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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哲学论文

西方传统哲学论文

西方传统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高扬人的精神能动本质的主体性原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这份重要遗声,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重建了科学的主体性原则,从而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吏上实现了重大的变革。当代西方许多哲学家责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主体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贬为机械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今天,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则,对于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主体性意识的获得标志着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发展过程的真正开始。主体性原则在近代的形成和确立,则标志着传统西方哲学步人了成熟的形态。主体性原则在经历了近代的辉煌之后,在2l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中继续凯歌行进。尽管在西方哲学的当展中,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大多对主体性原则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这种批判和反思在一定意义上说有其合理性,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来看,并不意味着传统主体性原则将被彻底否定和抛弃。相反,有着悠久传统和辉煌过去的主体性原则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矫正和新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属现代哲学。由于它产生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沃土,与西方传统哲学有着批判继承的关系,因此,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如何扬弃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主体性原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则的理论价值和在当代的实践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西方哲学主体性原则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认为,不是外部存在物,而是人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万物只有在与自我的联系中才能获得意义,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这一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传统西方哲学向一个新的思想向度——主体性向度迈进,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苏格拉底沿着主体性向度继续将传统西方哲学推向前进。他的贡献在于使哲学从面对自然转而面对人,在哲学研究对象问题上实现了革新。“认识你自己”这一名言便是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精华的体现。当然,在苏格拉底那里,主体性原则还是一个初步萌芽。主体性原则的成熟和确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带来了自我意识的一次大觉醒,为主体性原则在近代的重新确立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崛起。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原则使得主体性原则在近代哲学中彻底扎根.也造就了笛卡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德国古典哲学则使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学说真正形成和成熟。

主体性原则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哲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在于高扬了人的精神的、自由的、能动的本质,以哲学的观念把握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其最大的缺陷则在于对主体范畴做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使得主体性原则、人的能动性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被抽象地发展了。

对于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这一重要的遗产,并不是像现代西方许多哲学家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了对传统主体性原则的批判继承,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机械论。相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通过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主体性原则的扬弃,从而在哲学史上对主体性原则做出科学揭示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体观,对主体是什么做了科学的规定。主体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回答主体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做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无所不包的万能的“主体”,而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不过是理念的化身,或者说是实现这种理念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能思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是“类的存在物”即社会历史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如果人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他就成了封闭的、无生命表现的实体,就不可能成为改造和驾驭周围感性世界的主体。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才能现实地确立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才能现实地确立人对感性世界的主体地位,才能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社会存任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所以,人的主体件正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和把握的主体,就不再是唯心主义哲学所讲的思维、理性、观念、自我意识的化身,也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讲的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一种包含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能动创造属性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在自然世界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现实地塑造属人的自然、属人的社会历史的实践创造者。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揭示与现实的人彼此相关的感性世界的本质,从而建立了全新的客体理论。由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因而也就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自满自足的对象性活动,进而把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感性世界看作是外化的自我意识,认为“对象不过是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创立物相”。这样,在黑格尔那里,感性世界成了观念主体的精神创造物,成了一种思想客体。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由于把人理解为包含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能动创造属性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理解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因而人与他周围的世界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设定的关系,亦即对象性的关系。人是以他之外的对象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而周围的对象之所以是他的对象,则是以作为对象的人的存在以及人被赋予了对象性本质为条件的。因此,人周围的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既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纯粹的人的观念的外化,它是现实的人一方面根据外部世界的物质条件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按照人自己的需要、目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一个属人的对象性世界。对作为对象性地实践创造着的对象存在物来说,对象的人和人的对象是相关性地统一起来的。这种观点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的和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相关性,既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抽象的客体理论,又科学地确立了“感性世界”这一客体的理论。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主体和客体作出科学规定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实践观,一方面继承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又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主体能动性的缺点;另一方面汲取了西方传统主体性学说合理性的内容,又大力批判了这种学说的唯心主义基础,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成就了唯物主义主体性原则的辩证统一,对主体性原则作科学的揭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显然,这里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把客观事物作为外在于主体人、与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关系的直观对象,只是把人看成是直观者,没有从主体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客观世界、理解人、理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懂得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和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和意义,亦即不懂得主体的能动性,因而“直观性”是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提纲》第九条中直截了当地称旧唯物主义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深刻地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与旧唯物主义上述缺点相反,唯心主义却片面、抽象地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唯心主义把精神和思维的东西看成是主体,并认为这种主体是万能的,外部世界只是人的思维或某种精神主体的产物或表现形式:这样,在唯心主义那里,主体的能动性被夸大为脱离物质、脱离现实的造物主的能动性,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而不是人从事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所以,唯心主义实际上把主体的能动性归结为意识的能动性、精神的能动性。这是对主体能动性的片面、抽象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批评唯心主义说“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评不难看出,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条从实践出发去考察、理解自然、社会、人以及人的认识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如上所述,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仅仅把自然界、人类社会看成是直观的对象,仅仅把人看成是直观者,不懂得实践在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不懂得主体的能动性,所以没有从主体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客观世界;批评唯心主义虽然重视主体的能动性,但却把主体的能动性归结为意识的能动性、精神的能动性,因而片面、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告诉我们,他要建立的哲学是一种既要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义要克服唯心主义片面性、抽象性的新哲学。要克服唯心主义在主体性问题上的片面性、抽象性,就要从主体人从事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方面去理解主体的能动性,这样才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视和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要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就不仅仅要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不仅仅要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人们认识的对象、直观的对象,不仅仅把人看成是直观者,还应该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人们实践的对象、实践改造过的结果和实践的过程,把人看成是能动的实践存在物,强调人们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去认和把握客观世界。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主体人的物质实践出发去理解、考察自然、社会、人以及人的认识。这是一条不同于仅仅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世界、人和认识的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也不同于从精神的主体活动出发去理解世界、人和认识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而是一条崭新的唯物主义路线,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扬弃。由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高扬主体人的实践能动性的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就是实践原则,即主体人在实践活动中能动地把握和改造客体的原则。其宗旨是要在断发展的主体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正确和合理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达到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人类学的自然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西方传统哲学主体性原则扬弃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l、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重心转移。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再像许多旧哲学那样主要以包罗万象的宇宙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指出,我们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以及它与人的感性世界的区别,承认它对人、对属人的对象世界的本体论意义,但是对那个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探讨已不是我们研究的重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所思考、所研究的重心,是与主体人息息相关的感性世界,所要揭示的是这个感性世界生成、发展的现实本质及现实基础,以及认识和把握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对人所生活的感性世界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以属人的感性世界以及主体人的实践活动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原则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贯彻和体现,其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实现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变革。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把对世界的理解由“客体原则”推进到“主体性原则”,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实现了革命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自然界的客观性是无疑的,但人类周围感性世界是经过人的实践改造过的世界,冈此,只有实践才是把自然世界和属人的感性世界统一起来的基础,是把人和物统一起来的必由之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主体人的实践为内在灵魂和本质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从而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

