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关切

重视农业经济,首先必须重视和保护农业劳动力。只有土地上有大量的农民在耕种,土地才不至于荒废,租粮才会按时收上来,而“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3](卷14《进士策问十三首•其十》)。不过处于中唐社会动荡时期,农业的发展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大量小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要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要有效地保证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数量。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十分令人担忧。对于这样的情况,韩愈看得十分清晰。他指出当时农民中的一些人不再从事农业了:“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3](卷11《原道》)士农工商四家外,唐代还新增出佛和道两家。这两种人不务农,不做工,却在消耗着社会的财富。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韩愈认为他们无非就是从农业人口中游离出来的。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认为道家上不顾君亲,下不生子孙,简直是违反了人伦常理,他们不耕不织,但却要穿衣吃饭。他严厉地批评佛教:“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3](卷12《圬者王承福传》)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受诱惑成了佛教徒,他们庇荫在佛寺中,逃税不服徭役,使得农村劳动力日益流失,造成了“耕桑日失隶”的局面,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

然而帝王们却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如唐宪宗照样敬信佛教,将佛教舍利从法门寺请到长安供人瞻仰,使得百姓“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1](卷160《韩愈传》,P4200)。佛道不进行劳动生产,“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主张对他们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3](卷11《原道》)。韩愈还发现农业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是大量依附人口的存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因谏佛骨被贬,韩愈来到江西观察使下的袁州任职。这是一个只有17200户的小州,韩愈对典帖良人为奴婢的现象进行了整顿,共检括出731人。从袁州想到了全国,韩愈感到问题很大:“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小。”因此他向唐穆宗建议:“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典章,一皆放免,仍勒长吏严加检责。如有隐漏,必重科惩,则四海苍生,孰不感荷圣德!”[3](卷40《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他希望有关部门要有切实的措施,从严检括户口。白居易同样也发现中唐德宗时期部分农民不安心种田,从农民中游离了出去,不过他认为这些人主要是在从事商业末作:“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

农民劳作辛苦,但并没有多少收获,一旦经商,却可以轻松地获利,所以纷纷放弃了农业而转向商业。农民之所以弃农从商,这和两税法的计地征钱紧密相关。然而,“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籴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所以,一些富商大贾乘机倒腾,大赚农民的钱,而农业经济就日益贫困,这样必然造成“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1)。白居易认为老百姓弃农从商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谷帛轻而钱刀重”,“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要改变钱重物轻而带来的伤农问题,白居易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调控方式。政府如果“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4](卷63《策林二•二十平百货之价》,P1313)。其次政府在赋税上应少收现钱。如果根据土地的数量“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

只要征税不用现钱,农民就会安心地种地,游手趋末的倾向马上就会改变。元稹认为安史之乱后,一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气盛而微”,社会状况十分令人痛心,“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赋重,赋重则人贫。人贫则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权管权宜之法用矣”[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3-334)。战争造成大量农民离乡背井,使各地户口急剧下降。农村劳动力缺损的另一因素是农村闲杂人员太多。元稹说:“夫食力之不充,虽神农设教,天下不能无馁殍之人矣。”他认为自古以来,有四种人是不种粮食而要吃粮食的,即官吏、军队、工人、商人,但古时候这四种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二。然而,到了中唐,这种情势发生了改变,除了四种人大量增加外,“加以依浮图者,无去华绝俗之真,而有抗役逃刑之宠;假戎服者,无超乘挽强之勇,而有横击诟吏之骄”,其结果是天下之人十有八九脱离了农业在游食闲荡,只有一些老实本分的人还留在土地上[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4)。元稹认为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提倡重视农业,他对唐宪宗说:“今陛下诚能明考课之法,减冗食之徒,绝雕虫不急之工,罢商贾并兼之业,洁浮图之行,峻简稽之书,薄农桑之征,兴耕战之术,则游堕之户尽归,而恋本之心固矣。恋本之心固,则富庶之教兴,而贞观、开元之盛复矣。若此,则既往之失由前,将来之虞由后,在陛下惩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5](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5)

