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尽管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实行的方式却不尽一致。从亚当?斯密开始，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自由经济思潮一直占统治地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经济放任，由市场的力量来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只能为此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组织的经济活动，市场应该由“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大危机之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凯恩斯革命”，提出了必须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加上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控，并限制私人经济活动，由政府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即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方面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在政治制度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既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运行体制中成功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又不能照抄照搬，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一、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心脏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原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外部原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作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创新与产出能力与水平，这是内因，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事就是搞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心脏，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力。企业的活力对国民经济运行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企业既是供给的创造者，也是需求的产生者。从国际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以及某些商品质量较好，我们如何同他们竞争？外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较好，服务项目较多，我们如何同他们争夺客户？外国企业以高工资吸引人才，我们如何把人才留住？在外国商品涌入后，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我们如何应对？从国内看，目前我们存在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一些列问题，使经济快速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惟有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改善了，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了，生产出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商品到国内外市场中去竞争，才能解决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那么企业的活力的源泉是什么？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就无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权责明确。客观地说我国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表现是产权不清晰，投资主体不明确，企业盈亏责任无人承担，部分行业和企业垄断地位没有打破。虽然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改制成为上市公司，但没有形成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董事会是清一色的，都是由政府派出，监事会同样是政府部门派出的，基本上是一种摆设，连公司的经理都由政府提名任命。使企业无法真正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形象地将这比成“带着枷的林冲”。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严重地损害市场经济的环境，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别的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垄断企业，有的连这一领域都不让进入，因而无法与其竞争，挫伤这些企业的积极性。垄断企业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其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也越来越差，广大消费者不满的程度越来越强烈。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也因起步晚，大部分还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再加上思想认识和环境的原因，离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我们要从明晰投资主体入手，探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实行政府社会职能与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运营职能的分开，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加快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的步伐，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要大力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解脱企业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加速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赢利性领域中退出，还企业自由人的地位，还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为此，必须突破几个观念：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见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小平同志要我们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争论，我们也不要在姓“公”姓“私”上去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就大胆去做。二是掌握“控制力”。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绝不是对行业与企业的直接控制，绝不是直接对某些行业和产业进行直接投资，而是应通过市场，即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调节市场来调控企业、调控经济。特别是要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如财政手段、货币手段等。三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以前讲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而事实是人人所有，人人没有，全民负责，没人负责。从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看，大部分是广大职工自己创造出来的，应该让企业的职工拥有产权，可以用低价售卖的方式，也可以用赠予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比放在那里烂掉好。

二、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脑。

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他在阐述这四项职能时，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政府权力的滥用，他说：“要把政府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他变成我们的主人。”显然他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和萨伊的衣钵，主张削减政府权力。自凯恩斯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一直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比着“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列，且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增强。近年来，随着自由经济学派的再度兴起，对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颇多微词，建立

无为政府的呼声渐起。我们既不应该忘记自由经济学思想统治时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周期性萧条，也不应该忘记过分的国家干预所带来的“滞胀”局面。在处理有为与无为的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度干预的原则。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作用，指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二是参与调节作用，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干预；三是间接的资源配置作用，指通过规划、政策、总量调控以及适度的直接参与，来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市场引导来实施的。因此政府高于市场，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调节经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大脑，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实施监督和调控。但这种监督与调控必须是间接的，即只有在下列情况出现时政府才能发出调节指令：（1）市场调节、社会调节失灵；（2）经济总量严重失衡；（3）市场主体显失平等；（4）市场竞争显失公平；（5）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外部性为负。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是消极的大脑，而不是积极的大脑。就连一直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也说：“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畅游，更要跳出大海看大海。有人曾形象地将市场经济比着搅拌机，政府就是搅拌机的管理者。搅拌机的操作规则是由管理者制定的；发生故障时，管理者要排除故障保证其正常运转；管理者还根据需要对搅拌机的运作进行微调。

因此，加快职能转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政府的主要精力与工作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要在强化、弱化、转化上做文章。所谓“强化”，就是要强化政府对市场机制失灵的调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着自发性、滞后性、分化性和盲目性，会导致如经济外部性、垄断等负面效应。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强化服务、监管，突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优质的服务。特别是对当前市场上出现的不讲信用、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直接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市场机制的行为，政府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所谓“弱化”，就是凡是市场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政府的影响越小越好。政府要实现两个“远离”，即远离直接配置资源，远离企业的微观运行，要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变为监管者；所谓“转化”，就是变政府管理部门为社会服务部门，还要加速向社会组织转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将目前政府所承担的技术性、服务性、协调性工作，交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

三、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手

当我们走进商场或市场时，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于内，人们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并付款后，就可以带回去美美地享用。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的呢？然而稍想一想并仔细观察一下就不是这么简单。这些商品在提供给市场之前，可能已经经历过好多人手，很多生产、流通环节，穿越过不同的地区，甚至经过几个国家。但真正的魅力在于：整个体系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进行统一指导或强制运作，没有任何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些商品运向哪里、卖给谁，而成千上万个企业和消费者却自发而有序地进行交易。

市场经济是一部精良而复杂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种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人去刻意地加以管理，但市场却相当成功地运行着。这就是市场的神奇之处，市场将买者和卖者汇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和成交的数量。

人们经常认为，没有人为干预的经济其秩序必然是混乱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干预的经济照样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斯密认为所以可能出现的结果中，这是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表明，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有神奇的作用，它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客观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强制实行优胜劣汰。因此，市场机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是调节的第一手段，是调节的基础手段，是调节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人的一只手的话，那它也是右手（左撇子除外）。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人类发现和运用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但另一方面，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市场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不能消除有害的外部性，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自动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些统称为“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对此，西方经济学界一些流派主张用政府的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笔者在上面已经论述了政府高于市场，它不能也不应该与市场平行。政府要做的事是通过采取一些列措施，对市场体系进行医治和修补，使之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但是当市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非政府能予医治与修补时怎么办？这就要求市场体系中另一只手左手??社会机制予以辅助。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行为，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以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机制的主体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社会政治组织、社会法律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通过制定一些行业规范与标准，通过对企业之间经济摩擦、纠纷的调解与处理，通过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来实施自己的影响。社会道德协调则通过爱国导向、守法导向、诚信导向、公正导向、敬业导向、互利互惠导向等对经济主体进行影响。社会协调机制的基础是企业与民众的公认。这一机制有利于消除“市场偶像化”，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打破“政府全能化”，约束政府行为，减轻政府压力；沟通和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沟通、协调市场、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四、供给与需求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足