西方传统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方哲学当代中国哲学创新

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发展过程中具体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人类实践和认识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几千年来各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历史性的纵向的继承性,还呈现出地域性的横向的交流性。当它产生之后,即具有独立发展的历史,又具有相互交流即相互冲突、相互融合而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对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对其形成、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创新和发展成为当下哲学界最强势话语的境遇下,充分挖掘和发挥西方哲学的作用,对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及其现实启示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国力的衰微,西方文

化在中国的影响也愈益强大。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许多人认为,西方国家之强,不仅在于其先进的国家制度,还在于其思想文化的蕴力,中国要富强,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诸多内容中,哲学因其特有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文人学者,他们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和评述成为中国学者系统研究西方哲学的开端。

“五四”运动以后,在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指引下,西方哲学开始广泛的传播开来。从20世纪20年代到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传播的内容也由浅入深多层次的逐级展开。从传播方式来看,西方哲学原著的翻译及其成果始终是推动近代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变革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学科体系的创建上,西方哲学原著的翻译和传播都起了重要作用。在20年代,西方哲学的翻译重点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相互应,主要集中在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介绍上。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哲学的输入,缺乏严肃的学理分析,不深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达不到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目的的,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们在前一时期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把西方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把西方哲学与中国现实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把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科学与民主精神得到广泛宣扬并深入人心,传统文化也开始被重新定位与思考,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传播西方哲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了把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创建新哲学的历程,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三四十年代,在西方哲学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中国学者通过深入钻研不仅有一些具有相当学术功底的研究成果问世,而且开始在更高的学理层次上达到中西哲学的会通,并开始了建立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和反映民族精神的新哲学的尝试。比如陈康先生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郑昕先生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不仅介绍和评述了西方哲学中典型代表的思想体现和观点,而且得出了中国哲学家自己的深刻观点,成为中国研究西方哲学思想成果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融会中西哲学,创立新哲学的尝试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最大传播者胡适把实用主义科学方法看作是富有批判精神的重要武器,除了介绍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胡适还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实用主义进行了更易于理解的新概括,比如,把杜威的“思想五步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虽然胡适没有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但通过他的分析与概括,以及对实用主义的提倡,使实用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思潮,甚至一度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影响相抗衡;继梁漱溟之后,熊十力融汇儒佛及西洋哲学创立了新唯识论,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冯友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哲学中新是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分析方法创立了新理学的庞大哲学体系,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哲学体

系之一;金岳麟“以非凡的哲学理论功底和出众的创造才华,融会中西学术,创立了实证哲学体系”[1],尤其以对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瞩目于世,通过系统地探讨近代西方认识论地基本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地富有启发性地见解,将中国对西方认识论地研究推进了一步。

可以说,20世纪初致新中国地成立,西方哲学的引入与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为古老的中国踏上现代化的征程,为中国哲学由崇尚“经史子学”向现代哲学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与发展,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命运,为民族的独立与复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尽管在指导思想上曾经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在“”中还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总体来看,这一领域中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工作者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科学精神投入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西方哲学地研究与发展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不可或缺地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重要理论来源和方法借鉴。

二、全面认识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在在当代中国哲现实,提炼当代中国的时代的精神,重建中国的心灵世界,只学创新中的作用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西方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在当今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正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中国当今社会生活的主流是现代性,是全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西方世界。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景象,也要面对它带来的社会危机。要想深刻理解和认识西方社会,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的借签,就要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同时总结其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的根本原因,避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重蹈覆辙。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剖析。西方哲学尤其现代西方哲学,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和批判对这种剖析的完成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

人要创造出具有“人类性”的新哲学,就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自然科学成就和理论思维的反映,它虽然总体上倾向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它对许多新领域的探讨,也有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在主题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即揭示了传统哲学明显的缺陷,也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语言和逻辑分析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体现出的对理论语言深刻的自觉,对理性批判的深入的继承以及对语言的清晰性原则的执着追求,对语境化方法的着力强调,都为促进人类的心智健康,清除语言迷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探讨科学研究的规律时,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发展模式: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渐累进”模式,批判理性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模式,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的”模式新晨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做,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哲学理论。

三、深入研究西方哲学,推动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

[3]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

对西方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中西方哲学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开放的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之后,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发达的物质文明,还有他们的思想,文化,历史传统,我们也日益认识到要真正融入到世界发展的主潮流中去,就必须接受这些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和历史传统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冲击和影响。尽管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冲击和影响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能够更加从容的去应对这种种冲击和影响。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以被动挨打的角色面对世界,而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向世界展现自己的丰姿。整个民族的心态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民族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也正是我们能够以更加客观态度的对待外来文化、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冲击和影响,能够树立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和精华的部分在世界上发扬光大的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和命运的民族自信心的心理基础。

在当下的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树立强有力的自信心,基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实践去重新认识和阐释西方哲学,并能够走出研究西方哲学就必须“言必称希腊”的狭隘的误区,从我们东方文化所特有的视角出发,形成新的认

等等,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领域,新问题有一定的启

识和研究成果。从而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中国学者在新世纪

示作用。这种理性批判精神及其方法对于以“德性之思”为中心内容的中国传统哲学来说是全新的东西,值得现代的中国人吸收和借签。所以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哲,西哲之间是“功能互补”的关系。无论是西哲的理性精神还是其提供的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们研究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它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基本上生成于西方所特有的生命历程之中,它的审视和追问方向也主要是西方人所特有的生命经验,我们不可能期望让他们代替中国人去理解,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仰仗他们的理论具体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源上讲从属于西方哲学,但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已深深打上中国的烙印。而且作为一种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还是社会作用,发展形态都不同的已经中国化的哲学形态,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社会提供的是社会变革方向上的指导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现成的“灵丹妙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2]因此,创建中国的新哲学,不能以西方哲学为主。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有我们自身的特点,我们的苦难,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的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体会的。反映中国的

