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管理性别化教学的立足点

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在公共管理教学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的时候,首先应该注意结合中国国情:第一,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三,中国正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处于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之中。

首先,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我们开展公共管理性别化教学的指导原则。西方的女性主义公共管理理论发端于资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则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的妇女运动产生于推翻帝国主义的外来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革命过程中,追求男女平等依靠的理论指导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男性意识到,女性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必须解放女性,允许女性加入到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中来。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在反对外来侵略和阶级压迫的斗争中建立起了革命的友谊,所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阶级压迫和弱势群体的视野、从男性和女性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有两性合作的基础的角度来看待妇女解放则更符合我国国情。正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指出的,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是阶级压迫的一部分;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是她们彻底解放的唯一道路;各种形式的压迫都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孤立地看待妇女问题,妇女的彻底解放只有到了共产主义这一历史阶段才能实现。目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公共管理性别化教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其次,公共管理性别化教学离不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迈克尔·普罗瑟(MichaelProsser)说:“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主要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它是最深层的文化,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有价值观。”[1]中国文化培养出个体意识淡漠的天下理念,只有距离上的远近和关系上的亲疏,没有二元的对立,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互补、阴阳和谐共处的两性观也不同于西方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性别观。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的社会体系就像在水里投入一块石头所产生的状态,以同心圆形式出现,水波四延,伸展无限。这就淡化了“我”的绝对主体性,从本体上取消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2]。西方的价值观注重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无政府逻辑的主权意识讲究平等地位的个体之间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二元性竞争与共存。

李银河指出,中国的传统性别观念与西方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两性关系视为斗争关系,而中国人则长期以来把男女关系视为协调互补的关系。男女的性别角色分工和职业隔离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人们普遍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差异先验地决定了女性和男性的能力和特征,两性(应该)和谐共存,其差异正好互益互补。基于这种阴阳互补的观念,有学者提出建立一种“自愿均衡”,倡导基于性别的分工,因为“分工越明显越复杂,两性间的依赖性亦增大,其结果必然产生整合后的均衡态,这种均衡态是人类自愿选择的结果”[3]。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对于上述文化理念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因为它否认所谓男性与女性的截然两分,反对把某些特征归为“男性气质”,把另一些特征归为“女性气质”。因此,深信阴阳两分的中国人甚至比持二元对立性别观的西方人更难以接受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4]。

最后,随着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当代中国也正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转型正在加速,“中国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正在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正在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多样化社会转型,正在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5]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为中国公民广泛参与公共管理奠定了日趋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的公共管理历经政治导向型、经济发展型,逐步向公共服务导向型迈进。

“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势力,和我们毫不相干。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我们的政府就是我们自己。”[6]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为了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公共问题,增强回应和抵抗危机能力,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正在自觉地进行着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公众在与他们密切相关的、特殊事务上的参与程度正在稳步增长。这是中国女性参与公共管理的一个良好契机。李小江指出:“不仅要在社会历史范畴考察妇女的阶级属性,而且要在生理-心理学基础上考察两性差异,并力图在人类社会的本质运动中把握妇女的存在。[7]

二、公共管理性别化教学的基本内容

立足于以上的国情,公共管理性别化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公共管理学是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力量之一,要重视观察公共管理问题的多元视角,如性别视角,基于男女不平等的普遍事实,解决公共管理中的“妇女问题”,改变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各种权利。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男权中心社会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男性主导的趋向,从“男性原则”或“男性标准”出发,忽视了女性的空间存在和空间需求,在公共管理的发展中,也从未考虑女性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女性对自己的性别弱势地位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集体无意识”或“集体失语”,她们不愿或倦于表达女性的性别弱势地位,对于女性弱势地位与性别排斥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清晰的认知,认可男性的性别优势。社会性别分析揭示的是以往任何一种学说所忽略的问题,即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对于社会性别制度在各个文化中的产生、表现、发展、变化及其与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与其他等级如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的交叉关系等议题必须在各个国家中针对具体情况来深入具体研究,即本土化、情境化研究。

第二,是对所谓的公共管理学经典知识框架进行性别审视。充斥着男性霸权主义的公共管理学被装扮成“性别中立”的学科,掩饰了两性不平等的公共管理现实。我们要向后现代主义学习彻底的批判精神,需要在思考公共管理问题时要有反思自觉,注意公共管理学知识结构中内含的男性中心主义价值预设,要有对本学科的前提批判意识。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是有性别倾向的,存在于公共管理中的性别结构和文化公共管理理论上的性别歧视意识或性别盲视对两性的社会平等会产生深刻影响。学术上对男权的警觉要求我们对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进行重新建构。在公共管理学的一些中心议题上,如公共组织、公共领导、公共行政伦理、组织行为、公共管理史;在公共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上,如财政预算、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等方面,以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为前提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解剖所谓“中立”的学术中受社会性别影响的内容,包括揭露其中隐含着的社会性别因素,通过用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去解构和重建。

第三,是要努力发挥公共管理学对影响社会现实的建构能力,使其理论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保持着紧密而具体的联系。在解释社会时,应该充分注意到社会情境、文化背景、历史过程、价值判断的真实存在,理论的解释力是有时空边界的,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语境的理论。公共管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创造、超越时空的、抽象的“真理”,因此需要还原事物本来的面目,了解局部的、个别的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改变公共管理学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事物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现实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具备各自的性别优势,在公共管理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已经不满足于在私人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她们在公共领域中也开始产生决策的意愿与诉求,可中国公共管理话语和实践中的性别缺席还存在。公共管理性别化教学就是要指出,我们要了解这些无法在主流政治文化思想话语中发声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以及以此相伴的她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非主流化的话语;女性特质不仅不应该受到诋毁和排斥,而且完全有理由将它们提升到与男性特质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予以颂扬。以边缘人群的经验和价值观来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这对任何尚存男性知识霸权的地方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结语

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或教材中鲜有涉及性别问题的内容,甚至在当前一些教科书中,对男性认知方式和价值观的传播超过女性。要改变社会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首先要从学校教育抓起,提供社会性别敏感教材,提高教师的社会性别觉悟,培养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力争为男女学生提供同等的发展空间和选择机会。所以需要审查清理和修订现行教育政策和法规中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的内容,对教学大纲、教材进行检视与审查,使得传统课程的内容、主题得以扩大乃至重建。指出和修改传统课程内容中对女性和有关女性知识的扭曲与忽视,并在标榜为“客观性”的课程内容中强调对个人陈述的尊重、理解,在多元思想的指导下,将个体层面的经验纳入课程内容之中。麦金托什(McIntosh,P.)把课程历史的变革分为五个阶段。她认为,第一阶段是“没有女性的历史”;第二阶段是“历史中的女性”,其中女性是作为一个例外而存在;第三阶段是把历史中“女性作为问题”(WomanasProblem),这时开始考察女性排除于历史的障碍和结构;第四阶段是“女性的生活作为历史”,其中教育方法等级性减弱,审视了通过性别视角进行的知识建构;第五阶段是急剧的转型,以整体主义以及认知和联系的关联模式为基础[8]。大学课程通过这五个阶段的逐步转换,可以为消除知识领域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偏见提供有效的途径。