商品经济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神为了让人看见需求与供给，给了两只眼睛。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与需求就象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在货币诞生之后，供给与需求相对分离，因而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但供给与需求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始终存在并贯穿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两者既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一段时期，供给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一段时期，需求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好象人的左右脚一样，时而左脚迈在前面，时而右脚迈在前面。当一只脚迈在前面时，另一只脚就应该主动跟上，并跨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否则就无法前进。但这只是前和后的关系，不是长与短的关系，一长一短，便成为跛足。因此，供给与需求的暂时不平衡并不可怕，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但作为大脑的政府，要善于发现问题，当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时，也就是经济出现跛足现象时，要及时采取方法，予以医治，使经济健康运行。

判断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是宏观经济活动的轴心。在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状态及趋势，以及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及走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并且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为目的。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当需求明显大于供给时，就叫短缺经济，当供给明显大于需求时，就叫过剩经济。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才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97年之前，我国始终受到短缺经济的困扰，在解决供需矛盾的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生产，增加供给上，这时的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一判断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府都没有异议。1997年之后，供求关系的变化使我们始料不及，商品零售价格持续走低，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刺激经济，拉动需求。但结果并不理想，相反还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对民间资本的挤压。中央采取的政策显然是基于过剩经济这一判断作出的。我认为，从总体水平来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供给与需求还是平衡的，如果说需求相对不足，那只是供给这只脚暂时迈在前面。在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0美元的国家里，出现过剩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解释，如果有所谓的过剩，那也是暂时过剩，或者是劣质过剩。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体系建设还面临着巨大任务，多年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到处可见。政府始终无法从调节经济的微观运行中解放出来，对微观经济主体束缚太多、干预太多，加上多年积累的债务、社会保障欠帐等问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成为“自由人”，活力得不到发挥，私营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市场微观主体的不平等，公平的市场环境、秩序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历史上政府的包办，社会中介组织不健全，行为不够规范，社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发挥效能。长期致力于解决“短缺经济”，使我们的供给结构得不到优化，由此造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这些都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不利因素，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

[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改革出版社2000年版。

[3]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4]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罗伊?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罗伯特?M?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刘厚俊，《现代西方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市场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如此，我只好进一步交代道德市场经济想法的来龙去脉了。

一、不道德的市场经济

自秦汉以来，中国其实就一直有市场经济，到明清时，已经相当发达。农业上，棉、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不同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粮食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1]；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例如纺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六种之多，并从工场内部分工引起地域分工，史称“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从所有制上，官营手工业衰落，民营手工业不断发展。清初实行“听民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政策后，民营矿冶业获得空前发展，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全国民营铁产量达到45000吨，占当时世界第一位；仅广东一省的铁产量就达到27000吨，比英国1737年的18000吨还要多[2]。与农业商业化和手工业发达相应，商业也十分繁荣，明代即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拥资动辄数十万，清代更加发达，大商业资本已达千万两白银的水平[3]。但是，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却始终是最低下的，士农工商排末位。为什么呢？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二是，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恐怕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不是欧洲边陲的大不列颠群岛。然而，中国的商人总是有自卑感，一旦腰缠万贯，即或买地成为乡绅，或买官步入政坛，或舞文弄墨，树碑立传，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上往前挪动，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孔夫子脚下。而在欧洲，经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后，成功的商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致富目的不再受到道德谴责；继之，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笼（1776年），雄辩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神奇机制，当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社会利益也就实现了最大化。这样，致富的手段也不再受到道德谴责。从此，“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私利即公益”，“私恶即公利”，“利己即利他”，“不道德即道德”，“作恶即为善”，成为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好辩护。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财富、社会关系、智慧、教育、疾病各不相同，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辩护者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规律，正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然而，如果社会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大多数人作为劣者被淘汰的话，这样的最大化其实就是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人非草木，可以任意被羊吃——羊又被狼吃，随着弱肉强食进程的加剧，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必然要起来反抗，将整个社会烧成灰烬。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才会有重农抑商政策，倡导伦理道德的孔子才会被尊为圣人。斯密学说所以能在英国成立，客观上是由于英国处于工业和贸易中心地位，是世界强者，其盘剥对象是殖民地或其他各国，被本国圈地运动赶出农村的农民（本国弱者）又可以漂洋过海到北美谋生。因此，斯密逻辑的内在矛盾不是在英国一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在较短时期内，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才会得到彻底展开。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1990年代日本的大萧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全球两极分化加剧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以及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都是斯密逻辑破产的最好证明。但是，由于斯密逻辑使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掠夺穷人，而大学、传媒又掌握在富人手里，故斯密逻辑至今一直被当作神圣教条供奉在大学的香案上。

有了斯密教条的武装，道德节节败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让位于贪欲无度；在中国，信义如山、童叟无欺的儒家伦理让位于厚黑之道。东西方古代文明殊途同归，合流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的现代商业文明。只有到当代，才真正做到了无商不奸；也只有到当代，每一件物品都有了标价，道德、良心、法律、正义、权力、符号都成了商品，每一个人都成了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商人，而且——无商不奸。这样，当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道德的市场经济。

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的人认为，并不是斯密学说导致市场无道德化，而是市场本身排斥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缺德者将击败有德者。因此，不是无商不奸，而是无奸不商。不是商人缺德，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大部分商人都不讲道德，则讲道德的商人会受到排斥。如果不愿被排斥，就会被迫遵循由利己者互动形成的游戏规则，并且一样变得不讲道德。这种例子俯拾皆是。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某市猪肉注水，全市找不到一家肉铺出售正常猪肉。道理很简单，如果甲出售注水肉获利厚利，则此人有可能降低猪肉价格，吸引更多顾客前来购买，其他售肉者的生意就会减少。有聪明者就会打听甲的发财奥秘，照方抓药。于是注水肉就慢慢普及到各个摊位，谁不服从这一规则，谁就要赔钱。到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位坚持出售正常猪肉，并且向顾客说明这一点，那么他就会侵犯众多售注水肉者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暴尸街头。在西方经济学上，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又如传销，传销的机制实际上是传销者一次性出售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被排斥到社会边缘，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也找不到工作，唯一所有的是一点微薄的信用资源，至少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相信他。传销者把石头说成金子，卖给亲戚朋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欺诈；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一次性出售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信用资源。被骗者开始不觉得受骗，慢慢发现后，后悔莫及。为挽回损失，更加主动地进入了传销网，接过行骗的接力棒，在亲戚朋友中寻找下家。这样，随着传销网的不断扩散，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信任丧失殆尽。

