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电影成为服饰时尚重要的传播媒介，当时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探讨。以服饰为切入点对电影进行研究，借助设计学、符号学等研究方法可打开电影研究的新视域，在电影的二维画面中呈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形态，这些信息是解读服饰史、电影史等都市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电影；服饰；设计

衣服是一个文化传播系统（CulturalCommunicationSystem），一种身体语言，讲述的正是一个“心理—生理—社会—政治”（Psycho—Physical—Social—Political）的故事。[1]在电影诞生之后，服饰借助这种媒介，它的文化传播意义被再一次扩展。在西方电影服饰的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俨然已成为显学，在国内对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电影史中的服饰文化研究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服饰文化的生产领域不仅仅在影像本身，也存在于当时的电影刊物中。从1921年至1949年，上海总共出版电影刊物207种。[2]其中包括电影广告、影迷杂志、明星画报等，收录了大量的剧照、演员定妆照、明星写真等，一方面秉持写实原则的影片真实地或扮演式地记录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影迷文化的兴起使电影及电影刊物成为服饰文化传播推广的重要途径。电影对于民国时尚—“翻新”（fashion）和“摩登”（modern）观念的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这时期已有先期的研究者从电影服饰的叙事、审美功能进行多方面研究。民国时期的报刊中，有不少评论电影演员服装穿着的批评文章，包括《民国日报》中曾发表的《女演员穿高跟鞋之问题》（1925），林淇《女演员的服装问题》（1926），以及电影杂志《银星》中的《服装问题》（1926）等。其中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演员服装是否符合时代和人物身份的特征，洋装与民族服装孰重孰轻等。近年来中国电影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而中国服装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标签，在国际舞台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电影中服制文化可以加深对中国设计传统的直观认识，也能够对当下的电影服装美术设计、传统服饰现代化的设计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电影史中服饰文化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而言，首先是以服饰研究观照当代中国电影史，以主题研究结合权威的电影史论述，构成本文服饰的内在逻辑和“史”的脉络。其次，从跨文化视野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主要运用身体理论、视觉文化，辅之以女性主义、符号学、社会学等方法来对当代中国电影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个案的分析。再次，超越服饰和电影文本分析，把电影中的服饰置于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中，试图从借鉴李超德教授“审美设计学”“大设计”的视野，将服饰和电影文本、电影文本和社会历史文本构成的互文关系进行论证。1895年电影时代到来预示着视觉文化的兴起，电影给观众提供的活动影像构成了20世纪新的视觉奇观，电影中的服饰构成了另一种视觉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的关系最早可以是在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1984-1949）的论述中出现。1913年，巴拉兹提出了“视觉文化”的概念，他把电影的出现看成是古代印刷文化向现代视觉文化的转折点，而且讨论了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所具有的艺术特性和巨大的社会传播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特质。巴拉兹提出了“认同论”，他认为，人类的身体语言是“一种可见的直接表达肉体内部的心灵的工具”，电影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使“人又重新变得可见了”。观众坐在电影院里“纯粹通过视觉来体验事件、性格、感情、情绪，甚至思想”。[3]巴拉兹敏锐地抓住了电影的本体特征：不管电影技术如何升级，电影作为以身体和运动图像来表意的艺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电影艺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观众创造的。电影服饰的研究同样是探讨在社会变迁中人们对身体管理的观念变化。身体是服装的载体，服饰的语言透过人的内在精神被身体表达出来，再通过电影机制将他们共同呈现在银幕上，因此关于电影服饰的身体现象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梅洛·庞蒂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基础开创身体现象学，他在《知觉现象学》《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等著作中表示，身体在世呈现出一种独特蕴涵结构，即心灵、身体和世界三者构成了一个相互蕴涵不可分割的循环辩证系统，梅洛-庞蒂用“具身性”概念指出，身体主体的知觉，人是通过身体意识到世界的，身体是在世界存在的媒介物。身体并不与现象世界构成一种主体—对象的区隔关系，而是自身就“在世界之中”。“在世界之中”的身体与其他事物构成一种共生关系，而相应的身体经验远比将世界万物抽象为形式或符号的理性经验更为丰富。米歇尔·福柯进行了身体政治研究，他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经典著作部分继承了尼采的思想，拓展了身体理论的研究深度。“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体的历史。不论是旗袍、中山装、列宁装，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语汇中，人的身体附着的服饰也受到受制于权利、阶级的限制。福柯发现，很多时候身体是一种被动的身体，权力和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的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4]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派，揭示“力比多”身体。吉尔·德勒兹发现，身体是力的本身，还是各种力量的角逐场：“界定身体的正是这种支配力和被支配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力的关系都构成一个身体——无论是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身体。任何两种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关系，就构成一个身体。”“身体是不同的力量关系（包括自然力量、文化力量、社会力量、科技力量等)共同作用的交汇点和构成物，任何一种力量本身都将在身体上留下印记。”[5]在德勒兹那里，身体完全排斥了意识，纯粹是欲望的化身。他提出“欲望一元论”：“社会生产在确定条件下纯粹是而且仅仅是欲望生产本身”。[6]

三、电影史中服饰研究的文化价值

对电影服饰的研究可发掘不同时代电影中服饰的文化价值，分析电影与现实的对照关系，看电影中人物所着装反映的时代风貌。一方面，电影是引领着时尚潮流，另一方面电影的写实主义倾向，在服饰中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通过严谨地考据、分析，从服饰的角度对社会生活史、都市的消费文化、市民风尚进行深入研究；将服饰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和多元的文化符号，结合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想的演变，分析时尚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脉络之间存在的互文关系；研究电影中的服饰呈现出市民生活形态、国家的经济水平，尤其是民国时期轻工业、纺织业、城市工商业等与服饰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展示和梳理电影影像呈现的服制变革，一是通过对电影史和服饰史结合来分析视觉文本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反映、互动关系；二是在一个相对抽象的层面上，跳出单纯的电影、服饰文本分析的层面，来探讨电影服饰的文化意义，即电影服饰在都市文化的语境中占据的位置，电影服饰如何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样式参与历史的建构。通过电影研究梳理服饰变革的历史，结合当下中国的设计，能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和发现传统服饰中的文化内涵，在电影中运用中国元素的设计，能够将本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电影作为一种推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它的传播同样影响审美取向、道德观，甚至是建构宏大的价值观体系。举例而言，民国时期以及1980年代电影中的服饰曾经成为引领都市流行文化的风向标，同时它也是读解历史的社会文本。社会变革和电影服饰文本之间存在这一种可逆的、相互影响的方式。作为电影史理论的实在论是将电影当作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电影服饰都可当作一个历史事件：设计的源起，来自中西方服制元素的融合与借鉴，是否无意间道出时代的隐意识和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观、价值观，电影服饰反映了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2］王晶．民国上海电影女明星服饰形象研究［D］．东华大学，2014．

［3］巴拉兹·贝拉，著．电影美学［M］．何力泽，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4］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5］德勒兹，著．尼采与哲学［M］．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6］汪民安等，编．后现代的哲学话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刘亚玉 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