeHeavenreceives，andthesincerestPartofourDevotion．”被翻译成为“怨言是老天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也是我们在祷告中的虔诚的部分。”我们将语句中带有模糊性的单词“largest”与“sincerest”翻译成为“最大”与“最虔诚”，可以说这样的翻译效果是最佳的了。通常来说，在文学模糊语言的翻译过程中，选择“模糊对模糊”的方式是最常见，也是最省时的。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及时调整策略，选择更加精准的词句，这样才能让译文更加出彩，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此外，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使用模糊性描述，重现出文学作品中角色意象的模糊性美感。例如在小说《达•芬奇密码》中，小说家丹布朗就使用了许多意象性语言，为了塑造出主人公兰登的模样。然而对于原著作者而言，这些角色的外貌是有着深刻含义的，也是布朗想要对小说主人公兰登外貌刻画的准确表达，因此这些模糊性语言表述也呈现出足够的象征意义，对于读者来说，对人物外貌的描述深藏的内涵能否转变为输入语国家读者们的思维就难以得知了。然而在这些中文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大量铺垫，例如“尖锐的双眼”“一片暗色的胡茬”等，这些语句都能够为后文中“浓郁的书卷气魅力”进行良好的铺垫，并且可以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原作中的审美意象。结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也可谓是一种特殊的模糊语言形式。我们可以在诸多西方文学作品中看到模糊语言使用能够扩宽读者们的视野，并且也打开了读者们的想象天窗，还能够增强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因此文学翻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文学翻译想要成功的关键在于掌握好文学作品中模糊性语言的翻译策略。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调动起自身的主观意识，尽量把握好原作品的精髓。并且也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重现原著中的模糊内涵，进而让输入语读者直接明了地理解文章。

作者：李勇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三篇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吉普赛

女性形象代表着自由吉普赛人作为一个流浪民族，内心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民族个性，他们排斥其他文化，不拘于任何其他国家民族的法律及生活方式。约19世纪，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认为，东方国家是可以让人获得自由的地方。因此，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吉普赛人对自由向往的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将军骑着马去很远的地方拜上帝，在路上碰见了几个吉普赛人，他们对骑着马的将军说：“请您帮我们问问上帝，我们吉普赛人应该怎么生活。”将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上帝。将军把吉普赛人的问题转告给上帝，上帝说：“吉普赛人从来没有打搅过我，他们的善良感动了我。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这样生活好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个故事说明，有自由的地方就是他们理想的生活之地。约在18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精神已成为欧洲的首要文明。先是在文学方面，之后在音乐和美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突破。吉普赛人向往且热爱生活，有时候也让人难以捉摸，正因如此，让吉普赛音乐、绘画成为许多人至今所追逐的对象。吉普赛人对音乐的需求，就像他们身体里的血液不可或缺。吉普赛是一个最能享受音乐乐趣的民族，吉普赛人把音乐的精华表现在歌舞中。在很多的舞蹈中，吉普赛女性是其魅力的焦点。一般的吉普赛舞蹈，在开幕的时候，总是先由一个女子慢慢走上舞台，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腼腆。可当她进入跳舞的状态时，就变得热情、奔放。舞蹈中优美的动作足以吸引全场观众的眼球，掌声一阵又一阵地响起。这不仅是舞蹈和音乐的完美结合，而且代表着吉普赛人那种豪放、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许多作家都写过一些浪漫的爱情小说，如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写的吉普赛姑娘为爱情而死等。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吉普赛人都被看作是自由、热情、活泼的象征，如荷兰哈尔斯的《吉普赛女郎》、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大师普希金的《茨冈》，其中描述的吉普赛女性的爱情故事让人感动不已。特别是吉普赛女性为了维护生命的自由和精神方面的独立，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令无数的读者感叹唏嘘。

