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战略范文第1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发展战略范文第2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科技发展战略范文第3篇

闫傲霜，现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负责市科委全面工作。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理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辐射技术专业硕士毕业，理学硕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药学系辐射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搭建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平台

记者：北京市的科研院所并不少，为什么还要单独成立首科院？

闫傲霜：北京筹备成立首科院的时间是在2009年。2009年3月份，我被任命为北京市科委主任。当年，市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审议市政府关于推动高新技术在本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用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建议市政府进一步突出首都概念，在更高的层次上探索研究建立由北京市与国家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首都科技创新组织和协调机制。自2010年开始，北京市科委就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深入调研，积极探索建立首都科技创新协调机构，谋划拟先期建设一个政策咨询机构，提出了由北京市与中央单位联合共建首科院的筹建方案。汇报后，市人大常委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并提出指导意见。

北京市的科研院所很多，有国家各部委所属的，也有市属的，成立首科院的初衷是想通过成立高层次的科技发展协调机构，制定科技发展宏观战略和规划，围绕“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创新发展的核心引领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搭建首都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平台，探索服务和利用首都科技智力资源的体制机制，为率先实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促进首都科学发展提供研究决策支撑。

“小核心”撬动“大网络”

记者：首科院的组织架构、运行和管理机制是怎样的？

闫傲霜：首科院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共建单位”）共同发起建立，采取“小核心”撬动“大网络”的“联盟式”开放组织方式，建立“开放、竞争、流动、协作”的运行和管理机制。

首科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是首科院的决策指导机构，共建单位为理事长单位。名誉理事长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特邀顾问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理事长由理事长单位相关领导同志轮流担任，每届任期5年，首任理事长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担任。理事会设秘书处，秘书长由我担任。首科院院长由理事会聘任，每届任期5年，可以连任，首任院长由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担任，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工作，提出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研究方向建议。依托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首科院的日常运行工作。

首科院成立一年来，在市人大的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科委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紧密合作，积极推动首科院在战略规划、政府咨询等方面开展工作，尤其是近来在深化北京市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创新组织机制与模式

记者：首科院成立1年了，开展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闫傲霜：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首科院积极探索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组织机制与模式，特别是开展的以下几项工作是我们认为比较成功的探索。

一是坚持需求引领，共同凝练课题。这次课题的设置注重顶层设计，立足首都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的重大需求，对接梳理研究需求，开放式设立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主要分为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两大系列，其中科技创新战略研究系列聚焦首都自主创新战略、科技体制改革等宏观问题，创新驱动发展研究系列聚焦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以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和一部分中观层面的技术路径。真正到的微观层面，主要由参与的行业、产业，包括研究单位的主体进行深化和细化，但是在我们凝练课题的过程中，还是从战略和产业定位和布局的角度研究问题。

二是坚持专家特长，共同组织研究。在我们一系列建议项目出来之后，实际上各个专家团队结合自身的特长和自身的兴趣，包括能够调动的资源，共同组织新的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完全抛开了所属部门和单位的概念，不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像制片人和演员、导演的关系，这时候选择专家和承担课题的时候，是从制片人的角度选的，他们也是自己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了承接哪一类的课题，承接什么课题。这个团队组织的时候，由领衔的专家在社会方面广泛的组织人员，这些内容政府部门根本不干预，这样注重他们独立研究，特别是立足领衔专家特长选择研究课题，并结合稳定支持、择优委托和定向征集等多种组织实施手段，共同组建研究团队，开展深入研究。

三是坚持政府导向，共同产生成果。注重研究质量，成果转化的形式主要是为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部署能够提供政策的依据。特别是，希望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转化成相关部门工作的政策、措施，也希望能够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大量参与，创新指数研究过程中我们几十个部门都参与了，做了很细致的交流。

另外，在凝聚整合首都智力研究资源方面，首科院积极探索通过"小核心"撬动"大网络"的联盟式战略研究的途径，特别是搭建成为与部级研究咨询机构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首科院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中央在京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中央企业、市有关部门、市属国有企业和市属高校院所的联系沟通，同时，积极推动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与首科院的工作联动、相互促进，形成加强调查研究的工作合力。

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记者：在北京市科技创新大会期间，北京市科委举行了首科院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和《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2》新闻会，请介绍一下一年来首科院取得的研究成果。

