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近代；日本：小学教育

一、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确立的历史基础

(一)日本初等教育的悠久历史

日本的初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15世纪以前，日本由寺院承担对贵族或武士子女的社会伦理教育，从16世纪左右开始，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教富裕商人子女读书、写字、计数的私塾。17世纪以后，随着武士阶层学校――藩校的诞生，又出现了专以武士阶层为对象的私塾及藩校等初等课程教育设施，18世纪一般平民的私塾及武士阶层的藩校、寺子屋等初等教育机构纷纷普及开来，藩校不仅教授经、史、诗文，还重视算术、医学、天文学等实用学科；寺子屋开始时教授简单的习字、读书，随着不断发展，逐渐增加了算术、汉学等。这些传统的初等教育机构所教授的教育内容成为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的积淀，同时也为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西方文明的传入和西方的侵略

16世纪40年代，欧洲文化直接传入日本，日欧文化最初开始接触，传教士在日本逐渐建立与日本小学完全不同的教会小学，主要以宗教教义为中心，开设宗教歌曲、西方乐器、宗教礼仪、绘画、戏剧、修辞等西方小学的学习科目，虽然后来幕府几次颁布锁国政策，但长期窒息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人在同西方国家的接触中不断打开眼界，热心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知识。进入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入侵逐渐打开了日本大门，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的文明也随之进入，此时期是日本的屈辱历史，但为日本后来看到自己的落后、借鉴他国先进文明、不断丰富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打下了基础。

(三)明治维新政策的指导

明治政府积极推行文明开化政策：一方面，《学制》建立之前明治政府就十分重视小学教育，制定了专为一般民众而开设的小学政策，且把设立小学作为培养领导人的奠基工作，这些都推动了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的发展；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努力学习、借鉴欧美先进的教育制度。1869年5月设立“制度调查研究所”，任命森有礼和藤弘之为“取调挂”，1871年12月组建了一个学制调查研究所，长谷川太等十人依据法国教育制度起草“学制”，同时参照英、荷兰、德、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这些也为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是在明治维新政策的指导下，以日本初等教育的悠久历史为基础，与西方文明交流为手段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模仿欧美的探索期(1872～1886年)

(一)《学制净令时期

1872年《学制》的颁布标志着近代日本小学的确立。负责草拟“学制”的调查研究委员会中，多数人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也吸收了两名国学、汉学家。《学制》主要以法国的教育制度为依据，同时参照了英国、美国、德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

《学制》颁布了小学教育的目的是“能使每一个国民得以发迹致富，即出人头地、富贵荣华的基础是学问”。此教育目的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着眼于国民皆学。《学制》规定的小学教学科目有：拼音、习字、单词、会话、读书、修身、写读、文法、算术、养生法、地学大意、理学大意、体育、唱歌。“这些教学科目与《理事功程》收录的《合众国教育略记》中的麻萨诸塞州公立学校教学科目项类似。”本时期教学内容主要是学习美国，加入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内容。但是这些新内容一般是照抄国外，例如修身科在日本传统的教学科目中并不存在，是模仿《法国学制》而移植到《学制》中的，“明治初期的教育界对于何为修身科，以及修身科与其他教科的异同全然不知。《学制》令时期小学教育内容严重脱离日本实际，教育内容繁多，也显得过于高深，超出了儿童的接受能力。

(二)《教育令》时期

由于《学制》的教育规定超前，不适合当时国情等诸多原因，随之《教育令》代替了《学制>>。《教育令》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比较大，更进一步倾向西方化，民主、自由主义加强，但由于入学率等各方面的退步和中央集权的反对，于是日本政府两次修改《教育令》，逐渐强调国家干涉教育，否定人民参与教育行政管理权。

《教育令》中，小学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个人能力的培养，照抄美国的自由、民主，但“改正教育令”中，小学逐渐强调国家干涉、控制，有培养尊王爱国的臣民为目的的趋势，《教育令》自由度和灵活性强，力图精简教学内容。限定读书、写字、算术、地理、历史、修身六科为必修科，其它唱歌、物理、博物等可以任意设置，因地因校制宜。但在这样自由的政令下，日本小学入学率西线下降。《教育令》中小学教育内容的自由极端完全是模仿国外，仅就1877年小学教科书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为翻译教科书，当时小学所使用的是“神为天之主宰，人为万物之灵”的直译修身教科书，不顾日本本国国情，因此很快被修改，两次颁布“改正教育令”，强调国家干涉教育，否定人民参与教育行政管理权，把修身科由各科的末位改为各科之首，历史科则强调尊王爱国的志气。“改正教育令”中的教育内容折射出一种过渡――由模仿欧美到折衷借鉴欧美。

三、折衷借鉴欧美的融合期(1886～1890年)

日本在不断探索适合本国的小学教育制度过程中，逐渐消化西方教育与融合江户后期教育遗产，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具备了确立国民教育制度的条件，紧接着受到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文部大臣森有礼依据本国国情，拟定《小学校令》。“《小学校令》为《教育令》期的小学教育的混乱打上了中止符，虽然《小学校令》后来又经过几次变革，但它长期成为日本小学教育制度的骨干存续下来，他所确定的日本人应具备的知识和品德等，成为此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日本小学教育的基础。”日本小学的教育内容终于经过中西融合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