更进一步分析，传销机制的核心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则存在于每一笔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掌握更充分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使交易价格对自己有利。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就是指卖方掌握更充分的信息。当买方知道这一奥秘后，他就会在别的交易中主动利用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造成定价对强者有利，垄断定价就是如此。人们在一次交易中作为弱者吃亏以后，往往就会在另一次交易中充分利用强者地位压低对方报价（买者强势），或抬高己方定价（卖方强势。通俗地说，

就是被骗了之后，转身去骗别人；被强者打了以后，转身又去打弱者。如果有人恪守道德准则，不欺压弱小，那么自己就会成为单纯的被欺压者，就难以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使缺德者打败有德者，因此，市场经济是内在地无道德的，而不是亚当·斯密对自利的辩护使市场经济变得无道德。

然而，市场经济内在无道德，并不是意味着道德不可以进入市场，道德一定会被市场经济排斥出来。这取决于道德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强弱对比。当道德力量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制定规则，限制市场过度欺诈、投机，限制大资本操纵市场，以及鼓励弱者联合争取正当利益，市场交易就会比较公平，两极分化速度就会比较缓慢，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比较快，例如欧美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即如此；当道德力量比较弱小时，比如七十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渐渐摆脱国家力量的制约，全球金融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工会被摧毁，福利被削减，两极分化程度提高了一倍多，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却放慢了一半。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例如罗斯福新政对于胡佛旧政；反之，当斯密逻辑成为主流时，市场力量就开始会占上峰，如里根—撒切尔革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不仅如此，当道德力量进一步强大时，市场力量就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例如丹麦、挪威、瑞典被称为制度化福利国家。在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执政下，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其财政开支占GNP的比例逐渐上升到60%左右。三国公民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不用担心失业、疾病、灾害，也不用担心交不起学费，交不起房费，人均住房面积占世界首位。社会公平程度超过当时的苏联，甚至超过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的中国。虽然生产资料仍为私人所有，但由于实行陡升的高额累进所得说，政府部长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体力工人税后收入比仅为2：1，基尼系数仅为0.2略多。如此公平的社会却并没有如西方经济学所想象的培养懒汉，失去动力。北欧三国失业率欧洲最低，但经济增长率却居欧洲之首，当然也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是道德力量强大，而是社会的政治力量强大。但是，如果北欧各国执政党领导层和普通公民都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钻福利制度的空子，那么无论那项制度都会很快漏洞百出，被北欧各国资产阶级抓住把柄，逐一击破的。北欧各国社会之所以能上台执政，固然得益于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然而，他们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连续执政，并在八十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仍然成为与保守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却得益于全社会道德力量的支撑。我曾经奇怪，在全球化浪潮下，瑞典的跨国公司为什么还愿意留在瑞典交高额累进所得税。后来，瑞典绿党的一位议员向我解释，民主和福利使瑞典人产生了很强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包括大老板们也不是唯利是图。他本人身兼欧盟议会议员，工资远远高于瑞典议员，他主动将高出部分工资交给绿党。

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只是政府取得了干预市场的道德合法性，政策及制度设计者要有道德，公民个人还可在受限的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第二种情形中，政府设计的是一整套需要公民道德水平配合的市场机制。当道德力量继续增强时，还有第三种情形，即部分公民具备道德主动性，“出污泥而不染”，处自私之境而谋利他之道，有改造世界之情怀。这样的人大多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域（因此道德介入市场的前两种方式都与政府的强有力作用有关），但也有时候出现在企业界，如十九世纪的英国纺织工厂主欧文，中国南街村王宏斌等。他们与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行们处于直接竞争之中，不仅没有被击败，而且还获得了胜利。其基本标志是，他们生产的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工人工资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工厂的水平，企业扩张有力。这类企业胜利的奥秘恰恰在于反斯密逻辑，在利他性的合作中实现了自利，即过去中国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常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由于采用利他原则，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亦即新制度学派所谓交易成本）可以极大降低，而工人产生的积极性可以极大提高，因此效率远高于采取利己原则下的分工合作。同时，由于采用利他原则，收益的分配就会相对公平。斯密论述扣针生产的分工合作时，假定工人出于自利进行分工合作，实现了效率。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即使有细密的分工，但如果工人感到工场主的严重剥削，则效率会大大下降，有时候甚至会破坏工具。这正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斯密所观察到的高效率扣针生产厂，很可能同时是分配比较公平，工人不在各自岗位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厂。斯密实际上是把利他因素和利己因素相结合产生的效益单纯地归结为利己因素的功劳了。

从理论上来说，欧文和王宏斌模式是可以被复制、被遗传的。但当欧文试图在美国办新协和村，复制其在英国的经验时，却惨遭失败。这是为什么？我看，这是因为欧文也有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制度迷信（这也难怪，连马克思都有制度迷信，以为只要有了公有制，人间罪恶就会消除）。他以为，只要把他在英国的制度加以总结完善就可以到处复制了。事实上，欧文模式的可复制性不在制度上，而在于欧文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否可以被复制。如果可以，则市场经济就能从缺德市场经济渐变为道德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与人性

有人可能会说，欧文这样的人毕竟是社会的极少数。自私是人性的本质。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无非是人们给自己开脱的遁词。在这一前提下，没有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能比市场经济更合理。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科学发明如雨后春笋，财富增长如大潮涌流。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神话都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据说纽约的穷人比北京的知识分子过得还好呢。

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实市场经济的并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已经包含了反市场的调节与控制在内，包含了倡导、设计、执行调节与控制的道德因素在内。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纽约的穷人恐怕和中国的穷人一样穷。失去反市场力量制约的全球化就可能恰导致这一结果。其次，财富的增长与其说靠市场机制，毋宁说更是靠科学，靠自然资源。单纯就财富增长而言，计划体制其实更加有效。苏联七十年，或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亚于甚至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西方。随着自然资源的耗竭，市场经济恐怕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财富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与安宁，带来友谊与信任，带来激情与希望。“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的现实使人人画地为牢，眼界和心灵都变得更加狭隘、肤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但谁都不会否认的确有人无私。从逻辑上讲，只要有一个人无私，就不能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其实，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定义的自私者却也是极少数。什么叫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即时的、物质的、感官的利益最大化。远期的利益具有不确定性，非物质、非感官的利益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同情心会引起物质或感官利益的损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感激或报恩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流芳百世就是不个人利益最大化；养育子女、赡养父母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遵守规则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吃苦耐劳当然更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有空子不钻是傻瓜，有油

