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对声乐教学方法进行“科学性”建构，需要我们具有广博的人文科学眼光。就目前的学科体系建设情况来看，声乐学科建设可以说离“科学”二字有相当大的差距。声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只有在实践性的前提下，尊重声乐教学的客观规律，才能体现出“科学的方法”。任何想以科学性来取代人文性并悬置歌唱及其经验传统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声乐史上曾有过的“手治法”帮助打开喉咙和稳定喉结的例子即是最好的例证。

一味追求声乐的生理依据和心理依据，而撇开活生生的声乐实践于不顾，就有可能造成“人文性”的丧失而堕入“科学性”的窠臼。还是以打开喉咙为例：喉咙的打开与喉头的稳定沉着相参照，但喉咙的打开度和喉头下放的程度则要依据演唱者的声部、声线的宽窄和声音的流畅度来确定。对喉咙的打开和喉头的下放，任何量化和规定都是不可取的。不仅喉咙的打开与下放如此，即便气息、共鸣、音色等声乐的基本要素也需要教育者在尊重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前提下，充分体现个性与特色才能更好地遵循声乐艺术创造的规律。否则，所谓的科学性将变成对声乐正常发展的障碍和戕害。

客观地说，对于声乐教学的教学术语进行一定的规范和科学化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词概念的阐释与接受的问题。断章取义、言不及义、望文生义的过度与虚假的阐释都会使人误入歧途。在这里，声乐教学术语作为语词概念的确定性与它所表述的声乐内涵的丰富性构成一对矛盾。如果再加上声乐教学所具有的阶段性和由此带来的声乐教学的相对性，就会使我们对声乐教学术语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的追求更加困难。我们知道，光线在牛顿经典物理世界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量子物理世界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前者为直线，后者则弯曲。同样的道理，我们取a母音从c′唱到c3也会在腔体感觉上体会到很大的变化。对于这种母音音变的事实，如果没有实践的真切体会是难以真正领悟的。在这里，语词概念总会使人感觉到隔了一层。郭淑珍关于呼吸有“勾住底气”的精辟论述，“勾”字的准确与生动如果没有实践的依据，没有与郭先生的一段较长时间的“耳鬓厮磨”，是难以真正领悟的。黎信昌讲起音，常用“屏住了”来描述一些人的气息的僵紧状态，周小燕用“穿针引线”说声区过渡都是实践出真知的典型例证。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去体会它”。

对声乐教学的科学性把握，需要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考量：

一是要有科学的理念与方法。譬如沈湘先生谈对咽音认识时说：“咽音的概念，我个人理解，如果认为它是最基本的音响，是一个稳定的腔体唱出的非常自如松弛的声音，这就对了。如果理解错了，人为非要某个固定的音色，而这个固定的音色，在歌唱里边是不自然的音色的话，就肯定错了。”这里面就有一个科学的理念问题。同样是用手，北京国际声乐大赛期间，朱丽亚音乐学院的罗伯特·怀特先生用手来帮助学生放松面部和颈部的相关肌肉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就涉及到方法的科学问题。

二是要有科学的学科课程设置。这需要我们首先解决办学理念问题，近年来不管不顾的扩招造成的教学矛盾与质量下滑即为一例。这也反映出我们对艺术人才培养缺乏应有的认识。其次是课程设置问题，意识形态与泛化的素质教育理念联手的结果是非艺术类课程的泛滥，而相应的学科课程被排除在外。再次是对教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由于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问题缺乏合理的解读与探讨，学科评价标准难以建立，从而造成人们观念上的混乱。

三是要有相应的科学知识。譬如对发生肌理及相关生理解剖知识的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声音的轻机能与重机能以及声带振动的流体动力学原理。声乐研究的对象是有思想会思考的人，排除固步自封、自我封闭因素，他或她应该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对于某一个人来说，某种歌唱状态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是科学的，但过了这个阶段同样的方法和要求就会阻碍甚至束缚其发展。我们经常会看到怀揣真理的老师和诚惶诚恐的学生，老师所指是对的但不一定是切合实际的和有关键指导意义的，隔靴瘙痒和忘乎所以式的见解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对科学知识的了解可以使我们避免盲从，也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并提高我们的内省与自我感知的能力。