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

‘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4]

我们还应认识到对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得以实现,新的理论形态最终形成,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不能被替代。或者说,作为站在东方文化立场上的对西方哲学的现代解读和研究成果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能够与当代的西方哲人在世界哲坛上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有效捷径,并由此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可以到达世界各地,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成果也可以在世界哲坛上得以宣讲。

参考文献:

西方传统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冯友兰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阐旧邦以辅新命”出自《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旧邦”,即传统中国;而“新命”,则使传统中国之哲学精髓得以在现代重获新生。冯友兰在近百年的人生岁月中几经时局动荡、社会变幻,但始终不变的,是他时刻保持的高度的研究自觉。在中西方文明交错冲突、此起彼伏的时代,在近代中国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时代,冯友兰选择了客观与清醒,将中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融会贯通,“西体中用”,为传统哲学赋予新的生命,并为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冯友兰;“三史”;传统哲学;重建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29—03

收稿日期:2014—07—18

作者简介:曹翰林(1993—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2012级文史实验班学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一、中国传统哲学存在之辨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东方哲学采用了“附带一提”的方式进行阐述,他眼中的东方哲学是“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1]此番评价可谓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贬损与误读,并且这只是西方对中国传统哲学曲解的冰山一角。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中国。然而,在面对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时,大部分国人却在犹豫中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困境,中国哲学的“危机说”一时兴起。

西方对中国传统哲学误读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究其根源乃是千百年来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塑造了中西方这样两种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起,便注重以逻辑、体系为主的哲学形态;而中国人自先秦诸子百家时起,注重的不是著书立说,而是以感悟、体察为主的非体系哲学形态。从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来看,西方注重理论思辨,中国注重知行合一。在呈现形式上,西方出现了明确的概念、范畴,而中国却并未出现独特的“哲学话语体系”,在近代解读传统哲学时,甚至存在对西方哲学话语体系的滥用和盲目崇拜。但我们不能将中国哲学思想的成就抹杀,陷入对于西方一味依赖,却对本土思想一味质疑、丢弃的怪圈中。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之精神》中用大量的篇幅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高明所在,在肯定传统哲学存在性的同时,将中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进行了区分。他将哲学分为“出世间底哲学”、“世间底哲学”和“超世间”、“即世间而出世间”哲学。出世间的哲学境界超越人生纷扰,乃“极高明而不道中庸”;世间的哲学注重人伦日用,太过现实、理性,又肤浅,乃“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唯有中国哲学,超越世间而又出入自然,若即人生而又若离百态,乃“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仅仅将中国哲学解读为出世、入世的为政理论或隐身山水的人生思考都是对中国哲学的肤浅理解。中国传统哲学虽源于对生活的点滴体悟,却早已在生命的层面上形成了理论的自觉。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同样提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2]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由自然、社会和个人组成,而对这三者的反思是国人对于自己生命概念的回环照应,再将哲学感悟反作用于精神生活中。

西方的逻辑思考只是哲学思维方式中的必备手段,而中国的生命的体察则是哲学最终要触及的目标。因此,对于传统哲学存在性问题的考证,如若像现今大部分讨论那样站在西方哲学平台衡量审视中国哲学或以外在形式判断中西方哲学之优劣,都是不合逻辑的伪命题。因而,笔者认为,真正的中国哲学是脱离了概念、逻辑和体系外衣的、形而上的生命体系,从独特的东方角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分析才是最为科学的。

二、冯友兰“三史”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正名与重建

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哲学体系提出质疑?仅仅是因为西方思想的冲击而一时兴起吗?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言当中提出,写中国哲学史不得不去“依傍西洋哲学史”。传统中国对逻辑思维的概念较为轻视,导致了近代新儒家重解经学典籍时,不得不对西方的哲学体系有所依赖,不得不对西方哲学概念有所借鉴和参照。无法使用独立的研究方法重构中国哲学史是我们对哲学史发展不自信的一大原因。

对西方范式的引进与应用是重构哲学体系的重要前提。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国哲学史在近代寻求突破的时候便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范式作为体系重建。对待对中国哲学心存疑虑的人,冯友兰说道:“对于所有那些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很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哲学的固有特征是什么,它为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第二,人们常说,中国哲学缺乏体系,这种说法对吗?第三,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对吗?”[3]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史》时,正处于民国二十年,那是一个学术上相对自由、中西方文化强烈碰撞的年代,如何面对冲击我国本土古典文化的西方学说是各位思想家和学术大师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胡适等主流人士都在主张“全盘西化”理论之时,文学批评家钱钟书、思想家熊十力、哲学家梁漱溟等人都站了出来,主张中西融会贯通、“西体中用”,这也逐渐发展为“新儒家学派”的学术主张之一。正因如此,中国哲学在近代终于抛弃了千百年来固有的哲学思考方式,转而以西方的哲学体系范式来重塑本土哲学架构。作为第一批“新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冯友兰也在“三史”的创作当中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基础理论、学说范式、阐释概念等。

要如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解读和体系重构?近代哲学史家如何在文化断层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又该如何面对西方对中国传统时空错位的解读?自清朝注重朴学时起,中国哲学思想便呈现出逐渐下滑的趋势,至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已经处在一个濒临停滞的时期。从历史上来看,自秦朝开始,每个时段哲学思想的爆发都是对先秦诸子的“轴心时期”思想的一种重构,或是增添以时代的新内容,或是对“轴心时期”思想的刻意误读或再造。中国近代对千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回顾正是对中国哲学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对中国哲学进行重新阐释和理论重建,并整理、保留经典的完整性。

在冯友兰看来,“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他主张必须将形式上的体系和真正的体系区别开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也没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时话体,亚里士多德时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3]简单地被眼前的理论外壳所蒙蔽,进而将片段式、散落式的哲学理论生硬地融为一体,而忽视了其精神上的内在联系,这是哲学史家对哲学的一种错误继承。

