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系统的一个分支，不仅对于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关乎人才市场的供需平衡。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到美国的社区学院，再到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应用技术大学，“职业教育不再被看作是普通教育的附属品，而被当成一种主流教育渠道”。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将职业教育划分为中等职业教育、专科高职等职业教育、本科高等职业教育，完善了职业教育的层次和结构，并把普通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型提上了议事日程。即“通过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学校转型发展为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可见，随着国家经济、科技和教育的不断发展，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是，职业教育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并不理想，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系统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多维的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价值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其生态平衡主要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交换关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平衡。”本文认为，职业教育系统除了内部的结构和功能需要改善之外，应重点在外部的价值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改进，以推动职业教育向生态化发展。

一、树立生态理念，明确职业教育的价值生态环境

（一）生态文明理念的理论渊源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ecology）概念。他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说：“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A．G.坦斯烈（A.G.Tansley）首先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认为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作用，在结构和功能上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到20世纪中期以后，生态学开始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逐渐形成了生态哲学，再加上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开始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视角，把世界看作是“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寻求一种有别于工业化的系统化、生态化的发展模式。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地将生态学理念运用到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上，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以指导社会系统的改革与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形态，同样需要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以实现职业教育的生态化发展道路。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类型，但由于社会对其认可程度较低，造成了外部生态环境上的不平衡。其中，对职业教育价值认知上的不足成为影响其生态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职业教育承载的价值生态环境

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分支，对于教育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具有关联性、适应性、共生性、平衡性，影响整个教育系统的功能完善，承载着重要的职能和价值。本文认为职业教育至少承载了3个价值：首先，关乎教育的平衡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之后，教育多样化需求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受教育者不再盲目追求高端化、精英化的普通教育，更多地考虑教育成本和回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对人才的使用也更加理性，普通教育的高学历、精英化人才不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动手能力突出、吃苦耐劳的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他们需求的重点。目前，知识型人才过剩，而技能技术相对不足，职业教育的发展承载着教育平衡的重任。其次，关乎受教育者的和谐成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是单一的知识型，而是多种类型，受教育者的职业诉求也出现多种倾向，职业教育以其灵活的办学方式，能够在社会需求和受教育者职业诉求之间进行协调，能够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选择技能型的培养道路，满足受教育者的期望，实现其和谐成才。第三，关乎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不仅需要高端知识型人才，更需要以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作为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综合性研究院，云集了一大批高端科研人才，但仍有7300余名技能人员来辅佐这些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志磊表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充当科学家的助手，技能人员在实现科学家想法的道路上的作用无可替代。”可见，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经济转型，技术技能人才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注重顶层设计，优化职业教育的制度生态环境

职业教育既然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形态，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尤其受制于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大。社会系统着眼全局，职业教育则为局部，在以“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社会系统的构建中，应当树立全局观念，统筹全局，选择最佳方案，以制度环境的优化，促使职业教育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改进职业教育招生制度

职业教育既然是与普通教育相对应的一种类型，在生源选择上虽然有价值取向之别，但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应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放在同等的起点上，供受教育者进行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并不是一选定终身，而是在不同层次上提供多次选择的机会。目前，在招生制度的设计上，把职业教育的录取批次置于最后，给社会灌输了职业教育是末流教育的观念。正如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指出，“对于擅长动手的孩子，一张卷子定终身的应试教育显然不公。”因此，对于招生制度的改革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内容。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既然与普通教育属于不同的类型，就应该实施分类高考，把决定权交给考生，这样技能型人才不再非得和学术型人才一样拼知识记忆和解难题水平，而是有了自己的上升通道，从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本文认为，从长远看实行分类高考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但仅仅这样改革仍难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所言，“只有让职业教育获得平等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分类高考。在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的现状下，“双轨制”高考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因此，本文认为，当前的招生制度改革应着重公平、合理，将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和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摆在同等位置。在理论考试上，现阶段全国普通“高考”的权威性仍然无可撼动，职业教育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应借助普通“高考”的权威平台，避免职业教育招生被社会边缘化。在“职业素养”考核上，根据专业大类进行加试，应由省一级考试主管部门统一组织，采取职业院校联考的方式，增强考试的权威性、透明度和吸引力。在录取原则上，应以学生的加试成绩与理论考试成绩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折合，作为职业院校录取学生的依据。在录取批次上，职业院校应向上拓展参加本科二批、本科三批的录取，给更多学生选择的机会，扩大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二）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支持力度

