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党委提出了组织工作“三从严”的方针，即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从严治部。一年多的实践证实，这一方针是必要的、可行的，是应长期坚持的。现在，我们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组织工作从严的历史必要性和内在规律性，从而在思想上进一步确立从严的意识，在工作中进一步确立从严的方针。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大多主张吏治要严明。

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吏治腐败，官场黑暗，这是事实。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却也大多注意整饬吏治的问题。尤其是其中一些政治上比较清明、作为相对较大者，对吏治的认识可以说是比较深刻的。唐太宗有句名言，叫“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非用其人，必致难治”。康熙也说：“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古代一些思想家，也十分关注吏治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韩非子曾讲：“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司马迁讲“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司马光也讲“政以得贤为本，治以去秽为务”。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说得更为透彻：“严者，治吏之任也；宽者，养民之伟也。”清代的唐甄也总结到：“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正是在严明吏治的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关于官吏选拔、任用、考核、弹劾、致仕(退休)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在官吏的选拔上，秦时即有军功爵制，两汉有察举、征辟制，隋唐之后，则主要实行科举制。官吏的委任权，从形式上也是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而且严格强调任职回避，要求异地为官。对官吏的考核也比较严格，不仅依靠地方官吏，而且经常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查访，有时皇帝也要亲自微服私访。对不合格官吏的惩处，则近似残酷，轻则罢黜丢官，重则抄家杀头，甚至株连九族，以致许多官员总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还有对年老官吏的“致仕”制度，到一定年龄，就让其告老还乡。为了加强吏治，从隋唐时候起，就在中央设置了三省六部，其中吏部始终居六部之首，专司官吏选授考核之职。而且朝廷中还设有监察御史之类的官员，专门负责对官吏的弹劾。

无产阶级政党对党员和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社会形态。因此，与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党相比，无产阶级政党对党员和干部的要求应当而且必须更为严格。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敢于进行“无情的自我批评”。列宁指出，党必须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谁要有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他还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为此，必须“坚持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必须对不合格的干部“毫无例外地”“随时撤换”。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从严作为建党、立党、治党的重要原则。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同志1945年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的问题时，就明确提出，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这样，“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指出，《资治通鉴》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求“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同志多次提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不放松对党员、干部的从严要求。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就更加如此。全国解放前夕，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号召全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乎是在确定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同时，中央就要求全党同志把党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组织进行了三年集中整党。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央先后就加强党的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等方面的问题，要“引起高度警觉和重视，严肃认真、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确定我国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同时，突出强调要严格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同志在全会上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各级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素质。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干部放松教育、放松管理、监督不力，不仅难以造就好干部，还有可能使干部身上存在的一些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积累成大问题。现在许多地方从严治党严不起来，好人主义盛行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求各级党委“从战略上全局上充分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性”，“要花更大精力抓好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把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好”。张全景同志在安排部署工作时，把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作为今年的七项重要任务之一提了出来，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要从严要求，切实把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摆到突出的位置。

从山西的实践来看，贯彻从严方针，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势在必行，行必有得。

近年来，我们山西省委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全面振兴山西的实践中，十分强调一个“严”字。胡富国同志多次讲，要从严治省，关键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治吏，从严治吏关键在从严执纪、从严执法。省委、省政府无论是在规划大政方针的时候，还是抓重点工作的时候，都特别强调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之后，省委六届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用决议的形式把从严治党确定为新时期我省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和工作任务。围绕从严治吏的问题，省委常委会多次进行专题研究，并制定下发了《关于从严治“吏”的意见》，突出强调要从严整治当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负责任、不吃苦、不团结、不廉洁、不理民事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大家有目共睹，现在是山西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全省上下心齐、气顺、劲足，“三个基础”、“四个重点”发展战略全面贯彻，重点工程建设特别是太旧高速公路建设和引黄工程建设捷报频传，“四大战役”、“五个一工程”取得可喜成就。199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88.9亿元，增长幅度为11.4%，成为近十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年；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172.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00元；粮食生产在重灾之年仍然增产近3亿公斤，总产量达到91.7亿公斤；全省地方可用财力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03.2亿元，实现当年收支平衡，近十年来第一次扭转了年年发生赤字的被动局面，各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当年基本工资全部兑现。对此，从上到下，从省内到省外，无不认为是一个重大的、了不起的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省委、省政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高举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两面旗帜，团结带领全省三千万人民奋发向上、团结拼搏的结果，其中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保证作用。胡富国同志在省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肯定地指出：“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治出了干劲，治出了效果，形成了奋发向上、团结拚搏的局面。”

过去，我们依靠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实现了各项目标；今后，要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同样不能离开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这是省委坚定不移的认识。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兴晋富民的跨世纪宏伟目标，确定了治晋方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战略以及今后十五年“三步走”的赶超战略，强调要把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作为治晋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贯穿于兴晋富民的全过程”。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已不是一般性的原则要求，已经成为振兴山西、富民强省的一条大政方针和保证性措施。

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组织工作历来责任重大，必须从严要求。严肃是组织工作的本质特征，严格是组织工作的基本要求。

从大处着眼，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组织工作是党所有工作中最具基础性和保证性的工作。组织工作的好坏，关系党的团结统一；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坚决执行；关系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即使对某一个人来讲，也关系到其政治生命和其他切身利益。倘若组织工作不严，党是不会允许的，人民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

从组织工作自身来看，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无论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有比较严格的政策规定，必须按政策办事，按原则办理，容不得任何盲目性、随意性。如果组织工作不严，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从当前组织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讲，也必须进一步确立从严的方针。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今年组织工作的七项任务，每一项都十分艰巨。省第七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中，不仅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方面对组织工作提出了直接的要求，而且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这两方面任务的完成，也给组织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不能不对自己提出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力求把工作做得更深、更细、更实、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