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籍辨伪

古籍辨伪即是考证古籍书名、作者和内容真伪及著作年代的研究工作。伪书的出现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作伪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伪题作者和书名,有的时代混淆,有的在内容上真假杂糅等。中国现存古典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程度不等地存在此类问题,清代张之洞曾有“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的论断。古籍辨伪工作包括2方面内容:①关于古籍文献名称、作者著作年代真伪等的考辨;②关于书籍内容(如事实、论说真伪等)的考辨[1]。前者和古籍版本学、目录学的关系较密切,后者则与校雠学及史学中的史料考辨工作相近。辨伪的根本目的并非要从古文献中剔除伪书,而是要弄清这些文献的真实著者、书名和著作内容、年代等,使人们能准确地了解其价值并正确利用。

2农业古籍辨伪

农业古籍(古农书),是指古代论述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知识著作。由于自然、社会、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在浩瀚的中国农业古籍中,存在大量的伪书。班固据《七略》成《汉书•艺文志》,所录各书下的注释多为《七略》旧文,其中有不少辨成书年代及撰人的文字,集中于诸子略中。如农家《神农》20篇。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农家类”有注说《神农》30篇托之神农,当为农书辨伪之始。此后历代均有人考辨农书真伪。《隋书•经籍志》中的农学著作中《陶朱公养鱼法》、《王良相牛经》、《伯乐相马经》等均为伪托之作。农书题名伪托自重为古之惯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多有考辨。王毓瑚先生著《中国农学书录》,其自撰提要中常考述古籍真伪[2]。如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怀疑《齐民要术》“杂说”篇等为后人所掺加,非贾思勰原著所有。王毓湖总结说,《齐民要术》“杂说”、“货殖”篇可疑;该书在刻印以前长时期辗转传抄,难免有好事者掺入一些别的文字,尤其是注文部分更是如此。较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有关文字更为深入、全面。石声汉先生的《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在论及明俞贞木《种树书》时专门谈到古代制造伪书之事,指出伪托造书,图名牟利,早已不算稀奇,即使连农书这个冷僻门类亦未能幸免。俞宗本著《种树书》,辑录别人著作,不注明来历,已有伪造图名之嫌,刻这部书的人,假托“唐郭橐驼撰”,便是纯粹伪托。以《南方草木状》考证为中心,农书辨伪达到高潮。《南方草木状》历来都认为是晋代嵇含(263~306年)所撰,但自清末学者文廷式对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出疑问之后,其真伪问题便引起长期争论[3]。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伪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共200卷,分经、史、子、集4部,著录图书10254种,172860卷[4]。

3.1《蚕书》

(1)关于《蚕书》中的作者[5]。《蚕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关于养蚕和缫丝的专书。该书收进《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农家类》。但没有单独立目,只是附在宋代陈《农书》之后。“……末有《蚕书》一卷,宋秦湛撰。湛字处度,高邮人,秦观之子也。所言蚕事颇详……。”《四库全书总目》等,认为它的作者是秦湛;余嘉锡则根据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认为是秦观。“知不足斋丛书”中的《蚕书》也题作秦观,少游。秦观乃秦湛之父,究竟此书作者是谁,两者必居其一。据黄世瑞考证,元丰七年,秦观36岁时编有《淮海闲居集》,作者在《逆旅集•自序》亦云:“予闲居,有所闻辄书记之。”此二处之“闲居”与《蚕书》开篇“予闲居,妇善蚕,从妇论蚕,作蚕书”在语气与笔调上是一致的。从而认定,《蚕书》的作者是秦观,书写成于元丰七年或元丰七年之前。从书目的著录及刻书等方面考察,也可以说明《蚕书》的作者是秦观而不是秦湛。

(2)关于《蚕书》所反映的养蚕技术的地区性问题。“予闲居,妇善蚕,从妇论蚕,作蚕书。考之《禹贡》扬、梁、幽、雍不贡茧物。兖篚织文,徐篚玄纤缟,荆篚玄熏玑组,豫篚纤纩,青篚丝,皆茧物也。而桑土既蚕,独言于兖。然则九州蚕事为最乎?予游济河之间,见蚕者豫事时作,一妇不蚕,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为蚕师,今予所书,有与吴中蚕家不同者,皆得之兖人也。”一种观点认为,《蚕书》是反映北宋兖州地区蚕业技术的,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蚕书》主要还是反映北宋时期高邮地区蚕事的,不过其间也杂有兖人的方法。据考证,秦观及其妇,皆高邮人氏,照理推测,秦观从妇所论蚕,当然是高邮地区的蚕业。但是秦观所书,并非是秦妇所论,因为他们是高邮人,对于高邮的蚕业生产非常熟悉,倒不值得一写,相反他们对于兖人的蚕业技术倒是非常有兴趣的。因此,对于秦妇是否曾经随父或随夫到过兖州的考证是没有必要的。关键的问题是秦观是否到过兖州,毕竟秦观是该书的作者。《宋史》虽然缺乏秦观曾在兖州做官的记载,但这并不否认他曾经到过兖地,相反秦观在书中交代得很清楚,“予游济河之间”。