水不捞是笨蛋。子女靠不住，夫妻同林鸟。父母当然就是最愚蠢了，又不是我要让他们生，让他们养，他们当年寻欢作乐，生出来让我在这个世界受罪，还想让我赡养他们，没门。但是，这样彻底的自私者恐怕比彻底的无私者还少。现实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利己成份会减少；当社会风气向恶时，利他成份会减少。我们今天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私，实际上与市场经济的“劣币驱逐良币”有极大关系。

那么不要市场经济行不行？看来一时也不行。虽然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弱肉强食经济，但至少还给了弱者以反抗、挣扎的自由和权力。如果计划经济与利己主义相结合形成官僚经济，弱者连这个反抗的权力都没有，对道德的打击也更加沉重。另外，计划经济的决策是单一中心的，而市场经济的决策则具有自主、多中心的特点。在经济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容易成为独裁；而多中心决策容易浪费资源。在道德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不利于培养公民道德主动性；而多中心决策则可以成为多中心间的协调决策，有利于发扬民主，培养道德主动性。也就是说，如果将市场机制的利己动力替换成利他动力，则市场决策将更有利于民主和道德。

现实计划经济的最终失败，归根结蒂是因为自私因素在计划体制内的积累膨胀，即官僚化。在全社会内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靠一部分政党精英贸然实行全局性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计划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两难。事实上，北欧福利国家尽管并未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经济生活中大量环节受控制，干多干少差不多，干与不干差不多，亦已有些道德素质较低的公民趁机搭便车，也有人抱怨个人生活不自由。至八十年代后，这些情形成为右派反攻的极好借口。福利社会正面临着考验。

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实行计划经济，取决于该社会道德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取决于具备高道德素养者在经济调节或控制中的地位。以我们现存的道德资源，不足以支撑计划经济的运转——即使是民主的计划经济，而只能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正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从计划崇拜一下子走到了市场崇拜，对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倾向不加限制，对市场逼良为娼的道德破坏作用不加提防，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弱者地位缺乏清醒认识，因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泛滥成灾。更严重的问题是，肩负市场调控责任的政府部门并不总是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反而常常利用职权与市场力量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使弱势群体更加走投无路。如果说以前是官僚计划经济的话，那么现在也许可以称作是官僚市场经济。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会，道德资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场机制。当道德资源十分稀缺时，这部分资源就会自动收缩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领域，对市场力量起有限的牵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导制定若干防止强者过度剥夺弱者的机制，迫使强者公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或者允许弱者集体谈判，减少力量不对称，等等。我想，这就是西方精英主义的根源吧。

四、机制与道德

还在十九世纪末期，当洋务运动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翘首西望，寻求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之道，就已经看到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这一套政治制度。于是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倡议民主，推翻了大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持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这套政治制度搬到了中国。然而，中国政治文化崇尚实力政治，临时约法很快被袁世凯扔到一旁，议员们也都被袁氏威逼利诱收服，随后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孙中山等人只是做了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梦。由此可见，民主制度既需要一个各派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又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当矛盾冲突激化时，冲突各方不诉诸武力，而诉诸宪法，方能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文化就包含了道德约束，就与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区别。拥有武力而不诉诸武力，对于强势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此，西方并非只有机制，没有道德。在西方政治机制的形成、维护、执行和改善过程中，都渗透着尊重民主与法制的文化与道德。从先后顺序上来说，是文化和道德在先，政治机制在后。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然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激烈的内外矛盾容不得纸上谈兵，崇尚实力的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逼得被压迫者在枪杆子里寻找出路。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寻求民主与法治之路。但是由于过于强调道德，反思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怕人人都是流氓，就怕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虽然不能使社会达到最优，却可以防范社会变得最坏，虽然不利于道德高尚的领袖施展才能，却能够防范坏人作恶。这样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而这样的政治机制便是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一共识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这一共识被推向极端，大家都相信“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则又会落入新的历史误区，又会被迫付出新的历史代价。其实，人们在思考社会历史时，总是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和道德作为参照系。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思考者的道德水准还普遍比现在高。在他们所设想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机制中，当事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更有像“自己”这样的人，只要有社会平均道德水平，就可以形成相互制约，共同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道德似乎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全国上下响彻了“以法治国”，道德建设则被当作“极左”、僵化扔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二十多年后人们却发现，虽然人们的人身自由有了法律保障，言论空间也有所扩大，无法可依的现象减少了，法治意识增强了，但道德却沦丧了。其结果是，相互牵制变成了层层合谋，在许多地区，各级各部门合谋贪污，合谋受贿，合谋走私，合谋消脏灭迹，合谋分享利益。机制非但没有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反而使最坏的事情不断蔓延。有人可能会说，这还是机制不健全。如果两党竞争，如果三权分立，如果新闻自由，那么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受到阻遏。但是，这仍然以各党、各派、各机构和舆论界有健康力量为前提。否则，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两党合谋，三权合谋，新闻记者傍权力、傍大款现象呢？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被马克·吐温嘲弄为“镀金时代”，两党政治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分肥政治”，官商不分，以权谋私，贿赂公行，平衡、制约和监督机制形同摆设。解决“分肥政治”的，是一批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作家，是社会进步运动。如果彻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社会批评家的最聪明策略是狐假虎威，靠着更高一层的权力批评下层权力，既博得掌声，又博得金钱。这正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某些人的生存之道。

从哲学上看，机制与道德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矛盾。所谓相辅相成者，良好的机制可以放大道

德的作用，而良好的道德又可以形成、维护、改善机制。所谓相反相成者，强调机制容易忽视道德，强调道德又容易忽视机制。当全社会道德水平都很高时，机制的数量和作用就会减少；当机制的数量和作用急剧膨胀时，往往正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之时。机制和自私的关系就如同道和魔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斗法还会由于增加交易成本，而使机制成为中国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美国庞大的立法、司法系统，庞大的律师队伍，就是魔道斗法的巨额交易成本，还不算当事双方的资源消耗呢。事实上，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道德水平的下降迫切呼唤更加细密有力的机制；而更细密有力的机制又进一步淡化道德意识。更糟糕的是，机制的制订者还往往是强者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既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机制，道德资源又严重流失，走入了“无法无天”荒蛮地带。

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能从重振道德文化开始。因此，当前中国无比迫切地需要高尚的道德，而不是躲避崇高。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够有高尚的道德，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则善莫大焉。反之，如果各利益集团坚持本集团利益最大化，那么未来中国将难免再一次迎来血光之灾。

这大概就是重提“以德治国”方针的深层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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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产生道德主动性？