“西体中用”虽有“中用”,却终归是“西体”,如何借鉴“西体”并转化为“中用”,思想家的智慧正体现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因此,冯友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重建上,始终以方法论的创新作为重建的核心。成熟的学科体系的形成需要有自己的基本构架、独立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知识结构和学科研究的自觉性。他在《冯友兰讲哲学》与《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中介绍了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将理学研究方法延伸到哲学史方法论中,实现了方法论的中国化。他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形式主义底方法”和“直觉主义底方法”,即“正底方法”和“负底方法”,将逻辑思考与直觉判断巧妙结合。同样,对于学科独立性的自觉,冯友兰将其体现在“疑古”和“释古”两方面。他说:“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4]在传统中国,经学是所有学术之首,如何摆脱经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束缚是中国哲学独立延续发展的首要任务。虽然近代哲学会产生对于西方哲学思考范式的依附性,但是依旧保持着中国哲学的传统性。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并不会因为对西方产生了依附性而发生内容上的转变。

冯友兰的哲学史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体悟式方法和西方哲学概念化方法的一种融会贯通,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他说:“我生在一个不同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5]“我们现代所关注的,不是用一种文化来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6]冯友兰的工作是“阐旧邦以辅新命”,要让中国哲学在保持旧有的同一性的同时,又不失新鲜的生命力量。这种新生的力量是冯友兰所赋予的,是哲学带给人的精神上和智慧上的力量。他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7]

三、主流意识形态对冯友兰思想的制约

中国哲学史由最初的固守本土,到后来的一味追求西方,再到新儒家时期的中西结合,直至新中国时期的“以马释中”,其发展几经转折。建国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成功写就,但机械化和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却成为冯友兰继续发展的绊脚石。冯友兰将“爱民族、爱国、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等思想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旨,将阶级斗争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使哲学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生硬地将哲学的性质与“党性”相连,这可以说是对哲学思想的一种戕害和湮灭。改革开放后,冯友兰也对自己当初的理论体系和写作真实目的提出了质疑并进行反思:“我不知道,这是走群众路线,还是哗众取宠,这中间必定有个界线,但当时我分不清楚……如果是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5]

马克思主义化的哲学发展强制要求多元化哲学皈依于“马”姓门派下,使得中国哲学变成了四不像的尴尬事物,没有了古典生命化的哲学体征,同样没有了西方的重逻辑特点。多维度的解释方式有助于多角度地观察和理解中国哲学,从多维度逐渐变成一维度是解释道路的偏转。中国哲学史若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优势,必须回归到“轴心时期”形而上的生命意识,并借助多方理论范式进行阐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的突破。

冯友兰通过“三史”的创作,将中西理论融会贯通,让中国传统哲学得以现代化,使中国哲学体系趋于完整化,同时又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后人再无需纠缠于西方理论束缚下的中国哲学,却也无法绕过冯友兰先生之“三史”。这种为传统思想正名、为恢复传统哲学独立性所做的贡献是世代国人都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西方传统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如今我们都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是与西方文化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沉重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表现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殖民化和半殖民化过程,而且更深层地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观念,逐渐渗入中国传统文化并与后者形成对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劣势或被动的地位。当然,这首先要归咎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的消极作用,这已经由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揭露得非常清晰透彻了。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才使得进步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其他各种弊端,才会兴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之“传统”,正是由于“新文化”的出现而得以彰显。进一步地说,这种“新文化”的出现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如果我们承认西学东渐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就没有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样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则我们可能就会仍然生活在那样一种文化之中,而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传统”。[①]

然而,西方文化的传入在给中国带来新的文化的同时,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西学东渐的这种双重作用是同时产生,相辅相成的。我们常说“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对于中国文化本身而言,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被迫接受的,因此,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挑战更多于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机遇。在史称“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虽然是仰仗当时先进的钢枪烈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幸的是,这种“野蛮人的方式”却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最新趋势,也就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我们还应当看到,这场以科技发展为先导、以重工业建设为主导的工业革命,背后却深刻地隐藏着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和宗教观念,这特别表现在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和“普天之下,皆为上帝臣民”的基督教信仰中。政治上的国家垄断和经济上的扩张即对更大利润的追求,这些使得西方重要的工业强国对外都采取了武力扩张的殖民政策,这就是当时西方列强蚕食中国的内在动力。

这个历史表明,西方人虽然是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在这个武力的背后却有着更为强大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而近代国人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的同时,却很少反思这种失败的深刻根源。当时的大多数国人都相信,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欺负中国,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工业技术,所以要想“以夷制夷”,就必须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当时的清政府就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技术,选派留学生到欧洲求学,以期由此改变中国的国运实力。然而,这种“技术救国论”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仍然没有摆脱深受帝国主义奴役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哲学、宗教以及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遭到了批判,无论是袁世凯的军阀政府还是孙中山的国民政府,都竭力以中国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君臣父子”观念维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强调“知难行易”、“修齐治平”的哲学和政治理念。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采用了“中体西用”的方针,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更好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手段”;当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则被要求放弃“西学”,并以捍卫“中学”为主要任务,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科玄论战”大讨论中。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反思这个历史,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使我们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弊端,并希望以新的文化形态完善和改变自身的传统(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因);但另一方面,强大的传统又迫使我们以维系自我身份的名义竭力抵御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对我们不甚了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正如冯友兰指出的,这也是罗素和杜威的中国之行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起到重要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②] 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发展总是处于一种彷徨或选择的过程。虽然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被看作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而遭到反对,但试图从中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却在现实中遭到了失败,因为任何试图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的做法都遭到了来自这两种文化的激烈反对,这样的平衡非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反而造成了对这两种文化的浅薄的曲解。

只要我们尊重历史,我们就会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挥舞着“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就是孔子的儒家学说,无论是汉代的董仲舒还是宋明理学的二程,他们都以孔子学说作为自己的思想前提。因此,反对孔子学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釜底抽薪。陈独秀把孔子学说与西方法制观念作了对比分析,以西方的法律和平等观念直接反对孔教学说,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李大钊则直接把孔子学说比作“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把西方的宪法制度称作“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认为“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则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④] 这里的“现代国民之血气”、“我辈生人”、“光天化日”、“保障生民利益”等说法,显然都是西方宪法制度的重要观念。翻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初以来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思想教育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这不仅表现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整体框架直接取自西方哲学,而且表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始终坚信自己的信念和政治理想完全归功于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坚持把自己的革命活动理解为世界革命的一种组成部分,甚至把中国共产党完全置于国际共产运动的领导之下。这些都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近代中国的西方化决不仅仅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引导中国融入了世界革命的大舞台。中国传统的儒教观念经历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洗礼已经荡然无存,中国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度也被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所取代。应当说,正是这些变化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现代中国,一个与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国。

