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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论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试论;“三农”理论;特点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深受党的高度重视,为了较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党历代领导集体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三农”思想。的“三农”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过的国情的国情入手,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理,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三农”观点,为以后中国“三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发展了的“三农”思想,解放农村生产力,对“三农”问题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继续强调和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突出了农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在继承、邓小平“三农”思想理论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提出了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突出强调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处理好“三农”问题,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新世纪新阶段,继续继承前人思想,形成了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下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在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农业基础理论的有一次重大发展。各历史时期,党的“三农”理论虽有不同,但在理论来源和理论架构上有着一脉相连的内在体系,因此党的“三农”理论特点具有以下特点:

一、党对“三农”理论的探索具有主动性、战略性和时代性

党领导集体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始终保持积极主动姿态和高屋建瓴的眼光。党不是在广大农民的压力下,而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着眼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着眼于中国发展战略的需求,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参与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党总是站在时展的高度,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对马列主义“三农”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三农”思想是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形成的。民主革命时期,运用阶级分析法把农民分成不同阶层,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调动了农民及积极性,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建国后,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邓小平在总结在探索“三农”问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大背景下,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根据国情并结合外国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20世纪90年代,审时度势,针对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成为普遍趋势和我国在“三农”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进入新世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经济优势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给我国“三农”已带来很大影响,“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在新形势下,在科学发展观的统筹下,形成了新的、系统的“三农”思想。

二、党的“三农”理论具有科学性、继承性和创新性

党的“三农”理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因此党的“三农”理论才能在实践过程中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即使有过错误、偏差,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也能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从而使得“三农”问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纵观党历代领导人的“三农”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十分强调“三农”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加强城镇化建设,坚持对农村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等方面。党的“三农”思想在一脉相承下不断发展创新,与时俱进。的“三农”思想,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形成了许多新思想。建国后,又创造性地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互助组到初级社,最后发展到高级社,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继承了的“三农”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思想。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90年,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两个飞跃”思想,这一思想给我国农业如何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指明了道路和前进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继续深化改革。他提出了两个转变思想,即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经济增长方式要有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且“农业发展也要靠两个转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他特别强调要以德治农与依法治农相结合,使农民的权益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同时要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六大以来,又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新的“三农”理论。针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加剧,把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他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理论,自2006年起废止农业税,结束了两千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减轻农民负担,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出台一系列政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在处理工农业关系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理论。党的“三农”理论在科学思想指导下,不断创新、完善和发展。

三、党的“三农”理论的形成具有历史反思性和开放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政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正如邓小平所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在对“三农”问题认识处理过程上,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一系列正确主张,但由于晚年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他的正确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不前。“”结束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反思和总结,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适应各个时期的“三农”理论。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反思,保证了党在探索“三农”理论过程中做到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在总结和反思的同时,党也十分关注国外在处理“三农”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三农”问题不只是我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1956年2月,在《论十大关系》论述中提出要借鉴苏联经验教训,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缩小剪刀差,发展以农、轻、重为序的国民经济等,也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力条件,更多一些利用国外资金、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外成功的经验,党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科学吸纳、博采众长。

四、党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集体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在理论上努力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在实践中虽有过曲折徘徊,但克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绩。“三农”理论为未来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因此在实现过程中就会有许多复杂因素成为阻力,这就决定了“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党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以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及时应对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挑战,这样才能克服困难,完成使命。

“三农”理论一直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历经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体系。“三农”问题能否成功解决,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坚信在党的“三农”理论指导下,“三农”问题定会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定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999.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三农”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2-0001-07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执政经验与理论进行系统地总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对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作以系统的总结。

一、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中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但对于“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经验”的研究却很少。就内研究现状而言,虽说“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现就搜集到的资料,就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基本理论的研究分下述两类略作综述。

1.有关党领导“三农"32作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当前,全面研究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文章比较少,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某个方面进行的:(1)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三农”理论的探讨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是“三农”思想的理论来源。(2)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振辉在《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发表的《十六大以来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分为:重中之重,两个趋向论断,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与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七个方面。(3)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特点的研究。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发表的《对“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三农”思想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三农”定位的高度,二是科学理论的系统性,三是理论风格的求是性,四是施政思路和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五是价值取向的人民性。(4)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大意义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认为,“三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是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二是推进了我关于“三农”工作的实践。