中唐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农村,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庇护在寺院、军队中,得到了僧籍和军籍,国家就只能不收他们的赋税。还有一些人从事手工业和贩运业,搬进了城市,脱离了世代从事的农业,使得稳定的农业结构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中唐的三位文学家,他们都看到了农村存在着农业劳动者流失的情况,清晰地知道这会对当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不过他们在探讨农业劳动者流失的原因时,各人的说法不完全一样。韩愈认为当时的佛道等非生产人员太多了,他们要吃饭穿衣,享受了并不宽裕的社会资源,而一部分人成为富人的依附人口,更使农民大量脱离土地。白居易发现经商能给人带来富裕,所以很多农民轻本重末,弃农从商了,他认为当时农业人口的流失主要是因为钱重物轻,农产品太便宜,谷贱伤农。元稹认为农民的流失主要有这样几个方向,一些人信教念佛了,一些人参加了军队,成了游食闲荡之徒,一些人从事末业,干起了工商贩运的勾当,进入城镇定居了下来。三人的分析,各有道理,但韩愈和白居易局限于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端,并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相比较而言,元稹的看法比较全面,他认识到了农业劳动者的流失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二、对农民艰苦生活的关心

三位文学家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从本质上说,唐代社会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改善小农经济的生存环境,提高农业经济条件,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改善小农经济的生活状况,才能使小农家庭世代维系下去,国家的统治就会日益巩固。这个道理,三位文学家都完全能理解,他们对农业经济特别关心。韩愈对身陷自然灾害的老百姓十分同情。贞元十六年,他从京师归徐州,看到身陷水旱灾害的老百姓,大发感慨:“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3](卷2《归彭城》)其时京师因旱灾而导致饥荒,郑、滑等州大水,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韩愈内心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他希望能出现尧舜圣治的局面,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韩愈上疏说:“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秋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尤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3](卷37《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对百姓生活充满着忧虑。

韩愈认为战争对农业经济影响很大,“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吁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3](卷2《归彭城》)他盼望战争早日结束,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他认为藩镇割据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于赏给,执兵之卒,四向侵掠。农夫织妇,携持幼弱,饷于其后。虽时侵掠,小有所得,力尽盘疲,不偿其费”。他提出平叛战争要打得快,如果战争时间过长,会造成“日相攻劫,必有杀伤,近贼州县,征役百端,农夫织妇,不得安业。或时小遇水旱,百姓愁苦”[3](卷40《论淮西事宜状》)。韩愈反对国家政策扰民的行为。穆宗长庆二年,户部侍郎张平叔上疏改革盐法,主张政府经营食盐,这样可以从商人手中夺回盐利。韩愈认为天下百姓富少贫多,农村百姓能用钱买盐的不到二三成。过去商人交纳榷钱后可自由运销,农民常用米谷杂物与他们调换,或者从商人处赊贷升斗,待到日后收获粮食后再归还。如果是政府经营,许多人必然就没有盐吃了。如果硬要各级官员催缴盐钱,“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转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他强烈反对盐法变革,认为这项政策会骚扰百姓生活,使他们穷困而四处流散[3](卷40《论变盐法事宜状》)。白居易同样非常关心农民的生活。他有大量关心农业和农民的诗文,如《卖炭翁》、《杜陵叟》、《秦中吟》等,充分体现了他对穷苦农民生活的同情。如《村居苦寒》,他描述了隆冬时节的农村,绝大部分农民一年辛苦后,竟连衣服也无法穿暖:“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4](卷1,P21)

他任盩厔县尉时,接近社会底层,发现农业经济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的重税。当时他看到了一位贫妇人在拾麦穗,由于“家田输税尽”,只能“拾此充饥肠”[4](卷1《观刈麦》,P5)。因此白居易有大量讨论农业赋税的议论,认为税重不仅会影响农民的生活,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白居易认为安史之乱后,“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为什么赋税重了呢?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国家军事行动太多了,所以他说:“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4](卷47《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P988-989)战争一起,国家就要把大量财力放到军事上去,钱没有了,就只能向老百姓头上搜括。白居易对扰民的两税法颇有微词。他认为“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然而却要老百姓以现钱来交税,这是极不妥当的。他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历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买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4](卷2《赠友》,P35)农民生产的粟麦丝绵,必须折换成现钱交税,他们只能贱价出售农产品以套取现钱,因而两税法完全违背了设立时的初衷,反而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元稹对农民的艰苦生活十分关心,这方面的诗文在他的文集中占有很大比重。《织妇词》云:“织女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纟聂撩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予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田家词》也说:“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5](卷23,P260)农业劳动十分艰辛,农民种的粮食和织的丝布,连交租还不够,只能终老也不将女儿嫁出去。在这两首诗中,元稹对中唐农民的生活充满了同情和体恤。元稹认为农业经济艰辛的原因,是与封建政府的赋税贡物密切有关。如《竹部》描述了农民进深山伐竹的劳苦,主要缘由是为应付残酷的赋税:“朝朝冰雪行,夜夜豺狼宿。科首霜断蓬,枯形烧余木。一束十余茎,千钱百余束。得钱盈千百,得粟盈斗斛。