反思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西学东渐的过程其实就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社会的过程。于是,西学东渐对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西学东渐使中国打破了封闭,走向了世界;但另一方面,西学东渐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长期的“被逐流放”,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化处于游弋漂流的“边缘状态”,以至于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看作是处于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们仍然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感到困惑,“中国哲学”的定位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二、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变形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西方思想的传入时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翻译主要还是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为主,从严译的书目中可以看出,“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崇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⑤] 重温一下冯友兰对严译名著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严复译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种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⑥]

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初的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基本态度:第一,体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文化传统是非常讲究用处的,某个事物或对象是否有用往往被看作是选取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因为用处是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中国人又历来强调“人事”大于“天”,“天命之谓性”(《中庸》)等观念,甚至认为“从天而颂,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在对待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它们是否能为我所用。严复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但他发现在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只有掌握了这些思想和制度,中国人才能真正学到西方的技术。显然,这正是学以致用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严复翻译的著作大多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关的内容,因为这些著作可以直接帮助中国人了解如何构筑一个民主法制的现代国家。

第二,见闻之知,格物致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经验主义,强调认识主体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并且以经验知识作为衡量知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虽然儒教传统中也强调了“学问思辨”,但最后都是为了“笃行之”,如朱熹所言:“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之,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之。”(《中庸章句》)“格物致知”就是强调要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才能获得知识(“致知”)。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应当说都是西方学术中的经典之作,不要说是中国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就是普通的西方人也未必能够全部理解。严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以“格义”的方式对西方著作做了类比解释,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术语和文献去解释对当时的中国人非常陌生的西方观念,这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有些类似中国学生初学外语的情形,总是喜欢用汉语拼音或汉字标注外语的发音。这样做固然对初学者的入门很有帮助,但这种做法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严复对西方观念的“格义”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真实把握,更多的中国人是以严复的理解为根据,或直接使用严复的说法或引用原著支持严复的解释。

第三,引经据典,文彰大义。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人有敬重古文的传统,只要被看作是经典文字,都会受到推崇甚至礼拜。但中国人对经典的推崇并不是为了思想和学术的缘故,而是为了用于支持自己当下观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正如“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样,一切经典在中国人的眼中都是用于解释和说明现实的社会生活,以便使这种解释具有某种权威性、合法性,即使是“古文学派”的思想家,也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强调对古代文献的字面意义解释。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以及思想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注释家,他们用训诂的方法对古代文献做出了符合当时社会条件的解释;即使是被后人看作具有创造性的大哲学家,也都有自己对古代文献的注释性著作流传后世,而且这些著作往往被看作是理解他们思想的重要来源,例如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

从这三点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带着中国特色的“有色眼镜”的。因此,很自然的就是,中国人所接受的或所理解的西方思想必然就带有中国人的特点。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看,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的确可以被用来说明文本的意义;但这种解释的条件是不同的解释者应当对同一文本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解,就是说,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释都应当以相同或相似的理解为前提的,这是解释活动的客观性要求。然而,西方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形式,或者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的思想观念就是他们所看见的那个样子,而他们的所见所闻却是大大地被有选择地介绍的西方思想曲解了,打了折扣。这样,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思想其实就是被解释者或介绍者选择了的西方思想。

西方思想中的精髓是西方哲学,而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程度,决定了我们对整个西方文化的把握程度,也决定了我们现代化进程的速度。纵观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中国人特有的理解和解释,西方哲学在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晓芒曾从中国百年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总结出“十大文化错位”,即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选择性接受;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活剥;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中国化;牟宗三对康德的误读;对“理性”概念的普遍误解;对“科学”的实用化;对“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对“实践”概念的变形;在“存在”概念上的分歧;对“自由”概念的附会。[⑦] 我完全同意邓晓芒的分析。我把这“十大文化错位”以及其他对西方哲学的误读,理解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变形”。我认为,这种变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原有的概念分析被实践的优先性所取代;思辨的和逻辑的精神被实用的和入世的态度所取代;哲学的批判意识被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要求所取代。

毋庸置疑,概念分析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一。冯友兰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断定,逻辑分析方法,即他称作的“正的方法”,应当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最有价值的贡献。但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概念的或逻辑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反,被邓晓芒称作“直观类推”和“直接证悟”的方法反倒成了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的主要方式,甚至连冯友兰最后也提出把逻辑理性与程朱理学结合一体的所谓“新理学”。直观类推和直接证悟就是要求理解者的个人体验,而这样的体验又被套用为“实践”的观点,以实践的优先性取代西方哲学要求对概念的逻辑分析。正如邓晓芒指出的,西方的“实践”概念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对某种既定的知识、道德和原则的施行和遵行”,另一方面是指“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经验”。[⑧] 但中国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却是只看到了第一个方面,并且把这个方面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这就完全忽略了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内容,忽略了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概念活动。我们在理解西方的概念分析时,往往容易偏颇地以为那是一种被动的、抽象的、与实践活动没有任何联系的形式分析。其实,这完全是对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分析的一种误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关注人类的现实生活,关注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理论之外[⑨],从来没有哪一位西方重要的哲学家思想是被看作“空中楼阁”、“象牙之塔”,相反,只要是真正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观念,都与现实的实践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西方哲学家更多地是从第二方面的意义上去理解“实践”概念,即“实践”主要被看作是一种主体意识(也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创造性活动。

