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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安定团结”与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在属性、宗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提出了稳定的重要性及实现稳定的措施，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脉相承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者关于安定与稳固的思想，其基本属性和最终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表现，是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生产，使国强民富，消灭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之后，都要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保护社会政治稳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自己的利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反抗和破坏，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但限于当时条件，对这一问题未能作深入具体的探讨和论述。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斗争形势，列宁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以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执政党建设以纯洁党的队伍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主张。然而，列宁因执政的实践比较短，许多影响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稳定的因素没能见到，也就没条件对这一问题作更多探讨和论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许多关于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理论，曾采取过许多措施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得到翻身解放，上升为国家的主人。但是，怎样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和创造性的观点。如他指出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从提出了对待少数人闹事采取积极而有准备的态度的主张，到提出了诸如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惩办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对闹事的群众加以正确引导，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消除腐败现象等等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措施。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率领全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总结和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我们党自己在社会政治稳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比过去更为复杂的现实环境，对如何维护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对这问题的论述内容非常丰富，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稳定观，概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论述了稳定的重要性。邓小平极端重视和非常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可从两点理解：其一，强调稳定是改革、发展的首要前提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也需要条件。邓小平同志认为首要的条件就是稳定。他反复指出：“要实现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其二，他指出，稳定对改革、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中国的发展，关键是政局稳定”，“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政治不稳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因此，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当然，他也提出，稳定本身不是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发展。忽视了这个宗旨，片面地求稳，就会影响改革发展进程。

其次，在分析了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复杂因素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如何实现稳定的措施和对策。如在政治方面，提出了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基础，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局面的保证，是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前提；加强党的建设，注意选好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建立起一个好的中央领导班子；加强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现象，割掉这两个影响党群关系、干部关系的毒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消除各种不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的因素；以及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及时消除动乱因素，等等。在经济方面，提出并强调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改革过程中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以减少失误，实现“有秩序地”改革，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以免偏离改革目标，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二、的“安定团结”与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在具体内容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的“安定团结”与邓小平的“稳定”思想之间有着重大而明显的差别与不同，这里从以下几点来对比分析：

1.在认定和把握什么是实现和保证稳定的最根本因素问题上，有明显的不同。

实现社会稳定受多种矛盾制约，换句话说，决定社会的稳定与否有多种因素。在多种矛盾、多个因素中必有一种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或因素，能否对其抓准抓稳，是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点上，有过重大失误。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对主要矛盾的实际把握出现了偏差。就其主观动机和目的来说，不可否认是从维护稳定的目的出发，而在具体做法上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认定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其路线和精神在会后不久就遭偏离，随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建设时期，抓建设断断续续，政策摇摆，虽经几次调整，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总体上说，这段时间未能明确稳定地将发展社会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作为保持稳定的根本因素来对待，因而也就使稳定缺乏根本性的动力和保障，到“”时期，关于稳定的根本因素认识上的偏差更为严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下，出现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生产遭到破坏，“”中虽提出过“安定团结”的口号，但在理论上未有较详细而具体的阐述，实践中也未能真正有效地实行，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已经造成的影响，十年动乱给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直接与间接的损失和影响，使我们错过发展机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并强调，在维护稳定局面的各种因素中，其他因素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因素。他指出，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长期稳定的社会局面，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最根本的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他反复强调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扭住不放”，“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社会矛盾的终极原因，它制约、影响着其他矛盾和问题。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展，谈不上长期根本的稳定。在国际上，落后就要挨打是无争的事实，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沉痛教训，当今的国际关系也反映出这一道理，无须多述。在国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不突出的矛盾，除了其他方面种种原因外，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还远远不能普遍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可以说，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范畴里，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道义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分相联系。

邓小平从抓生产建设、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问题上来考虑实现社会稳定的思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实践中已得到验证。20多年来风风雨雨，我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逐步走向富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更加提高，改革开放稳步发展。20多年来各种不利因素和矛盾的化解，自然灾害的应付与处理，各种严重的社会困难的克服（其中如1989年春夏的风波，1998年的特大洪灾等），都是这条基本路线正确性的具体显示。1999年春，在全国人民纪念80周年，积极准备迎接建国50周年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袭击我驻南使馆造成多人伤亡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能将爱国激情与理智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各种抗议和激情表达活动，用加倍努力做好实际工作、把我们国家建设搞上去的行动来体现爱国激情，这反映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进一步成熟。当然从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上来看，是人们体验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更深刻了，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前途充满了信心。

2.在关于稳定理论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上，二者有着明显差异。虽然对维护政治稳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行过认真探索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也进行了具体实践，但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在政治上，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到“”时期则发展到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使得我们不仅偏离了工作重心，还给党、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灾难。在经济上，从1956～1966年的10年间，未能始终如一的将经济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中心工作来抓，断断续续，大起大落。，，瞎指挥，浮夸风，盲目高指标，国民经济各部门不协调发展等。至于“”期间，则无需赘笔。在社会上，将对待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方式和态度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法制不够健全的前提下对群众运动和种种事件缺乏具体分析和引导，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致使一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以不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影响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也为一些敌对和破坏势力所利用，实际上造成了不稳定。

相比之下，邓小平关于“稳定”的思想，更具有其内涵上的科学性、系统性，更具有时代特性，这里从以下几点来看：

(1)正确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根本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突出重要意义。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与任务，在准确地阐述改革、发展、稳定的性质和内容和基础上，论述了三者辩证关系。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是手段，是动力，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关于发展，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贫穷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长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道理。关于稳定，如前文所述，更有丰富系统的论述，向我们说明了，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稳定是条件，稳定是保证。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关系。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要稳定也要改革。改革是否成功，影响发展进程，也影响社会稳定。在生产发展的速度高低上要适度，生产发展了，把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稳定。而社会稳定与否，既影响改革的推进，又会影响发展进程，只有在稳定的局面下才能搞好建设与谈发展，必须重视稳定这个前提条件的关键性作用。这三个根本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在矛盾统一体内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任务变化而变化着的。邓小平也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对某一方面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这个理论克服了关于稳定理论观点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及其实践上的波动性和摇摆性，科学地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阻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2)在动机与效果、手段措施与目的上的一致性。措施、方式、手段的采用是否科学得当，直接关系到目标实现与效果的如何。邓小平运用矛盾学说，对如何实现稳定问题也提出了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在强调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稳定得以实现的根本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实现稳定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各种手段、方式的运用和适度性，与目标的一致性。注意系统、联系地去考虑问题。如提出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安定团结、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障；强调两个文明一齐抓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作用，其中的精神文明既包含了四项基本原则为主的政治内容，也包括了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几大方面；再如，强调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这是与邓小平关于实现稳定政治在手段上的鲜明区别点：认为无节制的群众运动体现了群众的革命精神，有时又将矛盾扩大化，处理过严过重，理论上与实践上出现失误。而邓小平则强调抓民主法制建设，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内容、相互关系，使实现政治稳定的手段与目的更好的统一起来；再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消除各种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在一定条件下向敌我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等等。

总之，关于“安定团结”与邓小平关于“稳定”思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其性质、根本目上的一致性和成熟程度上的差别。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时间、条件、主客观等多种因素。其中不变的是：科学理论是随着时展，紧密依赖于实践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要认真研究能正确反映社会实践，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理论，以指导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