二、美学成因基础上的吉普赛女性形象探析

在当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吉普赛女性又是以怎样的生命形态而存在的呢？其是否具有存在真实性可言？吉普赛人居住在美丽的塞尔维亚，直到现在，在塞尔维亚的草原上依然流传着浪漫的女儿节，而女儿节的来源就是吉普赛人嫁女儿的习俗。嫁女儿的仪式是吉普赛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风俗习惯，其实更是一个民间百姓的仪式。具体流程是把新娘送入洞房后，由有经验的年长妇女证实一下她的身份，是否与其他男性有过性行为。如果女方已不是处女，婚礼会被当场取消。吉普赛新娘与自己的新郎圆房时，还会有一系列的检查，即使是在这时发现新娘不是处女，男方依然有权和女方解除婚约。婚后新娘要严守婆家的规矩，服从婆家的指示。由此可见，吉普赛人对女性要求十分严格，丝毫不能马虎。

再如其他国家对吉普赛女性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遇到家里来了客人，吉普赛女人必须遵守种种礼仪，即使是在端食物时，也得有所讲究，要面向客人，把东西在桌子上放好后，要后退几步离开客人的位置，才可以转身。而在吉普赛人的一些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观念。例如如果一个女人的衣角不小心扫过一个男人碗里的饭，那么这碗饭一定会被倒掉，同时，这个女人还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然而在文学作品当中，吉普赛女性给予人们更多的还是传统的美感。比如她们有着热情奔放的性格、自由独立的精神。只是她们生活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中，处境不妙。现实生活中，吉普赛女性与文学作品中的吉普赛女性形象，还是有着较大差别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19世纪众多作家对吉普赛女性形象产生了误读呢？我们从创作的源头去寻找答案是很有必要的。创作这类文学作品的作家们自己不一定就是地道的吉普赛人，但他们必然受到过吉普赛人直接或间接的种种感染。审美理念的心理学依据就是洛斯塔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审美对象的价值存在是由创作主体自身的审美态度决定的，而创作主体自身的审美态度则与作家本身所持有的价值关怀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具有审美性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关怀是源于作家本身内在的本体价值的。如我们经典文学艺术长廊中所创造的许多吉普赛女性的形象，在她们的身上无不张扬着一种内在的精神追求，她们都有着一颗善良、活泼、渴望自由的心灵。在她们的身上彰显的不仅是一种审美的力量，更是创作主体的审美精神价值与关怀的体现。除此以外，在吉普赛女性的身上还表现出创作主体不同程度的赞美之情。这种赞美，是一种最为根本的审美需求。

19世纪创造的吉普赛女性形象，就是在创作主体审美态度与审美感情的作用下进行的文学艺术性审美创造与想象。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人的内在心灵和自由本质。吉普赛女性形象的审美自由，通过创作主体的创作方式，多多少少都会呈现出与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创作主体为了可以获得更多吉普赛女性形象的信息，曾有许多创作者走进她们的生活，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性。创作中审美想象是通过联想和想象组成的，而在这两者中产生的环节是表象。表象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记忆结合感知的外在对象，二是联想和想象联系在一起的内在形象。例如同样是在情感的作用下，将审美意象与旧的表象彼此相融，艺术感知与表象就相对来说比较直观，而感知则是对客体较为直观的反映，要是没有审美客体的存在，感知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大多数人用知识和经验去认识客体的感知方式，是根据客观对象的表象经验为依据，再通过客观主体的想象而产生的新的表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审美表象又在审美主体的感知下进行了新的形象排列组合，从而构成了艺术形象及其审美价值最为基本的条件。吉普赛女性形象，在世界的文学艺术画廊中从来都是象征着人与自然的融合体，吉普赛女性的活泼、热情汇聚成大自然的美的表象。而作者却从审美价值的角度找到了这二者之间所拥有的内在、本质的共同点，并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将它们拼凑在一起，构成对比，一方面对其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另一方面则又以艺术的手法对现实社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还在艺术表述过程中加入创作主体自身的主观意识、情感态度及个人思想，就这样，吉普赛女性的审美形象被创造出来了。人们开始进入高级审美阶段，是在意象现象出现的时期。例如在《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美拉达、《茨冈》中的真菲拉等，她们都以个人的思想、行为形象展现出了情感态度、主观意识及特殊审美的与众不同，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每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领悟艺术形象中的深蕴的艺术审美价值与深层意蕴。在文学审美意识的作用下，普希金为世界经典文学宝库贡献出纯洁、天真、美丽的茨冈女子，雨果则为世界人民贡献了温柔的女子。她们永远活跃在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的艺术宝库中。