分析和思辨往往被看作是西方哲学中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前者需要逻辑的和形式上的规定,是对必然性的要求;后者则是概念的和推理上的规定,是对先天性的要求。西方哲学家们都能够有意识地使用这两种方法,并且通过使用不同的方法而把自己的哲学归属于不同的哲学传统。无论是分析还是思辨,都是理性推理的自身要求,也就是在理论上的规定。然而,这两种研究方法到了中国哲学家的手中,却变成了以实用为标准、以满足现实要求为目的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哲学强调的“实践”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演变成了判断一切理论有效性(“真理性”)的实用标准。的确,中国的哲学中存在强烈的实用传统,“学以致用”历来是中国学问家们从事一切研究的最后准则。在中国的不同哲学传统中,儒家、道家、法家等都以服务于现实或理想中的社会作为自己哲学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成为“士大夫”(即现实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成员)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的研究活动才有了意义。由此,我们对西方哲学的处理也就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思路,“分析”被划归为逻辑的范畴而只是少数人才能运用;“思辨”则被看作“玄而又玄”的“无用之学”而遭到嘲笑和摒弃。这些恰好使我们自认为接受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宣称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基本规律的一种普遍认识活动,但另一方面却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采取漠视甚至反对的态度。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比较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哲学家对待西方哲学的基本态度之中。

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批判精神始终是西方哲学家们牢记在心的传统,哲学本身就被哲学家们看作一种本质上的批判活动。这种批判活动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怀疑,另一个部分是反思。怀疑就是对现有观念和理论的不满,是哲学批判活动的开端。哲学上的怀疑和批判不仅表现为哲学家们对前人哲学的态度上,更重要的是哲学家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通常意义上的怀疑不同,哲学上的怀疑不是就事论事,对某个具体事情提出疑问,而是一种追问基础式的怀疑,是对一切事情的基础或根据提出疑问;与通常意义上的批判不同,哲学上的批判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全面考察,是以审视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这就使哲学上的怀疑和批判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性质。哲学批判活动的另一部分是反思。怀疑是哲学思考的开端,而反思则是哲学思考的形式,也是哲学思考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哲学史上,“反思”概念直到黑格尔哲学那里才得到真正确立,但反思的方式却始终是哲学家们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途径,它构成了哲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从本性上说,哲学就是一种批判活动,这种批判就是以概念思维的方式对批判对象的理性考查,以理性的标准审视批判对象的前提和基础。显然,这种批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哲学家与批判对象之间保持一种间距,以便不同的哲学家对相同的批判对象能够得到客观、公共的批判结果。反观中国哲学史,我们的确很难看到哲学的这种批判和反思发挥了真正作用;相反,为当下的社会活动以及现实的政治理论提供思想上的论证,反倒成为哲学的主要功能。哲学完全落入“为现实服务”和“为政治服务”,这就不能不使哲学受到大众的冷落,也难以为西方哲学家所理解。特别是,由于这样的哲学宣称以“时代的精华”为旗号、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宗旨,因而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这正体现了西方哲学关注现实和人生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本性。的确,对社会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的审慎思考,一直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之一。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不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直接或间接地关涉到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提出的挑战。但是,哲学家的目的却是为了找出自己所在的社会存在的问题或考虑如何解决这个社会所提出的一些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为这个社会提供合理性的证明。这种误解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我们对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误读。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变形”使得我们已经看不到西方哲学的原貌,同时,对西方哲学本身的研究退缩到了少数哲学家的书斋。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家手中失去了哲学原有的魅力,哲学不再是对智慧的追求,而更多地变成了“智慧”本身,这样的智慧又是以“知识”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学习哲学也变成了学习“哲学知识”,哲学课堂变成了“传授知识”的场所,就连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也必须按照“教科书”的模式接受教育,这些对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各种消极的影响。

三、西方哲学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直接结果,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吸收就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的中国人,特别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主体,是按照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理解去改变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从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思想教育运动,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封建糟粕”作为批判的对象。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批判者对“封建糟粕”的定位更多地是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孔孟学说基本上给予了全盘否定,而没有从学理上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和区别。但无论如何,“封建糟粕”的概念显然是相对于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而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又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相互对立并有所吸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表明,在反对封建糟粕的运动中,无产阶级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了同一条战壕。

我认为,历史地看,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历程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时代的潮流促使中国思想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并把西方文化作为推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尺度;但另一方面,我们自身强大的文化传统又不断地把我们拉回到我们已有的思维定势,迫使我们按照“去除糟粕,取其精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方式去对待西方文化。而这种矛盾的根本所在就是使我们始终处于寻求自身文化之本体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描述为,我们是以放弃传统文化之基础为前提和代价而去接受西方文化的传入,但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却又试图为这样的接受寻找一个所谓本体的基础。这样一个矛盾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而是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传入在某种程度上的曲解甚至抵制。解释学意义上的“视界融合”可以被看作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中国现代思想中对西方哲学采取的“为我所用”的态度却是对西方哲学本身的极大曲解,由此就形成了邓晓芒所说的“文化错位”。无论是曲解也好,错位也罢,它们都表明了,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普遍存在对西方哲学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正是这样的偏见才导致出现了对西方哲学的曲解和错位。这些偏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认为西方哲学观念更多的是概念上的分析,注重的是纯粹理论问题,与现实生活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其次是认为西方哲学与现实的脱节,特别是与现实政治的脱节,使得西方哲学仅仅为少数人所专有,因而不适合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认为,西方哲学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甚至被看作西方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重视和研究西方哲学就被看作是在搞“全盘西化”,属于“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这显然是以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批判代替了学术上的正常理论评价。虽然意识形态批判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样的批判仍然是需要以对批判对象的正确理解为前提的。如果仅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随意歪曲批判对象的真实意义,那么这样的批判就只能是“唐吉坷德式的”战斗。事实上,正如邓晓芒指出的十大文化错位所表明的,这样的以虚构的对象作为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靶子,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中比比皆是。