《小学校令》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注意儿童的身体发育和道德教育，并传授国民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及生活中所应具备的普通技能。这时国家的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教育目标就由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变为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寻常小学设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体操，另外还有根据各地情况而设的任意科目等，高等小学在上述科目之外还增加了地理、历史、理科(博物、物理、化学、生理)等任意科目，英语、农业、手工、商业等实业科目。此时期修身科教材中的“《小学道德论》并非对西洋道德的囫囵吞枣和生吞活剥，而是排除了与日本国民道德不相容的基督教道德而作为纯粹的哲学道德加以摄取”。这表明了日本在学习

欧美的过程中逐渐考虑到了本国国情，进行批判的摄取。《修身儿训》和《小学修身训》所引的资料出处也不再是以前西洋道德的简单的翻译，而是将其与日本传统的道德灵魂相融合，在教学中突出忠君爱国的道德教育，引入兵式体操，重视学校仪式、唱国歌。日本对修身科改革的同时减少了基本科目，增加农、工、商实业科目，更加注重实用性。总之，此时期日本改正了《学制》令时期小学课程繁多、高深的弊端，也修改了《教育令》时期过于自由、灵活、模仿欧美的课程设置，逐渐综合了国家的强制性和各地情况的差异性，同时借鉴欧美注重实用性等特点，设置了更加合理的课程。

四、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下的发展期(1890～1926年)

此时期，一方面，日本产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制度也逐渐形成，并且日本在一战中发了战争财，也促进了教育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国内爆发了米骚动，自由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这些也确实是对日本天皇至上观念的一个打击，虽然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确立，但这一时期军国主义以渗透方式为主，经常受到自由民主运动的抵制，同时1890年修改的《小学校令》意图把地方自治体的事务转向由国家委任给地方事务，国家主义教育体制逐渐确立。在自由民主运动与国家主义两个矛盾体促成了日本小学教育的多样性，教育内容不断拓展，更加灵活，随着国家主义的加强，盲目的忠君和狭隘的爱国思想渗透其中。

在此发展期国家主义逐渐加强，进行道德教育、国民教育的目标没有改变，1900年《小学校令》的修改把读书、作文、习字并为“国语”，减少教学科目，强调儿童身心发展阶段，这些主要是受到当时爱伦。凯和蒙台梭利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野口援太郎创办的儿童村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教育的小学校，儿童通过与教师谈话获得知识。但这只是国家主义总体目标下的小插曲，这之后国家主义逐渐加强，1907年由于国家发展的需要，逐渐拓宽教育内容，加强实业科目学习，寻常小学更强调国民共同的基础课程，高等小学更强调具有与国民生活实际有关的教育内容，1919年对《小学校令》的修改中，把寻常、高等小学中的“日本历史和地理”分为“日本历史”和“地理”，并增加了学时，1926年与1919年的教育内容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提高了任意科目的实用性。尤其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理科等教科书汇集了当时先进的教育思想，参考各国教科书制成，具有很高水平。总体课程设置上逐渐趋向完善，但也受军国主义的影响，盲目忠君爱国的思想渗透其中。

五、军国主义教育体制下的倒退期(1926～1945年)

1926年皇太子裕仁继承皇位，实行军国主义法西斯政策，日本政府对中小学教员的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教育运动等进行严厉监督和镇压。据统计，“从1926年到1933年发生的事件达210件，牵涉的人达926人。其中小学教员为798人，被逮捕者为855人。此时期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猖獗和逐渐走上崩溃的时期，日本暴露了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1941年的《国民学校令》中小学改称为国民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体制最终形成。

1941年的《国民学校令》教育目的变成培养造就“皇运扶翼”的皇国民，以培养国民的基本素质为主。《国民学校令》规定教学科目为国民科(修身、国语、国史、地理)、数理科(数学和理科)、体育课(体操和武道)、艺术课(音乐、习字、图画、手工等)等四科，在初等科，女生增设裁缝课。实业科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水产等，高等科还增设了外国语、实业科和其他必要学科。此时期课程变化比较大，增设了武道课，所有教科书都增加了军事和日本精神的内容，军国主义暴露无疑，同时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更加注重自然学科和实业学科的教授。注重道德、美术陶冶情操，以坚守皇国使命。

这一时期日本在取舍本国传统文化上的失误走到了极端，致使小学教育内容中的国民科充斥着盲目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思想，体育课的军国主义目的更加明显。伴随着二战的爆发，日本学校教育瘫痪。

六、对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演变的思考

日本小学教育的近代化是由学校的近代化来完成，而学校近代化的第一步主要以教育课程为中心，研究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的演变，有利于我们了解日本小学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近代化过程，更有利于我们反思我国初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启示。

(一)制定正确的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内容，日本在近代逐渐走上了极端保守甚至于危险的民族主义，这些都反映在日本小学教育内容之中，比如，增加武道课，灌输盲目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民族主义极端膨胀的结果积聚起了对外侵略的巨大能量，也最终导致近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的现代化成果沦丧在炮火中，所以教育目标这一大方向上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教育内容的贯彻，决定着整个教育体制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二)充分考虑本国国情