四是需要我们积极地利用已有的科学成果。收录机时代我们说“录音机是最好的老师”。现在多媒体技术可以使声像同步，这就为演唱者反复观摩提供了可能，也使声乐教学有了更立体的参照。因此现在要说多媒体录放机是最好的老师。另一方面，现在声乐演唱的环境和条件也被科学进步大大地改造了，电声扩放设备的运用，使人们对声音的追求较之前人来说应该也有了相应的变化。考虑到社会与大众音乐文化及各种不同层次的声乐教学，其教与学的侧重点和追求目标理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对“共鸣”的追求。

五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文化发展呈现出相反而又互为补益的趋势：一是声乐基本方法趋同，有所谓“世界声乐”（管谨义语）的可能；二是多元化的取向，个性与特色也会成为人们的追求。科学性与声乐方法有可能既绝对又相对。比如，人们大可不必要求宋祖英把声音竖起来（石惟正对宋祖英演唱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片尾曲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唱得更加圆润些；但要求戴玉强少一点颤抖或莫华伦克服一下撑挤则是正当合理的。

沈湘先生有句名言，“没有不科学的方法，只有不科学的人。”我们应该警惕“科学幻想症”，仿佛只要是符合了“科学”，就获得了当然的绝对正确（而他的“科学性”如果来源于向西方“乞灵”则更可怕）。还有，对于声乐科学来说，“科学依据”是否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作为人文艺术的声乐来说，答案是显见的。

对中国声乐的发展而言，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声乐的问题，而是用得好坏与深浅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以西方声乐为标准，但不可不以西方声乐为参照。我们对声乐教学的“科学性”考量，一定要在既遵循传统又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去拓展中国声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把握它特有的境界追求及对韵味的体悟和对特有的情感的认知方式。我们不能囿于传统的“甜、亮、水、脆、柔”或“声、情、字、味、表、养、相”，而要与“中华民族的崛起”这一个大的创造相吻合，丰富我们的民族声乐的审美创造。对“科学性”问题的认识有一点是要特别明确的：即我们不能陷于“科学主义”，从而使“人文精神”缺失甚或消遁。声乐教育的科学性不能离开人，因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看不到教育对象的特质及其丰富性，就根本没有科学性可言。

二、说到科学，有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分。按照自然科学的定义，科学主要指的是精确科学（如化学、物理等），他们可以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从观察到的事物凭借逻辑推理得出可验证的结论的推理方式和方法。很明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关科目是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称量的。但是，有些学科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参照的，比如经济学及教育科学的相关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声乐“科学”，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指的它的本义，而是引申义。

从广义的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科学具有三种形态：科学的知识形态、科学的技术形态和科学的文化形态。用科学的“三态”划分，我们可以把声乐科学（或歌唱学）也划分为知识形态、技术形态和文化形态。声乐科学的知识形态是声乐科学的基础，它包括声乐生理学、声乐心理学及声乐音响学等具有物理和生理特性的知识范畴。它是建立在传统科学基础之上的。声乐科学的技术形态则是声乐科学中历史最悠久的部分，可以说是声乐科学的本体或主体部分。它们因实践而产生，通过对知识形态的成果的不断吸收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声乐的文化形态是知识形态的形而上生成与转化，是“不同声乐流派在各自人文背景影响下形成的音乐审美传统、习惯、趣味、追求及价值取向。”③通过与社会文化思潮的互动与融合，它可以实现对知识形态的形而上超越，以声乐思想、声乐方法呈现出来，从更高的层面上去指导并升华技术形态，实现自己的价值。它是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在声乐上的反映和体现，透过它，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声乐追求、音乐风尚和审美品格与精神风貌。

注释：

①吴踊《高师声乐教学应运用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原载于《中国音乐教育》，2001年10月

②俞子正《声乐教学术语的科学性》，原载于《音乐与表演》，2001年4月

③朱小芸《创建“声乐教学试验室”刍议》，原载于《人民音乐》，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