三、结语

审美创作是将事物和神奇奥秘的社会情节巧妙地融为一体。它以创作主体本身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审美感觉为基础，同时也可以借助外在事物间接地描述而成，使人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体会到个性鲜明、真实丰满的具体形象，并且在思想中产生对表象的概括，从而丰富人们的思想意念，填补人们内心思想艺术的空白。审美想象以吉普赛女性形象为代表，在19世纪无时无刻不在召唤人性的闪耀光辉。

作者：张丽超郑平坪单位：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第四篇

在西方，儿童文学是个相对年轻的文学部类。它萌芽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儿童的认识和发现对儿童文学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到18世纪末期，欧洲儿童可以读到的各种儿童文学读物已达数百种之多，所以西方认定18世纪末期为儿童文学的发端期。19世纪，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安徒生童话、《水孩子》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出版为西方儿童文学带来新的突破。进入20世纪，西方儿童文学迎来了迅猛发展，体现出强大的创造力。相比较，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进程落后于西方近一个世纪。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戏剧等直到晚清才开始陆续问世，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出现于中国文坛也始于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可见，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学的产生，儿童文学日益受到文化先驱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关注。他们对西方儿童文学进行了大量的译介，为中国学者开展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儿童文学理论离不开“儿童问题”。一个民族要创造出欢乐游戏的儿童文学离不开先进的儿童观念与儿童文学理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儿童的精神价值与自由想象的力量，为“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儿童文学观把儿童看成一个有个性的完整独立的个体，更加体现出人本主义。在表现方法上，语言大胆，富有实验性，运用大量巧妙的文字游戏和双关语，完全以儿童视角、儿童心理和儿童思维去看世界，注重游戏和娱乐精神，同时还渗透出乐观、宽容、同情的品格倾向。小读者们从阅读中会了解到世界的多样性，倾向真善美而拒绝邪恶与虚伪。然而，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儿童及儿童教育问题长期不受重视。在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制度下，儿童显而易见地受到压抑与忽视。在这种伦理观影响下，儿童依旧被认为是“缩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附属”，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往往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教育功能的重视。成人视角往往贯穿于文本中，或明或暗，成人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多多少少会渗透到儿童叙述者的意识里。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文学特有的趣味性和游戏性势必会受到影响。到了“五四”时期，受到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人的价值真正得到尊重，人的个性普遍得到张扬，一向被忽视被压抑的儿童，作为人的生命的独特形式受到重视与尊重。革命文学家们提出了“救救孩子”、“儿童本位”的思想。儿童观导致建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观影响制约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与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尚未发展成熟，此期间也经历了多种理论交锋和大讨论，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20世纪早中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主要直面的是成年人所关切的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和历史课题，围绕着成年人的革命、救亡、战争、运动、意识形态等展开艺术实践，从中展现出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伴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也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中国作家灵活地运用西方儿童文学资源，从故事情节、艺术风格等方面获得灵感，进行续写、模仿或再创造。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显示出明显的开放性和民族性：开放性地接受和借鉴外国儿童文学，使之本土化的同时又不失儿童文学本原的审美价值；同时，中国儿童文学还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下面从茅盾、陈伯吹、沈从文等作家的儿童文学改编与创作中分析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