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的制定由开始简单模仿欧美课程，比如，机械翻译外国的教科书，再到后来逐渐考虑到本国国情。融合自己民族传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基于以上所述，我国小学教育内容也需去除小学教育课程内容的繁琐、艰深，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在借鉴国外优秀教育内容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我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同时。我国的小学教育内容应在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还需与国外先进的教育内容相融合。

(三)注重实用科目和普通科目相结合

近代日本小学教育内容中充斥着实用科目，这与当时欧美的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当时初等综合技术教育是指小学的手工科、实业科和实业补习学校、乙种实业学校等。例如，在初等科，女生增设裁缝课。实业科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水产等。相比之下，以前我国小学教育内容则更倾向于普通科目，这也导致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弱，脱离生活实践。所以实用科目和普通科目都应得到我们的重视，不能偏废其一，两种科目应更好的渗透和结合。这样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

(四)重视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一起抓

日本近代小学教育内容的制定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输入，学习西方大办教育来摄取和消化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成果。即使在军国主义占主要地位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对内加强军事警察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极力攫取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因此，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始终未能取代和消灭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教育，注重科技知识教育。至今仍是现代日本坚持的一个重要历史传统，但是日本在国家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同时，整个国家的现代性精神反而倒退，最后造成了日本现代性的断层，我国也应该注意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精神文明决不能忽视。

(五)逐渐走向多样性

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第2篇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步入社会、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径，肩负着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中高端技术人才，传承技术技能，破解就业困局的重要使命。进行职业教育改革，将其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未来几年我国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此次，广西从实际出发，旨在用切实可行的举措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首先，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企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既有理论又有技术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青睐，打通职业教育与本科、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便是顺应这一趋势。其次，这是公平社会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公平社会中，每一位学生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特别是升学深造的权利。再次，这是广西建设“人才强区”的必要举措。近年来，广西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培养各种不同层次的管理及技术人才，可满足当地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然而，打通职业“断头路”并非新的命题，广西出台相关举措也并非独创。早在几年前，海南、江苏、河北等地就已率先试行职业教育对接高等教育，但喜忧参半，“职业硕士”“职业博士”仍似空中楼阁。究其原因，是职校、政府、高校、社会并未就此达成共识，统一思想，没有从上至下对此形成顶层设计。第一，受传统升学观念影响，社会普遍对职业教育存有偏见，认为“职校出来做工人，本科出来当干部”，职业教育只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第二，目前职业院校数量众多，办学定位不明确，办学环境与条件无法达到考生与家长的要求。第三，各利益主体单打独斗，缺乏系统的规划，也缺乏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的有力举措。

打通职业教育三大通道，其初衷在于建立学生成才“立交桥”，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但如何将美好的蓝图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才是职教改革的关键。目前，国家出台重点发展应用型本科的政策，为完善职教体系改革提供了极大的利好，但要切实打通职教“断头路”，还必须端正态度，明确定位；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从政府高度对职教体系改革做好顶层设计。

首先，端正态度，明确定位。在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因其培养人才的特殊性， 远未受到政府、家庭、考生的重视，一直被视为普通教育的补充。囿于其呆板的办学定位，中职学校长期以来仅仅将办学的重点置于培养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中级技术人才，在升学教育、继续教育、在岗培训等方面并未有所建树。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打通职业教育的“断头路”，各级职业院校必须立足于新时期新要求的基础上，充分认识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性，端正态度，科学定位，积极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做好连接义务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桥梁，既做好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又为其继续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精神传统；中西方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16-07

收稿日期：2012-11-1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2011年度重点项目“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视域下的大学自律研究”（HB11JY027）；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2012年度项目“基于大学治理理念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HB12JY074）；2012年河北科技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基于大学学术属性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SD122009）；2012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大学治理视域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研究”（1394）。

作者简介：刘赞英（1952-），女，河北任丘人，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自中世纪大学创建至今，我们从无法穿越的时空中隐约感到：正是大学所内蕴的厚重神秘与超凡脱俗赋予了其“象牙塔”的美称—— 一片不为迎合、只为某种坚持的学术圣地；一个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理想境地。回顾中外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发端与肇始，体味历史传统与本初原型，从而获得顿悟与启迪。现代大学制度正是以其崇尚学术的精神传统与思想根基在大学的历史演进中日臻完善，而崇尚学术的理念也验证了大学本然生存逻辑与持续问鼎世界一流之巅的根本[1]。

一、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发端的精神传统

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也许是大学产生的必然，在大学产生伊始，教会与王权之争为大学提供了自治、自主的外部环境，也为现代大学制度奠定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传统精神基础。

（一）基于大学自治精神传统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

大学自治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发端之时的传统精神，为大学与外界保持张力和距离提供必要的保障，为大学达成了按照自身的规律与逻辑发展的组织心愿，使大学迈出其破茧成蝶的第一步。无论从大学历史的开端还是现代大学制度形成的精神本源来看，“大学自治”无疑是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的精神根基。