归来不买食,父子分半菽。持此欲何为?官家岁输促。”《赛神》中描写荆楚风谷每年十月底水稻收割以前要事妖结社,这时官府收税人员就来了,“吏来官税迫,求质倍称缗”,使得“贫者日消铄,富亦无仓囷”[5](卷3,P28-29)。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来到同州任刺史。冬春之交大旱,穆宗下诏减半收税。没想到这年大旱不止,“六月天不雨,秋孟也既旬”,尽管粮食收不上来,但半税还得交上去,结果“今年无大麦,计与珠玉滨。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符下敛钱急,值官因酒嗔。诛求与挞罚,无乃不逡巡。”作为政府的一个地方官员,元稹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另一方面他又得代表政府出面收税,他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向老百姓解释说:“以彼天道远,岂如人事亲。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5](卷4《旱灾自咎贻七县宰》,P37)对农民的遭遇,他痛在心里,却又十分的无奈。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三位文学家都看到了中唐农业经济的困境,对农民所处的恶劣环境表示出了同情。他们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农民之所以生活贫困潦倒,原因在于政府的重税剥削。在正常年景下,政府的赋税农民还能够忍受,然而一旦遇到战争或自然灾害,农民粮食减收或收不上来,而政府还是按照原定的税额向百姓征收,农民们必定是无法完成应缴额,从而导致他们走向破产。

三、解决农民经济贫困的方法

农民经济贫困而至于破产,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想看到的,否则政府的赋税就会征收不到,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韩愈、白居易、元稹三位极有政治抱负的文学家,站在维护和稳固唐朝统治的立场上,面对中唐农民贫困加剧的现象,他们积极地提出对策,力图扭转农村的困难窘境。韩愈认为农民交租是必须的,“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如果农民不交租税,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处理:“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3](卷19《送许郢州序》)两税法颁布后征收现钱,直接导致了钱重物轻的出现,使老百姓租税实际上越交越多,因此他认为政府要有“在物土贡”的征税思想解决农民税重的问题。他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钱愈贵也。”农民和工人只生产布帛谷米而不生产现钱,为了套现来交租,他们不得不贱卖农产品,这样实际造成了农民交的税越来越多。韩愈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提出了“在物土贡”的思想:“今以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帛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布帛丝百货。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人,愿以草粟租赋,悉以听之。”如果这样做了,就可以达到“人益农,钱益轻,谷米布帛益重”的局面[3](卷37《钱重物轻状》),大大改变农业经济状况。白居易反对重税,他认为“地之生财有常力”,因而农民的收获是有限度的,重税对农民来说是很难忍受的。要改变这样的状况,白居易认为对帝王来说首先要安抚农民,做到轻徭薄赋。如果“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境无兴发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餫飞挽之费,而征徭所由省矣。

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而黎庶所由安矣。”[4](卷47《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P989)这些措施环环紧扣,修政教了,战乱就不会出现,军需就不要转运,就没有必要从老百姓头上来征发徭役。他还多次提出要恢复租庸调制。在抨击两税法加重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他想出的积极措施是回到租庸调制上去。他认为“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两税法征税要铜钱明显是有违收税的本意。政府如果能够“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此外他还认为百姓占有土地要平均:“不均不平,则地虽广,人虽多,徒有贵之名,而无富之实。”他十分怀念古人的井田制,认为这种美好的制度使得“生业相固,食力相济。其出财征也,不待徵书而已平矣;其起军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后天子可以称万乘之贵、四海之富也”。当然井田制是无法恢复的,但人们仍可以“斟酌时宜,参详古制。大抵人稀土旷者,且修其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以井田……如此,则庶乎人无浮心,地无遗力,财产丰足,赋役平均,市利归于农,失业著于地者矣”[4](卷64《策林二•五十二议井田阡陌》,P1350-1351)。与韩愈、白居易看法不同,元稹并不认为重税的主要原因是两税法。他认为两税法没有造成钱重物轻,使农民变相加重了征税额。他指出两税法本身并没有过错,“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使得“天下赋税一法”,“厚薄一概”,因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造成农业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元稹说:“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赋税之暗加,患在于剥夺之不已。