茅盾对外国民间童话进行创作性的加工，使之更加富有艺术魅力，对中国儿童更富有时代和社会意义。《格林童话》中的《布勒门镇上的音乐家》是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机智、幽默小故事，茅盾改写成四千余字的《驴大哥》，从中掘出了在自力更生的路上共同努力和相互帮助的含意，与当时提倡的奋斗自立的时代精神相吻合。这篇童话通过言语、行动和心理活动的生动描绘，塑造出“驴大哥”的鲜明形象———一个头脑清醒、足智多谋的自立谋生的带头人，寄托了茅盾的人生经验和对下一代的希望。《蛙公主》的教育意义和情节的曲折有趣也远远超过原作《青蛙王子》。原作是常见的破除魔法后公主与王子结婚的故事，茅盾却把结尾改为小公主得到了一个好伙伴，青蛙最后不是变成王子而是变成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把全部情节建立在纠正小公主任性自私的坏毛病之上，教育孩子们谨守信用、尊重别人。茅盾从教育出发改写外国童话的苦心也反映在《飞行鞋》中，这篇童话的主人公“小王瓜”比原作的”小拇指”更可爱。茅盾舍去了小拇指穿上飞行鞋到妖精的妻子那儿骗取钱财的情节，而改写为小王瓜拍着那双飞行鞋对年老穷苦的爸妈说：“我有这宝贝，好替人送信，就好赚钱了。”思想境界高出一筹，小主人公纯真的胸怀和志气跃然纸上。茅盾对捷克斯洛伐克民间故事《十二个月》的改写是最成功的范例。原作的情节比较简单，小女孩只到森林中去过一回，在三月神的帮助下采到了雪花。茅盾在童话《十二个月》中，写小女孩到森林中去了三回，先后求助于三月神、六月神、九月神，采到了紫罗兰、野杨梅、苹果，对春、夏、秋三个季节不同的童话场景都有生动的描绘，更加突出玛罗希珈的善良和海良娜的邪恶。这一则童话足以与二十余年后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的童话剧《十二个月》相媲美。茅盾在对寓言进行再创造时，不仅以原作为骨架，用血肉充盈其间，而且使其带有强烈的现实感。试以关于《狮子和蚊子》的寓言为例。在《伊索寓言》中，题为《蚊子和狮子》，教训是“这故事适用于那些打败过大人物，却被小人物打败的人”。在《克雷洛夫寓言》中，题为《狮子和蚊子》，教训是“要和气对待弱者，要把欺凌弱者看做丢人的事，弱者的报复常常十分厉害，所以不要妄自尊大，不要以为威力就是一切”。在《拉封丹寓言诗》中，把蚊子改为小苍蝇，题为《狮子和小苍蝇》，教训“一是在我们的敌人里，最可怕的往往是那些最微小的，二是人们能躲过一些巨大的危险，却在很小的事情上遭到毁灭”。在《莱辛寓言》中，题为《狮子和蚊子》，蚊子成为嘲笑对象，一个狂妄自吹的角色，它并不能动狮子的半根毫毛。在茅盾的《狮受蚊欺》小故事中，狮子是个倚势逞强侵犯蚊子住所的来犯者，蚊子不是一只，而是成千成万，合群自卫，终于打败狮子。很清楚，这个故事含有团结一致、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主旨，把当时中国受到列强欺负的社会现实写了进去，产生出鼓舞爱国热情的艺术力量，这当然已与《伊索寓言》的本意大相径庭，放出了自己的光彩，与《克雷洛夫寓言》、《拉封丹寓言诗》、《莱辛寓言》一样都是创造性的改写，各有千秋。