欧洲的中世纪大学是学者公认的大学源头，而学者行会又是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原型。兴许现代大学制度就发端于学者行会的组织模式、行业标准之中。而大学自治的精神传统，也实则始于学者行会产生时所表现出的独立与自主。在中世纪的欧洲，随着学者自治行会规模的扩大，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四面八方在此聚集起来共同磋商交流。学者自治行会的不断发展壮大给世俗王权、教会以及城市当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恐慌，他们实行文化垄断，企图将大学网罗于自己门下。学者行会经过不断的斗争，利用教会、世俗势力（包括王权和地方政权）争权夺利所产生的权力缝隙，从世俗当局和教会手中争取特权。正是学者自治行会在斗争中争取到的独立与自治，使得中世纪的牛津、剑桥大学可以在罗马教皇的庇护下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开展神学探索与学术研究活动，为后世大学诸如达特茅斯学院获取自治地位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本，也决定了西方大学从此不依附于社会其他组织，在自己的轨道上矫健前行。进一步地讲，大学自治之所以成为中世纪大学的主旋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原型是学者行会的缘故。学者行会的组织形式构成了大学的雏形，而学者自治行会实行的这种外部用集体力量维护自身利益、内部学者自治的行会管理制度，使得基于大学自治精神传统的现代大学制度的雏形也模糊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伴随着大学历史的演进，脉成于中世纪大学自治传统的现代大学制度，随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和国家法律层面的确认得到巩固与发展。例如作为经典案例载入史册的1819年美国达特矛斯案，不仅促进了美国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也为美国大学的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再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判首次将大学自治理念纳入法律文本。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西方古典大学通过具有法律效率的《大学》、《大学规程》取得了大学自治与自主的法律地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和约翰.M.哈兰认为，“如果将大学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之工具，大学将不再会对它自己的本质保持忠诚”。以上法案为大学自治理念在美国的确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也证实了大学自治是大学对其本质保持忠诚的精神基础。

（二）基于学术自由精神传统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

大学自治作为大学制度化管理的精神准则，为学术自由思想在大学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不过大学自治只能作为大学的外部保障机制，而维护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才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自由思想在中世纪的大学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与展现。由于受宗教思想禁锢的影响，人类的理性探求被限制在教会所设定的范围内，违背教义的学术研究在中世纪的欧洲找不到生存发展的空间，捍卫真理的学者甚至沦为异己惨遭迫害。伴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开化，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的思想才逐渐渗透于近代大学的办学实践，并逐步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诉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大学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第一次真正提出学术自由理念的是德国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创建之初，参与制度建构讨论的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中明确提出“大学的学术活动应体现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精神”[2]。柏林大学的创办者洪堡最早将学术自由思想作为大学的组织制度和原则。但与别人所不同的是，洪堡所提倡的学术自由具有双重性：包括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即不论教授还是学生在学术领域都享有充分的研究自由。他首先从个人的发展角度，指出“每一个人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就是对其力量的个性特点进行最高的和最均匀的培养，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就是行动的自由和环境的多姿多彩。”[3]洪堡就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还指出，国家应高度尊重并有责任保护大学学术自由，其中维护教师“教”的自由，反映在制度层面即国家任命的“教授聘用终身制”。这是出于保护大学学术自由的需要，对大学教授自身职业安全予以基本的制度保障。正如我国学者陈学飞转引美国哲学教授乔治·丹尼斯·欧布莱恩（George Dennis O’Brien）的观点“大学教授需要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去探索学问，但由于学术人员极为微薄的经济报酬，要有一个终身的职业合同来平衡弥补。”[4]在洪堡的领导下，德国柏林大学成为19世纪倡导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典范，名噪一时，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学的中心，奠定了德国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总之，柏林大学对现代大学的重大贡献，就是第一次真正提出学术自由的理念，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尽管柏林大学的兴建始于民族的崛起与国家的振兴，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但洪堡对柏林大学的改革充分尊重了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逻辑，使柏林大学守护住大学的本真，发展成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学术组织，并开创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可以说，德国现代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先河，并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学术自由思想在现代大学制度建构中的核心地位。杨东平指出“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项具体的现代大学制度”[5]。其实，与其将学术自由认定为大学的制度规范，不如说它反映了大学组织内部所蕴含的特有精神信念，毋宁说是现代大学制度所遵循的精神传统与核心思想。

（三）基于教授治校精神传统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

我们从对大学发展史的考察中发现，基于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发轫于两条线索：一是欧洲中世纪大学，二是美国大学。前者主要源于学者行会内学者自治的内生传统，后者则出于保障大学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一，中世纪是教授控制大学的黄金时代[6]。正如上文所述，中世纪大学制度的形成主要受学者行会实行自治管理模式的影响。学者行会的学者通过自己的知识权威吸引学生，利用与教会和世俗势力的争斗缝隙取得行会的自治特权。“12世纪到20世纪后期，像行会这样的自治权力一直盛行于中世纪大学的基层组织结构中。教授作为教学和科研领域的主宰，不仅控制了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成员，还统治着学院和大学，垄断了课程、教师任用和研究方向等各方面的决策权。”因此，中世纪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脉成于学者行会的自治传统。中世纪大学的教授治校即“在大学这所学者的自由共和国（Free Republic of Scholars），学者拥有自己管理自己组织机构的权力。”[7]最为典型的非具有“教师大学”和“先生大学”之称的巴黎大学莫属。巴黎大学本质上是教师聚集的行会组织，实行以教师为主体的管理模式。首先，担任学校最高长官的校长候选人均由教师担任，并且要求具有教授哲学两年以上或教授文法、修辞学七年以上的资历；其次，学校内部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权力集中在由教师组成的大学评议会；除此以外，“教师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制定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考核。每位成员具有决定学校事务并参加校长选举的权力[8]。继巴黎大学之后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也遵循了以教授治校为基础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并使之日臻完善。