2.有关党领导“三农"22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关于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对“一号文件”的研究。如,董文兵在《中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发表的《从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看30年农村改革》一文比较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共产党专门就农村工作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初两个时期共的lO个中央“一号文件”,总结了lO个中央“一号文件”所集中反映的中共产党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总之,当前研究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成果中,大多数学者仅仅就某个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就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与经验的创新与发展进行及时、全面梳理的文章还未见到,这就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

(二)研究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是我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党中央出台惠农政策最多的一个阶段。面对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理论界对这一阶段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1.理论层面。系统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进一步完善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体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学理资源。

2.实践层面。通过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指导我们科学面对我农村发展出现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农产品告别了短缺,但是“三农”问题不断显现,“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引起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针对“三农”工作,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把我们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深入研究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产生的背景,有利于深刻理解理论产生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背景可以从现实与理论两个角度来把握。

(一)现实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可以把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用以下几个字来表述:

1.重:农民负担重。(1)税费负担过重。税费改革前,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1 359亿元。(2)教育负担过重。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抽样调查发现,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3)医疗费负担过重。卫生部2004年12月2日公布的《第三次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城乡居民平均一次住院费用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收入。

2.多:农民利益流失多。(1)价格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为了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合同定购。通过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运用比较隐蔽的价格手段,使农民的利益合法地从农业流向城市的工商业。专家估算,建以来农民累计作出的资金贡献高达约

9516亿元。近几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但一些行业仍处垄断经营状态,同时,工业产品在价格方面相比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实际上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存在,专家估计每年仍高达1000多亿元。(2)税收方式。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的税负不公与传统农业的税负过高,在税费改革以前农业税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465亿元。(3)信贷方式。近年来,由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各大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普遍存在从农村中收缩营业网点,并且转移信贷重点,向大城市和大企业集中。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从农村吸储多、放贷少,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据测量算,1996-2000年,农村地区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的资金由1912亿元增加到4048亿元。另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以后的数年份中,信贷资金都是从农村净流出的,在1979-1994年的15年间,有11年为净流出,流出资金总量为882亿元。致使农业和农民办的乡镇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以2000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而用与乡镇企业和农业的仅占10%,(4)土地征用方式。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审批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而城市建设土地的出让价则实现了市场化,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大幅飚开,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为政府建设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中转移出的土地资产收益超过了2万亿元。(5)行政管理制度。现实中乡镇职能严重错位,一方面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干部为了片面追求政绩,不切实际地大搞政绩工程,使农民苦不堪言。同时乡镇机构雍肿、人员膨胀,全国仅在编的乡镇干部有1200多万人,大约40个农村劳动力供养一名干部,为了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和维持乡镇的正常运作,巧立名目、乱集资、乱罚款,以罚代管,变换各种手段从农民身上取得收入,这无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6)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后我国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约束与城乡壁垒仍然存在,有许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大大地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土地的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形成了约1.5亿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进城务T的约1.3亿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既不享受社会保障,也享受不了基本的劳动权利。他们用超长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换来是微簿的工资。他们用辛勤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富强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却总也摆脱不了贫困和被歧视的境况。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最低贡献1-2万元计算,四川有300万人在广州打工,为广东省的GDP的贡献每年约为300-400亿元。

3.少:财政投资农村少。(1)公共财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国家从农村中征收的税收增加很快,但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则明显落后于农村税收增长的速度,使财政资金从农村中净流出1978~2001年,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了2 594亿元,年均增长20.3%。同期,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由不到51亿增加到1516元,平均增加10.5%。致使农村资金由财政渠道净流出达1078亿元。(2)社会保障:现实中农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政府把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分配给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农村比例严重偏低。2002年财政用于城市社会保障的资金约1200亿元,城市人均239元,而投向农村的约186亿元,农村人均约24元。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

4.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2002年达到3.11:1,创改革开放24年来新高。2003年将再创新高。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为1.5:1,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为其一。