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农民重困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的无穷剥夺。怎样改变这种情况使农民的赋税减轻,元稹说:“诚能禁藩镇大臣不时之献,罢度支转运别进之名,绝赂遗之私,节侈靡之俗,峻风宪之举,深赃罪之刑,精核考课之条,慎选字人之长,若此,则不减税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5](卷34《钱货议状》,P394-395)不过元稹对两税法征收现钱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天下州县如不出产布帛丝绵的,应该允许能用谷物等可在当地交易流通的重要产品作为两税折纳,折纳时官府不得抬高价格。如果老百姓情愿输纳现钱,也应该同意他们这样做,如此就能“上无抑配之名,下有乐输之利,以兹析中,实谓得宜。”[5](卷36《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P414)元稹曾为穆宗起草《长庆元年册尊号赦》,并向全国颁布,内中流露出了他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些重要思想:“爱人本于省赋,虽在必轻;国用出于地财,又安可阙……宜委所在长吏,审详垦田并亲见定数,均输税赋,兼济公私。每定税讫,所增加赋申奏。其诸道定户,宜委观察使刺史必加审实,务使均平,京兆府亦宜准此。其百司职田在京畿诸县者,访闻本地,多被所由侵隐,抑令贫户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于此。宜委京兆府勘会均配,务使公平。”[6](卷10,P55)农民贫困与不能“均输税赋”有关,而不能“均输税赋”与农民占有土地多寡密切相连。

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遭到破坏。至穆宗长庆年间,土地的变化使政府的田籍记录早已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根据田亩征收赋税已名不符实。白居易等一些士大夫认为要解决这种情况应该实行井田制,但元稹认为要解决土地问题主要对土地数量进行重新核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均平赋税。长庆二年,元稹罢相后出任同州刺史,他遂在同州进行了核定土地的尝试性改革。长庆三年,他让同州百姓根据自己占有土地的实际数量据实上报,基层的里正、书手据上报数字重新核定,州府再根据上报的土地数量,将两税额度平均分摊,统一收税标准,这样,贫富强弱的赋税才真正做到了按亩征纳。这一元稹自称为“量事配率,自此亦冀均平”的“均田”的行动[5](卷33《同州奏均田奖》,P435-437),并不是对土地重新分配,而是核定土地的田亩数量,为征收两税提供依据,其主要作用是弥补两税征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病,目的是为了缓和农民经济的贫困状态,总的来看,这一做法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从上面三位文学家提出的解决农民经济贫困的具体方法来看,是各有侧重的。韩愈认为只要改变征税交钱,在物土贡,情况就会发生好转;白居易认为政府要修政教和节用,就能减省徭役总量,如果恢复了租庸调和井田就能均平赋税;元稹认为要严格征税制度,要任土之宜,应该核定土地数量,根据税额平均分摊。相比较而言,元稹的思想较为丰富和深刻。

四、三位文学家的思想异同原因分析

三位中唐文学家都提出要保护农业劳动力,防止劳动力的流失;都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并且提出了解决农业经济日益贫困的措施。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碰到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然而他们的具体提法则各有所侧重,关注的角度各不相同。关于农业劳动力流失,韩愈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他历来关注的佛教上,认为佛教对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影响极大;白居易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人上,认为农民为商利所吸收,必将有更多的人弃本从末;元稹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信佛、参加军队、从商都有关系。显然元稹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全面,认识比较深刻。对农业经济的贫困,韩愈和白居易都从自然灾害、战争、赋税等方面寻找,但元稹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有法不行,地方官员的剥夺不已。在解决农民脱贫的方法上,韩愈、白居易的提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从具体操作来看,实际上很难保证“在物土贡”后是否不再重税,将租庸调和井田制这些理想中的制度重新用到社会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唐,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到是元稹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核定土地数量等,只要认真去做还是可以实行的,而且相信亦会带来一定成效。