当前，国家对于公办院校的经费支持上，专科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的差距较大。从办学价值上，专科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都在自己的“生态位”上实现着自身的价值，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办学成本上，专科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为主，如水利、机电、建筑、交通等工科类专业较多，不仅要建大量的实训场馆，还要花大量的资金用于运行和维护，办学成本显然高于一些文科类为主的本科院校。由于培养目标不同，专科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成本可能会有差别，但不是本科生一年的培养成本必然大于高职生。实际中，高职院校的生均公共财政经费明显低于普通本科院校，2011年地方普通本科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为14296.4元，是地方高职高专学校的1.78倍。高职院校办学经费另一个来源是收取学费，而在学费标准上各地区也仍然是专科职业院校低于普通本科院校。经费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职业院校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羁绊。本文认为，应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财政拨款制度。首先，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均担负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任，地位虽有不同，但对于社会的贡献上各有侧重，在基本的办学经费上应该一视同仁；其次，应对学校的专业设置及办学成本、人才培养质量、就业与社会贡献等进行综合评估，采取动态浮动的财政支持制度，给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院校以公平竞争的机会；第三，职业教育投入不仅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在地方公共经费支持力度较低、受教育人口较多的地区，中央政府应给予一定支持，照顾到地区间的公平合理。

（三）出台师资建设上的扶植政策

专科职业院校所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教育类型，在我国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如普通教育，但却要与普通教育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这就特别需要具有高职特色的师资队伍。首先，应扩大学校的用人自主权，鼓励优秀师资的合理流动。国家规定专科高职院校生师比标准为18∶1，但实际上，一部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由于其办学声誉的提升，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生师比已远远超过国家的标准，出现了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与此同时，而一些高职院校却因为招生困难而出现的师资过剩，一些具有丰富一线经验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却因为身份所限难以作为全职人员流动到急需的院校。如能放宽对职业院校用人上的限制，则可以促进职业院校之间、企业与院校之间优秀师资的合理流动，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其次，提供更多的师资培训机会。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对于“双师型”教师的要求更高，师资培训培训需求更多。一方面，需要培养在岗教师教育理念和职业素养，使他们不仅能够在理论上借鉴国外经验创新求变，而且能紧跟行业技术标准和发展现状具备实践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对于引进的企业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需要从教学能力、沟通能力、教学方法、课程开发等方面培养他们作为教师的基本素养。这需要职业院校把师资培训列为日常性的工作，目前仅靠学校的培训已经远远不够，需要政府从政策上、资金上、机会上给予大力支持。第三，建立体现职业院校特色的职称晋升体系。职业院校、普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差异，造成教师能力结构存在差异，精英教育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科研能力，而技术技能教育则需要教师具备较高教研能力、实践教学能力。因此，急需改变当前以科研能力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职称评审模式，建立一种体现职业院校师资特色、能够带动教师提升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的模式。另外，在职业院校教师的高、中、初级职称比例和名额的分配上应更加科学，最大限度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给予他们更高的发展平台。

（四）建立政府主导型的配套支持政策

职业院校的人才供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极为密切，单靠院校与企业两方的合作已经很难适应形势需要，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用人单位参与、院校联动的人才供需机制。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够取得较为先进的发展地位，得益于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的顺利实施，这其中离不开政府的强力介入。如“前瞻性地、高瞻远瞩地推出导引政策，掌舵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方向；配套地出台相应措施，保障政策切实可行，为改革保驾护航，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健康有序的发展。”实际上，政府既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也有主导教育发展的权限，能够做出决策和发挥“桥梁”作用，协调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与院校的人才培养进行对接。首先，在人才供需规划上，政府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部门和管理职业教育的部门可首先进行对接，做好人才供需的整体规划和前景预判，即减轻用人单位人才储备压力，也可降低职业院校的办学盲目性。其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政府需要给予用人单位减税、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参与职业院校的培养过程中，将行业企业的人才标准移植到院校的教学标准中，指导院校开展教育与培训。第三，在人才培养水平上，对职业院校进行监控和评价。根据企业反馈意见、学生满意度、社会满意度等，衡量院校的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并将评价结果作为经费支持的依据。通过各种配套政策的执行，既要降低企业参与人力培养投入的成本风险，又可减少院校人才培养的盲目性，既能解决企业的技术技能人才的紧缺，又可带动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性。职业院校正处在探索期、发展期，对政府办学资源、政策支持的依赖程度相对普通院校更高，需要政府主导出台更多的扶植政策。