第二，纵观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基于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出于保障大学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在美国最早把大权交给教授的主要大学是耶鲁。”[9]耶鲁大学第八任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it，1795～1817年任校长）开启了学校重大事件与教授协商的风气，所有与大学有关的管理问题都需在教授会上讨论，学校董事会和校长不能未经教师会同意擅作决定[10]。随后在西奥多·伍尔希（D.Woolsey，1846～1871年任校长）将教授治校通过制度的形式在耶鲁大学固定下来，教授治校成为耶鲁大学的一条校规[11]。耶鲁大学教授治校的成功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1850年哈佛大学教授取得了参与学院管理的权力，进而奠定了美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再如，创立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其首任校长吉尔曼作为“教授中心论”的倡导者，保障教授的学术自由。19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完成了美国现代大学制度转变的“学术革命”，美国大学的学术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大学学术管理的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校董会不得不下放学术管理权给大学教授，大学内部还纷纷成立了由教授组成的大学评议会或教授会，负责管理大学的学术事务。“在霍普金斯、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倡议下，成立了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标志着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真正形成。”随后，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PU）的成立为教授治校提供了组织保障，再次巩固了大学推行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

与中世纪大学相比，美国大学的教授治校并非其与生俱来的制度传统，而是出于大学探索高深学问的客观需要。美国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日趋攀升，使其甘于学术、忠于学术，从而推动了美国大学的学术繁荣。美国之所以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独领，与其基于教授治校精神传统的现代大学制度密不可分。

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精神传统

今天我们所力图构建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内蕴的诸多要素在我国大学的历史发端中早已有之。譬如坚守大学学术本质的思想在历史上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充分把握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自身的演变规律，本文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体察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

（一）基于书院精神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

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学者行会，古代书院是我国大学的一种独特形式。胡适曾言，“一千年以来，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12]（P193）我国古代的白鹿洞书院比西方的牛津、剑桥大学还要早近200年。因此，考察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精神传统，本应从书院开始。书院教育是“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蒙学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13]（P2）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古代书院的规制日趋完善，从最初的藏书，逐渐成为刻书、祭祀、学术研究、教学传道和经营田产等功能齐全的教育文化组织，具备了大学的基本特征[14]。中国古代书院所蕴含的潜心向学、弘扬学术的书院精神，是历史蔓延的智慧沉淀，虽历经时代颠簸，却依旧与时代契合。

第一，潜心向学是书院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首先，涂又光先生认为“书院是对太学的发展和否定”[15]（P192）。他指出，当科举考试取代了学校教育，其实质是禄利毁灭了太学。面对科举的入侵、禄利的侵染，忠于学术的人们找到了“书院”这座城池、这片净土，替代名存实亡的太学。可以说，书院的兴起旨在为忠于学术之人提供潜心向学的治学场所。书院之意，是“矣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13]（P2）由此可见，书院学者不求禄利，只求学术，他们淡于名利，专于讲学著书，志在问学修身。书院多为“山林沉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12]（P70），为士者创造了存心养性的治学环境，孕育并延续了潜心向学的书院精神。第二，追求学术是中国古代书院一以贯之的精神核心。我国古代书院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学术的延续做出了突出贡献。与官学不同，古代书院不仅是教育教学机构，也是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场所。其一，书院是孕育学术思想、产生学术流派的孵化器。在学术氛围浓厚的书院精神的影响下，书院实现了教学与研究的完美结合。朱熹的理学思想就是在其授徒著述的书院教学中逐渐发展成熟，并在几代考亭学派学子高徒的学术传承中，影响后世几百年；王阳明也是在其书院讲学实践中逐渐完成“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体系，并以书院为传播阵地，使阳明之学流传百年。其二，书院“聚四方之俊秀，仅非取材于一域”①，为不同学术流派的学者提供论争学术观点、碰撞学术理念的场所。它遵循“兼容并蓄”的学术原则，营造了宽松自由、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成为当时学术研究与交流的中心。譬如岳麓书院实行的会讲制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陈傅良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等都聚集于岳麓书院共同讲学、平等论争，传授自己的学术主张。这种门户开放的会讲制度以学问为重，推崇学术争鸣的学风，活跃了学术气氛，不仅提高了各学派的学术水平，也推动了我国古代学术事业的发展繁荣。

总之，书院教育以传道济世、自由讲学为特征，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独立于官学、自主自治的制度体制。虽然1901年“新政”之后书院改制为近代学堂，但书院历经千年所蕴积的潜心向学、追求学术的书院精神并没有淹没于历史的滚滚尘烟，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

（二）基于中体西用宗旨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建立新式学堂的办学章程。近代学堂是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动开放的产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大学是个舶来品，现代大学制度也并非自身发展的产物。近代学堂根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是套种在封建教育体制上的幼苗，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下，呈现出新旧杂糅、中西融合的制度特点。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创建伊始力图寻求一个融会中西、兼备体用的现代大学制度。“中体西用”的思想理论是张之洞在总结洋务局势和思考中国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于1898年所著《劝学篇》中提出来的，试图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模式。《劝学篇》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其通篇主旨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提倡西学并非舍本逐末，而是在突出“中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肯定“西学”的器用价值。