只是由于当权执政者并不想这样去做,所以元稹提出的那些办法就无法付诸于实践。处于同样的中唐社会环境,三人对农民关切的思想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呢?探索他们三人的经历,我们发现他们的仕途与思想旨趣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唐朝是一个宗教盛行的时代,道教得到尊崇,佛教繁盛兴旺,而儒教却十分衰微,儒教地位在执政者眼中在道、佛之下。佛教在思想界占了一定的优势,但它浪费社会资财比较严重,相比较而言儒教的社会基础雄厚而且牢固,潜在的力量很大,只要一有机会,它仍会恢复过去的权威。韩愈生活在这样一个复兴儒学、排斥佛老的时代,他的儒学思想以孟子的学说为主,以荀子的学说为辅,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提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要阐明儒家的仁义礼乐,韩愈必须对佛老进行批判,因而他在《原道》中批判佛氏的“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3](卷11《原道》),主张在文化、政治、经济、伦理以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使儒家的仁义道德在各方面都得到体现。儒家的先王之教“为道易明”,“为教易行”,“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儒家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7](P91)。宪宗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从法门寺迎佛舍利,使整个长安城都为之疯狂,为了维护自己的理念,韩愈挺身而出,上表力谏,要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肩上担负着振兴儒学的重任,承担着批判佛教的历史任务,韩愈的脑中时时思考着佛教对社会的危害,关于农业劳动者的流失,他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佛教对农业的影响。他一直想着要恢复仁义之政,所以他特别关心农业经济的贫困,对于战争和国家政策对农业经济影响的认识较一般问题更为深入。白居易自德宗末年登第授官,元和初年从县尉开始做起,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中下层官员,见到了农业经济的痛苦惨状,感想十分丰富。如《观刈麦》、《新乐府》、《秦中吟》等都作于这段时间。宪宗元和以后,白居易在政坛上很活跃,任官职位不断升高,曾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刺史,分司东都,这时他发现了农民去本从末现象严重,于是他特别强调商业对农业的影响。发现在政府的重税之下,各地农业经济就特别困难,因此他强调要改变收税的方法。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贞观之治,在元和初年时他曾想把贞观之治运用过来,所以他推崇井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只不过事过境迁,这些制度早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

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肯定是儒学的,白居易也是想用儒家的仁义之学来阐述贞观之治,因此他提出农业经济贫困化的原因及其解决措施都与帝王仁政有关。在白居易的人生观中,知足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他在《闲居》诗中说:“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4](卷2,P111)《知足吟》说:“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4](卷22,P491)他的这种知足思想后期主要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形成的前期主要和他的知愧心有关。在《秋居书怀》中他说:“不种一株桑,不锄一垄谷。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4](卷5,P99)这种从知愧心引出的知足心,与体谅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密切有关,因此在白居易前期的思想,他对农业经济关注的内容特别多。受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主张为政要“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这样就能达到“人情俭朴,时俗清和”的目的,为政要顺人心立教,清静无为,要以唐太宗和汉文、景帝为榜样,其修政教、节用思想均从这个角度进行发挥,也是他最理想的政治目标[4](卷6《策林二•十一黄老术》,P1298)。元稹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登上政坛,但在唐宪宗时就显出了他的政治抱负。

他为官正直,锐意执法除弊,与白居易、韩愈关系密切。唐穆宗时一度官至宰相,欲效法姚崇,革除弊政,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由于受到政治倾轧,出为同州刺史。在同州,他关心民间疾苦,用均田的方法来补救两税之失,措施具体,在当时是很少见到的。之后任浙东观察使,在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政绩显著。唐文宗时入朝为尚书省左丞,他整顿政府官员,振举纪纲,不久李宗闵为相,他受到排斥。从元稹的为官经历来看,由于他从孔、孟儒家中接受的内容较多,他的理想就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4](卷70《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元公墓志铭》,P1468),即辅助时君,使之成为尧舜,使自己成为皋陶、伊尹般的贤臣。因此从这一目的出发,他对社会的认识比较深入到内部本质,强调以“百姓心为心”,十分关心农民的困苦,关切农业生产的进展。即使在政治上遭到了贬谪,亦常抱有“誓致尧舜”的信念。与韩愈、白居易相比,由于元稹有着坚定的政治理想,一心想要实现尧舜圣治,而且为官级别较高,曾任宰相、节度使,使他有条件、有时间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对农民的关心就比较全面,探讨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就不再拘泥于一端,关心农民疾苦也是从问题的源头进行探索,解决的方法比较实用有效。

如他在同州的均田,可能就不是到了同州才有的思想,推测是他长时段中考虑问题的结果。综括全文,中唐三位文学家对农民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动荡不安有着密切关系。对农业和农业经济的关切,其实是当时士大夫们关心政治的一种思潮,三位文学家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已。从三人的言论来看,他们表达的对农业和农民的担忧和关心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又各有千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愈,对农业和农业经济看得比较严重,但往往只是从一个侧面来强调和理解,真要解决那些问题,他提出的具体措施还不够全面。白居易也很关心农业和农业经济,但理解上与充斥着儒家思想的韩愈以及元稹有所不同,他盼望圣人政治的到来,但理想的成分太多,因而他的一些具体措施过于美好而空想成分较多,必然也是无法实行的。以重致贞观、开元之治为目的的元稹,对社会的认识较韩、白更为贴切全面,在任期间本想施展一番自己的理想,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可惜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他的想法有一些从未实行,有一些即使实行了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