1922年，由我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出版。赵元任以新鲜活泼的白话口语为试验，将一部公认难译的英语文字游戏集大成之作，出色地融入中文世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出版即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但相比之下，该译本在中国作家中产生了更大的轰动和更为深远的影响。周作人曾专门写文章进行评介和推荐，他不仅发现了该书“没有意思”的意味，还进一步指出：“就儿童本身上说，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却有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这需要的权利……所以我推举这部《漫游奇境记》给心情没有完全化学化的大人们，特别请已为或将为人们的父母师长的大人们看，若是看了觉得有趣，我便庆贺他有了给人家做这些人的资格了。”深受爱丽丝故事的吸引，沈从文和陈伯吹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童话《阿丽思小姐》。沈从文原打算写给他的小妹看并说给生病的母亲听，使老人开心。但后来文章的初衷发生了变化。他在后序中写道：“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他的激愤郁结投射到小说中成为强烈的讽刺和批评。《阿丽思中国游记》于1928年分一、二卷出版，是沈从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童话。这部童话叙述了阿丽思从游历奇境后又和兔子绅士约翰•傩喜来到中国漫游的故事。在古老神秘的中国，他们遇到了各种会说话的动物，观察到令人惊奇却又无法理解的种种怪现象：村民在集市上买卖小孩；乞丐请求阿丽思与傩喜杀了他，这样就不必为考虑活下去而发愁；中国民间崇拜鬼神、热衷占卜；傩喜受到崇洋媚外的上层社会的欢迎……在目睹了种种悲惨景象后，她决定离开中国。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最先连载刊登于《小学生》杂志，后于1932年正式出版。该书同样是写阿丽思在中国遇到的种种怪事奇闻：法官是个昏庸无能的瞌睡虫；米蛀虫可以毫无顾忌地偷吃粮食；糖果店蜜蜂老板变着法子欺骗顾客；大蟒皇帝率领各种害虫和寄生虫耀武扬威；杨柳诗人蝉儿肚里空空却宣扬八股教条；最后，阿丽思与蚱蜢率领的宪兵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获得胜利并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陈伯吹更加重视对儿童心理的刻画，力图在情节、场景、语言上模仿卡洛尔。阿丽思恢复了在原著中所具有的活泼、好奇、正直、礼貌，包括粗心、性急的小毛病。语言力求活泼、口语化，并穿插了不少童谣，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热潮揭开了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及创作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影响进程。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儿童文学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我国作家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作品中获得灵感，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改编、模仿和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异文化文本质素在接受主体视野中产生了一定误读与变形，形成了中西儿童文学在创作动机、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艺术风格上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根源于接受主体具有不同于异文化文本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诉求与旨趣以及儿童文学观念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正是中国作家对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的充分发掘与利用，才使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开放性和先进性。他们在使西方儿童文学资源本土化的过程中又不失儿童文学本原的审美价值。此外，中国儿童文学有必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

作者：夏玉玲赵亚珉李雪峰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第五篇

一、“惩恶扬善“与”公平公正“的法主题文学作品分析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矛盾中便包含着“善”与“恶”，我们所常见的文学作品大都包含着对“善、恶”的表达，对“善”的推崇和对“恶”的厌恶是中外文学典籍中的精华所在。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尤其以“公案文学”为代表，大量突出了法主题。更为经典的作品包括了《赵氏孤儿》《张文祥刺马案》等，还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诸如《搜神记•三王墓》、《谢小娥传》、《韩非子》、以及唐宋时期很多都是以法为主题。不仅东方文学作品如此，西方文学作品以法为主题的作品更加多见。从古希腊作品、莎士比亚戏剧至今，其作品中都大量存在法律方面的内容，著名的作品有《复活》《罪与罚》《悲惨世界》等等。

在西方众多文学作品中，对于此类主题的表达源自于古希腊文学和欧洲的戏剧，这也成为了西方文学法主题素材的创作原型。十四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更是以此类主题为主要表达思想，这其中尤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如讽刺小说《威尼斯商人》，其中的内容就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内容表达的形态主要是以“复仇”类的文学为主，在这些内容中，通过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对比，传递给读者强大的正能量，更容易突出“善”，摒弃了“恶”。西方著名的文学作品中以此为主要内容和题材的代表作品有古希腊时期的《阿伽门农》、十四世纪欧洲著名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近现代最为著名的以复仇为题材的小说有《基督山伯爵》和《凯旋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西方文学作品中一直拥有着“惩恶扬善”的共同主题，也一直在用各自的文学作品描述和表达这个主题。中西方文化差异没有影响到文学作品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所以提倡法律公平与平等是中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中西方文学作品都通过塑造人物来反映当前社会的弊端与黑暗，从而抒发作者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比如：据龚克昌的《两汉赋评注》记载，有关法主题并有姓氏记载的古代诗词作品一共有75首，但是现在仅存有27首以法主题的诗词篇目与残句。

