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旅游人口社会文化预防措施

旅游人口在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中的社会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购买旅游产品并具有流动性质的消费人口,是旅游业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两个要素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旅游人口就是指购买中国旅游产品的消费人口,或者说是以中国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来源地可分为国际旅游人口和国内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为了揭示旅游人口内在运行机制,为旅游企业发展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决策依据。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利于发展旅游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动总是比较单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人员流动,其实,旅游人口流还涵盖旅游物流、旅游资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产生的物质流动。旅客出游,要随身携带物品;返回时,一般会买回大量纪念品和土特产品,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国近几年国际旅游创汇中,大约有20%来源于旅游产品销售,在旅游产品发达地区,该值则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强旅游物流的开发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资金流是指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旅游活动中的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入。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并伴随旅游活动而产生的信息传递及交流。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使旅游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开展合作的向导。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无论是听到外国游客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称赞,还是在国内旅游中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历史古迹和国家建设新貌,都会启迪、激发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我国历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誉中外,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这些国情的发展变化,人们除了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过旅游目睹和亲身体验,就更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为适应游客的需要,一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传统风俗和文化活动得到了恢复利用、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得到重视和开发;濒临毁灭的历史文物得到修复和维护;一些不复存在的古迹得到复制。

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进目的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接待地会不断改进自己的物质条件,新的文化设施会有所增加,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其次,旅游能促进目的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目的地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与旅游有关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适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目的地的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会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总体上会更趋向开放,更趋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出访目的地时,往往要求参观目的地有关单位和设施,并同相关单位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一来旅游目的地也可从中增加对有关科技领域的了解,还能获得重要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适应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也常常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旅游设施和设备的改造和建设之中。例如饭店电脑预订和管理系统自动化、磁悬浮列车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发的社会文化问题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将可能引发社会文化问题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应”。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不自觉地将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带到旅游接待地,对当地居民,特别是旅游从业人员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游客某些不良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对当地人产生“示范效应”,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危及当地社会稳定。

干扰居民生活,诱发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来,若处理不好,有可能诱发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况下,大量游客的涌入,会造成交通堵塞、景区拥挤、公用设施紧张,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对游客的不满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资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外来游客,使当地居民的供应数量减少或质量降低,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满;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对当地居民的不尊重会激发当地居民的怨恨和愤怒,从而引发主客之间的关系紧张。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当地商品化、庸俗化。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并对其在程序、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压缩删改,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极易失去其本来的神圣性和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游客对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害,一类是由于游客们不检点的行为造成的,另一类则是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处,常常为了满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无意地毁坏他们不辞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观赏的“宝物”,例如我国甘肃境内的阳关古堡屡遭践踏。我国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著名人文旅游景点也有类似问题存在。除了来自旅游者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之外,接待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可能因开发和保护不当,造成“建设性破坏”。因规划不当、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历史风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毁坏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产生上述社会文化问题的原因

旅游人口规划发展不当。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是第三产业中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产业,它涉及面广,对相关产业的渗透力极强。旅游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吸纳就业,强劲拉动内需,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各旅游景区景点往往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了旅游发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无限制地涌入,景区超负荷运转,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旅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目前,接待地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旅游人口发展不当有关,因此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刻不容缓。

旅游人口素质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质影响着环境,就目前而言,我国旅游人口素质低下,环境意识淡薄。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吸引高质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质,高素质的旅游人口产生高质量的旅游。当前,我国旅游产品由于基础差,发展较快,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交通还较落后,游客观光不便;旅游设备档次较低,宾馆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档配置不够合理;旅游品种单一,旅游商品开发不够,旅游购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点开发保护不够;旅游服务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结构不协调,服务态度和质量比较差等等,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人口素质的提高。

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的总体思路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其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极弊病,促进旅游人口的健康发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人口健康发展