第一，京师大学堂作为当时我国的最高学府，其创建之初的办学宗旨就通过《京师大学堂章程》定调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堂折》中说，“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6]（P314）此外，洋务学堂在招生遴选留学生时注重汉文、经学有根柢者；教学中传授西艺的同时仍兼讲中学，不放弃四书五经的学习。例如，1862年洋务派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倡导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并且虽未将四书五经列入课程表，但要求学生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与汉文经学；上海的广方言馆则规定“通馆每七日中，以四日读西书，三日读‘四书’、‘五经’；广东水师学堂规定“限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16]（P308）由此可知，“中体西用”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伊始的基本宗旨。第二，维新运动后，人们更加关注大学制度构建过程中对教育宗旨的厘定。张之洞等人在1904年奏请颁布《奏订学堂章程》中指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6]（P349）此项宗旨明显反映了大学制度构建中“中体西用”的思想宗旨。第三，清末学制的制定和颁布作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产生的标志性成果，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吸纳了日本、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课程比重上以西学为主导地位。管学大臣张百熙在遵议学堂章程中称，“古今中外，学术不用，所以致用之途则一。朝廷求才，本之学校，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旧制。”[15]（P192）随后颁布的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依旧是对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

（三）基于学术至上理念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

论及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正式形成和确立，不得不提在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蔡元培先生。曾有学者将其誉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立者”[17]（P83）。的确如此，民国初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参与起草了《大学令》的制定。从起草《大学令》到改造北京大学，他始终秉持学术至上的大学理念锐意改革，其学术至上的大学理念自《大学令》启其端绪，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912年10月《大学令》正式颁行，后经1917年的修订，成为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的主要法令。其开篇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第四至十一条提出“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第十二至十九条规定了诸如教授会和评议会之类的大学管理体制[17]（P84）。不过，尽管《大学令》制定的初衷充分体现了大学的学术本质，但蔡元培对德国现代大学制度移植过程中制度的价值输入远非想象的容易。由于当时国人受科举毒害未尽、求学者企图通过读大学而升官发财的社会风气未散，大学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导致《大学令》在当时仅为空谷足音，学术至上的现代大学理念“难以随其颁布而制度化，只是停留在文本层面。”直到蔡元培执掌北大，改造北大，方使其大学的学术至上的理想得以践行。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过程实际上是他深受洪堡习染“追求纯粹学术”的大学理念制度化的过程。他使北大转向追求纯学术、形成文理并重的新格局，所秉持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信仰和学术至上的大学理念与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中体西用”和“学以致用”的办学宗旨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第一，蔡元培在其1917年的就任演说中开宗明义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18]；在北京大学1918年开学仪式上，蔡元培总结道：“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9]；1919年的开学仪式上他也强调指出，“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20]；1919年《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蔡元培再次强调，“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7]（P86）我们通过以上蔡元培对“研究学问之机关”这一大学本质的屡次阐明可明显看出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时所秉承的学术至上理念。第二，针对当时我国社会功利化色彩严重、大学没有多少学术氛围以及重术轻学的制度现实，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学科调整。我们从其对文理两科的特别重视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对我国大学学术发展的关照。最初所接手的北京大学仅为一具制度空壳，“大学号有五科，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17]（P85）。蔡元培于1917年1月提出大学改制的议案，提出大学应专设文、理两科。他认为文理两科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农工医法商等应用科学的研究应归到文理两科上来，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同时并立，义近骈赘”。蔡元培的制度理念是对学与术予以区分，他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与术两者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之，终身以之。而各国大学中的法、商、医、工等科目，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术’也，但与治学者研究之深不相侔也。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21]。第三，为发展大学学术、提供自由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时特别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以此实现大学学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蔡元培制定《大学令》、改革北大的历史即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由于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将大学推向自治，使蔡元培得以扮演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创立者的角色，并在其创立过程中留下了“学术至上”的理念烙印。

三、崇尚学术——中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发端与肇始的精神传统

“中世纪大学的荣耀是‘知识的献奠’，这份荣耀和幻想至今尚未从世上消失”[22]。现代大学制度的公认源头是19世纪初洪堡改革后的德国大学制度。德国大学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给予了学者充分的学术自治权利和学术自由，为学者提供了“闲逸而好奇的学术环境”。正是得益于这种良善的学术制度与学术氛围，德国大学成为代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23]。随后美国的大学制度移自德国，并将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外行管理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董事会、校长、教授委员会相结合的内部治理制度，确立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治理理念，使美国现代大学制度成为世界现代大学制度的典范。可以说，美国现代大学制度不仅保留了德国大学制度的精华，还有效弥补了大学在组织上受制于政府的境况，使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完善了现代大学制度。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传统精神为其构建的思想根基，这些彰显大学学术精神的传统是大学与其利益相关群体及内部诸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准则，也是在复杂性日增的现代社会中各国大学运行发展的机制性保障，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要件。正是这些崇尚学术的制度传统，成就了牛津、剑桥，乃至耶鲁、哈佛等传统大学世界一流的学术造诣，造就了这些大学八百年前曾遗世独立如今仍风采依旧、经久不衰。

