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光军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而农业，则是这个文明古代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经济支柱，农业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解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更侧重于农业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两产生的阶级关系的研究，而对于农业生产力的研究，注意面往往集中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方面。

众所周知，延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农业社会仍然维续着很传统的耕作方式，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是十分绘慢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衰退，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耕地面积的开拓与风调雨顺的自然年景。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侵扰，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对于水利的开发和利用，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延续而从未间断过。但是，中国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自解放以来被忽视了，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的水利史的深人研究，成果甚少。

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雨新、张建民先生合著的《明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农业史研究的这一缺憾，开拓性地对明情时期长江流域的几个水利热点区域作了深入剖析，令人读后收益良多。这部水利史专著共有34万字，全书分为七章，分别对太湖平原区、皖赣沿江滨湖区、鄂湘赣丘陵山地区、两湖平原、汉水中上游、成都平原以及滇池流域的农业水利作了专题性的分析。作者不仅注意到各个不同区域的蔑然地逸条件所引起的不同水利设施的修建，而且对于各区域农业水利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经济联系以及民间、官府在水利建设中所充当的角色，都较全面地作了描述。

作者对长江流域各地方志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了广泛钻研.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学术结论，先疑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善于从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的整体历史去把握一千多年来特别是明清以来长江水利开发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长江水利利用提供了颇高参考价值的历史借鉴，水利工程的建设，自古以来都是利中有弊，益弊相参，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工程的效益而减少其弊害，是衡量水利开发的最重要依据。

作者在书中，利用大量的篇幅，对水土资源开发、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经验等一系列的关票.作了详尽的阐述，例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明清之继承前代遗业，乃是在种种矛盾关系中瞒姗前进，其最复杂的矛盾为地主阶级霸占水利要害，置农业群众利益于不顾，当时长江水利的热潮为兴建好田、烧田以与江水争利。二，’’•围湖造田之风日盛，很多湖泊在地丰抢先占垦下湖面日益缩小，_以致最后全部被垦完，因而附近地区原先依靠湖水灌溉的稻田失去水源，甲遇天旱大灾，，即无法挽救。在地主垄断水域利益的形势下，贫民为生计不得不转向山区垦殖。他们阱手眠足，斩棘披荆，进入深山老林，垦山不止。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江南地区人口增加迅速，大量贫民在水源缺乏的条件下，在山区种植包谷、番薯等耐旱作物。

为了扩大耕种面积任意砍伐森林，有的纵火焚烧，除根务尽，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还因为如此，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的管理以救灾为中心任务，在清代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大小水患当在数百次乃至千次以上。长江下游富庶的太湖地区是洪涝重区，每当连旬大雨，山洪四处暴发，下游排泄不及，水患所及动辄十余州县。”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作者的笔下屡屡可见。甚至到了今天，人们对于长江流域水利开发与生态平衡的破坏问题亦依然是忧心憧憧，不敢等闲视之。再如对于长江流域水利建设中的泥沙淤积及其治理问题，作者也在书中的许多论述中给予高度的重视。

举滇池流域的水利为例，作者认为“明清时期较多地注意到泥沙淤积的后果而对而泥沙问题的前因注意不够，而泥沙问题产生的原因，正是根治泥沙问题的关键所在。当时谈到泥沙问题的产生，不过笼统地讲山的影响，……但并非山区一定水土流失严重，山区的自然、人文诸因素，环境与水土流失问题都紧密相关。”①在谈到江汉与洞庭湖平源的水利时，作者指出:“江汉与洞庭湖平源的洪涝灾害威胁至今犹存，水是流动的，治水不是孤立的，它涉及到广大的地区和复杂的条件，围湖造田与上游山区的垦辟及社会人口问题紧密相关，仅仅着眼于湖区，解决不了湖区的问题，局限于自然的水，根治不了水患。

一山青才能水秀，全流域的合理规划、水土兼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妥善解决人口问题，对于防止上下游、山区湖区的滥伐垦滥都具有重天的意义。”②这种深具远见的认识与综合治理的呼呼，是很好的历史总结，它对当前我国长江三峡举世瞩自的水利工程建设，具有+分现实的借鉴价值。最后，让人钦佩的是，本书作者之一的彭雨新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农业开发史专家，他对于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史，有许多重要论著问世，深具影响，但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张建民同志近年着手研究长江流域农业水利史的成果集结。……雨新年老衰颓，未能多参预写作，仅有旧作一篇，竟口列于篇首，益自觉汗颧耳。”老一辈史学家这种虚怀若谷、奖掖后进的可贵品德，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