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必须对旅游接待量进行适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实施旅游规划时,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产业超负荷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减少或消除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产品。旅游接待地应向旅游人口提供满足人类正常需求的旅游产品,其活动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一切违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碍积极健康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这不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这是旅游接待地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旅游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高当地居民社会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可通过舆论传媒引导当地居民,不断提高他们在心理上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识到发展旅游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为发展旅游业尽心尽力。这也是解决主客矛盾的途径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强监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不断建立和健全旅游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将游客、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以保证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从法律、法规上消除和杜绝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重视对旅游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予以强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强化专门负责控制和治理的执行、监督和管理机构,严厉惩罚那些违法犯罪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把旅游产业可能带来的社会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宣传教育,既要对外来旅游人口进行宣传,让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关注意事项和政策法规,以便预防由于无知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更要对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思想免疫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旅游人口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1）媒体的功能。影响政府公共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媒介。因此，能否确保公共关系功能的实现，媒介的选择至关重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由于政府自身的特殊性质，使其一直处于社会公共关系之中，尤其是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应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如何更好地联系在一起，媒体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媒体在政府公共关系处理中的介入，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

（2）单向传播媒介。在以往政府发展过程中，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报纸、电视以及广播，并且在政府公共关系中，这些传播媒介发挥重要作用，在传播信息、宣传方式方面，单向传播为政府公共关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虽然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报纸仍旧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在政府公共关系建立过程中，通过报纸进行宣传，也存在很多缺陷。例如，报纸实效周期较短，在编辑报纸过程中，会带有编辑的主观色彩，无法确保报纸的客观性等等。

（3）双向传播媒介。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为政府公共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相比于单向传播媒介，社会化媒体具有很多优势。例如，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机会逐渐增多，以及政府信息透明度提高。微博时代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使人们能够及时关注政府微博动态。

（4）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是确保政府公共关系的关键，并且在建立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明确政府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在政府公共关系开展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政府服务理念的重要性，服务理念能够为公共关系的开展指明方向。社会化媒体的实现，沟通是其主要媒介，相比于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能够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职能。

二、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公共关系优化策略

（1）转变观念。首先，在政府公共关系建立过程中，政府主体应转变以往观念，树立政府的服务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并且在公共关系活动过程中，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政府管理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经常进行交流与沟通。其次，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在政府公共关系建立过程中，为使其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要求公共关系主体应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依据活动对象的具体特点，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媒介，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虽然能够让公共关系的传播获得良好效果，但是，在实际开展活动过程中，政府主体应注意表达方式，以增加亲和力。

（2）不断引进新技术。首先，政府主体应不断学习，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个新媒介的产生，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因此，为充分发挥社会化媒体的功能，政府主体应熟悉和了解各个媒体之间的优势和劣势。调查显示，我国大部分政府官员，大多存在网络恐惧心理，担心自己发表的言语，在网络运行过程中，会被恶意传播，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地位。因此，为适应时展的需要，政府官员应深入细致地分析社会化媒体的利弊，不断扩展沟通渠道，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积极主动地学习新兴传媒技术。其次，转变以往行政观念。社会化媒体的实现为政府公共关系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政府官员应认识到在线服务的重要性。例如，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社会化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奥巴马进入总统最后竞选环节时，相关微博数据显示，他的粉丝已经超过了310多万，这为奥巴马的成功当选奠定了良好基础。

（3）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首先，政府主体应保持与人民群众交流的畅通性，确保政府公共关系的顺利开展，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常进行沟通，政府主体能够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依据人民群众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解决对策。其次，社会化媒体的实现，政府能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权。政府在应对社会舆论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化媒体议程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利于公共关系的社会舆论，政府应随时与人民群众交流，引导社会舆论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建立良好的网络氛围。最后，利用社会化媒体，建立健康的网络文化。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环境是人们生活中的虚拟空间，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有利于社会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多种因素限制，社会化媒体存在的缺陷，会为网络环境带来消极的影响，通过利用用户匿名性特点，在网络中，传播不健康信息。例如，凤姐事件，使人们的审美标准降低。因此，在网络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公共关系能够指引其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建立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三、结论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在人类社会中，空间分区和领域设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如人—神关系、人—人关系、人—自然关系，它们构成了一定社会伦理价值的主要内容。从这层意义讲，空间的分区本身就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伦理价值的体现。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米切尔•福柯所言“：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吾人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不能相互叠合。一世俗与神圣从精神角度划分空间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动物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动物界的空间划分是以食物或性为目的的领地划分，基本上不存在精神意义上的划分。