仔细分析上述对西方哲学的种种偏见,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由于我们对哲学本身理解上的偏差带来的结果。我们总是认为,西方的哲学应当属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不能适合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按照这种逻辑思路,每一种民族和文化传统都应当有自己的哲学,而且不同的哲学之间是不具有可适用性质的。这样,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就只能有中国哲学,或唯一属于中国人的哲学。这种观点就是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的界限,认为两者之间互不相干:接受西方哲学就必须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两者水火不容;或者接受西方哲学就是在搞“西化”,所以必须加以批判。这些显然都是单向的、僵化的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哲学家对哲学的定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也没有哪一个哲学家会把自己的哲学理论看作是仅仅适用于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文化传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哲学家会否认,思想的普遍性要求是哲学的本性所致。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那么她就应当是与科学具有同等的性质;哲学与科学的不同仅仅在于,科学是以所追求到的智慧结果即知识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而哲学却始终是处于对智慧的追求过程之中。但在对智慧的普遍性要求上,哲学与科学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科学是从哲学的母体中诞生出来的。这就表明,哲学研究应当与科学研究一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由此,如果我们都承认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区分的,我们也应当承认,哲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同国度中的哲学应当是哲学的不同形态,但作为哲学思想的存在,它们应当是普适的,超越国界的,超越不同文化传统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学东渐直接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西方哲学却在中国遭到了误解和歪曲;其结果就是,西方哲学仅仅走进了少数哲学家的书斋,而以西方文化为重要前进标志的现代中国却仍然处于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选择彷徨之中。要走出这种彷徨,我们首先就要放弃对西方哲学的错误偏见,对待西方哲学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树立恰当的哲学观念,客观真实地而不是主观随意地掌握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即西方哲学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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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涉及到一个解释学问题,即对任何一个概念的理解都必须与其所属的观念系统联系起来,或者说,理解一个概念需要一个参照系统。由于本文讨论的更多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因此这个解释学问题留待在其他地方讨论。

[②]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写道:“他们[罗素和杜威]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讲演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说明。但是他们所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系统已经一概废弃了。由于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的学说的意义。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它。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页。)

[③]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陈独秀选集》,胡明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42页。

[④]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7页。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74页。

[⑥] 同上书,第373-374页。

[⑦] 邓晓芒:《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载《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第7-16页。

西方传统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与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路,认为在当前形势之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理论资源,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和运用这些理论资源,从而建立整个、中西马相结合的全方位崭新的中国哲学系统,以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和世界范围内的挑战和危机。

哲学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哲学是民族精神的支柱,一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一个系统的中国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的研究与开拓,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努力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以及实事求是的要求,力图通过扎实、深人的学术研究,把握中国哲学自身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特质与智慧精神,这一点成为广大中国哲学学者的共识。中国哲学也正在全世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所向往,新体系的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其他文明的哲学体系,正在广大研究者的努力中呼之欲出。然而,令人困惑的费解的是,处于21世纪之初的中国哲学仍在为缺乏合乎现代化和世界话语的研究范式而苦恼,而争辩,“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仍然是困扰着哲学界学人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提出,本身就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产生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处在自身学统的背景下开始的,其理论建设,从过去到现在都受到了自身理论以外的哲学理论及方法的重大影响。

首先,中国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革命的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的哲学体系。但中国哲学的研究受到苏联哲学界关于哲学党性学说的影响,加之我们“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泛滥,从而将哲学史说成是两军对战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进而又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把一部智慧之学变成了纯粹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步从教条主义的栓桔中解脱出来了,从而从头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短短30年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一个科学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个研究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其次,我们必须重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哲学范型的巨大影响。毋庸讳言,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哲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没出现过,全世界哲学创制的范型是西方哲学模式,所以中国哲学的学科创制之初就在相当程度上对西方哲学存在依附关系,由此,西方哲学成为衡量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有关内容是否可以被归之于哲学的基本标准。在这种范式指导之下,不仅人们思考中国哲学史的思维范式在自觉不自觉中是西方中心论的,以西方哲学为坐标系的,同时,中国哲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学科范围的划定、体系框架、价值取向、甚至于概念范畴等话语系统,都笼罩于西方哲学的范式之下。这一套范式对中国学术传统完全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它不仅不可能充分全面体现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而且极大地曲解、肢解、贬低了中国哲学的价值。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较为极端的“合法性”问题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是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和争论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密切相关的。在学术领域,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其内容来讲中国哲学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但表述形式又是西方的,这确实是个很深刻的矛盾。广大中国哲学学者一直在做一项重要工作,即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哲学是本土生成的,却又一直没有证明和体现自身的理论特质和基本价值,没有或不能超越西方哲学范式,因而很难说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也是一个困境。所以合法性讨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应当采取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取西方模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是否有哲学就会受到挑战。反之,换一种方式,用中国的话语系统、概念范畴、命题及思维方式去诊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这里又必然涉及三个大问题,一是什么是哲学,二是多年来在西方哲学视野下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否要全盘,三是中国传统概念范畴命题等话语系统能否适应当代中国的文化需求,适应时展的水平与节奏。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

面对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这一时代课题,首先必须有总体性的清醒认识。

其一,必须承认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哲学代表了人类哲学的共相,西方、中国以及别的民族在不同文明时期所产生的哲学都是人类哲学的殊相,历史上的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是数学、化学、物理学,甚至不是逻辑学,历史上的哲学都是有民族性的,因而模式是多样的,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哲学的内容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人类哲学这个共相也才具有普遍性。

其二,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特征,它与西方哲学大相径庭。中国哲学没有西方本体论的三大特征(抽象的存在,本体与现象相分离,逻辑论证方式),没有西方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认识方式,没有形成西方的逻辑思维系统以及与自然科学血肉相连的理论品格。但是中国学术传统中,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总之,文化哲学却极为发达,中国哲学的样态就是典型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与方法,它从形上的价值理想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世界,从中探求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景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中国哲学研究的就是这些问题,因而有极高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就具体层面来说,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有机宇宙观,以经验直观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和原始系统论,以理性及心理体验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价值系统,以大一统君权至上和以民为本相互补充的政治哲学,以追求和而不同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辩证法,有道德修养和直觉体验为特色的认识论,有以儒、佛、道互补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和深邃的理论内容,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殊相,其内容之丰富,其价值之崇高,其立境之高远,其思考之深刻都是许多民族不可比拟的,在文化哲学上西方世界也只能望洋兴叹。

其三,必须承认西方哲学模式以及概念范畴体系、即话语体系,对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西方哲学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对古代学案考据等方式研究的冲击,一部系统的现代的中国哲学及哲学史就成为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人,对中国哲学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代中国哲学体系绝不是某些“合法性”讨论者认的完全是“以西释中”,其实它的根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分不开的关系。胡适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开拓者,而后来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们不但自觉地运用西方范式,更是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但又不完全沉溺其中,而是根据中国本有的学术传统以及理论特质,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体系的构建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如果没有西方哲学范式以及话语系统的引进,那么,作为学科的现代中国哲学根本无以谈起,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对建设中国哲学的作用无与伦比,绝不可轻言否定,因为时至今日,尽管许多学者想在现有体系之外创建一个新的体系的艰辛努力仍然没有看到成功的曙光。