好吧，有人说，我算是明白道德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了。但是，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具有道德主动性的人身上，这就说明道德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这样的人怎样产生呢？又怎能设想这样的人会成为社会的多数呢？欧文毕竟是不可复制的啊。

的确，具备彻底的道德主动性的人似乎很少，但并不是没有。纵观历史，无论东西方都曾经出现过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老子、孔子、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加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陆游、范仲淹、文天祥，谭嗣同、孙中山、、，如果没有这些日月星辰般灿烂的伟人，人类历史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的历史。

但那只是极少数啊！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过去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也只能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左右两翼倒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都以精英自居，都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具备道德主动性。右翼自不待言。左翼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亦即老百姓是被利益所左右的，是没有道德主动性的。因此，左右两翼都强调制度，无非一方是强调公有制，而另一方强调私有制。传统左翼常常以为只要改变了所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一切剥削压迫就都会消失。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之时，他们还坚持认为，问题只是出在个别领导人身上，却看不到人心深处的私有观念才是颠覆制度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却相信，具备道德主动性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身居斗室，心忧天下”，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默默无闻地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更有无数普通的百姓不肯同流合污，不愿随波逐流，不被“劣币所驱逐”。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

道德主动性的根子深植于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因此，食色乃动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是理性。正是有了理性，人才会思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寻求人生的意义，才会被理想所激动，才会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才会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人生的自豪和壮丽。所有这一切都是动物体验不到的。动物只能体验到快乐，人才能体验到幸福。幸福来自理性，来自为目标和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来自对自身力量增强的成长体验。诚然，除非死亡，每一个人都有动物性，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是每人个也都有理性。有的人活着为了吃喝玩乐，其理性是服务于感性的，这样的人无非是高级动物，其理性是工具理性。有的人吃喝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和理想，其感性是服务于理性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理性首先是价值理性。换言之，“心为物役”则为兽，“物为心役”则为人。无论是那些灿若星辰的伟人，还是埋头苦干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高级动物们所想象的苦行僧，而是有着强烈自豪与幸福感的人，是动物们所不理解的真正的人。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把人的动物性当成了人性，把人的兽欲当成了人欲，开启了一个人越来越动物化的时代，直到反逻辑、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点破现代性的主题，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自身感官的俘虏。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兽性猖獗的时代，人性也始终在挣扎，在反抗。每个人也许都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候，我们问自己，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肚子喝伤了胃，图个啥？减肥增白割眼皮，摩丝香水钢丝头，骗谁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何苦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命归西都是空，为什么？我们想停下来，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好继续跟地那些巴黎模特、中国影星、香港歌皇、美国屁股后面跳舞。什么环境危机，什么信任危机，什么国家兴亡，什么人类出路，统统都是扯淡。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谁都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几分无奈，几分焦灼。因为虽然尽力想在吃喝玩乐中忘掉一切，但人毕竟不是猪，人会感到空虚。人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哪里去。用弗洛姆的话就是：“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继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2]这种寻根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落了，有人因此而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意义，有人则因此在感官快乐中感受着心灵的痛苦。

道德主动性来自于理想主义。因此，当我们说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时，其实就意味着人人都具备道德主动性。换言之，人们怎样生活不是取决于现实处境，而取决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中国农民也许会被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最唯物、最利己的，但是大多数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子（克己、克物欲），无非是为了娶妻生子，再让儿子娶妻生子。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按照生活理想在生活。因此，计划经济固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道德主动性的产生却有赖于理想主义的力量。市场经济虽然可以“逼良为娼”，但并不能逼理想主义者成娼，最多是将理想主义者逼成“外圆内方”的“伪小人”。人们今天之所以都越来越奉原子式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是由于亚当·斯密的逻辑深入人心，构造了一个斯密式的“理想社会”。如果人们认识到斯密逻辑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的巨大冲突，必将把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反斯密逻辑的理想主义者，具备利他主义的道德主动性。这正是人性的奇妙之处，当我们认识到改变自身哲学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产生改变的可能性之日。

六、道德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现在，我们可以阐述道德市场经济的完整内涵了。

道德市场经济并不是以所有制或运行机制来定义的一种经济制度或形态，而是指通过增强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来渐进地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政策主张。因此，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现实合理性，但否定其未来合理性。道德市场经济者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逻辑，批判一切把市场神圣化的新老自由主义，在当前特别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现实多数人的自私，但否认性恶论，而主张人性的文化论。即现实多数人的自私并非本性自私，而是文化使

然，因此主张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性恶论文化。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人性是理性，因而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无非各自的理想不同罢了。斯密式的理想将把社会带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的全面冲突，使人类面临灭绝性的灾难，因此必须予以认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理想，即道德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其目的地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内心三大关系和谐的社会，其出发点则是我们目前的社会，其实现方式是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现实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战胜斯密教条的信奉者。

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在自私前提下，市场经济必然是弱肉强食经济，其基本机制是表面上平等交易的双方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衡。随着弱肉强食在每一个交易环节的展开和积累，社会必然会两极分化，造成强与弱周期性地同归于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少甚至消除弱肉强食并非不可能，其基本途径有四：一、政府干预交易过程，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弱力量不平衡。例如，公开市场平均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规定产品性能、质量和售后服务标准，统一会计标准，技术监督局代表消费者监督产品质量等，都属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措施；制定反垄断法，允许组织工会集体谈判，提高工人失业津贴，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等，都属于减少力量不平衡的措施。而且，同一措施往往有双重效果。二、政府干预交易结果，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三、交易中的强势方遵守商业道德，不利用强势地位谋求自身利益。四、具备道德主动性者利用道德资源优势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在外部市场竞争中击败缺德竞争者，迫使对手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认输，从而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针对这四种基本途径，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经济生活中可以有三种不同层次的选择；最低层次信守商业道德，不恃强欺弱，但也争取不被强者欺侮，相互间信息共享，资源互助；其次是积极介入政治和政府运作，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为弱者服务；第三是争取在市场上击败缺德竞争者。