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类早期居于山洞时，就有了朦胧的精神空间意识，当时人类主要生活在可透进阳光、靠近洞口的地方，而把黑暗的深洞处当做神秘的彼岸世界。在人类早期，神话是人类描述时空经验的载体和通向精神解释的中介。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研究，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几何空间概念的同质性不同，在神话空间中每一个位置与方向都具有一定的情调、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卡西勒认为这一点源于早期最基本的神话情调划分：神圣与世俗。他说“：神话意识确立了一条界线，并通过它获得了空间和理智的描绘。这条界线不同于几何学中的界线，不是建立在感觉印象流中固定形状世界被发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现实的直接关系中、人的自我限制面上。它是一种意愿和行为的主体。这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它确立了一个具体的界线，并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寄托在上面。原始空间的划分就是存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划分，即一个共同的、普遍可接近的领域与另一个神圣的领域的划分。

后者被从周围环境中划分出来，被包围，同时被设防。卡西勒同时认为：尽管通过个人情感把这种空间的神话直觉与认识的抽象空间区分开来，但神话的空间仍然具有某种普遍的功能。空间区域的划分以及整个神话空间中各种连接方式，都与光明和黑暗、昼与夜的感觉对立有关。当这种对立加入了生命内容，便出现了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于是空间意识又与生命崇拜、神话宗教情感和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当一个特殊区域被从整体空间划分出来，用作祭祀神的场所之时，神圣与世俗的情感区别便被体现在空间划分的方向与位置上。正因为如此，无论在什么地方，神圣的概念与一般空间观念或空间界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比较宗教学权威埃莉特对传统社会人类如何处理环境问题的研究，发现人类倾向于将环境区分为“未开化”的和“神化”的两类。神化的和未开化的是人类两种存在于世的方式，对于有宗教经验的人来说，空间并非匀质的，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中心空间是有意义的神化的空间，而边缘空间则是混沌的、未开化的。

传统社会的人们区分有秩序的空间与混沌的空间时，有效的也是普遍的方法是确认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我们的”环境居于世界中心对初民具有深刻的意义，并且往往与宗教的基本教义相关联。对“中心”和“边缘”进行分区的思想在环境和空间组织中是普遍的，世界各地的人类均试图在宇宙图式和地理等方面将自己置于环境的中心，如美洲印第安人、西伯利亚的奥斯特克人、早期基督教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明等。并且人们按离中心的远近决定价值，使空间层次化，赋予空间以伦理意义。西方的中心式空间，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解释，它强调的是竖直感，暗示人间与天堂的联系。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尖塔式”文化，许多宗教建筑强调这种竖直感，是为了显示它们的高贵与雄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教堂毗邻的往往是陵墓区，如巴黎城中心。中心区是人们心目中最接近天国的地方，城墙则被当做是区分混沌与秩序的界限。这里，宗教将空间层次化为神化的空间—中心区的有秩序的空间—环绕中心区的空间和未开化的空间—边缘空间，而后两者则是对世俗空间的进一步划分的产物。空间被分化为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表间层次化概念的形成，折射到社会层面则是神—人关系的空间定位和空间伦理化的初步形成。人们的生活位置是在“边缘”还是在“中心”，是在“化内”还是在“化外”，其差异，绝不仅仅再是空间地理上的差异，而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伦理关系的空间反映。二性别与尊卑空间的性别划分和尊卑定位是人类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它是建立在一定的人与人或群落与群落之间的关系之上的。

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这种关系约定俗成为伦理关系，所以在有性别和尊卑差异的地方，空间的符号性是伦理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是生物同一物种之间的最基本差异。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世俗空间的最早分化就是以性别为依据的。这种划分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必要的家庭和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父系社会建立以来，男权在社会和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更是以空间的约定俗成而被强化的，并以文化的方式不断地演化、丰富和重现。鄂伦春的“仙人柱”和蒙族的蒙古包都是非常简单的单一住宅空间，但区域方位被赋予尊卑和性别的差异。在“仙人柱”中尊卑是以前后排列的方式表达的，在蒙古包中既有前后又有左右。探求这种精神空间划分的根据，往往会发现与其社会和家庭的人伦关系密切相关#$%。在鄂伦春社会男子的地位远高于女子，在一般情况下女子不参与家庭决策；比起鄂伦春社会，在蒙古传统社会女子的地位要高一些，所以两者的差异正在于两个民族家庭伦理的不同。在大家庭中，男和女、已婚和未婚的关系，往往是一些民族家庭伦理中刻意强调的内容。在穆斯林的住宅空间划分中这一点最为典型，住宅空间首先被划分为已婚和未婚两个区域。

