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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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

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三)他们究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地绑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体现了其学说强烈的价值判断性，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正是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来掩盖其所包含的深刻的维护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总结，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斗争而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在其创立之初就鲜明地、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三、总结

西方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全面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各种思潮

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

论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第

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

四、结语

西方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不再从“圣经”和宗教神学典范中寻求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而更加关注人自身和人所生活的社会，一切从现象本身出发，用人的眼睛去观察客观世界，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成为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商主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早期，另一种是晚期的。前者重商主义方法特别之处是：第一，此方法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总结而来，第二此方法是依据以往哲学家、思想家的理论中得来。晚期重商主义则是以商业资本家的实战经验为中心进行的经济活动，并开始试图构建经济学体系，近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打破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枷锁。

二、归纳演绎法促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因而斯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斯密在哲学观上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一种是自然哲学，一种是休谟的怀疑论。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比人所创造的社会秩序优越的多、完美的多。而休谟的怀疑论则认为人是永远不能认识真理的，人只能通过描述事物外部的现象来获得经验的认识。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到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表现为:一方面，斯密以自然秩序为分析依据，以演绎法为基础，积极探索各种经济范畴内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他又按照归纳法对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来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类。斯密的归纳演绎法主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既包含了重商主义、配第等有关人员的归纳方法，也包含了传统的哲学演绎思想，这样得来的归纳演绎法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长河中更上一层楼。同时，他的方法也对后来的经济学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以后，经济学在方法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归纳法为主，从马尔萨斯、萨伊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另一派是以演绎法为主，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三、分析综合法促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

分析综合法简单的说就是把分析法与综合法有效结合的产物，这种方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分析法主要是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简单的事物，对其进行一一研究；所谓综合法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解掌握了各个部分、方面或要素的性质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的方法。无论是分析法，还是综合法都要求以整体观、系统观来看待认识对象，分析是对整体中的部分、系统中的要素的分析;综合是整体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各个要素的综合。分析综合法的不断发展引发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出现，另外还使得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除了微观分析综合法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元素-宏观分析综合法，开创了微观分析综合法和宏观分析综合法共同主宰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历史。同时宏观分析综合法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纷纷放弃微观分析综合法转而研究宏观分析综合法，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如英国的琼•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等;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等。

四、证实证伪法促成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新分支的出现

西方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研究的方法不同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中，采用科学的唯物辩证观，运用科学的抽象，在复杂的金融危机现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现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危机所发生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马克思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分析中侧重于制度分析，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金融危机产生的本质问题。早期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形成理论大都从宏观层面分析，运用历史类比和简单的实证描述分析方法。近年来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们侧重于对金融市场中微观行为的理论分析并加以模型化，产生了四代货币危机模型，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严格的理论推理分析和数理化、模型化分析。虽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但缺乏科学唯物史观，导致各学派在分析中往往侧重于各自不同的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因素，其结论往往只能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的部分机制或某一类型的金融危机，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去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性质，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经济周期危机问题。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的表现，运用政策手段去解决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金融危机的克服是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这必然不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制度多替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性，要想克服金融危机问题势必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现象和机制的研究大都是对已发生的危机进行总结，他们主要研究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和传导机制。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和实体经济运行结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并未敢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而是从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及政府调控手段来寻找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

（三）对金融不稳定性的分析不同

马克思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思想更丰富，从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波动、金融的传导机制上详细解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具有融资功能，使银行只需要保持较少的存款准备金就能实现资本的借贷，但由于金融环境稍微变化有可能就会导致银行的挤兑现象，助长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信用制度的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大量产生形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容易产生泡沫经济，这是虚拟金融的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商品和劳务的关系都是通过货币金融联系起来。当商品和劳务市场中出现异常时像支付链条中断会通过关联效应向金融市场传导，使金融市场均衡发生波动产生不稳定性。马克思也指出，由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人和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这也隐含着道德风险问题。若一方违约就会使整个债务链条断开，导致信用关系异常，最终会体现在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最初来自于明斯基20世纪50年表的论著。经济中实际获取利润的时机与债务负担的不协调的发展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经济高度繁荣时期，实体经济中赢利的前景较乐观，但实际赢利的机会受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但虚拟经济却不是进而导致信用的扩张。在信用扩张促使下货币越多的流向投机性和抵补性项目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中投资项目的融资。债务融资范围和债务链条越长越造成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经济周期的累积又导致下滑的债务紧缩。后凯恩斯主义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仅仅强调了债务执行的风险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

（四）对金融危机的政府干预的观点不同

马克思指出，央行在金融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来应对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指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当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出现过多的货币流通即通货膨胀趋势时，央行提高准备金储备；相反，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不足时，央行降低准备金储备。同时，中央银行具有调节市场利率的功能。马克思说：“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金融危机时，央行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来对利率控制。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致使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需求方面，而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失误，因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相对稳定性。更甚，政策的失误通过心理效应加剧银行恐慌，使不严重的局部金融问题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全范围的金融危机。麦金农—肖理论主张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

二、二者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二者金融危机理论相似和不同点的比较可知，二者的金融危机思想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危机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二者关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思想

对于我国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启示作用把二者金融体系不稳定思想综合在可以一起看到，引起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在于银行制度、金融传导机制以及债务执行等方面，从这些角度完善和预防可以稳定我国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并且缺乏完善、有效的银行监督和惩罚机制，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借鉴二者金融不稳定思想进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发展保险、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体系的融资体系，达到完善金融制度进而分散融资带来债务危机的风险。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监管和惩罚机制。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监管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随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其监管职能和灵活性，多种监管工具并用增加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同时针对违反金融条例的行为给予严惩使监管机制真正有效可行。

（二）二者关于生产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思想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启示作用

二者都提出经济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可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提出经济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上都要进行调整。国内：我国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把发展实体经济仍作为最坚实的基础。对外贸易：我们应坚持出口和进口比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增加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加强多边区域贸易合作抵抗国际经济风险。

（三）二者对金融危机中的汇率思想对我国汇率改革提供了启示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四代货币危机模型中关于汇率思想的描述较为详细，尤其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选择的观点对我国有较大的启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呈现流失迹象以及净出口减少，并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净出口也有很大影响。在当前全球汇率大战和贸易大战环境下，如何实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对外贸易平衡已成为我国目前和以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是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相对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套利成本虽在我国资本项目管制下会增加，但当赢利机会出现时仍会有非法逃套的情况，这使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加大，容易导致资本市场危机。为了避免固定汇率带来的负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一篮子浮动，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四）二者关于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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