透过上述历史的分析与回顾，我们见证了大学从无到有、从一个学者聚集的社团到一个组织化的规范制度场所，大学历经一次次蜕变之后，积聚形成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精神传统。可以说，当大学在西方以独立社会组织的形态浮出历史水面时，它本源于学术活动的规律和逻辑；而大学的规律和逻辑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为维护这种规律与逻辑，现代大学制度应运而生。由是观之，现代大学制度最初就是建构在大学的这种规律和逻辑基础之上，并以此作为其发端的思想根基与精神传统。

虽然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源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也首先在西方大学发育成熟，但是在它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大学也传承着自己独有的学术传统。例如大学师生自治学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武帝太学[24]；历经千年所蕴积的潜心向学与追求学术的书院精神、基于中体西用宗旨及学术至上理念等更是开启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精神传统，特别是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确立了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核心地位，首开“教授治校”的先河；郭秉文时期的东南大学，主张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建立董事会的大学制度，都被称为民国时期现代大学制度的典型案例，进而也充分彰显了我国崇尚学术的大学精神传统。因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体现大学学术本质的精神传统并非是西方大学所独有的制度特征，而是中西方大学发展史上共存的宝贵精神遗产与制度结晶。

因此，不论是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端还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学术性始终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和组织特性，也是保障大学自身良性发展并扮演好社会角色的重要前提，更是大学穿越千余年时空而经久不衰的根本。故此，基于崇尚学术的精神传统是中西方现代大学制度肇始的思想根基与共同指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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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蔡元培.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讲词[A].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0.

[21]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A].蔡元培全集（第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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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iritual Tradi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Incho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s

LIU Zan-ying CHENG Yue

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第4篇

【关键字】西部农村；初中语文教学；多媒体教学

在祖国广袤的西北内陆地区，经济的不发达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和东部省份的差距更大的表现在西部农村地区。在笔者所在的小镇上，随处可见类似“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宣传标语，隐隐之间透露出人们的无奈。但是，我们需要正视的是教学在这种艰苦条件的制约下呈现出来的弊端。语文教学是所有学科的根基所在，尤其是初中的语文教学，对学生表达能力、语言能力和逻辑思维的作用举足轻重。在笔者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亲身感受到了语文教学的各种变迁。

1 西部农村地区初中语文教学的主要问题

1.1 受到经济水平的明显制约

西部地区和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语文课堂中，教师大部分单纯依靠“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方式。很多课本上讲到的自然风光，老师只能凭想象和文字进行讲解，学生几乎不可能身临其境去感受，无法领略迤逦的桂林山水，更无法体会林海雪原的神奇。这样导致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只停留在文字层面，对他们的语言能力和表达能力并无太多裨益。

1.2 学生的勤奋难敌教学手段的落后

在笔者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有一点深有感触，那就是学生的勤奋和上进。他们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种种弊端，但是，随着现代化教学手段在东部发达省份的普遍推广使用，我们和他们的差距还是没有明显的缩小，也导致教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以多媒体教学手段为例，多媒体可以帮助教师将音乐、美术、语言三种艺术手段完美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手、脑、眼、耳、口等多种感官，让学生通过多种艺术手段产生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强烈而积极的内心体验，可以唤醒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意识，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但是，在笔者所在的学校和周边的兄弟学校，多媒体设备极度匮乏，每所学校仅有几套设备，而且几乎都用在各种会议上。

笔者曾有幸去深圳的一些学校参观，每个教室都配备的投影仪突出了抒情、叙事等文章的画面感和形象感，保证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西部农村地区的多媒体教学亟待改进。

1.3 应试教育的压力不减反增

响应国家的号召，西部地区的新课程改革正在开展。但是应试教育仍然是压在教师和学生身上的一座大山。 “没有成绩，谈什么素质教育”观念仍旧根深蒂固，这是因为考大学仍然是这里的孩子们走出农村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

1.4 教师埋头苦干，缺乏和外界的沟通

俗话说，互通有无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实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效果。在笔者周围，兢兢业业的基层一线教师不乏其人，但是教学效果却没有得到同等的改进。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与外界的脱节造成的。

在寒暑假期间，学校安排的各种培训旨在充实教师，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无奈的是，我们很少走出本省，去参加全国性的观摩或者比赛，也没有机会去发达地区亲身感受他们的语文课堂。

2 问题及思考

以上是笔者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深深体会到的问题，基于以上问题，从农村地区的实际出发，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的问题。

2.1 多方努力，教学手段多样化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们要努力给学生提供更加宽阔的视角，让他们能够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甚至亲身体验到语文中的意境美。多媒体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画面，同时播放或悲伤或欢快的背景音乐，让他们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课文内容的魅力。

2.2 继续强调素质教育

《辞海》对“素质”的解释是：“素质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著名教育学家陶宏开教授认为，素质分为心理素质，专业素质，整体素质。现行的应试教育被教育者以听为主，而素质教育以被教育者的主动性为主。

别于跟传统应试教育相比，素质教育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我们不仅仅要将课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多的要培养他们获取知识、感悟世界的能力，在语文教学中更是如此。初中阶段的孩子处于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基础学科的语文，就更加凸显出其教学工作的重要性。

2.3 加强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

教师是教学工作的主导，是指引学生迈向知识海洋的一盏明灯，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这盏灯能够发光发亮。