三、注重多方引导，营造有利的社会生态环境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受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利的社会环境可以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职业教育的生态化发展环境；不利的社会环境则会减缓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甚至使得职业教育止步不前。当前，职业教育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需要从管理体制、人才导向、媒体关注等进行改进，以营造生态化社会环境。

（一）管理体制上提升职业教育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业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办学实力、办学质量、社会声誉都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不可否认，职业教育对学生和家长还是缺少吸引力，他们对职业教育根深蒂固的偏见始终难以消除。从深层次看，偏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对于国家职业教育定位的不明确。例如，职业教育很长时期被定位于中职层次，长期被认为是主要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隶属于劳动人事部门进行对口管理；高职院校兴起以后，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归口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业务管理，造成了中职与高职院校管理部门的条块化阻隔。近年来，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类型的观点深入人心，高职院校又归口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变化。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既然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也明确了在初等职业教育之上有中职、专科高职、本科高职、专业硕士等层次，那么按照以往的条块管理模式也就失去了意义。目前，我们应当在管理体制上更进一步，学习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力争在教育机构的内部成立与普通教育相对应的管理机构，这个机构能够将职业教育的各个层次进行统一管理，既能够促进职业教育各层次之间的衔接和贯通，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和巩固职业教育的地位。

（二）人才导向重视技术技能人才

相对于普通院校培养的精英人才，职业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长期被忽视，从技术工人、蓝领、银领等称呼可以看出，技术技能人才被认为是一线工人，而没有被社会认为是高端人才。但是科学家的想法要变成现实，理论成果要应用到实践当中，也要直接或者间接地借助技能人才才能实现，这样的技能人才同样也应该是高端人才。因此，精英人才和技能人才都是这个社会的栋梁，都在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有限，高校把培养社会精英作为大学主要职责，而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技术技能人才同样应成为本科院校的主要职责。社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精英人才，更需要一大批技术技能人才扎根一线努力工作。当前，不管是企事业单位还是政府机关，无论国有大中企业还是中小用人单位，都应该进一步转变观念，抛弃人为设置的“学历门槛”“名校门槛”，把职业能力、道德素质作为选择人才的首要标准。在人才的使用过程中，将技术技能人才与科研、管理精英人才放在同样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优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三）媒体关注上以正面引导为主

职业教育离不开媒体的关注，特别是正处于发展阶段的职业教育更需要媒体的正面关注。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想要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媒体应以正面引导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媒体对职业教育的关注提高。一些媒体如《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或开展专栏，或进行专访，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正面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也有一些媒体和记者或是因为不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或是没有做到深入调查研究，或是缺乏包容心态，做出了对职业教育发展不利的报道。例如，一篇题为《高职学校遭遇大面积“零投档”》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上网下搅得沸沸扬扬。文章的内容列出的数字似乎很震撼，很具有警示作用，但缺少理性分析。首先，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下，考生录取机会大幅增加、选择余地很大，“零投档”并不新鲜。其次，“零投档”院校数量虽然较多，但在高职院校中并不是主流，应对不同院校进行认真解读。当出现这样的不利局面时，媒体需要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社会，但更需要媒体多一份理性和客观、多一份鼓励和包容。

四、结束语

生态文明就是要构建一种互为促进、协调共生的“生态模式”，任何一个事物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都需要在外部生态环境上进行优化。职业教育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外部生态环境的构建极为重要，不管是价值环境、制度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需要政府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大局中把握职业教育，以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制度改革，为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刘卫锋 单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