在已婚空间内，性别看得不是很重要，而在未婚空间中，不同的性别被严格分开。根据沙姆帕•梅祖达和桑乔伊•梅祖达）对伊朗和印度穆斯林住宅中公共和私密空间的研究，在一个家庭中，女性有自己空间，她们可以在自己的空间中会见她们的同性朋友，而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通常回避。空间被赋予尊卑和性别的差异，还与各个民族早期形成的方位经验相关。这些经验或是来源于防卫，或是受大自然的启发，成为一种习俗固定下来。所以住宅内的精神分区模式与人们平时集会或礼仪活动的分区是完全一致的。这进一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南非班图人（6(17.）的家族住宅群落的围合中心是牛棚。牛棚通常为处于中心的一个半径很大的圆环，其周边围合着用于小家庭居住的若干个圆形棚屋。这些圆屋内部为一单一空间，其中同样有着严格的精神分区：男子和男客在右侧，女子和女客在左侧。根据人类学家弗里斯卡的研究，这种分区来自古老的民间信仰：战士用他的右手挥动长矛，左手握盾。因此他们认为右高于左，右边代表“积极”和进攻，左侧代表着“消极”和防御。这种信仰到了住宅上，体现为以象征的方式在空间中区分男女空间的不同。在这些圆屋组成的群体布局中，第一个妻子的住屋位于主要入口轴线的上端，以显示其在家庭中最有权利。

第二个妻子住在她的左侧，随后而来者按左右顺序布置于牛棚两侧，每一个住屋的设置既是一种进入家庭的先后顺序的体现，又是家庭地位的表征。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汉族建筑空间中的性别与尊卑空间更为严谨和丰富，由于大家比较熟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三隐私与监控空间的隐私与监控是人类对生活空间安全的需要，是人类价值体系中公与私关系的空间体现和人类空间控制与管理方式的表达形式。而其空间的内容则是一定时代的伦理价值的体现。对空间隐私及隐私权的提出，表明人们已把空间分为“公域”与“私域”两个领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原始社会中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双重领域“，生活世界与系统大体范围相同”。公域与私域的区分主要是在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古希腊城邦时期，体现为城邦与家宅两个独立的领域。自然组织的中心是家庭，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这里，城邦对于自由民是共同的，而在家宅的领域中，每一个自由民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在学术史上，是亚里士多德首次把城邦与家庭区分开来，认为城邦就是公域。黑格尔却在《伦理学》一书中区分了三个术语：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完整地讲，市民社会可以一分为二，即包括私域与公域两部分。在私人领域被发现以前，隐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仅仅是作为动物种类———人类的一个样本而存在的。公共领域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共同利益的肯定，而私人领域的出现则显出了人的利益不一致。

利益不一致的最终原因乃是人本身的差异性。当代社会，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尊重个人的隐私不仅是法律层面的事，更是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目标。“私域”空间中隐私是通过建筑空间的组织来实现的，具体的手法就是应用各种建筑方式避开社会公众或他人的监控。西方国家对于空间的规划着重于“私密性”，利用对空间的规划创造了“个人距离”“、亲密距离”“、社会距离”“、公众距离”等人际心理安全距离。“距离学”也提出：通过空间的规划可获得缓冲距离，使人与人之间免于物理、心理上的威胁与侵犯。!"世纪#$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赫尔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其后“空间关系学”的创立，揭示了我们每个人就像被一个“气泡”包围着，这个气泡依各人的年龄、性别和心理特性的影响而膨胀或缩小。“拥挤”是“私域”空间被侵犯的现象，拥挤容易造成疾病、高犯罪率、贫困、战争、暴动、药瘾、生活品质下降等现象，每个人的平均活动空间不宜低于这样的空间才具有缓冲的作用。因此即使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小区在总体的居住设计上楼盘数也不宜过于密集。心理学证明，从小生活在拥挤空间的小孩，对于生活压力常习惯用“放弃”来解决，也就是所谓的无助感，这明显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但在许多情况下，空间的隐私是与权力和金钱联姻的，可以说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人与人的空间隐私从来就没有平等过。超级秘书网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处于互动关系