闫傲霜：一年来，首科院在研究和总结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首都科技创新发展的体系架构，以此为基础，重点开展了3个方面的专题研究：一是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研究；二是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一是首次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针对北京市实际情况和首都特点，探索和建立了一套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指数”，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建立比较指标体系。纵向比较指标体系由3个层次的指标构成，包括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和创新绩效等4个一级指标，创新人才、研发经费、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等14个二级指标和62个三级指标，主要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历史分析，连续监测北京2005-2010年科技创新发展数据，根据历史趋势分析法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横向比较指标体系由两个层次指标构成，包括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收益等3个一级指标和科技公司指数、政府公共治理指数、跨国公司联系度和人均GDP等13个二级指标，主要采用对标分析法，选取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和评估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二是编辑出版《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2》。

将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研究、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汇编形成了《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2》，从2012年起每年定期，内容涵盖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北京市科技创新工作开展的理念、进程和绩效，力求打造“首都科技创新工作全景图、规划图和组织图”。

三是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

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发现和筛选优秀研究成果，以内参形式报国务院和北京市领导审阅。其中《北京如何由科教中心成为创新中心》、《平台建设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中关村创新示范区调查》分别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相关刊物采用。

建设首都科技发展的“智库”

记者：接下来，首科院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闫傲霜：今后，首科院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全国及北京市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根据即将实施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首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广泛深入地开展调研，研究提出重大创新选题、全球产业竞争趋势研判、首都科技优势与产业发展领域研判，及时总结提炼，形成系列调研报告，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提供决策参考。

科技发展战略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Since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transmitted into China. In this country， the contents， metho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role of science in society fell into three successive phases of development: choic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oi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cho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ystem， refor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ystem.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oice of strateg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phase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nalyze what influenced the strategic choice and how the strategie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the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oice of strategies， modern China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訢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转贴于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 徐光启撰， 王重民辑校. 徐光启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p.374

[2] 张柏春. 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pp.329-350

[3] 田 淼. 中国数学的西化历程，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 pp.134-181

[4] 张柏春. 中国近代机械简史，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2， pp.178-184

[5] 董光璧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6] 路甬祥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2006

[7] 樊洪业. 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

科技发展战略范文第5篇

摘要：“十三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粮食作物领域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以加快推进国家粮食作物科技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为目标，在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粮食作物领域产业特征及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十三五”粮食作物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并提出了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强化科技平台能力建设、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拓展农业科技创新国际合作领域等促进“十三五”粮食作物科技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十三五”；粮食作物；科技发展；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决胜阶段，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1]。粮食安全作为国家首要战略，是以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国情、粮情、世情的战略抉择，多次强调“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粮食安全要靠自己”[2]。未来中国粮食刚性需求总量大，消费结构更加多样化，不但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还要保障粮食更安全、更营养、更健康[3]。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瓶颈问题将更加突出。综合生产能力受资源及其承载力的刚性约束日益加大[4]，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耕地刚性需求、对农田生态环境不断产生影响，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素质发生变化，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偏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压力与竞争力加剧。面对资源、市场、气候、生态等各方面的挑战，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因此，充分发挥中国丰富的种质资源优势，深入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育种技术，创制突破性重大新品种，提高单产水平；提升耕地质量与肥力，开发水、耕地、生物质等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发展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农艺农机结合；研发清洁农田建构技术、污染农田整治与修复技术等，对推动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型、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科技创新是一个逐步积累与不断突破的过程，需要做好提前谋划，明确方向、任务，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进行系统部署，分析政策需求，加强粮食作物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加快推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5]。

1“十三五”粮食作物领域产业特征及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1“十三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十三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业科技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10年翻一番，年均增速大于6.5%[6]。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比重由2015年的50.5%提升到56.0%[6]；农业内部结构更加优化，种植业占比下降，农业服务业比重增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初步形成发达的多功能农业社会。2）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到2020年，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城市化进程深入推进，农村人口不断转移，城镇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加，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6]；受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差距缩小的影响，城乡人口流动将逐步放缓，城镇化水平趋于稳定。3）能源结构发生变化。到202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不断增加，但受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增速将趋缓，能源消费将保持低速增长；可再生能源消费持续增加，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作物秸秆及畜禽粪便等可再生能源将得到有效利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75%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6]，生物质能源成为新能源利用的重要部分。4）资源环境显著改善。到2020年，农业资源保护水平与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农田有效灌溉率达到55%、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以上[6]；化肥农药施用量明显减少，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耕地面积保持在1.2亿hm2以上且质量大幅提升，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以上[6]，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5）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缩小；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1.2“十三五”粮食作物领域产业特征