5.差: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集体组织的不断解体,农村公共物品缺少了主要的投资主体,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年久失修;一些曾经消失的流行病重新出现;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这些严重的问题要求我们党需要对以往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

(二)理论背景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时期阶段性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利润,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将得到大的改变。工业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增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城乡统筹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当工业化借助农业剩余扩张到能够通过自身的积累生成推动工业化的能力时,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就不应再从农业中吸纳资本等要素。刘易斯认为,随着农业完成工业化积累的转折点出现,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萎缩,农业应成为接受“补助”,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换言之,一旦农业利润不再作为积累流向工业部门时,农业就获得了利用自身积累来寻求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确保农业积累不再为工业发展所吸取,农业与非农产业平等发展。众多学者认为,2002年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为最重要的理念。所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对“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成果

“三农”工作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党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都需要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展的要求,针对“三农"32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我们党新的“三农”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举措”的政策体系。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六个基本”构成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体系

1.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工作方针开始重大的转变,由城乡有别向统筹城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转变。

2.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在这个阶段“三农”工作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3.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国现在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

4.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2003年年底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重大问题,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我们党制定新“三农”的政策提出了基本方针。

5.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专题叙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同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指出,2006年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的关注由经济层面向全方位的转变。

6.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基本目标。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三农”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我们党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这“六个基本”构成了新时期指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

(二)“举措”构建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体系

正是基于这一些战略思想,2004-2008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税收的历史;二是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历史先河;三是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四是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五是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六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筑了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七是不断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八是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基本构建起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成果的特征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三农”理论,与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相比较具有显明的新思想和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新

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而我们党的新“三农”理论是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提出来的。因而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二)追求的目的新

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一方面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重视农业税收,重视禁止农民经商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这种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主要是重农业生产,重农民人口的数量,重国家对农民的索取。

我们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当作革命的主要问题,所以农民拥护共产党,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把7亿亩土地分给3亿农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按说农民问题应该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新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搞工业化。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工业化,必须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道路,也就是“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因而国家继续征收农业税,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同时还实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经过20多年,我国工业化发展了,农民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工农差别、城乡差距形成了,而且愈来愈大。事实上我们党重视“二三农”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农民仍然是被索取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发展也在总体上到了中期阶段,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新的“三农”理论,从战略看,主要是重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重维护和实现农民利益;重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从工作看,主要是财力分配等向“三农”倾斜,特别是废除农业税,实行补贴政策,“以工补农”取代了“以农补工”。很显然,我们今天既重农民的力量,更重农民的利益;既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更重农民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新的“三农”理论追求的目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说既重农民的“力”,更重农民的“利”。

(三)体现的指导思想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新的指导思想。中央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特别是几个“一号文件”所制定的政策,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是农业的主人。从根本上说,农业、农村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业、农村的发展要靠农民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农民问题着手,是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关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最重视的是人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中央坚持把农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一号文件”把农民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首要目标,体现了对农民的最大关怀;文件首次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地位和贡献做了充分肯定,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充分尊重;文件强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表现了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决心和气魄,体现了善待农民工的深厚感情和对农民工高度负责的精神;文件强调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更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城乡、工农之间、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也严重

失衡。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们党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五个统筹”的思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

(四)提出的观点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这些新的“三农”理论的观点在我们党理论中是首次提出的,是我们党的理论中新思想、新观点。

(五)制定的措施新

在新的“三农”理论的指导下,2004―2011年,中央连续出台了8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具体可以总结为“举措”的政策体系。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在我们党的政策中以前是没有的。

五、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贡献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理论贡献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西欧社会的发展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但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预想到、也没有论述的。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二)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首先继承了我们党的“三农”思想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阶段、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了新观点、新举措。如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农”思想都是在工业化初期,在“以农补工、以乡养城”这种发展模式下提出的思想观点。而进入到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应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模式,各项政策与工业化初期必须进行重大的转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三)论述了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工业化是每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初期,要发展工业,原始的资本积累只有从农业中提取,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而发展到工业化中期,工业的积累能够满足自身的发展,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利润率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就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提出的“六个基本”的观点和“举措”就初步论述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统筹城乡发展;

作者简介:傅晨,男,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主要研究方向: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