就现实政策而言，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进民主建设。在市场经济中，最需要政治权利的是弱者。有了政治权利，弱者才能组织起来争取更公平的交易条件，政府政策才会体现弱者的呼声。民主政治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平衡力量，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与市场相反的平等合作的原则，是道德力量的制度化表达。其次，在民主性增强的同时，严厉打击腐败。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官员的腐败是道德沦丧的主要力量。第三，认清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弱者地位，揭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又给民族工业以明确保护。在争取不到充分保护空间的前提下，宁可不加入WTO。第四，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核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机床工业为核心的战略产业群。这些产业目前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只要清除腐败，重振士气，加强管理，无需私有化即可有很大发展。私有化反而使这些企业暴露在国际竞争下，只能自取灭亡。同一产业一分为二也不利于集中国家资源。第五，在农村人均一亩耕地只起社会保障作用的前提下，免征农业生产税，改征与城市同样税率的所得税，并用国家财政支付农村教育和行政费用，以从制度上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第六，开征高额累进所得税，降低起征点，加大累进率，使所得税、遗产税成为调节市场不平等的主要税种；第七，严厉打击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当前，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充分发展，加以中国经济迟迟未能摆脱通货紧缩，大量生产性资金投资无门，流入股市获取高额投机利润，促成股市虚升。百业萧条，股市独秀，筹集资本的渠道成了吞噬资金的黑洞。而投机性的高涨则又使股市成为道德资源流失的黑洞。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庄家，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取消股市。第八，建立国际接口，放弃国际接轨口号，拒绝人民币自由兑换，牢牢掌握国家经济主权，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第九，发掘各种减少交易过程不平等的具体形式，并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即所谓微观调控。第十，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开征燃油、燃煤环境税，提高矿产资源税，把地铁和公交作为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抑制小轿车消费，从而放慢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速度。

七、从道德市场经济通向和谐社会

实行道德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形成共识，出现一批身体力行者。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数量的增多和力量的增强，道德市场经济就会渐渐地向目的地前进。因此，道德市场经济的最紧要的任务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形成对市场机制及其广泛深远影响的正确认识，重新找回理想与道德力量。

有人曾问，如果可以培养出具有如此水平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搞计划经济，而要搞市场经济？难道你忘了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吗？

如果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我承认计划经济将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民主，更公平，甚至更自由（当计划成为公意时，服从计划就是服从自己，这是卢梭的民主自由观）。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虽然我坚信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将不断增多，但在初期，这样的人还将是少数。少数道德精英带领多数自利者搞计划经济，这正是传统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哈耶克指责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合理成份。因此，与其在道德资源不够时实现计划经济，不如在市场经济中增强道德力量。事实上，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的增加，随着他们在竞争中击败缺德者，并在相互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互助，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合作性和协调性就会渐渐增强，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合作就会被建设性合作代替，市场经济的无计划性就会渐渐地被计划性所替代。只是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计划形成是通过相互协调，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不知不觉地，市场经济就会从网状竞争经济变成网状协调经济或网状计划经济。市场竞争中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灵活性仍然会保留，而市场竞争的破坏力却会极大地减少甚至消除。

这不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和谐社会吗？

八、一点攀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一般是遭到左右翼共同怀疑的[3]，甚至文件也含蓄地承认这一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根本性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4]既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就可能失败，甚至根本就不成立。同样，人们普遍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民间的舆论共识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只是对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同志的某种妥协和安慰。

然而，如果有了道德市场经济的眼光，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不可能，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向共产主义也并非不可能。关键的问题是承认市场的现实合理性，又破解市场的神圣性。更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不丧失理想。

[1]鲁迅：《且介亭杂文》，第1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市场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股价房价消费价格指数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且平稳，在2006和2007年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较快且平稳的发展速度，宏观经济发展情况良好，加之近几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良好，人们的投资热情越来越高，股价和房价涨幅大增。与此同时，其它商品的价格也在提高，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以来，食品类价格更是飞涨，人们的生存压力加大，很多人士撰文评论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这也是政府、经济学界和社会各层所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针对上述股市和楼市价格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形势逐渐好转，以上证指数为例，2005年在1100点左右，而到2007年，最高时竟达到6100点，短短两年时间，增长5000点。但从2007年11月份开始，股市开始出现下跌情况，至2008年9月已跌至2000点左右。人们也由2007年对股票市场的趋之若鹜，变为现今的想方设法如何从股市抽身。

本轮股市上涨的背景是股权分置改革与人民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股票的全流通，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此次改革无疑是迈向市场化的里程碑，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由原来的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调整到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此次人民币升值时机合适，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市场预期，同时也配合和促进了股改，两者一起推进了中国股市的市场化进程。然而短期内，当越来越多的资金大量涌入股市，而股票本身的价值并未得到大幅增加时，就会产生股市泡沫，而泡沫必然要破裂。另外，国家的紧缩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从2007年3月至8月，央行进行了四次加息，使得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贷款基准利率分别由2.52%、6.12%提高到3.60%、7.02%.与以往“越紧缩，越上涨”的现象不同，此次紧缩政策对市场资金面的影响产生了方向性的变化。以上可称之为股市下跌的内因。另外，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也对我国股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2007年底的美国次贷危机，也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影响到我国的股市，这可以看作是我国股市下跌的外部原因。

（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房地产业作为与百姓生计密切相关的一个行业，房价的上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衡量房价上涨的指标很多，作为促进GDP增长的一个因素，要从人们的生存负担角度来考虑。我们只从房价收入比这一指标入手，在2003年以后，房价增长速度加快，房价收入比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房价飞涨。

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房价收入比差距很大。以2005年为例，中国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是22.69，是同组国际平均水平的236%；中等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是7.75，是同组国际平均水平的86%；最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是2.45，只有同组国际平均水平的44%.2005年，中国最高和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差距是20.24，而国际最高与最低差距是7.8，只有中国的39%.虽然平均水平看来我国的房价收入比还不是太高，但由房价收入比差距显示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问题已经揭露出来，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权的保障已成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低收入家庭不太可能通过提高收入来显著提高购房能力，这就需要政府住房政策发挥作用。

（三）物价上涨情况及其原因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上涨情况，特别是食品类，更是出现高达17.6%的涨幅。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透露，2007年CPI同比增幅由2006年底的1.5%飙升至4.8%，创自1996年CPI涨幅8.3%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打破了多年以来中国的CPI一直保持在3%以内的局面，一定程度上看来，这一涨幅与中国的GDP发展速度相比并不一致。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货膨胀”来了。其实，我国自2006年底就出现了食品类商品不约而同的涨价，虽然政府很快出面平抑了粮油价格，但有关专家认为，粮油价格上涨的局面将会延续到2007年，事实的发展果不其然，而且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我国2007年GDP增长速度高达11.44%.