这27首诗词中包括抒发惩恶扬善的文学作品：贾谊的《吊屈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刘欲的《遂初赋》；以及托物抒情、采用借代、比喻等描法侧面地表达出作者对社会不满之情的名作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贾谊的《旱云赋》等。所以说法主题是古代诗词特别是汉赋中较为常见的主题。与此同时，在我国古代小说当中也有许多利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设置等方式揭露社会不平等现实的作品，比如《京本通俗小说》中记载的《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表面上是对古代冤案的记载，实际上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法制的落后，批判当时社会黑暗，引发世人思考。关汉卿的《窦娥冤》是揭露社会法制落后的经典之作，可见古代人利用汉赋、小说、戏剧等题材全面且深刻地体现出“公正与平等”的主导观念。而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主题。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为了展现个性，突出人人平等的观念，主要利用小说的文学表达形式来表达精神。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自由的深渊》、《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都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当时世界的种种现象，抒发了作者对“公正与平等”的追求。特别是批判文学的顶峰之作——雨果的《悲惨世界》，利用丰富、深广与复杂的内容、多变的心理描写、独特的对照艺术表现手法完美地表现了“追求公正平等”的法主题。小说当中刻画出身世悲惨的冉阿让来侧面地反映出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其中让•瓦尔让和沙威成为整篇小说的点睛之笔。改恶从善的罪犯与执法过严警察的对照艺术，将公正与否的结论权利交给了读者。这些对照超越了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明显的美与丑的对照，集中体现出了对制度不平等的批判主义。

三、中西方文学中法主题创作差异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沈从文、哈代两位中西方文学大家都对乡土题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二人的比较，来反映了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之下中西方文学大家文化心理的异同。

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一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化批判

人性，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都在作品中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永恒的主题作了风格各异的阐释，沈从文与哈代也不例外。这两位文学大家不谋而合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在现代物质文明淫威之下的人，关注生命存在的健全与缺失。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和归宿。

从边城走来的沈从文，接受了湘西文化的熏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契合。他始终从人性的角度去打量世界，表现理想中的人生形式。柏子率真而又粗犷;翠翠纯真而又温柔;萧萧勤劳而又单纯;天宝和摊送胸襟坦荡，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强力。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投射出了最本真的人性和最自由的生命情态。而且，他还大胆地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媚金渴望得到，花脚苗族寡妇追逐，青年男女自然野合，形象地淦释了人性的深层内涵—原始的、自由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一个充满人情美、爱情美、生命力旺盛的化外之境。另一方面，对于扭曲变形的人性，他也予以了强烈的批判和鞭答。《龙朱》、《柏子》、《萧萧》、《丈夫》演绎了在异质文明的挤压下，乡下人灵魂的堕落史。

哈代的“威赛克斯”小说创作始于《绿茵下》，在这部作品中他已有意识地将叙述重点转移到人性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他曾谈到:“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我对这种想法一直坚持不舍，所以，即使有时本来比较容易超越国界，使故事叙述带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我还是固守在威塞克斯界限之内，不越雷池一步。”①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早期作品中的，都表现出坚毅、刚强、勇敢的品格。虽然他们接连不断地遭受打击，但却始终不向环境和命运低头屈服，为实现人生理想排除万难。随着创作的深人，哈代惊异地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扼杀，也目睹和感受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自在的生活、古朴的民情已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取而代之的是以苔丝和裘德为代表的广大的乡村人民在现实与理想、灵与肉的冲突中被压垮、被撕裂。于是，在《绿荫树下》和《远离尘嚣》中，哈代苦苦地找寻着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家园，反复吟唱着美好自然和完美人性的挽歌。

表面上看来，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生活在“湘西世界”和“威赛克斯”王国里人物命运的变迁与完美人性的失落。归根究底，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浸润和滋养这些乡村居民的文化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是由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构成的，人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哺育其成长的文化的变化。所以，通过考察人物命运和关怀生命本真，二人将笔触延伸到了现代文明重压之下急速蜕变、衰败的传统乡土文明与文化。而有特殊的时代语境使两位作家一致采用了文化批判的姿态:沈从文的创作高峰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演进的蜕变时期。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王朝末期，即新兴的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宗法制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被取代之时。

恩格斯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就是意味着相对的退步，这时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用别一部分人的痛苦和受压抑为代价而实现的。”②在二人眼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场及其痛苦的变革，现代文明俨然是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宗教、法律等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束缚、阻碍着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为此，二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化批判。