其四,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即存在着缺点和缺陷。例如,1、中国哲学的逻辑分类比较欠缺,只有经史子集的划分而基本没有区分和考察超验与经验现象间的关系;2、中国哲学本体与现象是不分离的,本体是在经验基础上的超越,对本体的真正把握是自己对它的切身体验,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注重亲身体验,所以才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径,这也是一种注重因循的经学传统;3、由于不注重纯粹超验的研究,不注重辑方法的研究,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与数学以及物理公理系统的关系较远,影响了科学(几何定律、公理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儒家的轻自然、薄技艺和道家对科学的排斥,因而体现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怀疑精神是极少的,对善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真的追求。(这决定了中国文化很难进人超验领域);4、本体与现象的融合性决定了中国哲学在认识论领域里没有建立在严格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认识体系上,而是侧重于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带来认识的模糊性、混沌性,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认识论不发达的结果。由于其伦理道德学说以及中庸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对个体以及社会的注重远远低于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导致追求民主平等(法治、公德、公平正义)之类的观念成为不可能。缺陷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哲学的优长之处,而且这些优点在后现代社会里依然会发生重大影响,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大智慧,但同时也要承认中国哲学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可能正在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能因为要复兴传统哲学,就把它看成一朵花,把别人都看成豆腐渣,否定西方哲学,其实,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在理论形态和内容上都高于中国传统哲学一个层次,这也是促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的一个原因。

如何重新构建中国哲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现在正处在两难状况之下。一方面,如果依然按西方哲学范式构建中国哲学,不做大的变动,只是有所损益,或做更多的理论诊释,这样中国哲的理论特质就很难显现出来;相反,如果完全消除西方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学术标准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那么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脱离西方重写中国哲学的呼声很高,有人认为,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进行诊释,那么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状、品格,就会不证自明,但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首先,我们已经运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研究中国哲学一个多世纪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话语系统也有近一个多世纪了,这两种话语系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已经有机地融为一体了,如果我们丢掉这两个话语系统,中国哲学是什么样态的哲学,我们无法设想。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资料的研究与分析中,在许多方面是依靠西方与马列的,这些分析与研究其大部分成果是正确的,而且已经深人人心,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与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范畴概念的基本内涵,以至于精神实质之间的关系已经约定俗成,用这一套话语以及先进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表述中国哲学,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如果完全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命题、思维表述中国哲学,当然是最忠实于中国哲学之原旨,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色,但这已经与现代的语言系统有了十分巨大的差距,结果是今天的人理解起来仍有困难,还需要用我们已经习惯的话语系统去诊释,更为重要的是,用传统话语系统表述中国哲学只能较准确地反映过去的哲学成果,而不能完整反映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所以,牟宗三的“以中释西”的做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成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与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赋予了现代哲学话语中的范畴以特定的内涵,这些内容,是传统的概念范畴体系不能涵盖的,所以完全使用中国古代固有话语系统也会带来许多矛盾,也不会创新出一个现代的中国哲学体系。

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规范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曾经在很长时期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中西哲学的关系,用西方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框定中国哲学,完全无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从而了中国哲学,使其失去了丰富的色彩和强壮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应该排除的首先是西方哲学的内容结构和思维方式,排除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对其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精神以及研究方法,应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和建,仍应该走中西马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应该将互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西方哲学的哲学精利(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怀疑精神,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追求逻辑和思维严密的精神,追求超验赵形而上学的传统,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精神,毖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容与特点相结合,也就是中西马相结合,以中国七学内容为基础和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匹方哲学为借鉴,中西概念共同使用,互相诊释,从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建立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现在已经有许多西方哲学概念的内涵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色,不必完全抛弃,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也可以混合使用,如本末、体用、道、仁、礼等等。笔者主张中国哲学研究必须是接着讲,而不必过分强诈照着讲,要在古代先贤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算思想,超越其哲学,建立一个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主要之点在于其关注现实生活,现实人生,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崇玄思,具象合道,即事而真。发展中国经世为人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的特色,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人生提供一种大智慧,提供一种博大、宽容、豁达、变通的人生观,提供一种全世界都可以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以人为本合乎人道的价值观念,把中国哲学的特色发展到极致,使其成为真正充满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特色鲜明的哲学,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们也应当克服传统哲学之不足,增添一些反映世界快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独领、人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全人类面对的整体危机的相关哲学思考,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性课题,承担起对现实社会的超越性、前瞻性和整体性指导功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和谐世界的建立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究天人之际,合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宗旨。

诊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内容,其理论价值极高,而且就其某些方面来看,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因而诊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得到了广泛而深人的理解,诊释学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了。笔者不大懂诊释学,但就初步了解的一点皮毛知识而言,已经感觉到这个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诊释与重构。

设释学刚刚产生之时,是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诊释学,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又在更高的层面上阐发了本体论诊释学。我认为,这两种诊释学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非常强的指导和应用意义。

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诊释学,狄尔泰的体验诊释学等,其实与中国传统“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治学方式是相通的,也与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一般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这就是在理解经典时,首先通过文字学、语法学的考证,再辅之以作者师承关系、生平考察以及心理学分析,再现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情感情绪,并且尽可能地在文本语言的多义性解释中确定符合作者原意的解释,以保证对.经典的理解是客观的,准确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正是我国古今广大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所采取的最常见的方法和最想达到的目的吗?施莱尔马赫的语言学方法,就是为准确理解文本的意义而制定的,因为他认为作者原意很难把握,而文本的原意却完全能够通过正确的诊释方法得到正确的解读,因此,建立一套正确适用的诊释学方法,对经典理解意义重大,而对这种诊释目的的追求,正是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经典的基本方法,同时,它是一种自觉的理论研究,具有系统、全面、深刻、可操作的特点,所以,它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也不妨把这种诊释学的内容纳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去,以提升哲学史方法论的哲理性及科学的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