其次，短期内粮油肉价的增长态势惊人，在于消费品市场供应不足，导致物价上涨。众所周知，这一轮物价上涨的起源在于因市场供应不足导致猪肉价格短期内的急速上升。接下来的后果就是，整个价格链上的其他商品也接二连三跟着涨价，从而出现了全面涨价的情形。从全球范围看，各国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这说明物价上涨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密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再次，股市和楼市两个资产市场价格的暴涨和银行信贷快速扩张。我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两大资产价格暴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飙升，银行信贷快速扩张；国内股市的高涨，房地产企业逐渐走出对银行融资的依赖，转向从证券市场融资，这无疑又推高了股市的价格。在这一过程中，银行信贷的快速扩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一般来说，随着GDP的增长，货币的发行量也会相应增长，两者的增长率应当一致。我国的货币发行量相对于GDP的增长确实太快，导致流动性过剩，社会经济产生通货膨胀也是必然现象.货币流动性过剩，又进一步加大了两大资产价格，这样以房地产和股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资产价格暴涨，经过信贷扩张，导致流动性过大，从而产生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三、相关建议及措施

笔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并非是全面的通货膨胀，但是，价格水平增长居前两位的食品类和居住类却正是与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行业，必需品的需求弹性非常小，若价格持续上涨，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将更加巨大。单从这两类行业的价格增长水平来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非常之大。对于此次“通货膨胀”我们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针对此次“通货膨胀”的起源是粮油肉类价格在短期内的急速增长，政府应该采取一些鼓励农民种植农作物和畜牧的措施。我国农村人口中的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使得农业生产提高缓慢。我国一直是农业大国，而现在农业大国却不能保证本国的粮食供应，这和农村劳动力不足有很大关系。笔者认为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吸引并留住年轻人才留在农村，同时加大对农村的资金、设备和技术的投入，提高生产效率，为市场提供更多所需的粮食，这才是解决食品类物价飞涨的根本所在。

市场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1999年1月13日，金融危机在巴西登陆，全球股市均大幅下泻，其中以香港股市的跌幅最深。恒生指数狂跌的原因是市场担心人民币在巴西危机的冲击下将难以支撑。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重申人民币今年不贬值，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没有贬值，现在人民币有坚实的基础，就更不会贬值。人民币汇率贬值，有损外商投资利益，相应也会增加中国的债务，不利于亚洲金融市场稳定，是不可取的政策。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超过全年进口付汇总量，出口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利率较低，对有关产品将扩大出口退税率。根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分析，人民币也不会贬值。这番讲话不仅给香港，甚至给全球股市吃了定心丸。话音刚落，恒指、道指、日经指数，全球股指普遍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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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货币，它所代表的经济活动总量仅占全球的2%左右。但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屡遭重创，摇摇欲坠，除美国、欧洲之外，中国差不多是唯一没有进入货币恶性贬值循环的重要国家了，因此，人民币就成了维系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一根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已经不只来自中国自身，而且更来自国际市场了。如果我们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将人民币贬值的话，完全有可能引起国际金融大厦的坍塌。字串6

因此，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来看，当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不贬值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应对呢？还是长期方针呢？如果是临时性的应对，则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放弃不贬值承诺呢？如果是长期方针，又将会有哪些深远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字串4

从中央领导人一再重申的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理由来看，不贬值的理由更多是临时性的，而维持不贬值的措施也是临时性的。我们说，贬值会增加外债负担，会加深亚洲危机，会使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局面受到损害等。而且我们有巨额外汇储备，也可以做到不贬值。至于不贬值会影响出口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出口退税来解决。一年多来，事实表明，上述决策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1998年出口虽然只增长了0.5%，但对欧美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弥补了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出口下降。然而，靠大幅度退税来促进出口的做法恐怕难以持久。今年巴西经济形势的恶化，势必会影响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巴西工业品对美欧的销售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美欧减少对巴西出口，而影响美欧的需求增长。同时，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南朝鲜的经济仍未见好转。此外，还有必要考虑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即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可能会在今年某个时候突然破灭。在如此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靠退税来维持出口的空间将会十分有限。而一旦退税不再能象1998年那样有效地发挥作用，出口进一步下降，那么是否还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呢？这就涉及到长远的经济发展思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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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有一种意见从一开始就反对人民币不贬值。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贬值是出口竞争最强有力的武器。以1994年的贬值为起点，中国逐渐夺取了东南亚一带新兴国家的出口份额，战果来之不易。但是东南亚货币大幅度贬值后，将会重新夺回其出口份额。如果中国在1997年10月前后主动将人民币贬值20-30%，再考虑到国外进口商的交易成本，和中国内在廉价劳动力库的存在，至少可以保持现有的市场不被东南亚重新夺回。一旦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则外资和外商将有足够的时间将他们的生产和采购基地移师东南亚，到那时候，我们再要夺回市场份额，中国的牺牲就大了，也许贬值幅度要达到60-70%才行。对于考虑贬值会引发货币贬值恶性循环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竞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你不加入恶性竞争，就会被淘汰出局。对于考虑货币贬值会使各国进口能力下降，从而出口也不能增长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虽然总的出口市场会萎缩，但贬值会使我们在萎缩的出口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在市场竞争中，“宁要份额、不要利润”是至理名言。至于说人民币贬值会增加外债负担，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出口强劲才有实力偿还外债，如果由于不贬值使出口下降，甚至出现逆差，那就更无法偿还外债了。况且，人民币贬值还会冲销银行体系的坏账。因此，人民币不贬值意味着把好不容易打开的国际市场拱手让人，意味着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出口导向战略，意味着退出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意味着重新闭关自守。

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国还是不完全

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出口退税这一绝招对付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因此，去年中国既没有贬值，又没有放弃出口导向战略。但是，不能不承认，从长远来看，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坚持不贬值最终必然意味着放弃出口导向战略。由于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发展战略，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开放政策的具体表现，是不可能放弃的。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才都会在中国政府一再重申的情况下，继续预期人民币贬值。字串9

然而，正如巴西危机时，中国领导人再度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时发现的那样，贬值仍然是十分危险的选择。在国内，人民币贬值会引发银行和政府信誉的贬值，从而使潜在的社会危机显化；在国际上，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加速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这样，一个幅度并不大的贬值决定可能会成为一场空前激烈的全球金融风暴的起爆器。更令人不安的是，国内、国际这两种风险都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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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民币贬值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字串1

二、重新认识出口导向战略的利弊得失

市场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路经济；发展策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我国早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我国公路的建设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发展机遇的过程中，我国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的建设速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公路建设的范围也从以往的城市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公路经济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引起了业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公路经济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我国目前公路发展的主要现状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显得过时。特别是在现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公路的建设已经到了一个全速发展的新时期，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普通的公路，建设的数量都是十分惊人的。但是就算有着如此惊人的发展，我国公路发展由于起点低、限制因素多等方面的原因，总体的发展现状仍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有着诸多可以进步和上升的空间。又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分布范围很广，公路的建设分布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性。很多海拔较高的区域，公路的覆盖率仍然比较低，不能完全满足当地居民对于公路的实际需求。同时，我国公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其主要突出表现在建设施工质量上、公路经济体制不健全、公路建设人员素质偏低等多方面。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公路事业的整体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值得我们研究和讨论。