解决好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究竟什么是“三农问题”的确切内涵,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以及根治途径是什么,“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有何内在联系,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清楚说明,在实践中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如果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就会陷于不得要领,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甚至偏离了方向。本文的任务是建立“三农问题”的一个一般分析框架,阐释“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解析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性质、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三农问题”的内涵和一般特征

(一)“三农问题”用语的缘起和流行

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从来就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但是,“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提出并受到高度关注,却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关注农业问题,又归结为粮食问题,这种认识可称为“一农论”[1]。“一农论”有深刻的经济根源,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落后,温饱尚未解决,必须最大限度生产粮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粮食问题只是中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一个部分,理论和政策研究必须走出“一农论”,全面研究农民、农业、农村问题。

虽然对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研究早已有之,但是,一般认为,“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最早是温铁军提出。1996年,温铁军在《战略与管理》第4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用语。温铁军从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秉赋来认识“三农问题”,他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对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小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加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基础接轨”[2]。2000年,温铁军在《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试验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一书中,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正是因为资源秉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这‘三农问题’”;“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仍然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并非经济理论所讨论的‘生产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来分,亦即只能体现与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这就是说,农业经济理论立论的前提和农经微观研究追求的目标——‘效率原则’,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条件作为第一原则来体现”[3]。

虽然“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1996年就提出了,但是并没有马上流传开,“三农问题”这个用语流行是进入21世纪以后。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信中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李昌平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该书200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被认为是对“三农问题”的描述,对“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的流行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三农问题”这个用语真正在全国流行,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中央正视城乡二元结构折射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解决好农民、农村和农业“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重中之重”的表述表达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此,“三农问题”这个用语在全国空前流行。

(二)“三农问题”的内涵与一般特征

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但是,这个回答并没有清楚解释“三农问题”的具体内涵,没有说明“三农问题”所指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停留于这种解释,会使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陷于不得要领甚至偏离方向。君不见,在“三农问题”用语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对“三农问题”的含义明确界定,很多人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发生了“个性化”,一些人望文生义,在很泛的意义上谈“三农问题”,把凡是与“农”有关的都说成是“三农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国不仅有“老三农问题”,还有“新三农问题”(1)。“三农问题”俨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联系的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不同方面和具体表现。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并试图解决;同时,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而且必须在联系中分别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三农问题”的丰富内涵,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有一种认识,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既然“三农问题”的一般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过大,最本质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民收入没有增长,而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城乡产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业没有发展,而是远远落后于工业;“三农问题”中的“农村问题”是城乡公共事业的发展差距过大,不是说农村没有发展,而是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

综上,我们将“三农问题”定义如下,“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差距过大。

二、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现有文献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表述和归纳不完全一致,原因在于对“三农问题”的内涵没有明确定义。运用上述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增长速度不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见图1)。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始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倍(以农村为1)。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农民收入获得较快增长,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8倍。此后,农民收入增长起伏,增长速度落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1993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超过了改革初期达到2.8倍,2002年达到3.1倍,2007年达到3.3倍。需要指出,有研究认为,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偏小,农村居民收入中大约30%是实物收入,30%用于简单再生产,而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中包含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福利性收入,估计人均每年3000元,城乡居民的真实收入差距在6倍以上[4]。据《世界银行1998年发展报告》,36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一般为1.5倍,超过2倍的极为罕见,按照货币收入计算,当今世界城乡收入差距大于中国的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考虑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则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二)农业问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产业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城市以工业为代表的产业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而农村农业的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还相当落后,距离现代化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地方的农业处于弱质地位。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失修,有效灌溉面积减少,旱涝保收面积和机电排灌面积提高缓慢,农村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第二,农业生产手段改善缓慢。2000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603千瓦,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0.003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39台。2004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从业人员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093千瓦,拥有大中型拖拉机0.0037台,拥有小型拖拉机0.048台。4年之间只有微小的改善(3)。第三,农业经营规模细小分散。据农业部数据,2003年全国2.4亿农户,户均7亩,平均6块(4)。第四,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占有不均,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悬殊,农村劳动力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这种局面一直没有明显改善。