1）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巩固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从数量上来看，我国14亿多的人口总量使得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压力较大，满足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仍将是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获得较大提高；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7%以上，良种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6]。

2）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依靠物质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将得到根本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规模经营主体将成为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农业标准体系基本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障；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农业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3）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农业科技水平将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6]；科技进步必然带动农业生产力发展，依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机农艺深度结合，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6]；产业效益进一步提高，农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农业多功能性得到充分挖掘，农业产业形态、模式多样化。

4）社会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多种类型的农业服务主体为农民开展全程专业化服务，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7]。农技推广体系、农村配送和综合服务网络、金融支农、农业保险制度等不断完善。

1.3“十三五”粮食作物领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粮食安全压力加大。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粮食生产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8]。粮食安全的压力主要来自人口基数大且继续保持增长和居民消费结构面临升级等方面。

2）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受“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影响，农产品安全仍面临不少问题[9]。化肥农药过量施用使得农产品重金属含量超标和农药残毒含量超标等问题突出；催生剂、激素、化学制剂等添加剂滥用问题，使农产品质量下降；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铅、砷、镉等有害物质通过农产品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3）生态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损耗、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不断加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耕地质量下降，农业内源性污染严重，高强度、粗放式生产方式导致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功能退化，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病虫害发生概率呈增加趋势[10]。

4）农业比较效益仍然偏低。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处于弱势地位，比较效益偏低。受耕地、水资源限制和农业现代化起步晚的影响，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受成本“地板效应”和价格“天花板效应”的双重挤压，农民种植收益处于较低水平，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2“十三五”粮食作物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及科技发展趋势，提出“十三五”粮食作物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2.1“十三五”粮食作物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定位

面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求和作物科技国际竞争挑战，聚焦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突出农业质量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提升，以创新驱动发展农业现代化为路径，立足于作物科学前沿与产业关键技术突破，按照重视增产增效、配套良种良法、推进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同发展的基本要求[11]，部署重大科技任务，统筹科技与经济对接、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系统布局种业、资源高效利用、机械装备、农业信息化等科技研发，构筑粮食与经济作物科技创新体系与产业化体系，引领核心技术创新与重大产品创制，支撑中国粮食与经济作物产业的健康发展。

2.2“十三五”粮食作物领域科技发展的目标

围绕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理论、技术和产品自主创新，推动技术集成化、生产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瓶颈，大力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促进现代农业持续高效发展。面向未来，加强作物生长发育分子机理、水土肥资源高效利用、作物病虫害防控等农业基础研究；突破分子设计、药物靶标发现、农业物联网以及智能化农机等前沿高新技术；大力推进生物育种、丰产科技、农业信息化、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农业机械与农用物资、食品加工与质量安全等产业关键技术创新；开发新品种、新制剂、新装备，并集成应用，支撑保障粮食安全及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幅度提升粮食作物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3“十三五”粮食作物领域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

1）持续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建立完善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与安全保存技术体系，重点研究表型组学鉴定和全基因组基因型评价关键技术，具有高产、优质、适合机械化作业等重要性状的表型鉴定和优异资源筛选技术，以及种质资源数据库构建技术；突破表型与基因型高通量精准鉴定技术，以及基于SNP基因芯片的关键基因高通量发掘技术、分子染色体工程与高效种质创新技术、骨干亲本创制的理论与育种技术。

2）全面突破作物生物育种新方法和新技术。重点研究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基因组定点修饰技术，以及染色体高频重组与快速纯合技术；开展分子育种、强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及新品种创制，重点研究高通量基因挖掘技术、高效分子标记选择和聚合育种技术、杂种优势利用新技术、强优势杂交种快速培育技术以及优良新品种创制及应用技术；突破转基因育种技术及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技术[12]。研究分子设计育种理论和方法，继续推进常规育种技术，通过组装集成两种技术构建高效精准的分子育种技术体系。

3）加快构建绿色高效生产体系。重点开展作物资源高效利用的生物学基础及生理与分子机制研究，构建资源高效利用的种植制度与精确栽培技术体系；开展土壤健康调控、主要土传病虫害调控以及耕作等农艺措施调控机理研究，构建土壤保健技术体系；突破作物标准化生产和轻简省力化栽培技术，以及环境因子监控的智能化、精准化控制等核心关键技术；开展作物规模化、机械化、信息精准化栽培技术创新与区域化技术模式研究。