1．社会因素对传播技术发展的作用

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其他科学成果一样，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总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应用于现实生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技术总是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1）经济条件是直接作用

经济条件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受众个人（家庭）经济能力。社会经济是传播技术发展和新技术生存的历史背景。工业化改善了社会经济的状况，广告又成为印刷媒介的经济来源，这就使媒体产生了大规模印刷报纸、杂志、书籍的愿望。大规模印刷的愿望立刻就转化为改进印刷技术的要求。于是，科学家、企业和印刷工人把蒸汽机从纺织、冶金等工业领域应用于报纸印刷行业，发明更先进的轮转印刷机以大规模生产印刷产品。而反面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对广播和电视新技术反应冷漠，使得调频广播和电视机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延缓了数十年。

社会经济提供或减少新技术发展的动力，个人的经济能力则直接关系到新技术应用的成败。我们对80年代中期以前电视机稀缺的历史还记忆犹新。尽管当时电视技术早已成熟，而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在50年代就建成并播出，但是对广大人民来说，电视机依然是陌生的事物。赵忠祥曾在自传中提到：他祖母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孙子是做什么的，因为老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机。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国只有少数人拥有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于是夜晚有电视机的人家里通常会挤着十几个邻居，一起盯着狭小的屏幕。如今，因特网的普及也正受着同样的障碍，每个月二三百元的网费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经济能力的不足在人们和新技术之间竖起了一道藩篱，阻碍人们进一步亲近新技术，延迟人们接触新技术的时间，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也相应地延迟。

（2）政治环境起推动或阻碍作用

政治环境通常表现为国家（或政治势力）的政策、法律、规章、条例等。如果统治阶级（或某政治势力）需要更好形式的媒介为自己服务，就会推动技术的发展；如果政治势力出于统治的考虑担心媒介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对新技术就会形成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尽管中国在宋代就发明了活字胶版印刷，但是这项技术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其原因就在于古代的封建皇帝把独占印刷技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不能任由其在民间扩散流传。而当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正好是文艺复兴的初期，新兴的商人阶级为了反对僧侣的统治，联合贵族阶级使用印刷术，从而结束了僧侣独占知识的时代，并促进了地方方言的成熟，最后导致了西欧民主国家的出现。

（3）文化是缓冲作用

在诸多社会因素中，文化是最难以捉摸但又最稳定的因素。它总是以某种思想方法、观点的形式沉积在人们心中，轻易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但是，当整个社会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它也可能随之变化，影响人们既有观念（或产生新观念），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传播技术受到文化影响的过程也是这样。保罗・萨弗用“30年法则”来形容这一过程：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许许多多的迷惑，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产品向社会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哦，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人人都拥有它。”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文化的惯性作用，新技术及由此产生的新思想不会“立竿见影”地对社会产生作用，而社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新技术带来的影响。

1958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该署一开始被称为ARPA，由此研究出来的ARPANET（阿帕网），后被认为是因特网的前身。最早的阿帕网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之间正式运行的。两年之后，19个节点、30个网站联接了进来。到了1973年，阿帕网上的节点达到了40个。1986年是因特网发展的转折时期，它开始摆脱战争机器，成为人类重要通讯手段的历程。1986年起至今，因特网技术逐渐渗透至千家万户，万维网传输界面、个人电脑网络浏览器等技术都在这个时期诞生。可以说，尽管因特网技术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酝酿期，但被作用为传播手段到现在却只有十几年。我们对网络的认识还处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头（就中国而言，甚至还未脱离第一个十年），人们接触网络，改变传播习惯，但对网络可能产生的作用却莫衷一是：有人说，因特网带来新的民主、公开的风气；有人说，因特网使人们和世界连接得更紧了；有人说，因特网上的信息清浊不分，反动、虚假、黄色的信息大行其道……在目前的中国，人们对网络的认识还存在许许多多的迷惑，许许多多的兴奋，却看不清它的未来。

2．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发生作用

追究传播和文化二者究竟谁改变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总是悄悄地“挤”入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和某种旧的传播方式并存，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对社会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影响变成普遍存在的情况时，变化已经发生了。而此时，恐怕又有另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正试图悄悄地“挤”进来。