(三)农村问题: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

在“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下,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建设由政府出资,日新月异锦上添花,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落后或严重缺失。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基础设施发展差距扩大。2004年全国农村有145个乡、50124个行政村不通公路,不通公路的乡镇88%在西部地区,不通公路的行政村82%在中西部地区(5)。2006年农村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2007年全国仍有3亿多农民饮用不合格的水,农村饮用水符合饮水卫生条件的仅为66%。第二,城乡教育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自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占2%,省和地区合起来占11%,县占9%,乡镇负担78%,农村教育经费更多依赖预算外资金和农民集资(6)。农民教育负担沉重,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农村教育资源超负荷运行,教育水平不高。第三,城乡卫生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卫生投入向城市严重倾斜,80%以上的农民完全自费医疗。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发展报告》对191个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的公平性进行排名,中国排第188位,居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7)。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差距扩大。我国城市居民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以及较高的水平,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缺失。

三、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

对我国“三农问题”性质的认识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我国特有的问题,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产生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问题,生产力水平不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问题。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5];一些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消灭小农经济[6]。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性质,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两个角度进行认识。

首先,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三农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三农问题”。旧中国有“三农问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三农问题”,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遗留和延续,“三农问题”不是新中国甚至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一般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以及改革开放无必然联系,不能用“三农问题”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否认改革开放。

其次,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提供了制度条件,然而,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历史上遗留的“三农问题”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累积和叠加,变得更加尖锐和引人注目。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般性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而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特殊性质的意义在于,虽然“三农问题”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无必然联系,但是,能否有效治理“三农问题”,客观上成为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如果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成功治理“三农问题”,人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四、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和根治途径

(一)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三农问题”的延续,党和政府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和严峻的冷战国际环境,党和政府选择了依靠本国农业剩余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中心是转移农业剩余。由于对“三农”取多予少,农民、农业、农村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扮演“纳贡”的角色,这就必然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更加严重。因此,“三农问题”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但历史遗留的“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结果。

(二)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治途径

既然“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农内”和“农外”两个渠道,“农内”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农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消除对进城农民的制度歧视,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农外”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城市人口,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种类,提高农产品质量需求,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农内”收入增长。

第二,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一直受人多地少、资金不足的制约。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土地的承载压力;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农村公共事业,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的公共事业由政府建设,而农村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缩小城乡社会发展差距,必须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

五、结论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ス丶词:科学发展观 ; “三农”; 工作创新

ブ型挤掷嗪: 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5-0025-03

收稿日期:2008-08-09

基金项目:合肥工业大学2007年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农民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071706F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房彬(1978-),安徽临泉人,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与当代,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农”工作是党常抓不懈的工作。十六大以来,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三农”工作,作出许多新论断,形成一系列新理念,出台很多新政策和新举措,极大推动了“三农”工作的进展。

ヒ弧⑻岢觥鞍呀饩觥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ノ夜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极其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三农”工作。同志曾经指出,“三农”问题“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P120)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也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2]( P554)

ナ六大以来,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鲜明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8日, 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3](P112)之后,吴邦国同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4年3月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2月,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同志进一步强调:“‘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4] 2007年同志在党的十七大又一次强调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一词既反映了党中央充分认识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长期的充满艰辛的过程,又说明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思想。

グ呀饩觥叭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在党全部工作中的新定位,标志着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更难得可贵的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绝不是仅仅体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具体行动上。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出5个有关“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在实践中确实把“三农”工作放在党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ザ、作出“两个趋向”的新论断和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新判断, 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ス际经验表明,能否保持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事关一国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在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享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城乡之间出现巨大差距。如果任由城乡差距扩大,势必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我国也不可能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

ゼ于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五个统筹”之首,并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城乡统筹发展”思想的提出和深化,表明党中央对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上作出重大调整,这一思想为推进新时期 “三农”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同志又深入考察工农、城乡之间关系的发展史,总结了国际发展经验,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他说:“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5]( P 311) 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同志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ァ傲礁銮飨颉钡男侣鄱虾臀夜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新判断,体现了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进程和规律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工农、城乡关系思想的重大发展,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特别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ト 、提出“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新方针,为“三农”工作制定了许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