二、公路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主要关系

（一）公路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公路经济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更是无与伦比的。换言之，公路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与社会的繁荣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要想市场经济能够得以高速发展，公路经济也必须走上正规，与市场经济在相辅相成的氛围中协同发展。

（二）公路运输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现如今，物流已经成为各行各业想要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而在物流领域中，运输业又是关键因素所在。繁盛的公路运输业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路建设能够让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让各地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尽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地域居民的需求。同时，与其他运输模式相比，公路运输门槛低，费用合理，是我们目前最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公路运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健全公路运输业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

（三）便捷高效的公路运输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往，我国市场经济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发展壮大的一大限制原因与公路建设的不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现如今，随时我国公路建设里程数的不断增加，由于交通不便带来的各种限制与瓶颈逐渐得到克服，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得到了扭转。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过去由于交通的不畅，经济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有的甚至几年几十年都得不到丁点的发展。同时由于没有畅通的道路，当地居民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外面的资源无法到达山区，而山区的一些资源也无法外运。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因为欠缺了公路的建设，这些地方的区域经济根本无从发展。但是自从有了公路建设之后，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公路就像一座桥，让山里山外的沟通变得顺畅。两地的资源通过公路可以自由便捷的进行传输，偏远地区不再仅仅是一个封闭无知的”不毛之地”。相反，有了公路的沟通，偏远地区逐渐“摘下”了贫困的帽子，并逐渐积极的参与到市场竞争的洪流中，并凭借自身的优势资源，完成了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应尽的力量。

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经济长远发展的必要性所在

现如今，我国对于公路经济的需求和渴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公路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是愈加明显。我国现在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城市、农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而只有在可持续发展公路经济战略的指导下，相应的经济目标才能得以逐步实施完成。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领略了“公路先行”的重要性，对各地的公路运输、公路收费、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等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公路经济相应指标的逐一实现也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化且多渠道。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下，以往短期的、盲目的公路经济模式已经被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公路经济模式。只有在维护公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让公路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充分发挥效用，最终造福于当地的居民，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

四、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长远发展的主要策略

（一）建立健全科学规划的公路管理体系。

首先，在进行公路经济管理中，应该始终维持公路发展的正面形象，避免在管理中存在的乱收费、不作为等行为的发生。同时，为了保持公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建设一整套与实际相贴切的公路管理体系。通过体系制度的约束，让公路经济的发展之路变得更加顺风顺水；其次，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严格约束公路经济中各个人员的行为规范。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理念的约束，部分的公路管理人员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端正，使得公路经济的发展十分不顺畅。为了扭转这一窘境，相关管理部门必须进行及时的管理，并对照相应的规章制度重新树立公路经济管理人员的形象，并通过有效的财政制度避免工作中出现乱收费和公款私用的现象；最后，建立健全公路管理体系，只有严格进行质量控制，才能有效保证公路建设的质量，让公路建设的理论寿命和使用寿命之间的差距降至最低。换言之，科学规范的公路管理制度体系对于公路建设与公路管理的意义十分重要，也是提升我国市场经济效益的有效策略之一。

（二）通过具体的措施提升公路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首先，相关公路部门必须从思想层面上加强对于各级员工的教育培训，通过过硬且到位的思想培训，让员工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相应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以增强。同时，工作责任心也不断提升；其次，除了针对与普通员工的教育之外，对于公路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的教育与培训也是不容忽视的。领导是每个部门的领头羊，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连领导的思想和工作思路都存在偏差的话，其带给员工的负面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应该经常对单位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工作，让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成为普通职工的榜样，并让普通职工争相学习学习和效仿，进而在单位内部逐渐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你追我赶的良好工作氛围；再次，公路经济要想始终保持长远的发展，对于懂技术、懂科学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是始终不能停歇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技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相关公路部门必须结合自身实际的人才需求，不断招贤纳士，让更多的高素质的人才加入自己的队伍中，助力公路经济的发展；最后，公路相关部门还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岗位培训模式，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组织在岗职工参加一系列的岗位培训，提升职工的业务素质，通过培训让职工时时掌握最前沿的行业资讯，有效的提升我国公路建设的质量与效率。

（三）强化公路的日常养护工作力度。

首先，公路相关部门必须明确认识，重新定位，将公路养护工作摆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上。很多公路部门往往非常重视公路的前期施工建设环节，而对于公路的养护则显得漠不关心，很显然，这种思想观念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公路经济的发展；其次，相关公路部门还必须合理控制安排公路设计、施工、养护各个阶段的费用开支。避免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在具体的实践中，很多公路日常养护得不到有效开展的主要原因就是资金的短缺。而造成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即为资金安排的不合理；最后，在实施公路养护的过程中科学合理方法的选取也是十分重要的。公路养护工作归根结底就是一项预警工作，其应该渗透到公路管理的各个环节中，而非仅仅是为了应付所谓的检查，临时抱佛脚而已。相关的公路养护人员应该在工作中保持认真细致的态度，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进行严格检查，并制定出相应的预警措施。同时，在开展养护工作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保障公路路面的平整度和完整度，并关注路面排水系统是否完好等。对于公路的日常养护而言，对于公路排水系统的维护维修往往是重点工作之一。在具体的实践中，很多公路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积水问题，最终导致公路路面出现严重的损坏现象。特别是在雨季时节，对于排水设施和系统的建设和养护更是十分重要，做好了相关工作之后，公路才能得以正常发挥作用。

（四）强化物流业的发展。

要想实现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强化物流业的发展非常关键。第一，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在政策上重视物流运输业的发展与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于区域货物资源分拨中心的建设，加大对于当地物流行业发展的扶持力度。第二，要想让市场经济下的公路经济得到更加长远的发展，创新建设物流发展新模式也是一条可以逐渐摸索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各级地方政府都应该认真思考，严格探索，构建和谐健康的物流发展新模式，进而助力公路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物流业的良性带动，公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着科学严谨的依据作为最终方针政策。

结束语：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保障。在当前公路建设不断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对于公路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等都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公路经济与公路管理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科学规范的公路管理能够有效提升公路经济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王燕.浅谈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J].轻工科技,2015,12:158-159.

[2]刘洪霞.简述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J].科技创业家,2014,04: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