4）大幅提升灾害监测预警与控制能力[13]。开展农作物有害生物的危害机理、发生规律及其全过程精细化管理与防控研究，合理开发利用监测预警、生物生态调控、基因调控、物理控制、生物防治等无害化技术；开展基于物联网、遥感和大数据的主要农作物监测预警技术研究，建立监测预警平台，推动灾害预警与控制的进步。

5）积极研制环境友好型绿色投入品。以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农业装备为手段，以投入品的定量化和精准化为目标，开展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投入品的创制。重点开展农业资源环境要素以及投入品环境效益的长期观测和科学评价；创制新型生物农药，研发增效复合肥及作物专用新型肥料；突破智能化施肥装备与高效施肥技术，研发智能化精准施肥、水肥一体化、肥料深施技术及装备。

6）大力推动集约化、规模化高效生产与管理。重点突破区域粮食作物周年集约高产高效耕作技术，通过优化布局、品种挖潜、资源高效、生态安全、精准管理、量质齐增、服务创新等技术集成，构建作物生产机械化、规模化、信息化、标准化的现代综合技术体系与环境友好、低碳节能、安全标准的绿色增产增效生产模式。在生产领域，将逐步融合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能装备和智能机器人等各种新技术于一体，应用于粮食作物的高效生产，粮食作物的生产将实现全程数字化智能控制和信息化管理。

3促进“十三五”粮食作物科技发展的建议

3.1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科研资金投入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多渠道科研投入体系。一是要根据国家粮食安全重大需求，把粮食丰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整个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14]；二是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制定鼓励政策，积极开辟各种筹资、融资渠道，吸收各种社会资金投向粮食和经济作物科技。

3.2强化科技平台能力建设，增强粮食科技创新活力

加强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的能力建设[15]，进一步完善科技平台的绩效评估和考核管理，在已有基础上布局新建一批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国家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农业大数据中心、国家智慧农业工程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基地。

3.3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搭建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载体

依托国家创新联盟，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粮食作物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16]，搭建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载体，促进产学研有效结合。进一步强化粮食作物领域前瞻性、基础性研究与新技术创新研究的有机结合，以及集成创新与示范转化等环节的结合，采取“大协作、大联合、大集成”的方式，集成国家和地方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优势，实行联合、协同攻关。

3.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

大力推进粮食作物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加大国家各类人才计划对粮食科技创新人才的支持力度，选拔和稳定支持中青年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团队开展创新性研究，逐步形成以领军型人才为核心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粮食作物科技创新人才与优势创新团队。健全农业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激励机制[17]，改进人才评价考核方式，对从事农业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各类科技人员实行分类评价。

3.5拓展农业科技创新国际合作领域，提升农业科技竞争力

建立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投入的长效机制[18]，立足粮食作物科技发展的重要前沿技术和重大研究领域，充分利用国际农业科技资源，积极支持国内科技服务机构与国外同行开展深层次交流与合作。搭建粮食作物领域的国际合作平台，鼓励国内有关单位组织主导和参与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与国外同行共建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工程中心等研究平台。同时，积极吸引国际知名研究院校等在国内建立合作研究机构，促进中国粮食作物科技整体水平的提高。

4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EB/OL].(2016-08-08)[2017-03-22].

[2]张元红，刘长全，国鲁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评价与战略思考[J].中国农村观察，2015（1）：2-14

[3]吕新业，冀县卿.关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再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3（9）：15-24

[4]黎东升，曾靖.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J].农业经济问题，2015（5）：42-47

[5]刘旭，王济民，王秀东，等.粮食作物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程科学，2016（1）：22-33

[6]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2017-02-04)[2017-03-25].

[7]胡中应，余茂辉.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2）：140-144

[8]谢智勇，孙瑞.学习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思考[J].中国粮食经济，2015（11）：32-34

[9]陆美斌，王步军.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农业展望，2014（3）：34-35

[10]农业部.农业部解读《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EB/OL].

[11]滕敦斋.山东深入学习贯彻视察山东重要讲话[EB/OL].(2013-12-08)[2017-03-22].

[12]施巧婷，魏成斌，李建林，等.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J].中国农学通报，2009（22）：67-70

[13]胡杏，李永勤.农业灾害监测、预警与防控研究综述[J].现代农业科技，2012（4）：359-360

[14]李国祥.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及其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程度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5）：4-12

[15]熊明民，刘建安.加强我国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农业科技管理，2013（3）：17-21

[16]张锋，孙洪武.关于组建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思考[J].江苏农业科学，2013（9）：5-7

[17]陆美芳，王一方，季雪婧.未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探讨[J].农业展望，2014（12）：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