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质量是城市化的真实反映与核心价值，文章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五部分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借助泰尔指数、变异系数、β收敛等方法对2002至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城市化质量的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观测期内全国与东中西层面城市化质量均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内部差距也不断降低；全国与东中西层面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但在城市化质量影响因素上全国与东中西层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城市化质量；综合测度；区域差异；收敛性

引言

2020年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0%。但这快速发展的背后仍存在着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效率低、代价高等问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如何正确评估城市化发展质量，有的放矢，查漏补缺，优化经济结构，为增长提供新动能，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满足感，是值得研究的一大问题。城市化与城镇化是同义语，城市化质量是城市化各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1,2]。而城市化质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拟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五部分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借助泰尔指数、变异系数、β收敛等方法，辅以MATLAB和STATA软件，对省级层面的2002至2018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城市化质量所存在的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为城市化质量均衡化、充分化、高效化等提供合理建议。

1研究指标与研究方法

1.1模型构建

1.1.1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是评价体系的基础，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独立性等原则，兼顾数据的完整性及可获得性，在参考前人所选用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包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五大类24项指标。经济发展大类下，包含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单位能耗GDP产出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人民生活大类下，包含人均可支配收入、每百人私家车拥有量、失业率和恩格尔系数。社会服务大类下，包含每万人公共汽车数、每千人床位数、每万人卫生人员数、每万学生教师数、人均图书馆藏书量及每万人博物馆机构数。基础设施大类下，包含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互联网长途光缆、人均公园面积及用水普及率。生态环境大类下，包含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及林业投资额。为了便于研究，时间跨度选取2002—2018年相关数据，研究对象选定为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及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地区）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等相关统计数据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均经过离差标准化处理统一量纲，对于价格等数据进行平减处理，指标权重采用改进熵值法进行赋值，对极少量缺失不可得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1.1.2泰尔指数与σ收敛。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第一指数，常用于衡量各单元之间的差距。而σ收敛属于绝对收敛，可以通过研究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指数等指标来判断σ收敛的存在与否[3]。本文采用变异系数的方法计算σ收敛。两者计算方式分别如下所示：其中为观测值，为均值，为对应观测值权重，在此取均相等为1。1.1.3β收敛。β收敛源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趋同思想[4]，常用于描述经济变量增长速度与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3]，可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两种。辛冲冲指出，绝对β收敛研究的是在不考虑各地区发展异质性的情况下，地区水平呈现收敛的趋势。而条件β收敛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变量，认为控制了系列因素以后地区水平也呈现了收敛趋势。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通常采用Sala-I-Martin（1996）的方法进行回归：其中Z为观测值，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为对应估计参数。因年份有限，故选取T=1即t+1与t期的比值。参考其他作者文中采用的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以下参数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以GDP增长率来计量）、产业高级化（以二三产业占比来计量）、科技水平（以专利产出来计量）、财政水平（以财政自给率来计量）、城乡差距（以城乡收入比来计量）。

1.2实证分析

将数据导入MATLAB软件，并编写相关程序，30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化质量结果如图1所示。观测期内，各地城市化质量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最高的省份（北京）城市化质量超过了0.6，为最低的两倍，而最低的省份（贵州）城市化质量仅略高于0.3。进步最快的省份（安徽、浙江）进步数值达到了0.38，进步幅度最小的省份（海南）进步数值也达到了0.2（图2）。从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可以发现，两者变化趋势一致，并不断减小，城市化质量指数收敛，说明我国各省份之间城市化水平差距随时间变化不断减小。分地区来看，东部省份之间的城市化质量差距最大，中部省份之间城市化质量最为接近，西部省份次之，且东中西三地区城市化水平都随着时间变化而差距不断减小（表1）。从表2所示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地区β参数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无论是否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在全国层面及东中西三个地区城市化质量均存在条件β收敛与绝对β收敛，即全国及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向其稳态水平发展。而从控制变量角度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从产业结构高级化（ind）来看，全国层面以及东部地区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提升全国整体以及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但不能显著促进内部的差距的缩小；具体到东部地区，二三产业占比已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继续提升的空间不大；中部以及西部地区虽然系数为正，但不能显著提高城市化水平。从经济发展水平（gdp）来看，与产业结构类似，在全国层面以及东部地区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经济增长能提升全国整体以及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但不能缩小内部差距；中西部地区系数为正但不能显著提高城市化水平。从城乡差距（inc）来看，仅在全国层面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缩小城乡差距可以提高全国层面的城市化质量但分地区效果不显著。而从财政水平（fis）来看，仅在东部地区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在东部地区提高财政自给率对缩小地区内部城市化质量的差距有积极作用；而在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从科技水平（pat）来看，仅在中部地区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在中部地区提高创新水平能促进城市化质量的提升，但对于全国层面以及东部、西部地区，系数存在正负且不显著，效果不明。

2结语

基于2002—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和β收敛对城市化的发展情况与区域差异进行刻画，有如下结论：观测期内，全国以及东中西层面城市化质量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发展速度各有不同，且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整体城市化质量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泰尔指数与σ收敛不断下降，全国层面与东中西三个地区区域内部城市化质量差距均不断缩小；东部地区泰尔指数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虽整体城市化水平最高，但区域内部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部城市化质量水平差异最小，西部地区次之。对收敛情况进行分析，从绝对β收敛来看，不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三个地区，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不考虑地区之间存在的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呈现出向其稳态水平收敛，存在绝对β收敛；而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乡差距、创新水平、财政水平等因素的情况下，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三个地区仍满足呈现出向其稳态水平收敛的现象，存在条件β收敛。从模型的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城市化质量水平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能促进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质量提升，但对于中西部地区，效果却不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能提升整体城市化质量，具体到东中西地区却均不显著；而财政水平仅在东部地区显著，说明仅在东部地区提高财政自给率能缩小内部差距；科技水平仅在中部地区显著，仅在中部地区提高创新水平能有助于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治理的提升。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建议：对于全国层面而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三大能有效促进城市化质量提升的方法；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继续提升经济水平和提高财政自给率是两大有效的方法；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应加大对创新的投入，提高中部地区的创新水平；对于西部地区，几个控制变量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质量均不显著，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有关。所以西部地区应努力继续加快经济的提升，追赶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

作者:白云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