沈从文构建了“湘西世界”的对立面—“都市世界”。他挥动手中的笔，剥去都市人的楚楚衣冠，尽情展露他们的虚情假意。他们或是油腔滑调的市井之徒，或者是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又或是自欺欺人的愚昧大众。总之，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测到都市人的种种丑态。在湘西的边城小镇，现代文明的浪潮滚滚袭来，在人们头脑中尊严和耻辱之间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利”与“义”之间的天平慢慢倾斜，勤劳、质朴、正直等传统美德以及原始的生命强力正加速离开古老的湘西世界。翠翠和摊送的爱情在“渡船”与“碾坊”的较量中最终是走向了悲剧。因此，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以及为理想人性寻找“诗意”的寄居地就成为了沈从文边城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哈代身为乡土文明的产儿，他的小说敏锐地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农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迅速崛起的工业文明给农业文明以及深深植根于其中的乡村居民带来的极大伤害，也无比痛心地披露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悲剧命运。盖布利尔(《远离尘嚣》)、克莱姆(《还乡》)、苔丝等人物都是传统文化的血肉化身。通过他们，哈代揭露了现代工业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和反人性的一面，描述了在新旧两种文明的双重压力之下，人类精神世界里的分裂和危机，使现代与传统间的交战得以形象化、具体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两位作家将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各自的艺术世界中深入地探讨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与乡土文化。在向人类本性深处开掘的过程中，发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里具有永恒价值的人性本真，也洞察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蚕食、扼杀。

二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精神流浪者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

这种双重价值尺度的文化批判恐怕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三不同的选择与出路

沈从文与哈代都试图找到解除逐渐消失的乡村世界和迅速崛起工业社会二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办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湘西世界”的蜕变还处于最初阶段，仅有沈从文这样的思想先驱才能意识到两种文明间的冲突、两种价值观的矛盾。而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面对乡土社会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浸漫而颓然解体的现实，两位“精神流浪者”在各自的文学世界中不断求索并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沈从文怀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学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③。他鼓起勇气，以完善道德和人性为宗旨建构他的文化故乡。湘西小说就是他这一哲学的艺术再现。他虚构了理想中的故土湘西，在这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了最高的审美批判标准。他努力挖掘故土人民的善良、淳朴、正直，而有意略去了乡村生活的落后、贫困，也忽略了乡民的愚昧、无知、鄙陋。他的力作《边城》就是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小说不仅展现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古朴淳厚的世风民情，而且人与环境、人与人的矛盾、对立因为爱而消解，一切都笼罩在友爱和谐的氛围里，爱成为了构筑社会、弥合人际关系的纽带。并且，他“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人到老边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④，从而“弓}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由此可见，沈从文坚持唯美主义的原则对边城、边民进行了审美化改造，表现了其理想的人生形式，也传达了其以爱与美的理想重建民族精神与美德的愿望。超级秘书网

与沈从文重铸民族品德不同，哈代狠狠地撕碎了温情主义的面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抨击，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他把爱情和婚姻生活作为探索社会的切人点，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去关注人。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心力交瘁，或死于非命，或陷人孤独。苔丝作为他塑造的最为完美的女性形象，融坚定、热情、谦卑和刚毅等优秀品质于一身。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女性，被人引诱，受辱后又被当成了伤风败俗的女人。苔丝的毁灭，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厌倦了沉闷的荒原生活的游苔莎，最终死在了逃离荒原的途中;淑大胆地追求不受任何世俗形式约束的爱情。但当她与裘德同居时，却心生犯罪感和堕落感。在异教和基督的抗争中，她内心万分痛苦，最终为基督殉葬。哈代的作品表明，人是生活于“有毛病的”世界里，无奈、悲愤、绝望的情绪像影子一样跟随左右，而死亡和毁灭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不单如此，在展现人物现实生存困境的基础上，哈代进一步地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他由关注个体生命的悲剧性冲突上升到关注全人类的悲剧性冲突，从个人的迷茫去理解全人类的困惑。他设计了“小时光老人”这一独特艺术形象，并借他来表达对人类困境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