和笔者一起共事的大部分教师都毕业于专业的师范学校，在专业方面并不陌生。我们需要磨合的是身边变幻莫测的环境，和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学生更加具有个性，更加张扬自己的内心。因此，我们的教学思维也要随之改进，以满足教学对象的要求，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的重视。一是网络热点，包括热点事件和热点词汇，例如以“”字为出发点，带领学生一起研究它的前世今生；二是一些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韩寒、郭敬明等备受青年一代推崇的年轻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正能量并将之传递给学生。

3 结语

语文教学永远是学校教育的基石所在，在西部农村地区，我们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同时，我们也看到无限的提高空间。

相信孜孜不倦的教师借助多媒体和网络，语文课堂将会越来越精彩。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

西方初等教育的开端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堂乐歌 近代音乐 发展

一、学堂乐歌的艺术特征

学堂乐歌的兴起是我国近代新音乐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而诞生,在中日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展,因此形成了与中国传统音乐相区别的一种新音乐体裁,无论在歌词或曲词上都有其独具特色之处。学堂乐歌歌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流歌词与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紧密结合。这一特点源于20世纪初日本提倡的“言文一致”活动,要求把儿童的日常生活语言和形成文字的学校歌曲统一起来,而不应把歌词写成儿童难以理解的文言文或古风化的语言。中国留学生们将这一思想带回中国,使中国的乐歌在一开始就强调“言文一致”和适应儿童的需要。

在曲调方面,学堂乐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选曲填词,这也是当时日本乐歌的主要创作方式。由于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辛汉等我国最早的乐歌创作者们都曾留学日本,因而大多采用这种创作方式,而这种方式也较好地适应了当时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相对落后的情况,对学堂乐歌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中国音乐家自己作曲创作的学堂乐歌现在仅见十余首。其中《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春游》(李叔同歌曲)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作。

二、代表人物

1.沈心工:在我国学堂乐歌发展初期,沈心工为我国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中小学乐歌课的教学所做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从1904年以后先后编印出版《学校唱歌集》《重编学校唱歌集》、《民国唱歌集》。沈心工编写学堂乐歌的突出贡献是他成功地摆脱了旧文学、旧诗词所体现的那种语言艰涩、好用典故的文人习气,在选曲填词中密切结合青少年,在生理及心理上的特点和他们的生活现实、他们的理解能力,如很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的《体操——兵操》、《竹马》、《赛船》等,以及青年学生演唱的《春游》等。

2.李叔同: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一生所编写的歌曲约70多首,收集于他1905年编印的《国学唱歌集》和后来由丰子恺收集的《中文名歌五十首》,和《李叔同歌曲集》。他的主要作品有《春游》、《送别》等。

3.曾志忞:同沈心工一样,是我国最早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代表人物,他所编写的《练兵》、《游春》、《扬子江》等以五线谱和简谱对照收录在他编印出版的《教育唱歌集》中,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公开发表的学堂乐歌,也是现能见到的中国人正式使用简谱的最早记录;音乐方面的著述,应该说是他对中国新音乐建设贡献最突出的一个方面,1904年他编印出版了自己编译的《乐典教科书》,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完备的、系统介绍西方音乐体系的乐理教科书。他的其他音乐理论著作有:《乐理大意》、《唱歌及教授法》、《音乐全书》、《和声略意》及《音乐教育论》等。

三、学堂乐歌在我国近代音乐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近代音乐“学堂乐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发生、发展的源头,是不同于传统音乐的新生事物,处于音乐变革中的探索阶段,尽管具有尝试性、不成熟的特点,但是却为中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学堂乐歌为冲击旧的封建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

学堂乐歌是一种教育改革和资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历史现象。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严重冲击了旧的封建思想,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国存亡”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也有拥护推翻帝制、欢呼民主共和新政、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的。

2.学堂乐歌为中国“新音乐”的诞生和发展开启了源头

学堂乐歌是西方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文化在音乐领域内的萌芽。在学堂乐歌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广为传播或者说是真正被接受,不是靠传教士的输入,而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改造中国,变法自强而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它最初是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及相应的音乐启蒙教育而开始的,这不仅使得西方的乐器及演奏法、记谱法和基本音乐理论知识逐步介绍进来,甚至直接引进外来歌调以重新填词,更为重要的是,乐歌的广泛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趣味、习惯,在行为上产生了新的音乐活动方式,预示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文化转型期,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这一颇具主动性的文化选择,实际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端。

3.学堂乐歌为后来我国群众歌曲等体裁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学堂乐歌出现之前,西洋音乐和乐器虽然早已传到中国,但是它们并未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对我国的音乐文化的发展实际影响也不大,但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却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以及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随着革命的发展,五四运动后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内容的工农革命歌曲,它们绝大部分同样采用学堂乐歌的现成曲调填新词的方式,例如《工农兵联合起来》、《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赞颂劳动》等歌曲,就是以学堂乐歌《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等歌曲的曲调填词的。

根据我国国情,最初“学堂乐歌”采用学校内集体歌咏的方式。后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群众歌曲是以齐唱和合唱为主,这一艺术形式极具凝聚力和活力,唤醒了民众,极大鼓舞和振奋了国民的精神。它为五四运动后群众歌曲体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群众集体歌唱形式,在思想启蒙方面也给予当时国民及社会以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