因此,他写作的《蚕书》是他亲眼所见,而非“从妇所论”,“从妇论蚕”不过是他写作《蚕书》的缘起而已。再从《蚕书》的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多与北方的蚕事有关。如在“制居”一节中,提到“建四木宫,梁之以为槌,县筐中间,九寸凡槌十,县以居。”槌者蚕架也,“蚕架,阁蚕盘篚具也”。宋元时期,北方称蚕架为槌。《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载曰:“此南方盘篚有架,犹北方椽箔之有槌也。”王祯原本也是山东人氏,他对北方蚕具情况的了解是无庸置疑的,《蚕书》不称架,而称槌,可见其为北方兖州之说无疑,此其一也。其二,宋元时期,缫丝有2种方法,一是热釜,二是冷盆。《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六》云:“南州夸冷盆,冷盆细缴何轻匀;北俗尚热釜,热釜丝圆尽多绪。”而《蚕书•化治》所介绍的正是热釜缫丝法,这种方法在缫丝过程中,火候要比冷盆效果更好,所以,《蚕书》这样写道,“常令煮茧之鼎,汤如蟹眼”。即釜中之水须保持在沸腾状态。此为《蚕书》乃书兖州蚕事之又一例。其三,宋元时期,缫丝所用的缫车,亦有南北之别,北缫车据《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六》图示,包括钱眼、锁星、添梯等部件,而这些部件在《蚕书》中都一一作了介绍,由此可见,《蚕书》中所介绍的缫车也是兖州地区所用的缫车。

3.2《农桑撮要》

《农桑撮要》是元代维吾儿农学家鲁明善所撰的一部月令体农书,是元代3部重要农书之一(另外2部是司农司所撰的《农桑辑要》和王祯的《农书》)。学界一般认为该书在元代至少有2种版本,即延祐原刊本和至顺刊本[6]。《农桑撮要》有无元版存世不得而知,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刻本,书名作《农桑撮要》。《四库全书》本,是清代的最早版本,以后的刻本均源自此本,故书名都作《农桑衣食撮要》。《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有《农桑衣食撮要》2卷,前有提要,次为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原序,无张栗序,后缺“通俗直所”条目。农历1~6月为上卷,计29页;农历7~12月为下卷,计14页。四库本正月“元旦酬恩”、2月“月内三卯”、3月“月内三卯”、4月“月内三卯”条和下文直接相连,没有单独列为一条,而明本单列为一条。作者鲁明善在“自序”中说到:“叨蒙宪纪之任,因思衣食之本,取所藏《农桑撮要》刊之学宫,所以钦承上意而教民务本也。”作者把自己写的书叫做“《农桑撮要》”而不是“《农桑衣食撮要》”[7]。此书为明代刻本,今能见到的有5种本子。除有一种被书商改名为《养民月宜》外,其余4种的书名都作“《农桑撮要》”。明代藏书目录,如周弘祖编的大型书目、赵定宇编的《赵定宇书目》等均作《农桑撮要》。嘉靖《寿州志•官守纪•秩官列传》中也说到,“鲁明善,元时出监寿郡,编集《农桑撮要》传于世”。以上情况证明,鲁明善撰书书名确作《农桑撮要》而不是《农桑衣食撮要》。另外,《四库全书》本的《农桑衣食撮要》是辑自《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成书于明前期,所依本子必是元本。而明代刻本,包括现存的和不存的,其底本只能是元本或《永乐大典》本。书名在明代曾题《农桑摄要》和《养民月宜》,而不作《农桑衣食撮要》。

3.3《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明代末期出现的一部大型整体性农书。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徐光启逝世6年后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其门人陈子龙整理,应天巡抚张国维、松江府知府方岳贡刊行的本子。因为刻书是在陈子龙的私宅平露堂里进行的,再加上书口都刻有“平露堂”3字,故向称“平露堂本”[8]。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著录和抄录的,底本也是这一版本。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作了著录。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了著录此60卷本外,又在“农家类存目”中著有“别本《农政全书》四十六卷”,说明“徐光启撰,陈子龙删补。”还说:“初光启作《农政全书》凡六十卷,光启没后,子龙得本於其孙尔爵,与张国维方岳贡共刊之。既而病其稍冗,乃重定此本。子龙所作‘凡例’有曰,‘文定所集,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故有略而未详者,有重复而未删定者。中丞公嘱子龙以润饰之,友人谢廷正张密皆博雅多识,使任旁搜复校之役。而子龙总其大端,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其评点俱仍旧观,恐有深意,不敢臆易’云云。今原书有刊版;而此本乃出传钞。并其评点失之,核其体例,较原书颇为清整。……故今仍录原书,而此本则附存其目焉。”别本是个“传钞本”,是陈子龙刊了“六十卷本”后,感到该书“稍冗”,又“重定”一种“四十六卷本”,事实上没有“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