20世纪40年代之后，广播电视成为报纸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争夺受众和广告，当时的报界对新闻业务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确立了深度报道的地位。深度报道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突破了一人一地一事的报道模式，代之以更丰富的背景资料、更详细的分析解释。尽管深度报道本身只是新闻业务改革的一项内容，但是它的出现却带来新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预期。受众渴望得到事件更多的信息，知道其他人对该事件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深度报道使事件公开，以舆论监督赢得读者，这就增加了公开、公正的社会风气。

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总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具体落实在某种传播方式上。这种方式带给传播者全新的传播体验：或是增加传播的深度、广度；或是从时间、空间上解放了人们受到的约束。最终，这种方式改变了传播者对自身的认识。谁也说不清楚究竟在什么时候有了因特网专用语汇、有了以网为生的“网虫”，但是他们的出现确实意味着，在网络技术比较普及的地区，当地的社会文化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3．技术的活力在于为传播注入新概念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新技术都能产生大的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发明者和传播者一样，看不到新技术的真正用途；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技术还未突破“三十年法则”时，商家和技术人员就对它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近视”。无线电广播出现后，报纸出版商曾认为可以借此出版“声音版”，减少机械印刷和送货卡车的成本。但是过不了多久，出版商们就发现投资广播站是件费钱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回报的生意，打算放弃对广播技术的投资。幸亏有了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的不懈努力，广播电台最终成为独立的媒体为大多数人接受。WAP技术（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即无线应用协议）刚推出时，曾经有人惊呼“．com的时代结束了”。尽管目前由于无线网络的速度不尽如人意，人们对手机上网也没有多大概念，WAP还只是一种“叫好不叫座”的技术，但可以相信，如果商家们能够避免“技术近视”的话――这种“近视”多半起源于不能收回投资的恐慌，那么，WAP将是一种很有希望的技术，因为它引进了新的网络概念。

人们对传播手段的兴趣总是在于它可能带来的新感受上。因此，新技术是否能为传播带来新概念，将成为衡量它是否有活力的标准。媒介发展的历史和生物界的进化有相当多的相似处：新的技术有了稳定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形态后，就分离成独立的媒介，沿自己的轨道发展。但正像物种的独立需要明显稳定的变异一样，媒介的独立需要有明显区分于以往分类的新属性、新观念。80年代，图文电视在美国的失败就在于，人们还是按照电视传播的旧思路来设计图文电视的功能。至于它所宣称的更多选择、更多信息，由于人们用于接触媒介的时间总是相对有限的，因此有时信息过多反而会成为受众的烦恼。人们希望的是媒介可以提供人际之间交互性的接触，而不是图文电视机械的选择。正是这种人们萌动的通过媒介进行人际接触的愿望，激发了因特网流行。

二、语言符号是传播技术变革中的根本变数

不可否认，各种新技术对传播发展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能使传播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存在形态，而更多的只能起到修修补补的作用，使传播的质量更好一点，传播的内容更多一点而已。例如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的技术进步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了传播的内容。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技术作用大小的呢？语言符号。

迄今为止，人类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其他各类形形的媒介总是这三大类形态的分支和变形。这三大媒介形态分别有自己的技术基础：印刷媒介对应的是以文字传播为手段的印刷术；电子媒介对应的是以电磁波传递为手段的电子技术；数字媒介对应的是以数字编码程序为内核的计算机技术。三种技术采用了不同的编码系统，决定编码系统的就是语言符号。因此可以说，语言符号是传播技术变革中的根本变数。

印刷媒介对应文字语言。文字提供新的信息记录、保存的手段，延长了信息的时间、空间传递能力。文字使信息逐渐解除垄断，社会中知识阶层的出现又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文字符号理解需要通过一整套表码系统的转换，因此也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

与电子媒介对应的是电磁波语言。尽管电磁波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号，但是它为声音和图像提供载体，使传播过程直接通过视觉、听觉进行。进一步扩大了信息接受的范围。同时，由于不需要复杂的符号翻译过程，信息的理解也变得更简单。正是电磁波语言的出现，才重新树立了听觉、视觉器官的信息接受地位。

简单地说，第三次媒介形态变革以因特网为代表，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各种利用电脑和电信网络的新型媒体。这次的语言是数字语言。数字语言的概念来自信息，任何信息都可以被形容成一个庞大的数字序列。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感觉、甚至思想（如果可以被精确地计算的话），都可以被记录以至还原成数字信息的表达方式。电子媒体向人们重现的世界是电子信号模拟的世界，而数字媒体则提供了完全可以乱真的虚拟世界――使用“虚拟”这个词，是为了区别于现实世界，但实际上，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可以完全等同于真实世界的一切。另外，数字语言是多种传播内容的转换语言，实际上也就是为同一信息提供不同的表现形式。

三、传播技术的最终作用对象是人类对现实的掌握和认识

传播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的能力，人们获得更为长久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们了解的人物、事件和经验远远大于通过日常生活所获得的；人们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现实世界有了更独立的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接触传播媒介越多，人们的观点越接近媒介的观点，对现实的认识也越“媒介化”，而非真实化。A．E．阿伦森在《社会心理学入门》中介绍，一个60年代的加拿大妇女，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是她却认为，黑人又懒又脏。她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原因就是当地的报纸、电视为黑人刻画了这样一副脸谱。

1．人类越来越依赖媒介

人们常常有种错觉，媒介是专业人士主办的，因此它提出的观点一般来说带有权威性。这种错觉使大多数人倾向于直接接受媒介提供的现实图景，把了解发生在周围事件的权利交给了媒介，对于发生在远处的事件，由于无法了解、无法鉴定，人们对媒介更是到了信之不疑的地步。前不久，某网站率先“汕头大火，中纪委4要员死于非命”的消息，不少网站纷纷转发。这条信息是真的吗？事实表明是不实的。类似这种情况并不少，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媒介。

另一种依赖是习惯于媒介陪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曾祖父、祖父辈总是手里拿一张报纸看上一整天，或收音机开一整天。而父母们总是一边抱怨电视没好节目，一边不停地换台。而不少年轻人则是一到家立刻就打开电脑，一会儿打开这个窗口，一会儿又打开那个窗口。即使没什么事可做，也不会想到把它关了。我把这种状态称作“媒介陪伴”状态，也就是以媒介为生活伴侣和娱乐伙伴。习惯了媒介陪伴的人一旦离开媒介，就会觉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从纵向看，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流媒介，人们也有不同的媒介伙伴。这种陪伴状态的延续一方面说明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种依赖心理的根深蒂固。

2．扭曲“现实感受”

大众媒介对受众现实感受的影响通过三个步骤形成：首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大众媒介向受众提供另一个时空的“现实幻境”。媒介时空中的人们和事件总是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人物个性趋于简单，几乎没有善恶混杂的复杂人性；事情的结果总是过于完美，很少有不能解决的两难状态。其次，当人们过多地接受“现实幻境”的暗示后，对现实的认识也将流于简单。调查表明，经常看电视的人更容易认为现实充满了犯罪。第三，更多以现实为基础的节目彻底模糊了幻境和真实的区别，以至于人们认为“媒介现实”比现实更真实。

网络是一种完全违背现实规律的存在。传播者为自己建立一个虚拟的身份，以虚拟的人格生活在网络中。这个虚拟“人”的言行、性格、形象、性别可以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一个网名“雷老虎”在现实中可能是一个非常瘦弱的人；可爱的“蓝精灵”可能是年近50的中年人；“玛丽”、“小鹃”可能是男子。有时，网络传播者会醉心于自己创造的新身份不能自拔，为自己幻化出双重人格。据马克・斯劳卡在《大冲突》一书中描述，他的同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好丈夫，可是他一上网，就成了一个爱吃醋的同性恋。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者对自己的新身份一般都非常珍惜，如果别人以自己的网名上网聊天时，甚至还会有被取代的痛苦。

将虚拟的东西实质化，完全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有的网民认为，网络交往不带有功利目的，比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更真诚；有的网民将网上吵架发展到现实生活中，约了时间大打出手；有的网民则将现实中的自我完全放弃了，沉湎于网络中那个无所不能的“我”。种种对现实的扭曲，如果发展下去，可能都会成为一定的心理疾病。

各国正在研究的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系统是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该系统的目的是希望让使用者对虚拟的世界产生真实的心理感应。当使用者戴上特制的头盔、手套或其他设备时，他可以置身于银河系、阿拉伯的古老村庄、原子内核等各种奇怪的场所。从积极的方面来说，VR系统可以通过模型，解决许多科学问题。但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系统对人类的破坏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我们感知世界，是通过人体器官接受信息，将信息传送到大脑，引起相应的心理感知和生理反应。而虚拟现实利用传感装置将不存在的信息输入大脑，影响脑部神经的判断，最终破坏的是人们的信息接受，当该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影《黑客帝国》（Matix）的状态也不是不可能出现。

四、传播技术是把“双刃剑”

在每一种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总是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当技术最终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后，人们在长期的使用中产生了依赖，盲目地只看技术的有利方面。电话、电视、电脑……例子几乎举不胜举。但事实是，大部分技术同时是把“双刃剑”，同时存在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电话在人际之间架起了直接交流的桥梁，但是它牺牲了更温情的信件，电话铃声也经常成为家庭的“不速之客”，打扰人们的休息，妨碍人们的自由空间；利用电脑进行写作提高了文字输入速度，但是减少了书写经验，人们越来越不会写字。另外，由于电脑成为思想和语言之间的中介，许多人发现，他们在写作时经历的情绪有时变得粗糙、直接了，而不同于书写时所经历的长久、浪漫的激情。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它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但同时，网络这把“双刃剑”挥舞起来也更为有力。目前看来，在网络传播中，这几对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化和个人主义。无论是传或受，网络传播增进的都是个体经验：追求个性，满足个人兴趣，个体交往，对集体精神缺乏兴趣。但是对个性和个人的需求追求得过多，可能会导致个人意识极度膨胀，最终走向个人主义。同时，缺乏集体文化这一纽带，无疑减少对个人主义的有力束缚。二、全球化和地域文化冲突。网络将全球统一到一个时空中，信息可以充分共享。但是，信息永远不是单纯的，它通常还蕴涵了一定的观点、意义。信息的传递也带来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另外，由于因特网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因此有人担心，语言本身带有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会加深各地在信息共享时的文化冲突。三、现代化和传统经验。电子邮件使信件变得过时；网上聊天正逐渐代替电话问候；和陌生人交往成为时髦，人们对周围的人开始不感兴趣；网络上玩世不恭、莫名其妙的话和传统彬彬有礼、文采飞扬的中文语言简直格格不入。这些都是由于网络传播而产生的现代生活。但是这样的现代生活几乎是以牺牲传统生活经验为代价的。四、媒介福音和媒介疾病。网络带给传播者无比丰富的信息，带来自由发表言论的民主空气，为人们创造表现自我的舞台。但网络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网络瘾君子”，他们的心理疾病必须去专门的诊所才能治疗；网络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现实和自身的认识，有人开始认为现实已经无可救药，还有人产生虚幻的自大意识……种种媒介疾病不一而足。

社会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 文明体系；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05 — 03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中央文件中的相继提出，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新一轮热潮，大量成果纷纷涌现，新提法、新论断陆续进入读者视野。在诸多新观点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或文明系统）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类型日益增多的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概念并作出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内容。

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文明”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的提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初步形成。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十二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理论上的创新如同其它各方面的创新一样拉开了序幕。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两个文明的概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79年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这是我们党的文献第一次使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历史篇章。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精神文明。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再次阐发两个文明的观点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已经初具雏形。

（二）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发展。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大发展时期。十二大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铺开，全方位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也取得大发展。这一时期，尽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高频词，两个文明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诸多文明形态的提出，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政治文明使得两个文明的观点动摇。

之所以说这20多年是文明体系的大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一是政治文明的提出。1983年，王正萍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和当前我国的现实紧密结合》的论文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又有学者陆续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如《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刊登了肖君和的论文《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第5期发表了范贤超，周建平《政治文明初探》一文。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2001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3〕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使用“政治文明”这个概念。2002年他又在“5.31”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上进一步提出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通过决议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载入修订的新。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在党的文献中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建构的重大发展。二是生态文明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问题引起全球高度重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理论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如1990年李绍东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一文。1992年谢光前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初探》一文。纵观整个90年代，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理论成果，不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成绩都比较突出，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三是其它文明形态的陆续提出。除上述两种种文明形态外，制度文明、法制文明、商业文明、社会文明、生育文明、人口文明等的提法也进入读者视野，极大地充实了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